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明[1]2004年在《四川省德阳市华夏建筑发展公司战略管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管理创新思维首先是一种战略思维。企业间的竞争尤其是大企业、企业集团之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战略思维、战略定位的竞争。战略管理具有根本性、长效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有企业都有自己的战略，尽管它可能是非正式的，不成形的，或是随机的。战略管理为决定企业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一种合乎逻辑的、系统化的和客观的方法。 针对战略管理在中国还未全面推开，特别是在建筑企业，缺少经验的总结和正确的指导，常常使企业在实践战略管理活动中违反思想性和整体性原则，产生偏差的情况，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德阳市华夏建筑发展公司的战略管理实践研究，掌握了建筑企业实施战略管理的一些方法和原则，为建筑企业推行战略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我们的企业现在可能是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企业，但我们应加强管理，通过实施战略逐步形成管理密集型的现代建筑企业。我们认为，建筑企业的战略管理应从制度创新、人力资源、财务、企业文化、信息化、多元化、技术创新、品牌等方面全面考虑，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形成公司的核心竞争战略。
毛娜[2]2016年在《汉画西王母图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画西王母图像包涵很多信息,是汉代社会文化、宗教信仰、民俗神话等综合的艺术呈现,对其研究涉及多方面多领域,非某一学科所能涵盖。多年来就此课题的研究虽成果丰硕,但仍存许多未尽之处。本文在广泛吸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以科学发掘的汉画西王母图像实物等材料为主体,借助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综合的研究方法,尝试着解说西王母图像传播的两条线路;图像发展规律、社会文化迭加、审美需要叁种原力推动的西王母图像造型变化;以及情境式、功能式、象征式和趣味式四种艺术表达方式等问题,具体论述概括如下:论述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界定汉画与西王母信仰的概念,对该领域的研究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对已取得的成果和不足分六个研究方向进行总结,以期全面掌握新的研究动态,为论文的撰写做好准备。第二部分为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共分六章。第一章,汉画西王母图像的原型分析。西王母从战国之前到秦汉,经历了“人化”、“仙化”的动态过程,本章将这一动态过程分为先秦和秦汉两部分,结合文献资料,对西王母原型的流变、神格特征等进行分析确认,为之后的论述勾画西王母的初步轮廓。第二章,汉画西王母图像的类型学研究。本章将考古发掘而来的较可靠的西王母图像资料尽量收集齐全并进行系统梳理,按四个出土西王母图像较为集中的区域即豫中南地区;鲁、苏北、皖北、豫东地区;陕北、晋西北地区,以及四川地区,进行典型图像的类型学分析,考察其演变序列和造型构图特点,为进一步展开和深入研究打下坚实基础。第叁章,汉画西王母图像的区域特色研究。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分别对四个主要区域出土的西王母图像的构图形式和造型特征进行剖析归纳,并结合文献资料,分析各区域内西王母图像的地方特色,以及地方文化、民俗对图像构成的影响。第四章,汉画西王母图像的构成学研究。本章首先探讨了西王母图像的制作工艺,包括墓室壁画的地仗层、颜料分析;画像砖模具制作;画像石的雕刻技法;敷彩的文化内涵等。其次研究了西王母图像的构图,并运用对比等方法分析探讨了西王母图像的构图与造型变化轨迹以及传播路线。最后运用艺术学中的构成学理论,研究论证了在宗教文化元素不断迭加、审美诉求和艺术构成的合力推动下,促使西王母图像造型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第五章,汉画西王母图像的艺术表达方式。艺术是情感的表达,不同的艺术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汉画西王母图像作为造型艺术,同样需要有自己的表达形式。本章从众多不同地域、不同造型手法的西王母图像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图像进行剖析,从艺术学的角度将四个主要区域的主流表达方式归纳为情境式、功能式、象征式和趣味式,并分别作了分析论述。第六章,西王母与汉代民众的精神文化信仰。西王母信仰是汉代社会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画西王母图像是当时多种社会文化符号的集合体。本章主要分析论述了西王母信仰的思想根源、西汉初期的宗教结构和西王母信仰盛期的宗教结构,并探讨了西王母信仰与道教形成的关系。第叁部分为结语。对本文的研究收获进行总结,检视研究的不足和局限,以及以后需要弥补和深入探索的问题。
张勇[3]2014年在《四川省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加到2013年的7.31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上升到53.73%,城镇化率基本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而城镇空间是城镇化发展和推进的物质载体,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载体,城镇空间形态单一、城镇空间密度偏高、城镇空间地域结构和城镇空间规模结构不合理,将阻碍城镇要素合理流动和城镇化发展。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推进,加速了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而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则是在一定的时空约束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最佳区位布局,一般通过上下游产业和关联产业在城镇的集聚,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功能和形态的城镇空间,并随着生产要素、政策条件、市场环境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的战略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十七大进一步补充为“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十八大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并且提出“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健全国土空间开发、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并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可见,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问题逐渐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城镇空间结构布局与优化调整将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统筹城乡关系、协调大中小城镇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本文选取四川为研究范围,主要因为四川是西部大开发和内陆开放的重要“桥头堡”,是拉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火车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加速器”,是全国最重要的能源供给和保障基地,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四川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工业、农业、军事、旅游、文化大省,对其城镇空间结构的科学布局和优化调整,有利于探索中国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径,从而推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同时,可以为四川落实“叁大战略”提供政策参考,可以为四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添新的视角和思路,也可以为其他区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借鉴。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以一个总体目标为核心,通过叁个层次,叁条线索,叁大检验和叁大机制来对总体目标展开研究。具体的讲,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次,以城镇空间密度、城镇地域与规模空间、城镇空间形态为叁条线索,通过空间引力模型、功效函数与协调函数、空间滞后模型叁大检验得出四川城镇空间结构现实格局、评价结果及城镇空间结构影响因素的显着性,并从政府作用机制、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叁大机制去解决和理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最终实现特大城市为核心、区域中心城市为支撑、中小城市和重点镇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总体目标。本文结构安排如下：前半部分为理论部分,主要包括城镇空间内涵及其概念的界定、城镇空间基本理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评价方法和城镇空间机制研究。其中：第1章对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研究背景、范围和意义进行说明,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研究,梳理本文的主要创新和不足之处。第2章对城镇空间结构基本理论进行分析,构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清晰界定城镇空间结构、城镇空间密度、城镇空间功能和规模结构以及城镇空间形态等概念,并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下分析理论对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启示。第3章探讨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内涵和指标评价体系,以基本理论为支撑和指导,构建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总体目标,并阐述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内容和分析框架,初步介绍熵技术修正下的层次分析法和指标体系构建,为后文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第4章对城镇空间结构优化机制进行研究,从理论上理清机制的内涵和要素,通过政府作用机制、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和社会公众协调机制叁个方面综合分析,为后文分析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体制机制障碍做好理论铺垫。后半部分是实证部分,主要包括四川城镇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格局,叁大检验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显着性做实证研究,以及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机制及其问题、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总体思路、宏观路径和当前的政策措施。其中：第5章研究四川省城镇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格局,在简述中国城镇空间结构演变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各个阶段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演变及其现实格局,并总结四川城镇空间结构布局的特征。第6章是本文核心实证部分,通过空间引力模型探讨城镇空间结构现实格局的具体类型,通过功效函数与协调函数判断四川城镇空间结构所处的具体阶段,通过空间滞后模型(SLM)对影响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指标进行显着性分析,以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第7章研究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机制及其问题,通过前文对机制的研究,逐一比较分析,以便理清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政府作用机制、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和社会公众协调机制存在的障碍,并在实证结果基础上对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8章为本文的对策建议部分,通过对叁大机制和主要问题的深入剖析,明确四川省城镇空间优化的总体思路,包括优化的原则、内容和重点等,探索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宏观路径并对当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第9章为本文的结论部分,通过对全文的梳理与总结,得出本文研究的结论并提出研究展望。本文围绕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总体目标,以城镇空间结构理论为指导,着力在城镇空间密度、城镇空间地域规模结构以及城镇空间形态叁条线索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一是从研究单个城市空间结构优化扩展到研究四川省范围内的城镇空间结构优化和布局问题,对城镇空间地域结构和规模结构展开了探讨并对城镇在整个城镇空间系统功能、作用及其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二是构建起了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并得出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所处的阶段,以便分析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内容和重点；叁是理清了推进四川城镇空间结构优化的政府作用机制、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和社会公众协调机制,并对叁大机制如何推进城镇结构优化做了详细探讨；四是考虑了空间因素对四川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分析,加入了空间权重矩阵对影响四川城镇空间结构的因素做了客观的检验和分析,提高了模型解释的可信度。因此,本文的研究可以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可以为四川落实“叁大战略”提供政策参考,可以为其他区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提供有益的借鉴。
李涛[4]2005年在《建筑企业危机管理初探》文中研究说明经过20余年的改革,我国已经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但由于建筑企业所处的特殊市场地位,一部分建筑企业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缺乏危机意识和危机管理机制,应对危机的能力十分薄弱。加入WTO后,建筑企业面临来自国外企业的竞争,可能产生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作者根据建筑企业的特点和建筑企业的现状,运用危机管理理论,分析建筑企业可能面对的危机。并力图在此基础上,建立危机管理运行体系,提高建筑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促进企业持续稳定的发展。通过加强危机管理和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努力寻求中国建筑企业应对危机的有效途径,使危机管理理论在建筑企业得到较好的应用,提高建筑企业规避危机的能力。
王伦强[5]2008年在《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四川也不例外。从现象上看,城市化表现为人口大量由农村转向城市,人类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从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上看,城市化表现为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而传统的第一产业在比重上不断降低,即第二产业和第叁产业不断增长从而取代第一产业成为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主要动力。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时期,叁次产业在总产值结构中的地位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相同的,但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阶段和加速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在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工业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是关系到城市化是否能够健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后起的城市化地区,主动运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规律性,来发展区域内部的工业体系就成为有序推进城市化的基本对策。然而,现代生产已经表现为基于国际化分工的区域之间或区域内部相互协作的基本特征。而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与现代城市化发展(以城市群空间有机的结构体系为特征)的基本规律不相适应。根据系统的空间经济学理论,现代区域经济发展整体上表现为以区域整体城市化发展为特点,城市化本质上表现为资源按照一定的规律优化利用。而在一个大区域内,城市化发展表现为以区域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体系发展和完善为特点总体演进趋势。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网络性和层次性:一个城市群在空间上由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和数量不等的若干个不同级次的城市所组成,中心城市处于区域产业集聚和发展的中心,在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总是处于最高的地位;其他次级或下级城市在产业发展的层次和水平上,普遍处于中心城市及其上一级城市的下游,而同一级别的城市在产业分工方面注重互补性。这样,从产业发展和演变的角度来说,城市群经济空间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对城市化过程中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研究必须首先研究区域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在此基础上,确定各城市在产业发展上的分工与协调,以此规定的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就能做到区域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发展的协调。四川省和重庆市处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域内,从区域经济的系统性和城市群经济空间理论出发,研究四川省的城市化和产业发展问题,必须将川渝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要首先构建川渝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并以此为依据,结合各城市在城市群经济空间的定位,来考虑城市之间主导产业的分工与协作,这样就能够实现川渝经济区内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本研究立足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实证地分析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状况,并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论述了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的空间整合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再讨论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模式;最后论述了促进四川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问题,这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战略保障。通过这样的尝试,构建了一个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框架体系。所得出的结论不仅适合四川省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也适合于广大城市化落后的西部地区。一、论文的结构及章节简介研究具体内容以共分为8章。第1章为导言;第2章为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第3章基于空间视觉的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这2章是本研究的基础理论开端和出发点,尤其是第2章和第3章的理论综述,它们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至第7章是本研究的主体;第8章是研究结论总结。各章的研究内容大致如下:第4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现状。讨论了四川省城市化和工业发展的不协调的若干方面,并从理论和量化的角度进行了深层次分析,为第5、6、7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论述引出了具体问题。第5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主导产业协调发展的空间整合。分别从静态、动态和系统的角度论述了城市产业发展、城市的形成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并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研究了城市群空间完善过程中产业的发展问题,说明了主导产业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以及区域内宏观的城市化与产业发展协调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四川省区域城市群空间的完善构想与主导产业发展的区位指向问题。从而指明了四川省城市化与发展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目标。第6章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下的四川产业集群发展。由于产业集群是当今重要的区域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模式,前述的主导产业发展与城市空间功能定位仅仅是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方向和目标问题。为实现此方向和目标,必须注重发挥产业集群这种工业化模式对城市化推动效应。本章运用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了四川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问题,并结合四川省的情况,探讨了四川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对策。第7章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由于城市化本身意味着空间区域要素利用方式的转换,土地要素作为一种重要的承载性资源要素,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土地利用模式的空间转换,土地是经济叁要素中的承载性要素,在现有的土地利用宏观基本政策和17大精神要求下,必须制定适合城市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政策,才能有效推动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本章运用了生产函数模型,说明了城市发展与产业协调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投入的基本原则;从四川省建设用地利用现状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四川省城市与产业协调发展的建设用地供应解决方案;提出了四川省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中土地利用战略的调整,以保障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8章为结论总结。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与升华,讨论了与本研究有关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使相关研究结论可以进行推广应用,并为进一步研究拓展了方向。二、论文的创新要点(1)在对传统的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基础理论和基于空间视角的城市产业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考虑现代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研究的基本思路:即立足区域当前城市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基本现实,先确立区域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内部结构,再根据各城市在城市群空间体系结构中的定位,确定相应的主导产业发展战略,以此协调完善城市群体系下,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与协作,从而使城市群经济空间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2)通过分析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发展不协调的若干情况,提出必须用动态的和系统的方法,构建四川省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具体说来,应当首先确定城市群的空间内部结构体系,确立城市群空间结构体系中,各城市在网络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运用城市空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各种传统有效的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确立各城市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工业发展战略,这是推进整个城市群体系下,城市化和区域产业动态协调发展的基本起点。(3)提出了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性决定了城市化与产业协调发展思路的原则。各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必须以城市群经济空间的系统思路来设计,各城市产业发展必须和城市群空间体系的层次结构相适应,并且必须为实现各城市的基本功能定位而服务,这就是构思城市发展和主导产业定位的基本思想。根据四川和重庆地区城市化发展基本现实,四川和重庆的城市群必须实现一体化发展,构建一个统一的川渝城市群体系,在这个城市群体系有成都和重庆两个中心城市,他们处于川渝城市群体系的中心层;在四川省内部,应当发展南充、绵阳、内江、攀枝花、乐山等几个城市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二级城市,其中,要创造条件,将南充发展成为新的区域集聚与增长极;将其他地级城市定位为城市群体系中的叁级城市;再将县级城市(城镇)定位为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四级城市(镇),这样的城市群体系结构比较符合四川省和重庆区域一体化的城市化发展和现状。而城市主导产业的选择,则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的有关原则、各城市的资源禀赋,以及各城市在川渝城市群体系中的定位来确定主导产业的定位,使区域城市化发展能够持续推进。(4)从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了四川省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与问题,提出了政府在主导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时,必须认清现代工业发展和产业国际分工的基本现实,将工作重心从抓传统的主导产业大型企业发展转移到以产业集群这种有效的模式推动工业化发展思路上来。为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当制定完善的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战略: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应该与城市群空间层次结构相呼应;根据比较优势发展区域产业集群;将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融入城乡统筹规划。本文指出,从产业集群发展的类型上来看,四川不仅要按照集群的思路推动传统的主导产业发展;还应该着力发展产业承接型产业集群,迎接沿海地区和跨国公司的制造业向四川的转移,促进中心城市之外的二级城市和叁级城市制造业分层次的协调发展;也应该发展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集群,以推动四川实现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具体措施上,应尽快从这些方面制定政策,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立专业市场,带动和发展区域产业集群;鼓励移植引进沿海专业企业发展地方产业集群;鼓励和发展民营经济,促进产业集群机制自发形成;积极构建区域创新机制,促进四川特色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5)确立建设用地有效供应机制,调整土地利用战略,是确保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的保证。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在研究四川省土地资源和利用状况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创新观点:为实现区域城市化和产业又快又好地协调发展,必须坚持这些基本原则:发挥建设用地供应的调控作用,稳妥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优先保证基础设施建设用地供应;重点保证基础产业发展用地;以“集群”思想规划各城市和区域工业发展用地。此外,在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方面,应当以中心城市和二级成市以及成渝之间的城市带为建设用地供应的区域重点,确保城市群体系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形成。为了实现城市化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应加强农村土地整理,实现各类建设用地集中、集约和节约利用,是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的根本渠道。在土地利用战略调整上,应注意这样几点:尽快制定与城市化和产业协调发展相适应的农村土地整理政策,完善土地利用转换的各项制度;根据各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层次和水平确定建设用地利用的基本模式;用科学的城乡统筹规划解决建设用地供应来源问题;彻底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增加建设用地的经济供给;完善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建立以行政监督为基础的建设用地流转供应的市场机制。
余慧[6]2012年在《汶川地震灾区历史文化名城灾后价值分析与保护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历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拥有众多国家级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地震使大量历史文化名城遭受严重破坏,近千处文物保护单位、无数的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价值极高的街区遭受灭顶之灾。灾区重建任务已全面完成,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解决,灾区群众生产和生活步入正轨。在此背景下审视灾区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思路,可对今后灾后重建工作提供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本文以地震灾害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综合考虑的思路开展研究,通过分析国内外大灾之后的历史文化恢复理论和实践,以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般理论和方法,针对灾区历史文化名城的震后现状,分析其价值的变化,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的地震影响综合评价模型,明确了评价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法。进而实地考察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都江堰、汶川、什邡、绵竹、北川5个城市,分析其历史文化价值,地震灾损,恢复重建规划和实施,防灾减灾系统,以及景观风貌恢复和保护,应用设计的评价体系,进行灾后历史文化名城价值评价,并对灾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出建议。最后从名城价值、防灾系统的构建、景观风貌的塑造、地震遗址和纪念建筑、政策法规导向等方面,探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可供操作的一般经验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基于以上的综合研究分析,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汶川地震灾区的历史文化名城具有历史价值高、文化遗存丰富、地理区位独特、历史影响深远、地域特征明显等特征。震后,文物点本身的属性发生变化,传统风貌、现状肌理和整体格局的改变导致名城价值受到影响；同时,地震遗址和纪念物等物质载体及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精神等方面的成就也给名城价值增添了新的内容。二、建立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的地震影响综合评价模型,将整个评价体系划分为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地震影响评估、地震景观与社会影响、保护规划和抗震措施4个一级指标,继续分解为13个二级指标,29个叁级指标。通过定量与定性结合的评价方法对历史文化名城价值进行综合评价,再依据分级标准对评价结果进行等级评判。叁、对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五个城市进行考察分析并提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议：1.修复紧邻世界遗产都江堰景区的历史街区建筑,划分有价值的区域为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保护,如幸福路、大观街、书院街、瑞莲街、井福街、蒲阳镇古廊桥地区；增加城市开放空间,分级设置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园、儿童公园、街头绿地等,作为休憩和疏散场地；拆除文物古迹周边的棚户区和工厂区,更新城区老化设施,开展水域综合环境治理,引导商业文化设施集聚中心。2.合理引导、强化汶川历史文化名城意识和保护名城的责任感；扩大现代建筑与文物古迹间缺乏必要的过渡协调地带,如姜维城遗址；挖掘原有的历史文化底蕴,强化禹羌文化特色,并借助震后“汶川”的名气,丰富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3.绵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规划中增加对文物建筑的抗震防震措施；整治民主巷历史文化风貌,开展民主巷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加强新城区与旧城之间必要的过渡和引导,明确风貌控制区和建设协调区,新建筑应体现川西建筑特色。4.提升什邡历史文化特色和品质,整治周家大院街区和罗汉寺街区,进行城区风貌改造,有条件的街区进行保护,如马井正大街、师古回龙街、蓥华红旗街；改善文物古迹用地现状的局促,对慧剑寺和关帝庙周边进行改造,拆除现代化建筑,划定文物保护控制区和协调区；建立立体绿化游憩网络,保护和完善绿化建设,如留春苑公园内以及筏子河两岸,在重要节点建设相应街头绿地和小游园。5.北川是汶川地震灾区唯一异地重建的城市,灾后重建塑造了“北川模式”。通过研究,认为北川申报“灾难型”历史文化名城,其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定位为大禹故里,现代化的羌族文化城,灾后重建模范城市；历史文化保护核心区为曲山原县城遗址、县城南部的任家坪地区以及北部的唐家山堰塞湖堰塞体周边；永昌新城大禹文化轴线街区可列为历史文化街区,市民中心、北川大酒店、羌族博物馆与羌文化研究综合体、抗震纪念馆等可适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四、进一步提出了增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和抗灾防灾能力的建议：对老城区进行功能疏解,调整用地性质和规模,降低老城区密度；防灾避灾和城市历史空间相结合,利用古城水系等要素形成城市公园兼具疏散作用,整治不合理的历史街巷,满足避难所和疏散通道要求；按照城市新抗震设防要求,增加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抗震防震措施；综合解决古城交通的现代化、用地功能的调整、风貌特色的形成等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原真性修复地震中受损的历史古迹和历史街区,保持地域传统特色,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文化遗产在构成城市风貌特色中的积极作用；积极保护地震遗址,利用灾后恢复重建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扩大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范畴,提高历史文化名城的社会影响力。期望本文对汶川地震灾区历史文化名城的进一步保护工作提供科学参考,同时也为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防灾减灾提供借鉴。
孙微[7]2014年在《四川YG机械74公司战略探析》文中研究指明四川YG机械公司(简称YG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和销售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等的机械制造类企业。YG公司成立于1997年,其总部位于中国技术装备制造业的基地——四川省德阳市,是四川省新技术企业之一。目前,企业年生产能力几十万件的汽车零部件出口企业,年产值几千万人民币。近些年来,YG公司有了较快速发展,但随着公司的发展,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笔者是来自YG公司的一名高层管理人员,在西南财经大学度过的两年EMBA学习过程中,让笔者对YG公司的发展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本文是在笔者根据YG公司的发展现状,对公司未来的战略进行分析研究,着眼于促进公司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挖掘公司发展过程中的主要制约条件,并根据公司情况提出适合的解决方案。全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YG公司发展概况。本章首先从宏观角度分析了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情况,随后回顾了YG公司的历史沿革和发展历程,根据公司现阶段的发展状况,阐述了公司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章YG公司战略分析。本章首先对企业战略管理等相关理论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分别对YG公司进行PEST分析、五力分析及公司SWOT分析。通过对公司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明晰公司外部所面临的机遇与威胁,以及公司内部所具备的优势与劣势,为下文中制定公司战略提供了扎实的前提条件。第叁章YG公司战略目标及制定。基于YG公司宏观PEST分析,行业五力分析及SWOT分析,制定YG公司的发展战略。首先确定公司的发展目标,并在发展目标的指导下制定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和竞争战略。第四章YG公司战略实施与控制。本章重点是从公司人力资源、研发组织、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和企业文化等几个方面,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方向及相应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笔者自己的想法,使公司能够在笔者的建议下完善和明确发展战略,制定详实有效的实施机制,并全面落实,逐步成长为一家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工业企业。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中的分析和建议,为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帮助YG公司在制定公司战略及发展方向时更准确地把握自身的有利资源,开展有效的资源整合,同时还能结合公司内外环境的变化并及时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
佚名[8]2013年在《中国版本图书馆月度CIP数据精选》文中研究说明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B哲学、宗教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法律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自然科学总论O数理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Q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科学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航天X环境科学、安全科学Z综合性图书
罗登亮[9]2009年在《汶川地震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法律选择》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背景,针对自然灾害发生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法律选择与制度建构进行研究。因自然灾害毁损的城乡居民住房,其财产所有权属于灾民,重建的主体自是原所有权人,即灾民自己。但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域外国家或地区,政府也要在提供灾后临时住房、住房救助、灾后住房优惠贷款与税收减免、灾后市场监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可见,灾后住房恢复重建涉及特殊时期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定位。灾后恢复重建阶段,既不同于抗震救灾的非常时期,也不同于震前常态社会时期,而是从紧急状态进入常态社会的过渡阶段。本文写作经历了一年多的实地调查,同时对域外住房恢复重建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汶川地震灾后住房恢复重建中出现的许多困境、难题及纠纷,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政府包揽过多；制度供给严重不足,导致市场机制发挥不畅。而破题的关键在于法律选择。灾后恢复重建期间哪些事情应当由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或救助服务,哪些事情应当交由市场去做,由此构成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之边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灾后住房恢复重建应当立足于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但灾后恢复重建并非处于完全的常态状态下,政府对制度供给不足将导致市场机制发挥不畅,因此,政府必须通过法律选择增加制度供给以保证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市场化运行；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法律选择反过来从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灾后恢复重建期间政府与市场的法定边界,有利于推动政府与市场的合理有序分工与合作。灾后住房恢复重建必须首先解决过渡时期的政府与市场边界定位问题,然后进行正确的法律选择,建构妥当的法律制度,才能促进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有序开展。制度建构既包括“纯粹”的公法问题,如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政府救助制度；也包括公法与私法混合、政府与市场合作的住房地震保险制度；还包括因自然灾害对正常民事秩序的冲击而引发的“纯粹”的私法问题,如农房重建信贷融资、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灾后恢复重建等民事问题。所谓“纯粹”的私法问题是在常态社会状态下而言的,但自然灾害对正常民事秩序造成了冲击,本应通过市场方式完成的私法关系出现交易失灵或失败,这时政府需伸出手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如搭建政策性的担保公司、提供灾后贴息贷款、制定区分所有建筑物灾后重建的特别制度等,以此修复市场自身的运行机制。本文包括导论和结语,共分六章：第一章导论是本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及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问题、对象及范围,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文献资料,明确本文的研究进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本文的理论基础部分。运用“政府-市场”分析框架,对常态社会、抗震救灾、灾后恢复重建叁种状态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和比较,以期找出灾后恢复重建阶段的特殊性,探索非常态社会向常态社会的过渡时期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配置的特殊要求,以及根据这一特殊要求法律选择的应对措施。灾后恢复重建中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确定,应通过法律选择来确定两者的边界。即通过法律制度确定政府在灾后恢复重建中的法定职责,除了政府依照法律规定应该做的,其余的都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地方。第叁章是本文的实证调研部分。通过问卷调查、走访、访谈并深入灾区生活等方式,对汶川地震灾后住房恢复重建中政府、市场及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主要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从现实世界中找出“真问题”,为本文的研究找到正确的方向。通过实证分析,灾后住房恢复重建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模糊,制度缺失导致市场机制发挥不畅。第四章是本文的域外经验总结部分。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日本、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法律选择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国的本土性进行契合性和可借鉴性分析。契合性在于市场经济的改革趋向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可借鉴性的落脚点在于法律选择与制度建构。第五章是本文的制度构建部分。根据灾区的实证调查研究,结合域外法律选择与经验教训,运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提出我国灾后住房恢复重建应当重点在灾后住房救助、住房地震保险、农房重建的灾后融资、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灾后恢复重建等四个方面进行法律制度建构。灾后住房救助制度主要明确政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救助责任和法定标准,从政府的角度明确灾后住房恢复重建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住房地震保险制度主要明确政府与市场在巨灾面前的责任分工,并通过政府与市场紧密合作的方式建立由政府财政支持与商业保险公司市场运作、区分基本保险与补充保险并主要针对个人住房及其家庭财产的巨灾保险制度；农房重建的灾后融资制度主要解决灾后农房重建的资金瓶颈问题,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制度,重构我国灾后农房贷款担保公司的法律运作机制,完善社会资金参与灾后农房重建的制度规范；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灾后恢复重建制度需要完善维修、重建的一般规则,对不参与维修、重建的“少数人”的权利与义务作出制度安排,制定关于灾后特殊规则,以促进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市场交易正常运转。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部分。在私人物品的供给上,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市场的力量是无穷的。汶川地震灾后住房恢复重建中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制度供给不足的两大根本问题,都需要用法律选择来化解。而法律选择的落脚点就在于妥当的法律制度建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实证研究。笔者深入灾区进行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实证资料,在社会实践中发现“真问题”——灾后住房恢复重建所有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制度供给不足导致市场机制发挥不畅,并以此为基点探寻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和制度方案。第二,本文理论探讨与制度供给的着力点在“灾后恢复重建阶段”,而这一阶段恰好是现有研究所忽略的。住房本是私人物品,在灾前常态社会下是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由私法规范调整；而在灾害发生后的紧急状态下则由政府替代市场提供紧急安置,主要由公法规范调整。但是,灾后的住房恢复重建具有特殊性,基于灾民生存权保障的人权要求,需要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与合作,需要公法与私法规范共同调整。第叁,针对问题构架了四个方面的法律制度供给。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建构单独而言,研究者甚多,但立足自然灾害后政府与市场关系,并作为一个制度组合解决我国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法律选择问题,却是一种创新。
参考文献：
[1]. 四川省德阳市华夏建筑发展公司战略管理研究[D]. 刘昌明. 四川大学. 2004
[2]. 汉画西王母图像研究[D]. 毛娜. 郑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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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汶川地震灾区历史文化名城灾后价值分析与保护研究[D]. 余慧. 西南交通大学. 2012
[7]. 四川YG机械74公司战略探析[D]. 孙微. 西南财经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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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汶川地震灾后住房恢复重建的法律选择[D]. 罗登亮.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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