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世红[1]2004年在《企业人力资本的吸纳与激活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当今世界，企业之间的竞争，根本上讲是人的竞争。但是，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存在人员总量过剩，沉积了大量冗员，企业机制不活，效率较低。与此同时，大量优秀人才不断流失，成为企业沉重的负担。针对这种现状，本文将企业优秀人才的吸纳与激励及冗员的盘活问题同步研究，具有其现实意义。企业冗员盘活不了，形不成良好机制，也就无法吸引和保持住优秀人才。本文首先对人员激励相关理论进行了简要综述，主要有人性的四种假设、需求层次理论等激励理论、信息非对称与经济激励、产权激励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等内容。然后，就企业高存量人力资本的涵义进行了分析，人力资本的专业方向性决定人力资本的存量高低。从资源、能力、学习角度分析了高存量人力资本在企业战略中的地位，高存量人力资本具有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替代性特征而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做好高存量人力资本的需求规划是吸纳工作的前提，在吸引人才过程中，招聘的细节往往容易被人忽视却又非常重要，良好的人事政策是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为了保持住人才，并且让其在满足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都是最大化的条件下，作出更大的业绩，激励相容原则是经济激励的重要原则，在物质激励发挥作用的同时，艺术地使用非物质激励手段可以起到更好的激励效果。所有激励应该考虑个体的差异化，物质激励中股权长期激励方式是人们广泛关注的激励方式，需要不断总结和实践，让其更好地发挥激励作用。第叁，对企业冗员现状进行了分析，对形成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其中员工进入企业时的数量和质量控制不当以及没有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是冗员形成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盘活冗员的意义，提出了盘活冗员的对策，重点是把好入口关，并对员工实行动态管理，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最后对W企业的人力资本管理进行了分析，并就改善人力资本管理制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韦吉飞[2]2010年在《新形势下农民创业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业活动是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不断发展的根基,创新和创业精神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与发展的灵魂;同时,创业已成为促进充分就业最积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目前世界各国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鼓励和支持本国的创业活动。国内外的实践无不表明:创业在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和财富价值的创造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就农村而言,新形势下农民创业对推动和加速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解决农民就业难问题、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等方面起着拨动“关捩”的作用。本文采用调查资料、现有统计数据与逻辑推理、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分析农民创业现状及基本特征、农民创业行为发生机制与规律;然后从微观层面考察农民创业的效率,探究农民创业的收入、就业等效应;从宏观上分析农民创业对农村经济增长、转型的推动作用;并提出农民创业行为痕迹信息挖据与利用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民创业的支持路径与政策。最后,提出促进农民创业活动与构建农村创业型经济的对策与建议。分析农民创业形式的流变并概括农民创业的特征与规律后,得出以下判断:首先,家庭副业、专业户及重点户、专业村等形式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农民创业的特殊形式,乡镇企业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集体创业形式拉开了农民创业浪潮,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是新时期农民创业的主要形式。其次,创业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6年,年龄段以30-40岁居多,收入呈多元化且货币化水平高,与未创业家庭相比,创业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创业家庭除食品外的各项消费倾向都较大,其居前叁位的是居住、交通通讯及教育,分别为0.212、0.176和0.141,这在自价格弹性与支出弹性等表现出相似性,创业家庭的互价格弹性比未创业家庭的互价格弹性小;再次,在现阶段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创业将以承接城市产业转移为主流,逐渐形成集成化与集约化,农民创业将以现代农业园区、现代种养小区、一村一品等为主要发展趋势。基于农民创业规模小、层次低、区域发展不平衡及农民创业者总体素质较低等基本现状的认识,论文运用二元离散Probit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分别分析农民创业认知和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青年农民与中老年农民创业认知的影响因素不同,中老年农民创业认知受到地理及地形的影响较为普遍,年龄对中老年农民创业的影响较青年农民而言也表现更为突出;而在性别上,青年农民受其影响较强,另外,家庭收入水平对青年农民的创业认知影响也很突出;人力资本、培训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尤为显着,特别是职业培训,经济资本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不如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显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民创业风险承受能力,结果表明:农民的“心理特质”、风险心理、风险倾向和风险感知几个因子中,农民的心理特质对其创业风险承受能力的影响最大,为0.829,排第二位的风险倾向为0.811。在考虑到农民个人特征之后,发现农民的创业风险承受能力与年龄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即中年人风险承受能力比起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要高;在收入上,收入越高的农民风险承受能力越强;从受教育程度上看,与人们预期不同的是,农民风险承受能力与其受教育程度存在一定的反向关系,而不同性别的农民在创业风险承受能力上没有显着差异。论文还运用相关软件探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或迁移的影响、农民创业所形成的就业效应、农民创业对农村贫困与不平等的作用以及对农民收入的拉动作用等,得出以下的基本判断与结论:一是农民创业的就业效应总体上呈下降之势,相对于产出就业弹性系数,资本对就业的吸纳弹性系数要小;与农民的集体创业比较而言,个体创业、私营企业的就业弹性相对大;在不同产业上,第叁产业的弹性要大于第二、一产业。二是农民创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着的影响作用,第一产业创业对迁出省农民转移具有正向作用,而对迁入省农民转移作用不显着;第二、叁产业创业对迁出省农民转移产生了负向影响,但增强了迁入省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叁是农民创业一方面促进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降低农村贫困化程度,但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农村收入不平等状况。四从总体上看,农民创业对农村收入具有持久正向拉动作用,东部的拉动作用大于西部,但这种拉动效应正呈减弱之势。五是在创业效率上,30-40岁年龄段的农民创业效率最高,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创业效率越高,非农行业创业效率高于农业行业。通过分析还发现,农民创业还存在较大的提高收入的潜在空间。此外,论文还分析农民创业对农村经济结构变迁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得出如下观点和结论:一是我国农民的创业活动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不协调,近些年来农村农民创业人才的耦合值一直为负值,耦合离差值都较高,最大的2003年为-17.20%,2004年为-11.13%,2007年仍接近-5%。显示了农村创业人才长期处于短缺状态,农村创业型农民不能满足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二是总体而言,第一产业比重随着农村非农活动、农民创业行为的增加而降低,相反,第二、叁产业与两者有正向关系。叁是农村不同的农民创业形式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同,其中私营企业投资者对农村经济拉动作用明显,而个体创业者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甚至为负值,反映出了我国农村创业环境的基本现状;由农民创业及农村非农活动推动而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分工分业对农村经济增长年贡献率为20%左右。基于现有的农民创业问题的研究文献,探讨了农民创业行为痕迹信息的挖掘与利用的概念与内涵。形成以下的观点:一是农民创业痕迹信息的挖掘不仅有利于政府全面掌握农民创业情况,而且对深化农民创业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具有深远意义;二是为更好促进农民创业,须转变当前农民创业行为痕迹信息挖掘与利用零散的现状,推广到创业前、创业中及创业后等,形成全方位的系统体系。本文认为,这个系统性工作应由政府主导进行,保证客观、公正、全面及有效。最后,从构建农村创业人力资本团队、建设农民创业信息与科技服务平台等四个方面探索支持农民创业的路径;从物质投资政策、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及产业发展政策等几方面就新时期面向农民创业的政策体系作分析。综合研究结果,论文认为农民创业对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转型、促进农村经济结构转变、拉动农民收入与农村劳动力就业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作用,但由于制度组织、市场环境、农民个体特征、农村经济环境现状等因素,不同农民创业形式对上述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差异性,不同农民的创业效率、创业认知与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同。基于这些研究,论文从4大方面就支持和鼓励农民创业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措施,着重强调了农村人力资本创业团队构建、农村创业平台体系及农村承接产业转移中二次创业与创业升级等方面对农民创业的支持作用。
邓捷[3]2014年在《城市竞争力与大学生就业的关联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国内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们发现在城市化的中国和世界里,技术的进步、人类的发展、资源的稀缺使城市社会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冲突。城市要想在新一轮竞争中角逐,必须有充足的人力资本,高校毕业生是可以补充这一资源的新鲜血液。大学生就业是一个老问题,但是从城市竞争力的角度进行考察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相关性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由于城市竞争力是一个较大的课题,本文主要选取长叁角五个城市的相关数据从实证的角度进行分析。本文首先总结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特别是对国内外城市竞争力和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整理,主要是把握城市竞争力中的产业竞争力与大学生就业之间的相关性这一研究脉络,做到有的放矢。针对长叁角五城市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的回归分析,分析一二叁产业对就业的贡献率,再进一步细化,以杭州为例,分析不同行业以及企业景气指数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最后,本文在综合分析这五个城市相关就业政策的基础上,根据实证结果,得出一些结论。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本文结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理论作为研究城市竞争力与大学生就业相关性的理论基础。第二,本文以长叁角为例,将研究尺度缩小到市域范围,具体到各行业及企业,更加细致、具体的反映了城市竞争力中的关键要素产业竞争与大学生就业的关系,还从整体上分析了长叁角的就业政策,并得出了相应结论。
张复明[4]2007年在《资源型经济：理论解释、内在机制与应用研究》文中提出资源型经济是以资源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经济。它之所以成为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热点话题，是与资源型经济的病态特征相联系的。资源型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将会诱导国家或区域经济的迅速繁荣，资源价格的异常变动则会导致国家或区域贸易条件的恶化和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资源型产业的过度繁荣，还会造成工业化的逆转和经济社会发展质态的退化。世界经济发展表明，资源非但没有成为工业化的“福音”，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诅咒”。众多资源丰腴的国家和区域曾经或正在滑入资源优势陷阱，遭受着“资源诅咒”折磨。构建资源型经济的理论解释框架，探究资源型经济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机制，研究资源型经济规避转型的模式和策略，实现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已经迫在眉睫。一资源型经济主要是指以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以及铁、铜等矿产资源开发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资源型经济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常态的发展过程，即工业化发展的某个演进阶段，也可能是病态的资源型经济现象的产生过程。这个病态是指经济体内所出现的大范围、广领域、深层次的贸易条件恶化、反工业化、产业失调、资源财富分配严重不公及财富管理失控及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资源丰腴国家和地区普遍出现的“荷兰病”症状便是明证。资源型经济现象的出现，从根本上看就是资源产权及交易制度、资源开发制度、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和人力资源开发制度的严重缺失，使资源成为经济活动的主宰性力量，恶化了贸易条件和产业发展生态，扭曲了经济要素的流动方向与配置方式。资源型经济现象的本质可归结为两点：依附性和边缘化。依附性是指区域经济活动过多地依附于资源禀赋优势及资源开发活动，边缘性是指区域经济开发过分地拘泥于垂直分工体系，呈现出边缘化的发展趋势。资源型经济现象，是一种因资源繁荣(booming)所带来的病态问题，是可以通过某种适当制度安排和政策、管理手段加以规避的。资源型经济现象的规避就是对资源开发所带来的风险、后果和病态的一种防范、规让和躲闪的过程。矿业资源是可耗竭资源，矿业部门是不可持续产业，资源型经济体的产业分工和国际分工是历史性的，所以说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发展是必然的。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就是从资源开发—资源繁荣—资源收益的路径依赖中解脱出来，走向更加依靠管理、技术、知识和智力的高层次经济形态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资源型经济的规避和转型，是常态递进和病态诊治双轨并行的过程。它既是经济形态的发展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递进；也是病态资源型经济现象的矫正和纠偏过程。二资源型经济是资源丰腴国家或地区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阶段性状态或发展型式。在工业化发展的视野下，可以对资源型经济的形成与转型进行一个简单的数理解析，即W_i=f(I，M，S_e，I_t，O)，{W_i|W_i∈(L，G，K，T，B，Q，S，C)}。假设，在某个时点导入资源繁荣因素，{R|R∈(Q，P，B，M)，则有W_i=f(I，M，S_E，I_t，O)∧R，求全微分得，dW_i=((?)W_i/(?)I)dI+((?)W_i/(?)M)dM+((?)W_i/(?)S_e)dS_e+((?)W_i/(?)I_t)dI_t+((?)W_i/(?)O)dO+((?)W_i/(?)R)dR。如dW_i＞0则表示工业化正常进行，如dW_i＜0则表示工业化出现逆转或阻断。资源型经济的形成是有着其内在机制的。资源的突然发现或者世界资源价格的上涨、以及资源需求的增加，将会共同刺激资源的开发活动，导致生产要素向资源部门的持续流入，促进资源开采与加工规模的扩大，引起资源部门的收益增加，进而出现资源部门在短时期内的迅速繁荣，其逻辑变化关系为：P↑(P_1→P_2)→π↑，R↑(R_1→R_2)，W↑(W_1→W_2)，r↑(r_1→r_2)→L↑，K↑→资源部门的繁荣，这便是资源部门的繁荣机制。资源部门的繁荣，会刺激一般要素和特殊要素的需求，引发生产要素比价和产品服务价格的上升，导致进口增加，汇率上升，恶化贸易条件和产业生态，产生资源流动效应、资源繁荣的支出效应和要素的挤出效应，降低制造业和其他可贸易产业的竞争力，出现反工业化现象，这就是资源繁荣的影响机制。资源部门对要素的粘滞作用，资源及相关部门在资本可进入性和短期赢利性方面的先天优势，增强了资源部门对经济要素的特殊吸纳效应，形成资源部门及其相关的产业家族的正反馈循环发展；资源部门高沉淀成本的存在，以及资源繁荣对区域功能、产业功能及核心企业功能的长期锁定，形成资源繁荣的的锁定效应，这就是资源型经济的自强机制。资源型经济的成功规避是在其内在机制的规范约束作用下实现的。一是根据The Hotelling Role，建立资源持续利用的代际公平机制与资源开发外部不经济的内在化机制，切实规范资源开发行为：二是调控资源开采数量与资源产品价格，合理分配自然资源收益。其逻辑变化关系是：资源跨期配置、社会配置最优→资源开采适度((?)_(资源)(?)_(临界)→收益增长适度((?)_(资源)(?)_(临界))，收益分配合理→L、K在部门间适度流动→收益转化为物资资本。同时，推进资源产权、资源开发、资源劳务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建立资源繁荣的约束机制、资源利益的社会化分享机制、资源风险的分散化机制，实现资源繁荣的合理调控；叁是根据The Hartwick Role，在保持总财富不减少的前提下，促进资源财富向物质资本的转化，促进资本形态的递进，将资源租金收益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工业化资本，建立工业化资本形成与资本形态的递进机制。资源型经济的转型机制包括五个方面。贸易条件恶化的遏止机制，其逻辑变化关系是：对于资源部门而言，提高门槛、增加税收、工资适度→Q_(资源)↓，W_(资源)↓→L_(资源)↓，K_(资源)↓→资源部门的繁荣得到控制；对于制造业部门而言，价格补贴、投资补贴、工资补贴→π_(制造业)↑，W_(制造业)↑→L_(制造业)，K_(制造业)↑→制造业部门得到发展。资源财富管理的透明度和公正化机制，是指资源生产和收益使用帐户的公开化，资源生产和收益使用帐户的公众监督；防治寻租活动，惩治腐败行为，建立资源财富的管理机制和资源产权制度。资源财富的投资纠偏机制，是指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改善投资结构和方式，有效积累非自然资源财富，提高投资的效率及财富的积累速度，形成较强的资本积累能力与产出能力。学习过程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机制，是指引入创新这一新变量，打破原有的资源内部自循环机制，将资源型地区从资源依赖型推向技术驱动型、自主创新型的发展轨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机制，是指从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分工与专业化、交易费用和技术进步入手，推进产业结构多元化、合理化和高级化。从较大程度上讲，中国资源型区域的转型发展就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发展。资源型区域需要改进区域资源-要素结构，形成以区域创新和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要素密集度升级递进机制，推动优势的延续、组合、升级、替代、深化和递进，建立和实施竞争优势的生成模式。同时，建立“产业序动升级”模式和多元迭合发展模式，建立包括产业的改造、延伸、救助、替代和置换在内的产业结构代谢机制，建立由资源企业转型分类导引策略、设立资源型企业进入门槛、“异类”企业催育和成长、优势企业规模扩张组成的企业转型嬗变模式。山西是国内最为典型的资源型区域之一。资源部门持续扩张、主导区域经济发展；产业升级转换不力、整体结构效益不佳；资源财富流失严重、外部性问题突出；科技创新机制不健全、内生发展能力不足：生产要素比价上升、区域贸易条件受损；受制于煤焦产业波动、区域经济波动强度较大是当前资源型经济的主要症状和突出问题。为此，应当采取资源优势拓展策略、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策略、区域内生发展策略、营商环境优化策略、生态重建和绿色开发策略和空间有序开发策略，改革资源产权制度，完善资源环境补偿制度，健全资源财富管理制度，建立资源收益分配制度，实行产业援助政策，设立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基金，强化内生发展能力，建立创新发展机制，同时抓住实施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试点的良好机遇，积极争取中央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从而实现从资源倚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经济的转型跨越。论文运用经济理论和战略管理学的分析工具，采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系统研究与区域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初步构建了资源型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体系，对“资源型经济”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新的阐述，提出了资源型经济问题的数理解析模式，揭示了资源型经济从形成、到规避和转型的内在机制，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探索是对发展经济学的深化和发展。论文探讨了中国资源型区域产业转型模式，剖析了山西资源型经济的主要症状，研究了转型发展的基本策略，提出了转型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意见，这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意见，也为区域经济研究提供了具有学术价值的案例。
王建功[5]2010年在《中国工业化的咽喉之道》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通过对中国农民的认知,将农民转型与工业化的关系高度联系起来,探索中国农民转型的产业、技术以及制度基础。工业化过程就是农民的转型过程,即由分散落后排斥协作的小生产者被大工业改造为在分工精细而又协调水平很高的工业生产中的经营者和生产者,一旦这一转化过程在深度和广度上“洗礼”了农民的旧俗,传统农民就转化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人。农民转型是工业化的咽喉之道。当前,半转型的农民工已经在制约工业化的前行。农民的半转型和土地制度约束下农业组织的小农化,使得第一产业依然占有40%的劳动力,但是却出现了劳动力转移的停滞和摇摆。要释放更多劳动力,必须实现农民的彻底转型。占到全部人口近7成的9亿农民,一方面是工业化的瓶颈,另一方面,也是工业化进一步扩展的广阔天地。农民呼应工业化的能力、创造力和人力财富的积累,就成为衡量工业化成就的标杆。在此意义上,农民转型是破解工业化瓶颈和实现产业升级的必经之路。农民转型理论的构建和展开,是尝试在诸多关于工业化和发展问题的理论体系中,针对中国工业化面临的迫切问题,进行理论探索,以期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它的研究基于叁大密切相关的理论：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其二是资本理论,包括人力资本理论；其叁,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方法上,本文搜集农民包括农民工的相关数据和信息,并对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分析。有些数据进行了实地调查,做了村庄调研。为了刻画农民转型的进程并进行区域间比较,本文构建农民转型指数,并基于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本文基于对农民转型叁大维度：人力资本水平、分工水平、非农化集聚程度叁者的解析,从叁个层面即产业的牵引、城镇化的吸纳、农业对劳动力释放的角度对农民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结合中国工业化的实践,分析影响农民转型的叁大悖论：即就业优先目标与产业升级路径的排斥劳动、城镇化吸纳农村劳动力同时存在的驱赶效应、土地制度的刚性和农民转移的流动性。它形成工业化升级与农民转型要求之间的矛盾体,制约了农民转型,同时,也是农民转型的突破口。这一矛盾源自一系列制度所形成的垄断。化解了这一矛盾,促进竞争,破除垄断,工业化升级,农民顺利转型。这是全文的逻辑主线。为了化解农民转型的困境,寻求实现农民转型的路径,本文对农民转型的产业技术基础进行较为详细的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提出以农民转型作为城镇化的主题；探讨农民转型与农业生产、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关系,其核心是配合劳动力流动,促进土地流转,改进农业生产组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农民转型与工业化相为镜鉴,是回到人本身看经济发展。农民具有在市场经济中自生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和需要,激发9亿农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是中国工业化的内在要求。农民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转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其核心是劳动生产力。在工业化的历史过程中,由于资本等要素更加稀缺,劳动力的地位往往受到忽视。但是进入20世纪后期,工业化开始进入人力资本时代,“以人为本”不再只是虚言,而是奠定经济内生增长的坚实基础。实现农民转型,需要充分借助工业化的力量,并逐渐营造完善的市场和制度环境。农民转型不仅仅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农民处境,更为重要的是实现工业化向着更广泛深入的领域展开,完成工业化改变我国二元经济和社会面貌的历史使命。
朋文欢[6]2018年在《农民合作社减贫：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贫困是与人类发展相生相伴的经济社会现象,减贫是任何政府和社会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在改革开放近40年间,中国农村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减贫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就目前的情形看,中国农村减贫依然面临着贫困人口基数大、扶贫对象贫困程度深、减贫任务时间紧,脱贫目标标准高等更为复杂的形势。从根本上说,要彻底解决中国农村贫困不仅有赖于外部力量的介入,更需注重内生动力的培育,需要源自农村乡土的新动能。农民合作社源于乡土,内嵌在农村社区,与农户有着天然的交织。在精准识别贫困户、衔接贫困户与外部资源、支撑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提升贫困户可行能力等发面,农民合作社发挥着无可取代的作用。并且,作为农村“弱者的联合”,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性,以农民合作社为主流形式的农村合作组织为中国农村减贫事业提供了极为可取的发展路径。然而,现实的窘境是贫困地区特殊的物质、文化与制度环境使得农民合作社的供给长期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相比非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偏低,农民合作社减贫的组织基础相对薄弱。更甚者,当前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普遍偏离了“经典型”合作制度的实践形态,合作社“假、空、死”等异化现象十分突出。也由此,合作社的减贫功能引发社会各界的质疑,依托农民合作社实现中国农村减贫目标的政策路径的可行性仍然有待论证。本文基于合作社普遍异化的客观事实,沿着农民合作社减贫的“组织基础——成员基础——机制——效应”的分析思路,重点回答了农民合作社如何形成;合作社是否排斥贫困户;异化的合作社如何减贫以及目前合作社能否减贫增收等问题。实证与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1)“农村能人”变量显着正向影响农民合作社的数量,农村能人的迅速崛起并积极投身于合作社事业,是中国农民合作社呈“井喷之势”的重要基础。贫困地区农民组织化程度偏低很大程度上源于农村精英资源的相对稀缺。另外,农民合作社由农村能人领办组建,由此导致的成员结构异质性是合作社异化的重要原因。当前农民合作社异化有其内在合理性,并且,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农民合作社异化难以得到实质性改变。(2)在合作社普遍异化的背景下,农户能否入社是农户自身与合作社共同决策的结果。然而,二者在决策过程中关注的焦点迥异,前者希望通过入社来改善自身的贫困弱势,节约交易费用并规避经营风险,因此,有专用性投资的、贫困建档立卡户入社更积极;后者对贫困户并未表现出格外青睐,经营规模大、进行专用性投资,以非粮作物经营为主的农户才是其重点吸纳对象。贫困农户由于经营规模小,专用性投资缺乏,并以粮食经营为主,往往遭致合作社的排斥。(3)异化的合作社同样具备减贫功能。然而,区别于经典合作社表现出的成员通过互助达到自助的减贫,异化合作社的减贫机制是合作社客观减贫机制与主观减贫机制的综合体现,其中,前者是合作社在追求组织绩效过程中通过带动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激活土地资源的价值等方式让贫困者间接受益;后者是合作社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意帮扶贫困人口。当然,异化的合作社并不天然具备主观减贫机制,提升组织负责人的个人声誉,获得政府的合法性资源是组织发挥主观减贫机制的主要动机。(4)尽管农民合作社异化现象突出,但合作社仍能缓解社员贫困。然而,合作社的增收效应随农户收入的提高而愈加明显。全国村级样本也显示,村集体组建成立合作社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但增收幅度较小,合作社覆盖农户比重每提高1%,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将提高0.5%。并且,农民合作社对贫困户的排斥抑制了合作社减贫效应的发挥。根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正视农民合作社异化的时代背景和内在逻辑。为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的减贫作用,贫困地区应适当地提高政府的引导与扶持力度,通过引入外部“能人”来弥补本地能人资源的相对匮乏。强化合作社的能力建设,保证合作社客观减贫机制的充分发挥。通过制度设计与优化,提高对合作社扶持的精准度,诱导合作社吸纳贫困农户,并激发合作社的主观减贫倾向。本文摒弃了以经典合作社为研究蓝本的做法,基于合作社普遍异化的客观事实,深入考察了农民合作社减贫的规律性与内在机制,其研究结论对指导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减贫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本文的研究结论还丰富了合作社减贫的理论内涵。相比于已有的研究,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研究视角的拓展。本文从农户入社需求和合作社吸纳意愿的双重视角揭示农户入社的行为机理弥补了已有研究从单一的农户视角进行解读的缺陷;本文补充采用全国村级样本综合考虑合作社对社员农户的直接效应与对非社员农户的外部溢出,避免了既有成果仅考虑前者而造成对合作社减贫增收效应的低估;(2)研究方法的改进。本文基于农户调研数据间接推断合作社吸纳意愿的做法将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方法论借鉴;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替代单变量Probit模型,更益于揭示农户入社行为的背后逻辑;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评估合作社的增收效应,为我们理解合作社的益贫性提供了充分的实证证据。
武甲斐[7]2017年在《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新时期下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农业的功能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农业对于国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产业部门,有着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和关键性的战术功能。当前,是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度的关键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整合,以及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的增强和国内外农产品市场融合进程的加速,我国农业发展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已不可调和,必须利用技术进步、制度创新行变革、选择一条可以有效消除资源条件制约的发展途径,这就需要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具体化。山西省地处黄河流域,有着悠久深厚的农耕文化底蕴,作为“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引领了农业的创新与发展,使山西省成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的旗帜和典范。当前条件下,诊断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明确山西省农业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对于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对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包括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场域分析、对策建议四个主要组成部分,根据生产方式理论和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确立了以农业区位条件为基础、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和农业管理方式为主要脉络,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经营效益、农业协调发展能力为主要衡量依据,即期场域研究为微观验证的基本研究思路,分析论证了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要素禀赋、发展特征、存在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发展动力,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方向、目标与路径选择。具体结论如下:(一)本文运用超效率DEA与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山西省农业的生产效率,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和网络平台调查法对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进行了特征性分析,运用区域农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评价了山西省农业的协调发展能力,综合山西省农业生产效率特征、山西省农业经营效益特征和山西省农业协调发展能力特征得出,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发展极不协调,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在减弱,对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和农业扶持政策的依赖在增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规模偏小,盈利能力普遍较低,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较弱,农业生产的资源、环境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农业纯技术效率水平低,农业要素规模效率支撑了山西省农业的粗放式发展,2009年山西省农村居民家庭增收的主要渠道由经营性收入开始向工资性收入转变,2014年山西省农业资源-环境系统承载力达到极限,2015年成为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起点。(二)通过场域的案例剖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主要制约因素包含叁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中的资源利用问题;二是农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本问题;叁是农业管理中的财政支农问题;依据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特征的实证分析,总结归纳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动力因素,其中山西省经济深陷“资源型陷阱”,传统资源型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到尽头,全省上下认识到了产业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坚定了经济转型、可持续发展的信念,成为了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最为重要的外部动力;由于山西省农业发展方式的发展现状背离了农业生产主体、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管理主体的根本目标,因而产生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内生动力,包含叁个方面:一是山西省农业生产方式追求效率提升的动力;二是山西省农业经营方式追求效益提升的动力;叁是山西省农业管理方式追求产业协调发展的动力。(叁)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目标是到2020年形成具有山西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具体包含以下叁大特征:第一是生产集约型农业,农业生产效率高,11个地市农业生产的超效率DEA值大于1,农业生产的纯技术效率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是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农业经营效益好,农村居民家庭自主经营、创造效益的能力较强,经营性收入与工资性收入基本持平,农业经营主体的具备较强市场竞争力,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叁是环境友好型农业,农业产业实现协调发展,农业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与农业人口系统、农业经济系统和农业社会系统形成良好互动,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村家庭劳动力占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根据山西省的区位条件以及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经营方式、农业管理方式发展的轨迹,山西省农业应该将“莱茵+生态+智慧”模式作为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路径选择,即从农业发展形态上以发展中小农场为主,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选择生态智慧发展路径,借助旅游、休闲、养老、养生、景观这些农业资源业态,突破农业产业经营效益的局限性,发挥农业多功能性拓宽农业的增收渠道,利用互联网对传统产业链条的整合,将本地化农业进行特色化、共享化、一体化发展。具体包括以下八个方面:一是发展“功能农业”,构建概念增长极;二是推进玉米去库存,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叁是利用“互联网+”发展订单农业和社群农业,四是增强果蔬品牌实力,推动杂粮、畜牧品牌建设;五是发挥家庭农场功能,推广人才带动型模式;六是打通“两点一廊道”,打造农业优势集聚区;七是成立农业信用公司,激活社会资金;八是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再造一元农业管理生态。
朱琳[8]2017年在《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与经济发展紧密相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首次阐释了经济转型阶段的动力、机制和转型过程。国内研究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的相关文献,得出基本一致的结论:我国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两者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但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依然存在显着的偏差,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我国主要依靠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导致产业结构失衡、部分产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导致我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同时并存,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矛盾不断显性化。这些问题将羁绊我国“十叁五”时期及未来更长时期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就业结构的滞后日益成为产业结构进一步向高级化发展演变的羁绊。及时总结转型时期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历程,从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两方面系统探讨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协调关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一步探究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对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共同富裕等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要素偏向性理论等,紧密围绕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这一主题,综合运用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研究方法,首先对国内外现有文献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简要评述,继而在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详尽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演变的协调关系及影响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最后得出本文结论、政策建议及研究展望。本文围绕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这一主题进行较为系统地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及结论如下: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理论基础本文紧密围绕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业弹性、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偏离度、第叁产业发展及影响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这些研究主题,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概括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现有主要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工具,并对现有研究进行简要评述;同时本文基于实际研究需要,对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进步要素偏向性理论等进行简要介绍。传统刘易斯理论从城乡二元结构的角度分析转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问题,其中的结论之一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但是该理论并没有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情况下的转移速度问题,对解释我国转型时期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就业结构变动之间的显着差异及波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在劳动力存在异质性、资本不断深化导致技术进步呈现资本偏向性的实际情形下,进一步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后面的研究奠定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二、全面系统总结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历程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叁次产业划分口径的不同,分阶段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发展演变历程,为较为全面地把握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演变历程和发展现状,本文不仅进一步研究了叁次产业内部各行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动态调整,而且从不同维度进行国际比较。通过分析发现,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城市经济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主导地位,这决定了城市经济发展吸纳就业的能力比较薄弱,就业结构的转变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动。无论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就业结构都滞后于产业结构,第叁产业就业比重与产值比重之间的偏离尤为显着。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的互动关系在理论层面分析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借助结构变动Moore值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动态演变历程,利用HP滤波法对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成分进行因素分解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趋势成分与就业结构变动的长期趋势成分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说明转型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就业结构变动是相互影响的,但产业结构变动的长期趋势成分与就业结构变动的长期趋势成分整体上是呈反方向的,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由于初始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存在较大偏差,两者变动长期趋势成分呈现的不一致性会在某种程度上减缓初始时期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较大的结构性偏差,有利于改善我国就业结构相对于产业结构的滞后性。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的协调关系通过构建劳动力需求模型,分析产业结构演变的就业效应。从叁次产业及叁次产业内部行业的就业弹性、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劳动力资源在叁次产业之间的错配程度叁个维度分析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演变的协调关系。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市场发育程度不同、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等原因,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最小,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最大。在测度劳动力资源在叁次产业之间的错配程度时,可以比较劳动力同质性和劳动力存在异质性两种情形下全国和区域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当考虑到劳动力存在人力资本差异的情形时,全国和区域整体的及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都有所下降,但非农产业之间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却有所上升。为了解决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可能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对于城市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间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问题,需要调整好两类产业之间的比例,确保全社会劳动力和资本尽可能被充分利用。另一方面鉴于我国改革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理论和经验都有了相当积累。所以未来改革应尽量加强事先的理论研究与设计,减少不必要的探索和反复。五、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借助已有研究成果,测度样本期间衡量我国和各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程度的泰尔指数,结果发现在样本期间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呈现波动起伏的变化,各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程度也存在显着的差异,东部、中部、西部叁大区域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改善,与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在叁大区域的区别是类似的。结合我国具体国情,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影响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测算出各省的技术进步在样本期间大多呈现资本偏向性。其次利用1993—2010年我国29个省份(西藏除外、重庆并入四川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需求结构(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城市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性、人口迁移制度壁垒对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消费率、对外开放程度、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投资率的提升、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人口迁移制度壁垒的存在均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实证分析与理论分析相符。六、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为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本文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从推进城市化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发展、选择适宜的技术进步方向、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创新点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第一,全面梳理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演变现状,并从不同维度进行国际比较。选择的参照系既包含典型发达国家,也包括新兴发展体和具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本文不仅分析了叁次产业整体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而且分析了叁次产业内部行业的产值结构和就业份额变动。第二,从就业弹性、就业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偏离度、叁次产业间劳动力资源的错配程度多个维度分析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在分析劳动力资源在叁次产业间的错配时,不仅分析了劳动力资源在叁次产业间的错配程度,而且分析了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为代表的包含劳动者人力资本因素的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并进行了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对比分析,有助于理解就业质量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协调关系,也为全文的分析拓宽了思路。第叁,将劳动力异质性和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引入刘易斯模型进行理论分析,并测算出各省的技术进步要素偏向性指数,纳入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王朝明[9]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指出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
徐芳汇[10]2015年在《新疆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新疆的就业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很多学者也针对新疆的就业问题做过很多的研究,可就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再加上新疆现在处于经济体制加剧变革、社会结构不断变动的关键时刻,劳动力市场存在较多的劳动力但参与劳动的人员较少,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存在过剩的劳动力,这样带来的就业压力更大,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情况日益突出,甚至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本文主要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新疆投入产出表及新疆各年的统计年鉴的数据,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分析理论,运用投入产出主要系数感应力系数、影响力系数、前后向关联系数、综合就业系数、变异系数等重要指标,再结合新疆的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动发展趋势分析,识别出新疆吸纳就业能力较强的行业,在新疆未来经济发展中重点发展被识别出的行业对有效解决就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之后又构建了(SDA)结构分解技术模型,对影响就业水平变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投资消费这四个因素对就业人数增加时起着拉动作用,而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投入系数大体上对就业具有阻碍作用。对新疆就业问题的原因分析中发现,与经济较发达省份对比,发现新疆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均落后于其他经济较发达省份,且新疆的劳动力受教育结构不合理。进一步分析中又发现真正影响新疆就业的原因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与劳动力供过于求且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章最后结合文中所分析出的重要原因,给出了相应的就业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的主要方法:首先,分析了新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现状,运用结构偏离度系数、就业弹性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重要指标分析出了新疆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低。其次,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分析法,在列昂惕夫逆矩阵基础上,引入劳动力投入系数,构建就业乘数矩阵,通过该矩阵测算分析和统计,得到各行业的直接和综合就业效应。然后,将投入产出技术分析法与(SDA)模型相结合,测算出就业水平随着各因素在不同时期因结构变化而产生的影响程度,探讨真正影响就业结构的原因,最后,用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影响就业水平的经济指标量化进行检验,发现与前文的原因分析一致。
参考文献：
[1]. 企业人力资本的吸纳与激活问题研究[D]. 邹世红. 重庆大学. 2004
[2]. 新形势下农民创业问题研究[D]. 韦吉飞.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
[3]. 城市竞争力与大学生就业的关联性研究[D]. 邓捷. 浙江师范大学. 2014
[4]. 资源型经济：理论解释、内在机制与应用研究[D]. 张复明. 山西大学. 2007
[5]. 中国工业化的咽喉之道[D]. 王建功. 山西财经大学. 2010
[6]. 农民合作社减贫：理论与实证研究[D]. 朋文欢. 浙江大学. 2018
[7]. 山西省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问题研究[D]. 武甲斐. 石河子大学. 2017
[8]. 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关系研究[D]. 朱琳. 中央财经大学. 2017
[9].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10]. 新疆各行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实证分析[D]. 徐芳汇. 新疆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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