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不等于“自己”（论文文献综述）
李仕佳[1]（2021）在《“X不等于Y”格式的多角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王婧悦[2]（2021）在《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数量模糊限制语识别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文模糊限制语在文本和交际中应用十分广泛,它的识别对计算机语义理解和信息抽取意义重大,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本文选取了模糊限制语中使用较广且前人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数量模糊限制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作为数量模糊限制语时各方面的特征,总结出了一套有利于计算机识别的规则,以帮助提高其识别效能,促进信息抽取的发展。本文根据数量模糊限制语所修饰成分的特点,将其分为了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非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以及数值和非数值兼有型数量模糊限制语三类,并使用定量与定性分析法、对比和描写分析法从句法位置、邻接字符串、固定搭配等几方面对其进行了详细分析。首先,本文对数量模糊限制语进行了详细的定义和分类。将数量和容易混淆的程度、量两个概念进行区分,总结出数量的常用表现形式。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数量模糊限制语的定义进行比较明确的补充和总结,根据选取的八个高频数量模糊限制语的使用特点对其进行分类。其中“左右”“约”“以上”常用来修饰限制数值型成分,属于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许多”“一些”“大量”本身表示不定的数量,常用来修饰限制非数量成分,属于非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多”“几”本身可表约数,既能修饰数值型成分,又能修饰非数值型成分,属于数值和非数值兼有型数量模糊限制语。其次,分别对三个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左右”“约”“以上”进行句法位置、邻接字符串、固定搭配几个方面的分析,并统计了以上三个词在原始研究语料中作为数量模糊限制语出现的频率,分别为71.30%、91.66%、64.15%。最后,总结出了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的识别规则,即其修饰的邻接字符串多为数词、数量短语、数名短语及数量名短语。然后,分别对三个非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许多”“一些”“大量”进行句法位置和邻接字符串的分析,并统计了以上三个词作为数量模糊限制语出现的频率,分别为98.2%、89.4%、99.95%。最后,总结出了非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的识别规则,即其位于句首,或其修饰的邻接字符串为名词、量词、习用语、名词性短语、部分动词和动词性短语等。之后,分别对两个数值和非数值兼有型数量模糊限制语“多”和“几”进行句法位置和邻接字符串的分析,并统计了以上两个词作为数量模糊限制语出现的频率,分别为89.95%和98.79%。最后,总结出了该类数量模糊限制语的识别规则,即其修饰的邻接字符串多为数词、名词、量词、数量短语、数名短语、数量名短语、名词性短语等。最后,基于本体研究所总结出的识别规则,制定了有利于机器识别的程序算法,并采用第三方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人工验证,八个高频数量模糊限制语及数值型、非数值型、数值和非数值兼有型三个类别的数量模糊限制语识别准确率均在95%以上,识别效果较好。
张琼[3]（2021）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朝闻是我国卓越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雕塑家、艺术教育家,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王朝闻是一位经历独特的美学家,从美术和雕塑创作进入美学研究,曾担任中华美学学会会长,主编了建国后第一本《美学概论》。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亲历并参与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建构的全过程,并一直身处以理论指导艺术创作实践的一线。作为一位精通艺术创作和理论实践“通艺而谈美”的美学家,他的美学着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他采取一种从经验到理论,再从理论到经验的螺旋上升的研究方法,“按照国内当下流行的认知框架,王朝闻的理论着述既有逻辑思辨的理论形态,也有诗性感悟的传统方式。当把这两种话语方式简单地分属西方与中国,并认为两者具有‘异质性’和‘不同通约性’的时候,它们却统一于王朝闻的论着之中”（1）。无论是学术生涯的独特性,还是话语方式的多样性,王朝闻在我国当代美学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深究王朝闻这种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的尝试,并认真发掘其中可资汲取的那种深层动力,可以发现,在王朝闻几十年的文艺美学思考中,始终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联系,那就是民族性的思想是他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更加深层的基础和出发点。王朝闻美学思想的民族性有着显性外在呈现和隐形内在规定性两种紧密联系的形态,前者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的理论生成机制以及传统的理论话语方式的袭承,后者是王朝闻对中西优秀艺术传统的吸收和接纳,并在坚持民族性立场的基础上,以人民性为归旨,以大众性为表征,融合外来优秀思想文化资源,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民族性的美学思想。中国学术研究需要“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2）,从而为之创造出“新的探索空间和创新契机”（1）。本项研究尝试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独特角度出发,深入探讨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点、历时性演进和内部逻辑;同时,从王朝闻提出的美学观点中分析他民族性思想中多样统一的内涵和双重维度的特点,力图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点、线、面立体结构的相互比照中,梳理出他民族性思想的基本面貌,以期为王朝闻所做出的贡献作出更为准确的价值定位,为中国当代美学主体性建设提供启发与参照。本论文由绪论、正文五章及结语组成。在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研究课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围绕王朝闻独特的话语方式,异于众家的理论面貌,以及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地位的争议进行分析,首先指出民族性构成了王朝闻美学理论最重要的底色和中轴线,王朝闻艺术美学的相关研究是其理论显见的前台部分,其民族性的立场则是其理论研究的后台部分（2）。王朝闻美学建构的过程,始终在追寻一种独属于中华民族的“中国经验”,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断找寻和确立“中国经验”的过程。他的中国经验直接造就他的美学理论充满了民族性的特点。其次,通过梳理国内外关于王朝闻美学理论的研究状况,发现对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和重视,提出研究王朝闻美学的独特性和深层的文化动因,及其表现对于破除我们某些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章主要探究美学研究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提出的根源和语境。坚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的方法,从民族性问题的发生,到反思中国美学民族性问题及其当下研究的本土语境、提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的价值立足点三个层级,依次递进展开探讨。首先,指出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的标志,它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面貌拥有了现实可辨的特征。其次,论述民族性在美学范畴的反映就是在审美意识、审美经验、审美理想上体现出民族特有的认知和认同,更为直观地指其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历史的、当下的、整体的和稳定的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民族性。通过反思全球化进程中美学本土性重建的重要意义,梳理20世纪和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关于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讨论,中国美学的建构历程,提出文学理论和美学的民族性问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没有形成一个供所有知识分子共同遵守的规范。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进行了探讨,指出王朝闻为中国当代美学做出了原创性的、民族特色的学术贡献,继承和发扬了中华美学重视精神理想和追求的传统,把中华美学精神蕴含于自身的美学思想和审美体验并做独特的呈现,成为当代文艺美学理论创构自觉的民族性思想的学术范式。第二章着重分析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问题。采取学理分析与切入历史实境交叉研究的方式,从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内部逻辑、历时性演进三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归纳和梳理出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4个理论基点,并指出他从时代语境和文艺功能出发,对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进行选择与转化;作为毛泽东“文艺为人民大众”思想的坚定贯彻者进行了充分吸收与发展;在马克思美学的指导下,把“唯物主义辩证法”延衍阐释为“艺术辩证法”;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从当前的文艺美学现实问题和充满民族性的审美实践出发,从“了然于心”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审美体验,有选择地吸收和过滤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的美学观点,过滤和融通原有理论的内含和外延,丰富起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其次,分析了王朝闻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指出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民性的根基,这种属于底层大众的人民性往往也带有明显的大众性特征。这种民族性或者说人民性也因其拥有最广大数量的受众,而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此种大众性,实际上又与世界范围内权力主体的民主化趋向合流了。由此,民族性话语与马克思主义亲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最后,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过程进行了追踪和分析。通过回到王朝闻治学的情境看他交互于时代的具体应对和彼此关系,以及思想的演进过程,从历时与学理两个维度的交叉并行中,指出其美学民族性思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萌芽阶段的“经世致用”新艺术创作论。王朝闻在“经世”目标的导引下,不断寻找“致用”的路径,在艺术与政治的双向互鉴中找到了“喜闻乐见”的支撑,实现审美性与政治性的平衡。二是发展阶段的“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王朝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到了对“自有我在”的民族性审美敏感的研究,从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表达方式中寻找活力源头重新灌注鲜明的主体意识。三是升华阶段的“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王朝闻旗帜鲜明地高扬民族化的大旗,提出了“无古不成今”等一系列极具启发性的论点和思想。第三章对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探究,采取文本分析和对比分析的方法,从王朝闻的美学观点中廓清了民族性思想的内涵。指出在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里,“共性”与“个性”交错融合的多样与统一,形成了他民族性思想三个逻辑层面的内涵:一是“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内容逻辑层面递进演变的“我之为我”的民族性;二是“明道若昧”的共性、“不似之似”的共通感、“理有恒存”的大众性三者共同作用于实践逻辑的“平衡融洽”民族性;三是通过“隔与不隔”的辩证法,“不罔不怠”的融通化实现目标逻辑层面的“各得其所”的民族性,充分体现出从中国经验出发并贯彻中国式感悟思维的“民族性”,基于创作深刻体验的“实践性”,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人民性”,以及始终关注创作前沿、与现实同行的“时代性”。第四章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规定性问题的延伸,主要研究探讨了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双重维度”的特点。一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地域维度。中国的民族性之中包含地域和族裔的多样性,地方性是民族性产生的摇篮。从王朝闻的理论中,可以发现他试图从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以及城市化对地方性的侵蚀及造成的民族性的危机角度对民族性进行了界定。二是梳理王朝闻的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一直都是一对重要关联的范畴。通过归纳王朝闻对于时间维度的留意和敏感,以及提出的时间性与民族性、延异的民族性概念正是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中的一大特点,同时他将民族性赋予一种既联系地方,又与时俱进的特征是其美学民族性思想所具有的宝贵价值。第五章则将目光聚焦于作为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王朝闻具体的理论建构和贡献。首先,是王朝闻对中国传统美学所进行的现代性转化的工作。中国传统美学并非只具有历史意义,中国传统美学的观点立场和话语方式也能够在延续中实现新生。王朝闻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继承了传统美学的话语方式,同时也让传统的理论思想资源在现实的应用中完成了接续与再生。其次,是王朝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工作所做出的积极贡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其民族化的过程。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对王朝闻所参与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进行的中国化的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整理。在结语部分,首先对前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相应的深化,也对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种概要性的概括。同时,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并非只是具有一种历史性的价值,它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提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构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大背景下,重新梳理和回顾王朝闻美学理论的民族性思想,十分具有价值的。王朝闻秉持了一种立足于本民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吸收和融会。在王朝闻这里,马克思主义美学实现和完成了它的中国化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主体性、我们的民族性也随之体现了出来。当下,我们需要在文化中重新寻回自身、需要在理论研究中重新寻回自身,而王朝闻的理论书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可资借鉴的理论研究范例。
李佳娟[4]（2020）在《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发展历史任务的变化,构建与新时代相适应的家风成为必然趋势。新时代需要好家风,而与时俱进的好家风尚未完全形成,两者之间的矛盾是进行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的问题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表明:好家风不仅对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而且对国家的发展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研究,以新时代家风应包括怎样的内容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文献调研、实证研究、跨学科研究和归纳演绎等方法,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原则、内容和路径等进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构建与之合拍、同步的家风,是充分发挥良好家风作用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构建新时代家风,要在当前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特点、功能进行符合时代背景的阐述,进而以此为基点,阐述新时代家风建设的依据、原则、内容与路径。从概念到依据到原则到内容再到构建路径,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全过程,回答的是新时代家风的概念、构建的可能性、构建的方向、构建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构建的问题。在新时代背景下,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文化为源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以满足广大家庭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家风建设需求为目标,构建有民族特色的、反映人民群众良好家庭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家风。从特征看,新时代家风具有时代性、导向性、传承性、创新性、感染性、连接性和规范性,其功能主要表现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新时代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支撑、对家庭成员的教育引导和对新时代精神文化的彰显四个方面。新时代家风的构建,是一个基于历史依据、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的建设工程。从历史依据看,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要发挥传统优良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积极作用,红色革命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作用和社会主义好人家风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作用。从理论依据看,马克思主义家庭观、道德观、文化观,尤其是习近平在新时代背景下对其进行的新发展,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指导。而从现实依据看,家庭的变迁、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需求,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动力。新时代家风构建要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得以实现,各个原则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坚持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要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使之为新时代家风建设服务。坚持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则要使新时代家风的构建契合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等主体的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目的在于促使新时代家风实现神形兼具。新时代背景下,广大家庭要建设什么样的家风已经成为现实之问。从立身、治家、处世、致用、强国层面出发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促使家风与时代合拍、同步。立身之风包括知书达礼、审慎自律、尊老爱幼、择贤而友的核心内容,立身家风构建得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才能扣好。治家之风表现在健康生活、勤劳简约、互敬互爱、和顺和睦,治家家风能够为家庭治理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构建宽容豁达、与人为善、待人以诚、敬畏自然的处世家风,旨在让人们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做到宽容、友善、诚信和敬畏。而构建知行合一、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的致用家风,是立足时代的发展要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而进行家风建设的指向。在追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过程中,构建遵纪守法、开拓创新、爱党爱国、共建共享的强国家风,有助于以优良家风为强国目标的实现提供精神动力。新时代家风的构建,要通过构建主体、构建载体、宣传方式、构建方法等具体的路径得以实现。家庭成员、广大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主体,“六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缺一不可。从载体看,要借助传统节日、地方文化、家风故事、文化产品等多重载体,促使广大家庭重视家风、构建家风。从宣传方式看,既可以利用传统的宣传方式,也可以通过新兴的宣传媒介展开宣传。从构建方法看,需综合运用言传身教、说服引导、榜样示范、比较鉴别等方法,进而实现家家构建家风、形成家风的良好态势。对新时代家风的概念进行界定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问题的基础,阐述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是构建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前提,而明确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方向,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是研究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核心,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则是构建新时代家风的关键所在。良好家风对社会风气具有支撑作用,新时代家风的构建与形成,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具有积极价值。如果全社会重视新时代家风、构建新时代家风,有助于以良好家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易子晴[5]（2020）在《初中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的困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动态几何问题将运动的观点引入到几何,是几何板块的拓展与延伸,它常常以压轴题的形式出现在各省市的数学中考卷中且占有较大的分值。对动态几何问题的考察有以下两个特点:涉及知识面广、考察形式多样,所以它常常被初中各年级学生与教师称为重难点。通过教学实践发现,学生普遍在该难点上失分率高,教师也没有合适的教学方法解决这种现象。因此,对初中各年级学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的困难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文献、测试卷、访谈等多种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与各省市中考卷分析,证实了动态几何问题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并整理出了动态几何问题的命题类型,即单元素动态几何问题、多元素动态几何问题与隐性动点型问题。依据动态几何问题的三大命题类型以及初中各年级所涉及到的知识点,设置了三份测试卷。通过对测试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三个年级学生出现困难的侧重点会有所不同,但普遍存在以下几种困难:（1）审题困难;（2）计算困难;（3）动态几何问题静态化困难;（4）几何问题代数化困难;（5）运动状态判断困难;（6）求解技巧掌握不足;（7）分类讨论思想欠缺;（8）绘图困难;（9）时间不够。通过对教师的访谈,发现与以往的文献、笔者的观察相吻合,大部分教师在该问题的教学上采取专项练习、强化训练的方法。他们表示,在该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效果不佳,故本文针对各年级学生存在的求解困难与教师的教学情况,对各年级提出有效的可实施的教学建议如下所示:一、对七年级的教学建议:（1）注重培养学生的兴趣;（2）采用直观性原则;（3）向学生暴露思考过程;（4）留给学生思考的空间;（5）及时的总结;（6）集中讲解与分散讲解相结合;（7）注重培养学生的严谨缜密的思维。二、对八年级的教学建议:（1）转变学生态度;（2）帮助学生建立基础知识网络;（3）专题讲解;（4）注重分析与总结过程;（5）培养学生的想象力;（6）培养严谨的思维;（7）个别辅导;（8）集中讲解与分散讲解相结合。三、对九年级的教学建议:（1）系统梳理、专题讲解;（2）直观演示;（3）注重培养学生的解题思维和方法;（4）适当取舍;（5）班级教学与个别教学相结合。
刘琦[6]（2020）在《评价构式“X （不）等于Y”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尝试以构式语法理论为基础,对汉语新兴构式“X（不）等于Y”进行考察。首先,我们从句法角度对构式进行了充分的描写。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构式中的可变项可以由词和短语充当,词包括动词、名词、形容词、代词和数词;短语包括偏正短语、动宾短语、主谓短语、心补短语、联合短语、连动短语以及熟语。可变项之间在语法性质上还可以灵活组配。在句法功能方面,构式既可以独立成句,也可以充当多种句法成分,还可以充当复句中的前分句、中分句、后分句。此外,我们还发现构式可以进行多种形式的连用。其次,我们从语义特点和适切语境角度对构式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构式可变项可以表示行为、事件、性质、人物、时地等多种语义。并且可变项之间在语义上也可以自由组配。通过分析语料,我们将构式的构式义概括为:在某种意义上,评价对象与评价内容之间具有或不具有某种逻辑语义关系。另外,构式在使用语境上也有其独特之处:一方面,构式常出现在转折、因果语境当中;另一方面,构式常与表示前提条件的成分共现。最后,通过考察发现,该构式具有认识立场表达和语篇组织这两种话语功能。
欧阳德君[7]（2019）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世界难题,复杂而且十分重要。反贫困关系到人心向背、社会稳定和政权稳固,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思想的基础上,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和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反贫困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在反贫困理念、反贫困方法等方面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理论渊源;西方的反贫困思想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及综合性等多种理论视角来分析,其有益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借鉴。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贫困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是对其进行理论总结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了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全国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大规模地缓解。二是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这一时期确立了开发式扶贫方针,反贫困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通过实施各种专项反贫困政策,取得了显着成效。三是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了社会救助和开发扶贫的有效衔接,进一步推动了我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四是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这一时期通过建立精准扶贫的工作机制,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即将实现从整体上消除现行标准下的绝对贫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每个阶段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既是实践探索的过程,也是理论提升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互交融的发展过程。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初步形成、扩展丰富、深化完善、创新发展等发展阶段。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实际,从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入手,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反贫困的长期目标,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贫困的成功探索,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的新篇章,在反贫困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新时代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从横向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强调的是整体视角,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注重一般性的理论反思。其主要的理论框架主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必须坚持党对反贫困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群众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反贫困道路,即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国家、社会和个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短期目标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实现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目标则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是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改革的直接动力、政府主导力、社会的参与力、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等多种力量形成的反贫困强大动力共同作用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反贫困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是反贫困的制度保障;中国的反贫困是世界反贫困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中国的反贫困也离不开世界,我们的反贫困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些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必然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人民性、开放性、系统性和国际性等鲜明的特征以及重要的中国价值和世界价值。在中国价值方面,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当代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指南,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权。在世界价值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实践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这一反贫困实践的理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总结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符越[8]（2019）在《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方法论研究》文中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成为西方近代哲学发展的高峰,其中一个显着的标志就是哲学家们纷纷建构起一种具有知识性、真理性的形而上学体系,这些形而上学不仅是成为包含科学在内的一切知识产生和存在的终极根据,而且在其中也锻造出真正属于形而上学自身的哲学方法。随着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自身形态的不断发展,其哲学方法论也存在着不断转变形态的演进过程,而揭示这些哲学方法论自身发展的逻辑进程,就成为了本文研究的核心和主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以来,“逻各斯”和“努斯”就内化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精神特质,并在其中孕育出理性通达本体的哲学方法论,如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柏拉图的“回忆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通神般的“沉思”等等,最后在古希腊哲学的母体中结出了形式逻辑工具论的果实。中世纪哲学沦为了神学的婢女,哲学方法自然成为了为宗教和上帝服务的神学方法。伴随着文艺复兴的觉醒和数学、自然科学的独立,培根用《新工具》率先启动了以科学方法替代旧神学方法的“方法论革命”。随之笛卡尔在《方法谈》中对于理性演绎法的确立,斯宾诺莎专门在《知性改进论》中讨论方法论问题,并在《伦理学》中开始尝试用几何学的方法来建构起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说,近代经验论哲学因袭了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而唯理论哲学更加信赖数学演绎方法的可靠性,原因在于这些近代哲学家们看到了作为知识性的形而上学与科学知识之间在方法上存在着同构性。休谟的怀疑论不仅让近代以来的形而上学陷入了知识论危机,更让哲学家们意识到,形而上学不能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建构,必须打造出属于哲学自身的哲学方法。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仅让超越科学之上未来的形而上学建构成为可能,而且也提出了属于先验哲学自身方法的“建筑术”,从此开启了形而上学方法论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建构之旅。康德运用先验知性范畴综合一切经验现象的“建筑术”方法论,不仅具有数学般的普遍必然性,而且经受得起怀疑论者的怀疑,同时康德也在实践领域中用“建筑术”完成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费希特将康德的“先验自我”提升到的具有“创造性活动”的绝对自我,从而完成了自我和非我之间相互设定的主观演绎法;谢林充分意识到费希特主观演绎法无法摆脱“唯我论”的主观局限性,失去了客观的知识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于是,谢林转向知识论立场并确立了主、客观同一的“绝对”,将自然界和自我意识视为“绝对”的客观和主观存在样态,进而将费希特的主观演绎法转向了主客同一的客观演绎法;谢林的客观演绎法被黑格尔吸收并改造成为理念——自然——精神的思辨哲学体系,辩证法方法切入事物本身的“内容”,与事物自身运动方式达成了一致,从而辩证法方法完全超越了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和数学的演绎方法,成为了既分析、又综合的理性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因此,黑格尔将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推向巅峰的同时,也完成了哲学方法与本体论的统一,即辩证法是本体论,也是方法论。纵观哲学方法自身的发展逻辑进程,我们会发现哲学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的存在形态密切相关,有什么样态的形而上学就有什么样态的方法论;哲学方法论更与认识论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形而上学认识方式决定着方法论的生成方式;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都在试图超越传统的形式逻辑,在由康德的先验逻辑向黑格尔的思辨逻辑的发展进程中,方法论与逻辑学之间同样保持了发展的同构性。西方后现代哲学批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本质主义,出现了哲学向分析哲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转向,但在哲学方法论的建构却从未中断过,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现象学方法仍旧代表着打造属于哲学自身方法的现代取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方法论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理解,而且也会为我国建构新时期形而上学提供方法论上的理论支撑。
赵肖荣[9]（2019）在《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科学主义是科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科学主义定义繁多,内涵复杂,典型的是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过度乐观,视科学理论为绝对真理,将科学方法和科学价值无限外推。科学主义并非科学本身,也非科学精神,而是一种非理性的科学观。本研究以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为考察对象。1949年建国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发展模式从“欧美模式”转向“苏联模式”,科学发展受到教条化辩证唯物论的影响,发展了多种形式的科学主义观念和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自由开放的年代。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以及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日益彰显,中国掀起反思科学和科学主义的热潮。反思科学、探讨科学主义,绝不是反对科学,而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科学事业。在当下世界各国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发达国家竞相实施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我国也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讨论科学主义问题,对我们重新理解、传播和吸收科学文化,长远健康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和个案分析,取得了以下创新性成果:（1）对以往研究中国科学主义问题做了文献梳理和综述,将这一研究领域分为三个层面: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认为以西方话语考察中国问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将科学主义表现还原到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中,做具体的历史和现实分析。因此,本研究试图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2）建国以后,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在科学发展模式上从“欧美模式”转变为“苏联模式”。这一转变的历史逻辑是中苏两国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苏联科学技术先进,愿意帮助我们。由于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辩证唯物论的教条化影响,苏联和我国发展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其核心思想是: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科学思想的唯物论。本研究详细考察了这一科学观诞生的历史背景、观念主张和危害。（3）唯“社会主义科学”论,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科学在整体上持有负面的评价:资本主义制度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科学也必然是走向衰亡的。以此为基础,中国发动了批判自然科学的运动,这一运动的内外部历史根源,胡化凯等学者已经做了充分的考察。本研究从科学主义维度分别考察了中国批判相对论、大爆炸宇宙学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思想根源。这一研究视角与学界从“反科学”视角研究科学批判有所不同。本研究认为,以教条化辩证唯物论为依据的科学唯物论思想及绝对真理观将相对论曲解为“相对主义”是批判相对论的两大科学主义根源。通过介绍和分析爱因斯坦社会主义观、哲学思想,以及相对论的科学思想,本研究认为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与辩证唯物论在思想上有同质性和相容性。（4）本研究以1973-1976年《自然辩证法杂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的16篇文献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从“20世纪某些宇宙学观点挑战了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一种变形的科学主义——‘唯上的真理观’”、“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三个主题,分析了这一批判与科学主义的关系。（5）通过梳理我国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态度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考察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经典物理学的成功促使了科学主义的诞生,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量子力学挑战了经典物理学的世界观,动摇了科学主义的还原主义、扩张主义和理想主义。通过辨析经典物理学和科学主义的关系,以及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对两者的挑战,层层剖析,阐述了我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和科学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6）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改革开放,在科学发展和学术思想上都呈现出新的面貌。新的时代文化背景,科学主义也有着不同的表现。以北京、上海两地部分科学文化学者举行的“科学文化研讨会”为起点,将科学主义这一议题,从学术象牙塔,推向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本研究梳理了研讨的内容,分析了争论的过程、观点和性质,探讨了研讨与争论的意义。（7）本章以若干科学争议为案例,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当下,科学争议日益频繁,为研究科学主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研究以“中医存废之争”、“转基因主粮产业化之争”和“全球气候变暖之争”为案例,考察这一时期科学主义对争议的影响和表现。（8）考察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发展科学。科学主义会造成种种危害,科学-人文的分裂是其中的一大后果。本研究分析了科学-人文分裂的现象、危害,探索逐步实现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提出需要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以及加大科学史的传播力度。
钟菁[10]（2019）在《侵财犯罪中的存款占有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现代经济的迅速发展,交易活动变得活跃,为适应交易习惯的改变,更灵活便捷的交易方式也应运而生。特别是支付宝、微信等新型支付方式的出现,致使存款占有的模式更趋多元化,财物的占有成为可以脱离所有而独立讨论的名词。第一章:侵财犯罪的法益和存款占有概念之分析各国侵权犯罪的理论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当属以盗窃罪为核心展开的本权说、占有说和各种中间学说;以诈骗罪为中心展开的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及法律/经济财产说的见解。本权说、占有说主要来自于日本,是日本刑法中侵财犯罪理论研究的基础,法律的财产说、经济的财产说和法律/经济的财产说则来源于德国刑法理论,这两种理论的产生及发展与日德两国法律和社会发展环境密不可分。过去,我国刑法理论对于侵权犯罪法益的路径争论一直集中于本权说与占有说、法律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各自内部的论争中,时下部分学者开始提出摒弃本权/占有说的法益讨论视角,转而将财产犯罪保护法益问题建立在法律/经济的话语平台之上。无论是建立在本权/占有的讨论路径还是建立在法律/经济的话语平台,财产犯罪法益保护问题的争论焦点都集中在是扩大还是缩小财产犯罪的处罚范围上。本权说与法律的财产说主张缩小财产犯罪的处罚范围,占有说与经济的财产说则认为对财产犯罪的处罚范围需予以扩大,中间说和法律的·经济的财产说则是主张折衷的观点。在侵权犯罪法益问题上,我国的刑法语境与日本语境是相似的,在这样的立法背景下,继续适用本权/占有说的话语体系并无不妥。对存款占有的解读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侵财犯罪中“占有”的理解之上。侵财犯罪中的占有不仅仅是犯罪构成中的隐性要件,更应当视作侵财犯罪中被保护的法益。将占有作为侵财犯罪构成的要件与以法益立场存在的占有并不矛盾。许多学者将对构成犯罪与否的判断误入了抽象法益衡量的错误境地,以法益的衡量替代犯罪构成的判断路径显然是不当的,以此为依据否认占有可能成为被保护的法益,无疑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所得出的“占有不是财产犯罪法益”的结论也是无法成立的。存款占有的概念与事实性要素、法律性要素对占有的影响密切相关。在刑法意义上,存款区分为存款债权和存款现金,存款债权是一种财产性利益,而存款现金则属于物。伴随着学者们对占有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人们对观念化占有的肯定度增高,对于何者成立占有,其标准也逐渐发生改变。对占有的认定判断,从前关注的重点在于占有的事实要素,其后对占有规范要素的评价也被重视,如今形成强调占有的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并重的局面。纯粹事实性的占有概念将占有描述为一种事实控制力,往往通过一种狭义上的人和物的空间联系来实现。纯粹规范性的占有概念认为,刑法中的占有并非描述性的概念而是评价性的概念,它揭示的不仅仅是事实本身的占有,而是隐藏在占有背后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规范性保护目的。在二者的关系上,应追求事实论与规范论之间的调和,如果主体与财物之间在事实层面不可能再有任何关联性,或是曾经的关联已经消失殆尽,很难再说根据法律规则、社会观念可将财物评价为被占有的对象。而规范性因素也是占有判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进行规范性判断而忽视事实性的评价是不妥当的,完全只以事实性因素为标准评价占有具有不周延性。因此,现金自存入银行时起,存款人便从事实上失去对存款的占有,该占有转而由银行正式接管,而存款人保有的是基于债权债务关系产生的存款债权。存款人对存款债权的占有与银行对存款现金的占有之间是平行的关系,二者相互独立且并不排斥。定义存款占有的内涵,它既包括存款人的债权准占有,也包括银行的存款现金占有。第二章:存款占有的域外经验与立法启示。国内学界对存款占有的讨论,受到了来自日本和德国财产犯罪刑法理论的影响。日本刑法对财产和财产利益的界分有严格的规定,故而日本刑法认为盗窃存折、信用卡后取款的行为人应成立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并合罪。日本刑法典规定,可以财产性利益作为犯罪对象的罪名包括诈骗罪、抢劫罪、背任罪、敲诈勒索罪等,但盗窃罪、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除此之外,因侵占罪的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而利用他人银行卡在ATM机上转账的行为仅仅侵害的是财产性利益,为了解决行为人定罪量刑均衡的问题,日本刑法典增设了使用电子计算机诈骗罪。相比日本刑法关于侵财犯罪对象的特殊规定,从我国刑法第五章的概括标题来看,我国侵犯财产犯罪中的“财产”是指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在解释上,“财产利益”应包括在财产的概念之下,无论是实体物还是非实体物,都应得到我国刑法的保护。德国刑法将错误汇款的原因分为两类,分别是“汇款人过错导致的汇款错误”和“银行过错导致的记账错误”。过去,德国的主流观点认为,收款人在银行窗口申请提取错误汇款并非欺诈行为,但如果收款人因银行的错误的记账而错误汇款,收款人取款的行为将构成欺诈。晚近德国判例改变了将错误转账与错误记账进行区分的做法,即无论是因汇款人过错还是银行过错造成的错误汇款,取款人取款的行为均不构成犯罪。产生这一改变的原因在于,认为汇款人与银行以及汇款人与收款人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即使是原因法律关系上存在瑕疵,亦不应对收款人取款的行为产生影响,而收款人取出错误汇款的行为仅仅是产生对汇款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已。德国传统侵财犯罪的立法,主要是围绕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等罪名进行,自《第二次反经济犯罪法》的颁布,德国刑法典在原有罪名之上新增了第263条a“计算机诈骗罪”和266条b“滥用支票与信用卡罪”,自此对侵财犯罪规制的立法格局发生改变。第三章:存款占有的对象。所谓存款占有的对象,既指归于银行占有的存款现金,也指属于存款人准占有的存款债权。我国的刑事立法中,“财产”一词在刑法总则和分则的标题中出现,更多地是从宏观角度表达对财产权利的保护,而在刑法分则条文中使用该词,则着重从微观上表达对具体物之保护。我国侵犯财产罪一章中除“财产”“财物”之外,用于描述财产含义的词语还包括:“资金”“物资”“款物”等词。“资金”一词算是“财物”一词特定的下位概念,“物资”“款物”二词更多地是习用政策文件所用的。而“财产”与“财物”并无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别,也并无狭义的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范畴上的区分,故而在我国刑法语境中,财产与财物应该是同义词的不同表达。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之间界分的讨论来源于诸多国家刑法对于二者的关系的不同规定。《日本刑法典》第235条规定,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的财物”,第246条第1款规定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而第246条第2款则规定诈骗罪的对象是“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根据《德国刑法典》第242条对盗窃罪的规定,盗窃罪的对象限于“动产”,财产性利益未包含在内。对于抢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的情形,德国刑法也进行了区别立法,即《德国刑法典》第249条规定的是抢劫狭义财物的行为,第255条规定的则是抢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显然,日本、德国刑法对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作了区分规定。我国刑法第五章对侵犯财产罪的相关条款规定中,几乎所有的条文中均使用了“财物”一词,却未提及“财产性利益”。从我国刑法体系上看,财物的概念应当包含财产性利益。我国立法者将受到刑法保护的财产范围规定在刑法总则第91条、第92条之中,此二法条对于公共财产和私人所有财产的定义,其政治宣示意义要比规范意义更大。不法行为人获得他人债权凭证上的存款一般需要经历两个步骤,一是窃取、骗取存折、银行卡等债权凭证,二是冒充存款名义人向银行申请支取存款。学者们逐渐意识到窃得银行卡与窃得银行卡并取得账户上存款行为应当有所区分。关于存款凭证与存款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体说、分离说、中间说之分。获得存款凭证的行为人并不当然获得了存款的支配控制权,只有通过存款凭证向银行行使了债权请求权,才能认为存款凭证的占有人实现了存款债权并占有了存款。存款债权也不定然能实现,这个过程需要接受来自银行的身份核验,存款名义人还可能在行为人取款前已经将凭证注销或是提前将存款取出。持有存款凭证与存款一体性的观点忽视了一个重要细节,即行为人获得债权凭证并不等于原存款名义人自此丧失了存款债权,原存款名义人显然还可以采取银行卡挂失等补救措施或是凭借身份证件到银行取出存款,以实现存款债权。即使存款名义人丧失存款凭证,仅仅只是对具有证明功能的债权凭证的丧失,不代表同时失去对账上财产的占有。刑法理论中并不存在准占有的概念,通常意义上对占有的保护是指对实体财物的保护。但越来越多的财产性利益亟需立法予以保护的情形下,学者们试图以扩大占有保护对象的方式解释对存款债权的保护问题。这样的方式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处理存款占有问题上,对占有存款现金或是存款债权的称谓往往难以区分,也易于造成概念上的混淆;二是传统刑法占有理论认为占有对象仅限于有体物,而将其解释成包括对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占有则有类推解释之嫌。将民法中的权利准占有概念引入刑法,能够更为准确的表达存款名义人（持有债权凭证人）与财产权利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的解决涉及存款财产的司法实践问题。同时,存款债权准占有的的出现使得在解释论上建构“以债权为对象的侵财犯罪行为”的模型得以实现。第四章:存款占有之本体展开。存款包括存款债权和存款现金,与之相对应,对于存款占有的归属也应当区分存款债权和存款现金分别进行讨论。对于存款现金占有的归属理论之争,素来存在存款人占有说、银行占有说或是存款人和银行共同占有说。对财物的占有应当是规范因素和事实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缺乏事实性基础的纯观念化占有是不存在的,因此存款人并不能成为恰当的存款现金占有人。但是,肯定银行占有存款现金的同时,仅仅否认存款人对于存款现金占有,那么可能产生的矛盾为:存款人从银行取款、转账的行为因缺乏合法的权利基础构成破坏银行占有的诈骗罪或盗窃罪。相反,对存款人存款债权准占有的肯定使得存款人拥有处分存款的权限,存款人只要持存款凭证并输入密码就可通过银行的验证审核。因此,合理的归属路径应该是,结合事实要素和规范要素,肯定存款人的权利对象是债权,而银行是与存款债权相关联现金的占有者。持有存款凭证人是否获得存款债权的标准在于,是否独占性的具有对存款债权的支配力。捡拾他人银行卡并不等于获得银行卡账上存款债权的准占有,因为原存款人可以通过挂失、注销、提前取出存款等方式阻断银行卡持有人取得存款的可能性,不能认为在持卡的同时取得了对存款债权的准占有。只有当银行卡持有人冒充卡主将存款从银行取出,原存款人彻底丧失了卡上存款债权,持卡人才真正意义上取得对此债权的准占有。应否定刑法视域的“货币占有即所有”规则。在民事法律调整的领域内,货币的占有即所有是经济交易的一项基本原则,一旦行为人获得货币的占有,且不论其取得方式是否合法,都承认行为人对货币的所有权。对于存款的保护问题,刑法似乎将关注的重点更多的放在存款占有的归属和保护之上,而民法更多的是在解决所有权和占有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民法更看重金钱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性和可替代性的功能,从而注重保护动态的交易安全,但刑法注重保护的是财产的法秩序以及静态安全。存款人将现金存入银行,而存款人对银行具有的存款债权使其继续对存款享有所有权,这一点与刑法上保护银行对存款现金占有的结论并不矛盾,而且与上文所提到的对存款现金的银行占有说和存款人债权占有说的观点都是相互契合和印证的。同一笔存款上具有存款债权与存款现金的双重归属。存款现金的占有归属于银行,存款债权的准占有归属于存款名义人,二者皆为被刑法保护的存款上的法益。存款人占有说认为存款人可以自由支配账户内的资金,故而应当肯定存款人对账户资金具有占有的说法并不合理。存款人对存款的支配权非但不是绝对自由的,反而要受到来自银行的种种限制。银行实际也存在直接处分储户存入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情况,如协助司法机关对储户的银行账户进行查询、冻结或扣划,这充分说明了将银行比喻为“保险柜”的说法不符合现实情况。因此,以“保险柜”来比喻银行与存款变现的高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显着差异,前者表达的是一种肯定性的事实状态,对象是具体之物,后者则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推测,针对的对象是具有法律关系本质的债。银行不是存款的占有辅助人,即银行不只是作为存款人占有存款的工具而存在,银行事实上支配和控制着存款,且银行具有的此种支配和控制力可以对抗不适格的持卡取款人。银行和存款人同时占有存款现金的观点具有现实的矛盾性。实际上,银行将储户的资金吸纳为存款之后,银行并不需要向储户做任何的报备即可合理地使用储户的存款。如果坚持认为存款人也是资金的占有人,那么存款人与银行实际成立共同占有,即意味着作为共同占有资金的银行所作的每一笔交易都要经过另一资金占有人（存款人）的同意,这与银行的交易程序不符。存款人向银行取出账户内存款,必然事先经过银行的同意或默许,很难说存款人除了占有存款债权,还对银行实际控制的存款现金享有占有。存款上准占有与占有共存。涉及存款的侵财犯罪案件中,存款占有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始终处于动态的流转状态。一方面,存款人将现金存入银行,自此银行从物理上获得对存款现金的事实性占有;另一方面,根据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合同,存款人对债权具有准占有。判断债权凭证归属的标准为,是否独占性地控制支配存款债权。某一笔具体存款上,分别同时存在主体是银行和存款人的法益。财产权利的准占有与实物的占有之间并不存在效力上的高低之分,二者在存款之上是共存的,实物的占有不排斥权利的准占有,反之亦然。既然存款债权的准占有与存款现金的占有并不相互排斥,两者同时存在时应当同样受到刑法的保护,对行为定性时,将关注的重点落入任何一方而造成对另一方的忽视都是不合理的。同时,不能认为存款债权的准占有与存款现金的占有之间成立共同占有,因为他们完全不符合共同占有的属性。毋宁为他们是分别独立地存在的对存款债权成立的准占有和对存款现金成立的占有,当二者同时受到侵害,可以利用想象竞合的方式进行处理。学理上一方面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视为法解释学中的当然前提,另一方面又强调刑法的独立性,而刑法要成为脱离其他部门法的适用标准和规则也表现得含混不清。对此问题,刑法理论界存在“刑法独立说”与“刑法从属说”两种观点。刑事不法相比于民法,必须是在量上具有较高的不法内涵、在质上具有较高之罪责内涵而必须使用具有社会伦理非难性的刑罚手段,并对于社会共同生活秩序具有较高损害性的不法行为。民法规范相对侧重结果无价值,即在民事侵权行为的规定中,损害赔偿的范围及数额大小基本上不会斟酌加害人的故意、过失、目的、动机等主观要素,亦即赔偿范围和赔偿数额原则上不因加害人的故意与过失而有轻重不同的差异。由此决定了刑民法之间在法益保护、违法性根据以及法律责任上都有差异,很难说在存款占有的判断上形成刑民一体的统一。第五章:侵财犯罪中存款占有的解释功能。挂失并取走自己账户下他人存款的案件主要有几种类型,包括直接将银行卡借予他人使用,后将原卡挂失并取出存款;将身份证借予他人办理银行卡并由他人使用该卡,后将原卡挂失并取出存款两种情形。并不是所有缺乏正当理由的取款人取出存款的行为都以欺骗银行为前提,挂失并取走自己账户下他人款项的行为就不存在对银行的欺骗。挂失并取走自己账户下的他人存款的情形下,挂失取款人能向银行提供与开户者相同的身份证明,银行在确定取款人身份无误的情况下承兑了存款,此挂失与取款都属于合法的交易行为,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认为是受到欺骗。这即是所谓的“真人持真卡”的情形。从存款债权准占有的归属来说,银行卡所有人挂失并取款之前,并不认为其独占地获得了存款债权的准占有,因为银行卡的实际持有人可随时将存款取出进而排除银行卡所有人非法获得银行存款的可能。一旦存款入账便立即获得存款债权的准占有的观点难以成立。错误汇款的情形主要有两种,一是因汇款人操作失误导致的错误汇款案件,二是由于银行操作失误导致的错误汇款案件。在一个普通的错误汇款案件中,至少包含四方当事人,分别是汇款人、汇款行、收款人、收款行,汇款人、汇款行或收款行在转、汇款的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错误,都可能导致错误汇款。错汇的存款现金归银行占有,错汇的存款债权准占有归属于存款名义人（仍需继续判断存款债权准占有人）。若认为取款人不享有错误汇入存款之债权,取款或转账行为可能会因为秘密侵害他人存款上债权构成盗窃罪,但若是认为取款人取款前已具有存款债权的准占有,取款人行为则构成对他人财物的侵占。取款人向银行提出债权请求,并且银行履行债务时,取款人才独占性地占有了他人的债权。肯定取得错误汇款行为构成不当得利,与该行为构成财产犯罪并不冲突。相反,不当得利行为达到一定的数额,定然触犯侵占罪、盗窃罪、诈骗罪等侵财犯罪。对于取走他人错误汇款案件,究竟是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或是对侵权人以财产犯罪论处,应综合考量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的高低,对达到严重危害程度的行为,须以财产犯罪予以规制。捡拾银行卡并取款的行为与本章第一节讨论的“挂失并取走自己账户下他人存款行为”以及本章第二节讨论的“取走错误汇款行为”存在的区别在于,后两类案件中行为人自始至终皆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向银行取款不存在“假扮他人”“使用假卡”的情况,而捡拾银行卡并取款行为所利用的是他人的银行卡,取出的也是他人的存款,因此可能存在欺骗银行取款的问题。自动取款机只是一台仅识卡而不识人的机器,它不产生任何感性的认识判断,它不同于有意识的银行柜员,不具有识别取款主体的能力,尽管捡拾人冒充了银行卡所有人的身份,机器也不具有陷入错误认识空间。侵犯存款利益案件中,每一笔存款上都存在银行的现金占有和存款人的债权占有,它们对存款而言是共存的关系。银行实际占有着存款现金,享有着对资金的控制权利,同时可以自由支配资金的用途和流向。从银行对于现金的管控角度来说,如果第三人欺骗银行并将款项转出,那么第三人非法取得资金的行为就不仅仅侵害了银行卡持有人的财产法益,还侵犯了银行在存款之上存在的经济利益。所谓三角诈骗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的特殊性,即三角诈骗处分的对象应当是“他人财产”,如果被骗方仅仅处分地是自己的财产,则应当考虑以普通诈骗罪论处。因此,捡拾银行卡并取款人欺骗银行支取存款的行为不成立对银行的“三角诈骗”。对转移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行为的认定需考虑的法律关系主体为,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收款人和付款人。付款人欲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收款人支付款项,皆须将银行卡中的存款通过二维码扫描转入收款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开立的账户内。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银行支付平台并无本质区别。刑法中的信用卡包括所有具备信用贷款、消费支付、存取现金、转账结算等功能的电子支付卡,此些银行电子支付卡所具备的功能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上都有体现。第三方支付平台实际占有存款人汇入平台的现金,拥有支付账户的主体对存款债权具有准占有,并且其债权通过账户上的记载数据得以体现。非法获取他人第三方支付密码并使用的行为,类似于在自动取款机上取走他人银行账户存款的行为,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不成立诈骗罪。学者们认为盗窃罪与诈骗罪竞合中存在的矛盾,在存款的侵财犯罪案件中并不存在,在判定侵犯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的行为性质时亦不适用。因为,对于存款的侵害有别于一般财物。存款具有现金和债权相分离的特殊性,对存款的侵害同时构成对两个法益的侵害,即同时损害存款人的存款债权准占有和银行的存款现金占有,需要在两个构成要件中分别评判;而对一般财物的侵害往往只侵害一个构成要件中的一个法益。即行为人在一个犯罪构成中的确可能存在盗窃罪、诈骗罪主观上相排斥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两个构成要件中并不存在,被骗的银行与被盗的存款债权人并不存在任何认定上的障碍。
二、“我”不等于“自己”（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不等于“自己”（论文提纲范文）
（2）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数量模糊限制语识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模糊限制语语言学方面的研究 |
| 1.3.2 模糊限制语识别方面的相关研究 |
| 1.3.3 前人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4 研究对象及内容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1.5.1 创新点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语料来源 |
| 1.6.1 语料库介绍 |
| 1.6.2 研究语料 |
| 1.6.3 扩展语料 |
| 1.6.4 验证语料 |
| 第二章 数量模糊限制语的定义和分类 |
| 2.1 数量概说 |
| 2.1.1 数量与程度、量之间的关系 |
| 2.1.2 数量的主要表现形式 |
| 2.1.3 时点、时段和时量 |
| 2.2 定义 |
| 2.2.1 模糊限制语的定义 |
| 2.2.2 数量模糊限制语的定义 |
| 2.3 分类 |
| 2.3.1 模糊限制语的分类 |
| 2.3.2 数量模糊限制语的分类 |
| 第三章 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的识别规则分析 |
| 3.1 “左右”的识别规则分析 |
| 3.1.1 预处理 |
| 3.1.2 句法位置分析 |
| 3.1.3 固定搭配分析 |
| 3.1.4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3.1.5 小结 |
| 3.2 “约”的识别规则分析 |
| 3.2.1 预处理 |
| 3.2.2 句法位置分析 |
| 3.2.3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3.2.4 小结 |
| 3.3 “以上”的识别规则分析 |
| 3.3.1 句法位置分析 |
| 3.3.2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3.3.3 小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非数值型数量模糊限制语的识别规则分析 |
| 4.1 “许多”的识别规则分析 |
| 4.1.1 句法位置分析 |
| 4.1.2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4.1.3 小结 |
| 4.2 “一些”的识别规则分析 |
| 4.2.1 句法位置分析 |
| 4.2.2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4.2.3 小结 |
| 4.3 “大量”的识别规则分析 |
| 4.3.1 句法位置分析 |
| 4.3.2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4.3.3 小结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值和非数值兼有型数量模糊限制语识别规则分析 |
| 5.1 “多”的识别规则分析 |
| 5.1.1 句法位置分析 |
| 5.1.2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5.1.3 小结 |
| 5.2 “几”的识别规则分析 |
| 5.2.1 句法位置分析 |
| 5.2.2 邻接字符串分析 |
| 5.2.3 小结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数量模糊限制语的自动识别 |
| 6.1 相关概念 |
| 6.2 流程设计 |
| 6.2.1 规则集构建 |
| 6.2.2 识别流程 |
| 6.3 规则验证 |
| 6.3.1 验证过程示例 |
| 6.3.2 验证结果分析 |
| 第七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探索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美学的民族性 |
| 第一节 民族性问题的发生 |
| 一、民族国家与民族性 |
| 二、现代中国的民族性 |
| 第二节 中国美学的民族性 |
| 一、文化的民族性与民族化 |
| 二、文艺美学的民族性 |
| 三、中国当代美学的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美学民族性问题研究的本土语境 |
| 一、全球化进程中的本土性重建 |
| 二、王朝闻美学民族性问题的价值立足点 |
| 第二章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建构 |
| 第一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理论基点 |
| 一、鲁迅“文艺大众化”思想的选择与转化 |
| 二、毛泽东“文艺为人民”思想的吸收与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延衍与阐释 |
| 四、中西美学“了然于心”的过滤与融通 |
| 第二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部逻辑 |
| 一、作为民族性基础的人民性 |
| 二、作为民族性命脉的大众性 |
| 三、从人民性、大众性到民族性 |
| 第三节 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历时性演进 |
| 一、萌芽:“经世致用”的新艺术创作论 |
| 二、发展:“自有我在”的审美敏感 |
| 三、升华:“无古不成今”的民族化 |
| 第三章 多样统一: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内涵 |
| 第一节 “我之为我”的民族性 |
| 一、“各美其美”与“脱形取神” |
| 二、“美人不同面”与“审美适应” |
| 三、“贵乎反本”与“正末归本” |
| 第二节 “平衡融洽”的民族性 |
| 一、“明道若昧”的共性 |
| 二、“不似之似”的共通感 |
| 三、“理有恒存”的大众性 |
| 第三节 “各得其所”的民族性 |
| 一、“隔与不隔”的辩证法 |
| 二、“不罔不怠”的融通化 |
| 第四章 双重维度:王朝闻美学民族性思想的特点 |
| 第一节 地域维度:作为民族性缘起的地方性 |
| 一、从地方性到民族性 |
| 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生成 |
| 三、城市化与同质化的危机 |
| 第二节 时间维度: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易变 |
| 一、时间性与民族性 |
| 二、民族化与民族性 |
| 三、延异的民族性 |
| 第五章 王朝闻与中国美学的民族性构建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转化 |
| 一、断裂之外的延续 |
| 二、失落民族性的再生 |
| 三、传统理论话语方式及理论生产机制的继承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
|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进入中国 |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 |
| 结语 王朝闻美学的当代意义:构建美学理论的主体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调研法 |
| (二) 实证研究法 |
| (三) 跨学科研究法 |
| (四) 归纳演绎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概述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家风 |
| 二、新时代家风 |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的特点与功能 |
| 一、新时代家风的特点 |
| 二、新时代家风的功能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 二、以传统优秀家风为源泉 |
| 三、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前提 |
| 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
| 五、以新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为根基 |
| 六、以满足广大家庭的家风建设需要为目标 |
| 第二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依据 |
| 第一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历史依据 |
| 一、中华优秀传统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源泉 |
| 二、红色革命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重要支撑 |
| 三、社会主义好人家风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础 |
| 第二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理论依据 |
| 一、以马克思主义家庭观为依据 |
| 二、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为依据 |
| 三、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依据 |
| 第三节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现实依据 |
| 一、家庭的变迁 |
| 二、不同主体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初步探索 |
| 三、新时代家风构建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
| 四、人民群众对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基本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原则 |
| 第一节 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原则 |
| 一、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家风基础上进行创新 |
| 二、以创新的理念和方式促进传统家风更好地继承 |
| 三、实现继承传统优秀家风与创新当代家风相结合 |
| 第二节 本土与世界相融合原则 |
| 一、吸收借鉴国外的家风建设资源 |
| 二、实现国外家风资源的洋为中用 |
| 三、实现新时代好家风的中为洋用 |
| 第三节 主体与对象相契合原则 |
| 一、契合个人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 二、契合家庭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求 |
| 三、契合社会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 四、契合国家主体对家风的构建需要 |
| 第四节 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 |
| 一、新时代家风在内容表达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 二、新时代家风在构建形式方面应坚持的原则 |
| 三、以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原则构建新时代家风 |
| 第四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内容 |
| 第一节 立身 |
| 一、知书达礼 |
| 二、审慎自律 |
| 三、尊老爱幼 |
| 四、择贤而友 |
| 第二节 治家 |
| 一、健康生活 |
| 二、勤劳简约 |
| 三、互敬互爱 |
| 四、和顺和睦 |
| 第三节 处世 |
| 一、宽容豁达 |
| 二、与人为善 |
| 三、待人以诚 |
| 四、敬畏自然 |
| 第四节 致用 |
| 一、知行合一 |
| 二、开拓创新 |
| 三、爱岗敬业 |
| 四、服务社会 |
| 第五节 强国 |
| 一、遵纪守法 |
| 二、志存高远 |
| 三、爱党爱国 |
| 四、共建共享 |
| 第五章 新时代家风构建的路径 |
| 第一节 “六位一体”共建家风 |
| 一、家庭成员是新时代家风的建设者 |
| 二、广大家庭是新时代家风的营造者 |
| 三、学校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参与者 |
| 四、社区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协作者 |
| 五、社会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推动者 |
| 六、国家是新时代家风构建的引领者 |
| 第二节 “守一望多”承载家风 |
| 一、以传统节日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二、以地方文化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三、以家风故事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四、以文化产品为载体构建新时代家风 |
| 第三节 “春风化雨”宣传家风 |
| 一、传统媒体必不可少 |
| 二、新媒体应充分利用 |
| 三、自媒体可适当使用 |
| 第四节 “态势聚合”形成家风 |
| 一、言传身教法 |
| 二、说服引导法 |
| 三、榜样示范法 |
| 四、比较鉴别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5）初中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的困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课程标准的指导 |
| 1.1.2 教学评价要求 |
| 1.1.3 培养学生数学素养的需要 |
| 1.1.4 教学实践的思考 |
| 1.2 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测试卷分析法 |
| 1.3.3 访谈法 |
| 1.4 研究意义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 波利亚的数学解题理论 |
| 2.3 动态几何问题的相关研究 |
| 2.3.1 动态几何问题的命题类型研究 |
| 2.3.2 动态几何问题的解题策略研究 |
| 2.4 动态几何问题的文献总结与思考 |
| 第3章 研究设计与实施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对象 |
| 3.3 测试卷的设计内容 |
| 3.4 具体实施安排 |
| 3.5 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
| 第4章 数据的结果与分析 |
| 4.1 七年级学生测试卷的结果分析 |
| 4.1.1 测试卷的数据结果 |
| 4.1.2 七年级学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的困难分析 |
| 4.2 八年级学生测试卷的结果分析 |
| 4.2.1 测试卷的数据结果 |
| 4.2.2 八年级学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的困难分析 |
| 4.3 九年级学生测试卷的结果分析 |
| 4.3.1 测试卷的数据结果 |
| 4.3.2 九年级学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的困难分析 |
| 4.4 教师访谈的结果分析 |
| 4.4.1 对七年级数学教师访谈的结果 |
| 4.4.2 对八年级数学教师访谈的结果 |
| 4.4.3 对九年级数学教师访谈的结果 |
| 4.4.4 结果分析 |
| 第5章 研究结论 |
| 5.1 初中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普遍存在的困难 |
| 5.2 各年级学生求解困难的联系 |
| 5.3 教学建议 |
| 5.3.1 对七年级的教学建议 |
| 5.3.2 对八年级的教学建议 |
| 5.3.3 对九年级的教学建议 |
| 第6章 局限与展望 |
| 6.1 研究的局限 |
| 6.2 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评价构式“X （不）等于Y”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关于构式的研究 |
| 1.3.2 关于评价构式的研究 |
| 1.3.3 关于“X(不)等于Y”的研究 |
| 1.4 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语料来源 |
| 2. 构式“X(不)等于Y”的句法特征 |
| 2.1 构式认定 |
| 2.2 可变项X与Y的语法性质 |
| 2.2.1 X、Y为词 |
| 2.2.2 X、Y为短语 |
| 2.2.3 可变项X与Y的组配情况 |
| 2.3 构式“X(不)等于Y”的句法功能 |
| 2.3.1 独立成句 |
| 2.3.2 充当句法成分 |
| 2.3.3 充当分句 |
| 2.4 构式“X(不)等于Y”的连用情况 |
| 3. 构式“X(不)等于Y”的语义特点及适切语境 |
| 3.1 可变项X、Y的语义特点 |
| 3.1.1 表行为 |
| 3.1.2 表事件 |
| 3.1.3 表性质 |
| 3.1.4 表人物 |
| 3.1.5 表时地 |
| 3.2 “X(不)等于Y”的构式义及适切语境 |
| 3.2.1 “X(不)等于Y”的构式义 |
| 3.2.2 “X(不)等于Y”的适切语境 |
| 4. 构式“X(不)等于Y”的话语功能 |
| 4.1 认识立场表达功能 |
| 4.1.1 直接认识立场 |
| 4.1.2 间接认识立场 |
| 4.2 语篇组织功能 |
| 4.2.1 提出话题 |
| 4.2.2 衔接上下文 |
| 4.2.3 总结前文 |
| 5.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分析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思想渊源 |
|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思想 |
| 二、理论渊源: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 |
| 三、理论借鉴:借鉴西方反贫困思想的有益内容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历程 |
| 一、经济体制改革作用下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6 年) |
| 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发式扶贫(1986-2007 年) |
| 三、开发扶贫和社会救助两轮驱动反贫困(2007-2012 年) |
| 四、新时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脱贫攻坚(2012 年- )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初步形成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扩展丰富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深化完善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主要框架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基本方略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道路选择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承担主体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发展目标 |
|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实践动力 |
|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可靠保障 |
|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的国际参与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与价值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特征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理论意义 |
| 1.2 国内外学者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研究方法概述 |
| 1.4 论文研究特色和创新点 |
| 第2章 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方法论的理论溯源 |
| 2.1 西方古典时期形而上学方法论的确立与发展 |
| 2.1.1 “逻格斯”和“努斯”精神中哲学方法的寻求 |
| 2.1.2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中方法论的初始确立 |
| 2.1.3 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方法 |
| 2.1.4 认识论哲学转向中“旧工具”方法论的隐退 |
| 2.2 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方法论的科学之维 |
| 2.2.1 近代形而上学建构方法与科学方法之间的同构性 |
| 2.2.2 培根《新工具》中的经验归纳法 |
| 2.2.3 笛卡尔的哲学方法:普遍数学的方法 |
| 2.2.4 斯宾诺莎建构《伦理学》的几何学演绎法 |
| 2.3 “知识论危机”与重建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反思 |
| 2.3.1 休谟怀疑论引发的“知识论危机” |
| 2.3.2 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重建中的哲学方法论诉求 |
| 第3章 康德的先验形而上学方法论 |
| 3.1 《纯粹理性批判》中形而上学方法论建构 |
| 3.1.1 康德批判哲学的先验方法 |
| 3.1.2 知性综合中的先验演绎方法 |
| 3.1.3 先验形而上学方法对科学方法的批判 |
| 3.2 作为“建筑术”的先验形而上学方法论 |
| 3.2.1 形而上学方法论建构的基础:先验自我 |
| 3.2.2 量、质、关系、模态方法论的先验结构 |
| 3.2.3 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有机性原则 |
| 3.3 康德先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
| 3.3.1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方法论 |
| 3.3.2 《判断力批判》中的方法论 |
| 3.3.3 先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局限性 |
| 第4章 费希特和谢林的“知识学”方法论 |
| 4.1 费希特知识学的主观演绎方法论 |
| 4.1.1 知识学原理是普通逻辑的先验根据 |
| 4.1.2 “绝对自我”设定中的主观演绎法 |
| 4.1.3 费希特知识学主观演绎法的特点 |
| 4.2 谢林知识学的客观演绎方法论 |
| 4.2.1 谢林对数学及一般意义上哲学方法的批判 |
| 4.2.2 “绝对同一”的知识论立场转变 |
| 4.2.3 “绝对”在自我意识中的客观演绎法 |
| 4.2.4 洞悉“绝对”理性直观方法 |
| 4.3 费希特和谢林知识学方法论的理论价值 |
| 4.3.1 对于康德形而上学方法论的先验推进 |
| 4.3.2 “正、反、合”的演绎方法的确立 |
| 4.3.3 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性演绎法奠基 |
| 第5章 黑格尔的思辨形而上学方法论 |
| 5.1 对以往知性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 |
| 5.1.1 对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方法论的批判 |
| 5.1.2 黑格尔对康德先验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 |
| 5.1.3 黑格尔对直观主义形而上学方法论的批判 |
| 5.1.4 黑格尔对科学方法论的批判 |
| 5.2 思辨哲学方法论的辩证结构:既分析又综合的方法 |
| 5.2.1 开端:概念内容的既分析又综合 |
| 5.2.2 进展:概念内容展开的环节既分析又综合 |
| 5.2.3 向开端返回:返回到概念内容自身 |
| 5.3 思辨形而上学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 |
| 5.3.1 超越知性的理性方法论的首次确立 |
| 5.3.2 超越科学的真理方法论的首次开启 |
| 5.3.3 黑格尔哲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 |
| 第6章 德国古典哲学方法论的演绎逻辑和理论价值 |
| 6.1 德国古典哲学方法论自我发展的逻辑进程 |
| 6.1.1 方法论在形而上学本体论中的演进逻辑 |
| 6.1.2 方法论在形而上学认识论中的演进逻辑 |
| 6.1.3 方法论在逻辑学中的演进逻辑 |
| 6.2 德国古典哲学之后哲学方法论发展的现代指向 |
| 6.2.1 现代分析哲学向科学方法论的回归 |
| 6.2.2 胡塞尔现象学方法论的确立及其发展 |
| 6.2.3 后现代哲学对于现代性哲学方法论的解构 |
| 6.3 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方法论的理论意义 |
| 6.3.1 丰富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理解 |
| 6.3.2 为我国建构新时期形而上学提供方法论支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9）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特殊表现 |
| 1.2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1.2.1 中国学者对西方科学主义理论的译介 |
| 1.2.2 学者对中国科学主义的考察 |
| 1.2.3 科学文化学者对科学主义的反思 |
| 1.2.4 进一步研究的若干可能的维度 |
| 1.2.4.1 紧跟西方前沿理论,从中获得启发和参考 |
| 1.2.4.2 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考察科学主义问题 |
| 1.2.4.3 动态地把握科学主义的表现 |
| 1.3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及创新性 |
| 1.3.1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2.1 文献分析法 |
| 1.3.2.2 历史分析法 |
| 1.3.2.3 个案分析法 |
| 1.3.3 创新点 |
| 1.3.3.1 考察“科学主义”与“科学批判”的关系 |
| 1.3.3.2 从一般性理论到特殊的事实 |
| 1.3.3.3 考察1949-1978特殊时段的科学主义 |
| 第二章 一种特殊的科学观:唯“社会主义科学”论 |
| 2.1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内涵和性质 |
| 2.2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历史背景 |
| 2.2.1 科学革命带来认识论的改变 |
| 2.2.2 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非和平特征 |
| 2.2.3 科学技术现状加剧了赶超心理 |
| 2.3 唯“社会主义科学”论的核心思想 |
| 2.3.1 科学发展的社会制度决定论 |
| 2.3.2 自然科学的阶级属性论 |
| 2.3.3 科学思想的唯物论 |
| 第三章 相对论批判与科学主义 |
| 3.1 相对论及其意义 |
| 3.2 中国人眼中爱因斯坦形象的变迁 |
| 3.2.1 建国前-1951:“科学的革命家” |
| 3.2.2 1952-1966:“唯心主义者” |
| 3.2.3 1966-1978:“帝国主义的御用学者” |
| 3.3 相对论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 |
| 3.3.1 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
| 3.3.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根源分析 |
| 3.3.2.1 对哲学的教条化理解 |
| 3.3.2.2 科学理论的绝对真理观 |
| 3.4 爱因斯坦与马克思主义 |
| 3.4.1 爱因斯坦论社会主义 |
| 3.4.2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辩证唯物主义 |
| 第四章 大爆炸宇宙学批判与科学主义——以《自然辩证法杂志》为例 |
| 4.1 对大爆炸宇宙学的批判 |
| 4.1.1 对宇宙学的批判 |
| 4.1.2 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 |
| 4.1.3 对粒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批判 |
| 4.1.4 对“惯性、质量和能量”的讨论和批判 |
| 4.1.5 对批判的特征分析 |
| 4.2 对批判的科学主义动因分析 |
| 4.2.1 大爆炸宇宙学挑战了无限宇宙观 |
| 4.2.2 科学主义的变形——“唯上的真理观” |
| 4.2.3 以科学主义眼光看待当代物理 |
| 第五章 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 |
| 5.1 量子理论与哥本哈根解释 |
| 5.1.1 量子论史的一个简要概括 |
| 5.1.2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 |
| 5.2 中国人对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态度变化 |
| 5.2.1 建国前:“世界知名之物理学泰斗” |
| 5.2.2 50年代-70年代:“其唯心主义阻碍了量子力学的发展” |
| 5.2.2.1 苏联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2 中国批判哥本哈根解释的政治背景和代表性观点 |
| 5.2.2.3 中国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风格转向 |
| 5.2.2.3 对批判过程、性质和外部根源的归纳 |
| 5.2.3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种不同的观点 |
| 5.3 哥本哈根解释批判与科学主义关系研究 |
| 5.3.1 经典物理学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5.3.1.1 经典物理学的成功导致科学主义诞生 |
| 5.3.1.2 经典物理学塑造的世界观是科学主义的信念支柱 |
| 5.3.2 量子力学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挑战 |
| 5.3.2.1 世界是决定论的,还是概率的? |
| 5.3.2.2 物理实在是独立于观察者,还是观察创造实在? |
| 5.3.3 量子力学对科学主义的挑战 |
| 5.3.3.1 量子力学改变了还原主义的基石 |
| 5.3.3.2 量子力学动摇了扩张主义的信念 |
| 5.3.3.3 量子力学动摇了理想主义的根基 |
| 第六章 走向公众视野的科学主义 |
| 6.1 科学主义、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 |
| 6.2 科学文化与科学主义的争论 |
| 6.2.1 争论过程和内容 |
| 6.2.2 争论的性质 |
| 6.2.2.1 反科学主义与反科学的关系 |
| 6.2.2.2 科学理论与客观真理的关系 |
| 6.2.2.3 科学落后与科学主义的关系 |
| 6.3 研讨与争论的意义 |
| 6.3.1 “科学主义”从学术圈走向公众视野 |
| 6.3.2 提高了科学史学科的影响力 |
| 6.3.3 反思科学拓宽了理论视野 |
| 第七章 科学争议中的科学主义 |
| 7.1 为何会出现科学争议? |
| 7.1.1 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 |
| 7.1.2 公众理解科学的必要性 |
| 7.2 我国若干科学争议案例中的科学主义表现 |
| 7.2.1 科学主义表现之一:用科学标准评判其他知识 |
| 7.2.2 科学主义表现之二: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科学问题 |
| 7.2.3 科学主义表现之三:“唯科学”引导媒体立场的“一边倒”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全球化时代科学-人文的分裂 |
| 8.2 探索科学-人文融合的途径 |
| 8.2.1 提倡建设性的反科学主义 |
| 8.2.2 大力普及科学史教育 |
| 8.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侵财犯罪中的存款占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及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侵财犯罪的法益和存款占有概念之分析 |
| 第一节 侵财犯罪法益的讨论路径之争 |
| 一、本权说与占有说之对抗 |
| 二、法律的财产说与经济的财产说之抗衡 |
| 三、中国语境下法益保护之体系选择 |
| 第二节 侵财犯罪将“占有”视作被保护法益 |
| 一、占有非仅为犯罪构成之隐性要件 |
| 二、占有作为法益之价值 |
| 第三节 存款占有之概念 |
| 一、“存款”性质 |
| 二、观念化占有之演进 |
| 三、占有概念的事实性与规范性 |
| 四、存款占有概念之再构 |
| 第二章 存款占有的域外经验与立法启示 |
| 第一节 日本存款占有的立法规定 |
| 一、委托信任关系场合的立法考察 |
| 二、无委托信任关系场合的立法阐释 |
| 三、法律移植本土化冲突之强调 |
| 第二节 德国存款占有理论的新进展 |
| 一、滥用银行卡行为之定性 |
| 二、存款占有所涉重点罪名之解读 |
| 三、存款占有的理论定位与中国展开 |
| 第三章 存款占有的对象 |
| 第一节 财物、财产与财产性利益之判辨 |
| 一、混淆性概念:“财物”与“财产” |
| 二、包容性概念:“财物”与“财产性利益” |
| 三、作为财物的存款债权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中的“公私财物” |
| 一、《刑法》第91 条、92 条之剖释 |
| 二、“公私财物”的内在独特性 |
| 第三节 存款债权的准占有 |
| 一、债权凭证与存款:对一体说的质疑 |
| 二、债权准占有:对民法概念的援引 |
| 第四章 存款占有之本体展开 |
| 第一节 存款占有之归属 |
| 一、存款占有归属之辨争 |
| 二、刑法视域“货币占有即所有”之否定 |
| 三、存款债权与存款现金的双重归属 |
| 第二节 存款上准占有与占有之共存 |
| 一、多个权利主体关系厘清 |
| 二、银行与存款人不成立共同占有 |
| 三、想象竞合路径模式之尝试 |
| 第三节 “法秩序统一”视野下存款占有的反思 |
| 一、刑民一体化的教义学考察 |
| 二、刑民一体化中存款占有的反驳 |
| 第五章 侵财犯罪中存款占有的解释功能 |
| 第一节 挂失并取得自己账户下他人存款行为之定性 |
| 一、重叠的法律关系与冲突 |
| 二、否定“真人”持“真卡”存在欺骗银行的空间 |
| 三、侵占罪与盗窃罪之界分 |
| 第二节 取得错误汇款行为之定性 |
| 一、错误汇款之占有判断 |
| 二、刑事犯罪与民事不法之界分 |
| 三、侵占罪的逻辑审视 |
| 第三节 取得捡拾银行卡内存款行为之定性 |
| 一、“机器能否被骗”之忖量 |
| 二、对银行不成立“三角诈骗” |
| 三、一行为侵犯二法益:盗窃罪与诈骗罪之竞合 |
| 第四节 转移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行为之定性 |
| 一、第三方支付平台之界定 |
| 二、第三方支付账户中钱款性质之认定 |
| 三、转移他人第三方支付账户资金行为构成盗窃罪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四、“我”不等于“自己”（论文参考文献）
- [1]“X不等于Y”格式的多角度研究[D]. 李仕佳.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2]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数量模糊限制语识别研究[D]. 王婧悦. 河北大学, 2021(02)
- [3]王朝闻美学的民族性思想研究[D]. 张琼. 西南大学, 2021(01)
- [4]新时代家风构建研究[D]. 李佳娟. 苏州大学, 2020(06)
- [5]初中生求解动态几何问题的困难研究[D]. 易子晴. 扬州大学, 2020(04)
- [6]评价构式“X （不）等于Y”研究[D]. 刘琦.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贫困理论研究[D]. 欧阳德君.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 [8]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学方法论研究[D]. 符越. 辽宁大学, 2019(11)
- [9]科学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研究[D]. 赵肖荣.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10]侵财犯罪中的存款占有研究[D]. 钟菁.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