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1]2003年在《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马克思的“世界市场”和“全球生产”理论，列宁、毛泽东的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联系理论和邓小平、江泽民的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开放水平思想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基本研究方法，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经营中的一些主要理论，紧密结合当前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对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投资与国际化经营发展迅速，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化经营的初级阶段，且存在不少问题。本文把“走出去”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开放改革互动不断加强的总体趋势中加以考察，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经营的比较和对中国企业最先与最大的“走出去”群体——香港中资企业的实证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实施“走出去”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紧迫性，揭示了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强调了必须以制度创新为突破点，抓住当前契机，全面推进政府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及其运行机制的重大变革，完善各种支持、服务措施，才能保障“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使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取得更大的发展。
童光荣, 郭笑撰[2]2000年在《论“走出去”》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国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把外国技术、经验和资本请进来的基本国策。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在“请进来”方面
罗安永[3]2010年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精粹》文中研究指明2010年4月23至26日,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第七届年会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召开。与会的专家学者围绕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形态建构、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实践、文学本质及知识化问题、文学理论"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及西方文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等专题进行了积极热烈、富有成效的讨论,形成了诸多共识,有力地推进了文艺理论的当下发展。本文主要依据此次年会上专家学者提交的论文梳理而成,旨在展示其学术的精华,为当下文论的建设彰显其应有的意义。
王稼琼[4]2018年在《深刻理解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核心要义》文中研究指明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1)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特色
申琰[5]2009年在《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研究》文中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互动的内容和形式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国际社会围绕互联网的开发、建设、使用和管理,以及以互联网为工具和手段正在各领域展开一系列博弈和合作。这种新形式的国际博弈与合作已经成为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一个崭新的也是极为重要的现象。本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这一重大课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借鉴国内外初步、零散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课题进行了深入系统和富有前瞻性的探索和研究。论文以互联网在国际政治领域引起的一些基本问题的发展和变化为研究起点,提出了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的基本概念,概括和总结了在互联网成为新的时代条件和国际互动新型平台的情况下,国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科技博弈与合作的发展变化和总体态势,研究了竞争与合作两种因素在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过程中的作用和体现,分析了不同领域互联网国际博弈与合作的内容、特点和应对策略,提出了构建和完善国际互联网新秩序的相关内容和设想,并客观分析了中国在互联网国际博弈与合作中的基础实力和地位,并就如何增强我国在这方面的实力和能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包括导言和九章内容。导言部分提出了互联网国际博弈与合作问题研究的理由及意义;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了相应评述;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逻辑、研究方法、框架内容和主要的创新之处等。第一章,互联网的发展与国际政治。该部分主要阐述了互联网的发展、特点和趋势,以及互联网对人类和国际社会发展带来的双重作用,重点分析了在互联网全方位强渗透作用下,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国家主权、国家实力/权力和国家安全等)发生的变化,提出信息主权、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实力及对网络疆域利益的维护等都是在互联网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变化。对这些问题和变化的研究和探索也是进一步研究互联网国际博弈与合作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互联网国际博弈与合作的基本问题。该部分为本课题研究设置了总的研究架构,在分析了博弈、合作、国际博弈与合作、竞争与合作思想后,提出围绕互联网的开发、建设、使用和管理而展开的国际博弈与合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互动的崭新现象,而且互联网正在成为当代各种国际博弈与合作的重要战略工具,同时互联网这一时代特征也使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与其它领域层次的国际博弈与合作相互影响、相互渗透;论文在详细分析了国际博弈与合作的行为体后,依照不同的标准,对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问题进行了分类,指出了互联网既有加剧国际博弈竞争性的作用,也有增加关系缓和及国际合作的作用。论文提出了在全球互联互通的条件下,合作博弈能更好地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照顾到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理论假设。第叁章,互联网的国际政治博弈与合作。该部分首先研究了互联网的政治功能,分析了互联网对政治的影响,包括网络政治参与不断扩大、国内政治国际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国家政治安全面临新挑战。论文还研究了信息网络环境下围绕政治问题进行国际博弈与合作的内容、特点和根源,就如何把握好互联网条件下政治博弈中的竞争与合作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论述了互联网条件下增强国家政治博弈与合作能力的重要性及主要措施和原则。第四章,互联网的国际军事博弈与合作。该部分从概括总结科技革命推动下的新军事变革入手,探讨了互联网条件下战争形态的改变,区分了信息战、电子战与网络战等概念,并在案例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互联网条件下的国际军事实力对比进行了研究。本章重点分析了互联网条件下国际军事博弈的内容和特点,并探讨了在借助互联网发动战争的国际行为体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国家应如何把握当前军事博弈与合作中的竞争和合作因素,掌握制网权和制信息权,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论文还论证了国家在互联网国际军事博弈与合作中占据主动,增强实力和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措施。第五章,互联网的国际经济博弈与合作。该部分首先考察了互联网对全球经济的革命性作用,对比分析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运用信息网络发展经济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该章对互联网国际经济博弈与合作的内容、重点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具体论证以互联网为核心成果的ICTs产业的标准竞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乃至经济霸权的更迭。本章认为通过标准竞争获得的产业领先能力可能转化为产业持久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到上下游产业的竞争绩效及国家经济竞争优势。该章论证了在信息网络环境下,将国际经济博弈的合作因素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重要性。此外,该章还分析了互联网条件下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及困境,论证了提高国家经济博弈与合作能力的重要性及相应对策措施。第六章,互联网的国际科技博弈与合作。该部分首先分析了科学技术对增强国家实力和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意义,论述了当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ICTs对高新科学技术发展的革命性渗透和引领作用,并考察了当前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科技实力,尤其是信息技术实力方面的对比。该章论证:获取先导技术和主导产业的控制权和主导权,是在包括国际科技博弈与合作在内的所有领域国际互动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必然要求,强调以互联网为核心成果的高新科学技术对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有重大影响,必须警惕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垄断和科技保护主义,发展中国家要以自主创新为根本,通过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竞争力,提高互联网条件下国际科技博弈与合作的能力,维护国家的科技安全与国家长远发展。第七章,互联网的国际文化博弈与合作。该部分首先分析了互联网对文化传播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文化发展的不同作用。该章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以及对构建国家软实力的影响,接着总结和概括了当前互联网国际文化博弈中的特点、内容和趋势,提出网络文化强权是造成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并研究了如何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国际文化博弈与合作中的实力能力,以及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第八章,建立和完善国际互联网的新秩序。该部分总结和概括了当前互联网发展中积累的诸如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全球或地区性网络危机等全球性难题,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技术、法律、监管及社会等方面的原因,指出当前国际互联网秩序中存在的不公正、不合理之处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在当代国际互动中达成实际有效的国际合作,从而影响解决与互联网有关的全球性新难题。论文提出了完善互联网国际新秩序的设想,以及促进互联网国际合作、推动互联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第九章,中国在互联网国际博弈与合作中的实力、地位和对策分析。该部分客观分析和考察了中国在互联网国际博弈与合作中的基础实力、所处地位、面临形势和存在的问题等,并就如何增强我国在互联网条件下进行各领域国际博弈与合作的实力和能力、掌握当代国际互动的主动权、确保互联网条件下国家安全及平衡好国际互动中的竞争与合作因素等,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周伟东[6]2016年在《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向何处去?这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从洪秀全到孙中山都未能有效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直到1939-1949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成功解决此问题。1939-1949年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由提出到基本实现的过程。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有助于弄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由、探寻中国未来的去向,有资于国家改革发展之道。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方法,研究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影响。纵向看,毛泽东这十年的建国思想可分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1939-1944)、联合政府主张(1944-194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1947-1949)叁个阶段。横向观,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什么国、谁来建和怎样建叁个基本问题。文章以发展阶段为经、以基本问题为纬,主要分析各阶段国家构想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内容研究侧重分析国体和政体、经济文化政策、领导者和依靠力量、建国方式方法等。文章的基本观点如下:1939年之前,毛泽东对建国问题的长期探索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早年的爱国思想是其建国思想的原点。1911-1920年,其基本思想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1920-1935年,总体上主张工农民主专政。1935-1938年,为团结抗战,毛泽东转变了建国思路,先后提出“人民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口号。1939年底1940年初,在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之际,毛泽东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它是一个包含建国目标、建国主体和建国方法的完整的建国构想,对全国性政权而言是一个远景规划和一般纲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权而言则是具体纲领。该构想具有创新性、前瞻性和实践性,对于指导中共革命建国实践有重要意义。1944年中,为解决新形势下的抗战建国问题,毛泽东提出了联合政府主张这一具体纲领,并与国民党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但在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内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日趋对立的国际环境下,要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政府还缺乏足够的历史条件。1947年后,毛泽东又与时俱进提出了第二个具体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想,它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联合政府主张,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建国目标,以四个阶级为建国主体,以反蒋建国为主要建国方式,并设计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新制度,引领和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启示。它发展了马列主义建国思想、重塑了国家精神、指导了革命建国实践、奠定了国家发展的制度基础,对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改善国家治理、把握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等方面有多重启示。当然,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对资本主义和公有制的认识有所偏颇,过于依赖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法治意识薄弱等。总之,1939-1949年毛泽东建国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建国理论,科学地解决了近代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它包含一个一般纲领和两个具体纲领。其主题是“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建国思想引领和促进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成功建立。
韩雪松[7]2007年在《影响员工组织认同的组织识别特征因素及作用研究》文中认为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指员工个体用他所感知的组织识别特征定义自我的一种过程与结果，从而产生了与组织一致或归属于组织的感知。组织认同之所以在组织管理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是基于全球化竞争和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在全球化竞争的环境下，企业为了维持和寻求核心竞争力的需要，频繁调整经营战略和组织结构，这对员工工作和报酬的稳定性带来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员工忠诚感的下降。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知识型员工对组织的重要性凸现，然而知识型员工本身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导致企业因员工流动而花费的人力资源成本与日俱增。Katz(1964)主张有效能的组织具有叁种基本行为形态：①组织必须吸引并留住员工于组织系统；②确保员工以可信赖的方式实现组织特定的角色要求；③员工必须有创造性与自发性的行为，其表现必须超越角色规范。这叁种行为形态在现实时代背景下难以实现。组织认同研究发现，认同组织的员工更倾向于从组织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会与企业成为命运共同体，再加之组织认同都是针对特定组织而产生，为此具有难以模仿的特性，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因此组织认同成为西方理论与企业界关注的热点。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组织认同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细致地回顾和分析，发现目前研究尽管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但仍在两个方面急需突破：一是急需建立切合企业实际的、系统的组织认同组织影响因素理论体系，这是因为目前组织影响因素的得出主要是理论上逻辑推导的结果，对企业实际反映不足，再加之学者们在研究中不断发掘新的组织变量，使得组织因素研究非常散乱，难以对企业实践产生系统有力的影响；二是目前国内的组织认同研究思路大多照搬国外，属于移植性研究，不能适应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急需开展中国本土的组织认同研究，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组织认同理论。为此，本文试图基于中国企业实际，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研究影响中国企业员工组织认同的组织因素，并进一步验证这些组织影响因素与组织认同以及组织认同与结果变量的关系，探求组织认同对组织影响因素与结果变量的中介效应，从而揭示组织认同的作用机制。笔者通过对组织认同理论基础——社会认同理论的追溯与组织认同的研究中发现，组织识别特征对组织认同在理论上具有影响关系，组织识别特征会通过个体自我定义的叁原则——自我延续、自我强化和自我区别来影响组织认同。所谓组织识别特征是指组织中的成员对组织所形成的核心的、独特的和持久的认知形象。通过研究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维度来建立影响员工组织认同的组织因素体系，是研究中的一个突破点。但是目前中西方对组织识别特征的研究基本上延续了与组织认同分离的主线。在两者少数的整合研究中，仅仅将组织识别特征作为影响组织认同的一个组织因素，存在着理解和应用的局限，同时在组织识别特征的测量和研究对象上也存在着较大缺陷，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大多是西方的研究成果或借用西方的研究思路，缺乏针对中国企业实际的本土研究，难以达到本文的研究目的。因此本文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基于企业实际，确立中国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维度，进一步验证这些维度对组织认同的影响，以及组织认同对结果变量的影响，探求组织认同在组织识别特征维度与结果变量的中介效应，从而揭示组织认同的作用机制是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的。为了达到上述研究目的，本文进行了以下两阶段的研究：一是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中国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理论类别，开发量表，并通过统计方法确定维度。目前中西方组织识别特征研究，对组织识别特征的测量还没有可操作的、具有普适性的方法和工具，还没有确立普遍认可的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维度，因此本研究面临着一大挑战。经过文献回顾和分析，本研究确定了从员工的角度，研究他们感知的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思路，因为这代表了员工认为重要的，对其有重要影响的方面。二是验证企业组织识别特征各维度、组织认同以及结果变量(主要是个人绩效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以及组织认同的中介效应。理论研究表明，组织认同会引发角色外行为，为此笔者选择了关联绩效作为测量员工个人绩效的结果变量。在模型中假设员工对感知的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正向评价对组织认同有显着的正向预测效果，组织认同对员工的关联绩效有显着的正向预测效果。对企业而言，员工对组织的高度认同会引发对组织有利的积极行为，从而提升企业绩效，因此，本研究假设组织认同对企业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预测效果。而组织认同对组织识别特征与关联绩效具有中介效应。为此，本文采取了多种研究方法。在组织识别特征维度的研究阶段，按照扎根理论法的要求和步骤，采取了深度访谈法和开放式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采取编码方法(coding)和专家意见法分析定性数据，建立理论类别，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企业组织识别特征初始问卷，进行预调查，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组织识别特征维度和正式量表。在理论模型的验证阶段，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笔者通过各个渠道广泛收集数据，最终获得了522份有效问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提出的假设。最后还选取了叁个不同企业性质、处于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个案研究，进一步验证和补充本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中国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维度研究中，通过扎根理论法以及编码程序，归纳出经营优势、内部管理特点、工作特点和领导特征四个理论类别，并通过因子分析确立了各类别的维度：经营优势包含企业实力、企业形象和政府支持叁个维度；内部管理特点包含沟通状况、管理规范和薪酬福利叁个维度；工作特点包括工作条件、工作氛围和工作强度叁个维度；领导特征只有一个维度，为变革型领导特征。在假设验证过程中，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验证了提出的大部分假设，并发现了一些在模型中没有假设到的变量关系，有了一些新发现。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一是探索并构建了符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员工组织认同影响因素及作用模型。不仅克服了目前研究中单纯进行理论演绎的不足，同时也弥补了目前研究中组织因素散乱、缺乏系统的缺陷。而作用模型的提出，可进一步研究组织影响因素、组织认同以及结果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验证其适用性，是中国本土化研究的一种尝试；二是确立了中国企业员工感知的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主要类别和维度，这也是企业影响员工组织认同的主要方面，为中国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管理和员工组织认同的管理提供了框架和指导，同时也为中西方企业组织识别特征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叁是开发了中国企业组织识别特征量表，克服了目前组织识别特征测量中的难题，这对组织识别特征理论研究也是一大尝试和贡献，有利于组织识别特征研究的深入发展；四是本研究提出的大部分假设得以验证，得出了可以预测中国企业员工组织认同的组织识别特征维度，组织认同在组织识别特征与结果变量之间中介效应的存在，证明组织认同对我国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个案研究初步发现不同企业的组织识别特征与组织认同和关联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有差别的，为今后不同企业性质、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方向。总之，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组织认同和组织识别特征双重领域的成果，还为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了简明有效的分析框架和值得参考的管理建议。此外，本文选题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双向视角的员工-组织关系I-P／C模型实证性研究”(批准号：70571054；课题负责人：陈维政教授)，具有较高的理论起点和较好的实践意义。
李晓维[8]2009年在《试论春秋公羊学主要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当今经济繁荣发展,文化思想相互激荡,国际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我们不但要发展经济强国,而且要发展文化强国,只有文化强大了,才能真正做到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真正使中国引领世界潮流。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还说“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由此可知,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现代化的建设,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做方法论指导,立足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春秋公羊学思想作了细致的分析探讨,并联系现实推导出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本论文共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论文导论。主要阐述春秋公羊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这一课题的选题依据、意义,研究目的,研究现状,研究中拟解决的问题以及论文中的新见解。第二部分：公羊学概述。主要介绍春秋公羊学的涵义以及公羊学的历史演变。第叁部分：公羊学的主要思想及其特征。主要思想阐述了公羊学的大一统、叁世说、王道德治、经权说以及天人感应等思想；特征主要是：政治性、变异性、解释性、实践性和批判性。第四部分：公羊学思想的现代价值。这是本文的逻辑归宿。本章根据前文对公羊学思想的分析,联系现实,归纳出了公羊学的现代价值并做了适当的分析总结。
柴广[9]2005年在《后配额时代吉林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扩大对日纺织品服装出口营销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2005 年1 月1 日起,世界纺织品服装贸易将实现一体化。宣告纺织品后配额时代来临。纺织品贸易取消配额,从此WTO 进入一个没有配额的时代,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后配额时代对全球纺织品市场的影响,后配额时代的到来对中国纺织业同时带来机遇和挑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纺织业在全球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多年以来,配额一直制约着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同时配额也是调节我国对配额和非配额国家地区出口的重要杠杆本文通过以市场营销和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采取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吉林省纺织品出口所面临的在后配额时代,分析了国际纺织品服装贸易现状,纺织品“后配额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日本纺织品服装市场概况,中日纺织品服装贸易现状,对日纺织品服装出口营销战略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吉林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将迎来以品牌划分市场的时代,谁的品牌影响力大,谁占领的市场份额就大。本文通过讨论吉林省纺织服装企业如何注重打造品牌;注重科技进步,不断开发新产品,增强国际竞争力,走出一条后配额时代的纺织品出口发展道路。
宿燕琴[10]2014年在《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与经验研究》文中认为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科学界定。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进一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完善,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途径,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当随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党的十六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应随之发展。胡锦涛牢牢把握这一时代诉求,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领导力量、基本国情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果。研究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成果与经验,有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本文第一章旨在界定和凝练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与特点。通过内涵界定,阐明研究对象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而不是胡锦涛个人。继而阐述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即全面性与重点性相统一、现时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本文第二章阐明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与历程。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处于“发展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党面临着“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切实诉求与明确方向。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序渐进,经历了初始、深入与成熟叁阶段。本文第叁章阐述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力量、基本国情、基本路线、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等方面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收获颇丰,成果显着。本文第四章概括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经验。胡锦涛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为探索、设计我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一,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二,根据时代主题和国情变化及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叁,遵循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筹；其四,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论“走出去”战略与制度创新[D]. 王志民. 福建师范大学. 2003
[2]. 论“走出去”[N]. 童光荣, 郭笑撰. 光明日报. 2000
[3]. “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精粹[J]. 罗安永. 东方丛刊. 2010
[4]. 深刻理解新时代开放型经济建设的核心要义[J]. 王稼琼. 国际贸易问题. 2018
[5]. 互联网的国际博弈与合作研究[D]. 申琰. 中共中央党校. 2009
[6].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D]. 周伟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7]. 影响员工组织认同的组织识别特征因素及作用研究[D]. 韩雪松. 四川大学. 2007
[8]. 试论春秋公羊学主要思想及其现代价值[D]. 李晓维. 西安理工大学. 2009
[9]. 后配额时代吉林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扩大对日纺织品服装出口营销策略研究[D]. 柴广. 吉林大学. 2005
[10]. 胡锦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与经验研究[D]. 宿燕琴. 西南大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