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练军[1]2003年在《居延汉简量词研究》文中认为量词是汉藏语系语言重要的特徵之一。量词在汉语史上不是—个先在的语法范畴，而是在语言发展中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汉代是汉语量词开始走向成熟的发展阶段，深入了解这一时期量词的演变状况，对于汉语史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以甘肃居延出土的两批汉简作为研究对象，以现代词汇学、语义学、语法学作为理论基础，对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进行了封闭性研究。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居延汉简量词概述，全面描写了居延汉简中量词的概况，统计出居简中共有量词89个，其中名量词85个，动量词4个。第二章，居延汉简量词和名词的组合关系，从组合、聚合的角度分析了名词与量词的选择关系，总结出居简量词的分布特徵；同时分析了影响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认为“同素规则”是制约名词与量词组合的主要因素，名词和量词组合时在语义上必须要有共性义素，尽管有些共性义素是隐性的。第叁章，居延汉简量词词义演变分析，从词汇语义的角度，运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对量词词义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语境义变是量词语义演变的原因之一。名量词是由名词演变而来的，在量词词义演变过程中，名词的具体指称义被淡化，只是保留有指称事物类别的义素，它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量词义位中，用来标示量词的计量范围。文中还就汉民族思维对量词词义演变的影响作了初步的探讨。第四章，居延汉简中的动量词，从句法语义和句法结构发展的角度探讨了动量词产生的原因。第五章，居延汉简量词研究散论，对居延汉简中出现的同形量词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最后，从汉语史的角度将居延汉简中的量词与先秦和魏晋南北时期的量词进行了简要的纵向比较。
黄艳萍[2]2014年在《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综述——兼论居延简语言文字研究新趋势》文中研究表明"居延汉简"泛指出土于居延地区的所有居延新旧简,居延汉简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至今70多年以来在相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这批简的语言文字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文章将从字词考释、词汇语法研究的兴起、文字理论系统的探索叁个方面,对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兼论居延简语言文字研究的新趋势。
陈练军[3]2005年在《居延汉简量词的分布特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组合、聚合的角度分析了居延汉简中名词与量词的选择关系,总结出居简量词的分布特征,同时分析了影响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认为“同素规则”是制约名词与量词组合的主要因素,名词和量词组合时在语义上必须要有共性义素,尽管有些共性义素是隐性的。
肖从礼[4]2006年在《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以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为研究对象,归纳分析了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的种类和各自的使用特点。在敦煌、居延汉简中已经出现了发、下和通叁个动量词。这表明动量词出现的时代应是两汉时期,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陈练军[5]2004年在《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演变》文中研究指明从词汇语义的角度,运用义素分析的方法,对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进行分析,认为语境义变是量词词义演变的原因之一。名量词是由名词演变而来的,在量词词义演变过程中,名词的具体指称意义被淡化,只是保留有指称事物类别的义素,它以隐性的方式存在于量词义位中,用来标示量词的计量范围。
杨巧琳[6]2009年在《居延新简语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专书研究的方法对目前已公布的居延新简材料进行语法研究,着重对其中的句式句法进行梳理、分析,以期丰富和加强居延新简明显薄弱的句法方面的研究,全文分为四章:第一章绪论。主要介绍居延新简的出土、整理情况以及已有的研究成果,说明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本文的研究方法。第二章单句研究。本章首先以能否划分出独立的主、谓语将新简中的所有单句划分为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大类,然后再对两者作进一步细分。新简的主谓句又分为动词谓语句和非动词谓语句(包括形容词谓语句、名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通过考察发现,新简中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的数量不多,情况也不复杂;名词谓语句有名词语和数量词语充当谓语两种情况。动词谓语句作为主谓句的主流,在新简中使用频繁,谓语动词数量多、种类杂。虽然新简语料在记事上具有程式化倾向,但动词谓语句仍有多种表现形态:无宾动词谓语句、单宾动词谓语句、双宾动词谓语句、动补结构谓语句、兼语结构谓语句和连谓结构谓语句。新简的非主谓句以名词性的居多,构成上可以是简单名词,也可以是相对复杂的名词词组。其中简单名词大致包括时间类、人名职官类、物名类、地名类等四种;名词词组内部构成可以是两项,也可以是叁项。第叁章复句研究。新简语料的实用性、口语化特点明显,考察发现,这种特点体现在复句上,首先就是分句之间意合法的多、使用关联词的少;其次是表示并列、连贯关系的复句数量多,表假设条件、因果、转折、目的关系的复句相对较少。根据语料的实际情况,我们在这一章里设了五个小节,分别对并列复句、连贯复句、总分复句、按断复句、假设条件复句、因果复句、转折复句和目的复句进行了考察研究。第四章专题研究叁种。本章探讨了叁个专题:1.新简中的同位语现象。通过研究发现,新简同位语有两项和叁项之分,叁项的表意功能更强,在新简中的数量也更多。无论从构成项数还是构成成分上,新简同位语都很好地体现出汉语发展复杂化、精密化的特点。2.新简中的省略现象。考察结果显示,新简中谓语动词及其宾语的中心语同时省略的情况较为普遍,极具特点;由于新简语料中有大部分属账册清单一类,在表达经济、不引起误解的前提下,名词省略十分常见(尤以货币类、粮食谷物类名词省略为多),且被省略名词在句中的位置多样。3.“某日,某人以来”的句法分析。通过对几种不同观点的分析研究,认为这里的“以”是作介词,而不是作动词;其引介的是行为的对象,而不是时间。附录部分主要就各家对EPT59.6号简中有歧释的四组字进行了辨析和考证,或折中是非,或提出己见。
陈练军[7]2004年在《居延汉简中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考察居延汉简中名词和量词组合的关系,分析其中影响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词义条件,发现在居延汉简中“同素规则”是制约名词与量词组合的主要因素,名词和量词组合时在语义上必须要有共性义素,尽管有些共性义素是隐性的。
赵叶[8]2016年在《《肩水金关汉简（叁）》文字整理与相关专题研究》文中指出肩水金关是西汉张掖郡肩水都尉所辖的一处出入关卡,建于汉武帝元狩至太初年间,常有士卒在此驻军、屯田。在此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多为日常实用的文书,涉及金关政治、经济、军事、邮驿、屯田、人员往来等多个方面。本文以《肩水金关汉简(叁)》所收录的2066枚简牍为研究对象,整理简牍文字字形,考证简牍纪年,研究简牍文书内容与体例。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叁个方面:一、《肩水金关汉简(叁)》简牍纪年考证。本文根据简牍释文所记载的年岁、干支、朔日、节气等信息对比相关历表,考证历谱简与纪年简的年代归属,分析肩水金关汉简的纪年时限,同时校对补正简牍误释文字。二、《肩水金关汉简(叁)》所见簿籍文书整理与研究。本文根据简文内容将文书分成人员、劳作、出入关、俸赋钱、廪食谷物、牛马车、兵器具等八类,研究不同类别的文书体例格式,分析西汉文书中的量词使用习惯,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对部分字词进行解释,补释校正相关文字。叁、《肩水金关汉简(叁)》文字编。本文对《肩水金关汉简(叁)》的文字字形进行系统整理,形成字形表,展现这批材料的释字成果。字形表将已考证纪年的简牍文字单独列出,形成对比,以便更好地反映这一时期汉字的形体特点。
张万起[9]1998年在《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试图用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全面、系统地分析、描写量词"枚"的历史和现状,描述其意义和用法,探求其发展规律。全文分六部分:一、量词"枚"产生的时代;二、量词"枚"用于计量树木;叁、量词"枚"的泛用和发展;四、量词"枚"的萎缩;五、量词"枚"是否用于指称人;六、现代汉语中的量词"枚"。
陈魏俊, 谭文旗[10]2008年在《尹湾汉简所见语法现象一则——量词词尾化补说》文中研究表明量词词尾化是指量词不加数词直接用在名词后,当作名词的词尾。王力先生说量词做名词的词尾相当后起,“直到宋元时代,单位词才用作词尾。”(《汉语史稿》283页)并举例说明,现将一例录于下:吾手下官员皆不似翼德。(《叁国志平话》卷上)其实这种量词用法很早就有。就
参考文献：
[1]. 居延汉简量词研究[D]. 陈练军. 西南师范大学. 2003
[2]. 居延汉简语言文字研究综述——兼论居延简语言文字研究新趋势[J]. 黄艳萍.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2014
[3]. 居延汉简量词的分布特征[J]. 陈练军.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敦煌、居延汉简中的数词和数量表示法[J]. 肖从礼. 敦煌学辑刊. 2006
[5]. 居延汉简中的量词词义演变[J]. 陈练军.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6]. 居延新简语法研究[D]. 杨巧琳.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7]. 居延汉简中名词与量词组合的语义条件[J]. 陈练军. 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8]. 《肩水金关汉简（叁）》文字整理与相关专题研究[D]. 赵叶. 聊城大学. 2016
[9]. 量词“枚”的产生及其历史演变[J]. 张万起. 中国语文. 1998
[10]. 尹湾汉简所见语法现象一则——量词词尾化补说[J]. 陈魏俊, 谭文旗.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