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辉[1]2003年在《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彭德怀冲突探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原意，是想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然而会议的发展却由纠“左”骤然变成了反右，在毛泽东和彭德怀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的尖锐冲突，这场冲突虽然是由偶然因素所引发的，但在其偶然现象的背后却蕴藏着一种必然的诱因。本文主要从毛泽东、彭德怀二人对形势认识上的分歧、个性冲突和历史积怨、别有用心者推波助澜及个人崇拜与反个人崇拜等几个方面探源他们二人这场冲突爆发的原因。对形势估计的巨大反差及对问题产生根源的认识上的遥远距离是毛泽东、彭德怀二人冲突爆发的主要原因。经过八个多月的纠“左”，毛泽东认为全国的形势已基本好转，从总的形势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总的形势还好，前途是光明的。但彭德怀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认为全国形势的发展不但不能使人乐观，相反却是诸多问题重重，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问题的深刻性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上的认识上，毛泽东认为问题出现的原因是由于具体工作操作上的失误，是细枝末节的小问题，是头发卡子少、交了点学费的问题，不应大惊小怪，而彭德怀却直言指出问题的根源与“叁面红旗”有关，应该从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的深层次去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毛泽东、彭德怀二人之间的冲突的爆发则是必然的了。个性冲突与历史积怨则是毛泽东、彭德怀冲突爆发的又一个诱因。有猛“张飞”之称的彭德怀个性上最大的弱点是脾气大，刚烈耿直，说话不讲方式，有时甚至有些意气用事，毛泽东是个伟人，但他也有在某些时候待人不够宽容的缺点，在彭德怀率直刺耳的批评超出了他所能容忍的程度时，毛泽东的反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而历史上一些没有说明的积怨瓜葛则加深了二人之间的误会，而正是毛泽东、彭德怀二人之间存在有一些误会，一些投机小人如柯庆施、林彪等人则见风使舵，煽风点火，人为制造紧张局势，竭力离间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使劲向彭德怀泼脏抹灰，在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本来就有某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竭力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庐山会议上二人之间的冲突爆发的程度。个人崇拜历来为毛泽东和全党上下所反对，但是建国以后，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一套“左”的以“叁面红旗”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但是该理论受到了全党上下的多数人有意无意的反对，毛泽东感到他和一线工作的同志们之间有了一种距离感，感觉他的话不灵了，当毛泽东在推行他的错误方针而不能按正常程序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时，当他感觉到他的个人权威的能量在逐渐流失时，毛泽东认为个人崇拜不失为补充其权威能量的一种可选之方，而且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将个人崇拜作为解决矛盾和开展斗争的一种手段。正当毛泽东提倡别人对他的个人崇拜的时候，秉性耿直的彭德怀却在庐山上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本人，这在毛泽东听来自然是分外刺耳。一方需要个人崇拜为其个人权威补充能量，另一方却在向个人崇拜大泼冷水，双方矛盾的加剧终于酿成了庐山会议上的这场悲剧。
牛军[2]2001年在《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文中指出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苏同盟破裂过程中中国有关政策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特点。其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强调毛泽东个人的作用,甚至有学者认为,在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各种因素中,“领导人(也包括苏联领导人)个人因素是最主要的”。其二是有关的论着证明,以往将毛泽东改变对苏政策主要归结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
裘斌[3]2014年在《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研究（1956～1966）》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毛泽东在1956～1966年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思想演变轨迹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这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力图开辟一条有自身特点的又快又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探索过程中，既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为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也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失误，探索之路历经坎坷。然而，不管是成功的经验，抑或是失误的教训，都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认真总结的。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形成有其多方面的理论渊源和客观的现实背景。毛泽东在建设时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典理论；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变迁中，始终伴随着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在战争年代积累的斗争经验对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重要影响，同时，毛泽东又在具体实践中结合思考不断加以调整；作为一个手不释卷的革命实践家，我们在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还不难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在中共八大前后，毛泽东对适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以苏为鉴”的思想演变。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苏为师”指导思想的提出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既适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气候，也说明了中共对苏联当时建设成就的欣赏。然而，到了八大前夕，中国已经初步积累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而苏联模式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展开对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的思考。“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等问题的思想演变可分为叁个阶段。早在一五计划后期，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毛泽东在建设中的急于求成已经初露端倪，同时，对其他各行各业的发展速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跃进”发动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思想进一步升级。然而，各地在“大跃进”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乱象，又使毛泽东深感震惊。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毛泽东逐渐冷静下来，并在中央领导层中率先开始了纠“左”的努力。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毛泽东关于调查研究思想的演变同样值得关注和探讨。“大跃进”后毛泽东对深入调查研究的提倡和践行，既是在国民经济遭遇极大困难的严峻事实面前，党和政府调整工作思路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对我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实事求是优良作风的坚持和弘扬。另一方面，由于对形势、国情的错误认识和判断，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又呈现出一个原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向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演变的轨迹，最终导致了60年代初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调整思路的中断，其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不断发展的“左”倾思想，又成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是我国工业、农业、教育、科学技术等各项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十年，这是十年建设的主要方面。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各领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思想，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同时，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古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于缺乏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无疑又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因此，在探索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其中，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和阶级斗争上的扩大化是最主要的两方面失误。总结毛泽东在此十年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及其思想演变轨迹，给予我们诸多宝贵启示。它告诉我们：要从基本国情出发，探寻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要抓住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周健[4]2016年在《吴冷西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吴冷西(1919—2002)是中国现当代史上着名的新闻工作者,他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视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均担任过要职。吴冷西见证了从战争年代到改革开放的历史,直接参与了多次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组织领导了众多新闻改革工作,新闻实践经历丰富,新闻思想体系完整。抗战时期,吴冷西利用《解放》半周刊对外展示延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用于改善民生的社会经济措施。他关注国际问题,撰写了多篇时评文章,分析二战局势。1942年吴冷西参与了延安整风运动,作为整风的一部分,他见证了《解放日报》改版的全过程,经过这次整风,吴冷西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党性”不断增强。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完成改组合并,吴冷西来到了合并后的新华社,进入新闻工作领导层,通过“西柏坡集训”,他的理论业务水平进一步提升,1949年3月踏入新华社核心领导层。在战争年代的历练中,吴冷西形成了以“党性”为主体的新闻思想。建国后,作为新华社总编辑,吴冷西带领全社开展了练笔运动,增强了新华社的“硬实力”。他积极参与抗美援朝、中苏论战等新闻宣传活动,改进《参考消息》,让新华社涉外新闻报道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一过程中吴冷西提出了“全国观点”、“新华社是全国消息总汇”、“新闻写作八条要求”和“通讯社应为报纸服务”的观点,新闻思想得到发展,务实成为主基调。然而中苏论战中,吴冷西在论战文章中强调“阶级斗争”,新闻思想出现“左”的倾向。1957年6月,吴冷西担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大跃进”期间,他跟随毛泽东“左”的步伐,主持起草了鼓吹跃进的重要社论,这一时期吴冷西的新闻思想不再追求真实与客观,在其影响下,《人民日报》开始“左”转。1958年底,吴冷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新闻宣传进行调整降温,随着庐山会议的召开,吴冷西纠“左”进程中断,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吴冷西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国际问题上。这一阶段吴冷西的新闻思想以“左”为主。“文革”前,吴冷西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已跟不上“左”的节奏,“文革”爆发后,吴冷西迅速被夺权,从权力顶峰跌入谷底,这期间他被诬为“新闻界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改革开放后,吴冷西迎来了事业第二春,在他的领导下广播电视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立足改革也成为他新闻思想的回归。
张晓亮[5]2014年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若干思想的诗化文本研究》文中指出毛泽东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诗人。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政治、军事着作,也在“马背”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源于革命实践体验的诗词作品。毛泽东政治家与诗人的身份是互动的,时而政治家的身份明显,时而诗人的特质浓厚,时而二者交融。即使在诗人特质浓厚的时候,诗词作品也同样寄予了其政治情怀。因此,同政论文章一样,诗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区别在于其政论作品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理性总结,而诗词则是其个人革命理想的感性刻画。毛泽东多次强调“诗言志”,不论是在阅读还是创作文学作品时,他都遵循这个古老的传统。“志”在这里具有多重内容,首先,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个人革命理想的集中体现,又是人民群众价值诉求的精神代言；其次,毛泽东诗词记述了中国人民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历程,很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诗词中有所反映；最后,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毛泽东将其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理解融铸在古典诗词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深刻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研究毛泽东思想,不仅要研究其政论文章,诗词也应该成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文本。本文主要从毛泽东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叁种身份来研究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诗词,所以本文论题主要包含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叁个方面。由于研究的文本是毛泽东诗词,所以对于这叁种思想的探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诗词上是有所侧重的,或侧重政治思想,或侧重军事思想,或侧重哲学思想；毛泽东是多种身份的结合体,他的思想又不是单一的,政治、军事思想中充满辩证的哲学气息,军事、哲学思想又是政治理念,所以,文中的一些分析又是叁种思想的融合。全文以毛泽东诗词为主线进行展开,由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段的很多重要思想与相应阶段的诗词在主题上是相呼应的,所以,全文的标题都是以各阶段毛泽东诗词中内涵的毛泽东思想即理性的表述为表现方式。由此,笔者设立的论述框架凸显,全文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分析了毛泽东自立志出乡关到1927年的《菩萨蛮·黄鹤楼》期间的作品,主要描述了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历程。这一时期,毛泽东处于艰辛探索救国方法的阶段,他笃信过尼采的超人哲学,迷恋过心物二元的世界改造观,但同时又注重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原则,在治学、革命方面十分注重社会实践的作用。《沁园春·长沙》与《菩萨蛮·黄鹤楼》是这一时期两首重要的作品,虽然毛泽东自认为1920年夏就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这两首作品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现实问题的初始标志；第二阶段描述了深具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革命道路模式。这一时期,毛泽东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仅仅掌握了理论还不能最终解决革命问题。理论不是万能的,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带领早期共产党人通过艰辛的探索,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革命的井冈山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与根据地依托下的游击战争相结合的新式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第叁阶段的诗词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每首诗词背后宏大的历史背景使这些诗词的内涵更为深刻。随着中国革命道路的理性走向以及毛泽东思想的逐渐成熟,这一时期的几首诗词也包含了更为宏大的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认知。它们组合起来反映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总结：第四阶段主要分析了毛泽东诗词中的彻底革命思想。而这种彻底革命的价值根本在于对真正民主的追求。民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主,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诗词囊括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治民主(实现人民的真正自由、国家的彻底独立)、文化民主(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探索,而这两方面的实现为经济民主奠定了基础。学术界对毛泽东诗词中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哲学思想有一些论述,但还只是对一首、几首或者一个短暂时期的探讨。对毛泽东诗词就某一方面进行一次全面而整体的阅读无论对毛泽东诗词还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都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这就是本文的最终目的。
张志勇[6]2011年在《江西“大跃进”运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在经济建设方面上的赶超运动,由于急功冒进,不讲究经济建设的规律,反而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有关大跃进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多从宏观角度出发。因此,有必要从微观角度出发,做好某一地域的研究,从而全面客观的了解那段特殊的历史。本文以“大跃进”运动时期为研究时段,以江西省为研究空间,首先对江西省农业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工业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教育科技跃进发起的国际国内背景与开展情势及其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系统论述。然后,针对江西省受灾情况较轻这一历史事实及其原因与安徽、湖南、河南等受灾情况较之严重的省份进行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农业条件、领导人领导风格等多方面的对比与深入剖析,展示出江西特殊性原因之所在。最后本文总结了江西大跃进时期取得的一部分成就并对大跃进运动进行反思,以期取得现实意义。
高永昌[7]1996年在《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少论着已经作了有益的探讨,多数意见是从政治的和思想的角度进行考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恶性循环;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对“反修防修”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等等.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来衡量,这样的探讨是不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问题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本文试图运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透过政治的和思想的社会现象,探寻“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
参考文献：
[1]. 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彭德怀冲突探源[D]. 熊辉. 河南大学. 2003
[2]. 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J]. 牛军. 国际政治研究. 2001
[3].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演变研究（1956～1966）[D]. 裘斌.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4]. 吴冷西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D]. 周健. 安徽大学. 2016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若干思想的诗化文本研究[D]. 张晓亮. 南京师范大学. 2014
[6]. 江西“大跃进”运动研究[D]. 张志勇. 江西师范大学. 2011
[7]. 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根源初探[J]. 高永昌. 党史研究与教学.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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