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艳[1]2002年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企业文化的建构》文中认为以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命体验。这与顾客需要的个性化和人性化、信息传递的多义化和瞬时化一起深刻地改变着企业的生存环境。如何保持企业员工的忠诚度和创造力，如何在难以预测的市场环境中做出正确的决策，如何既能尽快得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又能保持自己的领先优势，都是企业在信息技术条件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博采以人为本的理念和科学管理所长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艺术，在由信息技术为企业带来的新时空中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经典的企业文化理论在此些方面的探讨略显薄弱，因此本文尝试以企业文化是一种塑造对企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双赢的决策环境的管理方式为基础，通过分析企业文化各要素在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变化及趋势，重新开展对此问题的讨论。 在经典理论中，企业文化被划分为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考虑到这种划分方法对于指导企业实际操作过于宽泛，笔者将其重新划分为叁个部分五个层次，并细分为十七个要素。通过重点考察其中的七个较为重要的要素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变化的原因及趋势，给出了自己对于如何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建构企业文化的建议和主张。
王经锡[2]2012年在《中国高科技企业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以技术密集型为标志的高科技企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象征,对技术创新具有先天的优势和依赖。高科技企业文化是创新文化的代表,是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统一融合的产物,是高科技企业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建构起来的,通过全体员工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准则等的总和,是体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因。高科技企业文化内涵丰厚：“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创新、开拓、进取与团结协作精神,求变、应变并善于学习的组织理念,多样文化的有机融合能力,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具备突出的战略价值。我国高科技企业大多发端于科研院所转制、高校科技园、海归人员创业、军工、国有企业等,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其企业文化源起于西方科技文化的嵌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以及其他特质文化的汲取。我国高科技企业发展历程较短,国家政策扶植力度较大,发展速度较快,但目前整体处于技术突破阶段,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相对较弱,其企业文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创新精神彰显、领袖色彩浓厚、技术理性突出、文化形式显性、文化认同感强等。作为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的代表,我国高科技企业承载着更多的社会价值与期许,是我国创新文化的引领者和实践者。文化的多样性与特征的时代性,使得中国高科技企业文化建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更加表征与实现高科技企业文化的现代社会价值。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的建构语境特殊：既有所有高科技企业面临的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割裂的困境,也有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博弈陷阱,其建构过程极其复杂且路径迥异。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作为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其建构的过程主要遵循自我形塑、社会建构两种机理。通过企业家精神的沉淀与认同、企业员工多元价值的博弈与契合等,实现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价值理性的融合,完成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的自我形塑。其中,崇尚技术创新、尊重科学精神,弥补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割裂,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在高科技企业文化多元价值体系之中,以价值理性引导科技理性,以技术伦理规约技术发展；尊重企业员工的多元价值诉求,实现员工价值与企业价值的契合,践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产业竞争与协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与涵养等,实现产业文化、传统文化、全球文化统一于创新文化,完成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的社会建构。产业内竞争与协作的文化氛围引领高科技企业创新理念与行为；中国传统文化对高科技企业文化形成具有明显的制约与涵养双向影响；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使得原有的文化在高科技企业内得以重构,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孕育出独具地方性特征的创新文化。从文化生态视角来审视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的价值,从企业本身、中国和全球文化叁个层面做出战略选择。第一,将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作为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DNA,通过构建涵养技术创新的亚文化,走出目前盲目崇拜技术理性的误区,找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根本之道；第二,将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创新的先锋力量,通过释放高科技企业文化开放性、渗透性与示范性的社会价值,以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文化引领我国现代文化创新；第叁,将我国高科技企业文化作为全球文化生态的平衡因子,通过高科技企业文化作为沟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与和平使者,促进全球多元价值取向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顾保国[3]2003年在《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研究》文中认为论文将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以系统协同理论和企业能力理论为基础，吸收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法经济学及产业组织理论的有关成果，以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进行协同经济的理论分析，这是论文主要的理论尝试。论文共分8章，约16万字，内容做如下安排：第1章，导论。首先对研究问题的理论背景做简要介绍，然后对论文涉及的核心范畴进行界定，即对组织、企业与企业集团的范畴予以明确界定。接下来，简要介绍论文逻辑推演思路与结构框架，以及可能的创新。本章的目的是要为整个研究提供一个理论实证的逻辑起点。第2章，企业集团生成理论概述。本章对论文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与评论，主要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企业集团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理论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对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理论做简要介绍，并对企业集团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与协同经济理论做简要比较分析与评价，这些目的是要为后面的分析提供一个理论背景并界定所要研究的现象范围。论文第3章和第4章，构成了研究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制度分析方法，这两章具体内容为：第3章，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理论基础。本章首先用协同理论来简要阐述经济系统自组织问题，对系统自组织的涵义、协同的特征和路径选择进行简要分析，认为竞争与协同是经济系统存在和发展的矛盾统一体。然后，对新古典与新制度企业性质的理论进行简要回顾，指出新古典和新制度企业性质的理论缺失，进一步用能力理论来解释企业的生产性职能与交易性职能相统一的问题，认为协同能力是决定企业集团成因的核心，对协同能力的内涵与特征进行分析，对企业集团协同能力与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做简要探讨，并提出了“协同能力—资源配置—经济绩效”的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理论模型。本章最后对企业集团自组织协同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简要分析。第4章，企业集团制度协同分析方法。本章首先概述了制度的范畴与制度协同的一般理论，提出企业集团制度协同分析假设前提，分析企业集团制度协同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接下来，笔者阐述了企业集团制度协同的叁种路径，即市场发育型企业集团制度协同、政府推动型企业集团制度协同和企业集团自组织制度协同，并对这叁种路径进行简要比较评析。本章最后分析了企业集团制度协同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问题。<WP=9>论文第5章、第6章和第7章，构成了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的应用分析框架，这叁章内容具体做如下安排：第5章，影响企业集团协同能力的主要因素。本章主要从企业集团战略管理与协同能力、企业集团产权界定与协同能力、企业集团技术创新与协同能力这样叁个角度来加以研究。该章首先分析了企业集团战略管理的内涵、战略管理与协同能力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接下来讨论企业集团产权的内涵、内部产权市场的特征，企业集团产权明晰与协同能力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本章最后阐述了企业集团技术创新与协同能力的关系，构建了企业集团技术创新协同能力模型。第6章，企业集团协同能力建构与资源配置。本章主要从企业集团治理、组织结构变迁、集团文化培育这样叁个角度来加以研究的。首先，分析了企业集团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企业集团治理模式与协同能力的关系，以及企业集团协同治理优化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其次，考察了企业集团组织结构变迁与协同能力及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将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行为-绩效”分析模型引入到企业集团分析中来，论述了企业集团结构变迁协同模式，分析了企业集团结构变迁类型与资源配置的关系；最后，从企业集团文化整合角度来探讨企业集团协同能力培育与其内部资源配置的问题，笔者简要分析了企业集团文化整合的叁种机制，即同构机制、转换机制和凝聚机制，探讨了企业集团文化整合与资源配置的关系问题。第7章，企业集团协同运行机制与经济绩效。本章首先指出企业集团协同运行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实现的问题，接下来分析了企业集团集体信任协同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对企业集团集体信任协同运行机制进行设计，最后从博弈论角度来说明企业集团协同运行与经济绩效问题，对企业集团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协同博弈进行理论分析，指出提高企业集团资源配置效率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问题。论文最后部分，第8章，具体探讨我国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的有关理论问题。本章首先对我国企业集团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分析，提出了我国企业集团协同治理优化的对策。接着探讨了我国企业集团与相关组织，比如政府、行业协会和市场的协同边界与协同定位问题，笔者从一个综合角度对企业集团与政府、行业协会和市场的协同边界进行考察，指出在不同的交易技术条件下，政府、行业协会、市场与企业集团各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与边界。
周海炜[4]2004年在《战略管理中的企业谋略及动作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企业中，传统谋略思想已经进入企业管理形成了企业谋略，使企业的战略管理出现谋略化倾向。论文认为中国传统的管理也是一种谋略管理，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各种谋略化倾向为认识企业谋略及其运作机制提供了具体的管理情景。对企业战略管理中企业谋略的研究可以为企业制定与实施战略、进行企业管理改革提供帮助。 首先，论文提出一个有关企业战略管理中谋略化如何形成以及运作机制是什么的问题框架，将研究目标落实到企业谋略问题发掘、谋略机制及其资源、运作方式的分析和相关命题的初步构建，定位于管理学及战略管理的本土性研究。 其次，论文在概要分析主流战略理论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涉及企业组织、管理者行动、竞争叁个方面的企业谋略研究理论框架，认为企业谋略研究必须兼顾西方的学科研究规范和东方的知识特征。在研究方法上论文从管理文化视角，运用与该视角比较切合的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组合形成具体的企业谋略研究方法，包括管理语言分析方法、个案研究方法、问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等。 再次，论文在战略与谋略比较基础上对企业谋略及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同时，对企业谋略研究所需要的企业谋略管理、管理行动逻辑、谐协管理、推延性思维和取譬、关系网络等本土性概念进行了辨析。 再次，论文就企业谋略机制及其传统文化资源、企业中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初步探讨。论文讨论了企业谋略背后存在的管理机制，包括企业组织机制、竞争机制、管理者的管理行动逻辑叁个方面的内容与特征。针对企业谋略的传统管理文化资源，从传统政治谋略、传统军事谋略和传统人生谋略叁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整理分析，提出了影响企业战略管理的传统谋略文化基本特征和需要进行现代性转型的必要性。论文通过企业战略及相关的个案研究与管理调查研究，分别对企业中的管理者管理行为的复杂性、企业组织转型中的谋略运作、管理语言运用特征、对管理调查的情景化处理等运作方式进行了分析。 最后，论文总结了企业谋略的基本内涵与特征、组织机制、竞争机制、管理者行动机制等四个方面的命题结论，并提出了企业在战略管理实施及对企业进行战略管理咨询的若干建议。
姜海龙[5]2006年在《中国特色中小企业演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天然主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无论是中小企业的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不尽人意。本文将从更广阔的视野致力于探究中国中小企业演进的一般原理和过程,以期能对中国中小企业更有效率的演进起到一定理论指导作用。由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决定本文必须采用多学科整合的方法。本文除了对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企业生态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有机运用之外,还必须对辩证法、系统动力学、协同学、复杂性科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整合运用,同时也要运用自组织理论、“火用”理论、演化博弈论等现代理论方法。本文的研究主题是个体中小企业演进的一般原理和过程,包括中小企业演进的内在动因、外部环境条件、演进机理、演进风险、演进创新、演进过程等问题。中小企业是复杂动态的具有耗散性的自组织系统。企业系统内部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企业演进需求、企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构成系统演进的内在动力因素,这些因素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演进动力与演进能力。系统要生存演进,必然与外界进行物质、信息、能量交换,因此必然受到外界环境的作用和与外界相互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在复杂动态的内外因作用下,企业形成一定的涨落,促使企业创新和远离平衡态,当外界参量达到临界值时,非平衡相变就会突然发生,企业系统从无序向有序的新态转变。企业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出特定的涌现性,形成一定的演化路径,而决定企业演化的正是隐藏在各种表象下的企业演进机制,包括创新机制、适应性学习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协调机制。由于企业内部伦理问题等原因,企业系统存在熵增现象,中小企业在演进过程中要不断减少企业熵和增加企业火用。为了增加企业火用,企业需要建构和谐的适应能力强的企业文化,不断调整所有权和利益结构,因而企业演进过程是企业治理结构适时适度的变革的过程。企业在演进过程中必须进行学习修炼,因而企业演进过程是个学习修炼过程。通过学习修炼可以增加企火用;通过学习获得的企业核心知识和能力决定了企业的本质、边界和演进能力的大小。企业在内部各要素的协同演进和外部参量的作用下,由原来的演进能力演进为稳定的过渡能力,继而演进到新的高一级能力状态,企业演进过程也是企业演进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小企业演进的每一个阶段都表现为企业在组织水平、协同性、企业文化、演进能力、学习修炼等方面得到提高。中小企业演进是中小企业内部矛盾既同一又斗争,矛盾双方地位不断变化,新矛盾取代旧矛盾,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本文研究表明,企业内部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企业演进需求和企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这四个因素之间互相非线性作用,形成中小企业的演进内在动力与能力;制度和文化、地方政府竞争、产业演进与经济转轨、自然环境、融资、人力资源、技术、市场、社会化服务等因素作为环境因素对中小企业演进有重要影响。在影响中小
王美君[6]2016年在《企业员工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幸福是人类始终不渝的追求,也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可以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历史。然而,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人类物质财富获得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人类的幸福感却没有获得与之同步的增进,人类精神的失衡尤其是偏离科学的幸福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尖锐。身处如此现实环境之下,我国企业员工的幸福观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企业员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幸福观是否正确不仅关乎个人幸福,更关乎人民幸福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大力培育企业员工树立科学幸福观,不断增强企业员工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就成为企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和崇高责任。幸福观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获得幸福等人生系统中有关幸福问题的总的看法与根本观点,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幸福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文章以幸福与幸福观的相关概念、主要特征、基本内涵等为切入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重点阐述了幸福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全面梳理了中西方传统幸福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以及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幸福观理论的创新发展,系统总结了古今中外幸福观的思想演变、内在逻辑和理论基础。与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相比,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批判继承了人类一切幸福思想精髓,从人的现实生活需求出发,将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过程幸福与结果幸福、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创造幸福与享受幸福等有机统一起来,突破了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的片面性和直观性,彰显出鲜活的理论生命力和巨大的理论潜力,因而是开展企业员工幸福观培育的重要理论指南。培育企业员工构建科学幸福观,就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为指导,充分汲取中西方传统幸福观积极内核,帮助企业员工正确认知幸福、合理追求幸福,实现企业员工的自由全面发展。围绕这一培育目标,文章通过选取全国不同地区、行业、类型的企业员工作为调研对象,对新时期广大企业员工的幸福诉求、幸福取向、幸福预期等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从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价值多元化等方面,深刻剖析了企业员工幸福观培育所面临现实困境的主客观原因,提出了以坚定理想信念为幸福起点、以强化社会责任为幸福导向、以涵育道德品格为幸福依据、以促进和谐统一为幸福归宿等培育内容,一元主导与多样引导并进、继承传统与求实创新并行、以人为本与系统渗透并重、正面激励与民主管理并举等培育原则,人文关怀与心理疏导相结合、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共性教育与个性教育相结合等培育方法,以期引导企业员工将科学幸福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企业员工幸福观的培育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生成的复杂的集合体,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环境。文章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和企业员工幸福观的调研现状,从宏观、中观、微观叁个维度着手,将社会、企业、员工叁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提出了企业员工幸福观培育的实现路径。在社会层面,要大力倡导公平正义、持续改善民生、坚持以民为本、强化正面舆论,凸显引领全社会的正确幸福导向;在企业层面,要通过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机制创新等,切实为企业员工成长成才搭建幸福平台;在个人层面,要全面掌握丰富实用的幸福知识、努力提升高尚优雅的幸福素养、积极塑造阳光乐观的幸福心理,真正提高企业员工感知幸福、创造幸福、享受幸福和传递幸福的能力。总之,培育企业员工幸福观,是一项艰巨而持久的系统工程,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企业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发展和员工的思想实际出发,综合运用思想教育、舆论引导、文化熏陶、实践养成、政策支持等手段,才能增进企业员工对科学幸福观的思想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建设幸福中国、构建和谐幸福企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让广大企业员工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奋力实现中国梦的时代征程中,享受到尊严与幸福。
国秋华[7]2010年在《我国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的生产、传播、交换和利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社会财富的源泉正由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知识和学习能力转移。传媒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传媒企业的竞争是知识的竞争,说到底是学习能力的竞争。提高组织学习力与创新力是传媒企业核心竞争力形成的关键。如何提高传媒的组织学习力与创新力?当代西方最前沿的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野与方法。将传媒建设成学习型组织,就是要让传媒变成为一个善于学习知识、创造知识,并能不断凝聚新知识以提高核心竞争力的组织。近年来,已有不少传媒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进行了学习型组织建设,但在风起云涌的建设大潮中,真正理解并掌握建设理论与建设方法的并不多,建设的成效也不显着。正基于此,本文力图从学习型组织理论本源出发,以培育和提高传媒核心竞争力为目的,来探寻适合我国学习型传媒组织建设的路径。本文首先对核心能力与学习型组织的基本理论以及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阐述了核心能力与学习型组织之间的理论关联性,揭示出建设学习型组织是培育和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基于知识资本管理理论,本文又对传媒企业的组织特性进行了分析。传媒组织的知识特性决定了传媒企业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资本是传媒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要素。比之一般企业,传媒的成功更依赖于对知识资本的良性积累与运作。而学习型组织不仅是知识资本运作的有效平台,而且是促进传媒企业持续学习、不断创新的有机组织。经此分析,本文在理论上证明了传媒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培育与提高离不开学习型组织的建设。其次,本文客观描述了我国传媒企业的发展现状。我国传媒正经历内外环境的急剧变迁。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资源知识化、管理人本化、学习终身化改变着传媒外在生态环境,对传媒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媒要想迎接国际化的竞争就必须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与学习能力。与此同时,我国传媒正经历深刻的体制转型与数字化转型。传媒需要建构新的能力体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综合内外环境的变迁,我国传媒迫切需要学习、借鉴学习型组织理论,来完成实践创新。本文在借鉴世界上已经成熟的学习型组织模式,吸取其有益成分,在结合我国传媒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建构了以管理为核心的传媒学习型组织理想系统模式。该模式基于系统理论的系统思考,将传媒视为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动态的系统。该系统包含了“管理、组织、人员、技术、知识、学习”六个子系统,这六个子系统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传媒必须从整体利益出发,做好这六个子系统的建设,才能真正建立并发挥学习型组织的效力。最后,本文针对传媒企业的现实情况与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有重点、分步骤的建设策略。提出以愿景管理为抓手,重点进行绩效、能力与知识的管理,以此提高组织管理创新的能力；进行组织变革,建构灵活高效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完善责权利体系,进行流程改造,以不断提高组织的应变能力；树立新型的学习观,推动员工心智模式的转变,并有效开展组织学习,以提高组织学习的能力；将学习与创新融入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建构学习型传媒企业文化,以文化凝聚企业核心竞争力；最后通过技术系统的建设,以提高组织资源利用效率与知识共享水平,以促进知识资本的良性运作,提高传媒核心竞争力。创建学习型媒体组织,是我国传媒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换的必然要求,是传媒进行组织变革与管理创新的有力武器,是传媒培育或提高核心竞争力有效途径。
张弛[8]2014年在《基于企业视角的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研究》文中提出高技能人才的职业能力决定着是企业的核心人力资本。高等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标准与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要求错位，成为阻碍高职教育的产学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的关键问题。本研究旨在揭示对接企业需求的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标准，论证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路径和校企共同体模式。研究遵循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综合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和案例等研究方法，体现“厘清概念——明确形成规律——规划培养路径——实践培养模式”的逻辑。本研究通过研究企业视角下职业能力概念、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形成的机理、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路径和校企共同体模式等内容，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根据职业能力的概念意蕴和企业的职业能力诉求，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概念框架是由生存能力、生长能力与生成能力构成的层级结构关系体；第二，在工作知识基础上、通过企业学习途径，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的形成过程是心智能力、动作能力和知性能力叁种能力形态的交互发展，是从“新手”到“专家”的五个能力阶段的成长历程，并受到企业场域的积极影响；第叁，经济发展规律以及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决定了纵向高移化与横向合作化的综合是我国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路径的必然选择：纵向高移化路径是在专科层次以上拓展举办本科、研究生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横向合作化是产学研一体化和校企文化一体化路径；第四，高职院校和企业是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的共同主体，校企共同体模式具有完备的组织结构——政府、企业和高职院校等构成职业能力培养的实施、管理和协作系统；其运行系统包括动力基础、保障条件、教学系统和培养评价机制。
聂增民[9]2016年在《企业道德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时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转型期,面对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企业治理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加之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使得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疏于“软实力”培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缺德经营等问题。也有些企业在道德实践上存在着形式主义或虚无主义现象。因此,有必要对企业道德实践作专门研究,以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打造企业品牌形象,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厚植发展优势,推进企业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基于我国经济“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新常态,提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十叁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思路。为此,本文运用管理学、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对企业道德实践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旨在为现代企业改革的深入,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依据。本文首先阐释了企业道德实践的概念内涵、本质特征及其价值,作为立论的前提和基础。企业道德实践是指在企业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指导下,坚持“德利合一”原则,协调利益关系,规范道德行为,并以提升“软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的活动。其次,明确了“企业道德实践”这一核心概念的使用。由于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式,它是精神的,但它不能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的精神层面,必须实际践行,所以说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精神”,是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统一。再次,在阐明企业道德实践概念内涵、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揭示了企业道德实践的价值。企业道德实践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战略性资源,有助于形成奋发向上、崇德扬善的正能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向新水平。中外企业道德实践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道德实践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基础。在我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秉承了“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厚德载物”等道德原则和规范,坚持以义兴利为前提,以诚实无欺为核心开展商企道德实践;在西方,工商经济发展早,市场经济发达,经济伦理思想丰富,西方经济伦理主要基于理性、崇尚科学知识,追求贸易自由,强调契约公平,尊重人权、重视“功利”,肯定经济与道德的内在关联。但存在价值冲突以及神、人二元问题,存在道义与功利两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理论等,为我们深入研究新形势、新常态下的企业道德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企业道德实践内容丰富,范围广泛。就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而言,它涉及到企业道德实践主体、企业道德规范、企业道德客体及环境等基本要素。企业道德实践主体指涉作为独立法人的企业及其内部所有成员。企业主体是企业道德实践的承担者和践行者,它是企业道德实践的首要因素。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但要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还要讲道德,并且对企业行为的选择必须承担道德责任;企业道德规范是企业道德实践不可或缺的要素,它是企业道德实践的准绳。我国企业道德规范包括一般规范和具体规范。一般规范基于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规范旨在讨论企业以怎样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团队意识、公平公正、德利并重、责任担当、诚实守信等;企业道德环境也是企业道德实践的重要因素。企业道德实践环境主要指涉企业道德实践的社会环境,即企业开展道德实践活动的内外部社会条件的总和。企业道德环境影响企业道德实践,同时企业道德实践也不断地改变着企业道德环境。就企业道德实践内容的层次结构而言,主要涉及到企业发展道德实践、企业交往道德实践、企业运行道德实践和企业管理道德实践。企业道德实践层次与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要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构成企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即企业道德实践系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国企业道德实践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企业经营观和价值观,塑造以“诚信”为本、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推进企业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现实需要是理论的原动力,问题与需要促使人们思考并寻找求解路径,因此,对企业道德实践现状的考察和问题分析非常必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道德实践也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如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实践转变,从被动式学习向主动式学习转变,社会责任的履行由“他律”向“自律”转变,等等。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道德实践基于“重利轻义”的价值取向,使得诸多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存在疏于“软实力”培育、价值取向偏离,以及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义诟病和道德教育乏力等症结,也引发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有些企业利润至上,重利轻义,甚至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坑蒙拐骗,严重影响了企业自身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使得道德实践难以发挥范导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对企业道德实践认知不到位,社会转型期价值观错位,极端利己主义的影响,企业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与企业实践脱节。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变革,创新、融合成为企业发展的主旋律,同时企业道德实践也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企业道德实践“模式”需要从“主体”本位向“交往”本位转变,从“依法治企”模式向“德法并举”模式转变,从被动行动过程向主动行动过程转变,最终推进企业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将企业道德力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认识方法上,企业要基于系统方法透视企业道德实践,并探求分形理论在企业道德实践系统认识中与系统方法的互补性问题;在实践上,企业要加强企业道德实施规划的管理,探寻企业道德实践运行的驱动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将企业道德实践纳入企业战略管理、有助于推进企业与国民经济共同发展,将企业道德实践融入过程管理、打造富于价值创造力的“名牌企业”,将企业道德实践具体化为企业的责任担当、推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面对我国经济运行新形势新要求,要加强企业文化“软实力”的培育,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企业道德实践进路,突出道德素质养成、努力打造企业经济发展新坐标。同时,要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和手段,努力塑造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良好形象,提升企业文化“软实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李卫斌[10]2012年在《会计价值论》文中认为如何追寻会计所具有的哲学伦理和社会责任,如何以公平、正义、自由等普适价值评价标准评价会计工作,如何从制度、技术和人叁方面认识会计价值的实现机理并加以优化,如何挖掘会计的潜在价值以使会计价值得以提升,这便是本选题的立意所在。本文以哲学价值论作为主要理论基础,结合经济学、管理学、信息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观点对会计价值的本质、选择、评价、创造、实现与提升进行系统的论述,以深化对会计的认识,最终目的是发挥会计满意的功能效应。从19世纪中叶起,当代哲学呈现出了“价值论转向”,价值问题逐渐以不同的方式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现代哲学本质上不是认识论或知识学,而是价值论或评价学”。马克思哲学实际上也代表着一种关心人类命运的价值哲学,他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命题表达的恰恰就是一种价值命意。本文借鉴哲学价值论的“哲学研究范式”,即重视人与世界的价值关系,以评价判断为核心,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结合,目的与手段的结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结合。鲁迅说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本文正是运用批判性思维,将规范研究方法和实证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借鉴实证检验成果并结合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来设计制度规范,指导会计实践,以实现缩小会计现实价值与期望价值的目标。本选题从剖析“价值”的本质出发,从价值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中吸取思想精华,结合会计思想的演化史(古代、近代和现代)、会计的本质论争(管理工具论、管理活动论、经济信息系统论、会计契约论、经济机制论、信用机制论等)和会计学科的分化过程,以厘清会计的价值定位(本质、角色、功能、目标),正视会计的价值冲突,理性做出会计价值选择；然后从会计价值主体、会计价值客体和会计价值介体叁个方面对会计价值展开评价,且重点通过对当前财务会计的期望价值和实际价值的比较,指出某种程度上财务会计面临着一定的价值危机；接着,本文结合会计价值的创造过程,结合会计是一种制度或机制的属性,从制度环境因素、制度执行因素、技术因素和人的行为、能力和心理因素剖析会计价值的实现机理,并强调会计模式改革和会计流程再造的重要性；最后,从挖掘会计潜在价值、和谐会计价值观的塑造、公众公司对外会计目标的拓展几个方面提出提升会计价值的改革设想及措施建议。依据逻辑学,一个概念的外延越是广泛,那么内涵就越是狭窄。鉴于财务会计是现代会计的核心,对外财务报告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也是理论界研究最多的领域,因此,本文各章节先从“大会计”的概念出发,而后收敛于“财务会计”。本文按“会计价值的本质→会计价值的选择→会计价值的评价→会计价值的创造与实现→会计价值的提升”这一思路设计架构和安排内容。
参考文献：
[1]. 信息技术条件下企业文化的建构[D]. 李东艳.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2
[2]. 中国高科技企业文化研究[D]. 王经锡. 东北大学. 2012
[3]. 企业集团协同经济研究[D]. 顾保国. 复旦大学. 2003
[4]. 战略管理中的企业谋略及动作机制研究[D]. 周海炜. 河海大学. 2004
[5]. 中国特色中小企业演进研究[D]. 姜海龙.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6]. 企业员工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D]. 王美君. 湖南大学. 2016
[7]. 我国传媒学习型组织建设研究[D]. 国秋华. 武汉大学. 2010
[8]. 基于企业视角的高技能人才职业能力培养研究[D]. 张弛. 天津大学. 2014
[9]. 企业道德实践研究[D]. 聂增民.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10]. 会计价值论[D]. 李卫斌.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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