张蓉[1]2003年在《对中国建设银行在民用航空运输业营销策略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商业银行面临的市场竞争背景和态势正在呈现一个复杂多变、难以把握的新局面，同时也充满了机遇与挑战。谁的有效发展速度快、营销能力强、抢先占领国内优质的市场和客户，谁就将在竞争中拥有比较优势，占据主动和先机。 民航运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50多年的发展，国内民航业已具有较大产业规模，成为了银行拼抢的、能带来高额回报的高端客户。中国建设银行一直将民航业视为重点营销行业和金融产品创新的前沿阵地，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共谋发展。因此，本课题选定中国建设银行对民航运输业的营销策略为研究对象。在当前民航业改革重组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必将引起国有商业银行在民航业市场重新分割的背景下，全面、系统地研究对该行业的营销策略，无疑对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课题在认识、分析民航运输行业基本情况基础上，通过分析当前民航业的金融服务需求及中国建设银行民航业营销现状，提出建行为提高市场竟争力应进行的营销策略选择。本文正文部分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主要分析、研究民航业总体情况。从认识民航业定义及发展概况入手，着重分析了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民航重组后叁大航空集团的基本态势、重组的深远影响及重组后的市场竞争格局等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研究。第二章详细分析了当前航空公司类民航客户、机场类民航客户及其他类民航客户对商业银行金融服务的具体需求。第叁章通过剖析中国建设银行对中国民航业客户的营销现状，指出了目前建行民航业公司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第四章提出了建设银行当前对民航业的具体营销措施。首先是简要分析了客户银行价值，然后提出营销目标、产品策略、价格策略等选择，其中，对产品策略，即建设银行针对民航业客户金融需求可提供的针对性产品与服务进行了<WP=3>重点分析。本章还提出了在信贷营销过程中必须要关注行业风险，并逐一分析了该行业存在的种种经营风险和非经营性风险，本章最后对如何在实践中明确评价各类航空企业提出了建议。
胡洪斌[2]2011年在《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产业进入规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广谱现象。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发达国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相对不甚发达和完善的转型经济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都不同程度地对产业的进入或退出实施规制。在不断放松自然垄断产业进入规制的同时,产业进入条件规制则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其规制的标准和内容都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与此相反,现有的大多数关于产业进入规制的理论研究则散见于法学、产业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文献中,对其全面和系统的经济学专项研究并不多见。这与现实中产业进入规制的广谱实践形成了较大的反差。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其转型过程俨然就是一个产业进入规制的放松过程。他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不断进入和扩张,实现了资源从传统的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的新兴部门的再配置。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实践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的“产业进入规制”为特殊性前提,开始市场经济意义的产业进入规制；是一边完善市场机制、“制造”独立市场主体、塑造市场结构、建立竞争环境,一边进行产业进入规制改革的实践。这与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在产业进入规制源起和发展环境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他们在政治上存在一个相对有效的制衡机制,在经济上市场体系比较发达,规制对象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由此,在没有充分把握中国“特殊性”前提和整体发展的全貌,直接对某一产业的进入规制进行分析,往往会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认识差异,即使是做出了一般性的效率评价,也往往会由于模型变量的权重变动、数据获取的完整程度,或数据样本的时间跨度等因素,难以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本文对国内外产业进入规制相关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梳理研究,通过引入“ER-SCP”和“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特殊性和相应的规制环境,梳理和探究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整个动态演化过程,以此指出了中国产业进入规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产业进入规制的思路和政策措施。这对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认识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具有现实和借鉴意义。
乌兰其其格[3]2015年在《BR公司营销渠道管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的演变,产品的趋同性变强,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超乎常人的市场竞争力是制胜法宝。在风格迥异各显神通的资源优势中,营销渠道作为企业的一项无形资产脱颖而出,由于其短期内不可复制性和难以逾越,卓越的营销渠道已经成为企业趋之若鹜的长期战略部署。BR公司是博世集团的下属企业,自1978年进入中国市场,主要为传动与控制行业的高端工业客户提供技术领先的工业产品元件和系统解决方案。经过突飞猛进的发展阶段,目前公司的进入瓶颈阶段,业务停滞不前,公司的战略部署不能顺应目前飞速发展的市场变换,尤其在体现营销渠道方面,现有的营销渠道不能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与目前的市场需求不匹配,已经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降低了企业渠道的运作效率和盈利能力,因此解决企业目前营销渠道管理出现的问题已经刻不容缓。本文基于营销渠道的相关理论工具,以BR公司为研究样本,深入研究了BR公司营销渠道的现状,针对BR公司渠道成员存在的问题,例如渠道成员的准入,信用风险的管控营销,成员伙伴的激励以及渠道间冲突的缓解等,深入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据此提出了改进渠道成员选择标准,强化渠道冲突管理,建立渠道信用管理体系和建立合理的渠道成员激励制度。通过本篇论文的探讨分析,为企业的管理者在定夺营销渠道策略时提供依据,规范渠道伙伴的商业行为,强化企业营销渠道的聚合力和竞争力,提高企业渠道的日常运行效率,实现企业和渠道伙伴的和谐双赢。
范小新[4]2002年在《服务贸易发展史与自由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运用历史与理论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结合的方法，对服务贸易发展史与自由化进行了考察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策略选择。 如何对服务的概念予以界定，是经济理论界200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1977年霍尔成为给服务以明确定义的第一人。笔者在霍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交换中不发生所有权转移和无形性是服务的本质特征，而“生产和消费同时发生”和“不可储存性”，则是其“无形性”特征的派生特征。据此可以认为，服务业是生产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无形商品的产业部门的总称。服务贸易是指一国居民与另一国居民之间就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和无形的商品所进行的国际交易，而不管该交易发生于何地。服务贸易自由化，简而言之是指：为提高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为达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总体目标，各国在本国并促使他国减少直至消除妨碍服务贸易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的法规，建立和维护服务贸易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规则的过程。国际贸易的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服务贸易，只是在解释服务贸易时须对传统贸易理论做某些修正。 服务贸易的历史和货物贸易的历史一样漫长，它随着各国经济，特别是货物贸易的发展而发展。长期以来，它作为辅助货物贸易的补充性角色(在经济史文献中被称为“侍女”)，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把1970年以前的服务贸易分为萌芽时期、早期服务贸易时期和现代服务贸易时期叁个阶段。第一阶段(地理大发现以前)服务贸易的特点是零星发展，时断时续，对货物贸易的发展只起补充和辅助作用，不构成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第二阶段(地理大发现至1913年)服务贸易的特点是扩展迅速，在继续发挥补充作用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货物贸易的发展，并自19世纪初随着货物贸易自由化出现了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第叁阶段(一次大战到1970年)服务贸易的特点是，服务贸易在运输和通讯技术迅速进步的基础上更加有力地促进了货物贸易的发展；几乎所有国家都对重要的服务业(如电信、运输)实行高度管制或国家垄断；二战后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大发展为70年代后服务贸易的全球扩张和自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服务贸易的发展史证明，一个时期的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该时期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无论是货物贸易自由化还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主要都是由当时主要贸易国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而这些国家的国家利益又主要是由其国内居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 7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技术革命，许多国家对服务业管制的放松或解除，以及公司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并出现了从对内自由化向对外自由化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内自由化和对外自由化几乎同时展开。90年代，特别是1994年以后，对外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但总的来看，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水平还相当低，因此应遵循以下原则推进其自由化：在确保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对外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相互促进；确保重点；培育公平竞争环境与适度保护相结合；渐进与激进方式灵活运用等等。在以上原则基础上，应采取“积累比较优势，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等应对措施。 本论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通过对服务贸易相关概念和理论的回顾与评析，界定了本文的服务、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概念，笔者通过考察和分析，明确提出了国际贸易理论基本适用于服务贸易的观点。并通过引入国际政治学中的国家利益概念，对本文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界定。本章为全文分析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第二章通过系统的历史考察，基本理清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脉络，并尝试性地对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叁章对70年代以来服务贸易的发展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趋势进行了考察，对其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未来走势进行了预测。 第四章和第五章运用前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与历史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进行了案例解剖和实证研究。第四章通过对日本金融和电信服务自由化历程的考察，归纳出了其主要特点并对日本政府应对金融、电信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策略和经验进行了总结。第五章通过对印度软件业自由化案例的研究，意在探讨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成功的经验和面临的问题。 第六章通过考察中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其自由化历程，对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女就应采取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措施提出了建议。
王丽娅[5]2003年在《关于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仍然相对薄弱，尚难以满足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为此，需要对基础设施领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但至今为止，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投资基本上局限于政府财力，这就大大限制了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也制约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的发展仅靠政府资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扩大基础领域的投资必须与加快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不仅关系到基础领域自身的发展，而且还关系到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能否顺利建立和实现。十六届叁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将为民间资本投资基础领域提供更多的机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本文围绕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这一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文从理论角度阐述基础设施的内涵、特征及有效供给的实现方式：比较了西方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私有化改革的目的和方法；回顾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的演变过程；归纳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分析了民间资本进入基础领域的必要性、可行性及进入路径的选择；论证了民间资本在基础领域的投资范围及目前所面临的种种观念和体制上的障碍因素。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政府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领域中应发挥的作用，即统筹规划、制定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法制保障等等。 本文着重提出了以下观点：一是通过对西方国家基础设施领域私有化改革的比较分析得出，不同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有化改革的目的不同，决定了改革的方式方法的不同。但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各国之间又都具有共性，即改革的推进都是以法律框架为基础的。借鉴西方国家基础设施改革的经验，本文认为，我国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面临的背景较为复杂，各种问题、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因此改革的目标不能单一化，必须综合化、多管齐下，即既要减轻财政负担，又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还要改善基础设施服务质量，提高运营效率。为达到这样一个综合的目的，我国基础设施改革的方法只能是放松管制，让民间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二是在分析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私人产品投资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基础领域民间资本和政府资本投资范围划分的标准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应当从基础设施项目是否有收费机制(资金流入)，将基础设施项目区分为非经营性、准经营性和经营性项目，然后根据项目的属性决定项目的投资主体、运作模式、融资渠道及权益归属。叁是认为当前阻碍民间资本进入基础领域的，除了行业性障碍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技术障碍。为消除技术上的障碍，政府应建立为民间资本进入基础领域服务的机构——公私营合作中心，为民私营企业提供项目咨询、融资指导和代理服务，以提高民私营企业的竞争能力。 本文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践及拉动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参考文献：
[1]. 对中国建设银行在民用航空运输业营销策略的研究[D]. 张蓉.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2]. 中国产业进入规制的经济学分析[D]. 胡洪斌. 云南大学. 2011
[3]. BR公司营销渠道管理研究[D]. 乌兰其其格. 大连理工大学. 2015
[4]. 服务贸易发展史与自由化研究[D]. 范小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5]. 关于民间资本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研究[D]. 王丽娅. 厦门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