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春兰[1]2003年在《政治文学中的女性世界》文中研究说明大批出现的女性形象是解放区文学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它体现了作为政治文学的解放区文学独特的审美和认识价值。 解放区作家首先关注的是农村底层女性的悲剧命运，除展示女性所受阶级压迫外，还致力于从纵深层次揭示农村女性所受的封建伦理道德压迫，进而从文化习俗方面揭示女性的苦难史，体现了政治文学在女性问题上的深刻性。 女性解放是解放区作家关注的又一问题，它体现在两种模式上：出走模式和改造模式。出走模式是对五四时女性解放问题的继承，而改造模式又分为改造自己和改造家庭。 政治文学强大的政治功利性使解放区文学中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女性意识被遮蔽的问题。女性解放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阶级解放的隐喻，而作家们刻意描绘的女性美成了特殊年代的道德资源。 基于此，我们无法否认解放区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审美功能，当然也不能否认其明显的局限性。
杨丽丽[2]2011年在《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叙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国内掀起了一股研究解放区文学的热潮,但是关于解放区文学中女性叙事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试图探讨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叙事的研究现状、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叙事的模式与特点、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叙事呈现出的性别视角对叙事的影响、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叙事呈现出的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更好地了解解放区文学女性叙事的规律,及影响女性叙事特点的因素,可以更深入地领会这一特定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女性的生存处境、性别关系。由于叙事者通常采用四种固有的叙事模式,这也就使得解放区文学中女性的形象单一而又呆板。在爱情叙事中,他们反抗封建婚姻,将爱情升华到革命的高度,回避了爱情细节的描写,压抑人性达到了性的缺失;在成长叙事中,叙述者们选择年轻未曾生育的女性作为自我觉醒的主人公,选择四五十岁的妇人作为被迫成长的典型代表,还塑造一批批“公家人”指导下成长的女性;在政治叙事中,他们时常将新旧社会、新旧人物进行对比,将女性气质、性格固定化从而变成了一个叙事工具,有时甚至将女性雄强化到了有违常理的地步;在革命叙事中,女作家出于自身的原因更为关注民族战争与女性的生存状态,男性更多的是把女性的生存状态当成反封建反压迫的叙事工具,叙述者期望的女性解放也只是身体上的解放而并不包括心理解放。这一切结果的出现,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渊源。在对叙事视角进行研究时我发现,不管是男作家还是女作家都乐于采用同自身性别相符的叙事视角,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在一些作品中运用了跨性别视角进行叙述。在人称的选择上,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大多不敢采用第一人称用双重视角进行叙述,退而求其次的选择第叁人称叙事。不管是男性视角还是女性视角,他们笔下的女性都有着对于解放的渴望,但是男性作家大多把女性解放视为社会整体解放的一部分,而女性作家则更为关注女性的个人解放,这就是使得女作家在叙事时为女性保留了较多的空间和选择余地。在话语、性别与权威的关系中,为了控制权威,作家们在叙事时还运用了一些叙述手段。由于自信的缺乏,女作家在叙事时偏向于采用男性身份作为自己的合法身份。男作家也在不断的运用叙事策略来压制女性权威,最终使之成为了男性权威的附庸。在男性叙事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双面夹击下,女性话语被迫从活跃走向沉默,最终只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参考文献：
[1]. 政治文学中的女性世界[D]. 冯春兰.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解放区文学中的女性叙事[D]. 杨丽丽. 延安大学.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