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舒宪[1]2003年在《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文中认为跨学科研究是20世纪国际比较文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发展迅猛而成就巨大的领域。本文从文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的相关与互动着眼,是国内国外第一部系统地专门研讨文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关系的理论专题着述。由于涉及面广,需要的资料范围大,本选题具有较高难度和开拓性意义。它的提出和完成对于文学研究如何解决“学科危机”,如何适应知识全球化的需求而展开自身的知识创新,具有及时的借鉴意义。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潮流具有承前启后的理论指导意义。 本文把握住人类学与知识全球化、后现代认识论的关系,从人类学与文学的相互作用这个新角度着眼,透析出20世纪文学创作观念变革与文学研究的范式革新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动力。在文学创作方面,梳理了“文化他者”的发现如何激发出“人类学想象”,体现在从超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的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之中;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梳理出西方文学人类学的5大方法流派,逐一加以辨析;以及“文化”概念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再整合作用;并对其代表人物弗莱的理论遗产进行全面剖析;对人类学知识与文学研究的最佳结合点——神话学做了点面结合的示范性阐说;结合神话学传播中国的过程,论述和总结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中国本土化实践经验,特别是“叁重证据法”的提出,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和研究的拓展提供了前瞻性的见解。 本文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于以下叁个方面: 1.文学人类学研究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已有近20年的发展,其对文学研究观念与范式革新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有专家学者甚至认为它将代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一个方向。但迄今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性论述。本文填补这一空缺,从史论结合、中外结合的角度梳理文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为跨学科研究的发展提出具有知识创新意义的理论方案和操作策略(包括个案分析演示),对于这一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将发挥指导和借鉴作用。 2.从人类文学经验整合与世界公民培养方面,提出对文学的人类学价值的重估。对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破学科的文化研究,做出学理性阐释,从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上说明: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这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议,以及回应各种“文学危机论”和比较文学学科危论,有直接的理论贡献。 3.本文的资料准备历时十余年,为从整体上把握文学人类学的发展,作者先后到英、美、加、澳的各大图书馆收集到的大量英文新资料。书中引用和参考的近百种西文和日文文献中绝大部分没有中译本(文),其中不少都是由笔者首次引入汉语学术界的,对于沟通中外学术思想,让我国的文学人类学研究同国际学术潮流对话与接轨,提升人文研究的视野和水准,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从宏观上,为引导文学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提供迄今最翔实的理论参照;从微观上,对如何具体掌握和应用文学人类学研究范式与方法,具有示范作用。 本文第一章以单篇论文发表后,先后有《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文学报》等多家学术媒体摘转或报道,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一书,并获《文学评论》2002年度杰出论文提名。本文第二章,第六章2节,第八章3节以单篇发表后分别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2一期、4期、6期转载,表明其中的学术创新观点己经在学界引起重要关注和反响,这是本文现实意义和社会效益的直接体现。
蒋济永[2]2004年在《评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文中认为当人们还在争论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如何回应知识全球化这一世纪浪潮的时候,叶舒宪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书,已经在文学研究领域率先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那就是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道路。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为什么要走文学人类学的
肖伟胜[3]2004年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何处去?——评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文中研究指明在知识全球化的现今,文学毋庸置疑地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随着现代传媒的革命性变革,以印刷术为基础的书面文学阅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被电子媒介的图象多媒体传播模式所取代。这意味着,由于伴随着全球化应运而生的后现代文化从根本上是一种大众媒介的文化,在此情势下,
肖伟胜[4]2005年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主要探究了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研究如何应对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现象。从人类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重迭地带或许能寻找到重审文学新现象的契机,文化人类学以其核心的概念“文化文本”,“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与立场不仅激发了现代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想象,而且催生出了文学人类学。这一门具有“跨文化”与“破学科”特征的学科必将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带来多方启迪。
王大桥[5]2008年在《中国语境中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及其限度》文中提出对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范型在中国语境中的生长情况进行反省自察是本论题目的所在,贯穿这一考察和批判的是文学研究人类学视野中的方法论问题。全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共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前期神话和歌谣研究中人类学视野的发生进行考察。神话是文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共同领域,是文学人类学研究的首要发生地。神话的文学之维之所以能够敞开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渗透。20世纪前期的学人在神话研究中把比较范型具体化为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人类学视野中神话研究的经验和方法参与到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第一章选择了周作人、鲁迅、茅盾及闻一多诸位学人作为考察对象,讨论他们各自神话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及其方法。第二章以20世纪早期北大的“歌谣运动”为考察中心,讨论歌谣研究中人类学视野及其对文学研究的影响。歌谣研究者把主要来自人类学领域中的比较研究法介绍到中国来,并与中国传统的国学研究方法向结合,创制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学比较范型。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母题追索、历史演进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对歌谣与传说的研究具有范导意义。神话和歌谣研究中的“比较”范型在追寻相似点的进程中,清沈掉的恰恰是审美性得以生成的特殊经验。在材料意义上寻求对理论假设作出证明的致思路径在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的研究中同样得以延续。第叁章到第六章对新时期文学研究中人类学视野进行批评性考察。围绕四个问题展开论述:西方视域中文学人类学的理论蕴涵及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的发生语境;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及其问题;原型批评实践与理论的中国化改造及其审美维度的遮蔽;多重证据法的研究实践及其文本化倾向。新时期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建立在文学与人类学两个学科关于“人”的共同理解上,但没有对人类生存经验的特殊性给予特别关注。这种缺失在原型批评和多重证据法的研究实践以及方法论建构中同样得以显明:原型批评实践中寻找原型活动成为批评的主要工作,文学意象与文化意象的相互混淆以及对原型作人类学意义上的还原成为原型批评的理论阈限,实践和理论的阈限遮蔽了文学研究中的审美维度;而多重证据法立足于材料,在比较的视野中进行“以西援中”式的学术改造,中西材料的相互文本化成为其问题所在。在文学人类学实践和理论建构中,如何关注个体化经验,使得审美维度得以彰显就成为文学人类学深入发展的关键。
肖伟胜[6]2004年在《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何处去?》文中认为本文主要探究了在知识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学研究如何应对业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文学现象。文章认为,从人类学与文学这两个学科的交叉重迭地带或许能寻找到重审文学新的现象的契机,尤其是文化人类学以其核心的概念“文化文本”,“求异”独特的思维方法以及文化相对主义的原则与立场,不仅曾激发了现代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想象,而且催生出了文学人类学。这一门具有“跨文化”与“破学科”特征的学科必将为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带来多方启迪和重新焕发生机的希望。
孙磊[7]2010年在《人类学小说初探》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跨学科的研究和交叉性边缘学科的兴起,成为时代的必然。文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学人类学催生了人类学小说。人类学小说研究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进行小说研究的一种尝试。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学小说及其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科分支,并显现出他者性和学术性的特点,在文学和人类学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
代云红[8]2010年在《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学人类学”分歧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个人现象。我们在看待“文学人类学”概念、历史、理论、方法及价值观方面的分歧时,应首先考虑上述几方面的原因。文章遵循的思考路向是从现象梳理入手,辨析分歧,探寻原因,发现“同一性”,然后在理论阐释中提出文学人类学的理论整合及建构的问题。文章包括前言和结语,正文按照概念、历史、理论、方法、价值观的认知框架来分析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第一章主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文艺本体论语境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学科交叉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和学科分类中的“文学人类学”分歧。文章指出,产生这些分歧的原因首先是80年代文艺本体论讨论中出现的分歧影响了对“文学人类学”的概念、内涵、学科归属的“定位”问题,同时也影响了“文学人类学”后来的发展路向。无论是文学与人类学结合部问题上的分歧,还是把“文学人类学”依附于文艺学、人类学、比较文学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都缺乏对“人类学”和“文学”两个熟知概念进行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文章在辨析各种分歧后指出,理解“文学人类学”的关键还在于确定“文学”与“人类学”结合部的问题。第二章主要分析了四个基本问题:历史起点、历史分期、对1950-1970年代学术的评价、海峡两岸的“文学人类学”。文章指出,对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重构包含着对“文学人类学”是什么的认识问题。当代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探讨主要限于神话的视角以及神话仪式学派和原型批评理论,这造成了一定的偏狭性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1950-1970年代学术研究的评价。文章认为,应当把台湾(也包括港澳)地区的文学人类学研究纳入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中来考虑,形成优势互补的研究状态。另外,文章初步认为,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可分为五个阶段,它们揭示了中国文学人类学历史的思想语境: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叁章以辨析人类学意义和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分歧为前提,探讨文学人类学理论的整合与建构问题。文章指出两种意义上的“人类学写作”尽管存在学科原则上的分歧,但都关注人类“表述”问题的研究,而且认为,对人类“表述”问题的研究是探讨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途径。中外学者对“人类学写作”的探讨沟通了人类学与诗论、以及一般文艺理论及美学的关系,为我们探讨“文学人类学”理论提供了启示性意义。各种理论尽管在目的、主张等方而存在分歧,但都受到“语言学转向”的影响,把人类“表述”问题作为关键性问题来探讨。各种理论都是研究人类“表述”的理论,而且这些理论本身也构成了一种“表述”系统。第四章主要分析了文学人类学多重证据法的内涵、历史渊源、现代变革意义以及不足。文章指出,四重证据法与二、叁重证据法最大的不同是:四重证据法是以口头文化为基本价值立场的,它虽然仍保持着二、叁重证据法的“场域”结构形态,但各类型媒介的关系及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它的场域中心已由文字中心转向非文字中心。在“四重证据法”里蕴含着“文化寻根”与“文明反思”的批判性内涵,它表明“四重证据法”不再以补正史之缺为价值诉求,而是要揭示被文字所遮蔽或遗忘的“历史”。不过,文章也指出,“四重证据法”也存在夸大某一媒介作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媒介霸权和符号暴力的问题。第五章主要在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价值视野里分析了“文学治疗”的价值及意义,田野与文本、口头文化与书写文化中的价值偏颇问题。另外,文章分析了当代文学人类学研究“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策略及思路,以及由此提出重建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观的意义。针对文学人类学在上述问题研究中的不足,文章认为将“文学治疗”研究与媒介环境学及环境文学批评加以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原始”倾向,同时也可以改变文学人类学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薄弱的状况。总之,文章认为,在重建文学人类学价值观的意义上,把文学史、各种文学话语、文化文本当做环境话语或生态话语来阐释,会带来对文学的重新理解。分歧固然反映了对文学人类学认识的混乱,但同时也反映了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多元性及复杂性。文学人类学的价值目标是整合人类文学经验,本论文的基本主张是在“同一性”的地方发现文学人类学研究的分歧、多样性及新颖性。文章认为,从重建文学人类学立场上的文学观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文学人类学研究应当具有口头文化与书面文化反差性及其思想的和心理的表现特征的历史视野;二是文学人类学应当具有多族群交际视角、民俗学视角、审美批评视角、性别诗学视角、媒介环境学视角、环境伦理批评视角等。总之,文学人类学应当具有“统一性”的内涵,保持多样性的研究视角。
叶舒宪[9]2010年在《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从学术史视角回顾文学人类学的由来:作为现代以来文学研究史所催生的一种交叉学科的新研究范式,如何从19世纪中期以前的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研究),发展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的比较文学,并在20世纪后期的跨学科潮流激荡之下拓展为文学人类学一派;分析其所由产生的思想渊源(知识全球化)和学科渊源(文化人类学、比较宗教学、心理分析学和比较神话学)。针对现代大学制度中建构出的学科本位主义,借鉴人类学转型和思想史转型的大趋势关照,提示反思的必要性与超越的途径。西方知识体系的普世合法性问题的提出,使现代性建构出的文学学科的贵族化与精英化取向必然受到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反拨与纠正。后现代知识观倡导一种着眼于"地方性知识论"的本土观点,给文学观念及文学研究带来的根本性范式变革,突出体现在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及实践诉求方面。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文学人类学派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它与国学传统的会通所激荡出的四重证据法及其学术实绩和拓展应用的前景作出展望。
张胜利[10]2007年在《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建构》文中指出本文以现代性与民族性为线索全面梳理了20世纪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坎坷历程与卓越成就。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前者肯定了后者的具有普世性的现代价值,并将人的解放的现代性主题安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现代性价值的真正实现成为可能。民族国家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人为建构的结果,因此民族性是一种现代性建构,发明和创造出一种新的传统。早期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创造具有民族性新文化的道路。古代文学研究是新文化创造的主要组成部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批判了前现代性观念和资产阶级现代性观念,初步建设了具有民族性的现代性文化,确立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和理论方法。他们以民主与平民主义为其文学研究的政治立场;以个性自由与人性解放为文学研究的价值尺度;以科学精神与唯物史观为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他们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发掘古代文学资源,重新阐释古代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关注广大平民的情感意愿,提出平民文学的主张;强调人格的独立和文学的自由,批判了传统的“文以载道”观;突出现实主义精神,重视写实主义文学,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文学,分析文学所表现的社会心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政治形式风云突变,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文学的融合。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更趋成熟。鲁迅等人成功地将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问题”是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他们探讨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社会意识大大增强,社会分析在文学研究中得到发展。文学研究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文学研究的革命化特点越来越突出。鲁迅开创了历史唯物主义文学研究的新范式,并且主张文学研究应积极接入社会;郭沫若运用“革命文学”理论,研究了历史上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学,强调人民本位,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境界;郑振铎从经济视角研究元代文学,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文学的成功范例;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得到初步尝试,其主要目的是认清历史真相;这一时期唯物史观的文学研究扎实前进,终于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模式。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典范。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思想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成果。毛泽东提出文艺民族化问题,主张继承具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文化遗产,强调文化领导权的作用。毛泽东的文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古代文学研究的格局。建国之后,由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实施文化领导权,将这种典范通过政治体制、文化机制以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作用,转变为文学研究的规范,指导着古代文学的研究。这一时期知识分子选择了社会主义现代性,爱国主义是他们转变的情感基础。在新社会他们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岗位,经过思想改造,确立了人民立场。这一时期社会历史批评一枝独秀,注重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强调阶级性和倾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是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新时期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古代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庸状态下解放出来,确立了古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主导多元的研究格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人性论角度研究文学,运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阐释古代文学的现代价值。第二,运用心理分析批判和心态研究方法,叩问人类精神世界,分析作家的文化性格。第叁,文化意识增强,强调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文化对文学本体特征、美感形式的影响;也注重文学与文化的互动,文化在文学中的表现和文学对文化的作用。主要考察了政治文化视角、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以及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道教等文化现象与文学的关系。第四,文学研究回归文学本体,探索文学演进内在规律,文学的内部研究得到加强。综合运用语言学、符号学方法分析文学文本,借鉴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叙事学。传统文体研究在世纪末成为学术亮点。最后,总结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古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经济全球化没有造成文化一体化,反而刺激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发展。当代新文化建设走综合创新之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极吸收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古代文学研究应具有当代意识,把握全球化脉搏,发掘民族文化特色,弘扬民族精神,抽绎出足以与主流话语对话的文学理论。
参考文献:
[1]. 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D]. 叶舒宪. 四川大学. 2003
[2]. 评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J]. 蒋济永. 文学评论. 2004
[3].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何处去?——评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J]. 肖伟胜. 中国比较文学. 2004
[4].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学研究[J]. 肖伟胜. 文学评论. 2005
[5]. 中国语境中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视野及其限度[D]. 王大桥.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6].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何处去?[J]. 肖伟胜.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7]. 人类学小说初探[J]. 孙磊. 传承. 2010
[8]. 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D]. 代云红.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9]. 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J]. 叶舒宪. 社会科学战线. 2010
[10]. 现代性追求与民族性建构[D]. 张胜利. 复旦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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