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仿[1]2003年在《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8年以来，我国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也日益提高。然而，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出现了许多区域发展问题，其中，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 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由于学者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往往出现较大的分歧和争论，而且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地带(东中西)之间或省际之间，很少有人系统地研究省内区域经济的差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仅仅进行宏观地带或省际之间地域差异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反映当代我国区域变迁格局的全貌。本文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以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江苏省为案例，系统地研究其区域经济差异的变迁轨迹及影响因素，为江苏以及中西部省份区域经济乃至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政策建议。 首先，本文对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经济增长收敛理论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对测算区域经济差异的各种指标和测算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比较。 其次，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变迁规律和趋势。采用两种指标体系、两种价格体系，分别测算了叁个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差异[产出指标和生计指标；不变价和当年价；区域Ⅰ(苏南、苏中、苏北)、区域Ⅱ(13个行政区域)、区域Ⅲ：64县市]。总体上，1978～2000年，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虽然有所波动，但呈不断扩大的态势。 第叁，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来源与构成因子进行了分解。采用加权变异系数、锡尔系数分别对人均GDP差异、人均收入差异的来源与构成进行了分解。从叁次产业的角度来看，第一产业发展差异对江苏省总体差异的变化几乎不起作用，第二产业发展差异是总体差异的第一决定性因素，但其贡献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第叁产业发展差异是总体差异的第二重要因素，其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从叁大区域(苏南苏中苏北)的角度来看，地带间差异(苏南苏中苏北之间)始终是总体差异的决定因素；从城乡角度来看，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异是影响江苏省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异的决定因素，且这种影响作用呈逐年增大趋势，其次是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异和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异，但农村(城市)内部居民收入差异对居民总体差异的贡献呈逐年减少趋势. 第四，基于经济增长收敛的理论与方法，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收敛性进行了研究.1978一2000年，江苏省人均GDP总体上不存在u一收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在1 984一1993年及1999年以后不存在a一收敛、在1993一1999期间存在a一收敛;1978-2 000年，人均GDP增长总体上不存在绝对p一收敛，但存在条件p一收敛，收敛的程度较弱，半生命周期比较长，落后区域要缩小与发达区域经济差异的一半最少也需要115年;1 994一2000年，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内部存在俱乐部收敛，在苏北内部不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 第五，对江苏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1990一2000年，市场化水平、工业化水平、劳动力参与率、初始人力资本票赋、投资率是导致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1 994一2000年，工业化水平(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投资率的高低是导致苏南苏中地区开始出现俱乐部收敛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本文最后提出了促进江苏省区域经济协调、共同发展的初步建议和政策安排.
黄雪琴[2]2008年在《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及其调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入世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要素的全球化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在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地区分异。江苏省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分异的一个缩影,地区差距更甚于全国。新世纪以来,虽然江苏省政府加大了调控力度,但依然无法延续90年代中后期江苏全省相对差距持续缩小的趋势,反而急剧扩大。显示全球化背景下,江苏省区域经济调控的思路和方法需要调整。本文在总结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全球化影响生产要素流动的流量与流向进而影响各地区经济增长为主线,从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定视角,按照从理论到实证、从问题到措施的思路,从理论上分析了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实证分析了江苏省全球化进程与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间的关系、全球化影响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内在机理、全球化背景下江苏省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向及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趋势,在分析全球化背景下江苏省政府的调控空间和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的叁重任务后,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江苏省政府区域经济宏观调控的政策与措施。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具有双重影响,当各地区处在或趋向于同一技术周期时,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异具有收敛效应,当各地区处在或趋向于不同的技术周期时,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异具有发散效应。因此促进要素流通尤其是技术的流动(技术成果和技术人员的流动)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关键。2.江苏省全球化进程的空间分异能解释60-70%左右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全球化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有显着的影响。3.全球化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是通过强化区域间生产要素及其配置效率的差距实现的。向落后地区提供援助是在弥补落后地区全球化滞后的成本。4.江苏省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生产要素在全球化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将进一步向苏南及沿江地区集聚,将持续拉大与苏北地区的发展差距。由于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曾经颇有成效的区域调控措施已显得力不从心,有必要进行调整。5.全球化背景下,江苏省(中国也是)区域经济调控既受到世贸组织规则的制约,又面临叁重发展任务(既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又要缩小国内差距,还要缩小省内差距)的压力,现阶段在对落后地区进行适度政策倾斜,促进要素流动尤其是技术流动,鼓励重点地区发展的同时,只能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实施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6.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质上就是各地区都发挥了比较优势、挖掘了潜在优势、培育起了竞争优势,集聚和特色将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产业组织方面的指导思想,培育各具特色的地方产业集群将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内容,而且对当前促进政府区域经济调控机制的转变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陶应虎[3]2008年在《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在1978年以来改革进程中,中国在获得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同时,收入分配也从计划经济时代高度的平均主义走向了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突显,尤其是农村区域间收入差距程度在1981～2002年间增长了2.8倍,远大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区域间收入差距的增幅。因此,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应该说,这些研究对农村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变化给出了富有洞察力的观察和解释,并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认识。但是,由于学者们大多集中地带(东中西)之间或省际之间宏观收入差距,较少有人系统研究省内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这并不能完全反映当代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变迁格局的全貌。江苏作为一个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大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江苏也像全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面临着今后进一步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的制约,尤其是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不断扩大、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缓慢的问题。无可否认,适度的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区域之间收入适度的差异能保证经济发展的效率,没有差异,就没有优势,从而也就无所谓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但是,区域收入差异不断扩大,对欠发达区域而言,造成它们发展所需的资金流失,特别是有能力的人才大量迁往发达区域,从而使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更加迟缓,导致恶性循环。所以,对于农村区域收入差异过度拉大的社会经济影响也应有充分的认识。我们不能坐视其发展,而应自觉主动地调整和完善区域发展的政策和目标,将江苏现阶段的农村区际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区际间存在的差距能够起到促进区际经济发展,而不是阻碍区际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为经济发达大省的江苏,非均衡的经济、文化、社会格局严重阻碍着江苏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对于江苏实现社会整体转型,由经济大省变为经济强省,加快江苏省农村全面小康的建设步伐、确保全省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以江苏省为案例,系统深入地研究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变动轨迹和作用机理,明确缩小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思路,确定保证江苏农村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从而保证江苏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全文主要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首先,本文对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历史概况和原因进行分析。江苏农村南优北劣之势在南宋就已经形成;解放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居民收入呈现出低速均衡发展的态势,区域差异并不大;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农村经济发展并不平衡,苏南、苏中、苏北叁大区域间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的变化过程,但总体来讲,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变动还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区域间除总体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外,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差异更大,而且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上。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地理区位与交通条件的制约;人力资本和家庭负担的影响;文化传统、思想观念等非正式规则的约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差异;土地流转机制的完善程度以及农业发展速度快慢;农村基层组织成长程度的差异。其次,本文运用绝对差异指标和相对差异指标全面考察了1984-2005年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并对同一区域层次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区域层次的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然后运用泰尔指数、加权变异系数以及基尼系数对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进行分解,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来源;最后进一步运用σ收敛和β收敛判断方法,先后分析了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的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主要结论如下:叁个不同层次区域的研究都表明,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区域绝对差异呈逐年扩大的态势,区域相对差异总体上都处于平均水平,但是近年来在波动性中呈现上升趋势;在区域间总体差异的构成中,地带间的差异(苏南、苏中、苏北之间的差异以及13个市之间的差异)始终是影响总体差异的决定因素。依据基尼系数分解公式对农村居民收入差异进行分解,分别考察叁大区域和13个市农村居民收入差异中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无论是叁大区域,还是13个市,在不同年份基尼系数主要来源于经济因素的贡献,而人口因素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在各年均为负,但数值绝对量较小。1985-2005年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叁个层次)整体上不存在σ收敛;大多数时段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着显着的绝对β收敛,但从模型的估计效果来讲并不理想;江苏省叁个层次(64县、13个市、叁大区域)都存在条件收敛,而且在区域内苏南、苏中、苏北同样也存在条件收敛。第叁,采用变动矩阵、收入变动指数、P指数分析了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变动情况,主要结论如下: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变动性越来越低了,江苏农村居民收入越来越缺乏变动性了;从时间趋势上看,叁大层次都显示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变动对区域收入差异的作用呈现波动性。第四,主要从宏观层面上探讨经济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影响。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它同时又是影响甚至于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二者之间是一种动态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借助于SPSS13及Eviews5.0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H-P滤波等方法,对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进行了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分析,探讨了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因果关系,以及他们之间具体的影响过程和方向,得出的主要结论为:协整关系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表明,不管是江苏64个县、13个市或者叁大区域,江苏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具有稳健性;进一步脉冲分析表明,尽管经济发展也是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原因,但是经济发展在中长期内还会进一步加大江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同样,在中、长期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扩大对经济发展起消极阻碍作用。江苏省近几年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持续上升,说明对经济发展已经构成障碍,这要求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措施缩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妥善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关系,不能只考虑当前经济发展而忽视农村长久的稳定和繁荣。第五,通过模型对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差异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主要从微观层面上探讨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是:区域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动趋势在数学意义上并没有表现出成廉姆森倒U型曲线特征,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并不必然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无条件下降;非农就业、公路密度的增加可以使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变大;农业支出、教育支出、资本密集度的增加使农村居民区域收入差异变小。第六,研究了发达国家缩小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的经验,得到的启发是:要运用各种措施扶持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素质,使务农人员的收入大幅提升;发展农村工业;援助落后区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姚虹[4]2017年在《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的区域及群体差异研究》文中指出我国自1999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越来越严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城乡倒置的情况非常严重。预计到2020年,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例将达到20.6%,2030年将达到30.1%。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5年左右,届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心才将由农村转入城市。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异地转移不仅加剧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程度,也削弱了传统的养老方式。由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区域,这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风险也更大,亟需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在社会化养老方式中,社区居家养老是广大老年人最为青睐的方式,能较好满足老年人就地养老的心愿。由此,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越需要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支持,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也更迫切。但不容忽视的是,在落后农村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将面临更严峻的预算约束,如何从农村的实际发展情况出发,充分利用有限的社会养老服务资源,有针对性地构建与各农村区域特点、不同群体养老需要相适应的社区居家养老发展模式,是一个既需要不断探索,又具有时间紧迫性的问题。本文基于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的视角,研究农村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本文的研究主要围绕叁条主线展开:一是从整体上研究农村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的影响因素;二是基于区域差异研究近郊、远郊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叁是基于群体差异研究农村空巢老年人及女性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在上述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区域和群体差异的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构建,并探讨了适应差异化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有效供给的实施策略。首先,本文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对与本研究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基于需要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区域经济非均衡理论及增权理论构建了研究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的理论框架。然后,本文深入阐述了研究区概况以及在农村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实背景,并运用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农村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特征及影响因素方面,发现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水平总体不高,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以及地区特征是影响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的重要因素;在农村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的区域差异上,发现近郊、远郊农村老年人的养老资源不仅存在显着差异,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相对来说,家庭养老资源越丰富,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越少。由此,家庭养老资源对近郊、远郊农村老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有重要的影响,且对远郊农村老年人的影响更为突出;在农村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的群体差异上,就农村空巢老年人而言,发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迁是农村空巢老年人形成的最主要原因,与之带来农村空巢老年人诸多的养老困境。与农村非空巢老年人相比,空巢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低,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程度也更高。而且,子女外出务工和身体健康状况对空巢老年人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有着重要的影响。就农村女性老年人而言,发现农村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状况和身体状况都处于更弱势的状态,再加之丧偶的比例更高,她们在养老上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研究发现她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呈现出更高的需要。此外,研究证实了经济状况对农村女性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有着较深远的影响。最后,基于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提出了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建设策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开展要以社区为依托,而农村的社区建设薄弱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背景,由此应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社会化组织的建设。在地缘的影响下,近郊农村和远郊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在模式构建方面,近郊农村以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为主,适度考虑服务的多样性;远郊农村则以建立互助养老服务中心为主,保障基础养老服务能力。为实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有效供给,首先应该根据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要程度设置养老服务项目,引导社会资源实现养老服务的多样化,其次要通过信息化建立老年人和养老服务之间的桥梁,将老人的需要与养老服务的提供有机联系并互动,以实现养老服务利用的效用最大化。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是需求的基础,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需要向需求转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其经济能力。而在短时间内,以保基本为前提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还难以在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养老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一方面政府应根据财力负担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另一方面可采取更具有激励性的缴费机制,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吸引力并逐渐提高个人账户积累。此外,对近郊农村而言,应努力促进集体经济产业的升级,引导近郊被征地农民参加商业保险;而远郊农村择适宜以种地面积为参考,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高远郊农村老年人的农业生产补贴。
周顺兴[5]2015年在《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七届叁中全会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2004年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强调农村金融是支持服务"叁农"发展的重要力量,要求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为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实现农村金融与"叁农"的共赢发展,中国银监会于2006年底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激发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打造投资多元、种类多样、覆盖全面、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意见》提出,支持商业银行到农村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鼓励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叁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拉开了新一轮农村金融增量改革的序幕。2007年,中国银监会先后发布《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村镇银行组建及审批工作有序推进。截至2013年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1071家、覆盖1083个县,村镇银行资产余额6289亿元,贷款余额3632亿元。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已实施8年,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有了明显提升。作为本轮改革最重要创新的村镇银行,其发展情况如何?是否实现了政策目标?根据《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文件,中央政府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可持续经营,村镇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是商业性金融机构而非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实现自身财务可持续;二是提高贷款覆盖面,村镇银行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首先满足县域内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绩效。尽管各级政府对村镇银行给予了充分的政策支持和专项补贴,以期引导村镇银行在经营中"支农支小",提高贷款覆盖面和覆盖深度,但实践中上述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村镇银行已基本实现了盈利和商业可持续,但市场定位下沉还不够,部分村镇银行把服务重点放在中小企业等优质客户身上,有的村镇银行甚至还没有发放涉农企业贷款的记录,出现了"冠名村镇、身处县城、业务非农"的批评和反思。村镇银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自身的经营目标和决策依据,经营自主权受法律保护,政府无法通过行政命令直接干预其经营,只能通过一系列政策加以引导和规制。如何设计一个好的市场体系和制度环境,使得提升社会绩效成为村镇银行这一商业性机构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的理性和自发选择?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村镇银行如何进行决策?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的经营行为存在什么样的影响?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从资金需求方的视角,金融市场竞争和村镇银行的发展是否改善了其信贷可得性?围绕上述问题,本文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SCP分析范式,将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农村金融学等相关理论运用到村镇银行经营行为研究中。通过构建农村金融市场竞争度变化、村镇银行经营行为与绩效、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叁者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逻辑关系上厘清了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行为和绩效的作用机理;全面考察了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财务和社会绩效的异质性作用,并分别从市场定位调整和贷款技术创新两个维度实证分析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信贷行为的传导路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资金需求方小微企业的视角,探讨了金融市场竞争和村镇银行发展对改善其信贷可得性的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为客观评判新一轮农村金融增量改革的政策效果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同时提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研究内容一: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本轮农村金融改革核心是解决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少、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问题,通过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进而解决农村地区融资难、融资贵。本部分首先分析了样本地区农村金融供给总量以及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发现江苏省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多、密度大、竞争激烈,但省内各区域之间很不平衡。本文参考世界银行Yaron教授提出的评估农村金融机构业绩的分析框架,对村镇银行的二元经营绩效进行分析。以江苏省县域村镇银行为研究样本,利用资产收益率(ROA)、覆盖深度(Deep)指标分别测度了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使用非观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村镇银行经营绩效与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关系。研究发现:(1)银行业竞争程度对村镇银行财务绩效有显着负向影响,市场竞争越激烈,村镇银行的财务绩效越低。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和行业竞争的加剧,村镇银行面临经营成本上升、优质客户流失等问题,财务绩效明显下降。(2)银行业竞争程度对村镇银行社会绩效有显着正向影响,市场竞争越激烈,村镇银行的社会绩效越高。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村镇银行更多的发放小额贷款,优化自身的覆盖深度,从而让更多的弱势群体获得了银行贷款支持,改善了自身的资源禀赋,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研究内容二: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行为的影响分析企业行为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在SCP分析范式中联接市场结构与企业绩效。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已发现银行业竞争对村镇银行的经营绩效产生了显着的影响,但无法验证市场竞争的作用机制。2006年以来,随着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的放宽,县域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机构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县域银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这必将对新进入市场的村镇银行产生巨大冲击。本部分在前文研究基础上,结合金融机构的竞争行为理论,对村镇银行调整市场定位和创新贷款技术的经营行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并以江苏省县域村镇银行为研究样本,使用非观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村镇银行经营行为变化与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关系。研究发现：(1)银行业竞争显着改变了村镇银行的资产配置、客户选择的信贷行为。随着县域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和竞争的加剧,村镇银行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决策目标,主动对自身的经营行为进行调整,改变市场定位策略。金融市场竞争影响了村镇银行对贷款对象的选择,使得村镇银行增加农户贷款投放、提高农户贷款在全部贷款中的比例,降低了小微企业贷款的配置比例。(2)银行业竞争显着改变了村镇银行的技术创新行为,促进村镇银行调整贷款技术。村镇银行通过增加关系型贷款投放而减少交易型贷款投放,减少对抵质押物的依赖,从而最终作用于其经营结果和社会绩效。以获取差异化优势,赢得超额利润。这进一步验证了市场竞争有利于促进村镇银行整合资源,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从而提升其生存能力和社会绩效。研究内容叁:金融市场竞争和村镇银行发展对县域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分析小型和微型企业作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体,是加快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银行贷款是小微企业重要的外部融资渠道,但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十分有限,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通过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准入门槛,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单一、制度供给严重不足的状态正在改变,县域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有所提升。那么,银行业市场准入政策放宽及其带来的银行业竞争程度上升是否能够改善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提高其信贷可得性?为服务"叁农"发展而设立的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否达到了政策目标,提高了农村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本文以县域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为研究对象,使用江苏省45个县2009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银行业竞争、村镇银行发展对小微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提升能够促进商业银行增加小微企业贷款,提高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银行业竞争决定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竞争不足将导致小微企业以较高的利率获得较少的贷款,从而影响该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2)村镇银行的发展能够增强小微信贷市场的竞争程度并影响其他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从而提高小微企业的信贷可得性。通过设立村镇银行,进一步改善了银行业竞争对小微企业融资的促进作用,从需求方的视角再次验证村镇银行的发展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绩效。总体看来,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放开和县域金融市场竞争的加剧,对提升村镇银行经营绩效、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发挥了显着的促进作用,能够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实现自身功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经济福利。因此,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完善补贴政策,建立正向激励机制,推动村镇银行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下移市场定位,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加强外部监管,构建反向约束机制,强化村镇银行服务"叁农"意识;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推动村镇银行健康发展。
解文峰[6]2017年在《两种分权模式下区域经济绩效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推进的分权及行政体制改革为背景,分析了“市管县”与“省管县”两种体制改革下形成的两种分权模式。以江浙为例,对“江苏分权模式”与“浙江分权模式”进行了详细分析与论述,阐述了江浙分权模式的演化过程及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江浙分权模式的方式及内涵是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变化的,从整体表现上:“江苏分权模式”是“市管县”模式主导的,以地级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模式;而“浙江分权模式”是以“省管县”模式主导的,形成的向县分权为主的经济体制模式。通过对江浙两省不同行政层面的经济比较,发现从2004年江苏省省、市、县各层面经济增速超过浙江,且县域经济水平也于2010年之后全面超过浙江。对于这个现象,从江浙的分权制度改革入手,通过多指标的比较分析,展开论述分权改革不同措施对江浙财政收支情况、市场化及开放程度、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通过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及实证分析,对分权与经济增长的效益问题进一研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江浙的分权改革对80年代地方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保护与促进作用,整体上江浙各层面经济增速不相上下。90年代江浙分权模式则表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江苏地级市政府在财政竞争激励作用下,对外资引进及开发区建设发挥了高等级政府的作用,而浙江则通过提高市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经济效率,此阶段整体上浙江各层面经济增速明显,优于江苏。进入2000年以后,全球化及市场化主体地位进一步深化,江浙分别延续了上一阶段的发展路径,江苏地级市为中心的分权模式形成的“强政府”进一步推动了外资驱动下的快速城镇化建设。江苏的经济发展在累积效益下,形成了以地级市为经济中心,与县域经济良性互动与分工协作的发展态势。而浙江以县域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则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在“走出去”之后,全球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浙江的民营经济主体转型瓶颈明显。江苏经济增速开始明显超过浙江,并一直保持领先。从区域经济差异来看:江苏省在以地级市为中心的“市管县”模式下,加剧了地区间的经济水平差异,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1990-2008年间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尤其明显。而浙江省在以向县分权的“省管县”模式下,区域经济差异则相对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江浙也都进一步深化改革措施,分权方式逐渐演变。如近年来江苏省不断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放权,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减小区域经济差异。浙江也实时推出加快地级市经济发展的分权政策,推动地级市向更高能级发展。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江浙两省及地方政府都积极适应市场经济及全球化变革,转变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位置与角色,朝着现代化治理的道路前进。
龚莉[7]2006年在《中国县域经济差异及测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区域经济差异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由此诱导和激化的矛盾对各国社会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已引起各方面关注。中国在经济起飞和经济转型期间所面临的区域经济差异问题较为严重,除了叁大地带间的差异和省与省之间的差异外,其中作为国民经济区域基础的县域,量多面广,其经济差异问题更为突出。因此研究县域经济差异及测度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叁农”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评述,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从理论上系统研究了县域经济的内涵、特点、地位和分类方式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第叁部分研究县域经济差异及测度的方法,并建立起测度县域经济差异动态变化趋势的“σ收敛”、“β收敛”检验模型;第四部分为实证研究部分,用标准差、基尼系数和Theil L指数测度县域经济差异后发现:1997-2003年间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无论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都趋于扩大,其中从基尼系数在叁次产业上的分解看第二产业发展差异是影响人均GDP差异的决定性因素,第叁产业发展差异的影响程度正在加大,从Theil L指数在叁大地带上的分解看地带内差异是影响人均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差异的最主要因素,西部内差异贡献尤为突出。其次运用经济趋同理论的收敛检验表明1997-2003年我国县域经济既不存在“σ收敛”趋势,也不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除中部外东西部地区均不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另外还利用“条件β收敛”发生机制检验了各因素对县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程度;最后部分根据前文的实证检验结果提出了缩小县域经济差异,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从产业分解和地带分解两角度研究了县域经济差异的构成来源及其变化趋势,发现第二产业发展差异是影响县域经济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另一角度看地带内差异起主要作用;二是收集了大量数据,利用现代数量分析方法,运用经济趋同的基本理论,对我国县域经济差异的收敛性和复杂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出我国县域经济差异不存在“σ收敛”趋势,也不存在“绝对β收敛”趋势,但存在“条件β收敛”的结论。
宫晨怡[8]2016年在《江苏省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古典增长理论兴起以来,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其变化趋势就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问题之一。新古典增长模型用技术进步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差异,其认为资本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如果区域间要素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间的人均产出或收入水平将趋于均衡,即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区域拥有较高的增长率,而人均产出水平较高的区域拥有较低的增长率,他们最终收敛于相同的人均产出水平。经济增长理论把这种现象称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收敛性假说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以及区域间存在的经济差异,给予了强有力的解释。所以,围绕着收敛存在与否、收敛速度的快慢以及引致收敛的原因等一系列问题,各国学者纷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国外早期的收敛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检验国家间是否存在收敛以及测定收敛速度上。后来研究的注意力由国家间收敛转向研究一国内部区域间收敛。与此同时,新经济增长理论对收敛性假说提出了质疑,认为新古典思想的收敛现象在世界经济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有学者实证分析出一些地区存在经济发散的现象。中国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国各个省级行政区之间的经济增长收敛性。其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采用多种指标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地区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分解;另一类是为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绩效和收敛特征提供理论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为此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取得了显着成效,全国省际间的经济差异呈现缓慢缩小的趋势。但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差异依然很大,进一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就成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差异现状可以说是我国整体经济差异状况的一个缩影,江苏省也采取区域发展战略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因此,本文将研究范围从全国缩小至江苏省,既能对江苏省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意见,又能对全国甚至其他地区经济差异的研究有着借鉴作用。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告诉我们,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各种要素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促进区域经济收敛,由此政府就需要创造有利于收敛的条件,强化引致收敛的政策机制,有效地缩小区域经济差异。而政府创造经济收敛的政策机制,其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财政支出,那么财政支出是否能够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是财政支出总量还是某一部分财政支出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上述问题就是本文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由此就有了本文江苏省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收敛影响的研究。围绕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在结构和内容上做了如下安排:首先,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等。第2章对国内外关于财政支出和经济收敛的文章进行综述,并对经济增长收敛理论和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进行回顾。第3章主要分析了财政支出规模和财政支出结构分别对经济收敛的影响,为本文奠定理论基础。第4章主要分析江苏省区域经济收敛以及财政支出的现状,为下一章实证分析做铺垫。第5章为江苏省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收敛影响的实证研究。分别就财政支出总量和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建立实证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收敛是否存在影响。第6章是政策建议。第7章是全文总结。研究结果表明:在未加入财政支出这个变量之前,江苏省全省范围以及苏南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收敛的现象,而苏中和苏北地区不存在经济收敛。在加入财政支出规模后,江苏省整体经济收敛速度加快了,但叁个地区的经济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收敛效果。财政支出结构变量的加入,加快了江苏省整体和苏南地区经济的收敛速度,使苏中和苏北地区的经济由发散变为收敛。财政支出规模是影响经济增长收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当前江苏省的财政支出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江苏省区域经济的收敛,所以需要调节各个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江苏省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条件收敛,收敛条件为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服务支出。为此,各地区要强化地方财政调控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卢晓旭[9]2011年在《基于空间视角的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测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念,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教育公平的基本途径。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义务教育在县域内实现均衡是教育均衡发展的首要任务,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目标实现时间表和路线图的领域。目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研究多以定性为主,定量研究偏少。在那些定量研究的成果中,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都在探索阶段,基本上未取得统一或公认,均衡标准的建立也在讨论之中,针对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测评指标更是少见,这导致目前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的科学性和理性欠缺,尤其是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更是缺乏方法论依据,研究发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指标体系难于建立,差异测度方法不尽成熟,均衡标准难以制定以及研究起步较晚是其主要原因。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选择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测度和评价为研究内容,在教育学和地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思路的建构,意在从方法论上提供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测评的方法论体系：包括提供指标、方法、技术、标准和总体思路等,具体说来是从空间视角出发建立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的测评指标体系,并针对性地选择差异测度方法和数据获取技术,建立基于差异水平的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评价标准,借助于所建立的标准,对县域内义务教育发展进行均衡性评价。本文以呈递进关系的两大指标作为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测评指标,即基于资源配置的区域空间均衡指标和基于生源与学校分布的区位空间均衡指标。前者依据资源配置评价学校间基本的外在的发展条件的均衡,后者依据择校现象评价学校间实质的内在的教育质量的均衡。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方面,本文构建了分教育质量指示性指标、资源配置引导性指标、教育经费保障性指标叁大类的16项具体指标,作为资源配置水平的评价依据,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设定(用于单项指标水平加权计算总水平和单项指标差异加权计算总差异),并运用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修正加权变异系数测度单项指标或总水平指标的差异,用锡尔系数将总差异分解为城区内学校间差异、乡村内学校间差异、城乡差异叁个部分,最后在建立的四类分地区(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分阶段(从2010年到2020年)的资源配置水平差异控制标准的基础上,评价县域内义务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性。义务教育质量均衡方面,本文基于人们对教育质量不均衡的适应方法是择校的现实和择校会增加学生就学时间成本的事实,用择校指数和就学指数两项指标构建生源与学校区位空间均衡的评价指标,测度县域义务教育区位空间均衡水平指数,并运用差异系数对义务教育区位空间均衡水平指数的差异进行测度,通过比对建立的分地区(从发达地区到欠发达地区)、分阶段(从2010年到2020年)的区位空间均衡标准评价县域义务教育区位空间的均衡性,从而间接地对县域内教育质量的均衡性作出判断。基于此,本文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质量方面均形成了以指标建立、差异测度、均衡标准制定、均衡性评价为思路的县域义务教育均衡性测评的方法论系统,作为十年内全国各类县域测度和评价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的工具。为了检验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测评方法论体系的适用性和指导性,本文以县级行政区常熟市的小学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一方面检验并证实了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测评方法论体系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测评了常熟市小学义务教育发展的均衡性水平,即从资源配置来看较为均衡,尤其是城乡间资源配置相当均衡,但从教育质量均衡来看,还处于较低的均衡水平层次。最后就常熟市小学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的现状提出了实现小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指导性建议,一方面是增加教育资源供给,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促进教育质量均衡、消减择校就学动因,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措施。本文借助于地理学的区域空间差异分析方法和区位空间数据获取技术,构建了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测评的方法论系统,解决了当前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的测评问题,尤其是探索性地通过生源与学校区位空间均衡性的测评间接地解决了教育质量均衡性难以直接测评的难题,并且方法论系统在常熟市的案例研究中得到了成功的应用。因此,本文为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研究提供了分析路径和研究范式。
胡小海[10]2012年在《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核心要素和重要动力之一。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旅游业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推动文化与旅游结合,实现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耦合与互动,是旅游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也是区域旅游和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在对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与旅游经济发展差异评价和分析的基础上,测度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程度,探讨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特征与机制,提出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模式,以期为区域文化和旅游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遵循“要素测度——空间比较——机制分析——模式建立”的研究路径,引入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对江苏省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的现状、机制和发展模式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为基础分析,主要对研究背景、研究目标与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与框架进行阐述,对国内外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梳理相关理论基础；第二部分(第叁章和第四章)为要素测度分析,通过构建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江苏省13地市区域文化资源的丰裕程度,同时对江苏省13地市旅游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空间差异进行测度分析；第叁部分(第五章)为特征与机制分析,通过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评判模型,对江苏省13地市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特征进行定量评价分析,并选取苏州、常州、徐州、盐城四个典型耦合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归纳和提炼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机制；第四部分(第六章)为模式分析,在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机制分析的基础上,从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模式,文化、旅游产业融合模式,文化、旅游产业空间整合模式叁个方面探讨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模式,提出江苏省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对策；第五部分(第七章)为结论分析,在总结论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及存在问题,展望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本文在研究过程中,综合运用旅游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注重在定量分析揭示现象规律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和演绎等定性分析的方法探讨现象背后的机制和机理,取得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江苏省文化资源总体上成集聚分布特征,西南部地区文化资源分布集中,东部和北部地区分布相对较少；从市域尺度来看,文化资源大多集聚分布在各地市市区,周边地区分布较少；南京和苏州市区文化资源分布最为密集,宿迁、盐城、泰州市区分布密度较小；(2)基于区域旅游发展视角构建的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的对区域文化资源赋存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适性。通过对江苏省的实证研究表明,江苏省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空间差异明显,苏州、南京文化资源丰裕度较高,宿迁、盐城等地文化资源丰裕度较小,全省文化资源丰裕度可以分为四个等级；(3)江苏省13地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着,1998年以来旅游经济规模绝对差异在逐渐扩大,相对差异近年来有所下降,旅游经济规模位序整体变动不大；(4)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评判模型能够对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关系进行有效的评价和分类。江苏省各地市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评价结果显示,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度总体水平较高,并不存在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现象,但各地市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分异明显,旅游发展相对优先度差异显着,相对于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无锡、常州等地旅游发展相对超前,扬州、宿迁、徐州等地旅游发展相对滞后；(5)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机制由内部作用机制和外部驱动机制两方面构成,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利用能够有效促进旅游经济的增长,旅游经济的发展则可以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与传承、带动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文化的发展繁荣,不断积淀新的优秀文化资源。客源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主导力度是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的主要外部驱动力。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旅游发展的视角尝试构建了区域文化资源丰裕度评价指标体系,推动了区域文化研究从传统的描述性研究向定量分析方向发展；二是构建了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评判模型,通过对江苏省13地市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特征的实证研究提炼了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的耦合机制,丰富了区域文化与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叁是提出了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协同发展的有效模式,对于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 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王启仿. 南京农业大学. 2003
[2]. 全球化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机理及其调控研究[D]. 黄雪琴.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3]. 农村居民收入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陶应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08
[4]. 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要的区域及群体差异研究[D]. 姚虹. 武汉大学. 2017
[5]. 金融市场竞争对村镇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研究[D]. 周顺兴.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6]. 两种分权模式下区域经济绩效比较研究[D]. 解文峰. 苏州科技大学. 2017
[7]. 中国县域经济差异及测度研究[D]. 龚莉. 湖南大学. 2006
[8]. 江苏省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收敛的影响研究[D]. 宫晨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9]. 基于空间视角的县域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性测评研究[D]. 卢晓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10]. 区域文化资源与旅游经济耦合研究[D]. 胡小海. 南京师范大学. 2012
标签：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农村金融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企业贷款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银行论文; 居民收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