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馨莹[1]2012年在《汉语史专书词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词典编纂历史悠久，《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词典，汉语词典编纂历史可上溯到汉代。随着汉语词典编纂的发展以及汉语研究的深入，20世纪50年代杨伯峻先生出版了《论语译注·附论语词典》，这一词典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第一部汉语史专书词典的诞生。随着汉语史专书词典越来越被学界和辞书界关注和重视，汉语史专书词典的编纂也越来越呈现出繁荣发展之貌。到目前为止，已出版59部汉语史专书词典，包括选释型、全释型和综合型叁大类。本文仅研究以语词释义为主的选释型和全释型汉语史专书词典，试图以这54部选释型、全释型汉语史专书词典为研究对象，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综述汉语史专书词典编纂现状、编纂模式，分析其编纂取得的历史成就，探讨其编纂存在的问题。从汉语语言事实出发，分析语词组合搭配，描写字词的形式与功能，提出“语法功能描写与词义分析相结合”的汉语史专书词典词条编纂模式，试图为汉语史专书词典的编纂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陶莉[2]2004年在《《晋书》语词研究与词典编纂》文中研究指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语发展的过渡期，语法、辞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中古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新词汇，有一些仍沿用至今，且词汇亦出现了新义。唐修《晋书》吸收了魏晋小说，保留了大量的魏晋时期辞汇，同时又由唐史臣编纂而成，不可避免地存有唐代语料。因此，《晋书》在文学史、语言史、语法史方面都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前人对《晋书》的研究多在其史学价值和史学地位上，现一些学者专家如万久富、岳纯之先生也曾对其中词语进行了研究，但尚没有系统完整的《晋书》辞汇研究。 《汉语大词典》(文中《大词典》均指《汉语大词典》)作为大型的历史性词典，应当以尽量弄清每一个历史时期新生的词和词义为目标，只有纵横结合，点面结合，在专书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地进行词和词义的断代研究、历史研究，只有尽一切努力吸取辞汇史研究的成果，才能保证辞书编纂的科学性、严密性。《大词典》在保证了收词、释义、文献之众等规模的基础上，同时也存在一些细微的问题，本文就《晋书·列传》中出现的中古时期新辞汇、新义对《大词典》进行一些补充和诠释。在研究方法上，从标点、校勘做起，详尽阅读、对照字典，辨认区分义项，广泛搜寻其他史书中语料例句，以穷尽式的研究方法引证之。从叁个方面对《大词典》的阙失和错误进行补释和完善：(1)《大词典》失收之语词；(2)《大词典》首例过晚之语词；(3)《大词典》释义有失之语词。 最后，对《大词典》收词原则提出一点商榷意见。
佚名[3]2013年在《海峡两岸共同语辞书研究》文中提出第一节海峡两岸共同语辞书编纂的分期海峡两岸语文词典的编纂,大致可以分为叁个时期。一、统编共用期(1885年以前)台湾建省前,是福建的一部分。即使不是隶属于福建的时期,也与福建有着密切的关系。海峡两岸语文词典是统编共用的。在祖国大陆广泛使用的《康熙字典》等,也在台湾地区使用着。只是外国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编纂和出版了一些有关的字典,如:西班牙奥斯会会士拉达(Martin De rada)编纂的《华语韵编》
张小艳[4]2004年在《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文献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资料，但真正为学界关注的只是其中口语性较强的变文、王梵志诗等，此外的许多文献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书仪。书仪是礼经的通俗形式，是关于典礼仪注和书札体式的范本。史籍记录的五代以前的书仪已基本失传，1900年发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保存了一百馀件书仪写本，许多未见于传世文献。敦煌书仪在书札发展史上前承汉魏六朝，后启宋元明清，其中语汇既承袭了魏晋书帖的遗风，又创立了宋元尺牍的新范，在书札用语的研究上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本文首次对敦煌书仪的语言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讨论了“书仪”的内涵，确定本文研究的对象，分类阐述现存书仪写卷的概貌及其研究状况，结合书仪语言特点，提出研究的方法。其次从书仪本身的语料性质出发，举例论证了书仪语言研究对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的实际参考价值。然后由表及里，探讨了其“写本”的外形和“书仪”的内质，形成了对敦煌书仪语言特色的整体认识。在此基础上，抉发出一批书仪中新兴的词、义，描写其概貌的同时，重点考索了其中新词的产生途径和新义的衍生机制。最后以书仪的固定格式为语境，离析出各种义类的同义词，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组进行微观考察，发现书仪中一方面汇聚了大量的同义词：另一方面，每个语词的选用又都表现出严格的“级别”差异。
周作明[5]2007年在《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经典行为词新质研究》文中提出传世的道教典籍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思想上的变迁，也反映了汉语变化发展的某些事实。东晋南朝江东地区上清派所积累的经典——上清经，也是了解此时期汉语面貌的重要资料，其中蕴藏的最基本的词汇信息有待发掘，但目前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尚十分有限。本文从传世的上清经中选择了时代可靠的六朝部分，以筛选出的2901个词汇新质为研究对象，引入“生命度”的概念，描写其面貌，分析其构成，探讨其来源及语用地位。论文共分七个部分。第一章，对上清经文献的出现、孳乳作了全面的梳理，借鉴国内外有关上清经文献整理的成果，从今《道藏》中清理出时代可靠的六朝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材料，并分析了其相互传抄的情况。接下来对研究现状、选题缘起、研究对象、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作了交待。本文引入“生命度”的概念，将其中的行为词新质分为“有生行为词”和“无生行为词”；在“有生行为词”下，以人为中心，分为局部器官行为词、整体行为词、心理活动行为词；在“整体行为词”和“无生行为词”下，采取主题分类的方法，对其中的行为词新质进行系统展现。第二至五章，集中对有生行为词进行描写。统计表明，有生行为词是行为词的主体部分，其中整体行为词所占比例又略高于局部器官行为词，说明我们的多数行为是以整个生命体为叙述出发点的；而在局部器官行为中，口和手的表现最为活跃，与其相关的语义类别最为丰富。第六章，描写了无生行为词的面貌。与“有生行为词”相比，“无生行为词”要少得多，其数量受文献内容的影响较大，本文主要有“照耀”、“灌溉”、“缠绕”、“笼罩”等方面的语词，而“照耀”类词语的丰富在其它文献中很难见到。第七章，站在词汇学的角度，对上清经中行为词新质的社会分布、意义分布、意义来源、语用地位进行了探讨。在社会分布上，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专门表达某些道教行为的新造词语；兼用于佛道两教的宗教行为词新质；表达一般行为概念的新质；一般行为新质向专门行为新质的转化。在行为新质中，一般语词是主体，保证了文献能在社会上有效沟通。专门语词体现了文献的用语个性，新造的比例较大，在使用中还大量吸收一般语词来表达专门概念，促成一般语词向专门语词转化；而专门语词随着使用范围的扩大，个别也进入一般语词。其中用于佛道两教的宗教行为新质体现了佛道的密切关系和相互影响。在意义分布上，文章揭示了新质集中类聚在部分行为下，大量同义现象导致新质的词量和新行为的落差，这一方面是词汇复音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概念在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在意义来源上，主要分析了“转移”和“转类”两大类型，揭示了受文献内容影响，出现的“交通工具——驾驶——游览”这一词义变化事实；并分析了道家思想、上清派修行方法以及道教人士的好尚对词义的影响，发掘了一批较有特点的语言现象。在语用分析上，选取典型“概念场”，对其中新旧质的词量、词次、平均词频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新质在词量上要高于旧质，反映了语言创新的活力。但新旧质的语用地位在一般语词和专门语词上表现迥异。在一般语词中，旧质的语用地位更加突出；尽管新质在词量上略占优势，但由于新产生尚未被广泛接受，或意义特殊，使用环境有限，导致在表达某概念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旧质。而在专门语词中，尽管旧质在使用频率上仍略高于新质，但新质在词量和总词次上都远胜旧质，新质的语用地位更加突出。这种不同类型语词新旧质语用地位的分析，有助于全面评估新旧质的作用。
张巍[6]2005年在《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文中提出所谓同素逆序词,指的是双音节复合词中构词语素相同且语素序位互逆的一组词。本文通过对《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史记》、《汉书》、《论衡》、《叁国志》、《后汉书》、《世说新语》、《宋书》等十余部代表性专书中所见同素逆序词进行尽可能地全面调查和穷尽性统计,首次描绘出先秦到中古时期汉语同素逆序词的分布、时代层次、同素逆序词与同期复音词的比例以及发展概貌。多角度多层次统计了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使用频率,揭示了它们的使用特点及系统性。 本文通过共时分析与历时考察相结合、纵向观察与横向对比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从方法学的角度探讨同素逆序词的产生、发展和流变,了解其内部约制机制;从宏观的角度,把同素逆序词放在汉语词汇系统中来考察;从微观的角度,对同素逆序词组进行个案分析,探寻词义的变化轨迹。论述了同素逆序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序分布不平衡性;归纳总结了同素逆序词从中古到近现代汉语的演变规律。此外,从跨语言比较语言学研究的角度,首次揭示了日语和韩语中同素逆序形式汉字词的来源、概况以及相互对应关系。 全文除“绪论”外,分“中古及中古以前常见同素逆序词分布情况”、“古汉语同素逆序词类型论析”、“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日语韩语中的同素逆序汉字词”、“同素逆序词成因探析”、“同素逆序词的应用价值”等六章。 “绪论”部分首先对该选题历来纷纭含混的概念加以阐析,然后介绍选题缘起、研究价值、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预期目标等。 第二部分对先秦和汉魏以降的十余部典籍中出现的同素逆序词进行了尽可能的穷尽性统计,整理出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词表(见附录一)。将每部专书中同素逆序词数量与其复音词数量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历时比较,展示了古汉语同素逆序词的分布情况及发展趋势。又以《叁国志》为例,对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进行共时平面的研究。 第叁部分从内部结构、词性和使用情况对古汉语同素逆序词的类型进行全面的多层次描写分析,揭示其构词特点。 第四部分是同素逆序词的演变研究。通过十余对同素逆序词的共时比较和历时分析,对意义用法有别的同素逆序词加以辨析。理清它们的发展脉络,勾画出它们的演变轮廓,寻求其分化和流变的理据。同素逆序词从产生之初发展到现代汉语,发展途径不尽相同,有的AB和BA两序均告消亡;有的只保留下来其中的AB一序,另一序在某些方言中继续使用或者被淘汰;还有一部分AB与BA两序都保留下来且并行不悖。本文在这一部分对淘汰机制作了探讨。 第五部分分别对日语、韩语中出现的同素逆序汉字词进行跨语言的多层次分析研究。一方面从共时平面加以统计和比较,揭示其各自特点;另一方面从历时的角度对
阎玉文[7]2003年在《《叁国志》复音词专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西晋陈寿《叁国志》中的复音词语为研究对象，首次对该书中的词语(不包括人名、地名、职官名、篇目名、天文名、朝代名等专名)作了穷尽性的考察，拥有近叁十七万字的《叁国志》可切分出语词17000多个，其中单音词2700多个，复音词14650个(双音词14000多个，叁音节以上的词650个)。 除“绪论”外，全文共分“《叁国志》的复音词与单音词”、“《叁国志》复音词概貌”、“从《叁国志》看汉语复音化的进程”、“《叁国志》复音词的新词新义”和“《叁国志》词语研究的应用价值”等五章。 “《叁国志》的复音词与单音词”章将《叁国志》中的单复音词作了切分，对单音词作了抽样调查，探讨了单复音词之间的重要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展开了《叁国志》复音词概论、新词新义、词语研究的应用价值等叁个专题研究。 第一个专题包含“《叁国志》复音词概貌”、“从《叁国志》看汉语复音化的进程”二章。本专题作了以下努力：第一，运用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次对《叁国志》复音词的构成、类别作了穷尽性的统计和全面描写，通过各种类型的具体数据，勾画出《叁国志》这部中古史书复音词汇的基本面貌；第二，通过与上至先秦、下至近代共十余部古代专书复音词面貌的共时与历时比较，理清了先秦至近代汉语复音词各种构词方式发展的基本脉络；第叁，选取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意义的专书，与《叁国志》所反映的魏晋时期的单、复音词状况进行历时性的宏观比较研究，并抽取《叁国志》中的部分词语，进行个例调查和微观分析，首次对“汉语复音化的进程”问题得出规律性的认识，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古时期是汉语从单音词为主变为以复音词为主的转折阶段。 第二个专题是“《叁国志》复音词中的新词新义”章。本专题作了以下努力：第一，对新词新义作了理论上的探索，进一步完善了新词新义理论，对新词、新义的概念和确定标准作了明确的科学界定；第二，对《叁国志》复音词中的新词新义 作了穷尽性的统计，指出全书共有魏晋新词1640多个，新义580多个；通过大量实 例对《叁国志》中新词新义的面貌作详细描写；第叁，对新词新义的产生原因和方 式作了理论生发和探讨。 第叁个专题是“《叁国志》词语研究的应用价值”章。本专题以具体例证揭示 出《叁国志》词语研究对辞书编纂及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目前大型权威语 文辞书和古籍文本、今注今译的考察，指出了《叁国志》词语研究的重要应用价值： 第一，有助于解决辞书编纂上存在的词目失收、释义未当、引例有误、例证过晚、 立目不当、义项阀略、书证失序、句读龈塘、单例孤证等问题；第二，有助于古籍 校勘、标点和今注今译的纠谬补缺。 与以往的词语研究相比，本文希望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在研究的方 法上，强调以穷尽性地调查对专书词语开展专题的深入研究，注重共时比较和历时 比较，结合使用计算机辅助手段；第二，在研究的视角上，力求在继承中有发展， 开创和丰富汉语词汇复音词研究的新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开创性；第叁，在 应用层面，为《叁国志》及有关文献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词汇方面的理论依据，为 《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语文辞书的修纂积累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订正现行辞书中 大量的立目、释义、书证方面的说误。 由于词汇研究的牵涉面很广，加之时间精力和学识水平有限，本文的写作仍然 存在一些不足，许多方面未及深人研究，有些结论只能通过抽样调查得出，有的只 通过举例性的探讨，这些都有待于日后去进一步努力和完善。
李振东[8]2016年在《《太平经》与东汉佛典复音词比较研究》文中提出道教典籍《太平经》和东汉佛典是东汉时期重要的宗教文献,也是汉语词汇史研究的重要语料,对于探索汉语史发展的轨迹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选取《太平经》和东汉佛典中的复音词进行对比研究。在借鉴前修时贤研究成果基础上,本文尝试从语义融合角度界定出分类的标准,重点对两种语料中的联合、偏正、支配式复音词、联绵词、迭音词进行比较研究。讨论了同素异构、反义联合、反义偏指等类型复音词,并从语义角度进行细化分类,进而对其形成原因作了初步探讨。以《汉语大词典》为参照,探讨了《太平经》和东汉译经复音词中的新词新义,对大型辞书《汉语大词典》在编纂过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修正,同时对《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方式提出建议。本文只是对研究中的某个小问题作了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够为促进道教和佛教典籍语言的研究提供些参考。
贺雪梅[9]2014年在《陕北晋语词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陕北晋语,指的是陕北榆林和延安两市有入声的方言,包括榆阳区、府谷、神木、靖边、横山、佳县、米脂、吴堡、绥德、子洲、清涧(以上属于榆林市)、宝塔区、吴起、志丹、安塞、子长、延川、延长、甘泉(以上属于延安市)。本文选取这19个区县的城关话为调查对象,通过共时描写、内外比较、特色词、底层词的挖掘和构词法的梳理,揭示了陕北晋语词汇的特点及内外差异,进而为陕北晋语的内部分区提供了词汇上的支持。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简单介绍了陕北晋语所在区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方言特点及研究现状、价值和方法等。地理重点介绍河流的分布,在沟壑阻隔的山区,河流对方言的发展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二章是陕北晋语词汇的内外比较。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陕北晋语是晋语的一部分,陕北晋语内部一致性很高,但仍有一定的差异,从北到南可分为两大区域:清涧、子长以北为北部,晋语特征明显,最北端的神府区与内蒙古晋语关系密切;清涧、子长以南为陕北晋语南区,受中原官话的影响深刻,尤以洛河川一带所受影响最大。从东到西,陕北晋语词汇大致可以分为叁个区域:东部近河区受山西晋语的影响较大,黄河两岸的一致性较强;西部远河区更多地受到中原官话的影响;中部为陕北晋语腹地,受其他方言影响较小。最后在内部“纵向贯通、横向阻隔”和外部“横向贯通、纵向阻隔”的情况下形成了陕北晋语的核心区。核心区以外的地方,陕北晋语词汇在地理上呈现出从西到东、从南到北中原官话特征越来越弱、晋语特征越来越明显的特征,这是本文的重点部分。接下来的第叁、四、五、六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来进一步印证陕北晋语词汇的特色及内外差异。其中高频词、风物词是从共时平面、以个体例证的方式来展示陕北晋语的特色及内部差异的。古语词是从历时的角度来揭示陕北晋语的底层成分及构成的,我们发现陕北晋语内部在共时平面上虽有差异,但其底层词成分的一致性大于差异性。构词法是最能区别不同方言系属的,通过构词法的内外比较我们明确了陕北晋语是晋语的一部分,是与中原官话系属不同的一种方言。本文的主要观点是:一、陕北晋语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古老的方言;二、陕北晋语词汇的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客观地处理方言归属,可用来支持语音上的分区。最后,我们以本文的研究成果为参考,将陕北晋语内部分为以下四小片:①五台片:府谷、神木、米脂、绥德、子洲、子长;②大包片:靖边、榆林、横山;③吕梁片:佳县、吴堡、清涧、延川、神木南乡(万镇、贺家川)、绥德沿河区(河底、枣林坪);④志延片:延长、吴起、志丹、安塞、延安、甘泉。
丁喜霞[10]2004年在《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常用词演变研究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基本上都限于常用单音词的历时更替性研究。双音词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核心与关键,其中有许多属于常用词.如果对常用词的研究只集中于单音词的替换研究,就难以了解汉语词汇由单音词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的演变过程,难以全面描写汉语词汇的发展历史。本文以中古时期成词的常用并列双音词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典型个案描写的基础上,探讨常用双音词成词的途径、演变的机制和规律.并对现有相关理论进行商补。 本文内容分为六章。 第一章,首先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对“中古汉语”、“常用词”、“并列双音词”做出明确界定,分类评述了常用词、双音词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概况,进而提出了进行常用双音词成词和演变研究的主要方法:确定断代,定量分析;分类构组,系统描述;探源溯流,动态描写;解剖麻雀,由点窥面;背景考察,文化互证。 第二章,结合本文的研究成果,从四个方面举例论证了常用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的实用价值:有助于考定疑伪古籍的大致年代,认定语料价值的高低;可以为辞书编纂提供恰当的书证,订补缺失的义项,匡正疏误的释义;可以验证现代常用双音词结构分析的正确性;有助于词汇理论的研究和应用。 第叁章,首先讨论了划分双音词和双音短语的标准;其次讨论了并列双音词的成词条件和成词机制,认为众多同义、类义、反义单音词的高频率共现,是并列双音词大量产生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并列构词法的发展,是并列双音词大量产生的加速剂;并列双音词成词的机制主要有:认知机制,联想机制,文化制约机制,韵律制约机制,语言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探讨了并列双音词的来源和成词途径,认为并列双音词有句法和词法两个来源,着重讨论其词法来源的根据;举例说明认定并列双音词源头的标准和方法。 第四章,首先从同义并列双音词语素构成的新旧关系,将同义并列双音词分为“旧语素+旧语素”、“旧语素+新语素”、“新语素+旧语素”、“新语素+新语素”四类,每类选取有代表性的双音词,对其成词和演变的过程进行详细的个案描写;其次考察了叁组同义并列双音词的历时替换过程,并对其演变和替换的原因进行解释;在静态分类和动态考察的基础上,从语素新旧与成词数量、语素新旧与成词时间和生命力、双音词与参构语素的意义关系、词性特点、同义并列双音词的语素顺序五个方面,归纳了同义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特点。 第五章,以例释的方式分别考察了类义并列双音词和反义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进而归纳这两类双音词在成词时间和成词数量、意义关系、词性和语音等方面的特点。 第六章,基于前面两章典型个案的描写,在掌握了各类并列双音词成词和演变的一些具体事实的基础上,对各类并列双音词在成词和演变过程中表现出的特点进行概括,总结出常用并列双音词成词和演变的主要规律:渐变性、并存性、择一性、不平衡性和系统性。
参考文献：
[1]. 汉语史专书词典研究[D]. 彭馨莹. 四川外语学院. 2012
[2]. 《晋书》语词研究与词典编纂[D]. 陶莉. 苏州大学. 2004
[3]. 海峡两岸共同语辞书研究[C]. 佚名. 海峡两岸语言及辞书研究. 2013
[4]. 敦煌书仪语言研究[D]. 张小艳. 浙江大学. 2004
[5]. 东晋南朝道教上清派经典行为词新质研究[D]. 周作明. 四川大学. 2007
[6]. 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D]. 张巍. 复旦大学. 2005
[7]. 《叁国志》复音词专题研究[D]. 阎玉文. 复旦大学. 2003
[8]. 《太平经》与东汉佛典复音词比较研究[D]. 李振东. 吉林大学. 2016
[9]. 陕北晋语词汇研究[D]. 贺雪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10]. 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D]. 丁喜霞. 浙江大学.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