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婕[1]2016年在《生态危机下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核心论题研究》文中提出产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理论形态,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互结合的产物,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该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生态危机的成因、生态问题的解决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并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价值观等领域的批判中,在促进生态政治革命中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结合点,在一定程度上捍卫与重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和探寻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本文主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经典文本,以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为主题,论述了有关“自然观”、“社会矛盾理论”、“社会发展模式”等范畴的核心论题。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阐述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理论渊源及其基本视域。关注生态危机、坚持生态主义原则、坚守唯物主义方向构成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内容,而这些理论内涵是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科技观与消费异化观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并改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采取人的需要与消费、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与唯物主义的视角,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解读而总结出来的,这体现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造力。第二章阐述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这一理论在批判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揭示了传统自然观的抽象化、控制化与对象化的缺陷,并通过将自然、文化与劳动等叁个范畴内在结合起来重新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突出自然生态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通过深入挖掘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范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自然属性与文化属性,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实现了文化、自然与劳动的内在统一化,由此重新规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涵及其关系。这一理论还通过批判生态中心主义重新走向了新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内涵。第叁章论述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理论。主要阐述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重新解读。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与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生产方式与生产条件的矛盾代替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并由此决定了生态危机代替经济危机成为当今的主要危机。他们提出的异化消费、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与双重危机、物质变换裂缝等理论揭示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并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与反人道本性。第四章论述了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是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标。主要阐述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生态社会主义革命主体和依靠力量。生态危机引起的各种社会运动成为当前主要的社会斗争形式,而传统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不能再充当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唯一主体。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仍然是生态运动的主体力量,却必须与广大绿色运动结合起来,进行世界范围内的斗争。但是,关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方面,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选择了具有明显阶级局限性的绿党,这就使得其争取未来美好社会的斗争陷入空想之中。第五章主要分析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理论。在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过程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也认为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完全实现生态化目标,因此他们提出了以生态理性代替经济理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即生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国家职能以及组织模式,体现了其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论旨趣。第六章评析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将生态危机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结合起来,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与劳动观,促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由于过分地强调了生态自然维度的重要作用,在认知社会基本矛盾方面产生了错误认识,也混淆了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本质,因而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导致其理论具有空想性。因此,在揭示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建设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其消极影响。本论文力图实现一定的理论创新。1、本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对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逻辑与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判定其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的正确性与深刻性,断定其在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中的地位。在具体分析我国国情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情同异的基础上,揭示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2、在把握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的基础上,对这一理论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价,确定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重构的意义及其合法性和合理性,并由此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化。
于洁[2]2016年在《论詹姆斯·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构—在《自然的理由》的意义上》文中指出本文以当代西方着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思想为研究对象,以其代表作《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为文本依据,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立场,以知识考古学、思想解释学、文化比较学的研究方法为主要方法,以奥康纳的生态学思想主要体现为“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大生态观”为主要观点,以挖掘奥康纳生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构为理论目标,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领域的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合法性为价值诉求,展开理论分析和研究。在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都前途迷惘的时代,奥康纳针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质疑,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重新考察历史和分析社会现实,试图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填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场”,进而得出了“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大生态观”。本文认为这种“大生态观”的“大”体现在它既不是单纯的自然系统内部的生态平衡,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系统内部的社会和谐,而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互关联、和谐共生意义上的人类存在的时空系统整体。既包括自然系统也包括社会系统,既包括生态经济也包括生态政治、生态文化和社会生态的有机整体;“大”也体现在奥康纳并不是将生态问题仅仅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问题,而是通过历史学和现象学分析认为生态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概念;“大”还体现在他对生态问题的认识是超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限制,而体现为社会性和文化性概念,是社会“状态”的建构而不是某种“主义”的产物,奥康纳渴望建构的是一种“生态型社会”。奥康纳进而以“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生态观为基础,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提出“双重矛盾”共存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和“生产条件与生产力(包括生产关系)矛盾”共存,以及提出“双重危机”共存理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将资本主义自掘坟墓的属性深挖出来,也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第一重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第一重危机”——“经济危机”的当代发展和当代创新。奥康纳进而在批判现实、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方案”的意义上提出“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现为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重构的最终理论成果,在生态问题上,资本主义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而必须实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联姻”。其实,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重构都没有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框架,但是他基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时代性特征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构、创新和发展,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活力,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超越时代的思想魅力。本文将奥康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本性的批判梳理为四个路径:对“资本主义环境史”的批判、对“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和对“不平衡的、联合的发展”的批判,这些批判理论全方位、多角度的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分析了这些矛盾冲突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资本不断追求扩张和利润的经济逻辑与生产条件的有限供给、寻求适度发展的生态逻辑之间的根本对立。因此资本主义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这四个方面体现了奥康纳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方法为思想武器的思想特质,也体现了奥康纳理论自身批判哲学的理论色彩,还反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一“活的灵魂”的生命力、解释力和批判性。本文将奥康纳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阐释归纳为五个方面:从“全球性的思考,地方性的行动”到“地方性的思考,全球性的行动”、从“增长第一”到“保护第一”、从“交换价值/抽象劳动”到“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从“定量斗争”到“定性斗争”、从“分配性正义”到“生产性正义”。奥康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体现在全书的各个章节,但是他提出的“生态学社会主义”是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的最终落脚点,体现出奥康纳试图以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来“替代”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努力。可惜奥康纳将改变现实的力量寄托在“绿色运动”和“民主国家”上,使得他的理论虽然关怀当下,却不现实;虽然指向未来,却带有乌托邦的色彩;虽然担当起“批判的武器”的重任,却没有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力量。本文认为,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既具有思想价值又具有理论局限。思想价值体现在叁个方面:首先,他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学说和批判立场、“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旨趣,又以“自然、劳动、文化”叁位一体的生态观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以“双重矛盾”“双重危机”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批判,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和当代创新;其次,奥康纳提出的“大生态观”扭转了以往人们在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诞生的狭隘的生态观,并进一步影响了未来人们从系统整合、文明转型和社会建设角度理解生态内涵;最后,奥康纳的生态批判理论始终强调与社会“绿色运动”的有机结合,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相比,实践性、现实性和斗争性色彩更为突出。理论局限也表现在叁个方面:首先,他的生态学理论中虽然提出以“生产性正义”补充“分配性正义”,但缺少对“消费性正义”的理论关怀,自身理论体系中也存在着“理论空场”;其次,奥康纳试图以“生态学社会主义”代替现有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却将改变现实的力量寄托在“激进的绿色运动”和“民主国家”上,过分夸大了社会运动的推动作用,也渴望以对现有资产阶级国家的改良推动社会进步,没有揭示出资产阶级“国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虚假面目,理论上带有不彻底性。而且他对“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分析只有理性建构而没有具体路径分析,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最后,奥康纳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的认识也值得商榷。比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缺少对“生产条件”的理论关怀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而他对“再生产”理论的分析,显示出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来看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差距。
杜晓霞[3]2014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谐的生态环境是当今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生态自然是人类的生存家园,人类从自然家园中获取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当下这一需求却呈现为问题状态。生态自然观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中,较少的看到他们就生态环境问题做出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字里行间却到处充满着对生态自然观思想的卓越追求,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社会才能健康发展。这是人类经历长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后取得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思考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命运的过程中,对于人、自然和社会叁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卓越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同时,来自传统的以及西方的各种生态自然观也在思想界开始流行,这些问题累加起来,就需要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思想来予以澄清和回应,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呼应时代需要,着手实际问题的客观需要。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是伴随着马克思恩格斯整体思想的发展而发展的,包括早期的处于青年黑格尔派时期,以自然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思想；以及后来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以人的本质为主要标准的生态自然观；乃至最终在唯物史观建立之后,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总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当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刻苦钻研、对理论问题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思想结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与各种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生态理论进行论战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自然观思想在发展中始终保持着科学的光芒。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生态自然观思想,把人—自然—社会作为整体,从人类生存的生态事实出发,坚持了实践论、历史评价、人本导向等考察领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生态破坏的社会根源。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深入其全部领域,由此所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对近代自然观具有全面的超越性质。在发展的时代主题中,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当代性质是以生态问题全球化为语境,以关注人类合理的、持续的生存为基本特质,以重组社会秩序为基本途径,以参与到后现代生态主义的对话为理论特色的基本样态,对于建设当代生态文明具有根本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生态实践为基础,人与自然可以协调发展。针对当前全球化发展出现的生态问题,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寻获生态问题之社会根源,从而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方法,这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路,以威廉·莱斯、詹姆斯·奥康纳、J.B.福斯特为代表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开发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现实价值,做出了杰出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东方转向是通过翻译和引入生态伦理学的着作和思想来吸收和借鉴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而另一方面深入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去挖掘思想源泉,为建设中国科学发展观做出特有的理论贡献,当前,传承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的理论精髓,和中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背景结合之下的理论体系,为我国生态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也为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中国梦的实现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
张秀芬[4]2016年在《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最具影响的理论,对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内在深层逻辑关联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理应做出理论回应。因此,自觉开展马克思《资本论》包括人与自然的内在深层关联,物质变换范畴的生态意蕴,资本趋利与增殖本性及其生态隐患,可持续发展思想及其实践路径,节约理论及其实现路径,科技双重性及其生态化规范等在内的生态思想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资本论》人与自然的内在深层关联,表现为其在对自然客观规律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揭示；对自然规律支配人类生产过程、自然条件影响人类生产生活、自然力影响人类劳动生产力和自然要素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质等自然对人类影响的揭示；以及对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的揭示等诸多人与自然深度关联的揭示上。“物质变换”是表征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的重要范畴。学界对其翻译尽管存在着物质变换、新陈代谢和物质代谢等译法分歧,但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范畴来源于摩莱肖特、李比希以及两者的扬弃超越,更重要的是它包括自然界自我循环、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物质变换,社会、自然和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代谢的物质变换,经济循环、生态循环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相关联；而物质变换及其断裂的生态意蕴的初步探索,将其推向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并以劳动为媒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作为阐释“人类生活永恒必然性条件及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的智慧聚焦,为深度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开辟了一条全新通道。资本具有无限趋利与增殖本性。利润的产生既建立在对人劳动的剥削也建立在对自然的掠夺基础之上。利润的产生不等于利润的实现,利润的实现源于消费,利润是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而消费一则使人变成了物质主义的消费者,另一则因其是一个对自然资源不断索取和将废弃物不断排向自然的双向过程,因而加重自然的负担。受资本双重本性驱使即以趋利与增殖为价值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带来生态灾难。一般而言,资本逻辑具有逐利本性,也正是资本的疯狂逐利本性导致生态的破坏。特殊而言,生态领域只要有利可图,资本必将成为推动生态建设的强大动力,生态产业成为资本创新逻辑的必然产物。因此,对资本而言,我们要即利用又限制。《资本论》可持续发展思想主要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恶劣的生存境遇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恶化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的水污染、森林毁坏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衰竭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城乡对立和资本主义农业的工业化经营所造成的物质变换裂缝问题等资本主义非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层揭露与生态批判上；表现在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合理规划、协调发展等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的美好设想与实践构建中；表现在对实现包括循环再利用、集约型发展和内涵式发展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卓越探索上。 《资本论》可持续发展思想对于今天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资本论》的节约理论主要表现在对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的生产性节约与消费性节约问题,特别是生产领域可变资本节约和不变资本的节约问题给予着重阐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掠夺工人生活条件为手段的节约合理性问题进行发人深省且富有深度的批判反思；对节约的多样性实现路径的积极探索,并强调节约对于减少物耗提高利润、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产业发展及缩减劳动时间实现人的解放等的重要性。 《资本论》节约理论对于当代中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指导意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科技及其应用的双重性问题进行了卓越探索,指出科技及其社会应用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实现物尽其用、推动社会发展等正面效应。与此同时,马克思认为,科技负效应实际上源于人们在畸形价值目标下对科技的不恰当应用,包括摧残劳动者肢体、加深劳动者灾难,以及在人与自然深度关联中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指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此,深入研究科技负效应,自觉强化对科技生态化规范和引领,使其真正发挥绿色生产力功效。总之,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内容丰富而具体、思想深刻而精辟,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车汶珊[5]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及其当代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发尖锐,导致人类的生产生活更偏向消费化的方式,生态遭到严重破坏,造成了生态危机。如何解决生态危机,成为了当下人类急需面对的问题。人类不得不重新审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人们在马克思所提出的生态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对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入探究,寻求切入点对症下药。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与建设中,我们应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为基础,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导向,来进行社会实践。首先,本文主要考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确立。本章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为主要的文本基础,解析和揭示了马克思生态哲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其次,探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范式转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西方生态哲学的范式转变到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科学发展观的生态范式,建立起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方生态哲学发展体系范式。再次,本文主要深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视域下全球化生态危机凸显的问题。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到商品化手段造成的危机,技术推广造成的危机,中国科学技术手段造成的危机,这叁个方面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面临的严峻形势,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最后,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当代意义,其中包括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部分。本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发展范式理论的现实途径,浅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我国生态与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的指导意义。即对自然、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了指导。这些实践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转型升级以及实现我国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作用。
李小红[6]2012年在《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的主旨是对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与把握,目的是希望获得西方学者的一些相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佩珀是西方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面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这一现实问题,佩珀从生态层面再一次论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可持续性,由此他要求建设一种生态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为进入这样的社会,佩珀首先从思想观念方面论证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性地位,从而提出了新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他认为这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接着,佩珀力主把绿色环境运动与政治运动合二为一,红绿联盟,从而成功实现社会变革的最终目的。本文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导言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全球的发展状况作了一个简要的梳理,以此突出佩珀思想建立的学术背景。同时,对论文的选题意义和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作了说明,最后对本文的逻辑结构安排进行了解释。第二部分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最终会断送它的前程,它并没有像它所承诺的那样,为人类带来幸福和自由,相反,在如今,不仅旧有的经济危机依然存在并不断爆发,而且又增加了另一种危机形式——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直接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收益内在外而成本外在化,在这种资本积累的方式中,自然资源被剥削被污染,为人类未来发展留下空缺；而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一贯剥削造成了贫富持续分化,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为了转嫁本国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继续采取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方式：在自然资源方面,它肆意掠夺、挥霍别国资源,破坏了别国正常的发展模式；在劳动力方面,它廉价雇佣外国劳力为本国经济服务,他们甚至把带有污染性质的工厂设在别国,严重损害了别国利益,生态帝国主义的行为加深了原本就存在的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的趋势。在这种充满压抑的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化以虚假意识表现出来。第叁部分的目的在于重塑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主体性地位。资本主义已显示出了其不可持续性的发展,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最终目的,佩珀的理想是要在未来建立一个绿色的、和谐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必定居于主体性地位。但目前西方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以“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然界具有内在价值”的观点而要求人类善待自然界其他生物并限制人类的发展,对此,佩珀给予了坚决反驳。他称,万事万物均有发展自身的本能,人类也不例外,人类完全能凭借聪明和智慧采取理性的方式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赋予自然界万物以内在价值是荒唐可笑的,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人为设定的,它只对人有意义,所以,佩珀坚持人类中心的立场,但这种人类中心绝对不同于旧式的被资本主义利用的人类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以野蛮、自私的征服自然的方式毁坏了人与自然的正常的物质交换,而佩珀倡导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新时代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发扬人道主义且关爱世间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第四部分的宗旨是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鉴于目前的生态运动并没有一个内在连贯一致的目标纲领,它已表现出了自相矛盾和含糊不清,因此,佩珀提出应当把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带入到生态运动中来,同时排除生态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思潮对生态运动的不利影响,实施“红绿联盟”。“红”“绿”之间虽有本质区别,但二者也有联盟的共同基础,即“社会公正”的优先实现,“红”“绿”双方从争吵走向合作是现实可行的,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扭转当前生态运动停滞不前的局面,从而把生态运动推进到建设生态社会主义的运动中来。第五部分阐明了佩珀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作用。佩珀思想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他所取得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有借鉴意义：一方面,我们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是一种有希望、有前途的光明之路；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认真对待当前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
孙芳[7]2011年在《沙夫人道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思想关联,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主义以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历史的人为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目的,以改造现存社会关系、消灭剥削、克服异化为历史使命。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彻底的人道主义。沙夫的人道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处在两种制度夹缝中,东欧学者的人道主义诉求承载着更多的历史重负。本文宗旨是阐明沙夫思想的人道主义逻辑和社会批判特征。沙夫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在20世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相互斗争的历史背景下,沙夫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围绕个体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理论内涵,自觉地概括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进一步提炼出当代社会主义的哲学立场、价值追求和政治理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一种重要的当代理论形态。沙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其思想内核是人道主义理论和异化理论;其理论中介是对社会主义原则、条件及发展基础等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性是对两种制度的异化批判、对生态危机和技术理性的反思。沙夫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就是消灭一切剥削,消除个体的人的一切异化形式,实现自由、平等和社会公正。沙夫把人道主义的主体内涵深化为个体的人,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归结为培养充分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主张社会主义应该为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幸福创造条件。沙夫开创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并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沙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陈雪峰[8]2016年在《《资本论》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带来了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问题也随之而来,并且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生态问题也演变成为全球性问题。如何消除生态危机,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全人类亟待解决的共同课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未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推进路径,并从全局的角度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的目标。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不仅需要转变观念,更需要将观念付诸现实。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辉煌巨着《资本论》,从中去找寻医治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理论研究的旨趣所在。《资本论》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生态思想,对其进行深入的挖掘与分析,对于推动马克思生态思想的研究,对于发现被遮蔽的马克思生态思想,拨正些许曲解、歪曲,甚至遗忘的倾向,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除绪论外,主要通过以下四部分展开分析：第一部分主要是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进行历史追溯,弄清马克思生态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与时代背景；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想运行轨迹的理论追溯,勾勒出马克思生态理论的发展逻辑与历史足迹,以此揭示《资本论》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中的重要地位。第二部分通过对《资本论》经典文本的挖掘,找寻其内部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涉及的自然、劳动、劳动异化等基础概念的界定出发,进一步挖掘劳动为中介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思想,资本与生态相互交错所折射出的生态经济本质,生态问题恶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以及化解生态危机的共产主义愿景等生态思想,从而进一步清晰《资本论》中所涉及的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资本论》生态思想的基本特征,即在实践基础上,对人与自然问题高度关注,从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多个视角分析生态问题,把生态问题的时代特性和制度根源结合起来加以分析,这是本文的关键和重点部分。第叁部分通过《资本论》生态思想在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捍卫中得以发展,在前苏联领导人和学者们的关注中加以继承以及在中国的理论传播与生态实践中不断丰富,从而进一步澄清《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理论承继与丰富发展,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比较的视角,去解释《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理论意义以及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第四部分主要从当前我国生态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的分析切入,在反思现阶段生态问题的同时,去找寻化解生态问题的理论智慧,吸收《资本论》生态思想的理论智慧,为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和谐提供理论指导,与此同时,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发展理念转换、从绿色经济发展的路径创新、从生态伦理道德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系的完善等与生态问题有关的配套体制机制的构建等多个维度,去剖析《资本论》生态思想的当代启示,这是本文的重点和难点部分。通过以上研究,力图全面系统地再现《资本论》生态思想的整体性特征,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资本论》的生态智慧至今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我们徜徉在经典巨着中去领会,去体悟《资本论》生态思想,对于有效化解当代世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将发挥其理论指导和方法指南作用。
王玉梅[9]2013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重新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是21世纪人的解放与人的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自然的发展的时代需要,更是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新解读,其根本立足点是从整体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哲学思想同中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理论,都纳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课题的理论框架,从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新形态。基于此,本文主体部分除导论和结语外,基本是从追溯与解读、继承与探索、构建与发展、实践与应用四个层面依次展开的。第一章,探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来源。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本质上研究和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文本进行深刻解读以发现更多的生态哲学意蕴,进而奠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基础包含叁个主题：一是有一个科学的逻辑起点,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劳动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前提和中介,它既是发展自然界和发展人本身的过程,又是人类活动与自然规律直接结合起来的过程,从而成为人、社会和自然相统一的基础；二是有一条鲜明的主线,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这一理论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在本质上是生态的,无疑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生命线；叁是有一条根本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则与自然生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合经济发展目的性与合自然良好规律性的统一,即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规律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根本规律。第二章,论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理论发展。从生态化的视角来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展示独具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发展的新成果。这一发展进程主要包括叁个阶段：第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初步显现了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这是对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成果所作的开端性贡献；第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理论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第叁,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步把科学发展提上重要议程,真正启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征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需要阐明的是,在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不仅展示出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显着特征,而且当前中国进行绿色改革的基本实践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合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持续创新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第叁章,阐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核心内容。依据全球的时代主题和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价值取向与科学取向,寻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结合点与创新点,进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当代形态。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一是生态世界观,即用着眼于“人—社会—自然”内在契合的整体性视野来看待世界的真实面目,建立一种生态构成的整体观、生态协调的和谐观、生态发展的持续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范式；二是生态方法论,它以全方位考察为根本特征,强调事物、现象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整体性,要求用发展的眼光和动态的观点来研究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叁是生态价值论,即在扬弃和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自然中心主义价值说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可持续的生态整体论价值观。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本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与时俱进的丰富与发展。第四章,论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实践导向。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当代价值,深刻把握生态文明的内涵、本质、特征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为中国稳步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具有深远影响的实践导向,这主要包括：经济建设的生态化,即从资源高消耗、生产低效益、环境高污染的工业经济走向资源高利用、生产高效益、环境无污染的生态经济；政治建设的生态化,即在制度建设、政策规划、法律实施等方面为切实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强有力的生态政治战略保障；文化建设的生态化,即形成繁荣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促成人们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文化机制；社会建设的生态化,即在全社会范围内促使人们形成关爱环境的友好态度,在生活方式上践行一种绿色道德理念,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社会模式。这些都是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实践化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综述以上内容,本文所研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与发展这一主题而展开,它的理论不仅会再现马克思恩格斯是探讨人类与自然持续发展理论之思想先驱的历史原像,而且将更加深刻地展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中国化之发展道路的现代风貌。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态属性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说相结合的最充分、最精辟的表达。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理论的实践目标,就是要为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提供全新的思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系统建设,从而创建生态文明时代的“美丽中国”。这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新跨越、新境界。
董强[10]2013年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危机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人类在反思自身行为的过程中,就如何解决生态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构成了不同的生态观。生态观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随着生态危机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生态实践活动的拓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整体理解,是围绕人与自然、社会、自身的关系等问题,从哲学角度所概括、思考而形成的一种理论体系,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也包括后人对其继承和发展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脉络主要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也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苏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的生态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完善,所以其生态思想的分期大致分为萌芽时期、产生时期和完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是在实践观、自然观、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辩证法等理论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关于生态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整体理解,主要内容有实践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以异化劳动理论和唯物史观视角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解决生态问题的社会制度设想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对象不仅包含了自然、环境,还包括人与社会；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应该包括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并表现为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源并不在于人与自然关系本身,而在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在于科技、消费观念、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等,而在于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发展主要经历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法兰克福学派自然观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叁个阶段。苏俄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有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地理环境理论的阐释、布哈林提出的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平衡论、H.T.弗罗洛夫把生态问题的本质定位为社会问题等。我国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绿化祖国”口号、“环境保护”国策、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等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内容上,以实践作为逻辑起点,根据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双层结构(实践的底层结构和社会的表层结构),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底层构架和表层构架作为逻辑展开,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作为其逻辑结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底层构架主要包括实践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有机和谐的生态社会观和回归自身的生态人学观,表层构架主要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观、具有鲜明阶级性的生态政治观和反思科技理性的生态文化观。因而,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和否弃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路径具有同一性。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批判理论与生态批判理论相结合,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维度、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维度和上层建筑的导向维度叁个方面相结合,才能真正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路径。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维度中,生产力中人口因素、绿色科学、管理的生态化等,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具体路径。在生产关系变革的核心维度中,在静态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通过对生态利益的共同性和冲突性分析,得出要实现共同的生态利益、就要消灭国家和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结论：要消灭私有制生产关系,就要消灭那种产生私有制的异化劳动和旧式分工；在动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通过建立生态利益调节机制,包括生产环节的生态成本控制机制,分配环节的生态补偿机制,交换环节的生态公平机制和消费环节的生态再生产机制,以实现私有制生产关系的生态变革。在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导向维度中,生态政治和生态文化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反作用,但这种反作用是在坚持前两个维度的基础上来理解的,它对生态危机的解决不具有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基于哲学的生态批判精神、和谐发展的生态哲学视野和改造世界的生态实践情怀的特征。在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在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叁个方面提供了思想的指南；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揭示了生态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动力,从生态交往的角度分析了生态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解决方式,即：建立在普遍交往基础上的私有制生产方式变革。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这既是其内在理论逻辑的演进,又是现实生态危机的要求。在全球生态危机仍在不断发展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也越来越彰显出其理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生态危机下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核心论题研究[D]. 贾婕. 山西大学. 2016
[2]. 论詹姆斯·奥康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构—在《自然的理由》的意义上[D]. 于洁.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3].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自然观及其当代发展[D]. 杜晓霞. 东北大学. 2014
[4]. 马克思《资本论》生态思想研究[D]. 张秀芬. 内蒙古大学. 2016
[5].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及其当代意义[D]. 车汶珊. 南昌大学. 2017
[6]. 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 李小红. 山西大学. 2012
[7]. 沙夫人道主义思想研究[D]. 孙芳. 黑龙江大学. 2011
[8]. 《资本论》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陈雪峰. 辽宁大学. 2016
[9].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研究[D]. 王玉梅. 武汉大学. 2013
[10].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D]. 董强.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标签：哲学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生态危机论文; 资本论论文; 自然观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奥康纳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恩格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