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自强[1]2004年在《西晋内乱和宗室关系分析》文中认为西晋“八王之乱”是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历来关注和研究的人都比较多。这个事件关乎西晋时期两个层面的重要问题：西晋分封制和西晋的衰亡。前者在早期的研究中经常被认为是“八王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近年来的研究虽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但是也不否认其相关性；后者则被强调为“八王之乱”的后果。然而，这些研究在论述二者关系的时候，一般都倾向于把西晋分封制及相关的诸王出镇制度看作是既定的事物，从中寻找和“八王之乱”爆发所需条件的吻合关系。 本文认为西晋的分封制做为针对宗室成员的制度，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演变中形成了西晋宗室的内乱问题，并对西晋政局和历史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分叁部分。第一部分考察西晋分封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和诸王出镇问题的形成原因；第二部分详细分析宗室诸王在各个不同阶段的活动状况，形成对“八王之乱”事件的重新理解；第叁部分从西晋宗室的角度考察它的发展变化和西晋历史走向的关系。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八王之乱”称谓并不确切，文中将有分析，文中提到时一来是约定俗成的使用方法的绍介，二来本文只取其表示导致西晋衰亡原因中宗室方面的意义。
庄金秋[2]2011年在《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两晋时期是北方各民族最为活跃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民族关系思想以及民族文化重要转折期,也是各民族共同进步的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首次登上中原历史舞台,在发展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以及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详细占有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吸收、借鉴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个方面对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与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两晋王朝发展演变以及两晋时期北方民族迁徙活动的研究。首先对两晋王朝的兴衰作一简要介绍；其次从自然环境、经济因素、文化变迁、思想转变及社会因素等各方面对北方各民族迁徙问题进行系统研究；最后就西晋对内迁诸族的民族政策问题进行分析。二是对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的研究,包括慕容燕与两晋的关系、代一北魏与两晋的关系、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汉—前赵与两晋的关系、后赵与两晋的关系、前秦与东晋的关系、后秦与东晋的关系、夏与东晋的关系、西域诸政权与西晋的关系。纵观两晋时期的民族关系,大体以政治、军事联系为主,各民族政权与西晋尚保持臣属、依附关系,而至尔晋时,双方关系则以各民族政权的实力变化、利益得失为出发点,并与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以前秦为例,苻氏集团在受到后赵统治集团排挤后,为得到关中汉族人民支持,两次向东晋称藩,其后前秦势力扩张,脱离与东晋的臣属关系,苻坚时甚至发动了试图吞并东晋的战争,而在战争结束后,又出现前秦部将据地降晋的情况。在经济、文化方面,少数民族汉化是主流,而少数民族文化也渗入汉族文化之中,丰富了汉族文化。除此之外,东晋南移,北方汉族士庶与各同族政权的关系也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叁是对北方不同民族政权与两晋关系的异同进行比较,对两晋时期民族关系与两汉时期民族关系进行比较,从而探究两晋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通过对两晋时期民族关系的整体把握,来探讨其对后世的民族关系、历史演变、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影响。
王蕊[3]2006年在《叁、四世纪青徐兖地域政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叁、四世纪的青徐兖地域，行政区划上包括青、徐、兖叁州，均属古九州之列，大致位于河水与淮水、睢水之间，是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区域。青徐兖叁州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统一性，古代天文地理学家即把青徐兖叁州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看待。青徐兖地域对魏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很有必要把青徐兖地域作为整体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从各派政治势力在青徐兖地域的权力角逐、中央王朝对青徐兖地域的统治以及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和青徐兖籍人士对中央政治的影响等方面，研究公元叁、四世纪青徐兖地域的政局变迁。 第一部分考察青徐兖地域的政区沿革以及青徐兖地域的一体性和重要性。依据正史地理志、州郡志、郡国志中的相关记载，并参考古今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考察了青徐兖地域从夏商时期至十六国时期的政区设置及沿革。从汉武帝时期始置十叁州至魏晋十六国时期，在数百年时间里青徐兖叁州的政区变化不大，其地理范围也比较稳定，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与淮河流域之间推移。青徐兖地域的重要性表现在诸多方面：青徐兖地域沃野千里，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农耕区，是古代经济发达的地区；地势险要，东临大海，西据黄河，区域内有泰山、大岘山险阻；又有便利的水陆通道，处于南北交通的要冲。 第二部分研究汉魏之际青徐兖地域的动荡政局以及该地域与曹操霸业的关系。黄巾起义爆发之后，东汉王朝在地方的统治逐渐失控，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主要由董卓、袁绍、曹操等割据势力委派，出现同一时期两人或多人出刺青徐兖的现象。曹操等政治势力在青徐兖地域展开激烈的权力角逐，东郡、陈留、平原、广陵诸郡因其濒临黄河、长江，因而成为频繁用兵之地。曹操在诸割据势力的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创建霸业，其中青徐兖籍人士的鼎立相助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徐兖地域割据混战的同时，一股民间势力“青徐黄巾”正风起云涌，“青徐黄巾”的崛起与东汉后期青徐兖地域社会和区域政治息息相关。 第叁部分研究曹魏政权在青徐兖地域的统治以及青徐兖籍官吏对曹魏政局的影响。叁国时期，青徐兖地域为曹魏领土，其南部区域与孙吴接壤，当地地方军政长官肩负着御边和征战的重要使命。曹魏青徐兖叁州军政长官绝大多数由非本籍地官吏担任，而职权甚重的刺史僚佐别驾、治中则由本地人出任，因此本地人对青徐兖地方军政事务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对曹魏后期政局影响甚大，青徐兖地方长官以及封地在兖州东郡的楚王彪参预的王凌叛乱是曹魏后期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此外，青徐兖籍官吏是曹魏官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
崔一楠[4]2012年在《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一个国家可以视为一个系统，分析国家的政治模式，就是探究特定政治系统的内外环境、构成要素、行政效能以及发展方向。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无不受到本国政治模式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政治模式可以作为考察五胡时代种种变迁的杠杆，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认识十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西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少数民族大量内迁、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民族压迫逐步升级叁种因素迭加的情况，这种局面使得民族矛盾迅速激化，胡人起义遍布各地。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结构失衡引发“八王之乱”，司马氏政权濒临崩溃。匈奴贵族刘渊凭借五部的强大，率先发难于并州，揭开了十六国的序幕。为了满足争霸战争的需要，汉赵政权经历了由攀附汉室到依傍冒顿的转变，政治重心也从谋求华夏认同向树立草原正统转移。继汉赵而起的后赵政权民族色彩十分浓厚，“崇胡重夷”成为基本国策，此举在凝聚部族势力方面作用明显，但也引发了冉闵时代的种族仇杀。以“种族文化论”的观点来看，五燕政权均出自慕容鲜卑一系。因在“八王之乱”中拥戴晋室和优抚汉人，慕容鲜卑兼并诸部，崛起于辽西。前燕建国后，慕容皝实现了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组，并将“封裕上书”作为施政纲领，这些举措为日后慕容儁称霸关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燕的政治模式给后燕、南燕、北燕提供了范示，慕容垂立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前燕时代的政治格局，而南燕、北燕则因国小力弱，强邻环视，只能以保境自守的策略来延续国运。十六国时代的顶峰出现在前秦时期。随着整顿内政与全面汉化的实施，怀柔政策与德治主义的推行，苻坚不但统一了中国北方，还创造了五胡时代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由于盲目自信，苻坚无视国家内部的种种隐患，急于实现大一统的政治理想。淝水之战后，北方地区潜藏的危机瞬间爆发，如洪水猛兽般将前秦帝国吞噬。后秦是羌酋姚苌在消灭苻氏关中势力的基础上建立的，其政治进程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效仿前秦模式，国力日渐强盛；后期外部局势不断恶化，内部自我调节机制丧失，权力争夺加剧，国家迅速衰亡。西晋、两秦时期的人口流动，改变了河西地区民族分布的总体格局，塑造了五凉政权的发展轨迹。前凉、西凉是十六国时期仅有的两个汉人政权，两国都以世家大族为核心，实行拥晋策略和豪强政治。后凉是氐酋吕光依靠西征军团建立的，在君主至尊心态和权力专断思想的驱使下，吕氏推行严刑重宪的治国模式。南凉、北凉立国都以部族武装为核心，但由于地理位置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统治集团的政治素质和文化修养存在差异，两国采取了不同的政治模式。鲜卑秃发氏以河湟谷底为中心，实行胡汉分工；卢水胡沮渠氏利用民族仇恨立国，并制定了先东后西的扩张策略。虽然分裂和对峙是十六国时期的常态，但北方政权也呈现出许多共同倾向：从政治上看，胡汉分治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各政权大多有皇帝——各级官僚——州郡汉民（以“户”为单位）和单于——各级酋长——胡人部族（以“落”为单位）两套行政体系。前者是胡人对华夏制度的模仿，后者是部族传统的延续。政治实践中，神秘主义较为盛行，占星之术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因素和政治斗争的另类武器。从经济上看，尽管北方地区的商业活动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但金属货币依旧在商品交换和跨境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原传统的农本思想被五胡政权普遍接受，各国不乏重农、利农之举。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促进了胡人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从文化上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通过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学习汉族文化、接受农耕文明的方式走上汉化之路。汉化过程是逐步否定民族狭隘性，从根本上消解部族内在凝聚力的过程。北方少数民族融通过这种否定和消解，融入到华夏系统之中，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杨涛[5]2010年在《浅论西晋宗室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晋分封制和诸王出专方任直接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八王之乱"的爆发反映了西晋王朝分封制的发展。晋武帝利用宗室的力量屏藩王室,却导致了宗室内部的一场争斗。"八王之乱"历时16年方告结束,各宗室王相继败亡。
张兴成[6]2011年在《晋宋宗室任官制度综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综合考察晋宋宗室任官类型、转迁特点及王朝所制定用以保证宗室任官特权的具体制度,从政体角度指出:西晋"八王之乱"与刘宋诸王内乱,其体制性症结在于地方行政制度建构不当,造成宗室诸王的"实质性封建",由此兵戈屡起,内难频仍;东晋太元、隆安时期"政刑谬乱"、兵乱荐臻,刘宋元嘉前期出现君、相之争,这是与决策权、行政权、军权相对集于宗室重臣一身的制度性缺陷造成;晋宋禅代及萧道成篡宋成齐的历史证明,在皇权世袭制的朝代国家,宗室阶层必须在适应皇帝独制的官僚政治体系的理性原则下参与国家政权统治,这对于家天下的政治统治的延续是有意义的。
左华明[7]2010年在《整合与破裂》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东晋末年和南朝刘宋前期政治史的研究和分析,以晋末和刘宋时期各种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和各政治集团的兴衰起伏为主线,力图勾勒出晋末宋初政治格局演进的基本轮廓。刘宋政治的复杂性也埋下了此后南朝政治异常复杂、混乱局面的根源,研究晋末宋初政治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整个南朝的历史。本文首先概要分析了东晋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和门阀政治背后的皇权因素,认为东晋时期皇权力量的衰微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的。由于历史原因,东晋承西晋衰亡之局面,皇室嫡亲多在战乱中罹难,司马睿等五马渡江,实为皇室远支,原本无多少实力；西晋末年的方镇坐大,拥兵一方,东晋朝廷自始至终没有掌握强大的中央军队。这些都是造成门阀士族能长期操纵政权的重要原因。同时,东晋门阀政治背后又有着皇权的因素,先后当轴的各门阀士族能执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和皇帝的姻亲关系。淝水之战后,孝武帝年龄渐长,有了恢复皇权政治的冲动。淝水之战也使得出身次等士族的北府兵将领声望上升,门阀士族已很难指挥他们。这也为孝武帝打击门阀士族,强化皇权创造了条件。不过在东晋末年,无论司马氏还是门阀士族,都没有掌握可靠的武力,不得不倚重次等士族将领。刘裕之所以能在东晋末年迅速崛起,控制东晋政权并最终移晋鼎,关键在于他掌握了强大的军队。刘宋能一改东晋皇权式微的局面,牢牢地控制政权,压制住门阀士族,也是由于刘宋建立了东晋从来没有过的强大的中央军队。史学界历来比较注意北府兵集团在刘裕代晋建宋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刘宋建立过程中,还有一部分人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是次等士族文人集团,其代表人物是刘穆之、徐羡之、傅亮。对刘穆之等人的阶层属性史学界存在争论,本文通过对刘穆之、徐羡之、傅亮等人的祖先和他们本人的仕宦进行考察,说明他们在东晋末年是属于不得志的次等士族阶层。进入刘宋后,由于刘穆之、徐羡之等人在建立刘宋过程中立下的巨大功劳,他们子弟获得好的仕途,徐氏还结姻亲于帝室,刘、徐等家族才暂时跻身于高门士族行列。本文还对北府诸将在东晋末年的遭遇及仕途不顺的情况做了考察,探讨了他们与刘裕一同起兵反对桓玄的原因。在东晋末年仕途被阻隔的还有叁吴次等士族吴兴沈氏和会稽孔氏,其中吴兴沈氏还为争取更大的政治权益而参与了孙恩起义。正是由于同样在东晋门阀政治体制下被压抑,仕途不顺,以上叁个阶层,侨姓次等士族文人、北府诸将(侨姓次等士族武人)、叁吴次等士族才结合在一起,以刘裕为首领推翻了以桓玄为代表的门阀士族统治。他们试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叁个阶层又都具有扬州这一共同的地域背景,这使他们反桓玄的斗争不自觉地带有了荆扬之争地域斗争的色彩。正因为刘裕集团具有的扬州地域特征,桓玄家族在荆州经营数十年,还有东晋以来荆扬对峙的背景,刘裕集团反对桓玄的斗争具有了荆扬之争的意味。刘裕以击败桓玄作为解决荆州问题的开始。桓玄死后,桓氏还能利用其在荆州的影响屡次作乱。以后坐镇荆州的刘毅、司马休之等人也企图利用荆州对抗刘裕。在平定反抗的同时,刘裕采取了以子弟次第居荆州和初步分割荆州的策略,将荆州置于朝廷控制之下,初步解决了荆州问题。宋文帝平定谢晦后,荆州由于北伐和内政的需要,屡分屡合。孝武帝初年刘义宣之乱使孝武帝下定决心分割荆州。此后,荆州无论做为州还是都督府的实力都比东晋末和刘宋初有较大的削弱。不过孝武帝以后,一直到梁末,荆州仍然是南朝最重要的藩镇之一。刘裕依靠叁股主要的支持力量,即次等士族文人、北府的次等士族武人、叁吴次等士族,取代东晋,建立刘宋。刘裕政权也注意吸纳部分门阀士族人物,但除了谢晦表现积极且受到刘裕重用外,其他大部分高门士族不过敷衍其间,甚至还出现谢混等少数反对刘裕者。刘裕建立刘宋后也主要重用支持他的次等士族。刘裕朝和少帝朝的政治架构主要是以次等士族为主建立的,这一时期门阀士族的政治地位被次等士族压制。这一政治格局可以从刘裕临死时安排的辅政大臣看出。少帝即位后,荒淫无度。徐、傅等为了维护刘宋政权,废杀少帝和庐陵王刘义真。这一举动虽然维护了刘宋统治,却是对皇权政治的极大挑战。这使新即位的文帝极为不安。门阀士族本来就对次等士族把持朝政大权不满,这次正可借机除掉次等士族徐、傅,夺回朝权。着名高门琅琊王氏兄弟王弘、王华、王昙首在诛杀徐、傅等人中起到推动作用。经过元嘉初年这场政治斗争,门阀士族暂时夺回了朝中大权。在诛杀徐、傅等人后,宋文帝积极整合朝中各种政治势力,努力使他们能够较好地合作。文帝的努力获得了一定的效果,门阀士族、宗室、次等士族暂时相安无事。元嘉朝前期相对稳定的政局使刘宋经济、文化、军事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力大增,开创了东晋南朝历史上少有的繁荣阶段,是为“元嘉之治”。元嘉十七年(440年)刘义康被出之前的政治格局是以宗室和门阀士族执掌朝政,次等士族为辅。不过政局的稳定只是暂时的,各种政治势力蓄势待发,政治面临分裂的危险。次等士族并不甘心失败。元嘉中期,次等士族依附于宰相、宗室彭城王义康,展开了两次争夺权力的斗争。第一次是刘湛事件,在这次权力斗争中,刘义康集团的核心是南阳刘湛。第二次是范晔谋反事件。这两次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对刘宋和以后南朝政治产生了影响。这些事件说明了次等士族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将在未来的政治格局中分享到自己的权力。史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门阀士族在东晋末年已经衰落。笔者以为门阀士族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前期的地位暂时下降,是由于次等士族的觉醒和刘宋皇权的强化,使门阀士族相对于东晋看起来衰落了。门阀士族在刘裕代晋过程中表现不积极,大部分高门敷衍而已。谢混等少数门阀士族人物因企图支持刘毅对抗刘裕还遭到诛杀。此后,高门士族对刘裕采取了观望和等待时机的态度。很多高门士族人物在此时退到地方去了。刘裕一方面对反对自己改朝换代的高门士族进行打击；另一方面,对不明确反对自己的高门士族还是不得不加以利用的。刘裕乐于见到高门士族不再干涉他改朝换代和重建皇权的态度,所以一方面任用宗室子弟为重要方镇的都督、刺史,强化皇权；同时又任命高门大族人物做这些州府的主要僚佐。这一时期由于刘裕的儿子们大都年纪尚幼,不能处理州府事务,刘裕不得不将方镇实际事务交给高门士族处理。行府州事这一职务就产生于此时。设立行府州事既是幼王出镇这一现实的需要,也是对高门士族的一种优渥和拉拢政策。本文在前人基础上对行府州事一职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刘宋政治格局在孝武帝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寒人恩悻的崛起,雍州豪族兴起,宗室内讧加剧。东晋时期就有寒人在司马元显身边。在宋文帝时期也有个别寒人参与朝政,不过宋文帝对寒人是严格限制的,此时寒人还没成大气候。元嘉之治,刘宋出现了繁荣局面,南方广大地区得到开发和发展。南方的寒人地主也进一步兴起。新兴寒人地主、商人阶层的崛起使宋文帝时期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面临挑战。寒人既不能在朝廷中得到重用,他们就投奔到宗室诸王那里去了。元凶刘劭叛乱弑父,他的阵营里就有很多是寒人。孝武帝虽然讨伐并击杀刘劭,但他所倚重的力量之一也是寒人。寒人在政治上的兴起对原先政治格局的冲击,意味着刘宋后期政治格局出现了裂痕,它将给刘宋后期历史和此后的南朝历史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刘宋后期的历史和以后的南朝历史正是由于各种新兴势力集团不断加入,他们互相排挤,争权夺利,使得此后的南朝历史显得异常动荡。学界历来将寒人崛起归功于寒人在经济上的崛起。本文试图在经济原因之外再寻找其文化的原因,并探究新兴寒人的地域来源及其对地方行政区划产生的影响。在文中,笔者考察了部分重要寒人恩悻代表人物的籍贯,发现他们大多来自于当时的扬州区域之内,特别是叁吴的几个郡。寒人来自叁吴与任用寒人的孝武帝设置东扬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考察主要寒人代表人物的情况中,笔者注意到寒人的崛起不仅得益于寒人在经济上的兴起,他们文化素养的提高并具备了一定的行政能力也是他们能得到重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寒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又是由于永嘉南渡后来自北方的大批文化高门士族定居于扬州附近和叁吴地区,其中会稽又是这些文化高门们求田问舍的主要地区。在南渡后的百余年中,高门文化名士的文化活动也主要在这些地区进行。谢安、王羲之、谢灵运等人先后游玩于叁吴的山水之间,进行文化活动。高门文化士族还在叁吴地区招收门生。自东汉以来,门生很大程度上带有了依附人口的含义。不过不能想象这些文化名人的门生没有任何传授知识文化的内容。总之,南渡百余年来文化高门士族在叁吴等地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当地寒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寒人文化素养得到极大地提升。到刘宋中期,其中一部分寒人的文化素养使得他们具备了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从而使寒人在政治上崛起成为可能。以上是本文的主要内容。文章对东晋末和刘宋前期政治中众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许多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看似纷繁复杂,甚至是杂乱无章。本文以晋末宋初政治格局演变为主线,试图通过对东晋末年及刘宋诸位统治者面对时局,如何处理各种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探讨他们统治兴衰成败的原因。简单言之,谁能正确分析把握各政治集团的情况,联合最有力量的几个集团,则其统治较为稳定；只是依靠其中之一个集团而忽略其它有实力的集团,他的统治就会动荡甚至无法继续,如东晋孝武帝和桓玄。统治者既要对新兴集团的出现及时把握并加以利用,也不能忽视已经成熟的集团和阶层。建立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是执政者保持稳定统治的重要条件。具体到本文研究的的晋末宋初历史,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可以用分裂-------整合-------再次出现裂痕——再平衡来简单概括,即东晋孝武帝时期的政治分裂,桓玄继续分裂,到刘裕的初步整合,宋文帝更好地整合,宋文帝后期的再次出现裂痕,新兴势力出现导致政治的动荡,最后到孝武帝时期新旧集团的再结合。晋末宋初政治就是在这些分分合合、起起伏伏中完成了东晋门阀政治到刘宋皇权政治的转型,这种政治转型背后是经济、社会发展导致的社会阶层变动在政治上的反映和影响。
李海默[8]2011年在《两晋时期地方行政运作探微》文中研究说明本文通过综合分析传世文献与出土史料,探索了两晋地方行政运作的若干微观层面。本文认为269-271年间,282-290年间,西晋帝国是按照“十六州”的制度设计常轨运转的,共计10年之久,占武帝整个25年统治时间(265-290)的五分之二。“八王之乱”是在武帝“经制”下受到遏抑的第一群人与武帝暮年改动“经制”时受到边缘化的第二群人之间,基于武帝遗留的帝国政治地理模板(“(二陕→)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的多元复合控制)乃至政治文化论说(discourse),因缘附会,燃起的政治斗争风暴。而排挤异姓功臣这个事项反过来汇流于前揭的两群人动乱中,加速了晋帝国的沦落。四镇→八都督区→十六州是基于不同层面对晋帝国“天下”的叁次界划,彼此之间是一种平行、而非隶属的关系,这是晋武帝的第一块控制结构,此外,晋武帝又用“封国”与“五等爵”之制布置了第二块、第叁块控制结构。“封国”乃是叁块控制结构的中轴,如何通过经营“封国”格局改写历史进程,乃是武帝长久措意的真正“核心”。武帝欲以“封国”之制为中轴,叁块控制结构并进,统御天下方略。概括而言,武帝的叁块控制结构合为一事,即树立“藩屏”体系。而此体系统摄和掌控整个晋帝国的运转朝向：亦即“废方任”。武帝制度设计虽在其身后很快异化并趋于落空,“废方任”遂成纸上空谈之理想。但是在另一方面,晋武帝的帝国设计直接孕育了“叁窟”之计的产生,进而关联到东晋的成立,开出了“南北朝”的基本政治形态。汉唐之间制度延展的一大变革,实系于晋武帝的“国策”这一线索。
李圳[9]2017年在《后赵国史》文中提出五胡十六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时期,由于西晋王朝政治腐朽、统治阶级对北方内徙胡族的压迫及歧视及自然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了少数民族反抗事件的不断发生。随着胡汉矛盾的加剧,胡族首领纷纷起兵反抗西晋残暴统治,建立割据政权,后赵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早在后赵建国之前,羯族就已经在中原地区广泛活动。羯族是魏晋时期的重要民族,其先民很可能来自于西域。公元前1世纪以来,便不断有西域胡伴随匈奴迁入内地,他们中可能存在部分羯族先民。在3世纪以前,作为“匈奴别部”的羯族,一直保持着较为完整的部落组织和传统的西域民族特征。羯族的兴起在石勒起兵之后,4世纪初,在羯族领袖石勒的率领下,其民族迅速扩张,实现了由西域胡为主体向杂胡为主体的民族转变。石勒乘中原战乱之际,依附汉国刘渊东征西讨,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中原地区强大势力。石勒的崛起绝非偶然现象,而是数十年来内徙胡族屡屡遭受西晋王朝压迫、反抗的结果。在羯族和南匈奴的打击下,西晋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南匈奴刘曜同羯族石勒的矛盾日益凸显。东晋太兴二年(319)冬,石勒自称赵王,建立赵国,史称后赵。为争夺中原霸权,前赵刘曜与后赵石勒于太和元年(328)年十二月展开决战,最终石勒击败刘曜,统一了中原地区。太和叁年(330)二月,石勒称帝,标志着羯族在中原地区的勃兴。后赵建平四年(333),石勒去世,宗室石虎发动政变,即赵王位。从此,后赵开始了开疆拓土的历程。后赵先后与东晋、前燕、前凉等割据政权作战,势力达到鼎盛。石虎末年由于连年征战、滥用民力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诸子内乱及东宫梁犊起义大大消耗了后赵的国力。繁重的徭役,坞壁、流民势力的活跃,周边民族的兴盛是导致后赵灭亡的主要原因。在后赵政治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石勒往往任用“异姓养子”作为统治核心力量。“异姓养子”的重用,实际上是石勒推行“胡汉联合政体”的尝试。石勒在中枢委任汉人官吏,地方军镇上则以养子为主要力量,目的就是为了缓和胡汉之间的矛盾,缓和推行民族融合政策。石虎即位后,汉人被踢出核心统治集团,胡族危机被暂时解除,但胡汉矛盾却因此而加剧。后赵晚期民族关系紧张,出现了冉闵屠胡惨剧,其历史根源正是石虎时期的崇胡政策。在职官制度方面,后赵主要学习汉魏职官制度为主,同时也保留了以“胡汉分治”为统治方针的“单于台”制度。虽然,单于台制度本质上是胡族统治者根据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特点所设置的模式,并非“落后的国家机构”,但其毕竟产生源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也不能过分夸大其积极作用。当中原内徙民族不断融合,胡汉差别日益缩小之际,“胡汉分治”即失去其存在价值,单于台制度也最终被时代所淘汰。单于台制度的兴衰恰恰反映了在十六国期间,胡汉民族之间交流、冲突、融合的历史进程。在后赵国的社会经济研究中,我们留意到坞壁经济对后赵国的影响。首先,坞壁经济为后赵国发展提供必要资源。第二,坞壁作为晋、赵之间缓冲带,为双方对峙形成提供了可能。第叁,后赵统一北方之际,尽管大量坞壁已被攻破,但仍有部分成为顽疾,不仅阻碍后赵地方对郡县制度的推广,有时还对后赵政权造成威胁。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后赵“丰货”钱所形成的货币流通体系,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笔者认为,十六国时期,“丰货”钱在全国贸易流通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后赵的文化研究中,后赵文化的特点是在儒家文化同佛教文化在冲突中,相互交流,多元共生。在后赵史学领域,统治者石勒重视修史,专门置史官修史。可是,随着后赵的灭亡,修史者所着着述大多亡佚。文献资料的遗失,使后世史官在着述时难免加入建构成分,这也为对后赵史进行解构研究提供了可能。在城市功能研究上,后赵时期的邺城城市建设与功能完善,标志着中古北方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邺城功能的逐步完善,形成了建康与邺城,东晋与后赵的南北对峙格局。后赵国是由内徙民族羯族所创立的政权,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羯族经历了由民族认同向文化认同的转变,文化认同、制度认同、地域认同共同构成了羯族民族认同的转变。后赵其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在十六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冯世明[10]2010年在《公元前3世纪—公元4世纪匈奴国家形态的演变》文中认为匈奴由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到迁徙内地与汉人杂居,再到重新建立匈奴国家,中间经历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汉族国家体制的影响下,匈奴国家形态的演变有自己独特的道路。论文以时间为线索,将匈奴历史分为前国家时期、秦汉、魏晋、汉赵四个阶段,依次对匈奴国家形成及原因、血缘向地缘的转变、国家结构的演变、国家政治特征的演变进行了探讨,从而试图勾勒匈奴国家形态演变的轨迹。在匈奴国家形成之前,经历了部落联盟和部落联盟共主制两个阶段。论文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考察了匈奴国家形成的动因,并且将其与学术界提出的有关国家形成动因进行比较。从秦汉时期匈奴帝国建立,到十六国时期汉赵国家灭亡,部落一直是匈奴的基本社会组织。不过,这中间并非一成不变。论文探讨了匈奴社会组织中血缘与地缘的关系、血缘向地缘的转化的过程,以及部落维持的原因。通过这方面的考察,可以将匈奴国家纳入早期国家的范畴。国家结构的演变是国家形态演变的一个重要方面。秦汉时期,匈奴的国家结构带有浓厚的游牧少数民族色彩,南匈奴内附后,开始受到汉族国家的影响,在其强制的改造和示范作用下,匈奴国家结构一步步向着成熟国家结构演变。国家政治特征是国家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匈奴的国家政治特征带有原始性,汉赵国家时,很大程度上已经汉化了。论文从意识形态、职官系统、税收和贸易、军事制度、法律等方面,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本文通过考察匈奴国家形态演变的轨迹,揭示出匈奴国家形态演变的独特规律,并且对其在中国古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地位进行定位。同时,也可以为早期国家理论的修补和完善提供一个视角。
参考文献：
[1]. 西晋内乱和宗室关系分析[D]. 罗自强. 四川大学. 2004
[2]. 两晋与北方民族政权关系研究[D]. 庄金秋. 兰州大学. 2011
[3]. 叁、四世纪青徐兖地域政局研究[D]. 王蕊. 山东大学. 2006
[4].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权政治模式研究[D]. 崔一楠. 南开大学. 2012
[5]. 浅论西晋宗室王[J]. 杨涛.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6]. 晋宋宗室任官制度综析[J]. 张兴成. 浙江学刊. 2011
[7]. 整合与破裂[D]. 左华明. 武汉大学. 2010
[8]. 两晋时期地方行政运作探微[D]. 李海默. 复旦大学. 2011
[9]. 后赵国史[D]. 李圳. 陕西师范大学. 2017
[10]. 公元前3世纪—公元4世纪匈奴国家形态的演变[D]. 冯世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标签：中国古代史论文; 刘裕论文; 刘宋论文; 东晋十六国论文; 门阀士族论文; 门阀制度论文; 五胡十六国论文; 汉朝论文; 八王之乱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后赵论文; 东晋论文; 石勒论文; 武帝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