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胜初[1]2003年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不仅有物质需要，还有精神文化需要，并且作为人所特有的，得以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高层次需要的精神文化需要，更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万物灵长的表征。这种需要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劳动，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健康科学，这本身就是人类一直孜孜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分析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对如何更好地满足和引导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使之朝着健康、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和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需要理论，以及后人对马克思恩格斯需要理论的运用和发展，阐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需要理论是我们研究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和理论指南；第二部分论述了精神文化需要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介绍了精神文化需要的定义、内涵，精神文化需要问题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阐明了精神文化需要是文化建设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第叁部分重点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呈现出来的新变化、新特点、新动向，分析了其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原因；第四部分对于如何正确满足和引导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提出了对策，指出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发展教育科学事业，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引导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要从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和文化艺术修养，引导文化消费，规范文化市场和净化网络文化等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杨振闻[2]2012年在《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文中认为本论文研究目的在于从哲学视野探讨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进而提出引领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变迁的主导价值观念，推进人自身和整个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全文由导论、主体和结语叁部分组成。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现状、论文的研究框架、存在的研究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主体部分由五章构成。其中，第一章是概念界定；第二、叁、四章是从历时态揭示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第五章是从共时态揭示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生存方式的哲学界定。要从哲学视域全面清晰地论述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首先就必须对生存方式进行哲学界定。本章先从“根据”和“意义”两个层面来阐释何谓生存，接着从“实质”和“内容”两方面来回答何谓生存方式。第二章：传统社会中国人“权力化生存”及其当代影响。在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进行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社会中国人的“权力化生存”方式进行剖析。而要分析这种生存方式，首先又必须揭示传统社会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权力化生存方式虽已绵延几千年但却仍然影响中国人的谜语所在。在权力至上为核心内容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作用下，“权力化生存”方式在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身层面都呈现出相应的基本特征。“权力化生存”方式的产生有其经济、政治、文化根源。这种生存方式对当代中国人走向能力化生存产生了不利影响：价值取向上权力为本；行为方式上保守求稳；治理方式上逐级管制。第叁章：当代中国人“物化生存”及其双重影响。由于当代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双转”交织的社会转型期，正处于积累物质财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的时期，因此当代中国人生存的“物的依赖性”还十分明显，一些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表现为“物化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在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身层面都呈现出相应的基本特征。我们应该看到“物化生存”的双重性影响。第四章：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根本走向——“能力化生存”。总结中西方历史发展经验教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一直比较重视能力建设，能力问题是西方近代化过程中的中心论题，而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比较重视道德建设，相对忽视能力建设。这也是近代中国落伍的重要原因。能力化生存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本章对能力化生存的基本内容、生成要求和积极影响作了展开论述。就基本内容而言，能力化生存要求凭能力获得生存的根据、凭能力获得生存的舞台、凭能力获得生存的意义；就生成要求而言，能力化生存要求在文化价值上确立“能力本位”的核心价值理念、制度安排上建立有利于每个人能力充分发挥的制度体系、社会环境上营造“凭本事吃饭”的社会环境。第五章：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及其表象。能力化生存在当代中国已经初现端倪，代表了中国人生存方式的根本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生存方式自动销声匿迹了。实际情况是：能力化生存这一走向越来越清晰，但与此同时，权力化生存、物化生存、能力化生存仍然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走出这一复杂图景的路径就是要构建能力社会，促进能力化生存的生成。本章首先分析了这一复杂图景产生的原因，接着又结合叁句当下十分流行的媒体语言阐释了复杂图景的具体表象，最后还对生存方式的复杂图景对精神世界的影响进行了剖析。结语部分主要阐述了未来社会人类生存方式的前景。如何在初现端倪的能力化生存方式的基础上，对中国人乃至全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前景做一番前瞻性展望呢？本文最后从马克思关于“自由个性”的理论论述与中国人能力化生存实践走向的对比分析中，尝试性地寻求一种解答，认为“优雅生存”就是未来社会人类的生存方式。
刘锋[3]2010年在《现阶段我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研究》文中认为人作为社会性的生命,不仅具有物质需要,也具有精神文化需要。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是精神文化需要发展变化的基础,而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又会促进人的物质需要的发展变化。精神文化需要是人的本质体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现阶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需要在人的需要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大,在社会发展中所占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衡量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的基本尺度。因而,研究和探讨现阶段我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问题,对于推动社会的均衡、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以及文献研究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等分析和探讨现阶段我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七个部分:一是绪论,主要阐述现阶段我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研究的意义,本领域国内外研究的现状,本研究的基本思路、重点、难点和创新点;二是探讨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基本内涵;叁是分析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及其满足的主要功能和制约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发展的主要因素;四是分析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发展现状;五是提出正确引导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发展方向的基本途径;六是提出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主要措施;七是结束语,展望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发展变化的前景。本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界定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基本含义,并概括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九个方面的内容,即求知需要、归属需要、交际需要、道德需要、娱乐需要、审美需要、发展需要、理想需要和信念需要,同时把这九种精神文化需要划分为基础型、享受型和发展型叁个层次。二是分析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社会精神文化生产的根本动因和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基本动力,同时还阐述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及其满足的个体生命支撑功能、社会行为激励功能、社会发展协调功能和国家形象塑造功能。叁是分析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发展现状,概括出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发展的新特点,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日益增长,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结构呈多层次、多样化发展态势,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实现途径越来越多,总结了引导和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观念更新、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实践创新等方面的成就,指出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不同区域之间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差距较大、对精神文化需要的理解不全面和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够等四个方面。四是提出了正确引导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发展方向的主要途径: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正确导向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地位,培育人们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力;引导人树立正确的精神文化消费观;培育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市场文化与法治文化相融合的精神文化环境。五是提出了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主要措施: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文教娱乐产品和服务开发的种类、文化中介服务业的服务范围,提高思想道德教育产品、创意型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休闲娱乐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建立精神文化产业和事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借鉴国外精神文化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培育高素养的精神文化产业人才。本文的结论是人的精神文化需要发展的最终指向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种终极需要的实现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水平发展到一个极大丰富的水平。而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依据基本国情,转变思维模式,我们可以从引导和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的角度思考全局问题,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苏威[4]2018年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困境及其超越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不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征程中,我们的精神生活面临着巨大压力和挑战。“富裕之后怎么办”?中国人在经济强大后,能否成为世界高尚品质的代表?我们怎样才能具有与现时代的内涵相匹配的“精神生活”等等,成为一种时代性课题。审视当代人的生活,不能不说,中国人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而人的精神生活矛盾和危机以更加尖锐的方式呈现出来:人在某种程度被“物化”了,精神生活成为现代人生活中的缺失性存在,提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品质已经迫在眉睫。从理论上如何破解问题,为实践改变提供思想观念和路径成为本研究的旨趣,也是本研究期待产生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所在。围绕提升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质量这一主题,全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第一部分,关于精神生活本质的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以为接续研究提供遵从的根据。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为问题展开的逻辑起点,从实践是社会生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出发,精神生产、精神生活是社会生产生活的有机构成。实践的特质是“改造”,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这种改造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神的谋划”,包含精神生产过程。精神生活是社会和人的“内涵”和“精神气质”,精神文明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所谓精神生活或人的精神家园,是概括社会生活精神现象的一个总体性概念。精神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相对独立领域,指向人的灵魂和精神家园,源于人的精神需要以满足人对精神需要为目的的活动,实质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和体验。人为什么需要精神生活?从形上意义说,人无法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从形下意义上,现实生活压力、繁忙中产生的无力感、浮躁感和空虚感使人的精神需要安放之处,精神生活对人而言具有内在性。精神生活有自身特点,它是一种心智生活、是心灵生活和智力生活的总称,这种内在性说明精神生活的目的以寻求生命意义、获得精神安顿和心灵秩序为满足,是以服务人为之存在的真正目的的;精神生活是无功利的,心智的运用、思想的运动,精神的创造、真理的探究本身就是目的,并从中获得充实快乐和有意义的生活,愉悦精神;精神生活领域是非实体的超验世界,具有超越性。超越性是自为性,超越物种的尺度,按照人的尺度,体现为一种无限性,是一种“无限的自我扩充”,指向一个可能的理想世界。人的精神生活基本要素包括艺术、道德、理论、信仰。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面像,整个社会的精神信仰即是社会的精神面像。人的生活就是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与他有怎样的生活又是一致的。人的本质的精神特质和精神价值取向决定了精神生活必定成为人类自身的内在目的。在人的精神家园中,理想信仰是精神家园的“骨骼”;道德是精神家园的“经络”,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精神生活的“血肉”,精神产品是精神食粮。第二部分,关于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形态研究。精神生活于人的存在的内在性表明,精神生活对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必然会以文化传统的方式传递。研究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问题必须以古今中外的多重维度来把握。从历时态的视野看,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依次经历了神话、宗教、世俗文化等几个阶段,这一历史过程又与人类主体意识成长或精神的成长过程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考察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一个规律呈现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延续,变化发展是常态,这一变化体现在多个方面,但是精神生活的改变对整个社会变化之发生是一个重要原因。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阶段性,代表着人的精神成长的过程。人的精神的自觉性越高,改变意识越强,文化速率越快,变化就越快,社会改变就越大,不同社会之间差异就越大。哪个民族积累的精神财富厚重,其后代就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基础。回溯人类精神生活的历史发展,在人类精神成长的轨迹中,神话阶段应当被高度关注和重点分析:神话阶段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雏形,几乎是人类社会精神生活、各种文化的源头,已经具有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所有基因、种子。剖析神话型态的精神生活就会发现,原始人的精神生活是靠信仰支撑的,信仰是人的精神生活的核心要素。神话首先具有宗教作用,作为氏族生活为了维护组织内成员的集体生活的一种信仰体系,既是禁忌、规范、日常生活准则,也是“法律”,是氏族求生和发展的根本保障。起着解释万事万物起源,为世界和人的存在找到终极解释的责任。神话还有教育作用,在宗教仪式和祭祀仪式上吟诵神话——教育内容,也是传播原始信仰和原始宗教的主要教育形式。神话还是艺术的、文学的、娱乐的,是原始先民娱乐的重要工具。这是精神生活的本来面目。第叁部分,是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存在问题的提炼、主要症结的分析及对问题产生原因的揭示。梳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精神生活在人的生活中缺位的尴尬;社会道德滑坡和信仰迷失显性化;艺术层面充斥的“叁俗”等等。这些问题的症结或者关键在于,社会精神生活的物化倾向,社会精神生活被物化使精神失去了内在丰富性和超越性,走向庸俗化;信仰上虚无主义的迷雾。当代人精神生活的关键症结是虚无主义,现代人的精神虚无状态是最严重的精神生活消解因素,由于虚无,造成喧嚣的孤独、熟悉的陌生、存在的空虚,一切都成为没有标准的选择。人们的精神世界特征是减少甚至拒绝进行深层次的思考,确定的意义被人们在无意识中逐渐消解,信仰缺失也逐渐成为现代人的典型表征。造成人的精神生活困境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社会存在层面的:物质主义社会生活状况对精神生活的裹挟导致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和功利化;政治腐败的存在动摇了主导精神文化的公信力和影响力,政治腐败对公权力的侵犯,个体对共同体秩序的破坏产生了对社会道德体系的毁灭性打击;人的生存方式的巨大变化造成的生活压力,网络文化对人精神生活的介入,都对精神生活问题的产生起到了推力作用。其次,检讨精神生活自身的问题:社会转型时期多元文化思潮的冲击,造成价值分散、多元、偏离主流和中心;社会主导文化创新启蒙的滞后;传统文化开新不足的危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后现代主义文化特有的颠覆性、解构性,耻言理想,拒绝崇高等信条对人们精神生活中的理想信仰的颠覆是釜底抽薪式的。第四部分,研究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改善提高问题。提高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动力不足,必须从人的生活角度寻找有效动力源。能够成为动力的在根本上说主要是靠一种利益驱动或需要满足来保证。基于此,提升精神生活质量应从以下方面着力:首先,美好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也是提升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要动力。其次,把追求建构充盈的精神家园作为提升精神生活的吸引力量,解决如何建设精神家园,以什么内容建设精神家园的问题。通过教化使人达乎本性,彰显理性,通往德性。教化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意味着要造就的是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人。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精神生活高地。要推动社会形成崇尚和重视精神文化价值的偏好。要重视夯实个体主体意识的自觉和提升之路。只有具备自觉的自我意识,才能形成精神自我,关注主观世界,关怀精神家园。第叁,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提高精神生活的导引力量。马克思学说的全部价值取向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而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包括成为“高度文明的人”,过上真正“合乎人性的生活”,考虑精神生活的发展不能缺少这样的价值维度。从“应其所是”去谋划。第四,以精神生产发展促进精神生活提高,精神生产要提供充足的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以优秀的精神产品为人的精神生活提供正确的世界观基础、以优秀的精神产品为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价值导引、以优秀的精神产品渗透的审美教育提升人的鉴赏力的品位。最后,营造社会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王海滨[5]2012年在《人的精神结构及其现代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总体线索：现代性的精神批判→“一体六维”的内在精神结构分析和应用→现代性的精神重构→精神现代化。现代化何尝不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理应与现代化（无论其处于上升期、平稳期还是矛盾凸显期）始终保持一定的“间距”，以在“若即若离”中时刻保持理性的反思与批判。现代化需要文化批判以保持自我更新，文化批判也需要融入与塑造精神家园以取得根深蒂固的支撑并获得自身逻辑的实效。现代化的总体性更是不可缺少现代性的精神批判，以及作为其理想结果出现的成为现代性的基本构件与逻辑支撑的精神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深入到现代性的精神批判。所谓现代性的精神批判，不是现代性的实证性分析，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不是对现代性的精神现状的全盘否定，而是在辩证批判中着重揭示问题所在；不是在返回传统或走向后现代的诉求中拒斥或超越现代性，而是通过现代性的自我批判或内部批判推动其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不是现代性的总体性批判或诸如经济批判、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等其它方面的批判，而是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深入到精神批判。当然，所谓精神批判，既蕴涵着对精神现状的不满及批判立场，是通过不断地“纠偏”，使人类历史进程始终处于理性的监督之下而不至于误入歧途，又自然延伸出通过精神重建寻求出路的思维与取向。如果说，在总体性的现代化建设中，选择作为现代性自我发展与自我完善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这一主题，是知识分子的本职使然。那么，哲学思维方式的反思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则要求我们不仅要“走向历史的深处”与“走向现实的深处”，而且要“走向精神的深处”，进而关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的精神世界问题，并探寻现代性的精神批判与精神重建之路。同时，现实生活世界及其产生的根本问题，既需要哲学深邃而有洞察力的目光的关注，也是哲学不断发展的原动力。现代性的精神批判与精神重建等问题同样需要哲学的关注，也是哲学展示其生命力的舞台。这就需要我们推动以哲学的方式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与哲学理论创新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这种不是研究“哲学中的问题”而是研究“问题中的哲学”的理路，既可以避免“没有思想的哲学”（只研究哲学），又可以避免“没有哲学的思想”（只研究问题）。在从现代性的文化批判深入到现代性的精神批判，并经过从价值取向到结构逻辑的坐标转移之后，通过对内在精神世界剥茧抽丝般的缜密分析与条分缕析式的结构疏理，本文把重建精神世界导向重构精神世界，以“重构”的方式深化、推进和完成“重建”。这里基于面向“中国问题”的人学研究理路，通过“结构分析论→结构应用论→结构辩证论”的主体内容，致力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构之思。现代化进程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效应。文章首先是从“居安思危”的问题意识与忧患意识出发，揭示现代性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冲击及相应的精神生活困境。这里从历史境遇、现实困境和发展需要出发，提出了重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一“中国问题”。构划内在精神世界的结构图式是重构精神世界的逻辑原点。在这里，依据涵摄因素的不同、遵循逻辑的不同和适应原理的不同，本文初步提出了分析内在精神世界的结构框架——“一体六维”的内在精神结构。具体来说，欲求世界：满足逻辑与苦乐原理；情感世界：愉悦逻辑与爱憎原理；认知世界：科学逻辑与真假原理；评价世界：规范逻辑与应实原理；伦理世界：德性逻辑与善恶原理；超验世界：究极逻辑与有无原理，构成了内在精神世界。此即“结构分析论”。在此基础上，为了“通晓思维的历史”，我重新思考了哲学思想家们对人的安心立命之本问题的探索。哲学家们睿智地在精神世界的结构性要素搭建的舞台之中寻求安心立命之本，既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一体六维”的内在精神结构的合理性，又拓展了精神世界的结构，发挥了从不同的精神结构性要素出发，以探寻终极关怀之线索与走向幸福之路，还以个性化的方式系统地反思了如何打通精神结构的问题。依据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里从前现代的心灵生活开拓、现代性的精神危机求解和后现代的人生意义追求等叁个阶段，走进哲学思想家们的精神探索之旅。此即“结构应用论”。这里的“结构应用论”，既是我用“一体六维”的内在精神结构来疏理哲学思想家们探寻安身立命之本的理路，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哲学思想家们的精神探索与“一体六维”的内在精神结构的深层契合。这种“应用”，实际上主要是对“一体六维”的内在精神结构的验证与拓展。此后，本文尝试着构思了现代性的精神重构之路，即依据精神生活的受动性与独立性，在“双向重构”的思索中寻求意义。这里，我以“寻求意义”为现代性的精神重构之顶层设计的“拱顶石”，对“意义”作出了既是一种主观性的精神活动，也是一种生成性的觉解过程，还是一种超越性的心灵生活的判断；以精神生活积极占有并能动改变现实，通过个体精神的自觉与主动，凝聚为社会精神的整体力量，或可进一步凝炼出规范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并不断使其合理化的社会性格（弗洛姆语），从而发挥心理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推动力量与积极作用，这是现代性的精神外向重构；以重构精神生活的整体统一性、历史传承性和主观能动性为现代性的精神内向重构的主要内容。针对欲求世界过于膨胀而导致精神结构失衡的现代性精神问题，本文还提出“结构归位”作为解决问题的具体途径或方案设计，并以之为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重构图景。这里主要是在前文阐释的重构精神生活的整体统一性、历史传承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推动欲求世界由过度膨胀到适度合理，情感世界由迷失错位到真情实感，认知世界由功利化与浮躁趋势到理智认知、深入求知，评价世界由混乱失序到合理规范，伦理世界由虚无化到倚重诚信意识与道德观念，超验世界由遮蔽到澄明。从总体来看，就是通过“各回本位”，促使“一体六维”的内在精神结构找到自己的位置、遵循相应的逻辑、适应各自的原理、发挥自身的作用，并自觉到结构间的关系，最终形成一幅六维结构之间井然有序又相辅相成的精神图景。这一图景主要包括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五块内容，可以说是“五位一体”的“精神和谐图景”。这里的具体内容包括：“情欲限位”，“理性上位”，“超越有位”，防止“逻辑越位”，避免“原理失位”。此即“结构辩证论”。推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精神生活和现代化的良性互动，实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现代化，是本文进行现代性的精神批判与精神重构的实践目标。这里所谓的精神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精神重构的结果，既有精神“适应”现代化的内涵，又有精神“推动”现代化的意蕴，实际上成为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构件。正如思想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现代性的精神重构离开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联，也一定找不到路径构思或方案设计的现实出路。文章最后集中从主题选择与主体定位、制度结构与规范体系、现代传媒与价值符号、生活世界与生存方式等方面，探寻当代中国人精神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或现实依赖条件。当哈贝马斯作出现代性是“未完成的谋划”的论断时，值得继续追问的是，现代性是否能够完成以及如何算是完成？也许还可以进一步拷问，建构既与现代化和谐共存又能良性互动的精神世界，实现精神现代化，是否为现代性完成的必备谋划（亦或最终条件）？作为一个后发依赖型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如何进行现代性的精神批判与精神重建，不仅成为一个“中国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中国难题”。问乃思之虔诚，思乃问之恭敬。对于现代化与精神重建的问题，我不想也无能提供一种让人人满意的既定答案式的解析，只想提供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路径的探索，以唤起同行人的注意，并期待着通过对此复杂性与动态性问题的不断追思，使对这一问题的详尽阐释及对其解决路径的探索尽快地趋于精致优美。
范晓峰[6]2018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经济的复兴,也是文化的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民族复兴这一时代主题下多次提到“文化自信”问题,在建党95周年大会上进一步丰富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并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刻的自信。这一思想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诉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文化意义上,文化自信是时代赋予当代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念;在更高的整体意义上,文化自信实质内蕴着中国自信、中华民族自信;从政治意义上,文化自信的本质和要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自信,是对近代以来中国道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式的自主性探索成果的自信,具有对治“西方中心主义”的深刻蕴涵。本研究就是以当代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围绕其基本理论阐释、历史发展逻辑、内容支撑、存在问题及培育路径等几个主题展开的一项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全文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的理论内涵,从本质、结构、功能多维视角阐释“是什么”的问题。文化自信首先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一定的主体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所信之文化涵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文化的非自因性而言,文化自信需要一定的现实基础和条件支撑,当下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就、日益成熟的社会制度、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力内蕴的发展理念和制度精髓构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条件。从实质上说,建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和理论“叁个自信”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文化自信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是当代中国讲文化自信所指“文化”的根本所在和“文化”的现实形态。对于文化自信有不同的理解,而从十八大报告的精神,尤其是十九大报告中“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基本方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则是文化自信的现实形态和要义所在。文化自信由理论层面的文化自信、社会心理层面的文化自信及社会价值观层面的文化自信构成,价值观层面的文化自信居于主导地位。从主客体关系的维度来看,谁自信?信什么?如何实现文化自信的主客体链接是把握文化自信需要剖析的主客体结构关系。文化是否自信关系国运沉浮兴衰,具有战略意蕴。这些基本问题的分析界定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展的历史逻辑,在民族命运与文化命运的有机统一中,对当代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诉求进行形上省思。通过对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态度及信念所经历的由文化自信到文化自卑、再到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的演进历程的描述与勾勒,总结概括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内容更具时代意义,在内容上、形式上都有所创新,它不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简单肯定和回归,而是在经历了否定之否定之后的更高层面上的跨越,主要强调的是对包含历史文化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当代形态的中华文化,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先进文化形态。第叁部分,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内容支撑。通过盘点和整合文化资源和文化优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夯实内在的文化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具有自信的文化历史底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的内容、源远流长的生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思想宝库和自信的历史根基;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文化,具有自信的科学理论底气和先进的思想文化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革命文化一脉相承,革命文化的先进本质和伟大精神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基本内容和现实的底气。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是具有历史优势、科学根基、先进思想内涵、伟大精神的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核心和根本。第四部分,研究实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实现中需要破解的问题。从理论逻辑上讲,我们可以因既有“文化”而自信;从实践逻辑上审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还面临许多挑战:如何运用实践智慧推动文化自信的深度实现以真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这是一个当代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一方面,与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取得的举世公认的成就相比较而言,文化软实力与硬实力比较,当代中国的文化话语权在国际社会中还处于弱势地位,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不自信或自信心不足等问题仍然客观存在: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认知不足,对西方文化表现出盲目的崇拜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影响力、感染力的内在认同度不高,话语权缺失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亟待破解的问题。而当代中国人文化主体自觉意识的薄弱、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与渗透、当代中国主导文化的引导力有待加强、社会主义实践中现实矛盾的掣肘等是问题的主要成因所在。最后,探讨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寻找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等问题。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在现实中加强文化建设的实践问题,需要研究推进的实践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无疑具有远大的前途和生命力,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其充满自信,同时更需要加强和培育:从文化主体的维度来看,应当不断提升当代中国人的自信意识;从文化比较的维度来看,要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不仅使本民族的文化优势彰显出来,使本民族的民众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及生命力充满信心,同时也要注重“他信”问题,在文化对话中实现他信;从创造的维度来看,只有在继承基础上不断进行文化创新,才能达到文化自强,才能为文化自信提供有力保障;从具体的实现方式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在文化处于西强我弱的境遇下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在文化超越与创新中提升文化自信以及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中国世界影响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精神诉求,更应注重建设。
胡晓欢[7]2016年在《媒介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文中认为媒介文化是建立在大众传播媒介基础上的一种文化景观。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的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都和媒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前社会显然已经进入到一个媒介化的时代。由大众传播媒介构建的媒介文化到处充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精神生活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政界、商界、文化界、新闻界和娱乐界等多方力量均积极的参与到精神生活的研究中来。在媒介文化视域下,正确地分析和梳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问题对于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都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从媒介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和探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媒介文化与精神生活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分析与把握,并明确本文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即媒介文化视域下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简单理解,媒介文化是由大众传播媒介所建构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探究媒介文化自然离不开对文化和媒介的理解,从源头上做到对媒介文化的基本理解与把握。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梳理清楚媒介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既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也是文章的第一部分所要重点阐述的内容。第二部分主要从几个方面对媒介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状况进行了分析与把握。首先,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发展的状况进行了历史角度的把握；其次,分析了媒介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具体展现及存在的若干问题。媒介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表现出物化倾向,精神生活的发展也存在着不平衡性。这些都促使我们对媒介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第叁部分着重分析了媒介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双重影响。媒介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积极的塑造和满足,也对当代中人的精神生活发展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媒介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模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但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是本文相对来说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第四部分作为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本文研究的重中之重。这部分主要是在前文对媒介文化环境下精神生活的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性的意见,即如何在媒介文化视域下推进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塑造与构建。人的精神生活的和谐发展直接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为此,我们党和国家及现实的个人都必须加快推进精神生活的塑造与构建,进一步推进国家的发展与建设。
孙铁骑[8]2011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审视》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以信仰为主题,以当代中国人的信仰危机为问题关注点,以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审视为思考与论证理路,以理性的目光审视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之间的关系,辨别其内在的统一、关联、张力与矛盾,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发展,为当代中国人的信仰提升提供一种理论思路,更为作者本人的人生信仰找到某种归依。全文具体展开如下:第一章展开对信仰与理性的哲学解读。首先对信仰和理性进行哲学史考查,回顾西方哲学史上的主要思想家对信仰和理性的不同理解,以探究信仰和理性的本质。再从生存论、认识论、价值论叁个不同哲学视角对信仰和理性进行哲学理解,既要辨清二者之间的区别,也要揭示二者的相通之处。然后通过揭示“信仰的理性之根”与“理性的信仰之维”阐明信仰与理性的“殊途同归”,本质统一。第二章展开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解读。首先,对马克思的宗教批判进行理性解读,阐释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何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宗教信仰。马克思批判宗教的理性前提是人类理性的真正觉醒,马克思批判宗教的理性本质是对宗教建基其上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马克思批判宗教的理性目的并不是简单消灭宗教,而是要改变宗教得以存在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其次,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含的叁个不同的理性维度,根据人生存在的不同向度,可以概括为“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现实性维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性维度,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超越性维度,这叁个维度具有内在的本质统一性与逻辑贯通性。再次,论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根基,揭示马克思主义信仰以生活世界为现实基础,以实践变革为实现方式,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第叁章展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审视。首先,审视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误读,阐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不等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只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也不局限于科学无神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涵误读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研究及其信仰传播。其次,进而审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一个信仰理论体系存在的内在缺失,揭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理论阐述中存在着价值论承诺不明、超越性缺失,及本体论缺失的严重问题。再次,审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的外在困境,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着理性主义的信仰冲击,承受着大众精神的庸俗化带来的信仰虚无,以及由宗教信仰的死而不亡带来的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直接冲击。第四章展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关注。首先,要关注如何筑实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根基,这就要坚持社会发展的人本宗旨,实现社会关系的本质和谐,保障个体价值的充分实现。其次,要关注如何完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体系,关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体系整全性,具体要关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本体论依据问题,关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终极超越性问题,关注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性、理想性、超越性叁个维度的统一问题。再次,要关注如何培育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生长点,要使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面向生活的现世信仰,使马克思主义信仰真正进入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融会传统的信仰资源,实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真正中国化。第五章论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个体实践。首先,要实现理性思维方式的变革,改变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关注人本思维的内在向度,领悟自我发展意义维度。其次,要实现个体行为价值取向的意义转换,以人生自我为价值原点,以生活世界为价值终点,从而实现个体人生由意义追寻转向意义赋予。再次,要确立个体人生安身立命的终极寄托,追求对形上之道的终极领悟,实现对社会道义的自觉承担,达到对人生意义的深度体认。
李海晶[9]2016年在《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寓意深刻的重要讲话,强调:“传统文化的弘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在国际、国内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善于用典,借以阐释深刻道理,使世界各国领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习近平运用大量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成为“习式风格”一道亮丽的风景。本文提出“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这一概念,其中包含着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观点、态度,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形成和特点;习近平在其传统文化观的影响下,用传统文化精华创建出的一套治国理政具体举措;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产生的国内、国际重大价值和影响力;以及激发世人进行文化省思等丰富内容。这些内容,是论文研究的主线。具体而言,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从宏观层面概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特征功效、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形成以及鲜明特点;第叁章是论文主体部分,着重探索习近平在其传统文化观的指引下,用传统文化精华来治国理政的具体举措,以及习近平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主要包括“大同世界,天下一家”与“中国梦”、“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与依法治国、“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与反腐倡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群众路线、“智者求同,愚者求异”与协和万邦、“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六大方面;第四章从当代中国建设发展需要的视角,阐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在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重拾民族文化自信以及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中产生的重大价值和影响力;第五章则从当代世界需要的视角,阐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在缓和世界文明冲突、构建世界和谐秩序以及促进世界互利共赢中的巨大价值和国际影响力;在此基础上,第六章是本文主题的升华与创新,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给予世人深刻启迪和当代借鉴,激发世人进行“文化省思”,“省”意味着对传统文化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思”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变传统文化为当下传统,科学回答“中国文化要往何处去”的深刻命题,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观。
胡晓欢[10]2018年在《媒介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双重影响》文中提出媒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景观,已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尤其是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作为人们生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媒介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有着双重影响。它不仅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积极的塑造和满足,也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展产生着消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研究[D]. 梁胜初. 中共中央党校. 2003
[2]. 当代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变迁及其影响[D]. 杨振闻.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3]. 现阶段我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研究[D]. 刘锋.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4].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困境及其超越研究[D]. 苏威.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5]. 人的精神结构及其现代批判[D]. 王海滨.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研究[D]. 范晓峰. 东北师范大学. 2018
[7]. 媒介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D]. 胡晓欢. 安徽大学. 2016
[8].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性审视[D]. 孙铁骑. 东北师范大学. 2011
[9]. 习近平的传统文化观研究[D]. 李海晶. 南昌大学. 2016
[10]. 媒介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双重影响[J]. 胡晓欢.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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