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波[1]2010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评论家的心目中,宗教一直是西方小说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核心。尤其在进入20和21世纪之后,国外对于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宗教思想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在国内,这一研究角度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就女性主义视角而言,位于文学经典前列的《简爱》和《呼啸山庄》,蕴含着维多利亚时代丰富的宗教福音意识与男权批判思想；而名气并不显赫的安妮,也有着对于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只是淹没在两位姐姐的光辉之下。本论文的主旨即在于,结合时代、文化语境以及作家作品,对勃朗特叁姐妹在宗教思想中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加以阐述及文本解析。在女王执政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仍然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控制体制宗教和社会思想的权力声音是男性,而女性的经济地位、思想意识的自由度十分低下。或者说,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处于多重压迫之下。正如奎尔斯(Barry V. Qualls)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世俗历程》(The Secular Pilgrims of Victorian Fiction,1982)中所论证的,勃朗特姐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人间的世俗之旅中,一方面努力撑起传统的“房中天使”桂冠,另一方面这种桂冠的桎梏也迫使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奋起反抗。因此,在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对传统体制的宗教教义及仪式、对作为性别桎梏的宗教话语权的独立思考,随之形成一种女性主义宗教观,深深浸入其艺术创作之中。但在当时强大的传统宗教语境之中,她们这种女性宗教观的合法性不仅在社会层面,甚至在她们自己的内心之中,还找不到足够的力量支撑。所以在她们的作品中,一方面有对于传统体制宗教的否定性评判；另一方面,她们的女性主义宗教观还只是以感性经验为基础,往往以女性个人幻想来对抗强大的传统宗教理念,从而在创作中呈现出诸多的矛盾和焦虑。而这恰恰是是社会和思想转型之初,敏感的艺术家既欣喜又疑虑的存在状态。因此,勃朗特姐妹笔下女主人公的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之旅,其领悟和蜕变过程,充满了化蛹成蝶的痛苦和美丽。笔者正是从此观点出发,全面剖析了勃朗特叁姐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信仰,梳理了叁姐妹的宗教人格,并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她们作品中的宗教观念进行了评析。首先,笔者研究论证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宗教福音主义运动,以及宗教传统中女性“罪恶”观的神学起源。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中,女性个人主义宗教开始萌芽,并在勃朗特叁姐妹创作的七部小说中得以孕育生长。安妮·勃朗特是一位福音主义的启蒙者,虽然在叁姐妹中年龄最小,她却最早在小说中对宗教问题做出思考。她短暂的一生,深受孩童时期所接受的宗教教义中罪恶报应观念影响,在她的作品中显露出其内心深受这种宗教信念折磨的痕迹。在与两位姊妹的作品比较之后会发现,在宗教问题上,如果说,夏绿蒂和艾米莉多以想象的、讽刺的、或者是批判的角度来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她则以更加严肃和认真的传统规范来看待宗教。在《阿格尼丝·格雷》中,女主人公以宗教布道者的身份记录了女性对于男性布道者的宗教态度；而在《女房客》中,女主角海伦的生活历程则反映了维多利亚“房中天使”的觉醒历程,最终获得了精神和生活的最终启示和完满。夏绿蒂·勃朗特则是在福音主义宗教启示下的传统宗教的叛逆者。夏绿蒂的代表作《简爱》,从精神和宗教层面而言,是一部福音主义女教徒的成长历程的记录。而《谢莉》则以更为广阔的背景,描述了维多利亚初期英国宗教宗派之争的复杂背景,体现出明确的批判意识,一方面否定牧师所谓安抚人类心灵的谎言；另一方面则大胆重构了《创世纪》神话,提出了“女神”的宗教观念,这种充满叛逆和想象力的宗教观念,显然是超越安妮的。在夏绿蒂的最后一部小说《维莱特》中,其背景则被设定在异域——维莱特城,在这所被天主教所统辖的城市之中,女主角露西一方面要承受着身为“外国人”的疏离感,宗教信仰不再是新教而是天主教；另一方面,露西依然要担负“房中天使”冠冕的沉重压力,这两方面的重压,使得露西在精神上几近崩溃。但是,她在两位逝去的修女身上,看出了女性作为“房中天使”的悲剧原因,最终找出了宗教和精神上的症结,获得了自我解放。在夏绿蒂的笔下,女主人公体现出一种更为积极、大胆甚至叛逆的特征,她们尖锐地批判了体制宗教,并在福音主义宗教的启示下,从宗教中找到了最终的精神支撑,发展成为女性主义的个人宗教。艾米莉·勃朗特的宗教观最为复杂,她关于宗教的鲜明论断是：“我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笔者认为,艾米莉是一位神秘的泛神论主义者。所谓泛神论,“即是一种将自然界与神等同起来,以强调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哲学观点,认为神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艾米莉以自然为宗教启示力量,在大自然的“风”、“荒原”和“一草一木”中找到了精神支持,从她创作的近193首诗歌中,都可以寻觅到以自然为“上帝”的痕迹。而在她的代表作《呼啸山庄》中,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以“灵魂”为契约的爱情,则进一步印证了“泛神论”的本旨——灵魂即为“圣灵”,它具有摧毁一切压抑的反叛力量。另外,艾米莉的诗歌和小说以一种更为尖刻的笔调,强烈批判了体制宗教教义,在她的笔下,宗教成为个人心灵自我理解和冥思的事务,在个人的虔诚和静默中,体会上帝的无所不在和对个人的启示。这正是艾米莉认为的“宗教介于上帝和我之间”的含义。总之,勃朗特叁姐妹的作品,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对传统体制宗教的批评,而且将宗教传统转换到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女性世界中,将焦点聚集于被当时宗教传统所忽视和压制的女性生活历程中,她们的作品和个人思想印证了女性主义宗教的萌芽和发展,以及女性个人对于宗教体验和诠释的多样性。
徐宇琴[2]2004年在《简爱和呼啸山庄里的女性呼声》文中认为夏洛特·勃朗特和埃米丽，勃朗特是十九世纪英国着名的女性作家。她们的着作《简．爱》和《呼啸山庄》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她们的作品中对于女性的社会上地位有了深入地描写。尤其是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她将简爱追求幸福、自由和爱情的感情经历描绘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出了女性的低下的社会地位，以及渴望获得平等地位的心情。在小说中，夏洛特塑造了一个外表普通。但有着火热激情，不屈不挠性格的妇女形象。给英国文学增添了新鲜血液。埃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不同于《简爱》，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而这位才华洋溢的女作家埃米丽．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本文试图从叁方面说明，夏洛特·勃朗特和埃米丽．勃朗特的着作中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她们渴望自由的呼声。文章第一部分集中说明，维多利亚时期妇女的地位和勃朗特姐妹的作品介绍；第二部分进一步分别提出，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孤立的社会地位，被压抑的情感和对统治社会的反抗和抵触，结合两篇小说进行深入地分析；第叁部分抒发了勃朗特姐妹在小说中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总之，尽管对勃朗特姐妹有很多不同的评论，她们对十九世纪的英国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丽珊[3]2017年在《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淑女形象》文中研究指明淑女(gentlewomen)原指有教养且出身高贵的贵族,后演变成意指女性的个人性格、行为、品质和道德,不再具体限定阶级地位。19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经济两分领域区隔更加明确,男性将淑女们吹捧为“家庭天使”。这实质上是将淑女们束缚在家庭中,使她们无法摆脱处处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氛围。勃朗特姐妹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生命境遇下,在艰难寻求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传统淑女形象的反叛意识,追寻新的淑女品质,并在作品中展现她们所追求的新淑女形象。无论是简·爱、海伦,还是凯瑟琳都是勃朗特姐妹个人思想和情感的外化,她们身上都有着勃朗特姐妹的个性特征。她们与维多利亚传统淑女形象虽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本质区别。她们和传统淑女一样都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人生旅途艰难,但她们却从本质上超越传统淑女。她们敢于反抗不平等的世俗社会,渴求真正自我的实现:简·爱爆发出激情的反抗力量;海伦脱离“家庭天使”的角色定位,实现自我意识觉醒完成人生救赎;凯瑟琳狂热追求身体和灵魂自由的统一。勃朗特姐妹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大胆地向社会世俗偏见提出挑战,强烈批判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勃朗特姐妹以及她们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在奋力抗争,力图摆脱传统淑女的定位,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因此具有跨时代意义。
郭丽娟[4]1997年在《《简·爱》和《呼啸山庄》情感模式之浅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勃朗特叁姐妹在十九世纪英国文坛上同时脱颖而出,一对传为美谈。她们就像田野里一簇淡雅而热烈的石楠花,在豪渥兹山岗上散发着特有的芬芳气息。 《简·爱》和《呼啸山庄》是两部纯粹的爱情小说。情感历程到必然是它们的主要线索。沿着这条主线,我们竟发现两部小说的情感历程惊人地相似,都历经隐含、爆发、流浪、复归四个过程。这种模式的形成与作者当然
沈睿[5]2006年在《论英国女性小说中“灰姑娘”形象的嬗变》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系统地研究了从18世纪最着名的女作家范妮·伯尼到维多利亚中期勃朗特姐妹这大半个世纪里英国女性小说中经典的“灰姑娘”形象的嬗变过程。18世纪后期开始，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开始写小说。在她们的小说中，不断出现“灰姑娘”主题和“灰姑娘”式的人物。其中的代表人物是范妮·伯尼、安·拉德克里夫、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姐妹。这些女作家不断给“灰姑娘”注入新的内涵，使之从童话里消极、顺从、被动的传统女性逐渐地转变为有主见的、理智、主动的新女性。“灰姑娘”的嬗变过程也正体现了女性意识由隐到显、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最终，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身上，出现了女性企盼已久的颠覆传统观念、要求女性独立、两性平等的新型女主人公。
沈潇[6]2018年在《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通过对桑德拉·吉尔伯特与苏珊·古芭提出的“作者身份焦虑”(anxiety ofauthorship)理论进行性别维度的阐释,详细分析了从中抽象而来的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并对其具体空间表现及女作家使用的修正策略之共性进行考察。女作家作者身份焦虑是基于亚文化地位的来自权威身份恐惧的焦虑,指向对女作家充斥着超越障碍的现实窘境的反思。它是文化中女性性别身份焦虑在文学领域中的变型表现,二者具有异质同构关系。在与现实相似的文学亚文化境遇中,书写成为反压制行为,而由于女作家性别身份与文学单一精神性别语境的格格不入,使女性书写与负面情绪为伴,与愤怒甚至疯狂境遇为友,呈现出复杂的病态化表现形式。其中,“疯女人”的出现使女作家的愤怒感受在文本中呈现出具象化的极致形态,暴露出“替身(double)策略”的存在,它可被看作是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的文学产物。因此,对“疯女人”隐喻性的剖析是本论文核心部分的重点,她所具有的符号性可被当作女性争取自由与解放的面具或道具加以利用。为强调女作家精神痛苦、“疯女人”的隐喻性及普遍女性现实境遇间的关系,本论文将“作者身份焦虑”概念替换为“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概念。“作者身份焦虑”理论提出者亦认为“替身策略”是女作家“第二性文化身份”焦虑的产物,而“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概念更近其实质内涵,它能够将女性性别身份对女作家造就的创作心理障碍更为直白地表述出来,也即它能够将“作者身份焦虑”最核心的内容指示出来,从而将造就女作家对权威身份恐惧的原因,用更直接的方式暴露出来。绪论部分阐释了概念替换问题的因由,以贴合此研现实情形的方式完成了对先期假设问题的概述与文献综述,并对各章节内容、研究范式、思路与方法进行说明。本论文经过对现实问题的抽象,结合对“作者身份焦虑”理论性别维度的把握,以期对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进行更具针对性的专业表述,探讨更细化的问题并试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首当其冲即是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焦虑理论的内涵着眼,探寻其中作为“作者身份焦虑”说的灵感来源部分,重点在于说清“作者身份焦虑”说的内核——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形成过程的始末情形,试图将吉尔伯特与古芭从中获得灵感的具体过程抽象并还原出来。由此,第一章提出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的概念,并将其作为论点凸显出来。通过对影响焦虑说与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概念的辨识来完成对后者的宏观释意。并从对影响焦虑说六个修正比具体内涵的阐释中,对女作家自我修正方式的类别进行假设与讨论。第二章经由对女性身体空间、现实文化空间、女作家思想精神空间及文学空间的分层研究,来完成对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的综述。第叁章回复到对女作家本身的关注上,抽象出女作家类别,将其与不同类型的女性进行对比,从而对女作家所代表的女性经验进行凸显,探寻她们心理经验层面的转变。第四章对女作家修正策略的表现方式做以宏观归纳,将意象按冷暖色调进行划分,并依修正策略的显隐特性将其概括为字面空间置码式表现与深层网状结构表现。结语则作为容括针对与论点有关的其他问题的追问部分而存在。本论文将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研究看作一种理论研究的前提,将其定性为建立在女性主义叙事学视域下的文本批评实践研究。本论文站在理论层面完成了对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的概念界说和二次抽象。由于吉尔伯特与古芭的研究掀起了英美妇女中心批评的高潮,本论文依托妇女中心批评的明确指向,以重建新型美学经验为目的来进行对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的论述。本论文同时采取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将其在文学中的运用看作中性立场的分析方式,在对其借用与活用之余,结合具体论述内容,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做以女性主义式的修正和重释。本论文结论偏向于对女作家在复调式叙述与文本架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创作技巧的肯定,并由此接近对男性化作者权威概念的改写可能。由于对性别身份焦虑概念的界定方式处在变动中,因此整个论文的论说均可看成是对这一概念所做的具有层级分析意识和递进关系的说明。
王飞[7]2007年在《《简·爱》的文化移植——《简·爱》中译本中的描写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简·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珍贵文化遗产,通过前后40多次(不完全统计)的节译,全译,编译等形式,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传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财产。本文使用描写性研究的方法探寻《简·爱》在中国大陆的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以期证明是这些中译本共谋了《简·爱》,女主人公及其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中国读者和中国文化中的形象和地位。
参考文献：
[1].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宗教人格与创作：勃朗特姐妹研究[D]. 张静波. 南开大学. 2010
[2]. 简爱和呼啸山庄里的女性呼声[D]. 徐宇琴.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4
[3]. 维多利亚小说中的淑女形象[D]. 王丽珊. 福建师范大学. 2017
[4]. 《简·爱》和《呼啸山庄》情感模式之浅析[J]. 郭丽娟. 大连大学学报. 1997
[5]. 论英国女性小说中“灰姑娘”形象的嬗变[D]. 沈睿. 上海师范大学. 2006
[6]. 女作家性别身份焦虑问题研究[D]. 沈潇. 陕西师范大学. 2018
[7]. 《简·爱》的文化移植——《简·爱》中译本中的描写性研究[J]. 王飞. 大学英语(学术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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