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武军[1]2003年在《四十年代“渝派文学”论》文中认为一般说来，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20年代在北京，30年代在上海，围绕着北京和上海也曾形成两个文学派别：京派和海派。 抗战爆发后，北京和上海两个现代文学中心被捣碎，京派和海派也在战争中瓦解。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也转移到重庆。 正由于重庆是战时国民党的首都，在抗战胜利后很长一段时期，研究界就认定重庆及其其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文学犯有右倾错误。文革结束后，研究界驳斥这种“右倾”论，认为重庆以及其它国统区文学的主题是反黑暗，是革命与爱国。事实上，这两种论断不过是一种思维模式的两种表现，它们都是从思想政治角度切入作家和作品，当然这不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角度。但仅此一种研究模式毕竟带来太多的局限，它造成了我们对抗战时期文学概念表述上的混乱，也阻碍了我们对于抗战时期文学更深一步的理解和研究。 战乱年代，对于作家来说，首先面对的生存环境的变化和生存空间的转移。中国现代文学因此也显示出与前两个十年北京和上海时期的不同。在京派和海派瓦解后，围绕着重庆这个新的现代文学中心也形成了新的文学派别——渝派文学。 本文着重从一些具有重庆地域特色的意象来论述渝派文学的发生、渝派文学的精神、渝派文学的风格以及它的命运，并通过这些地域性意象来透析渝派文学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乃至20世纪文学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意义、价值。
汪孔丰[2]2019年在《《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散文卷(1980—2017)》前言》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与诗词、小说、戏曲相比,散文研究一直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即便如此,1980年后近代散文研究还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文献整理、散文嬗变、思潮现象、重要流派、代表作家作品等方面,研究成果显着。由此,选编《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散文卷》(1980—2017)并非易事,挂一漏万之忧常常暗浮于编者心头。根据编选要求,我们在经过几番思量、几番割舍之后,最终选定了近30篇代表性论文。它们大体上能够呈现近40年来近代散文研究的新收获、新拓展、新特征,也能够展现几代学者的治学历程与学术取向。
仲娜[3]2019年在《论朱光潜与京派文人审美风格的差异性——由《谈美》说起》文中研究说明朱光潜是京派文人的代表,但却在审美风格上表现出与其他文人迥然不同的特点,这种差异具体表现为叁个方面:情趣主义和趣味主义的差异;社会功用与无用之用的差异;科学化和逻辑式批评的差异。从朱光潜与京派文人审美风格的差异性,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朱光潜和京派文人,也可更清楚地看到朱光潜美学思想的独特文学意义以及具有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 四十年代“渝派文学”论[D]. 张武军. 西南师范大学. 2003
[2]. 《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散文卷(1980—2017)》前言[J]. 汪孔丰. 汉语言文学研究. 2019
[3]. 论朱光潜与京派文人审美风格的差异性——由《谈美》说起[J]. 仲娜. 青年文学家.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