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笑[1]2004年在《流行文化视角下的广告视觉中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视觉传播时代，注意力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学术界也将吸引受众眼球的视觉中心作为研究的热点，从艺术、符号学、文化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文化与广告是一个涉及广泛的研究课题，本文从中选取流行文化这一角度对广告视觉中心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界定了流行文化的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发展态势，并简单回顾了近代流行文化对广告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文章主题进行深入剖析，着重论述了广告视觉中心包括的叁个方面：中心广告语、广告标识、广告代言人，以及广告视觉中心在流行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时代特征：更趋于理性化、强调自我的独特性，倡导体闲随意、打破“一定之规”，将“健康”作为最吸引人的主题。只有符合流行文化的广告视觉中心才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收到预定的广告效果。同时本文以姚明的广告效应为例，分析了流行文化与广告视觉中心之间的相互关系，将理论用实例展示在读者面前。
王庆军[2]2015年在《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电视体育”单纯从字面上解读就是电视化了的体育,亦即由体育电视制作人将体育及其文化信息等内容经刻意甄选、放大、剪裁、重组和“超文本”链接等,以营造出一种紧张的、刺激的、狂欢的、好看养眼的体育电视作品。它是一种经电视传媒精心挑选和过滤下的体育再现,是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可变的,偶然性的,具有文本意义的讯息,是引导和影响受众思考和领会体育的电视文本。文章以消费时代为研究语境,在对电视体育展开论述的过程中,以其消费主义的文化演进为“经”,以运用跨学科知识理论对电视体育的“可消费性”生产的机制和问题论述为“纬”,从电视-体育复合体的历史出发,比较系统地解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它的文本诉求、快感生成机制、消费文化行动、价值批判和理性重构等问题。文章分为引论、正文和结语叁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由六大章组成。全文通过严密的论证结构,丰富的论据材料将电视体育所展示的奇观化快感影像问题一一剖开。引论部分对什么是电视体育做了深度的解析,分别从语义学、符号关系学、图像学、体育学四个角度对电视体育进行了界定,并阐述了研究的语境——消费时代的社会理论以及社会特征,为进一步论述电视体育的消费主义文化演进埋下伏笔。同时也交待了文章选题的缘起、国内外对电视体育问题的研究状况,以及逻辑起点、研究思路、方法、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论证了电视体育传播的前提条件：体育和电视作为不同的社会机构角色是如何发展的,以及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它们是如何相互渗透和彼此为用的,又是如何与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需要相结合,以及如何创造出日益分割和不断强化联合的生态关系——体育电视化的。第二章指出了电视体育与消费共舞的历史宿命关系。分析了电视体育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指出宏观性、总体性的电视体育研究本质上是一种消费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研究；进一步论述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其娱乐与欲望功能得以凸显和强化的深层原因：分析了电视体育通过捆绑广告而直接参与消费欲望制造的问题；同时,还对电视体育交换价值实现的机理——受众商品化作了深入分析。第叁章在认真、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借鉴有关传媒文化及相关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文化研究的语境化原则,解析了作为电视体育文本生产的拟态性本质,并进一步对它的意义再生产及其快感生成的文化机制加以了论证,从逻辑上推进了对电视体育与消费的内在关系的把脉与回答。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解读了电视体育消费主义的快感文化运作策略,具体包括：偶像化打造、戏剧化增效、暴力化宣泄、性感化编码以及政治消费化等。第五章对在新媒体“一统江湖”的消费时代背景下,电视体育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电视体育不会消失,它将会和新媒体相互渗透、彼此为用地共同发展,并会从一种形式变成其他更多形式,以适应多元化需求而流行于不同群体之中。同时,对当前电视体育所造成的体育异化,以及由“可消费性”的大肆追求而引发的“格雷沙姆定律”等问题进行了文化批判,并指出与分析了消费时代下电视体育所面临的诸多价值困境。第六章在阐述了中国体育电视消费主义的历史生成与演变的基础上,对理性重构中国电视体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体育,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同时还拟定了重建电视体育的文化运作机制以及人才培养战略。结语是全文的逻辑归属,概述了消费时代电视体育传播的双刃剑功能,提醒人们需对之适时纠偏的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在消费时代和当前的大众传媒环境下,电视体育的生产、传播机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生产者和传播者转变为消费神话的制作者,而电视体育本身正是这些神话制作者的营销方式和商业手段而已。二、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是消费文化的一种形式,其作品的接受者已转化成了文化消费者,他们是“符号消费者”,同时也是“消费生产力”。因此,电视体育的接受过程就是符号交换和符号消费的过程,实现的是体育影像的符号价值。叁、为了确保和扩大其观众数目,消费时代的体育电视所采用的文本策略就是,设法让那些缺乏必要媒介素养、立场也许千差万别的观众群体在电视体育狂欢中得到快乐,从而赢得他们的支持与忠诚,最后再将他们卖给广告商。四、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不是一个商业化运行和体育影像生产与消费的封闭系统,在其内外存在一个总体的架构,控制着电视-体育复合体的运行理念、管理制度以及运行流程。五、电视体育的消费性存在和繁荣也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因此,必须对中国电视体育的生成加以引导与重建,在体育文化传播中渗透主流价值观以及人文关怀和民族体育文化自觉等,以使其在当下复杂环境下能够健康有序发展。
李达[3]2013年在《户外广告在受众意识下的视觉表达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户外广告市场近些年一直处于高速增长期，在城市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传播作用。在户外广告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很多涵待解决的问题。从受众意识的视角研究户外广告视觉表达设计的特点，能够获得更好的视觉传达效果。所以，从受众意识的角度对户外广告视觉设计进行研究就显得非常必要。本文首先对户外广告、视觉设计以及受众意识等关键的研究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户外广告视觉设计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概述，然后从调动受众视觉表现元素、创新受众视觉空间维度、创新户外视觉媒介、设计新的视觉形式等多个角度总结了户外广告视觉设计的方法。最后，本文以齐齐哈尔公交站牌户外广告视觉设计为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对齐齐哈尔市公交车站牌户外广告的视觉设计传播效果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提高齐齐哈尔市公交车站牌户外广告视觉设计效果的策略。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中国户外设计实践活动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创作原理和方法，对提高我国户外广告的设计和制作水平，提升户外广告传播效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主要包括课题研究的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状况等内容。第二章是户外广告受众分析。在这一章中，对户外广告、视觉设计以及受众意识等关键的研究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对户外广告视觉设计与受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第叁章是受众意识与大众文化。本章首先介绍了接受美学在广告受众研究中的应用，然后重点从认知、情感和动机、意志叁个维度分析了广告受众的接受心理过程，最后探讨了大众文化对受众意识的影响。第四章是基于受众意识的视觉表达设计原则。这一章从调动受众视觉表现元素、创新受众视觉空间维度、创新户外视觉媒介、设计新的视觉形式等多个角度总结了户外广告视觉设计的原则。第五章是基于受众意识的齐齐哈尔市公交站牌户外广告视觉设计的调查研究。这是本文的重点，也是论文的创新之处。本文以齐齐哈尔公交站牌户外广告视觉设计为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利用户外广告视觉设计相关的理论及方法，对齐齐哈尔市公交车站牌户外广告的视觉设计传播效果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提高齐齐哈尔市公交车站牌户外广告视觉设计效果的策略。
甘雪慧[4]2010年在《“向下滴入说”视角下对“山寨”文化的定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山寨”文化是兴盛于2008年至今的一种流行文化,它以极其迅速的方式席卷了整个中国,影响极大。“山寨”春晚是“山寨”文化的典型代表。与其他流行文化所不同的是,这种流行文化以模仿为存在形式。正是这一点让它吸引了社会上诸多人的支持,同时也备受社会上诸多人的争议。登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让“山寨”文化掀起又一轮的热潮。究竟“山寨”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本文力图抛开对“山寨”文化的褒贬之评,由“山寨”春晚来切入,从客观的、实际的角度来探究“山寨”春晚所代表的“山寨”文化的发生机制,并寻求其发生的根源。本文选取了流行文化研究中的“向下滴入说”的视角来探究这种特殊的流行文化,试图从与原型文化的关系中探寻“山寨”春晚等“山寨”文化的发生。通过使用文献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本研究得出一些研究成果。所谓“山寨”文化,是指兴盛于2008年至今的一种以草根为主体、对某一原型为蓝本进行模仿、并具有主观能动性和一定的创造性因素的流行文化现象,指的是一种风气和生活方式。它是原型文化“向下滴入”的产物,凭借大众传媒途径和平民阶层的效仿而成功发生。这种“向下滴入”则在深层次上源于差异的存在。是文化的差异和权力的差异在根本上造就了“滴入”的过程,造就了“山寨”文化这种独特的流行文化。其实,“山寨”文化是底层群众自我再生产的一种表现方式,说到底是差异的延续。本文第一章绪论首先说明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梳理了文献和研究方法。第二章理清了“山寨”春晚的由来与发展,明确了“山寨”文化的概念。第叁章探讨了原型文化通过大众传媒“滴入”到平民阶层的途径,这种“滴入”是以平民阶层追求时尚的方式来实现对原型文化的效仿。第四章则阐述了“向下滴入”和效仿上层文化的根源在于差异的存在,文化的差异和权力的差异是“山寨”春晚作为一种“山寨”文化能够以“向下滴入”的方式形成一种流行文化的深层要素。最后第五章是总结和思考。
张瑞红[5]2013年在《快感与焦虑》文中认为唐·德里罗(Don DeLillo,1936-)是美国当代小说家、剧作家、短篇小说家和散文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他曾多次赢得国内外多种文学奖项,如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笔会奖、美国图书奖等,享有较高的声誉。德里罗的作品主要描绘了20世纪后半叶以及21世纪美国的社会生活,涉及媒介、大众文化、消费主义、历史、恐怖主义、暴力、科技发展等不同的领域。在德里罗的小说书写中,媒介及其文化的再现是其小说的主题之一,而且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都与媒介有所关联。媒介是信息传播的工具,也是现代科技的一种本质体现。在电子时代,媒介作为一种主要的传播方式,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代社会里,媒介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文化的层面,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一种影像文化,常常调动人的视觉和听觉。其因为使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它又是一种高科技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和以大众为核心的生产,又使其成为一种具有丰富的大众产品的产业文化。媒介文化还是一个各种社会、政治因素以及个体聚集在一起的、充满了冲突与斗争的场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在逐渐变成一个影像的世界,人们已经放弃了对语言文字的推崇,转向对影像的青睐。对立统一是宇宙发展、事物存在的基本规律,任何事物其肯定性一面必然伴随着否定性因素的存在,媒介文化也是如此。在这种以影像为核心的媒介文化中,既呈现出了人类欲望满足的快感,又隐藏着各种潜在的焦虑、矛盾和冲突。德里罗的小说创作涵盖了摄影、电影、电视、广告、涂鸦、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当代各种媒介艺术形式,并揭示出这些媒介对现实生活、社会、文化和人的意识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小说中的再现从他的《白噪音》开始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刻。本论文选择其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创作的八部小说《白噪音》、《天秤星座》、《毛二世》、《地下世界》、《身体艺术家》、《大都市》、《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为研究对象,结合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媒介文化理论和社会理论,解读德里罗小说中所反映的媒介文化的特点。在德里罗的小说中,一方面当代人在虚幻的图像世界中享受着一种非历史性的快感体验,其构成了媒介文化的肯定性因素,并体现在影像中主体的建构、消费的狂欢、和谐的社会和科技的魔力等方面。另一方面当人们沉浸于媒介图像所带来的快感的同时,影像所引发的各种焦虑与冲突也逐渐从隐性发展到显性,从而构成了媒介文化的一种否定性的因素。这种否定性的现实呈现则表现为主体的自我毁灭、垃圾世界、社会矛盾和冲突、科技的暴力和恐怖。其小说创作中现代主体的建构、消费主义、历史与意识形态以及科技发展等四种视角的主题再现,不仅涉及了媒介文化中建构的肯定性一面——快感,也包含了其否定性的一面——焦虑。本文即以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对立特点为分析主线,分别从以上四种视角探究德里罗小说创作中媒介文化建构的肯定性与否定性的现实呈现。论文研究内容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正文分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文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意义、目的和方法。第一章介绍了当代美国社会中媒介文化的发展和变化,探究德里罗早年生活经历与大众媒介的关系,并简述德里罗整个小说创作在不同时期对媒介文化的不同再现。第二章分别以《欧米伽点》、《身体艺术家》、《地下世界》等小说为例,解读德里罗小说中两种不同艺术家的主体形象：自我建构的艺术家主体和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以揭示图像时代的艺术家主体在媒介文化中的两种不同反映——建构与消失。第叁章从消费主义的角度分析德里罗小说所呈现出的媒介文化的二元现实：欲望的狂欢与世界的终结。本章首先探究了媒介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关系以及相关理论,然后结合《白噪音》、《毛二世》、《地下世界》等小说具体分析其中所呈现出来的以媒介为主导的异化消费现象,以及伴随这些现象而生成的具有毁灭性的垃圾世界,揭示出消费主义视域下的两种不同的现实世界。第四章主要分析在媒介与历史、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中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冲突。其中《白噪音》、《天秤星座》、《地下世界》等小说对媒介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共谋关系的再现,揭示出在和谐社会的表象下所隐藏着的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德里罗的书写暗示了一切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都是人与事物存在、发展的二元悖论的本质体现。第五章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解读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媒介文化的魔力与恐惧世界。在《白噪音》、《大都市》、《地下世界》、《坠落的人》等小说中德里罗揭示了科技发展为人类所创造的魔力般的世界,也再现了大众媒介与暴力、恐怖和创伤的关联,并阐明了影像媒介对暴力社会、恐怖分子和人类心理创伤等所产生的影响。本章最后还分析了德里罗小说中再现的死亡意象和熵化世界,进一步指出科技的魔力在为人类带来丰裕的生活的同时,也将恐怖和死亡带给了世界。论文通过分析得出结论,德里罗的创作揭示了媒介文化中快感与焦虑的二元化现实,自我建构与自我消失的艺术家主体、消费的狂欢与世界终结的未来图景、媒介与意识形态共谋中的和谐与冲突、媒介技术展现的魔力与恐怖世界等都揭示了这种新的文化系统的对立又统一的二元性。后现代社会中许多理论家提出了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德里罗在作品中回应了一些理论家的理论,并验明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特征的诊断和总结。作为当代小说家,德里罗通过小说中艺术家形象的塑造,建构了一种当代艺术家的主体身份,也成为其对自我身份的一种言说。在文学创作思想上,德里罗将许多电影叙事技巧和美学思想融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使其文学创作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点。德里罗的文学创作是小说书写“向死而生”的一种挑战,也证明了图像时代文学存在的可能性。另外德里罗以艺术家的理性思维对美国后现代社会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质疑和批判,他将技术理性至上的发展所潜在的矛盾和后果揭示出来,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警醒和启示。
郅阳[6]2013年在《百年麦肯广告设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结合20世纪美国商业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拥有百余年历史的麦肯世界集团为个案，用纵向性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其广告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一个时代的美国广告业的发展历程。第一章描绘出美国现代广告的第一个高峰期图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社会迎来了垄断时代，继而对社会文化等各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麦肯广告便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生。广告开始加入科学成分，设计手法多样，逐渐出现了从语言文字到视觉图像的转换趋势。第二章是全球经济萧条背景下麦肯广告的艰难探索期：尽管商业的萎靡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消极影响，但麦肯广告在这期间却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崭新面貌。广告利用卡通漫画的设计元素增加了娱乐氛围，缓解萧条期广告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从理性诉求转向感性诉求，广告中的艺术形式地位首次超过了推销主题，麦肯广告的创作重心开始以消费者的意愿为转移。第叁章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视广告的设计特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对电视广告产生及创作特点进行梳理，找寻它独特的广告语言。尤其是60年代以后的美国，后现代主义设计风格开始抬头，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对广告创作产生影响，广告人强调商业艺术，推行艺术平民化理念等。这个时期，麦肯广告开始逐渐完成从商品的商业价值到文化价值之间的转引。第四章是当代广告的兴旺与麦肯的蜕变：至此，麦肯广告经历了静态印刷图像、动态影像视频以及网络广告形式，其创作内容追随一切社会流行活动，在创意表现上秉承一贯的风趣幽默，通过艺术手法制造出某种与品牌形象相符的情境，使广告作品充满文化内涵，增强广告创意的力量。第五章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传播与麦肯广告的新形式：面对新环境，麦肯广告创意革命再次展开，以品牌形象为核心的广告竞赛，以及世界级营销系统的真正确立成为麦肯广告的主要特点。信息时代引发的数字新媒体使不同广告载体之间的沟壑逐步缩小直至消失，互动、融合、渗透已成广告的发展趋势，各个类型的广告设计呈现出趋同性。总之，通过对麦肯广告一百年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麦肯广告设计历经了从文本到图像的转变，广告创作重心逐步以消费者的意愿为导向，最终朝着广告的文化价值方向发展；各种广告类型的设计都朝着电子化、互动性发展，趋同性特征明显；广告设计不再是麦肯广告活动的全部，广告创作视野不断拓展。
丁蕾[7]2013年在《数字媒体语境下的视觉艺术创新》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由数字媒体语境下传受信息方式的变化入手，从视觉形式、视觉思维、视觉媒介、视觉文化等多方面进行视觉艺术创新的深入研究。研究旨在：1、从视觉对象的改变这一角度去认识新媒体，总结出数字媒体语境下视觉艺术的创新思路。2、对新媒体导致的传统媒介形态的变化作深入剖析，寻找适合发展的新的创作规律，探寻新旧媒介在视觉艺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共生之路。3、从视觉传播及艺术生产与消费角度认知数字媒体艺术，开辟视觉艺术创新理论研究的新视角。视觉艺术创新首先在于“观看之道”。数字媒体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新的视觉传播形态产生的基础。伴随着各种视觉媒介及视觉行为的发展，人们对物象进行观看、感受、分析、认知的方式发生变化，新媒体技术实现了视觉语汇的丰富变化，形成了视觉形式新的审美特征，这些都对视觉主体之“看”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视觉艺术的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共同组成一个有机互动的整体，借助视觉媒介的参与构成一个完整的视觉传播体系。在当下视觉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语境中，数字化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是一种以视觉信息为标示的崭新的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数字媒体语境下的视觉艺术创新既包括新媒体艺术在技术、形式、观念等方面的创造性重构，也包括传统视觉媒介的再媒介化，新视觉媒介的物化及新旧视觉媒介的跨媒体化与个性化；视觉艺术创新还体现在数字媒体语境下艺术跨文化、产业化及可持续化发展的深层建构中。视觉艺术创新已不只局限于视觉艺术创作领域，而是整个视觉艺术创作机制、视觉传播构成与消费者参与的行为活动方式的全面创新。本文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运用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为数字媒体艺术的应用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的素材和有益的尝试。
黄利[8]2007年在《流行文化视角下的图形语言分析》文中认为我们正处于一种多元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世界里,视觉所依赖的环境越来越向图形化方向发展,二十一世纪数字科技的发展,传播媒介的更迭变化,图形的语言形式在当代流行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地拓展其内涵和外延,已由传统意义上的静态表现转向动态传达;由单一媒体体现跨越到多媒体发布;由二维平面呈现样式演绎到叁维立体和空间反映样式;由传统印刷设计转化到虚拟信息形象的传播;从功能性、解决问题式的活动转换为观念的大众文化的图形传播,从单一的功能价值转向多元化的象征价值,真正实现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本文通过界定流行文化的概念,总结其社会根源,从流行文化的视角下研究图形语言形式,归纳图形语言的特性及图形在流行文化视角下的表现,分析整理出图形语言中的流行符号及设计元素,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流行文化视角下图形语言的发展趋势。
杨朕宇[9]2009年在《《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的建构（1927-1937）》文中研究指明以往学者常常以资本主义的主动冲击与上海的被迫回应去说明近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休闲生活的生成、发展与繁荣。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20世纪二叁十年代大众文化的中心要素——广告与休闲生活的密切联系和影响。本文选取当时历史悠久、发行量最大、刊登广告最多(其中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直接或间接与休闲生活相关的广告)的《新闻报》为样本,探讨广告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建构了怎样的休闲想象。通过研究,本文发现《新闻报》广告通过大量的话语(文字和图像),在“空间、身份、性别”等关乎休闲生活的根本维度上,建构和形塑了30年代上海休闲生活的整体文化特征以及由休闲生活的发展变迁所引发的上海市民价值观念、道德判断的变化。《新闻报》广告如同当时上海的一张博览式、开放性的休闲地图,广告话语紧密地浓缩、生产着当时的休闲空间。同时,从《新闻报》广告视野中的休闲空间也折射出,近代上海的休闲生活已经从传统社会中那种有钱有闲阶级的生活向市民大众生活转轨,成为消费市场和市民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社会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都市化进程,近代上海是一个身份模糊的社会。因此,《新闻报》广告在潜移默化中使用各类话语赋予休闲生活以意义,通过赋予休闲以流行时尚、品位、身份地位等符码,满足近代上海市民希望通过追求休闲符号中的象征性和理想性来获得身份认同的需求。“性别(女性)”同样是《新闻报》广告对上海休闲生活最重要的“编码”之一。虽然依旧无法完全避免男性主导,而且在具体的《新闻报》广告语境里女性休闲生活碎化为不同的样态和面貌,但通过持续的话语叙事,《新闻报》广告对于女性休闲图景的建构,综合性地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上海女性休闲生活的独特形态和存在,特别是女性在其中得以向现代女性理想靠拢,体现了一种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意义。很显然,《新闻报》广告多维度地建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休闲生活,在满足都市休闲生活需求上是不言而喻的,但同时这种需求也很可能是被广告本身创造出来的。《新闻报》广告为30年代的上海市民开启了一扇了解休闲生活的窗口,并在潜移默化的渗透中,推进了市民大众休闲观念、休闲方式和文化心态的发展变迁。因此,广告是我们透视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休闲生活的重要的历史文本和文化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告不但提供了一种关于休闲生活的新的想象,更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方式,而后者无疑具有范式意义。
张芳[10]2014年在《文化传播学下的中国地铁广告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市政建设的不断深化与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轨道交通逐渐成为大中城市解决地上交通压力的工具。作为城市视觉元素之一的地铁广告覆盖着地铁空间,演绎着传统媒介与高新技术的交融,并且已经使得城市审美、城市文化、大众视觉等都与它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1969年10月我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铁的建成,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与国外技术信息的传入,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2个城市开通地铁。地铁作为一种特殊的广告载体,兼有户外交通类媒体与室内POP、灯箱媒体的传播特性,从最初传统媒介的商业价值一路演变为现在媒介形式日益凸显的艺术与文化价值。与传统四大媒体相比,在传播信息、推广品牌、提升文化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媒体优势,越来越受到广告主的青睐。纵观我国城市建设规划的全局,地铁广告肩负着提升城市现代形象、推动城市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城市现代化的符号代表,地铁广告用其独特的方式向大众诉说着审美趋势与时尚流行文化,在推进城市文化发展进程的同时,也为城市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在新生活形态下,如何运用地铁媒介准确地传达产品定位,形成分众化、互动性的广告格局,并与消费者建立情感沟通渠道是地铁广告成功的关键所在。在我国,地铁广告正在不断地顺应市政建设与城市改造的要求,媒介整合与变化将为地铁广告业带来全新的产业创造力,从而引领未来广告市场与传媒业的新气象。面对未来广告业的“变革”,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地铁封闭空间内广告的媒介整合优势以及承担的文化传播责任;另一方面我们应正确应对大众的视觉审美、消费需求与地铁广告商业化的矛盾。因此,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地铁广告进行探索性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文章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地铁广告作为多元文化传播载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在系统阐述地铁新媒体整合与创新发展趋势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受众的行为、审美心理与受众媒体态度,进而实现地铁广告传播企业品牌与城市文化的双重社会价值,为推动其良性发展与促进我国城市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地铁广告的规划与设计,关注我国蓬勃发展的地铁文化,通过优秀的地铁广告为大众创建一个更加和谐的艺术享受空间。
参考文献：
[1]. 流行文化视角下的广告视觉中心研究[D]. 张笑. 河北大学. 2004
[2]. 消费时代的电视体育研究[D]. 王庆军. 南京师范大学. 2015
[3]. 户外广告在受众意识下的视觉表达设计研究[D]. 李达. 齐齐哈尔大学. 2013
[4]. “向下滴入说”视角下对“山寨”文化的定性研究[D]. 甘雪慧.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5]. 快感与焦虑[D]. 张瑞红.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6]. 百年麦肯广告设计研究[D]. 郅阳. 苏州大学. 2013
[7]. 数字媒体语境下的视觉艺术创新[D]. 丁蕾. 南京艺术学院. 2013
[8]. 流行文化视角下的图形语言分析[D]. 黄利. 湖北美术学院. 2007
[9]. 《新闻报》广告与近代上海休闲生活的建构（1927-1937）[D]. 杨朕宇. 复旦大学. 2009
[10]. 文化传播学下的中国地铁广告研究[D]. 张芳. 太原理工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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