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春莹[1]2016年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态势及治理对策》文中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大幅增长。然而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较大改善的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甚至成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因而,本文主要从多个视角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进而找出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及关键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适用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这一问题的若干建议及调节对策,以期为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两者协调发展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益参考。
王会玲[2]2004年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态势及治理对策》文中研究说明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大化的态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并构成了对社会安定的威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是我国目前收入分配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矛盾。本文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变动轨迹入手,重点探讨能够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对策及建议。
王会玲[3]2004年在《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态势及治理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一直在世界前端居高不下，这种态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更是出现了不断扩大化的趋势。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化的态势既是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事关改革深入进行、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民心稳定，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终实现和现代化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因此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学术研究层面上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本文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本变动轨迹入手，在深入剖析其特点、成因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能够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调节对策及建议。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 关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概念的界定。主要阐述收入差距的含义及收入差距的度量。第二部分 关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特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大体上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走势，其特点主要表现为明显的地域性。第叁部分 关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的原因。主要是从社会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政策作用叁大方面进行综合探讨。第四部分 关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主要是从弱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积极发展农业和农村积经济，以及加强国家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宏观调控等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及建议。
董春燕[4]2008年在《和谐社会视阈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文中指出城乡关系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然而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我国各种关系和矛盾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的前提下,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拉大趋势,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叁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于最近刚刚完成的调查报告,就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得出结论: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也引起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城乡贫富差距过大容易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重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阈中探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我国政府要从新的角度入手充分认识政府应充当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并缩小城乡贫收入差距。本文试图在分析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与变动趋势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理论提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城乡收入差距调节的理论基础。共分叁大部分,首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平分配理论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其当代价值。其次,论述了马恩公平分配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涵盖从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到第四代领导集体对公平分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公平分配理论对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导意义。第二部分指出了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并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最高的,并出现了拉大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制度和政策因素、城乡教育机会的差异和个体差异因素以及城乡就业差异等。这些因素合力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第叁部分论述了和谐视阈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大意义。分别从叁个方面论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城乡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统一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解除了城乡和谐发展道路上的一大绊脚石。第四部分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阈下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明确了要解决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应该继续进行社会制度改革,从政策上保障社会公平;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促进社会和谐;推动政府决策由城市偏向到城乡统筹发展的转化。本文力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阈中,探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问题,创新之处在于,本文从更微观的角度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可以提供大额资金的优势,创新开发性金融建设;政府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力图做好服务型政府,创造宽松环境,不仅注重农民“走出去”,更要注重怎么样使他们再“走回来”反哺农业。力图从根源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保证中国社会的公正和谐。
常慧[5]2007年在《基于复杂网络对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成因的系统分析》文中指出社会存在贫富差距是一种常态，贫富差距的扩大往往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际上对贫富差距的通用表示法是基尼系数，这个系数越大，表示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的中等贫富差距程度，从长远和实质来看，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必然会损害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极有可能会产生社会秩序失范、政治排斥、文化排斥、心理失衡等现象，损害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平等参与、文化的融和及社会心理的和谐。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考察了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现状，基于复杂网络理论，选取影响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的相关因素，通过MATLAB仿真程序以网络的无标度特性进行系统分析，找出关键因素并制定相关策略以缩小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的扩大。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创新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从创新的角度来看，本文基于复杂网络对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成因进行动态分析。复杂网络是对复杂系统的抽象和描述方式，任何包含大量组成单元（或子系统）的复杂系统，当把构成单元抽象成节点、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抽象为边时，都可以当作复杂网络来研究。在Watts和Strogatz关于小世界网络,以及Barabási和Albert关于无标度网络的开创性工作之后,人们对存在于不同领域的大量实际网络进行了广泛的实证性研究，研究发现大量的大型复杂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和无标度特征。本文基于复杂网络这一全新视角，从整体上把握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问题的复杂性，建立因素复杂网络体系，通过MATLAB仿真程序以网络的无标度特性选取影响因素指标体系的各级具体指标。2、从理论研究角度来看，本文试图对影响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的众多因素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先对区域贫富差距成因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区域间贫富差距因素体系作进一步综述，在此基础上，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素的权重，从而找出影响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3、从实证研究角度来看，为了验证本文所最终确定的影响地区间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对这改善地区间贫富差距的重要性。在地区选取上，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避免对比差距太悬殊的地区，因此本文选取了中国城市整体竞争力排名第二的上海地区、第八天津地区及第二十五的位于西部的重庆地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叁个地区近叁年相关数据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得到的结论与实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并以此为基础，针对影响我国区域间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提出了相应对策。
王永平[6]2005年在《贵州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与实现途径研究》文中认为贵州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社会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全面小康建设面临一系列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地区之一,因此,对贵州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与实现途径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从研究全面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和总结国内外实现小康目标的一般经验入手,借鉴相关经济学、社会学理论和相关学科研究方法,分析研究了贵州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农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特殊性、评价标准、目标差距、影响因素、重点难点等问题,从而明确了贵州农村全面小康进程的突破口与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快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动力机制以及相关政策建议。全文分为四个部分共12章:第一部分(第1章)主要是阐述研究背景与目的意义,明确研究的技术路线与思路;第二部分(2、3章)主要是借鉴有关理论,规范全面小康社会的相关范畴,总结国内外一般经验,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4—10章)主要是在分析贵州农村小康建设问题及特殊性的基础上,确立贵州全面小康的个性标准和目标,分析其现实和远期差距影响因素,明确重点难点,进而提出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突破口与实现途径;第四部分(11、12章)主要是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加速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的基本对策以及相关政策建议。 1 主要研究结论 (1) 世界各国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过程存在差别,同时存在共同的一般规律 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人民生活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演变过程,其阶段性、各阶段存在的问题及重心等都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分析表明,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小康社会都离不开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济发展。各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推动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和社会协调运行的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是工业化。因此,加速推进工业化进程并坚持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战略,是加快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的必然选择。 (2) 贵州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存在特殊性,决定了评价指标及标准应该有差异 分析认
茆伟[7]2013年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文中提出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在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国的贫富差距程度也越来越大。随着我国经济不断飞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贫富差距的扩大化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合理的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反之,悬殊的贫富差距会引起人们的仇富心理和社会治安的动荡,从而阻碍经济良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我们只有发挥贫富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作用,才能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昌盛。最后,本文试图全面客观地认识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现状及贫富差距扩大对和谐社会带来的影响,分析我国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深层次原因,提出缩小贫富差距的合理化对策。贫富差距问题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话题。因为贫富差距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飞速发展,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的贫富差距程度呈现出越来越扩大化的趋势。长此以往,威胁民族团结,扰乱社会稳定秩序,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贫富差距这个命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乎到国家安全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研究贫富差距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历史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贫富差距概念界定,现状与成因,以及双重性影响,最后是解决对策措施几个阐述我国贫富差距的问题严重性,希望对政府努力缩小贫富差距问题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贫富差距的概念界定与衡量。主要是通过对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概念界定和衡量,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理解思路更加清晰。第二部分：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通过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阶层差距等五个方面来说明。第叁部分：贫富差距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本部分从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去讨论,用全面的、科学的、理性的眼光去看待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从而指导人们认识到贫富差距扩大化对社会经济的严重危害。第四部分：本部分主要介绍了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成因,其中从自然环境、历史、经济方面、政治职能性等几个因素去考虑。第五部分：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化的政策。本部分通过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健全、文化教育体制的深化、就业结构的调整等几个方面来入手,努力缩小我国贫富差距的严重问题。
刘利[8]2010年在《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理论分解·现状评判·对策思考》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虽然在高速增长,但城乡差距也在逐渐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制约整个经济运行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的思考与研究就具有了重大战略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城乡发展理论与西方收入差距理论为基础,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详细比较。在此基础之上,从历史文化积淀、二元经济机构制约、体制改革推进、经济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影响等方面阐释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继而针对近些年来在收入分配领域所出现的分歧与争议,本文也给予了解答与澄清。最后,结合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差距所获得的启示与思考,基于我国城乡差距现状、发展趋势与致因索解,提出了缩小城乡差距的必要条件、主要路径和治本之策。同时,本文在对收入差距“合理论”、我国“倒U”假说的存在性以及照搬“国际通用标准”等方面所存在的模糊认识实现了突破;对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多样化、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体制以及推动乡村组织建设等尝试地进行了创新。
陈桢[9]2006年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基本前提。着名的“奥肯定律”表明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即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经济的高增长率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率伴随着高失业率。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并没有遵循这一法则。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高就业,相反,失业率维持了较高水平。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理论界的关注,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但尚缺乏深入和系统。本文认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的原因与我国目前特定的改革和发展时期有重大关系,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调整加快是引起就业效应不足的主要原因。导论部分开篇简要回顾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增加的事实,从而明确了本文选题的现实意义。接下来,交代了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第一部分是文献综述。包括西方就业理论及对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综述,以及国内理论界对我国转型期就业不足问题的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低就业效应问题的一个整体的实证研究。首先,通过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关系、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的关系、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的变动叁个角度直观描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不足之现实。之后,通过建立我国宏观生产函数并进行估计和验证,研究发现我国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在样本期间严重下降,,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增大趋势,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得越来越小,这表面经济增长的就业效应处于下降状态;而且参数稳定性很差,意味着生产函数系统之外的因素,如,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较大。进一步地,分析认为我国就业弹性变动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因素、体制或制度政策因素、资源禀赋条件、技术进步以及收入水平五个方面。考虑到技术进步是所有经济中的共性的因素,并且技术进步对就
杨勇诚[10]2015年在《风险社会视阈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省思》文中认为公共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突出问题,深刻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公共危机频发并造成损害已然成为我们人类社会生活不可避免的重大挑战。中国目前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进入了社会发展的“叁期迭加”的重要时期,“叁期迭加”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换挡期、结构调整迎来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处于消化期,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以避免的一个重要而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自然和社会矛盾的瓶颈约束最为突出、最为特殊,各种诱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容易出现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导致矛盾集聚、冲突潜伏和危机爆发。公共危机的发生从其内因上看,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因素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其诱发的因素不仅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甚至是由自然和人为因素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综观国内外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公共危机事件主要有叁种基本表现：一是我们人类比较常见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自然因素诱发的危机事件,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山洪爆发、泥石流、强烈地震、山体滑坡、矿难,等等；二是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的危机事件,也就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公共危机事件,这种危机事件主要包括局部性的或全局性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恐怖袭击、食物中毒、劫持人质、局部骚乱、集体上访、交通事故,等等；叁是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般的自然灾害危机事件,但究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人为造成的危机,如山体滑坡导致的交通瘫痪、强大暴风雨导致的农作物失收等危机事件,由于医疗卫生条件限制导致大规模的突发性疫病流行所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由于人类的过度砍伐森林造成水土流失导致严重的干旱及泥石流的爆发等自然生态灾害类事件,不仅有自然的因素,而且有人类的因素,是两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从历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来看,尽管事件有大有小、有强有弱,但其一旦发生,都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引起人们心理恐慌、惧怕和情绪不稳定等,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危机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效防范和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尽可能减少和降低危机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危害及损失,成了国内外广大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当前,随着社会转型,我国社会矛盾也目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各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风险,中国进入风险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呈现叁个主要特征：一是人为性因素导致的社会风险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我国人口为13.4亿,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19%。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我们人类向自然界索取各种物质资料,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今天,我们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向大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手段更加先进,对自然办的影响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人类频繁的行动过程,对自然界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压力,从而导致社会风险从原来的自然风险占主导地位转变为由人为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的人为风险占主导,社会风险的人为性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二是各类风险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现代国家建立的各种制度在为人类的安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为人们的冒险行为提供了激励,其自身都会带来另外一种风险,各种风险之间相互交织。当代我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从本质上讲决不仅仅只是简单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表现出的问题或现象,从本质上看是综合因素的表现,是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管理制度等综合因素带来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的风险社会是一种制度性的风险。叁是风险影响的广泛性。从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看,中国风险社会的形成也是各种各样复杂矛盾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中国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期,在不尽健全和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面前,社会矛盾和风险的发生有时已经超乎了我们的想像,尽管不是危机四伏,但风险无处不在,如果缺乏有效的防范措施,就会酿成重大的损害后果。我国风险发生及其影响的领域越来越广泛,涉及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生态、民族、文化、安全,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力不断增强,损害力越来越广泛。当代中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频发度与危害的严重性也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其涉及的领域与范围,涵盖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自然领域、生态领域等等,危机事件的发生已不再是单向,而是复杂的多向性。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社会思想观念发生着重大调整和深刻变化,各种潜在的社会矛盾充分暴露和显现出来,新旧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激化,一些领域不可避免地发生公共危机事件。比如,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与市容市貌的改善需要,城市征地拆迁在所难免,政府的强制性拆迁与群众的不理解不支持之间的矛盾很容易激化酿成社会危机事件。又如司法不公、医患纠纷、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老板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这些都可能在一定的诱因下导致新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与此同时,从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所造成的损害及其影响程度上看,危机事件的性质恶劣程度不仅呈现上升趋势,而且危机事件的组织性、暴力性和危害性在增强,传播性和复杂性不断提高,联发性危机事件增多,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稳定。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我们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社会危机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而且需要积极探寻有效化解风险、规避危机、促进和谐、保持稳定的有效举措。本文对源自于西方国家的风险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把握其实质,借鉴其中的“合理”成份,探寻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如何改变公共危机治理只限于技术领域的传统的思维和做法,从伦理视野系统、全面的探求治理公共危机,也就是从人类自身行动与实践的影响性的角度出发对当今社会频繁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深入而全面的反省和思考,为风险社会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范本,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理论上看,本研究在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观点,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基本的切入点,把它当作观察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风险与危机现象的一种特殊的理论工具,进一步拓展研究中国当今社会公共危机的治理,特别是如何从伦理的角度对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不再从宏观层面去研究公共危机事件危害及其治理,而是从伦理学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伦理治理对公共危机事件的重要影响,得出了如下一些基本理论和结论：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发生的人为因素普遍提升；地方政府治理公共危机面临多重的伦理困境；观念性伦理困境、制度性伦理困境、行为性伦理困境,是制约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障碍；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需要超越市场逻辑,走出治理公共危机的救赎之道。从这一点上看,有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管理理论体系,有助于充实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管理等理论,对于我们如何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当代中国公共危机多发的新趋势,以及如何更加关注伦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资料。从实践上看,本研究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及其部门重视人为因素在危机防范与治理中的影响,特别是从心理疏导、心理沟通、心理和谐建构、心理服务等角度去理解、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事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而且有助于各级地方政府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如何充分调动广大民众参与其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从主观感受方面去提升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从减少损失的角度去反省和思考治理公共危机,这些方面无疑体现出了本文的实践价值与实际意义。总之,当代中国社会,我们面临的社会风险,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风险和国内社会转型风险等多元风险的共同冲击,各种风险和危机日益凸显,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做法,很难适应新的社会发展趋势,新情况、新态势面前,我们需要从新的角度,也就是从伦理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的治理,这样,我们对能对风险社会有一个新的认识,不断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强烈的风险观念,理性地反思和有效控制人类的种种危害自然界的实践行为,减少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危机发生,积极应对各种风险和危机,避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损害后果。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分析和研究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及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学者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并进行系统的梳理、辩证的考察和分析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对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和危机现状进行阐述并探讨治理对策。全文除绪论外主要有六章。第一章主要从现代性的角度深入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和公共危机理论及其逻辑关联。第二章深入分析我国风险社会所呈现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下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各种挑战。第叁章主要分析研究公共危机发生的伦理价值、伦理特征、伦理原则,以及如何对当代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进行伦理审视。第四章从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概述及其一般原因、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现状评估、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伦理困境等叁个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现状及面临的各种伦理困境。第五章主要从经济原因、社会历史原因、体制原因、观念原因和政府官员个体原因等方面,分析当代中国风险社会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治理陷入的伦理困境及其原因。第六章主要从治理对策的角度探讨当代中国风险社会下地方政府如何超越市场逻辑,走出公共危机治理的救赎之道,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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