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飞[1]2014年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要求。任何国家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一个主导力量,从各国历史上看,这种力量可以是发达的公民社会,可以是贵族阶级,可以是强大的官僚系统或军人集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也就密切相关并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对二者关系的互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稳定为价值追求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专项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第一,社会稳定问题。主要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探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一般规律；落脚点在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第二,政党建设问题。不同的政党政治生态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政党建设规律也就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本文在关注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考察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第叁,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在社会转型中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就有很大差异。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在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重点内容及其实现机制。主要目的是,在实现社会稳定的要求下,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引导和学理支撑。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依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展开；借鉴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一章从现代社会转型共性的角度认识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基本理论；第二章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结构的分析,从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视域重迭的角度认识二者关系的内在机理。第叁章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第四章从社会风险的广阔视角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理论梳理；第五章,分析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全文着力论证和阐述了如下观点：1、现代社会转型有叁种不同的主导力量,分别是社会力量、官僚组织和政党。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有较大差异：政党主导的国家转型中,政党构成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官僚组织主导的转型中,政党从属于官僚机构,政党的软弱和政党体制的不健全,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力量凸显的英美社会变迁中政党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2、以政党政治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实现国家建设的软着陆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以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带动国家建设的成熟,以成熟的国家建设实现社会稳定,这是政党政治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3、不同的政党、政党制度因其自身的特点不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竞争与否不是判断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政党制度化程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政党的适应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4、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的“超稳定”系统的深层结构,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传统资源。在继承并改造传统社会稳定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能力远远超过国民党,体现了其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合理性,这构成党的领导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鲜明特征,影响党的建设的发展趋向。5、党的建设可以划分为叁个层次：其一,党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以及处理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其叁,党的五大建设,即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转折点上,党的建设的叁个层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时间上的依次递进关系,即第一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会引发第二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并通过党的“五大建设”表现出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存在研究视域的重迭,为二者关系的历史梳理和论证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解释性变量；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层原因；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与社会稳定密切相连；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6、传统体制下社会稳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于冷战的国际背景而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融于国家之中,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构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为特征；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执政党的宏观决策的失误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建设不足,个人权威代替了政党组织权威是决策失误的根源；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问题的核心。如果党的纲领、路线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就容易受到冲击和破坏。在一定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因为在纲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力量愈是强大,造成的社会后果愈是严重。7、基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一体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内生型社会稳定结构”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新中国建立为分界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传统；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不同于封建的官僚体系,深层结构的相似不能掩盖其本质的区别；其叁,新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8、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稳定的态度以文化大革命为转折点,对于社会稳定的渴望和关切从没有这样有切肤之痛；执政党要保持党内和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防止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关系遵循了以下逻辑：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保证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此前提下,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把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作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制度的稳定性、体制机制的开放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路线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党强大的组织力量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辅之以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构成党的建设的完整体系。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党的建设布局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邓小平时代已经确立的关于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模式仍然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9、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较好的策略,由简单到复杂、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循序渐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渐进式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要始终把握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的愿望。在信息和改革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迫切问题的首选方法。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工具理性在改革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保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断发展。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转型,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都必须放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逻辑中去审视。伴随“叁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提出,党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其固有内容;当稳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改革发展稳定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和谐社会建设,意在调整社会稳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是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和重要的策略选择。当前,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需要与整体性制度变迁相适应,需要顶层设计。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和现代风险迭加在一起的风险系统,这给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这种挑战的实质是执政党转型问题,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这是执政党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12、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党的能力建设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加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加强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刘亚妮[2]2016年在《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新疆分裂主义已经产生了一百多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条件、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的变迁,新疆分裂主义历经反弹、蔓延到恶性发展,近年来更是猖獗。自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特别是2013年以来,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连,频繁制造暴力恐怖活动,具有明显挑衅国家权威的目的,已经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是关乎国家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的政治任务,反分裂斗争的实践亟需反分裂理论的有效指导。因此,进一步加深对新疆分裂主义和反分裂斗争的研究具有现实紧迫性。打击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必须从其产生的根源入手,总结以往反分裂的经验教训,找准问题,对症下药。新疆分裂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文化认同问题,文化领域的反分裂斗争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多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与分裂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从文化根源上剖析新疆分裂主义发生发展的原因,反思一百多年来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问题之所在,最后提出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的对策。文化认同是是一种“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没有文化认同的支撑,稳固的国家认同是难以建立的。任何存在多元文化的国家都必须建立在特定文化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否则必将面临分裂。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考察新疆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叁个层面的文化认同相互影响、密切交织,共同影响新疆分裂主义的演变:在宏观层面全球性文化变迁的冲击下,中观层面的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发生变迁和危机,促使微观层面的民族亚文化认同凸显并被利用向民族分裂主义的反文化认同转化,由此催生民族分裂主义思潮和运动。民族分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致使国家主流文化认同危机恶化,瓦解国家认同的文化根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认同关系中,中观层面的国家文化认同的变迁是关键环节。正是历史上中华文化认同的薄弱与不足导致新疆与内地文化长期存在差异而难以整合。新疆分裂主义极力夸大维吾尔等民族亚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差异,强化其突厥特征和伊斯兰特征,力图割裂新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进而形成了分裂主义反文化,为“新疆独立”的政治目的提供支持。分裂势力强化分裂文化认同否定国家层面的文化认同,是国家文化认同危机的体现。国家文化认同危机是分裂主义产生的根源性因素。因此,从中观层面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抵制宏观层面全球化的冲击,消解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的离心力,成为从源头上遏制民族分裂主义的必然目标。新疆分裂主义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通过不同的文化疏离策略,否定和排斥中华文化认同,加深了国家文化认同危机。其根本动因是,近代以来新疆地区国家认同的基础性结构支撑不足,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文化整合滞后,国家现代化进程刺激民族亚文化认同趋于强化,民族精英利用本民族文化认同进行社会动员,以及国际因素提供的“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历来坚决反对新疆分裂主义,但是,新疆分裂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始终是社会的毒瘤,目前还在发酵之中。反分裂斗争很难有根本性突破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直以来,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文化认同问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缺乏文化建设的战略性规划,这就导致国家文化认同基础薄弱,文化整合滞后,因而不能够剜除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文化根源。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促进新疆文化认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反对新疆分裂主义斗争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然而更是存在不少值得反思的教训。反分裂斗争的实践证明,必须在坚持刚性打击的同时,更要通过增强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柔性手段,构建牢固的中华文化认同,逐渐瓦解新疆分裂主义的社会根基,最终达到根除分裂主义的目的。构建中华文化认同遏制新疆分裂主义需要各方面相互配合与支持,形成一个全面协调的长效机制。为此,必须以战略性思维统筹安排,立足于中国社会文化认同的实际,广泛吸取和借鉴世界多民族国家共同文化认同建构的经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针对分裂主义反文化反对国家统一的倾向,“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认同坚持以维护国家统一、“和而不同”、凝聚共识等理念为价值取向。构建中华文化认同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牢固树立国家公民意识、“去极端化”、民族政策适时调整完善、对民族分裂主义强硬反对等原则,以此保证中华文化健康发展,增强凝聚力,化解离心力。从文化层面遏制新疆分裂主义,应该着重在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中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多元文化价值,通过引导各族人民形成对中华文化的正确认知,大力发展公共文化空间和文化教育事业,协调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民族互嵌”,加强学术研究等途径培育、保障、促进和维护中华文化认同,对冲和抵制分裂主义反文化认同。
古力斯坦·亚生[3]2013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高度来谋划新疆的稳定与发展，针对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疆稳定与发展问题，展开两个战场、两种斗争过程中形成了维护新疆稳定的系统思想，也积累了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思想作为研究题目，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阐述选题依据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主要观点和方法，同时要对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从而对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框架进行梳理。第二部分：结合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疆稳定与发展问题，对我党维护新疆稳定的历史进行回顾。一是实现各族人民当家作主，打下了维护新疆稳定的制度基础；二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奠定维护新疆稳定的政治基础；叁是大力推进经济建设，巩固维护新疆稳定的物质基础；四是组建和发展生产建设兵团，筑起屯垦戍边的国防屏障；五是大力加强民族团结，夯实维护新疆稳定的社会基础；六是掌握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巩固维护新疆稳定的思想基础。第叁部分：剖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新疆稳定问题上的主要思想和观点。主要有：稳定和发展是新疆工作的主题；改革开放是解决稳定发展问题的必由之路；建立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维护新疆稳定的制度保证；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事关长治久安的大局；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常抓不懈是维护新疆稳定的治本之策；兵团是维护新疆稳定的重要力量。第四部分：对党在维护新疆稳定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分析与总结：始终坚持稳定是硬任务和第一责任，发展是硬道理和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始终坚持立足区情和与时俱进相结合；始终坚持高举民族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田立军[4]2003年在《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考察与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维护国家统一，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任务和必要条件。进入新世纪，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过程，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消除雅尔塔协定以及作为协定具体化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中国主权的损害。二是和平解放新疆，巩固西北边陲。叁是积极防御，出兵朝鲜，遏制美国在东北亚对中国发起的地缘攻势，维护国家安全。四是打击藏独势力，和平解放西藏，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维护国家统一。五是妥善处理边界冲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六是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七是实现澳门回归。八是努力解决台湾问题，争取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五十多年斗争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必须立场鲜明、意志坚定。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维护国家统一。二是必须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叁是必须审时度势，果断决策，努力掌握主动权。四是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增强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向心力，遏制分裂主义倾向。五是必须在事关国家统一的重要问题上提出具体明确的时间表，促进问题的尽早解决。 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前，对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构成挑战的因素主要是“台独”、“疆独”、“藏独”这叁种势力和以南中国海问题为代表的领土争端问题。其中，台湾问题是关键：顺利实现统一，将促进其他问题的解决，国家统一将更加牢固；台湾“独立”，则会引起连锁反应，国家统一的形势将十分严峻。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应当态度坚决，策略灵活，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手段，积聚实力，发展优势，努力占据地缘政治、国际政治的“制高点”，在保证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同时，最终赢得维护国家统一的完全胜利。一是把握主要矛盾，加快经济发展，以发展促统一。维护国家统一最终靠实力。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和台湾宣布独立等情况，就应尽可能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全力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积聚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二是全方位开展灵活务实外交，大力压缩分裂势力的国际生存空间。包括继续积极开展区域安全合作，遏制分裂主义的地缘诱因；在政府间国际组织层面上打击分裂势力的活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等。叁是搞好民族、宗教工作，维护各民族团结，削弱分裂势力的社会基础。民族工作要以增强各少数民族的向心力为目标，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重点，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民族政策。宗教工作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隔绝分裂势力与宗教团体之间的联系，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大力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团结上来。四是搞好对台宣传，扩大两岸经贸往来，加强两岸各方面交流，巩固、发展维护国家统一的民意基础。五是做好对台军事斗争准备，以强大的军事压力促进国家早日实现完全统一。能战方能言和。中国共产党在努力争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同时，必须积极准备对台武装斗争，准备越充分、越有力，和平统一就越有希望。 国家的统一与安全，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的目标。从发展趋势看，由于台湾当局坚持“台独”路线，拒不接受“一国两制”方针，加上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因素的介入，使和平统一台湾的难度越来越大，武力解决的可能性日益增加。因此，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把思想从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教条、僵化理解上解放出来，政治、军事两手准备，积极应战，加大对台军事压力。只要台湾当局只要和平、不要统一，只要“两制”、不要“一国”，或者宣布“独立”，就应当采取断然措施，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彻底解决。 除台湾问题之外，新疆、西藏的分裂危险主要来自于“东突”分子和达赖集团。从目前情况看，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对国家统一大局的影响程度远远小于台湾问题，近期不会对国家统一构成大的威胁。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由于中国暂时不具备控制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实力，加_L台湾问题是当前维护国家统一的主要矛盾，因此，当前在这个问题上政策不能过于僵硬，只能坚持“主权归我”的原则立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现状，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务实道路。
向婷[5]2012年在《对国共合作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分别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和叁四十年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与地方军阀勾结下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是中国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近代中国两次面临国家灭亡、种族灭亡的危机时刻,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政党在巨大的共同外来压力面前需要团结一致,致力于挽救水火之中的中国。具体来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需要结束军事割据实现国家的统一,在叁、四十年代必须抵御外来的侵略,挽救民族的危亡,完成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一大历史任务——求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在两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无疑是两次民族命运转折的关键因素。而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的追求是国共合作的推动因素。共同的民族利益及其它各方面利益的契合是政见不一的两党走在一起的根本因素,当民族利益的威胁被解除时,两党的利益取向的分歧甚至对立则随之突显,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巨大分歧也必然导致两党走向分裂,合作失败。在两次合作的过程中,对于两党合作方式的选择是在两党的政治力量较量之后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分别在两次合作过程中作为共同纲领或起着共同纲领作用的“新叁民主义”、“抗日纲领”相当于合作集体的群体规范,其压力和作用是合作过程中解决两党冲突与加强两党合作的内在因素。对两次合作中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维系能力与政党的成熟度密切相关,在第二次合作中,透过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有力维系,我们明显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对两次合作的过程,苏俄、美国、英国等国际因素也有不同程度的干涉与影响,通过考察这些国家行为背后的因素,可以发现利益是决定国际行为的最大诱因。本论文通过对两次合作的可能性、必然性,已及合作的最大行为动机,对合作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总结了一些经验与教训。这些经验与教训对因国共两党历史上的纷争而遗留的大陆与台湾问题,对两个政党在新时期关系的发展及这种发展对解决两岸关系问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影响的思考具有现实的启迪作用。另一方面,立足于历史上两党的恩怨与现实上两党各自的发展及社会背景的变迁,我们也应看到两党在现实中有继承传统,重塑关系的可能性、必要性。同时,我们更应正视现实,对于国共关系重塑的平台、方式等都应做出相应的变革,在当前经济交流这一强大平台的基础之上,更多地去开拓与推进其它平台,采取两岸都能接受的途径和方法。民族的利益直接推进了历史上国共的两次合作,新时期,国家的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是民族的利益,更是民族的长远利益,我们希望在这一利益的推动下能实现两个政党的再度合作,早日实现国家统一。
张军[6]2017年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自从人猿相揖别、人类形成社会和国家以后,社会稳定便成了各个阶层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努力追求的社会状况,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从历史的经验看,一国区域性社会稳定对于构建国家整体安全、形成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具有重要影响。新疆,作为我国单位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域,无论是地缘战略,还是经济发展,无疑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上,社会稳定是制约和影响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核心变量,也因此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研究和关切的重大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面对新疆特殊的战略地位,结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社会发展理论,在吸收古代治疆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外部环境等方面建构起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政策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文革期间的边疆和民族工作进行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对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做了纠偏和调整,避免了异质性因素对新疆社会秩序造成的干扰和破坏。进入二十一世纪,伴随社会矛盾和冲突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方面做了战略性调整,改变单纯依靠政策维护社会稳定的惯性逻辑思维限制,转而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的综合措施。新疆社会稳定问题由来已久,且成因复杂,目前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重大事件频发,对新疆乃至国家整体安全构成了现实挑战。因此,新疆社会稳定理应成为新疆问题研究中给予“特别”关照的重大课题。鉴于此,本文力图从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进程为基本出发点,廓清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脉络,勾勒出新疆社会稳定的变化轨迹,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基本经验,最后进一步剖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复杂成因。论文分成七部分,除绪论外,依次是理论基础、时代背景、艰辛探索、历史跨越、基本经验、任重道远。文章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为理论逻辑,着重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进程,本质上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稳定,怎样实现社会稳定”等一系列关系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其中,第叁部分至第七部分是论文的主体。各部分内容简要介绍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在研究综述中重点梳理了理论界关于相关问题的研究视角、思路及主要观点,分析了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不足,在此基础上确立本文的研究目标、思路和方法,最终提炼和归纳出论文可能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主要论述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理论基础与经验借鉴。具体为叁部分,一是对社会稳定等基本概念进行梳理、辨析和重新界定;二是考察古代和近代治疆政策,论文从六个方面对古代治疆实践进行了详细探讨,并从中提炼出对当前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有借鉴意义的“元素”。叁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进行系统梳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深刻阐释新疆民族、宗教问题产生的根源。第叁部分为时代背景。文章一方面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层面阐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揭示了新疆社会稳定在构建国家整体安全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何以可能”的问题,文章从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方面入手,全面详实的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第四部分为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文章对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政策措施进行了条块化分割,较为全面的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客观分析了“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党在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政策措施等方面出现的偏离、失误和错误;最后对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成就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并站在社会稳定角度对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做了历史性反思。第五部分为历史跨越。从历史的进程来看,这一时期伴随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有序更替和新疆社会稳定出现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理论和实践也大致跨越了四个不同阶段:即恢复发展阶段、健全丰富阶段、深化变革阶段、全面创新阶段。文章分析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核心变量不断调整其理论、方法和措施,全景式展现了新疆社会稳定的动态演变轨迹,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总结了党在新疆社会稳定工作方面的时代价值。第六部分为基本经验。本章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与现实思考,以实践路径为基本导向总结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基本经验。文章从政治保证、物质基础、社会根基、制度保障、文化支撑、外部条件等六方面对历史上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理论和实践做了根本总结,同时在此基础上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价值目标和实践路径。第七部分为任重道远。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本章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非传统、常态与非常态等因素为基本立足点,直面新疆社会稳定面临的内外新挑战,并与历史上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形成时空对应,重点是从历史与现实互动的视角精准把握影响新疆社会稳定的核心变量,为党和政府制定、完善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方针、政策、措施提供现实依据。
王丹[7]2011年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自诞生时起就不断地从自然界中索取自己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因而发生着与自然界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类所关注的问题,是古往今来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等所持续探究的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生产力的突飞猛进,一方面,人类享受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福社,陶醉于对大自然所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却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以资源、环境、人口等形式出现的生态问题、人类生存危机,其实质是人与自然、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危机。而随着人类对其自身实践活动的反思和对不利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后果的重视,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代世界最紧迫最引人注意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问题,已成为科学技术领域,人文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课题,但从根本上看,生态问题应是一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应直面的一个理论课题。由于所处历史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虽未形成自觉的生态学理论,但他们却己敏锐地觉察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预见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昭示了一幅社会发展生态向度的理论图景。马克思主义这种生态自然观思想是具有前瞻性的,它所揭示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特别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在当今时代体现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对于解决生态环境危机,对于理性思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本文以自然观的核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特别是以人与资源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为主线,以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与和谐发展为价值取向,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基于生态学视角,并将生态学、哲学、经济学、环境学和社会学相结合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除绪论外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和审视了马克思主义以前所出现的四种类型自然观:远古时代的神话自然观、古代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中世纪的神学自然观和近代的机械自然观,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前提。第二部分是论文的核心和重点,从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进行系统阐述,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框架:首先考察和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概念与人的概念及特征,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建立了理论基础;然后阐述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形成、发展及哲学变革;进而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主要内容及特征:最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进行辩证唯物论、认识论、唯物史观和价值论的审度。第叁部分通过对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与分析,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在现代西方的历史命运和地位,比较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相容性和相异性,同时进一步阐释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矫正与超越。第四部分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中国化发展轨迹及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初步尝试;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积极探索;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贡献;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第五部分从人类文明的演进、环境衍化及对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反思着手,并通过对中国生态环境情势及中国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分析,论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与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基础上,明确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同时探索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维理路、基本原则、内容框架和具体路径,并展望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前景。
黄家周[8]2015年在《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同时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体现和生命力所在。遵循恰当的路径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理论、精神文化生产理论、文化领导权思想、文化软实力思想是我们理解文化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地位,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则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我们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过程中应重视文化建设的视域,关注不同地区的“人文特点”,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加强对该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轫期。“五四”运动前后,广西籍进步知识分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本地区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红七军、红八军和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和措施,深受民族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牢固掌握了桂林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向各阶层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鼓舞了广西民族群众的抗战斗志。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广西党组织根据新的工作方针,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为配合解放军南下解放广西创造了必要的舆论氛围和群众条件。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拓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的文化艺术事业全面振兴,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建立体现了中共灵活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又一次成功实践。“文革”十年却使广西文化艺术事业惨遭破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亦历经曲折。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和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的召开,广西文化建设事业重现新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呈现新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是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全面推进期。广西通过创建社会文化先进县工程、建设千里文化长廊工程、推进知识共享工程等活动,实现了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双学”活动的开展、“四个广西”建设理念的提出、民族文化强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广西精神”的凝练、“桂理昕”宣传品牌的形成、“美丽广西·清洁乡村(生态乡村)”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梦”理念和“四个全面”思想在广西的广泛宣传,彰显了新时期广西马克思大众化的新特征。我们通过对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系统考察和分析,概括了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六条基本路径：一是积极开展民族地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活动增强其引领群众的能力；二是利用有民族特点的多样化载体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叁是加强民族文化建设发挥先进文化的育人功能；四是发挥先进人物的示范功能和社会力量参与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作用；五是发扬民族团结教育在促进民族和谐发展中的作用；六是在学习借鉴其他地区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推进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创新。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过程中蕴含着以下特点：首先,围绕实现群众利益需求而确定目标任务；其次,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点；再次,采取了多层面的保障措施；最后,呈现出多样化综合化的发展态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复杂的、艰巨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代广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选择和实现过程中依然有不少问题和制约因素,尚存在某些路径不够顺畅、不够明晰、不够完备和适用性欠强等问题,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成效。新时期新形势下广西仍然需要继续探索、创新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第一,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筑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基。围绕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充实民族教育的内容；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丰富民族教育的形式。第二,改善民族地区的文化民生,夯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加强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努力发展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倡导和组织健康向上的群众文化活动。第叁,充分利用广西民族地区优秀文化资源,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特别是要着力促进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红色文化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提升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程度。第四,建立和健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实现的组织、制度和机制。我们应遵循统筹兼顾的思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建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中心”,健全广西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人才、经费和奖惩等方面的保障制度,健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反馈和辅助等方面的实践机制。
青觉[9]2004年在《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认识和根本看法，是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反映。中国共产党民族观，是指中国共产党对民族与民族问题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始就非常重视中国的民族问题，把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革命实践中，在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了党的民族观。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解决中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过程，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是不断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使各少数民族获得解放和发展的过程。 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着眼于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内容的充实与完善，以历时的眼光考察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着重研究了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拨乱反正时期、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等不同历史时期党的民族纲领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民族工作实践，深入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中的历史作用。 论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关于民族观念的演变。本章着重从中国历史上关于“民族”概念的使用与内涵、20世纪初近代民族思想的兴起以及孙中山的中华民族观形成与影响等方面，对中国传统及近代民族观念加以梳理，以阐明其内涵和对后者的影响。 第二章：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形成的诸影响因素。该章主要论述了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五四”运动的冲击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传播对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形成的影响和促进； 第叁章：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逐步形成。本章主要研究和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时期关于民族问题的主张、决议和纲领政策的提出和变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形成与主要内容； 第四章：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不断完善。主要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发展完善过程，总结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与经验教训； 第五章：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深入发展。本章着重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重大历史时期不断丰富和发展业已形成的民族观。突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叁代领导集体在国内外新形势下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及解决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第六章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理论与实践。该章对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叁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民族观对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本文分析研究了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实行不同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的社会原因，充实、完善了我国民族理论研究和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研究内容，有助于我们从中汲取借鉴，制定新世纪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的民族纲领与民族政策，解袂好民族问题，促进我国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张瑞岚[10]2014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发展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问题,也是我国建国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并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中取得重要成就。目前,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期,而政治体制改革更成为影响整个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梳理、总结和凝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对于现阶段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四个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进行分析和考察：文章的第一部分主要表达本文写作的整体构想。此部分在界定“政治发展”、“政治发展思想”等核心概念以及与选题相关的其他概念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的现状,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首先,梳理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历史资源,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政治发展的思想、现代西方政治发展学说、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其次,具体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78至1989年：“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9至1997年：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97至2002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基本形成阶段：2002至2007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7年至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文章的第叁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基于文献分析,主要考察：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要求和道路的思想,即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任务和途径的思想。首先,民主和法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基本任务,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方面,通过研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思想,系统地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从立法、执法(执政)和法治观念的角度,研究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以探讨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思想。其次,研究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途径推进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文章的第四部分主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特点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坚持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有机统一、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和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中国国情和现阶段的实际出发、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其重要意义在于：在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政治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指导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并为新形势下中国政治发展指明了方向。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D]. 刘飞. 山东大学. 2014
[2]. 反新疆分裂斗争中的文化认同研究[D]. 刘亚妮. 兰州大学. 2016
[3].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稳定思想研究[D]. 古力斯坦·亚生. 新疆师范大学. 2013
[4]. 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考察与分析[D]. 田立军.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5]. 对国共合作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 向婷.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6].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维护新疆社会稳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张军.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7].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研究[D]. 王丹. 大连海事大学. 2011
[8]. 文化建设视域下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研究[D]. 黄家周.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9].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的形成和发展[D]. 青觉. 中央民族大学. 2004
[1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发展思想研究[D]. 张瑞岚. 武汉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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