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连伟[1]2017年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办法(试行)》颁布以来,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宣布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根据Wind数据库统计,截至2015年12月31日,我国共有675家上市公司宣告并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并呈现出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数量逐年增多、民营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更为普遍等特点。随着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不断增多,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问题也逐渐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但由于样本数据有限等原因,国内学者大多采用(0,1)虚拟变量法或配对法来检验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应,并未从股权激励水平(或高管激励比例)的角度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效应问题。本文选取2007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期间宣告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衡量股权激励水平,以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衡量高管激励比例,一方面,通过考察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的影响来检验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治理效应;另一方面,区分股权激励影响公司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通过代理成本、投资效率等路径影响公司绩效的间接效应,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本文的结构安排主要分为叁大部分,一是理论分析,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二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研究,包括第叁章至第五章;叁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作用路径研究,包括第六章,最后是结论与展望。具体的研究思路和研究结论概括如下: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水平的关系检验方面。由于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在提高公司绩效水平的同时,也诱发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因此,我们在利用修正的截面Jones模型计算盈余管理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检验了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效应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的线性关系,但股权激励也诱发了盈余管理行为,并呈倒U型曲线关系。在剔除盈余管理的影响后发现,股权激励与真实绩效水平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在4.2%至4.7%的区间范围,表明股权激励对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只有股权激励水平超过该区间范围时,股权激励提高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作用才开始显现。本部分研究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的确定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参考。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代理成本的关系检验方面。我们采用随机前沿模型(SFM)定量测算了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以及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代理成本)的影响,然后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揭示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代理成本)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治理效率为74.7%~75.4%,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股权激励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说明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股权激励主要通过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来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对第二类代理成本则没有显着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在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关系检验方面。我们在利用Richardson(2006)预期投资模型测算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基础上,首先采用虚拟变量法检验了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然后针对已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以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衡量高管激励比例,从非线性关系的角度进一步检验了高管激励比例对上市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整体上提高了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既能缓解上市公司投资不足,也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的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激励比例与非效率投资程度整体上呈负相关关系,与投资不足程度显着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为51%左右。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应鼓励更多的上市公司积极推出股权激励计划,并进一步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作用路径检验方面。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对代理成本和投资效率的影响都最终表现在公司绩效水平上。因此,我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盈余管理、投资效率和公司绩效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发挥治理效应的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着提高上市公司绩效水平。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贡献率高达87.56%,只有12.44%是通过间接作用路径实现的。其中,代理成本路径的贡献率为8.00%,盈余管理路径的贡献率为4.44%,投资效率路径表现则不显着。本部分研究全面考察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机制发挥其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对前面有关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合分析。本文研究对我国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影响存在区间效应,只有当股权激励水平超过4.2%至4.7%的区间范围时,股权激励提高公司真实绩效水平的作用才开始显现。但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水平平均只有2.818%,上市公司在推出股权激励计划时其激励水平也只有2.748%(除2008年以外),且基本维持在2.4%-3.0%的区间范围,这意味着应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时的股权激励水平,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整体水平。(2)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效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有效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这进一步佐证了上述有关―应进一步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水平‖的研究结论。(3)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显着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同时,提高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能显着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具体来看,高管激励比例与上市公司投资不足程度显着负相关,而与过度投资呈U型曲线关系,拐点位置为51%左右。但事实上,我国上市公司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数量占激励总量的比例平均只有27.37%,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应进一步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但该比例也不易过高(超过51%),因为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过高将加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检验结果与上述检验结论保持一致,即提高股权激励水平能显着提升公司绩效水平,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同时,提高股权激励计划中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能显着抑制非效率投资水平,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但授予高管的股权激励比例不宜太高,因为过高的高管激励比例会导致更加严重的过度投资行为,并降低上市公司绩效水平。
李玉胜[2]2008年在《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研究问题的提出根据优序融资理论的论述,企业的融资顺序应该是:内部融资优先,债务融资次之,最后才是股权融资。这一理论得到发达国家公司融资实践的实证支持。然而,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却呈现出与优序融资理论相悖的现象。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决策时首选股权融资,其次采用债务融资,最后才选择内部融资,表现出强烈的股权融资偏好。我国上市公司之所以出现股权融资偏好,是与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有密切联系的。由于股权高度集中,控股股东具有融资决策权,自身价值最大化倾向使其偏好股权融资。本文从控股股东角度,研究其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影响、分析其影响的动因,同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内容本文首先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研究回顾,借鉴代理成本理论、控制权理论以及优序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分析公司控制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对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影响,为以后的分析提供理论借鉴与支持。其次,从我国上市公司独特而又复杂的股权结构特征入手,通过对股权结构、控制权结构和融资偏好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度集中,国有股处于控股地位,形成控股股东超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同时并存的现象,对股权融资表现出强烈的偏好,而这种非理性的融资偏好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再次,探讨了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内在动因,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在于股权融资成本低,制度和政策对股权融资偏好的形成具有诱导作用。而股权结构不合理、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人控制问题严重则是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的深层内因,这就使得公司控制权落于控股股东及其代理人手中。掌握公司控制权的控股股东与管理层自身价值最大化倾向使其偏好股权融资,以便其更大限度地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同时,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关结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论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特征,分析反映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各重要因素,综合考察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控制权争夺、内部人控制、公司规模、盈利能力等因素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然后通过分析,针对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假设。再以我国沪深两市A股市场制造业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年报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利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进行分析,研究不同指标对上市公司融资方式的影响,得出相关结论。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融资行为密切相关,控股股东偏好股权融资。股权集中度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控股大股东偏好股权融资,可能存在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其他大股东联盟持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正相关,说明其他大股东联盟的存在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抑制控股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国有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国有股比例高的企业更容易有股权融资的机会;法人股比例与资产负债率负相关,法人股比例越高越倾向于股权融资;盈利能力与资产负债率显着负相关。本文的研究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独特而又复杂的股权结构对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控股股东自身价值最大化倾向使其偏好股权融资。因此,要遏制上市公司非理性融资偏好,必须规范控股股东行为,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高彭冲[3]2008年在《大股东减持解禁股与公司控制权结构关系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证券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创开始,就把证券市场上上市公司股份按是否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被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这种股权分置的状态,导致了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扭曲,使证券市场应有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无从发挥。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全面展开,将逐渐消除流通股和非流通的界限,中国证券市场也将迎来全流通时代。然而,伴随着获得解禁的限售股逐步上市交易,证券市场将引来大扩容时代。如果公司大股东对解禁限售股进行大幅度减持,而市场没有足够能力承接,那么市场扩容的结果可能导致失血过多而崩溃。因此,分析影响大股东对解禁限售股减持因素,研究大股东的减持动机有了比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回顾了大股东减持解禁限售股问题产生的缘由,并对公司控制权结构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合适指标体系和模型。并以197家进行限售股减持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以此来研究大股东减持解禁限售股与公司控制权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最后得出结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Z指数以及除第一大股东外是否还存在其它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10%这四个因素对大股东减持限售股有着十分显着的影响。另外,第二大股东至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国有股比例、法人股比例以及在经理层任职的董事占董事会总人数的比例也影响着大股东对解禁限售股减持的态度。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该从改善公司控制权结构出发,不断改进和完善公司的运作效率,一家拥有合理的、科学的、高效且富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的控制权结构的公司,那么大股东也会对公司的前景充满信心,在二级市场减持解禁限售股的动机就会变得比较弱,这能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对限售股解禁带来的种种问题的担忧。
胡宏伟[4]2014年在《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合理的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有积极的作用。在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有关研究成果发现,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处于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等复杂股权结构之下,控制权与所有权偏离。这种股权结构是否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存在影响?本文以2008-2012年上海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定的结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拥有的控制权与上市公司绩效显着负相关,是影响公司绩效的主要因素。这一结论对现实经济生活中控制人通过构建复杂组织结构提高在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比例提供了解释。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相较于控制权,控制人拥有的所有权比例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体现出“利益一致效应”。本文的结论提醒我们,要准确把握控制人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关系,不能停留于表面数据,分析所有权背后的控制权因素才能揭示股权结构的实质及其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在既定的控制权格局下,控制人试图以较低的现金流权带动掌控更多的股份,从而形成了众多横向或纵向的关联方,这有利于形成产业链,发挥规模效应和提高抵御外来风险的能力,但这种效应唯有在经济开放度很小的范围内才能充分发挥。当公司需要开拓创新、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当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冲击日益增强,这种效应可能就会走向反面。本文发现,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低。上市公司股份的国有性质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在国家高度重视国有企业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从产权制度到经营管理的持续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在产业发展上成为重要的支撑和带动力量,在经济效益上也日益体现进步。股权的制衡度与公司绩效正相关,这与众多呼唤增强对大股东制衡力度的声音是一致的。然而在投资者保护制度尚待完善的资本市场上,要真正实现“同股同权”,需要走的路还相当长。控制人担任上市公司高管与经营绩效负相关。我们分析认为,如果控制人从其“集团”利益出发,更倾向于主要关注某上市公司在其控制圈内的“宏观”地位,则对公司日常经营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而作为公司管理者,他们也更有机会和能力操纵公司“业绩”,为其控制权私利服务。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我们建议：适度降低上市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度,同时鼓励终极控制人直接控股,以降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度,减少控制链增加带来的代理成本。此外,应加强对最终控制人的重视与监管,增强股份的流通性,并大力培育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文章的主要结构如下：导论部分介绍了研究的背景及问题的产生来源,简要阐述了研究的思路、目标和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归纳了本文的意义以及创新点,并对文章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简要描述。第一章文献综述,围绕论文主题——终级控制权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对近年来国际和国内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第二章讨论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司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公司控制权理论以及委托代理理论。第叁章为实证研究部分,以上海上市公司2008-2012年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比较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以及控制权配置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第四章归纳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并对未来研究的拓展方向作出展望。
隋荣荣[5]2006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控制权市场研究》文中提出股权结构对公司融资成本、治理结构、社会资源配置、资本市场发展等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国外对股权结构的研究是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和委托代理理论基础上开始的，自Berle & Means的《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出版以来，股权结构就成了企业理论的研究热点。自股份制企业产生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者更是毫不吝啬地把精力投入到股权结构研究上，涌现出Jensen、Meckling、Morck、Fama、David等一大批知名学者。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适应国内需要加入研究战团，从规范、实证两方面全面展开。在发达国家，有关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理论分为主流理论与反主流理论两大类，在两类理论的不断碰撞之中，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得以不断前行。而在国内，目前理论界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一些研究企业并购活动的学术论文及对国内公司控制权市场的专题研究中，逐渐产生了多维度的理论假说。在股权分置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之际，本文以股权结构为切入点，采用例证、历史分析法以及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系统地分析了股权结构的形成原因和特征、与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内在联系及对其产生的影响，希望能对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规范化发展起到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也是我选这个论题作为学位答辩论文的意图所在。本文将分四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分析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征及形成。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有其特殊性，要研究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与控制权市场的关系、对其产生的影响，正确理解这种股权结构特殊性的成因则是必不可少的。第二部分通过对国外不同股权结构下控制权市场的分析比较，引出对中国控制权市场产生与发展的论述。第叁部分分析了股权结构的几个方面：股权集中度、流通性、高管人员持股比例等对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影响，从而指出并论述了目前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特征。第四部分也是文章的最后部分，针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对控制权市场的影响，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控制权市场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及对策。
郭婧[6]2017年在《政府干预、终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文中认为自伯尔和米恩斯(Berle&Means)于1932年发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导致了内部人控制现象,两权分离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但是,随着La Porta et al.于1999年对全球27个富有经济体股权结构的深入研究,发现除了美国和英国等法律对投资者利益保护较为完善的国家的股权结构呈现分散状态外,终极股东在其余大多数国家的上市公司中都很普遍,其控制形态大都集中在家族或者政府手中,而终极控制股东大多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交叉持股或直接控制董事会成员的任免权等方式来实现以较小的现金流来撬动较大的控制权,实现对上市公司的超额控制。自此,公司治理的研究热点逐渐向终极控制权方面的研究所靠拢。市场和政府作为主导现代经济的两个重要方面,其界限在哪里?人们一直在为此寻找恰当的平衡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使得私有化与放松管制一度成为主导政府管制的重要理念。但是,在此以后的二十多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使得“自由放任”尽显疲态。无论是爆发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如此沉重的代价使得人们再次回想起那双“看得见的手”,希望政府能够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弥补市场的缺憾。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其所处的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我国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外界环境。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可见,在我国转轨经济背景下,将政府干预这一宏观因素引入微观公司治理领域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解释我国企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还能为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提供决策依据。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他决定了公司中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如何在股东中划分的,随着公司经营规模的发展壮大,股权结构也呈现立体式的发展趋势。因此,如果仅仅从直接股东的视角来研究公司治理有效性的问题就显得有些偏颇。对股权结构的研究要追溯到终极股东层面,才能更加深入透彻的将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分析清楚。那么,政府干预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什么样的终极股权结构能够对其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如何促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提高?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将公司治理效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政府干预为切入点,理论分析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作用机理,并对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拓展到终极股权结构与政府干预的交互作用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最后,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制度背景的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政策建议。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政府干预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2)当终极控制股东是国家时,政府对上市公司的干预效应得到加强,并且,政府对上市公司干预效应会随着国有性质的终极控制股东持股比例的上升而更加显着;(3)当终极控制股东是私有性质时,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干预将得到抑制,抑制效应会随着终极控制股东股权集中度的升高而得到加强;(4)当机构投资者能够对上市公司产生重大影响时,公司治理效率较前两者来说最高,说明机构投资者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5)股权制衡度也是公司治理效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其与公司治理效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当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性质时,股权制衡度越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负面干预越能得到抑制;(6)由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不对等所引发的两权分离度越高,越容易引发终极控制人的侵占行为,公司治理效率则越低。本文在以下方面作出了创新:(1)本文将政府干预这一政治环境因素引入公司治理的研究体系中,理论分析了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效率的传导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该研究有助于丰富政府干预理论,拓展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2)本文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终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作用机理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探索了政府干预与终极股权结构的交互效应对公司治理效率的影响。现有的研究对于此方面的问题几乎没有涉及,该交互效应也是比较复杂的。本文对此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开辟了公司治理研究的新视野;(3)本文对采用“股票价格增长率/同期大盘增长率”作为公司治理效率的替代变量进行实证研究,比以往的衡量指标更加准确,更能够真实的反应公司治理水平;(4)本文对股权结构与股份结构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解决了以往研究中股权结构与股份结构混为一谈的问题,丰富了股权结构理论;(5)本文在对终极股东股权性质分类时,不仅按照国有和非国有两类进行研究,笔者还借鉴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路,将机构投资者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上市公司单独作为一类进行研究,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股权结构的优化提供理论依据,是公司治理理论的有效补充;公司治理效率问题是一个探索性极强的课题,将其纳入我国由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研究将更具有挑战性,笔者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囿于篇幅、笔者水平和认知能力的限制,在分析和论证过程中还有很多需要完善、拓展和进一步深化的地方,这是笔者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
孙军[7]2015年在《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控制权转移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国有上市公司代表着国家的经济支柱和命脉,其不论在行业、规模还是绩效方面均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随着2005年之后股权分置改革进程的持续推进,在我国日益完善的控制权市场的大背景下,研究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控制权转移的关系势在必行,而嵌入股权控制链的分析范式能更好地协调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能够在控制权市场化进程中进一步优化国有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本文基于以上背景研究股权控制链视角下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控制权转移的关系。关于国有上市公司股权机构与控制权转移的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财务指标,经营绩效,市场效率,管理层行为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而关于股权控制链的发展则趋向于代理问题,终极股东剥夺,股权结构,内部人控制以及产权属性等层面。本文以二者共有的研究范畴为衔接建立了国有上市公司以股权控制链为调节基础的股权结构与控制权转移的关系。另外通过对概念的界定以及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以及控制权市场理论的梳理进一步奠定了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随后立足我国股权分置改革与控制权市场化的进程阐述了国有上市公司基于股权控制链的股权结构与控制权转移方面的特征。在实证分析环节,本文选择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组,引入配对模型分析法,选取规模相近的未发生控制权转移的国有上市公司为对照组,嵌入股权控制链的变量因素,运用描述性统计及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控制权转移的关系,并根据回归结果设计出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优化模型。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对国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具有正向显着影响的因素有国有股比例和股权控制链;相应具有负向显着影响的因素有每股净资产、流通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总股本与控制权转移之间的关联性不显着。最后根据本文结论对后续的研究工作提出些许改进和政策建议。
高洁[8]2005年在《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司运行质量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有效的公司控制权有助于提高公司运行质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资本利用效益。通俗地讲,公司控制权就是通过投票权来实现对企业主要管理人员的任免权、对重要经营管理活动的决策权和监督权。控制权的持有者可以凭借这种权力,使公司依照符合自己意志和利益的方式运营,并从中获益。于是,控制权的行使能带来控制利益,其本身就成为控制利益的载体,因此,控制权具有相应的价值。由于控制权作为具有价值的一种资源,具有稀缺特性,持有者和争夺者之间就对其开展交易。控制权作为一种特殊交换物,通过市场实现了流动和转移,不断的交易促成了专门的控制权市场的形成。 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公司治理外部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研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国际上,对于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文献也非常多,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在我国,理论界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研究是近几年来的事,已有的文献多以并购为研究对象,但公司控制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市场,并购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内容,而不是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全部。我国资本市场正在进行重大结构调整之际,控制权交易和转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资本市场也已出现了控制权转移、交易、争夺的案例。一些公司在控制权市场上通过并购、代理权争夺等方式完成了控制权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公司治理结构,提高了资本市场效率。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与外国相比,我国控制控制权转移行为远未规范,一些有损于客观、公正、公开的公司控制权市场建立的行为在控制权转移过程中都有发生,有关公司控制权市场规范的法律、法规还缺乏协调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实际效应。可以说,我们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还正在
严武[9]2003年在《公司治理研究：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关于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在西方国家引起重视。到了90年代，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治理运动，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已成为全球性的课题。 在国际上公司治理运动兴起的影响下，同时也基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的要求，尤其是上市公司治理实践提出的要求，国内学术界和有关部门自1993年开始对公司治理问题予以关注和研究。最初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较多地是集中于国有企业的治理问题。从2001年开始，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治理实践，更多地关注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问题。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分析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叁方面的问题：(1)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机制有哪些影响，这些影响是如何发生和传导的；(2)公司治理的不同机制相互之间存在什么联系；(3)针对中国实际，如何通过适当调整股权结构，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运行效率，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考察公司股权结构角度出发，分析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它们是如何对各种具体的公司治理机制发生作用的。公司治理机制的运行是有成本的，什么股权结构状态下，公司治理的成本最小，治理效率最好。根据这一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讨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建立多个大股东的股权制衡结构与治理机制问题，并结合实际提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相关对策。本文是一篇从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角度研究公司治理的专题论文，全文除导论外，共分为六章。 1．公司治理基本理论与模式 公司治理是关于公司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分配的一整套制度安排，核心问题是解决代理人与委托人利益目标不一致的问题。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构成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础。现代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出现，由于代理人的“经济人”本性，代理人(经营者)有可能并不总是按委托人的利益采取行动，从而在代理行为活动中背离委托人(所有者)的利益目标。根据委托代理理论，现代公司需要建立一套既能有效地监督约束代理人的行为，又能激励代理人按委托人的目标和为委托人的利益而努力工作，从而降低代理成本的公司治理机制与制度安排，这就是公司治理要解决的问题。公司治理的另一理论基础是不完全契约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契约不可能包括对末来各种可能状态的预测及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的安排。即使当事人能够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状态做出预测，要准确地描述每种状态也是很困难的：即使描述了，由于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当实际状态出现时，当事人和第叁方（法院）也不能证实。即使法院能证实，执行起来也可。能成本太高。这样，契约中总是有一些关于权利义务的分配及相关事项未被包含－在内。因此，契约就总是不完全契约。根据现代契约理论，企业实际上就是一组；契约的集合，而契约又总是不完全的。这就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契约未预期事件发生情况下，谁行使决策权和控制权。也就是说，企业需要解决剩余控制权归谁所有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的一个基本问题。 公司治理理论有四种主要观点或流派，包括：（）古典管家理论；u）现代管家理论；u）主流公司治理理论；N）利益相关者理论。古典管家理论认为，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是一种无私的信赖关系，不存在代理问题。由于其假设前提与现实相差甚远，对现代公司治理缺乏普遍意义上的现实解释力。现代管家理论认为，根据现代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代理人并不一定会存在机会主义和偷懒行为，成就、荣誉和责任等激励因素可以使代理人成为无私的好管家。这种理论虽然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并得到一些实证支持，但目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认同。主流公司治理理论是建立在委托代理理论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基础之上，认为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委托人与代理人的代理问题，降低代理成本，对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而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是要保证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公司价值的形成是由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行动与贡献实现的。公司不应仅仅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还应为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创造财富服务。尽管利益相关者理论已产生一定影响，其中一些思想在实践中已部分采纳，但利益相关者理论尚未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关于公司治理模式。从世界范围看，公司治理并无统一的形式，根据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一般形式和特点，可以将公司治理分为叁类模式：（）市场导向型治理模式（m毗et心nented corporate govemance人这种模式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公司股权分散，以股票市场为主导的外部治理机制发挥重要作用；（2）网络导向型治理模式（lC咖rk刃fimtCd COrporatC gOVCffignCJ。这种模式以德国、日本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股权集中，大股东控制公司，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臼）家族控制型治理模式（fmily七ontrolled corporate govern删e人这类模式以东南亚和东亚的一些国家?
杨定华[10]2004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文中提出公司融资是公司决策中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决策,弄清楚影响公司融资决策的因素也是经济学中最为困难的研究之一。自从 1958 年公司融资理论的奠基性理论——MM 定理诞生以来,公司融资理论的研究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并成为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尔斯等人 1984 年对公司融资顺序的研究(Myers,1984;Myers&Majluf,1984),即着名的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theory)。根据这个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应该是内部资金优先,债券融资次之,最后才是股权融资。而且发达国家的公司融资实践从实证上支持了这一结论。 但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进行考察,却发现完全相反的现象,即上市公司融资决策时首选股权融资,而较少采用债务融资,表现为股权融资偏好。这种融资实践与西方的主流理论是相悖的,可以说是对西方融资理论的挑战。而且更为迫切的是,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已经给中国上市公司的健康成长乃至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因此,这个问题已成为理论上和实践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理论相悖的现象,如何解释这种悖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需要回答为什么公司融资理论在中国上市公司中遇到了挑战,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选择与发达国家的实践迥异?从实践上来说,我们需要对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选择中产生的变异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为此,本文基于中国转轨经济的特征,综合应用公司融资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从以下四个不同的视角来寻找导致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原因: 首先,我们从公司控制权的角度出发,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动因进行分析。具体的分析包括大股东控制权和公司经理的控制权两方面。从大股东的角度来说,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是由于上市公司畸形的股权结构,即国有股比重太高,国有股成为绝对控股股东。由于国有股不流通,通过配股、增发可以瓜分流通股的流通权溢价或租金,因此股权融资成为国有股股东的理性选择;从经理的角度出发,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选择往往是由经理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选择的,而经理在决策时控制权私人收益是最主要的利益,因此经理就会最大化自己的任期,即避免公司破产和抵御控制权市场对控制权的争夺。而在控制权市场运转不良的情况下,经理的目标就仅仅是避免破产,这样,经理就必然选择股权融资。因此,在目前的约束条件下,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和公司经理尽管动机 I
参考文献：
[1].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D]. 李连伟. 吉林大学. 2017
[2]. 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的影响研究[D]. 李玉胜. 西南大学. 2008
[3]. 大股东减持解禁股与公司控制权结构关系实证研究[D]. 高彭冲. 浙江大学. 2008
[4]. 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与经营绩效关系研究[D]. 胡宏伟. 武汉大学. 2014
[5].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控制权市场研究[D]. 隋荣荣. 东北财经大学. 2006
[6]. 政府干预、终极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效率[D]. 郭婧. 山西财经大学. 2017
[7]. 国有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控制权转移关系研究[D]. 孙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5
[8]. 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D]. 高洁. 四川大学. 2005
[9]. 公司治理研究：股权结构与治理机制[D]. 严武. 江西财经大学. 2003
[10]. 中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D]. 杨定华. 复旦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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