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芳[1]2012年在《道咸宋诗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道咸宋诗派是近代诗坛的一大诗派,其兴起原因、诗学主张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掘,宋诗派研究已经发展成为近代诗文研究的热点之一。然而,现今的宋诗派研究存在叁个不能不予以正视的问题,一是宋诗派能否作为一个诗派存在尚有争议；二是对宋诗派的评价所采用的标准过于政治化,与文学本身相去较远；叁是关于宋诗派各成员的师法对象以及诗歌的艺术手法等方面的分析,基本上沿用陈衍、汪辟疆以及钱仲联叁人的论断,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不多。因此,尽管宋诗派研究已经取得丰富成果,仍然存在广阔的研究空件。基于此,本文选取道咸宋诗派为研究对象。本文以道咸宋诗派各成员的诗文集为基础,借助史学着作、文学史着作、地方志、人物评传等文献,采用文史相结合的方式,运用历史学、文化学、语言学的相关知识,综合人物的性情、学问、志向、经历等方面进行细微的文本分析。研究之目的在于梳理邓显鹤、程恩泽、祁隽藻以及曾国藩在宋诗派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并发掘宋诗派各成员诗歌的主题与艺术手法的独特性,在个性比较中探索其共性,从而揭示出这个诗派的特性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处于历史转折期的文人如何运用诗歌来表达对生命和社会的追问与思考,以及如何将努力求索的开拓精神浸透于诗歌创作中,并由此探索衰世背景下文人士大夫幽微的内心世界,研讨文学、社会与人生的复杂关系。文章分九部分展开论述。第一章分析道咸宋诗派兴起的原因,从乾嘉诗坛的最后走向、嘉道之际士风与学风的转变、“叁位一体”对学人诗的推动叁个方面分析宋诗派崛起的必然性。乾嘉时期,传统诗学的基本论题如性情与学问之争、复古与求变之争、宗唐与主宋之争以炽热之势集中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各种诗学主张的交锋与融合,而重学问的诗学主张的最终胜出以及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合流趋势则为道光时期诗风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嘉道之际士气复苏,经世之风兴起,对诗风向重学问转变起到积极影响。而高官、学者、诗人“叁位一体”现象的出现则进一步促进了学人诗的创作。以上叁个因素促成了道咸宗宋诗风的兴起。第二章对道咸宋诗派进行概述。首先论证道咸宋诗派作为一个诗派成立的合理性。从成员交往、诗学主张以及创作实践来看,道咸宋诗派存在一个以邓显鹤、程恩泽为纽带的交往圈,也存在共同的诗学主张与相似的创作特征,其作为诗派存在是成立的。其次,从人生际遇、才气、学养等方面概括出道咸宋诗派成员间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对道咸宋诗派与清代前中期诗人的宗宋策略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出道咸宋诗派宗宋的独特性。第叁章分析道咸宋诗派的促兴者邓显鹤的诗学体系,诗歌创作特点,在湖南诗坛的地位以及与曾燠、程恩泽交往的过程,进而论证邓显鹤与道咸宗宋诗风形成的关系及其在道咸宋诗派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厘清道咸宋诗派的倡导者问题。第四章、第五章分别论述道咸宋诗派的首倡者程恩泽与推进者祁隽藻的生平、学术思想、诗学思想以及诗歌创作特点,进而分析他们对道咸诗坛的影响。第六章主要对曾国藩与道咸宋诗派的关系进行考辩。从曾国藩宗宋诗学的来源、曾国藩与何绍基的互动、曾国藩的宗黄与诗风之考察、咸同年间曾国藩诗学趣味的变化四个方面证明曾国藩对宋诗运动的影响有限,其宋诗学思想并非来源于程恩泽或何绍基,他的宗黄对黄庭坚热虽起到促进作用,但并没有开创新的诗风,因此他在“宋诗运动”中的作用并不如学者们所宣扬的“以高位主持诗教”那样高。然后分析曾国藩诗歌的主体人格以及艺术特点,并将曾国藩的杂诗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进行比较。第七章分析宋诗派成员郑珍的诗歌。先梳理郑珍的情、志、学,然后分析郑珍的诗学主张以及诗歌创作中的师法渊源,厘清师法渊源中的表层渊源与深层渊源问题。再分析郑珍诗歌的生命意识、诗史品格、山水田园诗以及诗歌的美学创变,证明郑珍之诗达到了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完美融合,诗境并不狭隘。最后对郑珍诗歌的成名过程进行考索,梳理郑诗经莫友芝、黎庶昌、张裕钊、张之洞、陈衍等人的宣扬而成名的历程。第八章分析宋诗派成员何绍基诗作中的师法渊源,重点厘清其师法对象的转变问题,揭示其师法体系的复杂性。然后分析何绍基的诗歌主题,肯定其金石题画之作,最后从理、情、韵叁方面分析何绍基诗歌的美学风貌。第九章分析莫友芝的性情、功名观、诗学主张、诗歌主题、诗歌创作特征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证明莫友芝的诗歌具有典型的宋诗特征。综合来看,道咸宋诗派各成员的诗作中流露出浓厚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担当精神,因此若将其归为“落后”“保守”不符合事实。道咸宋诗派的诗学主张虽没有超越前人,仍属传统诗学范畴,但他们在诗歌创作中以杜韩黄与白苏为取法对象却是一种独创,尽管这种独创仍是传统诗学资源的重新组合,但证明了宋诗派进行创新的意图。最终宋诗派的创作者除郑珍外并未能达到大诗家的水准,他们试图创新而未能成功的创作实践彰显出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恰恰是时代衰败的一种表征。因此,道咸宋诗派的存在既推动了古典诗歌由取法唐诗到取法宋诗的转变,同时也为后人了解诗歌与时代之件的关系,诗运与时运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参照。
贺国强[2]2006年在《近代宋诗派研究》文中认为在近代诗歌史上,宋诗派是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坚持传统的艺术流派,标志着整个清代学宋诗潮发展至高峰,古典诗歌在自身内部对新雅的艺术追求至此已趋极致。近代宋诗派的诗学理想和创作成就就及其缺陷,鲜活地说明古典诗歌在艺术体式与意理神韵两方面都必须摆脱自身的桎梏而获取新生。本文以近代宋诗派的渊源、形成、组织、发展、诗学理想、创作实绩为考察对象,力图通过对近代诗歌史上的“学宋”现象来考察近代诗发展中操持传统文化立场来挽转诗运的具体策略,以期进而深入探索中国古典诗歌流变的最后历程。本文将力图运用文史哲综合研究的思路,文献考索与理论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在较为宽广的视域中对近代宋诗派作为一历史扫描。论题中的近代宋诗派特指从道光至清末民国这一阶段,本文按照传统文学史论的习惯,将道光、咸丰期间的前期宋诗派称为道咸宋诗派,同治以后的后期宋诗派概名为同光体。全文本此分上下两篇,在流派内部划分时,在兼顾时序的基础上,主要突出地域、姻亲、师友叁层关系来划分诗人群体。绪说概介论题的范围研究、状况及采用的研究方法。正文的上篇第一章着重结合晚清汉宋融合的学风与清代宗宋潮流来勾勒道咸宋诗派兴起的原由。第二章从诗歌审美理想与艺术宗派两方面分析其诗学思想。在以上两章的基础上,第叁章对道咸宋诗派创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作一系统的描叙。道咸宋诗派诗人中学者不少,但他们并非前人所言专重在诗歌中显耀学问。其诗歌意象方面的特点证显了其宋化的特征。第四章择选何绍基、郑珍等代表诗人对道咸宋诗派作一微观考索,探讨诗人的艺术个性。下篇第五章首先从历史情境厘清同光体的得名及含义,并考察其成因与组织,进一步通过同光体与南社、诗界革命的背景联系,肯定其历史地位。第六章由“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观点推导出同光体重建诗歌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中国古代文化对创作主体的注重,也使得同光体诗人将“不俗”与“雅人深致”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基点。第七章以地域为切入点,梳理闽地诗风由唐趋宋的转向以及与浙派有直接联系的秀水派,为同光体寻绎出地域渊源。以下诸章分论同光体各支派。第八、九两章分析赣派的宗派意识、文化心态、诗风趋向与变异,讨论以陈叁立为中心的
贺国强[3]2003年在《道咸宋诗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咸宋诗派是晚清诗史上有影响的诗歌流派。本文通过纵向探讨道咸宋诗派的诗歌理论；分析其诗歌的共同主题；研究其艺术特色；来整体把握近代这一文学流派，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以期推动近代诗的研究。
贺国强[4]2006年在《“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同构——论道咸宋诗派诗论》文中研究说明学问化问题是古代诗论中的重要问题。道咸宋诗派学问化诗学对古典诗歌学问与性情的关系进行集中探讨,追求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异质同构,将“以学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两种相异质的传统调整和拢合。
张剑[5]2011年在《道咸“宋诗派”的解构性考察》文中提出道咸"宋诗派"成员程恩泽、祁寯藻、何绍基、曾国藩、郑珍、莫友芝之间,诗歌唱和与人生交往大多并不密切,有的甚至并无交往,也很难认为他们有公认的盟派宗主、共同尊宋的理论主张和相似的创作风格,因此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条件并不充分。近代文学史和批评史对于"宋诗派"的认识和论述,大多受陈衍近代诗观的影响,随着材料的不断发现和深入阅读,研究者应该放下他者的遮蔽,直面诗的世界,不断去探寻和接近文学史的真相。
侯长生[6]2007年在《清代道咸宋诗派与同光体派之间的断层》文中研究指明同光体派是晚清民初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之一,它以道咸宋诗派的后继者自居,在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尽管同光体派与道咸宋诗派在宋诗学理论上有诸多相似、相近之处,但从同光体派的兴起与道咸宋诗派的消歇时间来看,二者并非前后紧密相随的关系,而是存在着一个明显的断层。
江宏[7]2013年在《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文中研究表明宋诗运动贯穿整个清代诗坛,道咸宋诗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重要诗歌流派。该诗派把学问视为作诗的根本,力图整合"以文为诗、以理为诗"与"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两种相异质的诗学观点。广西诗人蒋启敭的诗作在思想内容及艺术风格两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宋诗派旨趣,直观地反映了宋诗派诗学理论的得与失。
闫祺[8]2015年在《2012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文中指出1.诗歌总集编选与古今诗歌文化语境变迁//张羽//谈蓓芳//复旦大学//中国文学古今演变摘要:元诗歌总集编纂是一种社会文化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诗歌体式、风格、主题,包括编者、读者的文化水平、生活经验、文艺趣味、政治倾向,甚至还包括整个社会的文化风尚。可以说,诗歌总集编纂是诗歌、编者、读者、社会文化四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合力的结果。诗歌总集是了解诗歌和时代的窗口,是诗歌研究不可或缺的内容。它能反映出特定的时代人们对于诗歌的理解,也能透露出诗歌文化语境的诸多信息。作为文学研究者,
王昭鼎[9]2016年在《且悲且悯且彷徨——浅析何绍基《普贤西向》之情思诗美》文中认为作为何绍基诗歌之代表,《普贤西向》体现出近代诗人在急速变化而又动荡不居的时代心中真实的感受,形成了悲悯与彷徨复调交织的诗歌情思内涵。其结构之自由、意象之丰富、色调之斑斓,如是诸多层面也构筑出了多重诗美,这令《普贤西向》于何绍基总体创作中闪烁着迥异而夺目的光芒,亦充分体现出近代道咸宋诗派的创作风貌。
杨丽平[10]2015年在《唯有真性情,方成大诗人——论郑珍诗歌中的情与爱》文中研究说明对于宋诗派诗人来说,标签就是用典和掉书袋。很多人会觉得他们的诗晦涩难懂,但是作为道咸宋诗派最优秀的诗人代表郑珍,却改变了人们对于宋诗派的看法。他的诗不只有生涩奥衍的一面,更多的是平易自然的、明白如话的、情深意浓让人感动的。纵观整个晚清诗坛,有真性情无疑是他能够从众多诗人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代大诗人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道咸宋诗派研究[D]. 周芳. 山东大学. 2012
[2]. 近代宋诗派研究[D]. 贺国强. 苏州大学. 2006
[3]. 道咸宋诗派研究[D]. 贺国强. 暨南大学. 2003
[4]. “学问”与“性情”的诗学同构——论道咸宋诗派诗论[J]. 贺国强. 苏州大学学报. 2006
[5]. 道咸“宋诗派”的解构性考察[J]. 张剑. 中国文化研究. 2011
[6]. 清代道咸宋诗派与同光体派之间的断层[J]. 侯长生. 河北学刊. 2007
[7]. 道咸宋诗派与蒋启敭的诗歌创作[J]. 江宏.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8]. 2012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博士论文索引及摘要[J]. 闫祺. 中国诗歌研究动态. 2015
[9]. 且悲且悯且彷徨——浅析何绍基《普贤西向》之情思诗美[J]. 王昭鼎. 天中学刊. 2016
[10]. 唯有真性情,方成大诗人——论郑珍诗歌中的情与爱[J]. 杨丽平. 名作欣赏.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