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冷战后时期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战后,时期,印度,朝鲜,关系,美国国会,北约。
冷战后时期论文文献综述
吕香芝[1]（2019）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简论——以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为对象》一文中研究指出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是20世纪末国际社会发生的政治大地震,这一急剧的变化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摸索调整中逐步确立了与中国接触的总体思路,旨在通过交往与合作对中国内外政策产生影响,把中国融入由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进而促使中国朝着美国人所谓的自由民主方向演进,同时防范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造成的潜在挑战和威胁。这一政策客观上发挥了在中美两国间增信减疑的作用,是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本文来源于《运城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5期）
裴宰焄[2]（2013）在《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自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时起，南北关系就成为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因此，研究朝鲜半岛问题首先要从南北关系入手。另一方面，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南北关系的现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南北关系的性质和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鉴于以上认识，本学位论文拟从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入手，探讨韩国历届政府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和政策设计，力求找出各因素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逻辑和方式。倘有可能，进一步探讨韩国各政府不同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南北关系发展方面可遵循的规律性认知，以便于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认识在南北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等方面韩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绪论中，本学位论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展开论述，并提出分析框架和理论，就本论文借鉴和应用的相关理论作一概述。在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方法上，鉴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是两个同族异质政权间的民族内部问题，其关系演变受制于南北内部形势的同时，还受到周边大国的重大影响”，本学位论文采用民族理论，尤其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关系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及非均势核威慑理论等分析视角和框架，分析和探讨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在第一章，本学位论文分析了南北分裂及敌对关系形成和演变的国际和朝鲜半岛内部背景，就二战后期反法西斯同盟对战后朝鲜半岛的处理构想和实际运作，以及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朝鲜复兴委员会”在朝鲜半岛的活动展开叙述，以期形成如下认识，即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及敌对关系的形成上，大国起着关键性的设计作用，成为朝鲜半岛问题形成及发展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在第二章，本学位论文关注朝鲜半岛光复后李承晚政权和张勉政权时期朝鲜半岛内部局势的发展。李承晚时期，全球性冷战和朝鲜半岛南北敌对政权的建立，最终导致了演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关系的朝鲜战争，从而使南北分裂和南北敌对关系长期化。这一时期，南北关系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在全球冷战和朝鲜半岛内部敌对之下，南北之间很难进行直接的对话。在对朝鲜政策上，李承晚政府始终坚持“武力统一”，成为引发朝鲜战争的内部因素之一。李承晚政府后期，韩国国内政治民主化风潮开始兴起。这对韩国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南北关系从完全对立时期转入松动时期创造了条件。在第叁、四章，本学位论文分别论述南北关系的“松动时期”和“缓和时期”，即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卢泰愚政府和金泳叁政府。在“松动时期”，中苏、中美、中日关系的重大调整，为南北关系从完全对立转入有所松动创造了外部条件。在“缓和时期”，美苏关系的缓和，冷战趋于终结，为南北关系从有所松动进一步缓和提供了大前提。第五、六章讨论的是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政策，可称为“和解合作时期”。因本学位论文以冷战后为重点，更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关系的历史性积极变化，本学位论文将“和解合作时期”分为两章，分别讨论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第七章，本学位论文探讨李明博政府对朝鲜关系“逆行时期”的政策。在这里，本学位论文认为，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时期的韩国对朝鲜政策在达至朝鲜半岛“事实上统一”方面贡献良多，其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理论成为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并确定了对朝鲜政策相对有效的大框架。在分析评述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和解合作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本学位论文指出了对“和解合作政策”进行必要性调整的方向。而作为对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反动，李明博政府推行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非但未能达到该届政府试图达到的“压朝弃核”目的，反而在南北关系恶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概括的讲，第叁、四、五、六、七章分析评述了半个多世纪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实施、调整及其影响因素，以便达到前述研究目的。即通过探讨韩国各届政府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和政策设计，找出各因素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逻辑和方式，以便从规律性认识上理解和把握韩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本学位论文的结论部分关注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尝试性地对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进行预设，并就韩国新政府可能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和实施下南北关系走向、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局势进行展望。在本学位论文的观点创新方面：第一，本学位论文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朝鲜半岛问题、局势是有章可循的，或者说其存在一种内在的规律性。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太少，许多学者采用观察家的方式观察半岛问题，过于关注一时的形势。本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样的理念，即应当把朝鲜半岛问题、韩国对朝政策研究纳入理论研究的范畴中，从而使本学位论文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第二，朝鲜半岛问题可以分成若干个方面。其中，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是核心。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观点存在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朴键一研究员主张南北关系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也有不少学者主张朝美关系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包括朝鲜学界也持这种观点。虽然将朝美关系看做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问题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矛盾内容，而影响其变化的内因和外因、主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发生着转移。本学位论文的第二个创新点即是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韩国对朝鲜政策进行具体分析评判。第叁，在分析视角和框架方面，本学位论文不拘泥于或者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从思想方法上活用民族理论和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的基本观点。问题在于，在运用民族理论看待朝鲜半岛问题时，并没有现成的民族理论可参考。中国的民族理论分析的问题是多民族在同一个国家相处的问题，但不涉及同一个民族不同国家间的相处。可能达到分析目的的两个路径是，以民族理论的方法和韩国的民族主义相关研究共同作为本学位论文的指导。限于时间和作者语言、能力方面的问题，相关内容在本学术论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多阐述，但是本论文是在这种方法和视角下完成的。第四，与学界目前对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的对朝鲜政策评价有所差异，本学位论文关注其逻辑起点和政策大框架，认为两届政府在这两方面为朝鲜半岛的统一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需要明确的事情是，两届政府在应对朝鲜不适当行为方面表现出政策不适性，韩国政府对朝鲜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的能力不足。韩国政府采取的对朝鲜政策应当是在补充完善对朝鲜“和解合作政策”的基础上继承其大的政策框架，而不应该全盘否定。但是，本论文第七章论述到的李明博政府对朝鲜政策则是对之前政策的全面否定，结果在相对有效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实施逻辑缺失下，李明博政府在南北关系进展和统一方面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但是，本论文认为，在韩国政党派别的两极政治主张下，因为没有中间派作为缓冲，所以非常容易造成继任政府全盘否定前任政府的政策。本论文主张，应该充分理解韩国的政治现实，一分为二地看待李明博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缺点和合理性，这对正确看待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是有意义的。最后，作为留学生，限于语言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方面的限制，本学位论文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大国关系分析还不够理想。个人计划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继续花大量的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期刊2013-06-01）
夏立平,孙崇文[3]（2012）在《论冷战后时期的北约核战略》一文中研究指出冷战结束后,北约核战略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迄今可以分为叁个阶段:"劝阻"战略阶段;"慑止战争"战略阶段和"挂钩"战略阶段。与核武器国家的核战略相似,北约核战略也是由五个具体政策构成:声明政策、发展政策、部署政策、使用政策以及核军控政策。影响北约核战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北约面临的战略环境和北约内部关于核战略的辩论影响重大,而美国在北约核战略制定中起着主导作用。(本文来源于《欧洲研究》期刊2012年06期）
云莉,孟萌[4]（2008）在《冷战时期与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比较》一文中研究指出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因为它不但涉及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而且决定着中美关系的性质。从冷战时期到冷战结束后的今天,美国对台的政策从单一的阶段性特征走向复杂的两面性特征,其目标走向是日益清晰化。通过对冷战时期与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台的政策受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的影响,"双轨"政策不仅是过去和现在,而且也是将来美国对台政策的基调。(本文来源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08年S2期）
李莉[5]（2008）在《冷战后时期美国国会对华经贸议案的表决特点》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通过分析1993-2007年期间美国国会对华经贸议案的表决发现:冷战后时期美国国会提出的对华经贸议案绝大多数是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负面议案。在对华经贸负面议案的表决上,国会两党支持率都偏低而使议案较少获得通过,而正面议案能够获得国会的表决通过。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国会愿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的意向。但国会两党亦有明显的投票差异,在对华经贸负面议案的表决上,共和党对议案的支持率低于民主党;而在正面议案的表决上,共和党对议案的支持率高于民主党。这是美国国内两党政治在对华关系上的反映。这些特点表明,美国国会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既是积极因素也有消极作用。(本文来源于《现代国际关系》期刊2008年04期）
张军霞[6]（2006）在《冷战时期与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之比较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也空前活跃,但成功与失败并存。研究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的维和行动,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更好地发展和对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维和行动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冷战时期联合国先后在塞浦路斯、黎巴嫩和刚果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了13项维和行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塞浦路斯和黎巴嫩维和行动取得了成功,而历时4年的联合国刚果维和行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冷战结束以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维和行动也呈现出比冷战时期更活跃的态势,期间联合国在纳米比亚、柬埔寨和索马里等国家和地区共开展了48项维和行动。其中在纳米比亚和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的维和行动取得了成功,而在索马里的维和行动却遭遇了重大挫折。通过对冷战时期和冷战后联合国实施的维和行动总结分析可以看出,冷战后由于国际环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导致维和行动成功和失败的因素也增多了。但是,其中有叁点是与冷战时期的规律不谋而合的。因此,纵观维和行动历史,维和行动取得成功都遵循了当事国的同意、保持中立和公正、不依靠武力进行强制维和的叁点规律,而违背了这些规律,都基本导致了这两个时期的维和行动以失败告终。对比研究两个时期维和行动成败的规律启示我们:面对新的世界环境,在当前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显着变化,尤其是因中立性和非强制性等维和行动原则开始发生动摇而导致部分维和行动难以有效开展的情况下,联合国应借鉴冷战结束前后维和行动成功的主要经验,吸取维和行动失败的教训,继续坚持当事国同意、保持中立和非武力叁原则不动摇,才有可能使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样对于我国,也应借鉴维和行动成功的经验,即在坚持维和行动叁原则的基础上,有选择地积极参与,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本文来源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期刊2006-11-01）
张力[7]（2006）在《冷战后时期印度的外交与战略安全》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中，印度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其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已获确认。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秩序的转变对印度的外交、安全观念产生了强烈冲击。90年代前后，苏联解体、海湾战争、国际政治单极化趋势以及新的冲突热点出现影响了印度的战略思维和判断。应对外部环境和启动经济改革的需要共同促使印度调整外交和安全政策，以摆脱困境、成功面对严峻的安全挑战。印度在冷战后时期外交、安全战略体现了两大特征：一是重新定位与主要大国和重要邻国的关系；二是以实力谋求自身的大国地位。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系。前者主要表现在印度高度重视与美国、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的关系，强调与大国与印度洋、中亚、亚太、海湾等区域的战略互动；后者则集中体现为通过深化改革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增强自身国力、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展战略核威慑能力、致力军事现代化，并在涉及国家利益的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务实、灵活而不失强硬的风格。从根本上看，印度对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调整反映了印度在冷战后时期的现实处境和国家利益，也受到其独特的战略文化及冷战时代经验的影响，其目的是在新的战略格局中最大限度地扩大自身利益空间，获取外交与安全的主动权，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在影响印度外交、安全战略的众多因素中，印度与主要大国的关系、尤其是印美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印美双方在冷战后从疏远走向密切，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关系，并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互动尤为显着，战略伙伴关系初具雏形。印度为了深化对美关系，也在一些重大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上与美国协调立场。美国的南亚政策有借印度在战略上制衡中国的考虑，但尽管印美关系是印度冷战后外交的首选重点，印度认为利用这一战略合作针对中国并不符合其长远利益。同时，印度与俄罗斯在务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密切的政治与战略合作关系。中印关系在冷战后时期持续改善和发展，但印度在战略上视中国为主要对手的观念仍对其对华政策产生影响，这导致中印关系的不稳定具有某种必然性质。能否预防、解决矛盾和冲突将决定两国关系的走向，影响地区乃至全球局势的稳定。在南亚地区，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的复杂关系将长期制约印度的外交与安全实践。克什米尔争端造成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双方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妥协。但在相互核威慑生效和“9．11”事件后美国介入南亚事务的双重影响下，印巴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也大为降低，这为缓和南亚的紧张局势创造了有利条件。2004年以来的印巴和平进程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战略现实的产物。此外，应对恐怖主义、核扩散和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也日益成为印度冷战后时期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方面。与之同时，印度极力主张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并力争在其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位置，追求在地区与全球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90年代后期以来印度顶住国际高压发展核威慑能力，力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多边外交和热点问题解决过程中保持活跃，加快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接轨，这些努力增强了印度和国际社会的协调与互动。同时，印度注重与南亚中小邻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并致力取得周边外交的突破，推进面向东盟和亚太地区的“东向政策”，谋求在印度洋地区的特殊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并着眼于战略安全、能源获取和经济互动，印度积极参与地区和多边政治、经济和安全互动机制，重视拓展在中亚和亚太区域的外交与安全空间。凡此种种，均表明印度寻求建立一个更务实、更灵活、更具针对性和更倚赖实力的对外政策框架，并使它与转型中的国际秩序的联系日渐紧密。(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期刊2006-09-30）
饶咬成[8]（2006）在《冷战后时期中国石油进口状态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石油进口大幅增加。从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主要来源来看,中国石油进口过于依赖中东和非洲的状况依然存在,多元化战略还任重道远。从进口石油的运输方式来看,过分依赖单一的海上运输路线,使得中国石油进口安全的脆弱性凸现。(本文来源于《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期刊2006年04期）
王施异[9]（2006）在《冷战后时期的印度—日本关系：战略层面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印度与日本同为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大国，印日双边关系是亚洲乃至全球大国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印日关系的多层面因素折射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本论文是对冷战后时期的印日关系以及相互认知的全方位考察。冷战时期，由于两极格局的影响和印度、日本分别奉行亲苏、亲美的外交，印日关系长期保持冷淡。冷战的结束带来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印度与日本都及时调整了各自的对外战略，印度注重“高度务实”的外交，突出经济外交；而日本积极推行“大国外交”，推动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转变。各自的战略需求决定了两国的逐渐走近并发展起日渐密切的伙伴关系。印日政治、经济、安全关系不断得到增强，双方保持高层互访。1998年的印度核试尽管曾招来日本的强烈反应和制裁措施，但并未影响双方从各自国家利益出发继续强化双边关系的动力。特别是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极大地推动了印日关系的深化。从前景看，印日经贸合作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印日在亚洲与印度洋地区安全方面享有广泛的共同利益，这为相互间开展战略协调和合作提供了基础条件。近年来印日两国的军事接触平稳，双方加强战略互动的意图日益明显。此外，印日两国在共同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的合作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也对影响、制约目前和将来印日关系的若干主要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美国因素、中国因素、东盟因素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印日关系的走向。文章认为，印日关系将继续发展，但受制于相互关系中的问题、各自外交的局限性及某些不确定因素，印日关系的发展在近期将来难以出现突破。并且，印日关系尤其是其安全层面对中国的周边战略安全(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期刊2006-05-01）
陈小萍[10]（2006）在《冷战后时期印度对俄外交》一文中研究指出冷战后，国际关系格局出现实质性变化，世界出现一超多极格局。鉴于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印度对其外交战略进行深刻调整，一方面强调全方位外交，另一方面突出外交为经济利益服务。印度对俄外交正是这一调整过程的产物。 冷战后时期印度对俄外交纵向上经历了叁个阶段，即冷淡期、恢复期、发展期。2000年印俄签署战略伙伴关系宣言，自此印俄关系步入稳定发展轨道。在经历了1998年印度核试爆的考验后，印度更加确信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了真正够朋友的角色。“9．11”之后印度对俄外交渐趋成熟，印俄战略伙伴关系横向各方面得到发展。印度与传统朋友俄罗斯在政治、军事、安全、经济等领域开展互利合作，这对提高印度的综合国力、增加印度作为世界大国的筹码至关重要。 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具备多方面积极因素，不仅战略上没冲突、存在共同安全利益，而且军事、经济合作为双方看好。但是，印度对俄外交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消极因素，首先美国在军事及其经济上拉拢印度，制约印度对俄外交；其次印俄在对巴基斯坦关系、核问题等存在分歧，这势必削弱印度对俄外交的积极势头；另外，毕竟目前印俄双方经贸量不大、经济依赖性不强，使得印度对俄外交动力有所不足。因此，从过去和现在的交往情况以及处于互动关系的国际背景来看，印度与俄罗斯仍将在互有所需中继续往前发展两国的关系，但印俄关系发展也存在一定障碍。印俄战略伙伴关系不再是印苏似的战(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期刊2006-04-30）
冷战后时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自朝鲜半岛分裂为南北时起，南北关系就成为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因此，研究朝鲜半岛问题首先要从南北关系入手。另一方面，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结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南北关系的现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南北关系的性质和各影响因素的相互作用。鉴于以上认识，本学位论文拟从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入手，探讨韩国历届政府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和政策设计，力求找出各因素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逻辑和方式。倘有可能，进一步探讨韩国各政府不同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南北关系发展方面可遵循的规律性认知，以便于从理论上更深入地认识在南北关系、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东北亚国际关系等方面韩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绪论中，本学位论文首先就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展开论述，并提出分析框架和理论，就本论文借鉴和应用的相关理论作一概述。在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方法上，鉴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是两个同族异质政权间的民族内部问题，其关系演变受制于南北内部形势的同时，还受到周边大国的重大影响”，本学位论文采用民族理论，尤其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关系的分析视角和框架，以及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及非均势核威慑理论等分析视角和框架，分析和探讨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在第一章，本学位论文分析了南北分裂及敌对关系形成和演变的国际和朝鲜半岛内部背景，就二战后期反法西斯同盟对战后朝鲜半岛的处理构想和实际运作，以及美苏联合委员会、联合国“朝鲜复兴委员会”在朝鲜半岛的活动展开叙述，以期形成如下认识，即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及敌对关系的形成上，大国起着关键性的设计作用，成为朝鲜半岛问题形成及发展的主要外部影响因素。在第二章，本学位论文关注朝鲜半岛光复后李承晚政权和张勉政权时期朝鲜半岛内部局势的发展。李承晚时期，全球性冷战和朝鲜半岛南北敌对政权的建立，最终导致了演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关系的朝鲜战争，从而使南北分裂和南北敌对关系长期化。这一时期，南北关系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在全球冷战和朝鲜半岛内部敌对之下，南北之间很难进行直接的对话。在对朝鲜政策上，李承晚政府始终坚持“武力统一”，成为引发朝鲜战争的内部因素之一。李承晚政府后期，韩国国内政治民主化风潮开始兴起。这对韩国政府的对朝鲜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南北关系从完全对立时期转入松动时期创造了条件。在第叁、四章，本学位论文分别论述南北关系的“松动时期”和“缓和时期”，即朴正熙政府和全斗焕政府、卢泰愚政府和金泳叁政府。在“松动时期”，中苏、中美、中日关系的重大调整，为南北关系从完全对立转入有所松动创造了外部条件。在“缓和时期”，美苏关系的缓和，冷战趋于终结，为南北关系从有所松动进一步缓和提供了大前提。第五、六章讨论的是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政策，可称为“和解合作时期”。因本学位论文以冷战后为重点，更由于这一时期南北关系的历史性积极变化，本学位论文将“和解合作时期”分为两章，分别讨论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第七章，本学位论文探讨李明博政府对朝鲜关系“逆行时期”的政策。在这里，本学位论文认为，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时期的韩国对朝鲜政策在达至朝鲜半岛“事实上统一”方面贡献良多，其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理论成为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并确定了对朝鲜政策相对有效的大框架。在分析评述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和解合作政策”的有效性和局限性的基础上，本学位论文指出了对“和解合作政策”进行必要性调整的方向。而作为对金大中和卢武铉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反动，李明博政府推行的“无核·开放·3000”政策非但未能达到该届政府试图达到的“压朝弃核”目的，反而在南北关系恶化的方向上越走越远。概括的讲，第叁、四、五、六、七章分析评述了半个多世纪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实施、调整及其影响因素，以便达到前述研究目的。即通过探讨韩国各届政府对朝鲜政策的逻辑起点和政策设计，找出各因素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逻辑和方式，以便从规律性认识上理解和把握韩国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本学位论文的结论部分关注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尝试性地对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进行预设，并就韩国新政府可能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和实施下南北关系走向、朝鲜半岛局势和东北亚局势进行展望。在本学位论文的观点创新方面：第一，本学位论文有一个前提假设，即朝鲜半岛问题、局势是有章可循的，或者说其存在一种内在的规律性。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朝鲜半岛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太少，许多学者采用观察家的方式观察半岛问题，过于关注一时的形势。本学位论文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这样的理念，即应当把朝鲜半岛问题、韩国对朝政策研究纳入理论研究的范畴中，从而使本学位论文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第二，朝鲜半岛问题可以分成若干个方面。其中，朝鲜半岛南北关系是核心。但是，学术界对这一观点存在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朴键一研究员主张南北关系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也有不少学者主张朝美关系是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包括朝鲜学界也持这种观点。虽然将朝美关系看做朝鲜半岛问题的核心有其合理性，但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问题包含着非常复杂的矛盾内容，而影响其变化的内因和外因、主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次方面并非一成不变的，其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发生着转移。本学位论文的第二个创新点即是自觉地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韩国对朝鲜政策进行具体分析评判。第叁，在分析视角和框架方面，本学位论文不拘泥于或者套用现成的理论，而是从思想方法上活用民族理论和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的基本观点。问题在于，在运用民族理论看待朝鲜半岛问题时，并没有现成的民族理论可参考。中国的民族理论分析的问题是多民族在同一个国家相处的问题，但不涉及同一个民族不同国家间的相处。可能达到分析目的的两个路径是，以民族理论的方法和韩国的民族主义相关研究共同作为本学位论文的指导。限于时间和作者语言、能力方面的问题，相关内容在本学术论文中并没有得到很多阐述，但是本论文是在这种方法和视角下完成的。第四，与学界目前对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的对朝鲜政策评价有所差异，本学位论文关注其逻辑起点和政策大框架，认为两届政府在这两方面为朝鲜半岛的统一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需要明确的事情是，两届政府在应对朝鲜不适当行为方面表现出政策不适性，韩国政府对朝鲜政策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调整的能力不足。韩国政府采取的对朝鲜政策应当是在补充完善对朝鲜“和解合作政策”的基础上继承其大的政策框架，而不应该全盘否定。但是，本论文第七章论述到的李明博政府对朝鲜政策则是对之前政策的全面否定，结果在相对有效的对朝鲜政策制定、实施逻辑缺失下，李明博政府在南北关系进展和统一方面起到了非常负面的作用。但是，本论文认为，在韩国政党派别的两极政治主张下，因为没有中间派作为缓冲，所以非常容易造成继任政府全盘否定前任政府的政策。本论文主张，应该充分理解韩国的政治现实，一分为二地看待李明博政府对朝鲜政策的缺点和合理性，这对正确看待现任朴槿惠政府的对朝鲜政策是有意义的。最后，作为留学生，限于语言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方面的限制，本学位论文在很多方面做得非常不够，特别是对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大国关系分析还不够理想。个人计划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继续花大量的时间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冷战后时期论文参考文献
[1].吕香芝.冷战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简论——以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为对象[J].运城学院学报.2019
[2].裴宰焄.影响韩国对朝鲜政策的内外因素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3
[3].夏立平,孙崇文.论冷战后时期的北约核战略[J].欧洲研究.2012
[4].云莉,孟萌.冷战时期与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比较[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5].李莉.冷战后时期美国国会对华经贸议案的表决特点[J].现代国际关系.2008
[6].张军霞.冷战时期与冷战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之比较研究[D].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006
[7].张力.冷战后时期印度的外交与战略安全[D].四川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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