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现代反科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思潮,科学主义,科学,史学,后现代,中国,后现代主义。
现代反科学论文文献综述
陈慧莲[1](2018)在《论德里罗反科学的后现代社会生态伦理观》一文中研究指出德里罗后现代社会生态观的核心是反科学,即反对滥用科技,反对以科技的名义掠夺和破坏自然,控制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操纵个人的精神生活。他认为,科技被社会运行机操纵,直接或间接的对个人、社会和自然构成暴力和伤害,是人类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德里罗谴责以高科技的手段无限制攫取自然资源,认为自然生态危机实际上是人对自然实施的暴力。他主张将人类的生活置于自然的极限之内。德里罗认为以高科技构建的文化环境构成了对个人的精神暴力,呼吁提供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德里罗认为,科学技术被操控和滥用,成为攫取权力和利益的手段,导致了以核战争为最高点的生态危机,因而他呼吁合理使用技术,反对战争和暴力,主张各个国家和文化多元共存。(本文来源于《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期刊2018年01期)
陶澄[2](2016)在《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生态哲学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股反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进行的批判与挑战,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的价值问题。生态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包含的生态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旨在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研究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相关观点,通过比较两者观点的共同旨趣,深入探讨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和正确应用的实践路径。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犀利地指出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它与生态哲学观点中相通的部分主要有叁大方面:一是反对严格主体二分思想,提出“整体有机论”观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统一;二是重视科技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坚持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人自身价值的统一;叁是主张科技——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推动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生态哲学反思,必然要求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以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助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生态哲学与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共同理念,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生态科技价值观,建构科学技术生态化范式,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着力推进生态生产力发展,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本文来源于《武汉理工大学》期刊2016-04-01)
王一雪[3](2013)在《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解释语境》一文中研究指出后现代语境是由多个流派和多种思想观念组成的话语集体和实践群落,库恩哲学对传统科学哲学的超越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思想及其实践转向均为科学的后现代解读提供了解释学背景,科学的后殖民研究视角存在于人们为克服现代性危机形成的后现代社会化语境中,其反科学的思想倾向无可避免地与后现代相对主义发生纠缠。(本文来源于《学园》期刊2013年20期)
刘小琳[4](2012)在《后现代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的关系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反科学思潮作为对科学主义的反思,受到当代西方流行的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反科学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是当代思想界的两大基本概念。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讨,观点殊异,争论纷纭。同样,后现代主义与反科学思潮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浓厚兴趣。因此,后现代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的关系成为众多学者的研究课题。文章首先对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科学思潮的相关概念和含义进行了分析和界定,提供必要的概念基础,总结前人经验,说明了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反科学思潮。然后分别介绍了后现代主义和反科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阶段及其思想特征,并论述了后现代主义与反科学思潮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接着分别从反科学思潮的两个主要特征: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对总体同一性的反对和后现代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非理性主义的提升的视角分析和说明后现代主义对反科学思潮的影响以及反科学思潮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最后以女性主义对于科学真理客观性的批判和对于科学认识论价值标准的批判为重要切入点分别论述了后现代主义的反科学性和当代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性,解释和剖析后现代主义与反科学思潮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期刊2012-06-01)
刘小琳[5](2011)在《论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性》一文中研究指出反科学思潮作为对科学主义的反思,是当代西方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中的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思潮,反科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巨大影响和人们思想的急速转变毋庸置疑。从相对主义的流行和科学的意识形态化这两方面反科学思潮的特征,反科学思潮的泛滥,不仅威协到科学事业的正常发展,而且还威协到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对"反科学思潮",我们不应该盲目的跟从,而是应该进行必要的反思,批判和扬弃。(本文来源于《边疆经济与文化》期刊2011年09期)
张秀丽[6](2010)在《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建立它们领域中的"知识"时,都曾奉自然科学为典范,史学也不例外。不论是疑古辨伪的顾颉刚,抑或是古史新证的王国维,还是信奉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傅斯年,他们一步步把史学推向了自然科学的怀抱。而在20世纪的反科学主义大潮下,自1920年代由梁启超揭橥对史学科学化反思的大旗以降,已有学者对史学科学化的弊端进行了反思,系统总结这方面的成果将有利于新世纪史学向纵深层次的健康发展。(本文来源于《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期刊2010年02期)
张秀丽[7](2009)在《反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末民初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史学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开始迈出了独立发展的第一步。与此同时,“科学”取代“经学”而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科学的外在导引下,中国现代史学很快走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史学的自然科学化和社会科学化分别是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先后占据史学主流的两种科学化史学,而进入史家视野的也分别是这两种类型的科学化史学。然而,考察20世纪初期史学的整体面相,我们发现,在强烈的反科学主义思潮下,除了这两种科学化史学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史学形态,这就是人文主义史学。在20世纪初期的史学发展过程中,这一形态的史学若隐若现地在两种主流科学化史学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并没有在史学史叙事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没有引起主流学者的充分关注,充其量将其作为反动、落后的一方给予了批判。事实上,虽然人文主义史学并不代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也并不代表史学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特征,但是作为史学发展的一个支流对中国现代史学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并为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合理的内核。其对史学学科性质的重新思考,对史学求真与致用功能的讨论以及对史家主体的强调都显示了此派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的深沉的人文关怀。发掘中国现代史学中的人文因素,不仅对于全面了解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整体面相,而且对于当今史学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对中国现代科学化史学的弊端给予批判和反省的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学派,他们除了接受西学的影响外,主要从传统史学里发掘出反思科学化史学的资源。国粹学派对乾嘉学派既有继承也有超越,在求真的基础上讲求致用,并在很多时候将求是的治学宗旨服从于致用,以致用为先。出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章太炎等人对顾颉刚为领袖的疑古运动不表苟同,在历史研究中更侧重于对文献资料和正史的征用;并对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进化史观派全盘否定传统史学并依据西方社会科学理论阐释历史的做法给予了批评。而中国现代史学上真正的人文主义运动发端于《学衡》,在继承中国传统人文因素的基础上,学衡诸子吸收了西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合理成分,以此作为强大的思想武器,企图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制衡以追求工具理性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道德失衡和人文精神的异化、失范。白璧德所提倡和宣扬的新人文主义不仅被他的中国学生所接受,而且在20世纪二叁十年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内化到《学衡》这本杂志中,由《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国风》、《思想与时代》等柳门弟子所创办的各个刊物都奉行了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发端于文学领域的新人文主义运动,逐渐过渡到史学领域中人文史学与科学主义史学的对抗。柳诒徵作为学衡诸子中重要的一员,在与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术交流中,逐渐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有了基本的了解并与中国传统人文思想两相对照,形成了独特的人文主义史学理念,成为“东南学派”实际的精神领袖和核心力量,对于缔造“东南学派”的人文主义传统具有重要的作用。以柳门师生为主要力量的“东南学派”对史学有其独到的理解,走出了一条与科学化史学不一样的治史路径。他们首先向古史辨运动发起了挑战,以柳诒徵为代表的“东南学派”与以顾颉刚为领袖的古史辨运动之间在1921-1925年间有过叁次交锋。柳诒徵在《史地学报》上先后两次对疑古运动进行了挑战,一是对胡适诸子研究的批判,二是对顾颉刚《说文》问题进行的批评,中间加上刘掞藜对顾颉刚古史考辨的争论,构成了北京大学与南高——东南大学的唯一的一次正面学术交锋。其次,在对史学学性质的理解上,东南诸子不同意将史学等同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见解,他们既强调史学与科学之间的联系又注意二者之间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史贵求真,但又不止于求真,在承认史学科学性的基础上,强调史学所具有的人文属性。第叁,对于自然科学化史学所倡导的为学问而学问的观点,东南诸子不表赞同。在对史学客观知识的追求上,东南诸子和主流科学化史学派并没有多少区别,他们并不否定史学求真的目的。然而,与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科学化史学派不同的是,东南诸子并没有止于求真,他们更关注和提倡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求真虽然是史学研究的首要目标,但不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求真之外,史学当有“更重大更切要”的事业要做。在求得客观的历史知识之后,史学研究应有益于社会、人生。第四,对于科学化史家所提倡的“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东南诸子给予了批判。他们对历史学的概念予以重新界定,并对史学、历史、史料等相关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并指出历史固然是出若干史实组成,但不是史实的简单堆积,对基本史实考订之后,还有史料之采择、前后彼此之关系等问题有待处理。仅仅依靠现存的史料无法还原历史,必须在考证史料的基础上作省察的工夫。在对“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进行修正的同时,对于史学概念的廓清和对史学理论的纵深发展有重要意义。“东南学派”所创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为钱穆等新儒家人文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学术阵地,钱穆在1940年代左右发表在《思想与时代》上的一系列文章标志着其学术研究的转向。在外缘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同时,钱穆等人发掘了传统经学中宋明理学中的心性、义理之学来反对植根于乾嘉考据形态的新汉学,使得“东南学派”的这场人文主义运动得以延续传承。钱穆治史主张通与专的结合,强调历史的人文属性与特殊性,强调考据之外对义理的并重,在求真的基础上讲求经世致用,这都与史料学派的治史宗旨格格不入,甚至有点针锋相对的意味。此后,钱穆与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化主流史学之间一直存在着治学路径的歧见。新中国成立后,钱穆与傅斯年一去台湾开拓领域,一去香港白手创业,各守阵地,将这种学术分歧演变了下去。这种分歧甚至不因傅斯年的逝去而消失,双方各守门户以香港和台湾为阵地,各自继续发扬自己的治学宗旨。以章太炎厕身其中的国粹学派、以柳诒徵为代表的“东南学派”以及以钱穆文化史学为典型代表的新儒家,是中国现代科学主义史学大势下潜在的一股人文主义史学暗流。其兴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向内承袭了传统经学中心性之学的宋学遗产,对外依托于西方新人文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潮流而起,而民族危机的特殊的时代背景则为其兴起提供了现实依据。将其与科学化史学相比较,我们发现人文主义史学具有如下特点:人文主义史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张有契合之处,如对经世的强调,对史家主体的重视及对主观、哲学的注重等;但人文主义史学毕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缺点,相对于社会科学化史学而言,它反对历史规律的普遍性;相对于自然科学化史学而言,双方有通与专、义理与考据、求真与致用、哲学主观的重视与否的区别。人文史家主张史贵博通,强调史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主张考据基础上对义理的发挥和阐释,强调微言大义,因而更加注重史家主体的作用;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史学崛起的内在因素,强调发扬中国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当然,人文主义史学并不代表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其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人文主义史家在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时,虽然肯定了史学的科学性,但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说明他们的理论仍有一定的局限。且他们将历史发展的本质归结为心理的、主观的一面,过分强调人的道德的、心理的作用,将民族信念、民族精神作为主要的发展动力而忽视甚至否定经济的、物质的因素,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樊笼。(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09-04-10)
李霞[8](2008)在《反思与超越》一文中研究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出现对科学技术持批判态度的现代反科学思潮。这股思潮奠基于现代科学的后现代转向,源自对现代社会中科学主义的反对、对科技负效应的批判。特别是它与后现代主义结合,怀疑科学的合理性、客观性、真理性,批判科学的本质原罪,在发达国家中造成极大影响。随着对外开放日益走向深入,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关注这股思潮,学术界就“发展中国家如何面对西方的反科学思潮”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引人瞩目的社会精神现象。本文试图从科技哲学的观点透视这一现象。首先,本文对“西方现代反科学思潮”进行简要概述,以形成对这一学术思潮的基本认知;其次,从对反科学思潮的不同理解(反对科学和反思科学)入手,综述当前我国学者对它的两种不同回应及其理由;再次,本文从发展中国家发展科技的两难选择、对近现代科学的后现代转向的不同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的精神诉求、不同科学观的冲突等不同层面,较全面地反思了中国对西方反科学思潮出现不同回应的社会精神现象的原因和实质。最后,本文提出,中国面对现代西方反科学思潮的两种回应之间的学术论争为21世纪中国科技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超越西方科技发展过程中正如反科学思潮所揭示出来的种种困惑和缺陷,实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本文来源于《广西大学》期刊2008-05-01)
胡华南[9](2007)在《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及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反科学主义是20世纪西方影响最深远的文化思潮。本文试从生态主义、动物解放主义、人文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四个方面来论述反科学主义思潮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现实意义。(本文来源于《理论月刊》期刊2007年10期)
顾祥浩[10](2007)在《关于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哲学思考》一文中研究指出首先,本文主要对后现代反科学思潮进行简要的概述和分析,介绍其现状、流派、理论渊源及其各派的观点和意义。以社会建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激进生态学科学观为代表,兼顾其他,力求对后现代反科学思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分析知,后现代反科学思潮不是一个统一的阵营,各个流派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他们的思想各自不同,甚至相互矛盾,且不断发展和深化。但他们有着自己的共同问题域,如社会建构主义以科学与社会文化、实践为该派的共同问题。同样,后殖民主义的科学与地域关系、以及与地域文化关系问题一直该派的一个根本核心问题。女性主义从性别到生理到情感再到思维方式,直到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所谓女性主义科学,我们不管究竟有没有一种所谓女性主义科学存在,但该派所涉及科学与性别的关系问题,科学中有无性别歧视和社会偏见问题却是我们要关心的。激进生态主义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那么,什么是人与自然本真关系?如其所言,为了敬畏自然,人类应放弃科学应用,面对自然人类应束手静观,任其自然,无所作为,难道就是一种人类本真生活状态吗?由此可见,以上各派对各自问题的具体解决之道,可能让人难以信服,甚至困惑、反感和厌恶。但他们所涉及问题本身是严肃的,值得思考。其次,后现代反科学思潮所涉及的科学的元问题,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必然性、真理性,科学与社会文化关系,科学与政治关系,科学与性别关系,科学与生态关系已经超出科学本身的研究范围。我们必须应用哲学的思维对其进行更深层认识。着重分析探索思考后现代反科学思潮产生、发展的历史依据、人性学依据和哲学依据及其存在的社会价值、意义影响和未来走向。从科学发展的内外史寻找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产生的原因、发展逻辑和历史走向。分析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反科学的特点、策略和后果。在生存本体层面、哲学与科学的复杂关系上、个人意识层面、社会层面上进行现象后的,更深入的哲学思考。最后,思考一下,中国如何利用国内国外的两种文化资源,来积极应对后现代反科学思潮,实现趋利避害,把以人为本与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起来。最终,使我们能优雅生存,在不断历史演进中能与时俱进,及时、正确地实现真正属于人的生存方式。(本文来源于《南京农业大学》期刊2007-06-01)
现代反科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股反科学主义思潮对科学进行的批判与挑战,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科学的价值问题。生态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与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包含的生态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本文旨在从生态哲学的视角研究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相关观点,通过比较两者观点的共同旨趣,深入探讨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和正确应用的实践路径。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犀利地指出了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弊端。它与生态哲学观点中相通的部分主要有叁大方面:一是反对严格主体二分思想,提出“整体有机论”观点,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整体统一;二是重视科技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坚持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人自身价值的统一;叁是主张科技——经济——环境系统协调发展,推动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生态哲学反思,必然要求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以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助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基于生态哲学与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共同理念,要实现科学技术的生态化转向,就必须树立正确的生态科技价值观,建构科学技术生态化范式,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的生态化,着力推进生态生产力发展,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现代反科学论文参考文献
[1].陈慧莲.论德里罗反科学的后现代社会生态伦理观[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
[2].陶澄.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的生态哲学分析[D].武汉理工大学.2016
[3].王一雪.后殖民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解释语境[J].学园.2013
[4].刘小琳.后现代主义与反科学思潮的关系研究[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
[5].刘小琳.论反科学思潮的后现代性[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
[6].张秀丽.反科学主义思潮下的中国现代史学研究[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
[7].张秀丽.反科学主义思潮下中国现代史学的人文指向[D].山东大学.2009
[8].李霞.反思与超越[D].广西大学.2008
[9].胡华南.现代西方反科学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及思考[J].理论月刊.2007
[10].顾祥浩.关于后现代反科学思潮的哲学思考[D].南京农业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