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阳[1]2003年在《试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犯罪的预防》文中研究表明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人们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进入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制定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战略决策，从而开始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速度。20世纪90年代，城市的高度发展超过了任何时代。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我国城市社区规模不断扩大，数量日益增多。然而，城市化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城市社区的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城市社区犯罪率的上升已成为现代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因此，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研究城市社区犯罪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文分为四大部分： 一、城市社区犯罪预防概述 社区是指进行一定的活动，具有某些互动关系和共同生活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社区概念被运用于当代中国社会，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带来的社会体制所决定的。社区已成为把握当代基层社会的重要概念。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做了规模调整的社区居委会辖区。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象西方那种独特而集中的“犯罪社区”。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城市社区的分化正和社会的贫富分化合流，使社区环境产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能使某些相对落后的社区中形成不良的社区环境，导致社区犯罪免疫系统功能弱化，社区内犯罪因素急剧滋生，导致社区内的犯罪率大大高于其他社区。如果管理不善，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出现环境不断恶化的“犯罪社区”不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加以预防和控制。 城市社区犯罪预防是预防、遏制和减少犯罪的重要手段和发展方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社区犯罪预防形式多样，其内容简单的说就是预防社区内各种违法犯罪的发生。社区预防的内容从违法犯罪的主体角度可分为预防本社区成员内的违法犯罪和预防外来人员的违法犯罪。城市社区犯罪预防的目的就是通过采取各种手段、措施和形式，减少城市社区违法犯罪的发生，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培养和强化城市社区成员的法律意识，从而提高公众的安全感。“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既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也是社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试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犯罪的预防犯罪预防的指导方针。 二、国外有关社区犯罪预防的理论研究概述 国外有关预防犯罪的理论研究二十世纪中叶后才得到重视和充分尊重。预防犯罪的理论体系大致有叁种，即两层措施理论、叁个层次理论和叁种类型理论。 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对犯罪预防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减少犯罪率和被害率。美国在犯罪预防领域的许多方面都在西方国家起了带头作用。美国的预防犯罪体系是叁个层次理论，第一个层次预防是发现各种孕育犯罪的环境和机会来加以控制和改善;第二个层次预防是鉴别潜在的罪犯和犯罪高发区并进行早期干预;第叁个层次预防已经犯罪的人员再次犯罪。 英国首先有一个常设的全国预防犯罪理事会来鼓励民间组织和个人采取措施预防犯罪，其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政策分析和研究部门来研究和制定更一致和更有效的预防犯罪政策。“预防犯罪”是对所有旨在增强安全和减少犯罪、粗暴和混乱、对犯罪恐惧的措施的简称。预防犯罪措施和范围分为预防犯罪的对策、预防犯罪行为的对策和预防特定环境中的犯罪的对策叁类。 法国为了确保预防犯罪活动取得实效，通过全国和地方各级预防犯罪委员会签定合同实施预防犯罪，这一做法被国际上誉为“法国模式”，对国际社会预防犯罪的观念和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拿大成立了国家预防犯罪委员会，作为政府在预防犯罪方面的顾问机构从事预防犯罪的研究，就预防犯罪的有关问题向政府提出建议。其工作重点是通过社会发展预防犯罪和通过社区参与促进社区安全。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其犯罪率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即使在亚洲国家中也不是最高的。日本基本形成了一整套预防犯罪的组织体系，在全国上下形成了网络。日本的社区警务战略较突出，预防犯罪的实际效果较明显，使日本始终处于西方发达国家犯罪率较低的水平。 联合国对城市社区犯罪预防问题也非常重视，每五年举行一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其中1990年在古巴哈瓦纳举行的第八届大会的主题是:“为21世纪开展预防和刑事司法国际合作”，大会通过的《综合性预防犯罪措施汇编》第叁节就是预防犯罪的社区措施;2000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十届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上举办了四个讲习班，其中之一就是社区犯罪问题讲习班。 叁、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犯罪的状况分析 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分为叁个阶段，一是城市化起步阶段(1950年一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试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犯罪的预防1%0年);二是城市化的停滞阶段(1960年一1977年);叁是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①。通过对建国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
阮盼[2]2016年在《情境预防在我国城市社区治安防控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犯罪情境预防理论为有效、持续地改变犯罪情境,采用确认、管制、规划、调节等多种方式从而产生影响行为人理性选择的效果,减少犯罪机会情境因素以及促成情境因素,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目的。这一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犯罪学理论反思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当传统犯罪学无法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之时,以罗纳德·克拉克(Ronald V.Clarke)为代表的犯罪学家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不再纠结于研究犯罪的根源,而是从实践出发,脚踏实地地研究具体犯罪,把眼光从犯罪个体转移到犯罪发生的具体情境(immediate environment),由此形成犯罪的情境预防理论。这一理论作为一种新型犯罪预防模式,自产生之后不断发展,积累了足够的实践经验,通过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了体系化的理论构架,其主要包括提高犯罪难度、增大犯罪风险、降低犯罪收益、减少犯罪刺激、排除犯罪借口五大类措施,涵盖了25项具体的可操作性措施。情境预防的相应措施通过能动地改变、创造情境,或是刺激潜在犯罪人理性地对情境进行选择,促进情境、情境因素与行为人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从而达到犯罪防控的目的。本文选择上海市这一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城市,结合其社会治安防控现状及自身特点,探求犯罪情境预防理论在我国城市社区治安中的应用,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着力点,运用大量实证案例,分析情境预防理论在上海社区治安防控中的应用现状,同时剖析当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情境预防的相应理论从社区治安防控网络建设中的人防、物防、技防各方面深入研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同时笔者认为,应该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因地制宜应用犯罪情境预防理论,重点关注如何改变和利用环境,而不是一味地消除犯罪根源,通过有意识地采取各类措施减少犯罪机会,从而节约稀缺的社会预防资源,有效提升城市社区开展治安防控工作的效率。所以,在今后的犯罪防控工作中,我们应该结合当前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开展情况,深入研究犯罪情境预防理论,积极探索情境预防在城市社区中的实践,从而将情境预防与社会预防、司法预防紧密结合,发挥各自的作用,提高我国社会治安防控的整体水平。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部分是关于犯罪情境预防的基本理论概述。首先阐述了犯罪情境预防理论以英国“内政部犯罪学”形式的诞生过程,并对情境预防的基本概念予以界定,然后阐述分析情境预防的理论基础,如理性选择理论、日常行为理论、环境犯罪学理论等,阐述了犯罪情境预防理论的起源与发展。第二部分在分析上海市当前的社会背景及社会治安基本特点基础上,阐述情境预防理论应用于社会治安防控的可行性,并对应用于治安防控的相应作用机理予以分析。第叁部分研究情境预防在上海市社区治安防控中的应用。重点探讨社区治安防控网络建设中的人防、物防、技防各方面的建设现状,并引申至城市住区建设、治安防控信息化建设方面的相应内容,结合实例进行分析并探讨存在的问题。第四部分针对人防、物防、技防等方面存在的相应问题,从情境预防理论的角度出发探讨相应的完善对策,运用于实践。犯罪情境预防借鉴吸收了古典犯罪学与现代犯罪学理论中很多内容,并对原有的不足进行了反思,从而能够有效实现防控犯罪,解决很多复杂难办的问题,发挥该理论特有的作用。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将犯罪情境预防理论与社会治安防控紧密结合,不再仅仅关注消除犯罪根源,转而致力研究如何有效地改变和利用情境,从而提升犯罪难度与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减少或消除犯罪机会,提高城市社区治安防控的整体成效。
陈福军[3]2003年在《城市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市管理作为介于宏观(国家)和微观(企业)之间的中观层次，具有许多区别于传统管理的特点。为此，饶会林教授提出了“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的城市管理“五职能”观点。本文是对其“治理”职能的展开研究。 本文在国内外城市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比较研究基础上，把城市治理作为城市管理的一种基本职能，以城市发展的自组织机制和城市董事会制度为基础，通过建立“导顺治逆”的网络治理模型，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系统进行综合治理的应用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在内容上，本文分为七章： 第一章通过城市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比较，提出了城市治理工具是城市治理理论的应用核心观点。认为“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的城市管理职能的划分很好地反映了我国城市管理职能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变。并提出了综合性是城市治理职能的最显着特点的观点。 第二章重点论述了城市治理的依据是城市经济的自组织生长机制。通过城市发展S曲线的推导，赋予其经济学内涵。并以S曲线为工具，系统地描述了城市发展的自组织过程。认为S曲线之差所形成的倒U型曲线可作为城市治理的判据。 第叁章通过对国外城市治理的一般经验分析，并将之与我国传统的“无为而治”进行比较，重点论述了城市治理的导顺制逆原理。认为城市治理是以城市发展战略为中心的动态网络控制活动，提出了“导顺制逆”的城市治理网络模型。 第四章主要论述的是城市治理的主体。在中国城市经济中观特色分析和国外城市治理结构一般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城市董事会”的学习型城市治理结构观点，并论述了城市治理的协调博弈运行机制，论述了建立学习型城市治理结构的重要意义。并介绍了国外经验。 第五、六、七章是上述内容在城市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系统的应用。 第五章论述了城市经济问题治理的原则与方法。在强调了城市结构效益的基础上，提出在目前乃至今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我国城市经济治理重点都在于2 内 容提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论点，阐述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并介绍了中介组织在义乌市小商品市场秩序有效治理中的作用。 第六章论述了城市环境问题治理的卿与方法。分析了城市市容环境的生产力特性，提出了应该建设城市生态园区，而不是‘生态城市”的椭。介绍了旅开发区的ffi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协作。认为应该把城市市民的环境意识提高作为环境治理的根本对策。并介绍了美国冶钢厂的污染治理听证会案例。 第七章论述了城市社会问题治理的原则与方法。通过我国城市社会问题的特点的介绍，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服“德治”与“法治”的统一观点。认为应该结合学习型社区献，“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使精神文明就与物质文明毅同步发展。并简要分析了建立学习型社区的基本过程。介绍了国内外的治理案例。
吴常柏[4]2016年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城市逐渐变为欧美各国经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域,也使城市社区成为理论和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议题。世界各国也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将治理理论充分运用到国内外、城乡及社区领域的管理中,积极倡导构建政府、市场与社会间新型网络合作关系,以此来应对各国政府的失灵与市场的失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正在经历一场基层社会的深刻变革,社区已然成为推动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领域来看,都需要建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来承接政府和企业分离出来的社会基本职能,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增加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和谐。在探讨和争论中,学术界又通常把主攻方向集聚在城市社区上,加之城市社区的复杂特性与尚未成熟的管理体系也使社区成为多方关注的“宠儿”。在城市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边疆民族地区的社区也很有其典型性和特殊性,但是就目前对此类社区的研究成果来看,除官方和个别学者零星文章外,为数不多。所以,文章选择“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做为研究对象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在系统梳理国内外城市社区治理理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理论及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政治社会学为主线,综合运用治理理论、社会资本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等分析工具,选取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文章所选取的“DZ社区”是一个复杂重点社区,该社区处在老城区的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多,少数民族多,民族成份复杂,出租房屋多,未成年人多,基础设施薄弱,居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等特点,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文章对乌鲁木齐市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围绕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的主题和目标,聚焦城市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主要内容,深入探讨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现状、困境和及其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尝试着构建“解困之道”。依照上述分析理路,文章具体涵盖如下主要内容：一是理论铺垫,主要聚焦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文章首先在具体阐述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社区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宏观上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城市社区治理运行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在微观上具体细致地梳理了国内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以上两个维度作以简要的评述。在以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深入考查和界定了文章的叁个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和运行机制,具体指明了其在“边疆场域”中的主要内涵和目标指向：文章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民族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叁个理论分析工具,具体介绍了叁个理论的缘起、代表人物、主要观点以及其主要理论内涵在本文的适应性和主要指向,将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文章主要内容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论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历史回顾,主要聚焦在第叁章中。在分析和梳理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体制的演变历程中,主要包括叁个发展阶段,即单位制时期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元化体制、单位制解体时期城市街区治理体制的建构、后单位制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的机制诉求等,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和概括提炼出其叁个基本特点,即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治理内涵,主要包括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重大意义、主要目标、主要类型及模式选择等内容；多民族成员的聚居的空间结构,主要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具体阐述了当前各民族居住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分布特点、分布区域等内容；街区呈现出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针对边疆城市基层治理的主题和复杂的“维稳”形势,边疆城市社区治理中呈现出明显的压力型体制的基本特点,这一基本特点又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可传递性”和“放大性”。叁是实证分析,主要聚焦在第四章中。文章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典型社区”中DZ社区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具体考查了DZ社区的组织运行机制,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的运行机制、片区管委会的运行机制、社区居委会(社区工作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社区社会团体的运行机制等；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主要考查和分析了居民参与的基本内涵、主要功能,并以具体案例为参照对社区居民参与机制现状进行全程的扫描和分析；社区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四点内容,即社区贫困救助机制、社区就业援助机制、社区法律嵌入机制及社区经费收支机制等。在以上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对社区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和提炼。四是制约因素,主要聚焦在第五章中。文章在结合上述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具体剖析了影响和制约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的叁点举要：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新疆城市社区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从横向对比来看,与其他省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疆内纵向对比来看,南北疆经济发展差距还是相当大,尤其是南疆经济水平落后明显。二是政治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治理内容聚焦性不强,围绕城市社区治理的主题和目标,政府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要不断聚焦治理内容；政策输入迭加效果未彰显,中央和地方密集的政策优惠,加快了新疆各领域的建设步伐,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小觑的问题,还需重新聚焦；非传统安全制约治理突出,当前影响和干扰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以“叁股势力”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坚决打击国内外“叁股势力”,及时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新疆有现实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叁是民族宗教因素,主要包括文化习俗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习俗,都必须给以尊重和包容的心态加以引导和培育；非法宗教活动的抵御与打击,非法宗教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新疆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毒化了社会风气,为民族分裂分子所利用；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与调适,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民族关系出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需要不断调适和聚焦。五是路径选择,主要聚焦在第六章中。边疆民族地区城市治理运行机制以“维护稳定”和“服务民生”为核心的目标体系,还需要从多方面内容进行丰富和发展；在坚持相关治理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边疆城市治理运行期间出现的具体问题和制约因素,文章从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组织运行机制、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和社区保障机制等叁个维度,尝试着构建如下几条基本路径：即调整社区治理的组织架构,拓展运行空间；加大社区治理的资源开发,拓宽支撑渠道；扩大社区居民的参与范围,推进协商民主；激活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本,培育公共精神；调控城市社会心态的走向,筑牢稳定根基；健全社区治理的法治嵌入,加强保障力度；创新社区治理的技术支持,增强治理实效等内容。六是结语与展望,综合文章所述具体内容,再一次重申和明确边疆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的重大意义及现实面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点延伸思考：边疆民族地区“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相容关系、边疆民族地区“多元主体”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边疆民族地区“市民社会”与“社会参与”的动力支撑、边疆民族地区“社会资本”与“治理绩效”的推进作用。
齐书春[5]2011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市体育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首先研究了城市社会体育、城市竞技体育、城市学校体育自身和谐以及叁者之间和谐发展的有关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自身和谐模式。其次，研究了城市体育如何与城市卫生、城市教育、城市文化等相关社会系统维持和谐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共享模式。最后，研究了城市体育如何融入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生态从而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参与模式。通过研究，本研究认为：区域城市公共体育服务发展均等化是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理念基础；人均公共体育资源量提高是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物质基础；社区体育是实现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有效载体；加强对城市弱势群体的体育关照是促进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紧迫任务。促进体育赛事、竞技体育项目发展与城市特色相符是城市竞技体育发展理念；加强体育后备人才建设，强化对运动员文化教育，以及建立运动员社会保障机制是发展基础；减少城市竞技体育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以及移植民主作风，重塑教练员与运动员关系是发展路径；促进城市竞技体育区域发展均衡，以及促进城市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是紧迫任务。学校体育教学目标和内容与新课标要求相符是城市学校体育发展理念；扩展体育课程资源是发展基础；增加体育教师数量，以及加强体育教师培训力度是发展路径：真正落实学校各项体育活动是紧迫任务。为了促进城市竞技体育与城市社会体育和谐发展需要实现体育自身价值与体育社会价值的和谐统一；需要注入“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的理念；需要树立竞技体育与社会体育互相取予的意识。为了促进城市社会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需要转变观念，理顺条块；需要构建和谐制度环境，推进城市社会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需要抓好共生界面建设，多元主体共同推进；为了促进城市竞技体育与城市学校体育和谐发展，需要对竞技体育进行教材化处理；应致力于培养体育氛围、塑造体育文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应注重体育竞赛的杠杆推动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城市体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通过实施“体教结合”共享模式，推动城市体育系统与城市教育系统和谐互动，资源共享，推进学校体育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竞技体育人才，最终实现以学校体育作为社会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的基础和结合部，全面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城市体育与城市教育之间通过实施城市学校社区体育一体化共享模式，打破彼此隔离的状态，实现互相渗透、有机结合，进而共享资源，促进城市学校以及城市社区体育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城市社区体育组织和城市社区卫生组织进行有效整合，城市体育与城市卫生推进实施健康管理与社区体育共享模式，依托社区体育在线健康管理系统、社区体育俱乐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平台，发挥社区体育指导员的主导作用，在政策法律的保障和经费及各种资源的支持下，运用健康管理理论、方法，普及体育健康知识与技能，进行体育健康行为(参与)干预，提高居民健康素质和生活质量。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之间推进实施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多元结合”共享模式，推动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体系各个组成部分和谐互动、资源共享，从而促进城市体育与城市文化共同发展。为了促进城市和谐发展，城市体育参与模式的实施，重在参与路径建设：体育参与城市管理，从体育促进城市社会功能性整合、城市社会制度性整合以及城市社会认同性整合叁个路径入手；体育参与城市规划路径包括体育参与城市生活圈规划，参与城市扩展规划；参与城市更新规划；城市大型体育赛事举办、体育旅游等体育休闲产业项目建立以及城市多种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参与城市生态环境优化。
王波[6]2007年在《城市社区警务防控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各种城市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犯罪方式、犯罪手段、犯罪途径、犯罪动机等呈现不同的特点,城市社区治安形势面临复杂而严峻的局面。警务工作如何科学地整合社会群防资源,运用高效的技防设施,制定社区治安防控策略,完善社区治安防控,提高社区警察驾驭和控制社区治安的能力,遏制犯罪率上升的势头,构建和平稳定的城市社区,成为我国公安机关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警务内容一般由社区预防犯罪、改革警务巡逻方式以密切警民关系、提供社会服务以改善警察形象、建立社区反馈机制等4个部分组成。社区警务自上世纪中后期从西方国家传入我国。在借鉴西方国家警务理论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中国社区警务改革制定了适合我国实际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针对城市社区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警务防控体系。城市社区警务防控体系是各种治安防控要素相互藕合而成的打、防、管、控一体化的警务运作系统,是新时期公安机关践行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应对复杂治安局势,实现社会治安良性循环的新战略。经过多年改革与探索的实践,我国城市社区警务防控体系建设在取得可喜的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突出表现为:物防基础不扎实;人防、技防脱钩,警务联动时效差;技防公共财政支持不足,技防设施覆盖率不足;对“事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不能防患于未然。城市社区警务防控体系建设必须以“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为目标,按照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要求,优化警力配置。完善城市警防控体系建设,要建立科学的城市防控警务机制、做强高效的技防警务机制、做好合理的人防警务体系、提高城市防控的整体效果;要在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宣传发动和统筹协调,采取相应的行政、经济、教育手段,分别突出发挥专门机关作用、市场作用、群众作用,形成打防结合、点面结合、条块结合、公秘结合、专群结合,内部外部整体联动、动态防控与静态防控相互策应、防控信息共享、指挥调度灵敏的城市社区防控网络,形成具有严密稳定长效功能的城市社区警务防控体系。
刘友仁[7]2003年在《试论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边缘社区的社会稳定与控制》文中研究说明农村城市化与城市扩大化催生了新型城乡结合边缘社区。社会属性和管理体制的交叉性、不断演变的动态性和人员构成与居住形式的复杂性等构成了它的基本特征。搞好城乡结合边缘社区建设能够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解决好城乡结合边缘社区的治安问题有利于城市的社会稳定。为了确保城乡结合边缘社区的稳定与发展,应在城乡结合边缘社区推行“城市社区管理本制”,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社区;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乡结合边缘社区的各种社会矛盾:公安机关要加强社区警务建设,加大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力度及对整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社会控制。
颜峻[8]2009年在《基于时空数据挖掘的社会安全(刑事)事件成因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犯罪成因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以实证分析方法为主要手段,在近叁十年官方统计数据的基础上,研究宏观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经济民生和微观社会环境因素对社会安全(刑事)事件变化趋势的影响机理。论文首先利用犯罪成因理论和趋势及相关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社会宏观发展状况及其与犯罪水平之间的成因关系和内在规律,提出经济、人口、社会和谐水平及政府投入四大类宏观社会发展指标是影响社会犯罪水平主要因素。然后,结合上述四大类宏观社会发展指标,建立宏观因素与犯罪率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模型。发现各类因素与侵财类犯罪率所构成的体系中存在均衡状态。定量研究了各因素在长期及短期上对犯罪率的影响机理及受体系外界冲击后对犯罪率产生的动态作用,比较了每个因素对犯罪率变化的贡献度。论文还从微观环境方面研究犯罪空间分布成因。建立基于地理加权回归的犯罪空间分布成因分析模型。论文主要结论如下:1、宏观因素与犯罪率之间不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短期上犯罪率受早期犯罪水平及收入状况的影响较为显着。脉冲响应分析表明,人均GDP、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反映教育水平的初中升学率以及国家财政中用于教育的支出的提高均会抑制犯罪的增长;2、城市化水平、流动人口数量、收入差距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均会带动犯罪水平提高。短期上城乡人口迁移和收入水平及差距构成侵财类犯罪率的Granger因,并和其他因素共同在长期上构成侵财类犯罪率的Granger因,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在长短期上均未构成侵财类犯罪率的Granger因;3、政府财政支出与犯罪率水平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这一稳定比例关系对政府财政支出均起到促进的作用,同时各项支出受自身上期影响显着,进一步验证国家在缓解社会矛盾、治理犯罪方面的努力;4、犯罪案件空间分布呈现出聚集状态,即犯罪热点。犯罪水平与社区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空间差异性较大,即表现出空间关系结构不稳定性,总体上与社区环境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性。
何乃柱[9]2013年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文中指出随着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各种社会冲突迭起,社区成为了新时期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聚焦点。社会工作如何立足于社区回应上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民族社会工作的系统性研究还很薄弱,民族社会工作在中国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国内民族社区中开展的社会工作实践还比较少,有关社会工作应用于民族社区的研究(即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还较为单薄、不够深入、不够系统。以民族社区为切入点,探讨社会工作如何应用于民族社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研究是一次探索性尝试。本文以建构主义、证据为本和行动研究为研究范式,采用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参与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开展了系列的探讨：一是对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相关概念和相互关系进行界定,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简评。二是初步梳理了社会工作在国内外民族社区的发展史和实践史。叁是立足于中国城市基层民族社区的现实处境,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城市散杂居社区民族工作、如何介入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困境群体的社区照顾服务。四是立足于中国农村社会,探讨了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农村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灾害管理时的文化敏感问题,分析了社会工作如何在基层民族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五是立足于民族社区,建构民族社会工作的哲学思想、价值观、伦理规范、理论、知识和实务体系等。六是探讨了社会工作在中国多民族情境下的本土化问题。文末,笔者还基于田野调查探讨社会工作如何介入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本文的主要结论是：1.当社会工作遇到少数民族时,民族社会工作就出现了。民族社会工作是应用社会工作及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协助少数民族个体、群体、组织、社区和社会解决各种问题的、专业的助人活动。民族社区社会工作是指社区里的民族社会工作,也就是社会工作在民族社区中的应用。2.国外的民族社会工作实践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其实践和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原住民和移民中的少数族裔,反压迫、反歧视、民族敏感是其主要视角。研究成果集中于英美两国,多为宏大叙事,缺乏系统的、基于社区的深度研究,且许多成果尚未翻译到国内。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被认为是国内民族社会工作研究的起点,但至今民族社会工作的研究尚未进入主流视野、研究队伍薄弱,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概念和理论层面的探讨,缺乏系统的和实操性的成果,立足于某一具体的民族社区的研究更少。3.民族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主要是社会工作而非民族学。遵照国外社会工作的传统和基于社会工作实践视角,本文认为广义上的民族社区如城乡民族聚居社区、少数民族散杂居社区及中国境内的外国族裔社区也是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对象。4.学术界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工作最早是由美国传教士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于1909年借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的。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处于发展加速期。西方社会工作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已有与本土文化相契合的、有效的、制度化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包括民政等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和社会组织从事的具有社会工作性质的工作等。助人自助的目标、长期性的助人活动、接受过社会工作相关的理论和知识培训是社会工作区别于其他助人活动的重要标准。5.民族社会工作主要面对的是发展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本土民族社区的多个实践个案的研究认为,社会工作可以成为城市社区民族工作乃至统战工作的新力量；社会工作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儿童、穆斯林长者服务等方面可大有作为;文化敏感性和文化能力是社会工作介入重大灾害救援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民族文化作为地方性知识可以被社会工作充分利用于开展基层社区治理。6.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民族社区社会工作亦是如此。西方社会工作、行政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民间性的本土性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的本土实践等都是中国社会工作营养来源。多源流性是中国社会工作结构的重要特点。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宗教和文化的多元、区域文化的差别等使社会工作针对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民族社区应用时,必须面对多重的实务系统。作为西方舶来品的社会工作体系在中国情境下急需进行本土性的、整体性的、系统性的建构。7.中西方国家社会文化土壤的差异、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要求、西方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嵌入式发展现状等使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化成为必然,并需处理好西方社会工作与中国本土性社会工作的关系。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具有多元性。社会工作应用于中国的民族社区可能面临多次本土化的任务,并以服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为重要目标,对民族社会工作教育也提出了诸多要求。
何碧江[10]2011年在《社区规划安全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如何在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快速增长的同时,不断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和个人全面发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是我国二十一世纪面临的主要任务。社区安全状况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社区居民心理安全、交通安全、安全设施和日常管理等因素对居民安全影响最为直接和剧烈,如果能借鉴国内外社区安全建设的经验做法,积极探求出科学合理的安全策略,并用于指导社区建设与管理,以满足社区居民各类安全需求,有效抵抗日益多发的自然灾害,防范频发的各类社区犯罪,促进社区安全和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本文对社区规划安全策略进行了一些探索和研究,力求对其各方面要素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完整的架构,为今后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一个依据和参考。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介绍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确定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界定相关概念与定义；第二部分主要介绍社区规划安全的现实分析和理论、实践发展,提炼出社区在安全设计、管理等方面积累的积极经验；第叁部分重在探讨现代城市社区居民对于社区安全设计的需求要素；第四部分主要针对第叁部分提出的社区居民各项安全需求,从缔造居民心理安全、设计安全的物质空间环境、完善交通道路安全、健全安全设施设备等方面对社区安全策略进行研究,提炼出社区安全建设策略的应用建议；第五部分论述了通过优化社区的安全管理进一步提升社区安全档次,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第六部分通过实例进一步分析社区规划安全策略的价值取向；第七部分是结语和对未来社区安全性的展望。本文在研究内容的界定上主要以城市社区为主,侧重于从社区规划设计方面探讨出社区安全策略的应用之法,在研究过程中借用系统思维、逻辑架构、多学科贯通、实地考察调研等方法,从社区安全建设的角度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与思考,最后总结出关于社区安全策略的建议,以抛砖引玉、启发思维为今后我国城市社区的安全建设和管理及建设新时代适合国情的宜居社区环境提供有效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试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犯罪的预防[D]. 张阳. 中国政法大学. 2003
[2]. 情境预防在我国城市社区治安防控的应用研究[D]. 阮盼. 华东政法大学. 2016
[3]. 城市治理研究[D]. 陈福军.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4]. 边疆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研究[D]. 吴常柏.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5].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城市体育发展研究[D]. 齐书春. 上海体育学院. 2011
[6]. 城市社区警务防控体系研究[D]. 王波. 中南大学. 2007
[7]. 试论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边缘社区的社会稳定与控制[J]. 刘友仁. 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 2003
[8]. 基于时空数据挖掘的社会安全(刑事)事件成因研究[D]. 颜峻. 清华大学. 2009
[9]. 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实践与理论建构[D]. 何乃柱. 兰州大学. 2013
[10]. 社区规划安全策略研究[D]. 何碧江. 中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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