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军[1]2011年在《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文中提出叁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展开,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空前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打破,社会成员的身份被打破,社会流动性不断加强,新的社会分层和整合如滚滚红尘涌动在中国大地上。其中,中国工人阶级的结构变化尤其巨大、深刻,并且这种变化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整体演化和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工人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他们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注他们的社会命运,追踪其历史流变轨迹,探讨其未来可能的走向,构成我们今天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问题域和主要内容。然而,目前我国对现阶段工人阶级的总体研究却仍然相对薄弱,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十分缺乏。这种状况若不能得到改变,我们的理论研究和认识水平将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有悖于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更难以融入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来。正是抱持着这样一种现实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本文从梳理工人阶级基础理论出发,理清了关于阶级理论的两大理论渊源,回溯了从马克思到胡锦涛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观点；在此基础上,首先从整体上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新变化,着重阐述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轨迹、变化原因和变化特点；接着具体论述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变化状况；然后文章重点揭示了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影响；最后文章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郑重指出了我国工人阶级结构合理调整的方向、原则和政策取向。
马君伟[2]2004年在《当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工人阶级状况研究》文中认为企业是工人阶级的生长土壤，孕育着工人阶级的成长。国内企业从计划经济发展到股份制，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股份制形成后，企业新机制在各方面对工人阶级产生重要影响，使其从内到外都有了很大变化，与建国初及计划经济下的工人阶级有很大差别。本文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性质股份制企业员工和经理人员进行的大量调查访谈，对当代股份制企业中工人阶级做了一个详细而全面的描述。目的是通过透视股份制这个窗口来诠释当代工人阶级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全文分为五部分： 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中的重要概念、论文的写作意义、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创新方面。 第二部分详细分析了股份制企业的涵义及其历史发展、工人阶级从计划经济到股份制经济的历史变迁、把股份制和工人阶级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可能性及其重要意义。 第叁部分针对工人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一职业经理人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了经理人员的阶级性质及其在股份制企业中的发展状况。 第四部分针对工人阶级中另外一个阶层--普通企业职工进行了分析，阐述了普通职工在股份制企业中各方面的详细情况，例如股份制改革给企业中的普通职工带来的经济、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等。 论文最后研究了新时期股份制企业中工人阶级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股份制中工人阶级反思性比以前有所加强，工人阶级更注重利用企业中工会的职能，工人阶级更加注重对经济民主的追求。
高云飞[3]2012年在《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变动及相应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制度变迁的动因和动力均源于人们对利益的追求。利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正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而不断的追求利益，才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制度变迁，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纵观历史，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兴起、延续和变迁，皆归于人们的逐利行为。人们对一种社会制度的认同，归根到底就为了创造最大限度的实现和发展自己利益的良好空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旨，正是承认利益关系的这种普遍性，为人们寻求一种更有效满足个人利益需求，进而推动社会发展的制度形式。但是，市场化取向的国有企业改制在增加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对企业职工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机制发生了改变，引发了改制过程中职工的权益发生了变动，也导致了职工作为一个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向下流动趋势。本文首先对与权益相关的制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等理论观点及前人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分析，对我国建立在“身份制”、“单位制”为主要制度的传统权益理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缺陷以及对企业职工权益造成的影响进行了阐述。本文认为，传统的权益理论建立在脱离现实，追求浪漫主义的制度设计基础之上，追求普遍的绝对的平等。这种脱离现实的制度设计一方面表现出“单位制”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表现在经济体制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即计划经济对微观经济活动与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难以发挥有效的调节作用，引发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相互脱节；无法合理地调节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造成动力不足、效率低下等现象，最终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当人们意识到这种制度设计过于理想化和超前时，就必须要进行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回归现实主义基础。改革开放的核心就是国有企业改制，但国有企业改制并不是放弃原有的维护职工权益的理想，而是要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重建这个理想，这个理想就是国企改制过程中，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充分保障职工权益。在对传统权益理论深入剖析的同时，本文还主要对东北F市的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职工权益变动问题进行了历时8年（2003-2011）长时段的、3次集中性的实证调查。调查发现，尽管F市国有企业改制规范性逐渐提高，但8年中改制企业职工的权益仍然普遍受损，而且随着企业改制的不同阶段职工权益受损也出现了不同的特点。从职工权益受损范围来看，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呈现出普遍性的特点，职工的民主政治权益、经济补偿权、劳动就业权、劳动报酬权、劳动安全卫生权、社会保险福利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而且同其它地区的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问题相比更为普遍、复杂；从改制后的产权性质来看，相对于改制为国有独资、国有控股企业来讲，改制为私营企业的企业职工权益受损更为严重；从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的结果来看，F市改制企业职工已经作为一个庞大群体滑向社会底层，其中的4050失业、下岗人员虽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出劳动力市场，其就业问题看似不再成为改制企业职工的主要矛盾，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人的生存问题仍然面临困境。同时，8年前的3040人员现在过渡为4050人员，他们在企业改制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单纯依靠代际消化来解决这一问题值得思考；从改制企业职工的意识形态等心理层面来看，职工对企业的依赖心理明显弱化，维权意识逐渐增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传统产业工人经历的是一次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但是在这种阶级意识形态下职工维权后的效果不大，工会在其中的作用较为有限。造成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受损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制度资源、组织资源及个人资源五个层面进行了解释，并借鉴国外维护职工权益的相关经验提出解决途径。
吴波[4]2000年在《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一次新的尝试。20余年的改革走至今日，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阶级阶层问题已发展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为指导，在廓清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了各阶级阶层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势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以及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状况。 全文共分九个部分，包括前言和八章。 前言论述了阶级阶层问题之所以成为现阶段中国社会焦点问题之一的原因和本文写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第一章回顾了阶级理论的历史发展，重点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阶级理论。第二章论述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化的由来、整体特征，以及划分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标准，并以该标准廓清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第叁章和第四章两章对无产者各阶层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第五章介绍了中间阶层各阶层的基本特征。第六章论述了资产者各阶层的基本特征。第七章分析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在未来一段时期里的发展趋势和对逐个社会发展进程可能产生的影响。第八章论述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矛盾的原则，并阐发了关于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问题的几点思考。
彭闯[5]2014年在《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社会结构由单一向多元变迁,中国已经逐渐步入现代社会发展的高风险阶段。劳资关系在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风险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劳资关系相关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成为了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经济问题之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资本要素缺乏、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以及政策制度的倾斜等原因,使得劳资关系表现出明显的“资强劳弱”特征。这种劳资关系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形成的一体化的劳动关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企业和职工也有矛盾和冲突,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体制下,劳资关系主体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在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上不需要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制度设计。中国经济社会体制转型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使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凸显出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资双方开始作为独立的参与主体,基于所掌握的信息进行策略互动博弈。在要素结合的方式及产品分配比例上,双方可能存在着分歧,进而产生矛盾和冲突。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体制遗留问题、市场主体不到位问题、全球化跨国资本的冲击和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压力等相关问题使得“资强劳弱”的格局得以确立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样的过程中,劳资双方在契约关系的规则制定、乃至生产领域和分配领域等关涉利益博弈的各个方面的严重不对等,可能会使双方的冲突行为变得更加频繁,冲突升级并转化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风险,以至于影响社会的和谐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一种制度设计,协调劳资冲突,缓解劳资矛盾。而集体谈判制度作为协调劳资关系的有效方法正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从理论和实践上对集体谈判制度进行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劳资双方在上百年的斗争过程中,遵从现实双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逐渐产生完善了集体谈判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处理劳资纠纷最重要的手段。虽然中国的国情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政治体制、政府职能、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作为一个向着市场化积极推进的发展中国家,必定面临着与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共同规律,这一点在中国决策层和基层都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如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叁中全会中关于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述就是有力的证明。在协调劳资关系,平衡企业劳资力量,促进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公平上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和实践。本文的研究以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和工资理论为指导,借鉴其他西方劳资关系相关理论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经验,以现阶段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现状为依据,在国内外关于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劳资关系系统理论为分析工具,以集体谈判的构成要素为分析要件,建构理论分析框架,在研究过程中,就我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原因进行梳理,并就现阶段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改进与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在建构分析框架上尝试进行创新探索,将公共组织或个人作为第四方主体引入传统的劳资政叁方机制中进行分析研究。论文遵循“梳理理论—建构框架—实证分析—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设计了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研究的技术路线,确定了相关的研究内容,全文包含八章内容。第一章为导论。介绍本文的写作背景、研究内容、意义和目的,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同时对关键概念——劳资关系与劳动关系、工资集体协商与工资集体谈判进行了界定释义。第二章为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本章细致梳理了马克思及西方其他学者的劳资关系理论和工资理论等一系列相关理论和模型,对国内外集体谈判的研究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评述,对近年来国内外文献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也进行了评析,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文献的梳理研究,为本文的写作奠定基础。第叁章为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分析框架构建。本章通过分析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主体、内容、程序、结构、争议调解与仲裁、制约手段等构成要件,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本章是本文的创新点。其重点是针对我国劳资关系的特点和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具体实践,借鉴西方劳资关系理论,特别是邓洛普劳资关系系统理论,提出我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主体、社会环境、共同理念和规则的构建等分析框架。笔者在传统的“劳、资、政”叁方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劳、资、政、公共组织或个人”的“四方合作博弈”关系及运行规则的改进的创新研究。“四方合作博弈”关系是在“劳资政”关系的基础上,加入“公共组织或个人”的第四方合作性元素,同时改进运行规则,其目的是在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运行中,通过建立新的劳资关系的合作博弈机制,进而实现劳资关系和谐发展。第四章为国外工资集体谈判模式分析及借鉴。本章重点研究了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分别就其模式的具体内容、运行效果、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就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借鉴意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第五章为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发展历程、实践模式和绩效评价。本章全面梳理了中国建立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发展历程；研究了中国推行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地方模式,对不同模式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通过专门的调查统计,分析了四川省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实施效果和影响因素。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效果。第六章为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笔者利用劳资关系系统理论和集体行动等理论系统梳理了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分析了中国工会组织的独立性,代表性的问题、工人参与集体谈判行动的问题、政府在企业工资集体谈判问题上的认识和行为问题、资方在工资集体谈判中的行为问题、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相关法律法规的问题、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结构问题、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第四方调节机制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梳理和研究,为构建中国特色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奠定了基础。第七章为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对策分析及改进。本章从构建劳资关系的多元价值判断入手,从加强国家和地方立法,建立工资集体谈判的法律支撑体系、加强工会组织的代表性与独立性建设、通过选择性激励,促进工人参与集体行动、实现谈判的结构调整,加强雇主组织建设、加强信息披露,促进谈判的对等性、保障工会必要的集体行动权、引入第四方协调机制等方面系统提出了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的对策建议。这些建议在实践中有的具有一定的操作难度,但面对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劳资矛盾日益加剧的现实场景,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且稳妥地推进这些问题的解决。第八章为研究展望,本章作为结语部分,对未来可以研究的内容和领域做出阐述,包括工资集体谈判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机制创新。工资集体谈判制度作为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劳资关系的有效制度方法,在解决劳资冲突,协调劳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学习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克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将国外的成功经验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使集体谈判制度在中国的大地上开枝散叶,硕果累累。
吴清军[6]2007年在《国企改制与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文中认为本文通过对东北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案例分析,试图探索传统产业工人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单位走向劳动力市场的转型过程。在市场转型时期,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转型以及不同社会群体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处于这场历史变迁的进程中,传统产业工人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型。那么,我们该如何去认识传统产业工人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单位走向劳动力市场的变迁过程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引入了西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来做具体的解释。本文认为,随着劳动关系、工资制度、社会保障以及社会福利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传统产业工人经历了一次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之所以说市场转型时期传统产业工人处于阶级再形成的过程中,这是相对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阶级群体而言的。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已培育了一个有着特殊身份与地位的工人阶级群体,但是本文认为,在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群体中并没有出现劳资雇佣关系中资本-劳动对立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与认同被身份认同以及单位认同所取代。随着单位制与身份制逐渐解体,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以单位为组织、以先赋身份为划分等级原则的、高度组织化的传统产业工人群体在市场经济改革中逐渐解体,与此同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底层阶级。本文把他们称为“底层阶级”,除了他们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状态之外,更主要地是认为他们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并具备一定集体行动能力的群体。这种主体意识来源于传统产业工人在置换身份的过程中对两种权利与利益的认识。一是在单位体制下形成的权利与利益,另一是在置换身份时法律制度与社会政策赋予他们的权利与利益。所以本文认为,传统产业工人的群体认同与意识并非是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中产生的,而是来源于劳动过程之外的权利与利益被削弱与剥夺的过程。同时本文也指出,传统产业工人的阶级再形成只是体制转轨时期出现的阶段性现象,它的阶级特征并不具有代际传承性,以其为主体的城市底层阶级势必将随着单位制、身份制的解体以及国家法律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而逐渐走向消亡。
詹玲[7]2006年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农民工现象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产物，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任务。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特别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特别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立论依据。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九章和结束语。 导论部分主要阐明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介绍、评析了本课题研究的国内外现状，介绍了本论文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以及创新点，并说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第一章概述了农民工的基本内涵、历史追溯以及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本章主要有叁点：一是论述了本文所使用的农民工概念，并分析比较了与农民工相关的几个概念，以进一步深化对农民工概念的理解；二是论述了农民流动的历史过程以及农民工的出现和发展，指出“一定意义上说，一部农民工史就承载了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叁是分析了农民工问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同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实现党执政历史使命的战略任务，而农民工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二章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原因。一是深入分析了农民工出现、发展、流动的历史必然性，着重从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及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等方面进行论述；二是从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流出地、不同文化程度等方面对农民工的流动原因进行微观比较。 第叁章、第四章分别论述了农民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作用以及农民工问题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挑战。第叁章重点论述了农民工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指出农民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第四章从农民工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权益困境以及农民工所伴生的社会问题两个方面，着重探讨了农民工问题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带来的不和谐因素，分析了“没有体制的体制”是产生这些不和谐因素的根源。
王东昱[8]2012年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的工会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者和劳动力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劳动关系，我国的劳动关系在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影响后，正处于一种历史转型期，这种转型直接关系到劳动问题的产生和解决。劳动关系的现状已成为上至政府、下至百姓普遍关心的问题，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更牵涉到社会稳定。所有制的不同决定了劳动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也有所不同。劳动关系各方的权利、地位、相互关系及处理方式的调整，都不能规避转型期这个现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关系日益市场化、企业化、契约化、多元化，形成了政府、企业和劳动者的叁方利益格局。所有制结构和社会成分的变革催化出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也由此对代表不同利益诉求的群众团体等社会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同个人的单一力量相比，群众团体作为特定人群的重要代表，具有更强的话语权和表达机制。这其中，工会作为代表劳动者的群众团体，理应成为劳动关系的内在组成部分。“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工会在代表职工利益、调节劳动关系方面已经和将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会，很难建立起稳定的劳动关系。因此，在和谐劳动关系构建过程中，必须要充分、有效、及时地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劳动关系的有关要素特征的发展历程和现实表现基础上，对相关的环境背景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进而对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的作用发挥进行了阐述和探讨。本文认为，工会是劳动关系构成方中代表劳动者的重要力量，面对劳动关系的变化，工会必须充分把握劳动关系变化的深刻性和现实特征，才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措施，有效维护劳动者权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当今中国，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工会作为劳动者权益的代表，党和政府与劳动者之间的桥梁纽带的角色非常明确，但是还要看到国有企业和私营经济共存这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工会必须要适应过渡期和多元化的需要多方面的开展工作。围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一目标，工会工作内容可以按照工会角色定位的不同分为核心主导性工作和主体参与性工作。核心主导性工作直接关系到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主要包括：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制度的推行、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以及工会开展的互助互济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等。除了核心主导性工作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工会还要结合现实，发挥劳动者代言人的作用，积极参与到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开展的工作中。其参与性工作以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权益维护为重点，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工资分配、劳动就业、安全生产、社会保障等，一旦劳动者在这些领域的权益受损，劳动争议就不可避免。维护劳动权益需要政府、企业以及劳动者个人共同付出努力，政府要加强管理监督，企业要及时改变利润获得的模式，劳动者要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工会组织作为劳动者的代表，同时又是重要的社会力量，更要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到相关的工作中。面对新任务和新要求，工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还要及时转变工作内容、创新工作方法、发展工会理论，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迫切需要对工会“如何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承担起‘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的历史使命；如何转变工作模式适应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和劳动者结构的变化；如何适应社会多元化的发展需要；如何在国际工运事业发展中既适应全球化的需要又保持中国工会的特色”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发展创新。
李传柱[9]2001年在《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历史、挑战、对策》文中研究表明在当代中国，“稳定”一词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提及，各种新闻媒体、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党政干部等都不时地谈到它。“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中国的最高利益”、“中国不能乱”等论断，不仅妇孺皆知，而且已被广泛接受。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也作为我们党的一个基本方针，写进各种重要文献。那么，稳定在当代中国到底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来维护稳定的理论与实践有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可供总结，当前我国改革发展中的社会稳定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凡此种种，就是本论文所要着重回答的问题。 论文由导言和六章共七个部分组成，具体内容如下： 导言部分，主要回顾了近些年国内学术界有关稳定研究的基本情况、探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稳定概念的不同含义以及本论文所使用的稳定概念的基本含义，阐述了社会稳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提出了论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稳定的历史部分。该章由四节组成，第一节主要论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有关稳定的思想，并对这一思想及毛泽东维护中国社会稳定的实践进行了评价；第二节主要分析了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分析了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他对稳定重要性的认识、对稳定含义的理解等；第叁节主要研究了作为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的稳定思想，指出了他对毛泽东、邓小平稳定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第四节主要考察了当代中国也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我党维护社会稳定的实践。肯定了成就，指出了不足，并总结了经验。 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集中讨论了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稳定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挑战。 第二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变迁、阶级阶层关系变动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稳定所面临的挑战。第一节考察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发展与演变，指出了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变革的重大意义。第二节分析了由于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带来的当代中国阶级阶层关系的重大变动，以及由此变动而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 第叁章，主要从社会主义分配政策和分配关系变化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稳定所面临的挑战。第一节以详实的数据证明了当前我国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于桂兰[10]2007年在《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应用马克思主义劳动力价值理论,对中国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在文献综述基础上,给出了当代中国劳动力价值的基本构成要素,并界定了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叁种状态;第二章在大量事实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国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较低的基本判断,以及这种状态导致劳动力萎缩再生产的具体表现;第叁章从多个角度分析了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较低的原因;第四章研究了提高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社会经济效益,并用全国和12个典型省市的职工工资总额、平均工资与劳动争议数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低是造成全国和各省劳动争议数量迅速增加的原因,进而证明了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对和谐社会目标实现具有显着影响;第五章研究了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实现机制。本文的结论和建议是:政府保护机制是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的主导机制。以此为核心,建立和完善综合动态保护机制体系,是提高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程度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结构变化及其现实影响[D]. 刘海军. 大连海事大学. 2011
[2]. 当代中国股份制企业工人阶级状况研究[D]. 马君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3]. 改制企业职工权益变动及相应对策研究[D]. 高云飞. 吉林大学. 2012
[4]. 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D]. 吴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5]. 中国企业工资集体谈判关系研究[D]. 彭闯.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6]. 国企改制与传统产业工人的转型[D]. 吴清军. 清华大学. 2007
[7].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D]. 詹玲. 中共中央党校. 2006
[8].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的工会作用研究[D]. 王东昱. 东北师范大学. 2012
[9]. 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历史、挑战、对策[D]. 李传柱. 中共中央党校. 2001
[10]. 私营企业工人劳动力价值实现问题研究[D]. 于桂兰. 吉林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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