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理[1]2004年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残余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残余进行研究,旨在揭示出封建残余仍然根深蒂固存在及其危害的主客观原因,从理论上分析封建残余的实质,批判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攻击,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认识,同时提出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在实践中逐步肃清封建残余及其影响。本论文综合运用历史分析与现实分析、学理分析与实证分析、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重新界定了封建残余的概念、来源、内容以及对它的原则与研究方法,找出了我们以前对于封建残余认识、研究与对策上的不足之处,提出和强调了关于当代中国封建残余研究中的容易模糊与忽视的几个问题。系统论述了封建残余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表现、基本特征、存在原因与重大危害,并且在此基础上,结合当今社会实际,提出了在21世纪继续全方位清除封建残余及其影响的深厚动力、基本途径、思想基础与必要条件。本论文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第一次较为全面与系统的从政治生活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封建残余及其影响进行了总括性的梳理与总结,阐述了传统文化与封建文化的二重性以及二者的关系,论述了传统思维方式在封建残余影响中的作用,阐明了封建残余及其影响不平衡性的基本格局与总体态势,分析了社会病态问题与封建残余的区别。在对策上,加强党内制度性监督,改革党校教育模式,政协系统并入人大,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和公务员化,大量压缩省级行政区划,撤销乡镇政权机构,确立中央、省、县叁级政权机构。禁止公务员在国民教育系列高校兼职。把司法机关的人才物统一由中央来管理,加强司法专业化,推动民众思维方式、观念向现代转化,加强对影视作品的引导、审查与大众传媒的管理。本论文认为,封建残余在当今的广泛存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历史惰性力。在新的世纪继续对之进行批判与清理,是我们进行
张着清[2]2004年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封建主义残余研究》文中指出把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封建主义残余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展开研究，是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的事情。这20多年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以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凸现出来，一些研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发生挫折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人把目光放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残余方面，从而在扩大了研究视野的同时，深化了对我国封建主义残余的研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历史现象，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具有顽固性、渗透性和隐蔽性，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各领域，因而必须细心地进行分析，谨慎地加以鉴别，准确地划清界限。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残余越来越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障碍。因此，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坚持不懈地同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作斗争，是符合国情民意、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件大事。论文共分六个部分，由导言和五章组成。导言主要介绍了选题的由来、研究封建主义残余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现状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封建社会和中国封建主义”，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导出“封建主义残余”概念，厘清了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和我们现在通用的封建制的区别是政体与国体的区别，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比较了中西封建社会形态，归纳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突出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异质性。从中国近代史的展开对封建主义从一种社会形态到残余的演变进行了历史的梳理。第二章“当代中国社会中封建主义残余诸相”。认为封建主义残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存在，可以分为体制形态、观念形态及社会心理形态的封建主义残余叁种形式。列举了封建主义残余在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方面的表现及其危害。第叁章“当代中国社会中封建主义残余存在的原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等方面深入探讨“封建主义残余”得以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历史根源、认识根源。第四章“建国以来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斗争的经验教训”。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国内与国际，革命、改革与建设等方面总结建国以来党领导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斗争所取得的经验教训。阐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扬党内民主和政体层面的民主制度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肃清当代中国社会中封建主义残余”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看成是一
王宇环[3]2015年在《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对实现中国梦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文中认为当前,在深入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封建残余思想文化作为一种极为不和谐的因素,对其有着较为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它不仅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辐射到人们的思维、思想和观念的深层。准确认识和把握封建残余思想文化的本质,彻底清除封建残余思想文化的深厚根基和消极作用,对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特别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具有专制性、保守性和愚昧性。在政治领域以唯权独尊的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为代表；在经济领域突出表现为固步自封的小农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在精神领域的典型表现是盲目依附的封建迷信思想和宗法观念。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对实现中国梦有着深刻的影响,制约着中国梦的实现。首先,封建残余思想文化破坏实现中国梦的民主法治保障。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不利于人民树立民主的政治观和法治观,侵蚀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影响我们对中国道路的坚守和自信。其次,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动摇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石。小农意识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大局意识和创新观念缺失,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腐蚀崇高的中国精神。再次,封建残余思想文化涣散实现中国梦的精神状态。封建迷信思想和宗法观念造成全社会一部分人的信仰危机和道德滑坡,降低社会凝聚力,破坏文化认同,阻碍我们形成实现伟大中国梦最磅礴的中国力量。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中国精神,必须团结和凝聚最广泛人民群众的力量,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肃清封建残余思想文化。为此,我们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民主,摒弃唯权独尊封建残余思想造成的专制意识,加强廉政道德教育,完善民主法治,强化权力监督；我们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走出固步自封封建残余思想衍生出的保守桎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策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们必须广泛深入传播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扫清盲目依附封建残余思想造成的愚昧观念,把握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守舆论阵地,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共识,树立和坚定共同理想信念,净化社会风气,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道德风尚,更好践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理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钱容德[4]2013年在《封建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研究封建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残余，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当代”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时期。封建主义文化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它在政治领域的残余主要表现为官本位、人治官僚主义、等级特权及对人自身的束缚等方面。研究封建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从理论意义上而言，有助于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律，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实践意义上而言，有助于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有助于在实践中落实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论文共分为五部分。导言部分分别介绍了选题背景和意义；分析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并作简要的评述；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封建主义文化的历史考察。本章介绍了当前学术界对“封建”涵义的不同理解；分析了封建主义文化的两面性；回顾了封建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章，封建主义文化制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因素。封建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式主要是：人们对权力的崇拜、等级特权、思想僵化等。权力崇拜产生了诸多危害政治发展的现象，如：腐败、社会主义法治的破坏、政府公信力下降等。等级特权的危害主要是：破坏社会公平，破坏市场经济，阻碍改革的进程。思想封闭的危害主要是：教条主义泛滥、个人崇拜盛行等。本章在分析这些封建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同时，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消除这些负面影响时所取得成果和经验。第叁章，封建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存在原因。本章从叁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比较长，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稳固的皇权专制制度和古代官僚系统。二是中国历史上未曾经历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经济追求的是公平、竞争、契约、个性解放等精神，这些精神对消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有积极作用。叁是对利益诉求缺乏正当性。官本位、特权等思想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人们对利益诉求没有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由于这个原因导致现实社会中，私利侵蚀公利、公权侵犯私权的现象发生。第四章，消除封建主义文化影响的思考。一是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面对，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二是解放思想的问题。封建主义文化对个人的束缚，主要体现在思想层面的束缚上，要克服这种负面影响，就要不断解放思想，从各种束缚中摆脱出来，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政治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叁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在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伴随着民主制度的完善，封建残余问题必然会迎刃而解。四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问题。法治就是依法治国，完善的法治可以有效地消除人治、等级特权等不公平现象，从而有利于政治的发展。五是借鉴西方政治文明问题，西方反封建历史比中国长的多，在此过程中，它们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体系。对于一些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我们有必要借鉴和学习，从而走出一条适合自己政治发展的道路。本文的创新点：一是在研究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时，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政治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是人类政治生活不断进化、政治体系朝着合理化发展的过程。理想的政治发展就是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克服和摆脱各种不良影响，实现政治文明的健康发展。在现阶段，封建主义文化是政治发展的主要阻力之一。封建主义文化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是什么，如何消除它的影响，本为试图在这些方面进行一些探讨。二是在研究肃清封建主义文化的影响时，如何对待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既有有益成分，也有糟粕成分。本文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力图梳理出哪些成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这样更有利于认识和肃清封建主义文化的残余。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调查法和比较研究法。
张波[5]2010年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维度上展开的,这两个维度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实践主导模式之路,进而使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层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文化相结合,走文化扬弃模式之路,通过文化层面的结合,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的两个层面而言,路径的实践层面是根本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生在法学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象。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实践层面,它是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的法律实践相结合、强调法律发展的实践法源,遵循着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形成的。另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文化层面,它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中,路径的实践层面是根本性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动力。路径的文化层面也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探索,反映的是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方法,涉及到是否以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问题,是否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看待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就是一个哲学命题,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创的。他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走实践法源之路;他们尊重历史、尊重法律文化,坚持从现实和历史两个角度出发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他们坚信实际是母亲,法律、法理是儿子,最终探索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从1957年到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偏离时期。这种偏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出现了主观偏离客观的主观主义;另一个是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结合中发生了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偏离,出现法律虚无主义现象。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在实践的诉求中和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中,应运而生。十叁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沿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继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继续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地挖掘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资源,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法律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依法执政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和演变至少给我们留下叁点启示,第一,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正确的路径不是理论主导模式而是实践主导模式。坚持理论主导模式,就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走向法学教条主义。克服法学教条主义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实践出发,强调实践的主导作用。第二,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要求我们面向中国历史、面向中国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紧密结合,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法律文化的两面性,需要时刻警惕中国传统的糟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不良影响,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否则,也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第叁,中国化的命题是在中西文化论争中出场的,其本身不仅意味着对西化思潮的一种否定,更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辩证态度。在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诉求中,我们首先要反对西化,反对将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法制现代化的主张;其次,在中西法律文化的态度上,必须警惕形而上学的文化观,不能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完全对立起来。最后,要辩证看待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批判地吸取其有益成分,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
陈承新[6]2012年在《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文中提出正确地引导政治意识健康发展以适应现代政治建设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本文以此为主题，试图在总结经验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论述执政党和政府有效地引导政治意识的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且探索执政党和政府正确引导政治意识的对策思路。全文结构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正文部分分为五章。各部分内容概述如次：导论部分首先对政治意识、政治意识与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引导、政治意识引导与政治社会化等涉及论题的几个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作出界定与辨析，其次从理论诉求和现实诉求两个方面阐述了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第叁对政治意识研究和政治意识引导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述，最后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以及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作了说明。第一章着重论述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的发展状况。首先从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确立背景和内涵以及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相关实证考量叁个方面分析了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发展的基本情况，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指导性政治理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则构成当代中国主导政治意识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观念层面的本质；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政治意识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离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尚有距离，人们展现出理念认同和实践脱节的矛盾心态。其次分析了当前政治意识引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政治意识公信力不高、政治思想传播不畅、政治意识引导的策略和手段有待更新以及执政党自身政治意识有待提高，制约了执政党和政府引领、调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意识向主导政治意识发展的进程。第二章紧随第一章提出的问题，分析了政治意识引导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一系列经济配套制度和经济生活方式的内在局限构成了经济基础对政治意识引导的制约性影响；保障公民知情权、政治参与、表达权和监督权的制度欠缺导致了政治系统层面对政治意识新问题新变化时的制度性回应迟滞；降低民族自信后的盲目崇洋、遭受挫败后对社会主义的质疑以及由来已久的封建残余意识等尚不成熟的社会心理也阻碍了社会对主导政治意识的真正认同和接受；当前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的低潮徘徊和西方敌对势力加紧“颜色革命”的多元攻势则营造了政治意识引导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第叁章阐述了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求通过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来帮助凝聚社会共识、激发社会动力、化解社会矛盾。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民主与法制的现实发展困境也成为政治意识引导需要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共产党人肩负的艰巨任务和历史使命、执政面对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以及执政党的自身状况和存在问题，都对通过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促进执政党执政能力提高提出了迫切诉求。维护国家安全的社会成本、历史与现实基础以及相关社会心理都表明政治意识引导与国家安全密切相联，为应对目前国家安全遭受的政治意识威胁，也迫切需要提升政治意识引导能力。第四章在立足于认清制约政治意识引导的深层次原因和提升引导能力的必要性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执政党及其政府在政治意识引导过程中应该担当起的作用。首先，从发展完善政治理论内容和提高政治理论大众化水平的角度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其次，从大众传媒的创新、教育方式的变革、文化产品的优化供给、利用典型事件分析推动政治意识引导的地区互动和国际互动等几个方面改善政治意识引导方法。再次，通过厘清需求并配套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利用多种政治社会化途径，主导政治社会化进程。第五章从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关键主体入手，论述执政党如何提升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第一，执政党成员需要从明确政治理论学习重要性和明晰学习重点着手，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第二，深入研究引导政治意识的规律，重点研究如何夯实政治意识引导的客观基础的规律、如何把握政治意识引导的客体的特征规律、如何创新发展主导政治意识的规律、如何改进引导方式的规律等。第叁，立足更开阔的文化视野认识政治意识引导的重要性，通过妥善协调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关系、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提高执政党引导政治意识建设的能力与水平。全文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为例的研究，从建构对话的立场出发，以一名中国学者的视角对政治意识引导问题展开学理讨论并提出看法，尝试将政治意识引导作为一个可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希望政治意识引导研究范式能够与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等理论研究范式形成互补。全文的重点在于试图揭示政治意识引导的本真面目和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脉路及根源，探寻当下中国政治意识引导的新路。
张海[7]2017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文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以废除旧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彻底扫除封建主义残余为目的的婚姻制度变革运动。湖南的婚姻法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婚姻法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选取“湖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湖南具有典型性。湖南自古为蛮夷之地,民风剽悍,民众思想较为保守,封建思想观念浓重;民国时期长期处于国民政府统治下,中共在湖南的政治影响力较为薄弱,各级党组织不健全,党员干部严重不足,群众没有像老解放区的群众那样受过长期的革命主义教育和影响,思想觉悟水平也低。这就决定了在湖南贯彻实施婚姻法,面临的困难比较大,新旧婚姻制度和观念冲突比较剧烈,因而具有典型性。第二,目前学术界对湖南省婚姻法运动的研究十分薄弱。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缘起与意义、学术研究现状、文献资料说明、研究方法、创新点、重点和难点以及研究框架等。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湖南省的婚姻状况。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和中国社会的巨变,传统的婚姻家庭制度开始受到震撼和冲击,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国民政府时期均对传统封建婚姻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封建婚姻制度的根基。从整体看新中国成立前湖南省存在着封建主义婚姻制度、资产阶级改良婚姻制度和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叁种婚姻制度中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占主导地位,在婚姻礼仪上存在着新式结婚和旧式结婚两种形式,同时还存在着包办买卖婚姻、童养媳、纳妾、入赘婚等婚姻陋习。第二章考察了新中国婚姻法制定的背景、经过和主要内容。婚姻法的制定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共同合力的结果,本章从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民主革命时期的婚姻立法实践与经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立法经验、人民民主政权的政治保障与现实要求、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婚姻家庭问题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婚姻法制定的背景。从原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制度、离婚制度四个方面分析了婚姻法的主要内容,并依据这四个方面对新旧婚姻制度和立法进行了比较研究。第叁章详细梳理了湖南省婚姻法运动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和婚姻法运动的开展,开启了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破旧立新的历史进程,为中国婚姻制度和家庭关系的改革明确了方向和目标。湖南省按照中央和中南局的部署,以宣传贯彻婚姻法为中心,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婚姻法群众运动,这一运动过程大致分为宣传与贯彻实施的初始阶段、婚姻法执行情况大检查阶段、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阶段和经常贯彻婚姻法阶段,并对婚姻法在每个阶段的具体实施情况、民众的反应、取得的成绩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第四章对婚姻法运动与湖南省婚姻家庭制度的变革进行了细致地探讨。湖南省经过婚姻法运动,婚姻家庭制度发生了变革,人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出现了新人、新事、新气象。在婚姻关系上新型婚姻关系开始确立起来,表现在择偶观从门当户对发展到以爱情为基础,婚姻自主权由包办婚姻转变为自主婚姻,离婚与再嫁由从一而终发展到男女平等,妇女离婚尤其是寡妇再嫁为人们所接受。婚姻程序实现了由繁文缛节到简单节约的转变。在家庭关系上民主和睦新家庭关系开始形成,表现在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善和提高。第五章简要评析了湖南省婚姻法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经过婚姻法运动,湖南省实现了婚姻制度的破旧立新和移风易俗;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解放了妇女生产力,推动了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同时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认同,实现了国家权力对乡村基层的控制。运动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运动的不平衡性与突击性和因婚姻死亡问题两个方面。本章着重分析了造成运动局限性的原因,与中心工作相冲突和各级政府对运动重视不够是造成运动开展的不平衡性和突击性的主要原因;而新旧婚姻制度和观念的剧烈冲突、区乡基层干部干涉婚姻自由、司法机关及司法干部的敷衍推诿、妇联组织不健全,妇女干部不关心妇女利益则是造成因婚姻死亡问题的主要原因。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运动存在历史局限性,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秦宁波[8]2016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文中提出生活于五千年文明黄土地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也不能完全割断与儒家文化的关联,儒家文化基因不会随时代发展而被轻易地彻底遗忘。在世情、国情、党情、人情的综合分析中理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产生的原因:(1)近代中国内外危机中呈现出器物、制度、文化的藩篱困境,共产党人早期思想中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根源与实质,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特权势力和专制制度,打破宗法礼教的“吃人”束缚。(2)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传入中国,推进国人认清近代中国的国情和寻找未来的出路,文化理论是内含于唯物史观中的重要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对文化问题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阐释,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成为党的儒家文化观所恪守的基本准则。(3)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有纯粹文化载体的儒家文化,也有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早期共产党人的批判不是偏激的全盘反传统,在批判的背后不乏对儒家文化价值的理性判断和清醒认识。(4)人的思想受遗传、环境、历史、教育及偶然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教育对人的思想的形成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体系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渊源,这与其早期身受的儒家文化协同教育的结构、方式、内容休戚相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片面到全面、感性到理性的探索过程,在综合呈显标志、影响因素及主要特点基础上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发展进程分为叁个阶段:(1)儒家文化观的孕育阶段:1921—1927,孕育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观与民主革命的实践联系到一起,无法脱离反封建的主题孤立存在;早期共产党人具有跨文化的品格特征,左右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发展宽度。(2)儒家文化观的雏形阶段:1927—1938,雏形阶段的基本特点:抗战成为儒家文化观的转折点,其初步形成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相关联;党的传统文化自觉逐渐觉醒,重视并推动对儒家文化的再认识;“孔子”不再只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符号,马克思主义与优秀儒家文化开始结合;儒家文化观不仅是认识的呈现,也反映在共产党的实践活动中。(3)儒家文化观的发展阶段:1938—1949,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儒家文化观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脱离开发展的历史认识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存在精华与糟粕两个方面,提出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法”;儒家文化观体现在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党的建设叁个层面的关系处理上,儒家文化观的内容更加广泛;儒家文化观集中体现在领袖人物的言论中,领袖群体在儒家文化问题认识上具有共识性。儒家文化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消极因素不可避免地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冲突,党从当时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出发,认清其本原内容及被曲解所引发的负面影响。第一,作为封建社会“官学”的儒家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特别是儒家文化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落后成分,无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土壤,其内含的糟粕会抑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第二,儒家礼教、纲常伦理是“符号的孔子”的内涵之一,其与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目标、任务、社会矛盾的解决相背离。对于儒家文化中的“叁纲”、“忠孝”、旧婚姻、传统民俗等问题,要看到其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滞后性、顽固性、虚假性,打破封建宗法观念对革命的束缚阻碍。第叁,儒家文化影响下宗法观念和宗法社会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阻碍,封建时代的“一言堂”衍生出党的组织建设中的“家长制”问题。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体力量,因而农民出身的党员在党的组织中占了绝大多数,旧的儒家文化残余必然对党的组织建设起到相当大的影响。第四,儒家的教学思想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它与封建社会制度、政治统治、人才需要、认知水平等联系到一起,必然也存在阶级属性和历史局限性。共产党人在肯定儒家教学思想的进步意义的同时,对其内有的“糟粕”也是彻底摒弃。但是,历经历史长河涤荡演变的儒家文化,除去服务于阶级统治的历史局限,也有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共产党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地对待儒家文化,激浊扬清,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第一,国内外形势变化对文化维度下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提出新要求,共产党批判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倾向,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对儒家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具体包括对儒家哲学思想中“名实”、“知行”、“中庸”、“义利”等重要问题的研究。第二,共产党对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坚持借鉴其精华抛除其糟粕,具体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对儒家政治伦理中“大同”理想的批判思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仁”思想的诠释扬弃,对儒家政治伦理中“礼”文化的发掘认识,对儒家政治伦理中“修身”问题的深化理解。第叁,共产党坚持唯物史观为指导认识儒家教学思想,肯定其价值基础上对其批判地借鉴认识。在长期教学活动中,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教学态度、教学方法、学生管理等方面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党注重“取其精华”,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教法中的合理内涵,推动儒家教学思想的转化与运用。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党与儒家文化的认识,建立在儒家文化党内价值基础之上,它成为构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重要内容。关于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表现在叁个方面:第一,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起,如何处理好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成为重要问题。中国人接触、认识、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脱离东方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根基。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二者有结合的内容也有排斥的成分,不要作简单、机械“嫁接”论的理解。对二者的关系,从话语体系转化、意识形态对立、结合及转化点叁个层面进行阐释,从而解构出二者的逻辑关系。第二,文化不能脱离现实人的历史实践活动孤立存在,文化与实践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共产党在反对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基础上,挖掘与转化儒家文化所蕴含的革命积极因素,改造传统私塾教育中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打破儒家礼教、纲常伦理对人及社会发展的桎梏,深化对祭祀文化的认识并在仪式政治中实现对儒家祭礼的超越性运用。第叁,从整体、系统、联系、动态的角度认识党的建设问题,要深入挖掘党的建设背后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社会环境、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等,特别是要关注与党的建设相关的历史传统文化。关于党的建设与儒家文化关系的认识,体现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中:“实事求是”与反对空谈的领导作风、儒家“修身”问题与党员道德修养、宗法观念与党的组织建设、“任人为贤”与党的干部选拔任用、“闻者足戒”与注重党内批评的方法。为更加客观地认清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的特殊性及实效,应从国共比较视阈深化对其认识。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比较首先需对孙中山时期、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产生及发展有系统地把握,这是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比较的重要前提。孙中山的思想中蕴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因素,他对儒家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社会理想等内容进行发掘认识,并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革命实践、党的建设相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民党儒家文化观的首创者和代表者。蒋介石时期国民党儒家文化观进一步发展,代表性内容:严查“辱孔”演剧中尊孔重儒的管窥,意识形态中的叁民主义儒学化,孔子祭祀仪式政治中的文化认同,新生活运动中的儒家文化生活化。为增强比较的针对性,本文把比较的时间限定到“抗日战争时期”,因为该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民族矛盾加剧和共同抗战的主题,两党儒家文化观的核心代表人物出现,两党的儒家文化观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但两党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两党儒家文化观的差异集中在政党与人民利益关系、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批判与继承关系等方面:第一,国共两党儒家文化观首要比较的是根本利益的出发点,能否理顺“政党”与“人民”利益的从属关系是儒家文化观需要首要解决的问题。国共两党是不同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其儒家文化观受各自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必然具有代表各自阶级性的意识形态特色。第二,政党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关系是政党理论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存在的两大政党,其自身的理论都源自西方理论,在理论传入中国之后都存在着如何处理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问题。国民党的重要理论家戴季陶制造了“儒学化的叁民主义”理论体系,南京政府在回应时局剧变之时,将叁民主义儒学化。与之相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开始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引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第叁,与国民党过分强调传统和“照抄照搬”倾向不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历史观融入到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的认识中,使之更客观地认识儒家文化的“古”与“今”问题,对儒家文化坚持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总之,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问题是极为复杂的,必须建立在过程思维的历史观基础之上,不能“碎片化”或“割断历史”来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儒家文化。随着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性增强,党思维理论水平和理论自信进一步提升,其传统文化自觉不断觉醒,认识到其包含着对革命和党的建设有益的因素,不能一味地排斥儒家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是党正确认识并批判地吸收儒家政治伦理、儒家文化的重要成果,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宝贵经验。但是也要客观评析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历史局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无法与评孔思潮割裂开来,“打孔家店”也将在强大的惯性中得到有效的延续;儒家文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的显性用语,党的儒家文化观具有鲜明内隐性;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封建社会风雨涤荡,历史变迁,长期作为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刚柔并存,良莠混杂,纷繁复杂;处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环境中,共产党人对儒家政治伦理在客观上不可能一次认识清理到位。由此观之,要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对待儒家文化及党与儒家文化关系的经验启示,结合人民需要、社会发展、党的建设去全面、辩证、深化认识儒家文化,在处理好历史与现实、精华与糟粕、批判与继承、转化与发展等关系中发挥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处理好政治和文化的关系象:马克思主义引领党的儒家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过程;掌握发展党的儒家文化观的科学方法;正确认识儒家文化内含跨越时空的合理内涵;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的关系融合;重视党的群众观、党员道德修养、党的组织作风建设中的儒家文化因素。
李爱华[9]2014年在《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文中研究说明选取“20世纪二叁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为题,首先基于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其次基于今天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实践的推进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一整体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辨证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最后基于前期历史学界对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研究和探讨。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反观20世纪二叁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本研究力争一方面探寻这场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力争为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寻求宝贵的历史经验。鉴于此,论文以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切入点,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探析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纲,在分析论战各方的见解和观点基础上,挖掘这场论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彰显这场论战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的历史意义,为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本研究主要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文献解析法、比较法、个案分析法等方法,论文主要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叁大部分组成。导论主要阐明本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突破点等。第一章主要对这场论战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背景进行深层解析,还原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从整体上把握这场论战所处的历史地位：中国城乡经济的凋敝是这场论战发生的经济背景；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深层动力和政治背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论战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是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形成展开：第二章和第叁章是重点,这一部分以代表人物的代表着述为依据,解析“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化”史,“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使用,以及何干之、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最终确立。从党史和学术史发展的视角剖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贡献。第四章是论文的难点,也是论文的创新点和突破点,本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分析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选择所提供的国情依据、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学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彰显这场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关于“谁化”、“如何化”、“化什么”等方面的历史贡献,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辩证统一。第五章是这场论战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其当代启示,探析当今我们“如何”和“何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等。结语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和归宿,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启示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辩证统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现实与超越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刘姌[10]2011年在《肃清封建思想残余 建设现代政治文化》文中研究说明政治文化作为政治系统中的重要维度,在公民政治实践中产生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是公民政治生活的行为准则,也是现代国家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现代政治文化作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在国家现代化建设阶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十分迅猛,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仍然处于瓶颈之中,反思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程,尚未肃清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一直以来都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想障碍,它以其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历史惰性潜藏在中国社会之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国民的政治思维和政治实践,既阻碍公民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也影响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培育、发展和成长,是中国现代化成长的绊脚石,更是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发展中带有根本性的深层次思想困境。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我们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供利用的资源和优势,探索本国的现代化之路,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毒害,建设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政治文化体系。同时,我们还要理性的认识到,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现阶段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基本国情,现实的这些因素导致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带有不可避免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参考文献：
[1]. 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残余研究[D]. 张永理. 清华大学. 2004
[2]. 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封建主义残余研究[D]. 张着清. 中共中央党校. 2004
[3]. 封建残余思想文化对实现中国梦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D]. 王宇环. 河南大学. 2015
[4]. 封建主义文化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研究[D]. 钱容德.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5].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D]. 张波. 上海师范大学. 2010
[6]. 论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引导[D]. 陈承新.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7].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D]. 张海. 中共中央党校. 2017
[8].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儒家文化观研究[D]. 秦宁波. 山东师范大学. 2016
[9]. 20世纪二叁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D]. 李爱华. 南开大学. 2014
[10]. 肃清封建思想残余 建设现代政治文化[D]. 刘姌. 兰州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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