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君[1]2003年在《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引言：敦煌文献中保存了数十种曲子词写本，计有作品两百首左右。迄今为止，关于它的研究是敦煌文学中最有争议的。近百年来，通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敦煌曲子词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也存在很多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疑难问题。其根本原因，一方面固然是与敦煌曲子词本身的历史文化线索比较迷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长期以来诸家所采用的传统校勘和微观的考证方式、纯文学研究视角和先验性研究方法的局限息息相关。在此，我特试从全面考察敦煌曲子词的写本状况入手，进而探寻其与隋唐燕乐，尤其是唐五代敦煌地区燕乐歌舞的关系，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采取历史的、文化的、实证的方法相结合以切入和分析，将敦煌曲子词视为整个敦煌学中的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史问题来进行研究，尽量避免将敦煌曲子词看作一个个孤立的、偶然的文化现象，而有意尝试探索它与西域和中原文化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这样利于真正将研究纳入敦煌学领域，并更为确切的认识和把握其文学性质及其意义。 第一章 敦煌曲子词及其正名问题：敦煌文献已普遍使用“曲子”的概念，它们所指的是新兴的律化的长短句的歌词。我们对这种新体歌词的辨别应该用“律词”的概念才可能分清其与声诗、佛曲和近体诗的关系。敦煌曲子词所产生的内部原因，是士人们依声填词，随曲度而定句子长短的结果。从敦煌“曲子”、唐末五代之“曲子词”至北宋之“词”所表示的唐代新体律词概念的演变，清楚地显示了其与音乐关系之变化过程。“曲子词”这一承前启后性称谓，既能恰切地表明词体发展的特定的渊源脉络，又能准确揭示出这一音乐文学形式固有的文学史意义。公元20世纪初敦煌曲子词发现以来，经许多学者进行辑校，取得了巨大成就，为研究中国音乐文学提供了新的资料。但诸家前辈的辑校工作，实际上均是围绕着敦煌曲子词本身的文字、词语和意象、用韵、分片上进行的，对于其所存在的具体写卷的整体普查和探索却被相对忽略了。本文拟对学术界所广泛认同的敦煌曲子词的四十四种写卷及它们所收录的约近二百首曲子词的整体情况做一考述，并尽可能地对这些写卷的创作、抄写情况，作者、抄者身份，作品产生及活动的历史背景等作出判断。对于较为特殊斯6537词卷和伯3271词卷，我们进行了专门的个案分析，并由此对唐五代声诗与曲子词混杂现象作出辨析。 第二章敦煌与隋唐燕乐:隋唐燕乐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成果，印度音乐经过中亚从丝绸之路传入东土，它与中国俗乐相结合，形成了新的俗乐—燕乐。唐代教坊曲尚留下了它与中亚音关系的历史线索。隋唐燕乐调来源于龟兹乐，则龟兹乐又来自中亚诸国的，而其本源又是出于印度。我们探讨中国隋唐燕乐与中亚音乐的关系，可以见到中亚作为印度文化传入中土之中介的真实。长期以来，我们对敦煌地区是否存在燕乐歌舞及相关制度的认识都是较为模糊的。如果我们要研究敦煌曲子词的地域文化，则必须对敦煌的燕乐歌舞情况进行较为深入地探索。从敦煌保存的壁画乐舞伎、舞谱、乐谱、谱字和歌词的音乐性质来看，可以断定它们是属于唐代新兴燕乐系统的。在敦煌文献中还留下了敦煌地区燕乐歌舞繁盛的历史线索，并可考知当地存在着较为完备的燕乐歌舞制度。敦煌燕乐歌舞壁画、燕乐谱字、琵琶乐谱、舞谱、新体的燕乐歌辞均是唐五代燕乐的珍贵实物，表明在丝绸之路的中国边地，因其是中西文化交通的孔道也曾同中原一样盛行着燕乐歌舞的，而且留下了最早的—曲子词。它们都是唐五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硕果，亦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表明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富于开放性和创造力的。为了进一步了解敦煌燕乐歌舞和当时僧侣的关系，我们对斯71H词卷还作了专门的考释。 第叁章敦煌曲子词的地域文化特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中，有不少明显的是由中原传入的，它们是曲子词与中原文化关系的直接线索。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使得这些中原的曲子词及词调在此与河西本土、西域、中亚、印度音乐文化相结合，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因子来。敦煌曲子词中的中原作品，不仅是以罕见的写本出现，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中原不存的早期的作品，因此可谓弥足珍贵。它们的发现，无疑为解决我国词体起源上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线索。自敦煌曲子词被发现以来，人们虽然逐渐地意识到了这些曲子词中有很多作品是与河西的历史文化息息相关的，但是由于线索的迷乱，它们所产生或存在的具体情形如作者情况、创作背景、演唱情景、流传途径等都变得如此的模糊，以致今天我们所能够考察的只能是一种极为粗略 ·2·的轮廓。百年以来，敦煌学的诸多学科的发展取得了长足地进展，我们本此并参考曲子词所赖以保存的整个写卷，一首曲子词周边的其他曲子词，同一首所出现的其他写卷所反映出的历史情境等等曲子词的具体存活时空，对较为肯定的一些河西作品进行了系统探讨，藉此考察敦煌曲子词和河西本土文化的关系。敦煌曲子词中的河西作品在整体上呈现出唐五
魏仁[2]2005年在《汤君博士《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出版》文中研究说明敦煌文献中保存了数十种曲子词写本,录有曲作品近二百首。关于它的研究,曾经是敦煌学的热点之一,因为无论是在其史实考证,还是在其理论形态上始终存在较大的争论。近百年来,关于敦煌曲子词的收集、整理、校勘等方面,学术界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其中的若干重要作品的
胡元翎, 宋学达[3]2013年在《对词体起源“宫廷说”的一点思考》文中认为木斋《曲词发生史》以种种不俗的新见激起学界一场大讨论,同时为词体起源这一学术问题开辟了诸多新的生长点。木斋可谓第一次全面深入地研究词体起源与宫廷文化密切关联的学界第一人。略显遗憾的是在其立说过程中,似存在一种对词体起源问题过于"提纯"与过于"忽略"的倾向。
王思远[4]2008年在《敦煌曲子词百年研究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曲子词绝大多数为唐代民间各阶层无名氏所作,反映了词的初始状态的特点。其形式活泼、风格繁复,所写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文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在深入论析曲子词敦煌写卷的基础上,集中考察敦煌曲子词的百年研究历程,着力对敦煌曲子词研究的成果、研究方法作全面系统的评述,对敦煌曲子词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进行考辨。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以《云谣集》和其他散见敦煌曲子词为单位,分别对33个敦煌曲子词写卷进行考察。在弄清写卷情况的基础之上,探究曲子词的创作及抄写年代,对《云谣集》另判断其写本年代。第二部分对敦煌曲子词的研究作分段考察,从总体特征上分前、后期两个研究阶段,对各阶段的研究成果进行宏观的归总和细致的述论,并归纳总结前人的研究方法,如文献研究法、词学研究法、主题学研究法、文化学研究法等,在此基础上,对敦煌曲子词的研究提出几点展望。第叁部分对敦煌曲子词研究中尚且存在争论与分歧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辨,认为诸家对曲子词称名的不一致,事实上体现了“词学意识”和“曲子意识”的矛盾;针对敦煌曲子词与词的起源这一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词起源于燕乐,且词体形成于盛唐;在论及敦煌曲子词的“民间”还是“文人”归属问题时,探讨了民间文学与文人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第四部分对敦煌曲子词的内容进行概述,对《云谣集》各首进行归类和简要评述,并充分肯定敦煌曲子词在内容、体制、品格等方面所体现出的开创性价值。
王莎莎[5]2017年在《敦煌曲子词审美特征论》文中指出敦煌曲子词因质朴浅白的语言、深沉真挚的情感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在中国词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敦煌曲子词因其独特的内容,为全面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的政治、军事、民族和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敦煌曲子词的语言美的风格特征、情感美特征、文化习俗美特征和敦煌曲子词所预示词的审美特征发展趋向四个方面进行论述。正文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现状。本文将以敦煌曲子词为研究对象,主要依据王重民先生的《敦煌曲子词集》(商务印书馆,1956)中的162首词,对敦煌曲子词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敦煌曲子词的语言美的特征,以抒情、叙事、写人、绘景为四个主要方向,阐述敦煌曲子词直率酣畅、质朴浅白的语言美特征;又通过对敦煌曲子词中口语、俗语、迭字体的运用和句法长短参差、反复变化的运用,进一步详细剖析了敦煌曲子词的语言形式美的特征。第叁部分主要论述敦煌曲子词的情感美特征,从爱情闺怨词中的爱恨情怨、边塞卫国词中的赤子之情和战乱思乡词中的悲痛情怀叁方面,对敦煌曲子词中描写爱情、怨思、伎情、豪侠、旅客、别离等情感加以分析阐释。第四部分主要论述敦煌曲子词的文化习俗美特征,从文化审美特征和传统习俗美特征两大方面进行论述,其中文化审美特征分别以服饰、精神面貌和生活面貌展现其独特的文化之美;传统习俗美特征则是从传统节日、信仰和婚姻等习俗方面进行论述。第五部分主要论述敦煌曲子词所预示词的审美特征发展趋向,分别从词向城市商圈、叙事向抒情写景、质朴向华丽、音乐性向文学性四方面发展的趋向,分析敦煌曲子词对后世词作的影响和作用。
汤涒[6]2004年在《敦煌曲子词与河西本土文化》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敦煌曲子词中的河西作品为考察对象,论及了这批作品所反映的五种社会内容,敦煌曲子词所依生的隋唐新兴燕乐;认为敦煌曲子词中的河西作品,是追索词体起源的新的宝贵资料。
汤君[7]2002年在《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文中提出敦煌曲子词自发现以来 ,学术界多注意它与西北地域文化的关系 ,而且从方音、方言的角度去证实它为西北本土作品 ,较为忽略其中保存的中原作品 ,也忽略了它与中原文化的复杂关系。今存敦煌曲子词写本中既有唐昭宗李晔与李嗣周、韩建君臣的唱和之作 ,还有花间词人温庭筠和欧阳炯的作品。《云谣集杂曲子叁十首》所反映的内容、描述的情境和刻画的形象都可说明它们是中原文人的词作。敦煌曲子词所用词调四十五个 ,其中叁十八个即为盛唐京都教坊习用的曲名。敦煌曲子词很大部分的词调来自中原的事实 ,更有力的说明了这唐五代早期的新体音乐文学形式———曲子词绝非敦煌的特产。敦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机缘 ,使中原的新体文学形式即词调在此与河西本土、西域、中亚、印度音乐文化的结合 ,创造了新的文化因子。此种文化现象表明敦煌曲子词所代表的河西地区燕乐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敦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陲的神奇沃土 ,它不仅始终保持了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 ,也保持了与中原文化的同步发展。敦煌曲子词中的中原作品 ,不仅是以罕见的写本出现 ,而且绝大部分是现中原不存有的早期词作 ,因此可谓弥足珍贵 ,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赵录旺[8]2019年在《《敦煌曲子词》的历史价值探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敦煌曲子词》是敦煌学研究中的一个醒目标志。文章首先对敦煌学与《敦煌曲子词》的重要意义做了介绍;其次论述敦煌曲子词的发现是如何从材料、问题、影响层面推动传统词体发展史和词体创作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它的发现重构了对词的起源问题和词的写作现象的研究历史;文章最后提出《敦煌曲子词》在跨国界的传播过程中具有世界性的学术意义,特别在以丝绸之路为纽带展开的东西文化交流的新时代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书录[9]2016年在《努力建构中国优秀歌谣的传承体系》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歌谣大国,从《诗经》中的"国风"、汉乐府、南北朝民歌、敦煌曲子词到明清时调乃至当代民谣等,历代歌谣繁花似锦,美不胜收,洋溢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但是,有关歌谣的田野调查、文献资料整理和美学价值、社会价值的研究,乃至中国优秀歌谣传承体系的建构,至今尚有许多缺憾乃至空白。因此,应努力建构中国优秀歌谣的传承体系,对歌谣应进行抢救性、基础性搜集整理,对歌谣的研究应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同时注重探讨历代歌谣的演进轨迹与特征,拓展歌谣与宗教、民俗、地域文化、商贾精神等相关领域的交叉互动研究,全面建构、深化中国的歌谣研究,传承创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冷江山[10]2018年在《敦煌曲子词写本与僧人的社会生活》文中认为自敦煌文献面世以来,曲子词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敦煌曲子词同寺院的讲经、斋会、讲唱等宣教化俗活动、僧人的文学创作与学习活动以及宴饮娱乐活动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曲子词写本往往是僧人社会生活中一种有实际用途的文书,如P.3128即是一次斋会活动的仪式底本,S.1441中的《云谣集》是僧人们创作曲词赞呗的"范本",而S.5643则是他们宴饮娱乐用文书的抄录本。
参考文献：
[1]. 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D]. 汤君. 四川大学. 2003
[2]. 汤君博士《敦煌曲子词地域文化研究》出版[J]. 魏仁.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3]. 对词体起源“宫廷说”的一点思考[J]. 胡元翎, 宋学达.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4]. 敦煌曲子词百年研究史[D]. 王思远. 西北师范大学. 2008
[5]. 敦煌曲子词审美特征论[D]. 王莎莎. 长春师范大学. 2017
[6]. 敦煌曲子词与河西本土文化[J]. 汤涒. 中国俗文化研究. 2004
[7]. 敦煌曲子词与中原文化[J]. 汤君. 中州学刊. 2002
[8]. 《敦煌曲子词》的历史价值探微[J]. 赵录旺. 新西部. 2019
[9]. 努力建构中国优秀歌谣的传承体系[J]. 陈书录.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10]. 敦煌曲子词写本与僧人的社会生活[J]. 冷江山. 云南社会科学.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