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郑伟[1]2014年在《论语文教学中的独立人格建构》文中提出随着多元化文化的发展,价值多元化已经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色,而价值多元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同时,国家的发展进步也需要大量的创造型人才,而要培养创造型人才,关键就在于要培养他们的独立人格。因此,培养学生的独立人格已经成为时代对学校教育的要求,而语文教育因其学科的特殊性,在这一方面具有着其很大的优势。一、语文学科在独立人格培养上的优势(一)人文内涵
栾贻爱[2]2003年在《论语文教学中的独立人格建构》文中提出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养成一定的人格。人格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人格观。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要求必须从传统的依附人格转变为独立人格。因此，教育中必须确立独立人格观。担负母语教育的语文学科作为最基础的学科也不例外。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反思我国目前语文教学中人格建构现状的基础上，剖析问题的根源，并对如何在语文教学改革中建构独立人格进行初步探讨。 论文由叁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独立人格的涵义。从对人格涵义的哲学界定入手，指出健康的独立人格应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识；独立的思考能力、价值判断能力及主体选择能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 第二部分，语文教学中建构独立人格的可能性和紧迫性。首先，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从本体论层面上阐述了语文学科在独立人格建构中的独特作用；其次，从语文教学目标、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学方式、语文教学评价四个方面反思了目前我国人格建构的现状，指出依附性人格观的存在主要是与传统文化和近代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有关。 第叁部分，在语文教学改革中建构独立人格。这一部分是本文的重心所在。主要从语文教学目标、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学方式和语文教学评价四个维度阐述了如何改革语文教学以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建构。
杨淑侠[3]2012年在《论语文教学中的独立人格构建》文中认为语文教学过程中应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以培养学生独立的人格为目标。教学的根本宗旨是培养一定的人格。要摒弃那种将学生物化的教学活动,坚定树立"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基于此,本文试图从阐述语文教学中人格构建必要性的基础上,剖析问题的根源,并对如何在语文教学改革中建构独立人格进行初步探讨。
郭萍[4]2016年在《张君劢自由观研究》文中认为自由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现代性诉求,必须接续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才能生根,因此,对儒家自由观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为此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他们的理论尽管没有彻底摆脱前现代的儒家思想与现代性的自由观念之间的紧张,但他们通过“返本开新”的路径而建构的儒家自由观,毕竟是一种最典型的样本。所以,要探索现代自由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对现代新儒家的自由观加以深入的剖析。在现代新儒家中,张君劢的自由观最具代表性。一方面,他在政治自由问题上见识高远,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了解、最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之一；另一方面,他倡导儒学复兴,继承发展宋明儒学而建构了“新宋学”,因此,他的自由观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与现代自由之间的关系。此外,张君劢作为现代新儒家较早的代表,其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路对后来的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范导作用,因此,通过剖析张君劢的自由观,可以以点带面地揭示出现代新儒家自由观的共同问题。基于学界既有的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本研究将立足于一种本源性的思想视域,对张君劢形下的政治自由观念和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进行剖析,通过检讨其自由观的思想视域问题,揭示出他的理论缺陷,最终尝试性地提出儒家自由观新开展的可能。具体内容展开如下：张君劢的自由观是在传统儒学遭遇到现代自由主义挑战的历史语境中诞生的。作为现代儒学对自由主义的一种积极回应,张君劢以其“中西合璧”的“新宋学”为理论依托,表达了他的自由观念,这意味着张君劢的自由观与其“新宋学”之间具有理论的同构性和观念的一致性,因此有必要先对新宋学做一番审视。“新宋学”是一套典型的“形上-形下”的结构理论。新宋学之形下学以践行儒家“仁义礼智”四德为主要内容,撑开知识论与道德论两个维度：知识论旨在阐明依靠个体理性才能获得知识,但同时知识论作为儒家的“智”德最终被纳入道德的范围；道德论是通过借鉴西方现代道德观念对儒家的“仁义礼”进行新解释,旨在强调个体为独立自主的道德主体,主张通过发展文教树立现代公民人格以修身,通过政制建构实现现代民主政治以立国。新宋学之形上学是通过继承阳明心学的先验“良知”本体,借鉴康德“实践理性”思想,提出“心”本体;同时强调以个体道德践履亲证“心”本体的实在性,由此建构唯实唯心的道德形上学,确立了道德个体的本体地位。与“新宋学”相应,张君劢的自由观也分为形下与形上两个层面。形下的政治自由观念以个体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平衡为实质内容,以个体为享有权利的价值主体,以国家为实际的权力主体。这种政治主体的二重性倾向,使得他的政治自由观念存在着张力：在个体权利方面,他强调自由权利是人权之核心,而且人人平等享有,不容国家或他人干涉；在国家权力方面,他虽然通过“叁民主义”表达“主权在民”的观念,但更强调国家统一行政对保障个体权利具有积极意义,进而主张个体必须遵从国家。由此,他一方面提出分权制衡的民主建制原则,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另一方面又以“第叁种民主”为立国之道,主张政治上实行“修正的民主”,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这种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倾向与其自由主义的立场形成了张力。尽管如此,他的政治自由观念并没有背离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而是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立场相一致的。上述政治自由中存在的张力根本上来自他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在其形上的本体自由观念中,张君劢以“精神自由”为核心范畴,力图为现代政治自由和民族国家建构确立形上根据。“精神自由”乃是“意志自由”和“良心自由”的一种统合：其中“意志自由”具有明显的西方哲学渊源,尤其与康德的“自由意志”思想密切相关；“良心自由”则体现着深厚的儒学根基,特别是与阳明“良知”观念具有直接的承袭关系。然而,康德哲学和阳明心学都是某种先验哲学,由此确立的绝对主体都是某种道德主体的预设,因此给出的本体自由乃是一种以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自由。这也就决定了“精神自由”的实质：一方面在本体论层面上确立起个体自由,而彰显出现代性特质；另一方面又以预设的道德观念消解了个体的本体地位,最终将国家视为先验道德的化身,为个体绝对服从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就是其政治自由之二重性倾向的理论根源。由此表明“精神自由”并不能真正完成对现代政治自由的奠基,反而实际地造成了张君劢思想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倾向。上述本体自由的理论缺陷,根本上是由于张君劢采取先验哲学的进路,将“精神自由”设置为不证自明的原初给予观念,由此蔽塞了自由观念的生活渊源。这实质已暴露出他的思想视域存在着根本的局限性,即缺乏“本源自由”的观念。所谓“本源自由”,乃是追问“主体及其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如果自由总是某种主体的自由,那就应当追问这种主体本身是怎样生成的。所以,“本源自由”其实是指的“自由的本源”,亦即一切自由主体、包括形上和形下的主体的渊源所在,这就是前主体性的存在、生活,以“让…”的方式指引着自由主体“自行”跃出。这就表明,“本源自由”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观念,但唯有通过对本源自由的追问,才能对自由问题有透彻的阐明。这就是说,本源自由对自由观念的建构具有原初意义：在共时性上,本源自由作为前主体性的存在观念,先行于任何主体性的存在者,因此成为一切自由主体的最初来源；在历时性上,本源自由作为敞开之境,不断敞显着新的可能,由此确立新的主体性,给出新的自由,这就从源头处决定了历时的自由观念具有不同的时代性。然而,由于张君劢缺乏本源自由的观念,因此他无法回答“自由何以可能”的问题,也无法真正从当下生活中确立新的主体、赢获新的自由,反而最终窒息了自由。同样,这种思想视域的局限性也是“新宋学”理论缺陷的根源。由于“新宋学”的“内圣”层面是通过“返本”、其实是回到宋明儒学而建构的一种“有本无源”的观念,因此难以彻底摆脱前现代的观念束缚,无法完成“内圣”层面的现代转化；而“新宋学”的“外王”层面虽有积极“开新”的一面,但由于得不到相应的本体论支撑,由此造成了“返本”与“开新”之间的断裂。通过对张君劢自由观的剖析,笔者认为,当代儒家自由观的建构,首先要突破“形上-形下”的传统思维模式,开启更为本源的思想视域。这就是说,要立足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批判继承传统儒学,同时批判借鉴西方自由主义,进而重建儒家的形上主体性、以展开儒家本体自由,同时重建儒家的形下主体性、以发展儒家政治自由。
赵燕[5]2016年在《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教育学的视角研究儿童文学教育还处于探索阶段,所以借鉴历史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梳理了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的发展线索,即从近代儿童文学教育早期独立性起步,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激进式发展,再到反思期和深化期。在这几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始终关注儿童文学教育问题,并以近40年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其发展历程。为此,本研究的目标是:首先以一部《教育杂志》期刊的起伏演变为缩影,从中获得有关儿童文学的地位与作用、教育价值、课程、教材、教法、教师等丰富的史料;然后以教育活动史的视角,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确立了学术视野下移、微观化的研究取向,探寻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为儿童文学教育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由此而形成的研究内容与论点如下:首先,通过对《教育杂志》在办刊过程中的历史评介,分析了《教育杂志》作为儿童文学教育发展一个典型缩影在中国近代教育历史中特殊的地位与作用,从而凸显出它以非官方的形式记录的历史资源,推动了儿童文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考察了《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主要对日本现代教育思潮、欧美进步主义儿童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近代儿童观的演变、各种课程、教材和教学法的推广等做了认真梳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从而形成全部研究的基本理论格调。其次,以《教育杂志》及其史料为基本来源,对儿童文学课程、教材、教法和师资等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一是在课程方面,分析《教育杂志》中公布的儿童文学的课程标准,掌握当时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儿童文学教育的相关政策导向,同时梳理了儿童文学课程分阶段的实施情况与争论经过,以《教育杂志》为窗口全面展现了官方和民众对儿童文学教育课程的关注点。二是20世纪二叁十年代,"儿童文学化"逐渐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语文教材的"儿童文学化"也引发了诸多论争。《教育杂志》以详实的史料忠实地记录了五次有关儿童文学教材论争的过程,认真审视这些争论观点,对现今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的比重问题亦有启示。叁是教育杂志》从民初、五四到国家本位时期,儿童文学教学法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国人通过大量的新式教学实验,摸索与寻找适宜于近代新教育发展的儿童文学教学方法,以此推动儿童文学理念在中国的深入开展。四是探讨了《教育杂志》中改善儿童文学教育的师资问题,具体措施有加强师培、制定俸给标准和优待条件以及改善教学环境和提升教师的修养等;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个案研究——以连载于《教育杂志》中的教育小说《倪焕之》为例,讨论了小学教师与儿童文学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最后,对《教育杂志》中儿童文学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进行了深入的追溯,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新"与"旧"的争论、渐进式的发展以及本体性的问题等,从而得出相关的历史观点是,教育传媒与儿童文学教育应形成了一种互动式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于洋[6]2014年在《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诉求》文中提出人是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人学,理解和反思人性是教育学研究的基础。文学名着和教育名着通常是反映人性、反映人的解放、反映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佳作。文学史研究、教育史研究也应体现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研究成果反映与体现的程度如何决定了其水准的高下。本文运用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和文化层次理论,试图走出纯理论和历史梳理的学院楼阁,抖落遮盖在文学作品上的历史尘土,揭开创世奇作《红楼梦》的教育面纱。“人性与青春”是贯穿本文的一条主线。《红楼梦》作为一部经世不朽的文学作品,是在宗法专制社会,年轻人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的一曲挽歌。从人性和教育的角度看,它实际上记录了一群青少年学习、生活和性格养成的过程,并在成长中表现出强烈的人性诉求。其中既有明清社会教育环境的投射,家庭教育管制的冲突与对抗,私塾应举的压力和思想闪光,更有社会交往中的切磋和自学成才,以及女子教育的丰富内容。明清社会的教育、成书作者的教育经历以及大观园中的教育共同构成了《红楼梦》的教育世界。本文试图在对《红楼梦》的教育世界阐述分析的基础上,探寻人性的压抑、反抗与复归,以达到人的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诉求。此外,本文在理论上强调文学作品与史料的关系,通过《红楼梦》与明清历史的互文对照,发现其可以成为“小说以证史”的又一例证。明清的学生生活离我们既远又近,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且不能复原的传统时代；但它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又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影可以追寻,“历史的探究,并不是要我们在过去事件中找到今日所需要的答案,而是使我们从过去因变的研究,学习到找寻今日答案的方法。”教育要满足个体的需要,特别是人对于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本性需要,这种本性的诉求在宗法专制社会受到压抑,在现代社会也会产生异化,找寻完成教育终极旨归的办法是教育进步发展的动力。导论部分,主要介绍本论文的选题缘起和立足点,探讨研究价值,通过相关概念界定、文献综述和分类研究方法为进一步研究做好理论准备。在理论支撑方面,参照马克思关于人性的哲学阐释,以及文化学研究的叁层次理论,并集中论述文学素材何以作为史料的观点。第一章《红楼梦》与明清社会教育形态《红楼梦》所反映的教育世界是明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教育状态,其家庭教育、义塾教育、社会交往教育以及当中呈现出来的正统教育观念、教育目标、内容、手段等都受到官学教育和科举制的影响,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折射和延伸。本章共分为叁节,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把握,进而论述受其影响和调控下的民间兴学,最后落脚到具体的贾府家族教育问题上。第二章贾府的家庭教育本章以整个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导向为背景,分析贾府老少两代人在家庭教育上的矛盾：在目标和内容上,读书是为应考做官还是陶冶性情、旁学杂收；在教育方式上,一曝十寒、苛责鞭笞、骄纵宠溺、釜底抽薪等多种手段相互抵牾,使教育合力发生内耗：正统教育思想与自由个性的求知诉求发生冲突。第叁章科举下的义塾教育在明清科举选官刺激和民间兴学的影响下,贾府在宗族内部兴办了一所带有公益性质的私塾。本章主要对该义塾的性质、学制、课程和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方式,以及师生生活进行整体透视,其中也包含了在科举目标的指引下,作者和《红楼梦》中人的科举百态,并触及儒学和八股的历史嬗变问题,进而分析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异质性。第四章贵族男子的社交路线与交往活动通过对贾府重点培养对象贾宝玉的社交路线分析,揭示在培养孩子社会交往能力方面,贾府家长的“家国本位”目的倾向与孩子向往自由选择、无差别等级之分的“个人本位”倾向的对立。第五章贾府的女子教育在女子教育方面,贾府是明清时期女子文化教育与道德教育矛盾论战的缩影和典型。然而,作者通过女子自发组织的丰富多彩的文学游戏,及香菱学诗和黛玉教诗等自学成才、交往熏陶的学习效果,有力地反证并歌颂了在自由成长条件下,女子超群的艺术才华。第六章从器物层面看明清与贾府教育本章包括两部分,通过教学设施和学习器物展现明清时期私塾的教学内容与教育环境；通过教学管理和后勤保障器物,集中反映明清义塾的管理规制,及其公益性的特点。结语部分,在马克思关于“复归人的本性”理论基础上,重点分析与《红楼梦》所处的时代相对应的“人的依附”阶段,个体对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诉求,主要从当时的教育背景、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等几个方面的冲突加以独立分析,并进一步对教育满足人的本性需要做了几点思考。
张自慧[7]2006年在《礼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素称“礼仪之邦”。礼文化是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文化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关系密切，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上世纪80年代，随着新一轮文化热、儒学热的兴起，礼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时期。不同领域的人文学者从各自的学术背景出发，分别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或语言学等角度对礼文化进行探析，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就成果内容看，单一领域、具体问题的研究较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研究较少，尤其对礼文化所蕴涵的人文精神的探讨更为罕见。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着重对礼文化的人文精神及其价值试作探讨。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对礼文化的研究： (一)礼的起源与地位。本文认为，用学术研究的价值标准判断，礼之起源应是礼发生的根源而非礼最早从哪里开始。本文由礼包括礼仪和礼义两方面内容的分析入手，得出结论：礼源于人类理性对情感和欲望的适度合宜的规范。本文基于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根本特征，提出了“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观点。 (二)礼的嬗变与本质。本文沿着礼嬗变的轨迹，归纳出礼的嬗变规律，认为礼在嬗变过程中遵循宗法等级原则、人性原则、理性原则、功利原则和适度原则。同时，本文探讨了礼的本质。有别于以往许多研究中将礼的本质与礼的定义、功能、特点混为一谈的现象，本文对它们作了严格的区分，认为礼的本质表现在四个方面——义、理、敬、信。 (叁)礼文化的人文精神。本文认为中国礼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以人之文化存在为本，着重通过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恰当把握来化成天下的一种文化精神。同时本文分析了礼学与人学的关系。本文认为礼学本质上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礼学的根本特质；礼文化涉及到人的本质、人性、人格尊严、人的价值、人的理想以及人的生死与自由等问题，礼学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揭示了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本文认为礼文化的人文精神包括：倡导“以人为本”，关注自我与人生；尊重人性和人情，重视生命价值；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塑造独立的君子人格；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 (四)礼文化的价值及其反思。本文针对历史上对传统文化非理性的思维
孙华泽[8]2014年在《晚清民初“现代文学教育”的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下半叶，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通过船舰、火炮的方式输入中国。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体系的质疑中动摇了“忠君”“尊孔”的教育理念。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现代文学教育”应运而生，并且见证了昔日封建制度的衰落与新生政权的确立。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现代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教育制度的革新与发展，同时也是文学告别封建传统，开启具有现代性的学术机制、社会实践、文学思想、研究价值的重要过程。本文研究的“现代文学教育”是兼具现代学科性质、教育意义的审美认识活动。它是现代性发生的历史产物，藉由晚清民初中国社会巨大变动的时代，成就了“泛文学”教育走向“文学科”的多种知识结构与课程形态。一批批知识分子在内外交困的历史语境下，进一步拉近了文学与国家、民族、社会的关联，并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思想碰撞中开启了思想解放、人格培养的现代性重构。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教育制度、课程形态、文学思潮的研究，试图为“现代文学教育”由酝酿到发生，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并以此审视现代性、文学教育、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关系。具体为：首先，考察晚清时期与文学教育现代性萌发的相关历史事件。其次，综合影响文学教育发展的，如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元素，分析这些元素与学科性质、课程形态、知识结构、价值诉求的关系。此外，整理“现代文学教育”对思想、文化、社会的再生产价值，从而对今天的文学科建设提供有益参考。本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现状与意义。第一部分，阐述“现代文学教育”的基本内涵与特征。主要表明这种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教育是晚清民初时期教育语境内的一种审美认识活动，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并且受到了国家性质、社会结构、文化心理、民族传统等因素的影响。第二部分，描述“现代文学教育”走入人们视野的历史背景。晚清“西学”的入侵，传统文化价值观受到了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古代以经史子集、八股习文为主的“泛文学”教育受到内外的多重质疑。这种质疑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通过兴新学、发展出版事业、知识分子的探索、制度学术的革新等，为“文学科”的独立，白话俗语、主权意识的普及提供了适宜空间，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教育实践拉开了帷幕。第叁部分，描述了民初以来历经全国性的教育制度改革之后，“现代文学教育”的基本形态。总体来说，一方面体现在文学教科书的编写上，另一方面在教育内容上表现为古典与现代的并存。这一阶段的“现代文学教育”出现了系统的白话内容与知情结合的教育意义。第四部分，是对“现代文学教育”精深化发展的考察。由于北京作为晚清民初政治、文化发展的重心，它是传统与现代多元思想矛盾与统一的集合。因而，以文学课程形态为线索，考察了北京诸多高等教育机构的文学系建设。这些院系中聚集了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周作人等大批文人学者，他们的研究成为了文学教育现代性发生的重要动力。这群知识分子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现实窘迫，立足于文学的实用性与文学性，试图通过文学“增人感”的特性，提高国民的智识，培养全新的人格。第五部分，分析“现代文学教育”的再生产价值。通过对帝制末与世纪初知识分子心理的分析，以及他们对现代性经验获得的考量，阐释“现代文学教育”的内向与外化的两种功能诉求。结语部分，重点讨论“现代文学教育”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经验与价值，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反思。
郭丽[9]2012年在《唐代教育与文学》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着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第叁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伦理，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中央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叁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叁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着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妓女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着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叁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杨冰[10]2010年在《回眸与超越——先秦时期原创性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大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自然相关联的生态文明。原创性教育思想作为教育文化的原生态之一,属于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支脉,关系到文化发展和创新,关系到民族精神素质的养成和发展。中国古代教育蓬勃发展,是世界上先驱教育大国之一。其原创性教育思想自周秦以来,不断创新刷新原状原貌。当今世界,以孔子学院为载体,民族原创教育思想走向地球的各个角落,孔子的精神生命仍在熠熠生辉,与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亲和地对话。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文化创新发展迷路造成民族文化乃至民族精神支柱的摇晃,民族文化的自我迷失。在这样一种情势下,近年来,儒家文化新的勃兴,其中,原创性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日益活跃。一个民族的教育文化有历史的源头活水,研究先秦时期原创性教育思想,其旨在此。当下中国大陆教育文化的发展面临的创新困境。问题虽然不能说积重难返,但前面的路障颇多,需要艰辛努力才能重新开创教育发展新局面。鉴于教育理论的大面积“失语”,教育理论原创的热切呼吁,以及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的紧迫期求等等问题,驱使了本文民族教育文化的史学思考。本研究期望回到原点,回到最初,回到先秦时期,这个我国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这个学术自由和勃兴、原创精神奔腾和张扬的时代。这并非复古,亦非主张泥古不化,而是从源头上找寻中国教育面向未来、面向世界发展的新路。我们知道,中国先秦时期产生的“轴心期的创造品”——原创思想学说,构成了“源”头活水,其后的思想学说不断在继承发展,创新成为每一历史时段的“流”,成为下一历史时段的“源”,作为历史积淀,共同汇入各自文化、文明的历史长河,共同构成各自文化的历史、传统或精神内核。原创文化的价值正是为在文化雾障迷失方向的现代文明重新提供精神的力量支撑、推进动力和智慧繁兴的源泉。在追本溯源的基础上,跨越藩篱,超越现在,在回归原典的基础上,有所传承,有所突破;在历史的积淀上伴随着现代的思考,再次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学术生命价值进行体悟和重新认识,进行冷静、客观的思考,并探索和考察其规律性。本人期冀,通过此次对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轴心时代”——先秦时期的原创成果再次回眸和汲养,可以对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理论创新发展投放一点力量,为此一课题的战略性研究加入一点鲜活成果,略尽绵薄。第一章是本研究的“基点”部分,即对原创性教育思想的内涵与标准的简约阐发。主要界定与研究相关的概念,如原创、创新、教育思想等,同时对原创性教育思想的内涵进行科学的界定,对其评定标准做科学的说明,原创性教育思想的标准应该是:原点性、创造性、独特性、导引性和实践性,这五位一体统一结合,缺一不可。第二章是本研究的“本论”部分,即回归先秦,对先秦时期的原创性教育思想按照一定的分类,即原创性教育观点、原创性教育学说、原创性教学原则思想和原创性教育教学管理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钩沉,试图呈现出先秦时期原创性教育思想的概貌。同时,进行以世界为空间参照系横向比较,对同“时”、不同“空”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原创性教育思想做要领式述析。第叁章是本研究的“追因”部分,即在回眸先秦时期原创性教育思想之呈现情况的基础上,对其生成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横纵交错的维度分析其内在规律性,横向上,首先从学术环境的角度进行对原创性教育思想生成规律的总结。其一从社会大背景即古代原创性教育思想产生的时势特征来分析其生成规律,指出“时移势易,革故鼎新”的社会大环境为原创性教育思想的创生提供了有利环境;其二从学术研究的小环境即考察其所在的文化氛围和古代原创性教育思想的原创者们的师承门派或其所属学派的争鸣与融合情况来分析原创性教育思想的产生情况,指明“学术自由,思想跃动”促进推动其创生;其次从学术主体个人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人格独立,知行结合”是其主体觉醒,创生原创的根源。纵向上,对原创性教育思想的历史纵贯性进行梳理。通过上述维度的分析,试图总结归纳出原创性教育思想的生成规律。第四章是本研究的“流变”部分,即以先秦时期的原创性教育思想之“源”,后世继承的思想学说为“流”,上一历史时段之流又为下一历史时段之源,从这种文化源流的不断往复交替,分析梳理原创性教育思想后世的继承、发展、创新,以此来考察原创性教育思想的流变和影响。第五章是本研究的“反思”部分,即在上述四章的历史考察基础上,观照当代,反思原创性教育理论因何缺失,又因何可能再创辉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先秦时期的原创性教育思想的意义与价值进行科学的评价,在阐释其自身价值的同时,把握其生成规律,为新世纪中国原创性教育理论及其学术门派的生成提供富有世界文明和中华文明发展当地价值的参照和启示。
参考文献：
[1]. 论语文教学中的独立人格建构[J]. 张郑伟. 语数外学习(高中语文教学). 2014
[2]. 论语文教学中的独立人格建构[D]. 栾贻爱. 东北师范大学. 2003
[3]. 论语文教学中的独立人格构建[J]. 杨淑侠. 课外语文. 2012
[4]. 张君劢自由观研究[D]. 郭萍. 山东大学. 2016
[5]. 清末民国时期儿童文学教育学术史研究[D]. 赵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6
[6]. 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诉求[D]. 于洋.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7]. 礼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价值研究[D]. 张自慧. 郑州大学. 2006
[8]. 晚清民初“现代文学教育”的发生[D]. 孙华泽.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9]. 唐代教育与文学[D]. 郭丽. 南开大学. 2012
[10]. 回眸与超越——先秦时期原创性教育思想研究[D]. 杨冰.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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