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葆华[1]2003年在《都市里的乡下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沈从文小说表现出的城乡对峙的整体格局以及对乡下人和城里人不同的情感取向，源于他独特的身世经历和都市挫折所带来的文化自卑。而当他为这种自卑的苦闷折磨得苦不堪言时，他的乡村生活经验和恋乡的心理原型又为他铺好了退路，使他苦楚的灵魂在精神还乡的“白日梦”中得以栖居和安抚。最终，他通过都市嘲讽和乡村抒情的方式实现了对这种自卑感的超越，确立了乡村文化的优越感，并在超越的过程中触及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的“天人合一”理想社会的原型，因此震撼了人们的灵魂，使其作品获得了不朽的艺术魅力。
杨未[2]2011年在《沈从文创作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探究》文中认为长久以来,沈从文的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一直是困惑其自身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问题。当代批评界对此的观点莫衷一是。他一直自诩为“乡下人”,以湘西作为自己的生命支柱和精神的栖息地,但他又非纯粹的乡下人。透过乡土湘西的表层结构,我们恰恰看到沈从文的精神追求:既有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认知;又寄托了寻根认祖的归属意识;还有追求生命的升华和文化重造、民族重塑的理想;以及通过边城湘西的描写传达出对理想文学的建造。从沈从文的精神追求探寻开去,将其置于广阔的文化和文学史背景下考察,运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学、尼采的悲剧哲学以及文化史、文化身份理论的方法,借助文本细读和比较分析,对沈从文的创作心理进行梳理,探究其复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及其在创作中的相应表现。第一部分,引言。概述国内外沈从文研究相关背景和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意义与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城乡文化价值取向。论述沈从文在湘西文化和都市文化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建构以及他对城乡二元文化对立格局的超越。第叁部分,多元文化身份的体现。作为本文的重点着重论述沈从文文化身份的嬗变及其表现以及对文学创作活动产生的影响。第四部分,不同文化立场的坚守。分别从京派、海派论争中体现的“五四”文化精神和民主主义政治立场的坚守来探究沈从文与左翼文学疏离与契合下的文化立场的表现。最后为结语,沈从文的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是复杂变化的,具有不确定性,它们即非完全的孤立存在,也非必然的对应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作用于创作主体,使得主体呈现出复杂的文学创作状态。
周虹[3]2011年在《论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边缘化书写》文中研究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浪潮,中国的知识分子为了拯救国家于危亡之际,启蒙国民大众,纷纷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为利器,以西方的“视点”来看待一切。在文化上,他们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文化,决绝地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当大多数人追捧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候,当他们都朝着一切向前看的时候,沈从文却是一个“另类”。他把目光投向了那充满了生命气息的前现代文明,执拗地以一个“乡下人”的眼光,看到了现代文明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性的失落,看到了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异化的人性现象。沈从文执意以“乡下人”的身份言说,这种“乡下人”的自我定位,实际上表明了沈从文已经选择了一个立于现代都市文明边缘的独特视角。因此,他用一种边缘人的视角和心态看待都市,对都市人生进行了一种边缘化的书写。沈从文以自己在都市的多年生活体验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文明冲击下的都市生活情景,并以自己的都市作品为切入点来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影响,从而表现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和反思意识。本文主要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来梳理沈从文都市创作边缘心态和边缘视角的形成,阐述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另类书写,挖掘他都市创作深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对于全面理解沈从文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全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从他对都市描绘的现象中所表现出来的都市边缘化内容去探讨他都市创作的边缘性。第二部分主要是从“都市中的乡下人”这一角度来分析沈从文边缘视角和边缘心态的形成过程,阐述沈从文为什么会对都市进行边缘化书写的成因。第叁部分主要是通过分析他对现代性的另一种反思和对理想人性的追求,进一步探讨他的的这种都市“边缘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在结语中对沈从文都市文学创作的超前性进行分析,同时进一步肯定他都市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曾婷[4]2016年在《主题·人物·叙事—沈从文与贾平凹都市小说创作比较》文中研究表明沈从文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贾平凹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二人笔耕不辍,着作等身,都是现当代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大家。二人笔下的“湘西”与“商州”已经超越其现实的含义,成为了乡土小说中独一无二、极具特色的文化地域,与之相对应的“都市”世界也是特色鲜明。通过对二人的都市小说进行比较阅读,发现二人的都市小说在主题、人物、叙事等方面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从小说主题看,由于二人的生活经历相似,文学理念也有重合之处,二人都在乡土度过了少年时光,又都是“乡下人进城”,并且长期生活在都市,却一直怀念那片古老而淳朴的土地,将自己定位于“乡下人”,因此二人都对都市文明进行反思批判,在对待现代化的态度方面,沈从文显得更加感性,对都市文明的负面进行了全面批判,而贾平凹则较为理性,他既看到了都市中自然人性的缺失,也明白现代化的都市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次,从人物描写看,二人着重塑造了叁类主要人物形象：即作为都市文化主角的知识分子形象、众多各具特色的都市女性形象、在都市中挣扎的底层人物形象,并从“人性”的角度对都市人物进行了审视和探索,沈从文采用的是“管中窥豹”式的人物描写方式,而贾平凹则使用的是全景展现式的人物描写。最后,从叙述视角与风格上看,二人都主要采用了以第叁人称叙述为主的视角,也有第一人称叙述,其中沈从文部分都市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具有自传色彩。而就都市叙事风格而言,沈从文都市小说呈现出喜剧化,而贾平凹都市小说则凸显出神秘性。
辛世民[5]2003年在《湘西情结与都市文明的碰撞》文中提出沈从文是我国颇有争议的一位现代作家，在20多年的创作生涯里，他写作了大量内容复杂的小说。对于其本人小说和创作上的观点，曾经在历史上引起了些争论。沈从文一贯自称为“乡下人”，其“乡下人”心态的形成及至于根深蒂固，对于小说创作的积极意义在于：“乡下人”心态不仅促成了他富有个性的题材领域和艺术思维的形成，而且使他触及到对生命原型的深层次的思考，使得其小说具有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田园牧歌”的美学风格。这种“田园牧歌”背后的“乡下人”心态的自觉追求，是作者自身在都市生存尴尬的写照，所以就不可避免地会与现代大都市文明有了碰撞。在碰撞的对立中，沈从文的小说开始了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呈现出其对文化心理选择上的重新判断。 沈从文小说中对湘西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叙述，一方面试图表达出作者对湘西美好原始生活的向往，建造起人性的“希腊神庙”，烛照出生命意识的光辉，在感性的“天堂”里，抒写了湘西人“以爱为前提”存在条件的生活样式和记忆中的“甜蜜拍打”。另一方面，作者为“高等人”和“从泥淖中难以脱出”的沉沦者“造一面镜子”，表达出作者对现代大都市“文明人”人性扭曲与变异的生活于欺骗和虚无中的批判，同时对其创作缺憾进行了评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沈从文在小说中所极力表现的是原始形态的湘西世界，是一个具有未经现代文明玷污的自然人性的湘西，是现代知识者心中静态的湘西，而只有现代都市的生活是现实的，是让人可恶的。小说的两相对照，完成了一个都市里的“乡下人”面对现实生活时无奈的选择。这就是，历尽艰辛的沈从文，既要摆脱现代都市的种种束缚，同时又只能靠沉浸于美好的湘西生活来“解渴”。本文以沈从文的小说文本为纲，试图从其自身生活的经历、道德情感与艺术的执着和生命的认同叁方面因素，解释出其在对待湘西文化和都市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形态上心理选择上的坚守与退却。
张双昊[6]2007年在《超越城乡间隔的深沟，引起人生向上的憧憬》文中提出沈从文都市小说创作,有着它深刻的文化心理和都市空间背景。沈从文都市小说的创作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周期特点。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观照都市,这表明了“他最现实的热情:人性批判和更广泛的文化批判的热情。”[1]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不仅仅作为湘西小说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在大量的都市小说的文本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都市文化的复杂情感走向,即:决然的反都市文化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可忽略的是:对都市文化进步性的一面的思考,也会隐蔽出现在都市小说文本中。这就说明了都市小说的创作在构筑一个恶的世界同时,更加强调了都市人如何在人格上进行“生命的重造”,即都市文化里如何注入有活力的积极文化因子进而实现对现实世界的重构意图。这种对都市文化审视的视角由于历史理性的缺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都市文本中。对沈从文都市小说的关注是认识和理解沈从文创作心态和创作走向一个切入点。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部分探讨沈从文都市小说创作:第一部分:都市小说创作的契机:空间环境背景和文化心理背景第二部分:都市小说创作的生命周期:初期、发展期、成熟期、停滞期第叁部分:都市小说文本中反都市文化的情感走向:对都市文化的完全的拒绝,想消融于都市又排斥都市文化的矛盾心理。在这种矛盾心理中,着重说明对都市文化的完全拒绝,同时指出沈从文想消融都市文化的意图,实际上是沈从文对都市文化的另一面的反思,即:他意识到了都市文化的一定进步性。但是最终还是反都市文化的情感占据了上风。第四部分:都市小说创作的文化价值思考:
姜宁[7]2010年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文中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无疑是一位成绩卓越并扬名于中外的着名作家。他一生孤独的求索,对乡村、都市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着。本文试图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结合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具体作品的分析来解读沈从文对这两个世界认识的嬗变过程,以理性的视角来观察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两个世界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观点。沈从文一方面批判都市人身上体现的种种民族劣根性,另一方面则极力美化未受都市文明侵染的湘西自然生活。但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其实两种文明并不只是单纯的作为冲突的两极存在,而是相互融合的两个世界,都市里既有道德沦丧的文明人,也有传承传统文明的原始人,同时,湘西世界虽然存在着古朴的人性之美,但也体现出了原始生活方式的落后与蒙昧。带着对现代的憧憬来到了都市,在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失败后,又重返他记忆中的乡村世界。然而,两次回乡之行却击碎了他的湘西之梦,使他意识到乡村世界的落后,并企图用现代文明去武装湘西人的头脑,进而达到两个世界的融合。纵观沈从文创作思想的转变,我们不难发现是有规律可寻的。他特殊的出身使他很早就有一种自卑的心理,家境由殷实变为衰落促使他不得不走进了部队的生活,然而部队的血腥使他厌倦了湘西,憧憬着都市的美好生活。当他来到了都市,一切并不像他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生活的孤独和强烈的自卑感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感受到都市并不是他的容身之地,他开始讽刺都市并且赞美乡村。一次故乡行的所见所闻让他感受到理想中的湘西世界与现实的矛盾,也让他开始注意现代文明影响下的乡村世界,并通过《边城》和《湘行散记》这两部作品的分析来写出他此时要返回都市的心理变化。二次故乡行使他陷入深深的思考,并希望通过《湘西》和《长河》以及其他一些作品的描写来写出他想将乡村和都市结合起来的想法。
高邦旭[8]2017年在《京派小说民俗化书写的价值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民俗和文学相生相伴。在文艺民俗学的学科框架下,没有文学,民俗无法得到较好地传承和保存;没有民俗,文学的背景和素材就会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京派小说巧妙地把民俗元素融会应用到文学创作过程中,展示了其独具特色的一面。废名、沈从文、萧乾、汪曾祺等作家笔下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和浓郁风情的民俗作品就成为他们展现地域特色、表达文学理想、书写文学价值的重要渠道。通过民俗化的书写,京派作家完成了京派小说的独特文化言说,也使他们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重要流派。以往对京派小说的研究侧重从文学史维度对京派文学进行创作风格、文艺思想的研究或从单个具体作家入手,分析其作品特点和文学思想。本文独辟蹊径,从民俗化角度着手对京派小说的书写进行深入、细致地探究。本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对京派作家进行民俗化创作的原因和时代背景进行探究,具体从民俗文化语境、外部的文化环境和自身文化心理建构等叁方面进行论述。第二章,探究京派小说文本中的民俗特色,通过对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叁位作家各自地域独特民俗的透视,从而挖掘其内在的民俗因素。第叁章,分析京派小说民俗化书写的内在特质,并从时空的双向维度出发,找出京派小说民俗化书写的时间性、空间性特点,进而审视京派小说的艺术特点。第四章,探究京派小说民俗化书写的整体价值,从平民视角、审美趣味、传承意义等叁方面展开,从而论述京派小说民俗化创作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黄建烽[9]2003年在《生态美学视域中的沈从文小说》文中指出一、主要内容： 在21世纪，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核心的生态问题，已作为当代一个全球突出问题，摆在整个人类的面前。它既成为一个社会实践的难点，也成为文化理论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学是近几年新兴的美学理论。它是美学的一个新发展，在传统审美内容中增加了生态因素，是生态学和美学相交叉而形成的一门新型学科。生态美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它既是以生态价值观为取向对审美现象和规律的再认识，又是以人的生态和生态系统为对象的美学研究。无论是中国古代的生态智慧，还是西方的生态理论，它都以人对生命活动的审视为逻辑起点，以人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为轴线而展开，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 在现当代小说中，沈从文小说的艺术风格是“独树一帜”的。人们往往认为最能代表沈从文个人的独特风格和艺术特色的那些作品为“诗体小说”或田园诗般的“牧歌体小说”。而这所谓的“诗体小说”或田园诗般的“牧歌体小说”，体现了其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独特美学和生态思索，他追求的正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所一脉相承的也正是“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生态智慧。 沈从文在以他独特的自然人生经验在小说中构建了“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两个相互参照的世界。他在描绘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人性的和谐及原始生命力的张扬的同时，进行了反异化的都市和乡村叙事，并关注了生命价值烛照下的军队与战争。 二、主要结论 如果把沈从文小说放入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世界现代文学的领域里，用生态美学的视角中来重新审视和解读，会发现沈从文在小说中通过构建“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两个相互参照的世界，进行了人性的探索，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反思，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西方近现代从异化角度对文明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哲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现代观念，一种现代人所具有的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和超前眼光。这体现了沈从文小说的生态美学价值以及它对构建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化的启示与意义。
李美容[10]2016年在《浪漫的救赎—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试图从存在论的角度分析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特征,将沈从文所描述的诗性生存与现代人的异化存在联系起来考查,以此揭示沈从文小说的独特品格与独特价值。沈从文在偏僻的湘西与现代都市、前现代与现代、边缘与中心的强烈对比中,对现代人的生存方式产生了质疑,因而在他的文学世界里形成了湘西世界与都市世界的两相对照,在这种对照里他发现了人的诗性存在,以此救赎现代人异化扭曲的生命形式。在当今时代,我们更深更全面地卷入现代性中,现代的弊病也更加深重,从存在论意义上探究沈从文小说的诗性,不仅仅是在探究沈从文文学的独特性,而是在更深一层地揭开沈从文之谜,同时也是在探究我们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我们存在的终极问题。本文在总体上,将沈从文小说所构建的诗性世界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从时间、空间、主体叁个维度研究诗性存在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沈从文以诗性的生命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救赎。论文主要分为如下四章:第一章论述诗性的时间,从时间维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在现代性内部,有两套价值观念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即社会现代性也称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观念的对立。这两套价值观的对立对应于两种时间观念的对立:一种是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能够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买卖的时间;一种是个人的、主观的、想像性的绵延,是自我展开所创造的时间。相对于社会现代性理性化的、不断追新的、均质化的时间观念,审美现代性直觉的、体验的、想像的时间,更加切合人的生命需要,被认为是“本源性”的时间,也是诗性的时间。沈从文文学世界中揭示的诗性生存,在时间形态上就是这样一种诗性的时间。论文具体从循环的时间、永恒的时间、私人的时间叁个方面分析了沈从文小说的诗性时间。第二章论述诗性的空间,从空间角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是一个与现代理性化的、冷冰冰的都市世界截然不同的诗性空间,这个文学地理空间集神性、诗意与丰富的人性于一体,成为现代人精神的原乡。首先,沈从文以他独特的取景视角和少数民族文化立场发现了湘西独特的自然地理风景。“湘西”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具有蛮荒原始的特征;另一方面具有自在天然的特点。其次,湘西诗性空间的建构还与沈从文对湘西的人文地理风景描写有关系。沈从文不顾自己的作品“常常不免成为一种罪恶的标志”,记录了湘西世界原始的宗教信仰、特殊的社会组织和民情风俗,对巫鬼文化进行浓墨重彩的书写,在普遍无神的时代发现了一个含魅的神性空间。同时,沈从文还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将在时间里积累的生活经验作为一种永恒的空间景观来描述,使这一空间成为“系物桩”,成为使人熟悉的地方,并使人产生归属感。第叁章论述诗性的主体,从主体维度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诗性存在。诗性主体是一个美学上的新概念,诗性主体以审美作为自己的核心结构,具有精神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独立性。诗性主体的提出,其实是在现代以及后现代社会,人如何生存、人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沈从文所塑造的诗性主体是“乡下人”,“乡下人”其实是维柯所指意义上的“诗人”,拥有健全的生命本能、本真的存在方式与审美的人生态度。第四章论述诗性救赎,分析沈从文以诗性存在为参照对异化的现代文明所进行的批判与重建。随着现代社会的去魅,人的存在失去了神性维度,没有了最高价值与意义;随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人的感性存在被一再压抑,本能、情感、欲望被视为不合理的东西,异化与自我异化日益加剧。沈从文要用新的经典重造社会,对现代文明进行彻底的批判同时又进行积极地建构。用诗性存在来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病,重建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是人将心灵与身体对立,身体以及各种本能需要备受压抑的结果。沈从文试图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为身体的出场、生命的完整摇旗呐喊,提出了“神在生命中”的身体本体论命题。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工具理性导致的利己主义后果,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金钱关系、交易关系。针对这种异化关系,沈从文提倡美与爱的宗教,用爱的情感与美的原则来纠正理性的偏枯、冷漠与算计,使异化的世界重新变成属人的诗性世界。人与世界关系的异化,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人与世界的关系由属于关系变成了盘剥利用关系,人的存在失去了归属,继而失去了神性维度。对此,沈从文构建了一个让个体审美沉醉的诗性世界,人重新与自然和解,并与之合而为一。
参考文献：
[1]. 都市里的乡下人[D]. 任葆华. 西北大学. 2003
[2]. 沈从文创作文化身份与文化立场探究[D]. 杨未. 新疆师范大学. 2011
[3]. 论沈从文对都市人生的边缘化书写[D]. 周虹. 湖南师范大学. 2011
[4]. 主题·人物·叙事—沈从文与贾平凹都市小说创作比较[D]. 曾婷. 湖南大学. 2016
[5]. 湘西情结与都市文明的碰撞[D]. 辛世民. 华中师范大学. 2003
[6]. 超越城乡间隔的深沟，引起人生向上的憧憬[D]. 张双昊. 吉林大学. 2007
[7]. 乡村和城市之间[D]. 姜宁. 延边大学. 2010
[8]. 京派小说民俗化书写的价值探究[D]. 高邦旭. 宁波大学. 2017
[9]. 生态美学视域中的沈从文小说[D]. 黄建烽. 华侨大学. 2003
[10]. 浪漫的救赎—沈从文小说的诗性研究[D]. 李美容.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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