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映红[1]2004年在《民营经济对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营经济对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是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浪潮而逐渐出现的。这一作用之所以会在上述环境中产生，是因为民营经济作为高度市场化的经济实体，其内在需求与城市化生成的内在需求是高度吻合的。本文将基于上述观点，论述中国民营经济如何迎合城市化生成的内在需求并推动中国城市化；由于城市化的过程往往也表现为非农人口增多以及非农产业产值上升的过程，本文结合中国民营经济的现状以及中国有关非农人口及非农产业的相关数据，采用整体分析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相关数据描述以及回归分析两个方面论证中国民营经济在历史上对上述两个方面指标的影响以及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表现；由于城市的产生需要非农生产的区域集聚以及某些基础设施的配合，本文分析了中国民营经济在非农生产区域集聚以及参与城市建设方面的作用，进而论述了民营经济在推动中国城市化方面的作用。 本文第一章将论述中国民营经济推动城市化的内在原因，说明民营经济推动中国城市化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第二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论证中国的民营经济的确带动了非农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及非农产值的增加，以此推动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本文第叁章，结合相关数据以及相关例子，说明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区域集聚效应有利于形成城市赖以存在的基础并通过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直接参与城市构建，对城市及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亚华[2]2013年在《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及其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化作为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并发挥着载体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累积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呈现不相协调的发展格局,并以经济发达地区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土地城市化明显超前于人口城市化,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虚假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两栖人口"双重占地等现象最为明显。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如何认识其演化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现实课题,也是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的科学问题。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相互耦合的演化过程,既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具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因此,有必要借助地理学综合集成的思想,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解析与综合、表象与机理等多重视角,对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时空格局、发展过程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不仅在探索人口-土地城市化一般过程和耦合模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人口城市化进程调控、遏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协调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应用价值。本研究以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土地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基于"格局—过程—机理—调控"的研究路线,整合遥感影像、土地利用、城乡发展及经济社会等多源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形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重点对1991-2010年期间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格局、耦合过程和机理进行了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章:第一章:绪论。论述了开展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研究的背景,界定了研究对象,梳理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目标,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还对研究数据及其来源进行了详细说明。第二章: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主要涉及人口城市化相关研究、土地城市化相关研究、人口-土地城市化关系研究、耦合理论和模型在城市化研究中的应用等内容,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第叁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格局。以城市统计年鉴、土地变更调查资料、城乡建设统计年报等为支撑,采用GIS空间分析、数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的空间格局及其特征。全省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城镇体系结构的变动,居住与工业用地推动了土地城市化的快速增长,人口-土地城市化空间格局分异明显,苏南地区呈多中心网络结构的城市群发展、苏中地区逐渐形成沿江沿高速的轴线发展、苏北主要表现为单中心极化发展。第四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在分析人口-土地城市化过程表现为Logistic曲线形式的基础上,借助人口-土地城市化增长速率的变化情况对其进行了阶段划分。研究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不同阶段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异速生长系数进行了评价,进而形成异速生长系数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上的连续变化曲线,得到人口-土地城市化的一般过程。通过研究不同省辖市市区、县域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增长指数、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的变化特征,将其划分为中心型、集聚型、均衡型和过渡型4大类型。结合人口-土地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耦合类型,研究对市区、县域所处的耦合发展阶段进行了归纳。第五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机理。首先基于AR模型对人口-土地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量化评价,并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模式和背景,集聚、转移和滞后效应方面对作用关系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解析。其次,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耦合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将其归纳为社会力、市场力和政府力。最后,选取典型地区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过程进行剖析,总结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耦合发展模式与机制,从而揭示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在机理。第六章:调控策略。针对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模式差异,从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区域统筹协调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针对不同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模式提出分类指导的具体调控措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跳出了人地快慢关系的感性认知,从综合集成的视角,对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二是深入研究了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揭示了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一般过程,总结了基于社会力、市场力、政府力叁大驱动因素的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张旭亮[3]2011年在《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类生产空间组织形态的变化。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就像一股潮流一样席卷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演化出不同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全球及国家层面城市化动力机制更趋复杂,对中国这样快速融入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国家,其城市化及动力研究不得不从区域层面来考虑。此外,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研究与总结国内经济发达且有特色的区域城市化动力机制对中国实现内需扩大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浙江省是典型的专业市场推动型经济大省,商品生产、专业市场和贸易叁者紧密结合,促使了一大批专业城镇的兴起。这种自下而上、由内到外城市化动力推动了许多城镇发展成中等城市、甚至是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然而,当前中国及浙江省城市化动力研究仍相对破碎,更缺少以某种理论为依据进行综合性、独特性视角的研究。所以,从动态的、多元的和社会空间作用的视角来研究浙江省城市化动力机制不但具有典型性,还可为中国及区域城市化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考。为此,本文以新经济地理的核心思想—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为主线,借鉴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论述并构建浙江省专业市场从本地市场效应实现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理论将制造业及出口贸易与新国际劳动分工等作为不同的研究主题,较少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也通常从城市或区域的不同空间形态入手,如全球城市、城市圈/城市群等。而将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与城市地理学相结合研究的成果少见,从专业市场的视角将两者贯穿起来的研究成果未见。本文的研究可将两个日愈分离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建立了不同学科的联系,进行了一次较为新鲜而又有意义的探索,为学科融合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分析视角。研究以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精髓—本地市场效应理论为依据贯穿全文,理论推理演绎和实证研究紧密结合。基于前期假设及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通过建立行业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数据等数据库再赋以模型计量分析,从制造业整体、大类、单体及相应的出口贸易等不同层次的行业领域和国家、区域、市域等不同的空间尺度,以及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城市化动态迭加,通过大量的计量分析来验证理论与假设,深入探究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浙江省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本文的核心议题有四个：一是验证中国制造业及出口贸易和省际空间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二是探索本地市场效应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叁是探索新国际劳动分工对城市区域生产的空间组织作用；四是以专业市场为载体揭示从本地市场效应实现再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浙江省城市化动力机制。本地市场效应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基石,其假说本身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概括,但针对各国不同情况仍需要进行不断的检验。在梳理和评价国内外有关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计量模型和国内最新的统计数据,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及出口贸易和省域空间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此部分研究是全文研究的基本依据,也是全文以本地市场效应推动城市化假设能否成立的关键环节。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在考虑到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资源禀赋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整体已经显现出本地市场效应；(2)就叁个大类部门而言,非耐用品和材料相关产品部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耐用品部门不显着；(3)就所研究的15个制造业行业而言,其中的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10个产业部门具有本地市场效应；(4)对1997-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检验中,不仅发现其出口贸易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且还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正逐渐衰退,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却日渐强大；(5)在省域尺度上,河北、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天津、山东、湖南、新疆、辽宁和河南等11个省(市)制造业产业显现出本地市场效应。可以得出：在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制造业产业或省域上,其生产除了能满足本地或本国的需求之外还能具有出口的规模优势,成为净出口产业或净出口地。既然中国制造业及出口贸易和部分省(市)存在本地市场效应,那么从理论上来看其对城市化的推动机理就需深入的分析。截至目前,国外并未见到有本地市场效应与城市化的直接研究成果,借鉴国外本地市场效应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其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得出：(1)本地市场效应是影响企业选址与布局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能形成报酬递增机制,具有产业报酬递增的区域往往比其他区域更有吸引力,使得其他企业的布局往往选择具有本地市场效应及本地市场效应放大效应的区域进行生产布局,这种集聚还可能是累积循环的过程。(2)本地市场效应能促进专业化产品及要素市场的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促使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会产生产业前向和后向的紧密联系,必然也会产生大量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交易需求,在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等稳定的情况下,与其相伴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就变的非常重要。所以,在本地市场效应促成产业集聚的产生后,往往也会促使交易的空间集聚,即专业化交易市场形成。(3)本地市场效应可推动城市化发展。本地市场效应在促进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市场形成的过程中,通过集聚力吸引力了大量的人口、资金和技术在城市中心的集聚。随着集聚的加强,集聚的拥挤成本就逐渐上升,这使得只有关联性强的企业或单位价值回报率高的企业才能继续留在城市中心,而关联性弱的企业就不得不迁移到城市或原有集聚地的外围,这些企业在外围区域也可以形成与原有集聚地(城市中心)的有密切联系的要素集聚圈层,城市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城市空间的拓展促进了城市化发展。此外,集聚在提升城市竞争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上的也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不同产业类型还有着不同的集聚力,也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或省(市)在满足本国或本地需求后必然会进行出口,出口过程就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参与过程,实际上也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嵌入过程。通过研究发现,浙江省专业市场实质上是某些相似产业的供销集中平台,并与地方产业集群有着密切的伴生关系,其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实质上还包含了地方产业集群及其出口贸易等对城市化的作用力。而且,浙江省专业市场有着在满足当地、本省和本国的市场扩张过程,这可能使其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特性。所以,在中国及浙江省制造业均显现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条件下,以义乌专业市场为案例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浙江省专业市场也存在报酬递增的现象,即在有贸易成本的情况下浙江省专业市场整体上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特性。通过浙江省专业市场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研究中发现：(1)在发展战略上。浙江省专业市场逐步实现了内向国际化到外向国际化的过程,前者是集群主体借助专业市场平台进行对外贸易的积累过程,后者是专业市场作为某类产业整体直接“走出去”,在国外设立分市场的市场和信息的拓展过程。(2)在全球价值链镶嵌上。浙江省专业市场不但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在本地蔓延和集聚,还融入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空间大跨度地跳跃。(3)在参与方式上。浙江省专业市场经历了参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直接国际化过程,以及依靠地方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方蔓延和跳跃式镶嵌的间接过程。通过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地理学的分析为前提,借助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构建了以专业市场为载体的、产业集群为互动的、不同市场规模需求为导向的、组织整合和空间为战略拓展的、政府政策为引导激励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为发展机遇的浙江省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浙江省实证揭示了专业市场的从本地市场效应形成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嵌入的时序过程是浙江省城市化的主要推动机制,即专业市场的本地市场效应使其具有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一优势,相对产业集群来说专业市场还具有范围经济的第二优势和交易成本低的第叁优势,这些优势综合使得其能快速融入新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为城市化再注入新的国际动力。研究表明,以专业市场为载体从本地市场效应实现到新国际劳动分工嵌入的时序动力是浙江省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使得浙江省城市化经历了从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为特征的“强县战略”,并向以城市化进程加速提升工业化和服务业水平为特征的“国际化战略”转变。
马先睿[4]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王珊珊[5]2015年在《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是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建设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我们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促进发展的潜力也在城镇化。而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只有产业发展才能更好地解决农业人口的转移问题。不仅如此,农民进城后,如何保障他们在城里享受较为优质的服务,最终还是依赖产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密切相关,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前提,产业的聚集效应吸引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一定区域集中,城镇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城镇化不断发展。而根据产业发展理论表明一方面农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剩余,为城镇化发展提供粮食和生产资料。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劳动力出现剩余,为工业和第叁产业提供劳动力。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和聚集,第叁产业发展,又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化转移。在产业的共同作用下,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城镇数量增多,实现城镇化发展。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安徽城镇化发展速度明显加快。2005-2013年安徽城镇人口从2313万人增加到3316万人,城镇化率从35.5%提高到47.86%。但是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流向沿海发达地区。与此同时,安徽城镇化建设较多采用设置经济开发区、产业园区、“县改区”、“乡改镇”等行政规划的方式实现,虽然在短期能够暂时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是产业基础薄弱,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足,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升级以及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促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加快向中西部转移,安徽凭借优越地理位置、要素成本低等优势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及2015年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意见中首次将安徽纳入长叁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这些国家发展战略无疑会为安徽城镇化与产业发展提供重大机遇。因此以安徽为对象研究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支撑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以传统农业大省、产业基础薄弱的安徽为研究对象,围绕四大重要问题展开。一是归纳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探讨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的理论问题。二是归纳总结典型国家、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演进与发展的经验与启示,探讨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的实践问题,为安徽城镇化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叁是定性和定量分析了叁次产业对安徽省城镇化建设的推动作用以及存在问题。四是聚焦安徽省情,以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为目标,探索安徽城镇化建设产业支撑的路径选择问题。根据美国、英国、韩国等城镇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城镇化发展必须以产业发展为支撑,实现城镇化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而坚实经济基础的体现就是产业发展。缺乏工业和经济充分发展将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阻碍城镇化的正常发展。建立在工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服务业将逐步取代工业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后续动力。同时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城镇化进程中必须要注重农业的基础地位,保护农业,农业剩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首要前提条件。在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中产业支撑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安徽叁大产业发展现状,构建产业支撑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框架。在此框架下,分别从农业、工业、第叁产业对安徽城镇化进程中产业支撑状况进行剖析,并运用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安徽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安徽产业发展薄弱、产业支撑力不强。主要表现在：农业效率低下,占用过多人力资源；工业企业规模小,产业聚集度低,国有经济比重高,工业内部结构调整缓慢；第叁产业发展不平稳,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从叁大产业入手完善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体系：一是从农业发展方面,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延伸农业产业链；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升农民整体素质,增加农业人力资本存量；退耕还林,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二是从工业发展方面,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叁是从第叁产业方面,要做大做强服务业,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优化调整内部产业结构；坚持市场为导向,引入竞争机制。
杨振生[6]2017年在《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城镇化历程表明: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任何国家（地区）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不能回避城镇化。目前,全世界73亿人口中已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人类已经进入了城市社会的时代。但是通过工业化、城镇化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地区）人口总数仅有10亿人左右。除了在"冷战"背景下亚洲"四小龙"成功实现城镇化和现代化以外,还没有其他国家成功的例证。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因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滞不前,有些国家甚至因过度城镇化陷入动乱而造成政权的更迭。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到21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率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平均水平,那么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2亿人左右,中国城市人口数量将超过目前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城镇化规模之宏大,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之严峻,在世界城镇化历史上还没有先例。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顺利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挑战性的历史课题。因此,对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进行梳理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汲取教训,探求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基本规律,丰富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并提出关于中国城镇化的对策和建议,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历程背后的思想和政策根源,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城镇化思想如何决定国家的城镇化政策,进而如何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实践,其中有哪些基本经验和问题教训。全文包括导论、正文五章和结束语叁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阐述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梳理了国内外城镇化研究成果,提出了论文的主体结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为论文主体部分,包括第一至五章,从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视角,以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和政策的历史演进为切入点,选取地级德州市作为研究案例,梳理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重点对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系统研究分析,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城镇化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对策和建议。第叁部分为结语,主要归纳了本文的研究结论、创新点和不足之处,指出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和未来研究思路。本文将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历程划分为政治型、经济型和新型城镇化叁个历史阶段。从城镇化的时代背景、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城镇化实践叁个方面,对各阶段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论证。本文认为,只有对中共城镇化思想政策和中国城镇化实践效果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刻分析,才能厘清中国城镇化的促进因素和制约因素,准确研判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从而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可行路径。因此,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遵循世界城镇化的基本规律,探索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不断总结经验,修正失误,才能创造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本文对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政治型城镇阶段,德州地区城镇化在曲折徘徊中艰难前行。城市乡村在强大的政治控制力之下,基层政权得到巩固,社会高度稳定,呈现出低水平稳固的城乡关系。尽管这一时期德州地区工业化水平有一定提高,但是农业生产低位徘徊,缺乏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支撑能力,导致政治型城镇化战略下的"贫困"城镇化。"生产性"功能优先的城市理念和计划经济体制是最直接的原因,"大跃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运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既要肯定这一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合理性,更要深刻反思其中的惨痛教训。在经济型城镇化阶段,1978年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1992年开始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如同波涛汹涌的大潮,激发了经济发展的巨大活力,拉动德州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与改革开放前的禁锢和贫穷形成鲜明的对比,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以GDP增长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城乡繁荣和人民的富裕。但是,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经济型镇化本质上也是一种粗放式城镇化.资源透支、环境污染、社会心理失衡等问题接踵而至,倒逼经济型城镇化模式向新型城镇转型发展。2004年以来,德州进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结合本地实际,德州创造了一种"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本文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新型城镇化两个视角对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研究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以农村城镇化为重点,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路径,同步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和新型社区建设,并将新型社区纳入全市城镇体系来规划和管理,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和社区城镇化协同发展。"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是在国家新型城镇战略指引下,基于"自下而上"的一种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探索,为如何引导李克强总理提出的"1亿农民"实现就近城镇化提供了先行先试的成功范例。本文对"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进行分析研究,将德州市新型城镇化的实践经验上升到城镇化理论高度。总结出德州市"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所遵循的党的领导、因地制宜、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等基本原则,归纳出这一基于地方实践的新型城镇化模式的主要经验,同时对"两区同建"城镇化模式面临的机遇、困难及存在的问题和教训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新农村建设社区化、强化产业支撑、重视文化城镇化、侧重就近城镇化等对策和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六个基本结论:一是执政党的城镇化思想和政策决定着一个国家城镇化的发展方向。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城镇化思想政策与城镇化实践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发现中国共产党关于城镇化思想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中国城镇化的顺利或曲折发展。二是世界各国国情各不相同,发达国家城镇化经验未必适用于中国,因此中国城镇化的道路选择,既要遵循世界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更要遵循中国城镇化的特殊规律。叁是德州"两区同建"新型城镇化模式,统筹解决城镇化和"叁农"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新型城镇化思想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城镇化提供了地方实践范例。四是城镇化是中国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所承载的意义远非经济领域本身,不能夸大城镇化拉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社会治理的稳定性更为重要,因此要有风险和忧患意识,走稳健的城镇化的中国道路,避免"激进"城镇化。五是在符合国家城镇化战略和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应当尊重地方城镇化的创新做法,实践中即使存在失误,也要持包容的态度。六是要构建中国本土化城镇化理论。对城镇化的研究,要从城市规划学、区域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高度,上升到哲学高度,构建中国学术界自己的城镇化理论体系,然后提升到国家层面上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体系,增强中国城镇化的理论自信,用理论指导实践,创造城镇化的"中国式"模式,为世界城镇化提供成功的经验和典范。
姜妮伶[7]2006年在《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与城市化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城市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实际,对东北地区城市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原因分析,系统地阐述了与新型工业化相适应的东北地区新型城市化发展对策。本文的基本思想:(1)人口与产业是城市化的两大主体,针对东北地区城市化速度缓慢、非农产业就业问题突出的现实,如何使城市的非农产业吸纳递增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是贯穿本文的基本线索。(2)中国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体制持续的时间较长、市场经济观念较薄弱的地区。如何消除影响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障碍,建立东北地区新型城市化的实现机制、动力机制和推动机制是本文的基本内容。(3)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是减缓东北地区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民营经济的产业发展重点定位于东北地区优势农业、装备制造业及其产业链,并通过集群化组织形式,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高度化演进。加快城市群的整合,构建东北城市网络体系,逐步实现东北地区城乡一体化和空间结构的高度化演进。这是东北地区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目标。
张郁, 周慧秋[8]2004年在《论民营经济对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对解决“叁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民营经济对浙江省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发展民营经济 ,是增加农民就业岗位 ,提高农民收入 ,实现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有效途径。发展民营经济 ,走市场化道路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对推进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刘德承[9]2011年在《民营经济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营经济与城镇化存在必然联系,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城镇化发展最基本的推动力。民营经济通过技术、资金、制度因素不断地推进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为民营经济提供了信息、人才、交通等更好的投资经营环境,进一步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是推动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浙江省农村城镇进程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浙江省在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化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民营企业的异军突起和专业市场的迅猛发展,不断推进了浙江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经济,并且也增进了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推进了农村城镇化进程。现今我国学术界对发展小城镇,走城市化道路,以带动农村经济发展已形成共识。本文选择浙江省的典型案例,通过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因素,研究浙江省民营经济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的内在机制。通过对民营经济的经济学分析,寻找阻碍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城镇化快速健康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论文具体由六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本文选题背景、研究方法、研究意义,并对论文的分析框架及技术路线也进行了扼要说明。并以文献综述的形式,对与民营经济和农村城镇化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整理,希望能从中吸取精华,发现不足,减少研究的盲目性。第二部分是农村城镇化和民营经济的内涵,介绍了民营经济的概念和特征,农村城镇化的内涵,中国农村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特点等,并对论文中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叁部分是机理部分,运用因素分析法和系统分析法,从民营经济推动农村城镇化的方式和民营经济与农村城镇化互动关系两方面入手,得出以下结论：民营经济在人口聚集,产业集聚,服务业发展等方面影响农村城镇化进程。民营经济通过叁大因素影响和促进了城镇化进程：技术、制度和资金。农村城镇化推动民营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民营经济是农村城镇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而农村城镇化是民营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第四部分是案例分析部分,选择浙江省民营经济推动城镇化发展的几个典型案例。运用比较分析、资料搜集、实地调研和定量分析的手段,通过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因素,研究浙江省民营经济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的机制和过程。借鉴唐纳德·博格等的“推力—拉力”模型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模型的思想,通过内部推力和外部拉力两部分内容来分析浙江省民营经济推动下农村城镇化的动力来源。第五部分总结浙江省民营经济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的现状,并对如何更好的发挥民营经济对浙江农村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在规划、政策、体制等方面提出了对策。第六部分是结论。在分析城镇化进程中民营经济和政府行政手段综合作用的基础上提出文章的结论和创新点。
撒莉莎[10]2011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特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已经基本完成,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而且其城市化速度在不断加快。同时,快速的城市化也带来了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城乡差别扩大,资源与环境问题突出以及精神文明建设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等。因此,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实现城市化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代城市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本文在阐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理论的同时分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循环机理。并以经济发达的宁波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宁波城市化的发展特征、发展模式以及动力机制。同时,本文结合宁波市城市化的实际情况,选取城市可持续系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3个子系统的30个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宁波市1999-2009年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变化状况。论述了宁波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并提出了宁波市开放经济条件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民营经济对中国城市化的推动作用研究[D]. 邵映红. 武汉大学. 2004
[2]. 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及其机理研究[D]. 王亚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3]. 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D]. 张旭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4].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5]. 安徽城镇化的产业支撑研究[D]. 王珊珊. 安徽大学. 2015
[6]. 建国以来德州城镇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D]. 杨振生. 天津师范大学. 2017
[7].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研究[D]. 姜妮伶. 吉林大学. 2006
[8]. 论民营经济对浙江省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J]. 张郁, 周慧秋. 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4
[9]. 民营经济推动下的农村城镇化研究[D]. 刘德承. 浙江师范大学. 2011
[10].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市化特征与可持续发展研究[D]. 撒莉莎. 华东理工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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