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芳[1]2006年在《《清代朱卷集成》研究》文中认为《清代朱卷集成》收录清代会试、乡试、五贡等朱卷8235份,其中会试朱卷1635份,会试朱卷囊括的进士共近12000人,将同一个人的朱卷合并,则共得6383位进士,将这些进士的资料全部输入电脑,在考据、归纳、统计、总结之后,笔者撰写了论文。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正文五章。第一章,《清代朱卷集成》进士履历的文本结构分析。按朱卷的刊刻格式和内容顺序,将履历分进士本人履历、家族亲戚履历和师友履历叁部分,对每部分内容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二章,《清代朱卷集成》进士履历的文献价值。从辑佚、补遗、校勘订正等方面论述朱卷履历对家谱、方志和碑传的补订作用,并为编着《历代登科总录》提供丰富翔实的清代进士履历资料。此外,进士履历所记载的大量着述,发现有七百余种着述是《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和《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所遗漏的,因而具有较高的补遗价值。第叁章,《清代朱卷集成》进士履历的史学价值。将进士履历中所反映出来的史料进行归纳分类,指出它们对历史事件尤其是历史人物研究的补阙作用。如关于乡会试覆试地点、各级科举补考、朝廷特恩年老应举者的新材料,其中所反映的内容多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成果。对考官的任命资格和新科进士的授职情况等进行考辨,所得结论也往往不同于既有的结论。第四章,《清代朱卷集成》进士履历的社会学价值。本章分析了795个科举家族在全国的地理分布,分析文化型科举家族的地理分布,论述进士功名与仕宦的关系。阐述清代婚姻法对家族联姻的指导作用、姻亲对家族教育的重要作用;以孙家鼐家族为例,分析多个家族间联姻的特点。第五章,利用《清代朱卷集成》进士履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集成》进士履历中有“官年”现象、个别殿试名次与《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和《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有相左之处;师友履历中有文字刊刻错误现象;“贡士”和“进士”有时混淆不分;各种附加以“进士”的功名头衔有时不是指参加过殿试的“进士”,等等。这是正确利用《集成》,避免误读所必须注意的问题。本文对《清代朱卷集成》的进士履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深入研究,从而挖掘出其间为人们所忽略的巨大应用价值,许多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均可补当前研究之不足,使研究者重新认识《清代朱卷集成》,并更有效地利用这一宝贵的文献。
郑若玲[2]2010年在《《清代朱卷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以社会流动的考察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朱卷集成》相比于其他同类文献可谓是科举学研究的一座"富矿"。通过对《集成》功名获得者家世情况的统计,可以分析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集成》中有关族谱、师承与同谊等记载,可用于研究科举时代的区域流动、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乃至社会习俗、社会心理等;履历中有关母系与姻亲的记载,可用于研究其时的婚姻制度与家族互动;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情况,可以归纳与总结科举时代社会结构变迁的特点与规律。《集成》中的履历、科份与文章信息,均可用于与社会学有关的考据或义理研究。相对于《集成》丰富的内容而言,与其相关的科举学研究成果仍非常贫乏,其所蕴藏的各方面史料还亟待大力开发与利用,有着非常广阔的研究空间可供驰骋。《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只不过是其中一株"才露尖尖角"之"小荷"。
张杰[3]2011年在《朱卷与《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文中指出朱卷,原指在清代乡试和会试中,为防止考生舞弊,将举子用墨笔所写的试卷密封后,交誊录生用朱笔重新誊写的卷子。本文所要论及的朱卷,并不是由誊录生抄写后保存在官府的朱卷,而是由清代考中举人、进士者自行刊刻的试卷,"虽以朱卷称之,实为墨印而非朱耳"。清末废科举后,朱卷已成为历史陈迹,散落在民间收藏家、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一直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起,上海图书馆开始对其馆藏朱卷进行整理编目,经顾廷龙先生主编成《清代朱卷集成》一书,1992年由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大32开精装本共420册,总计收录朱卷8235份。该书的出版,为学术界研究明清科举制度及其相关课题,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
方芳[4]2009年在《《清代朱卷集成》研究及利用探讨》文中指出目前对《清代朱卷集成》的研究及利用,多局限于文本本身述及的内容及相应的学科领域,这是当前《清代朱卷集成》不为学界广泛重视的原因所在。为此,文章举例指出只有超越文本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才能拓宽《清代朱卷集成》的学术价值,才能使其作为文献资料的学术张力真正为学界所关注。
吴健[5]2017年在《驻防旗人科举考试的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朱卷集成》收录了清代驻防旗人的会试、乡试等朱卷53份,通过将重复的朱卷合并,共涉及到51个驻防旗人士子的资料。通过将他们的履历进行归纳、分析统计、总结,并与各个驻防志以及地方志中的选举志、学校志、人物传记以及家谱等综合分析,笔者撰写了论文。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包括叁章。第一章主要是对驻防旗人科举制度的变迁、考试的相关内容及考试的特点进行介绍,通过数据分析,分析驻防旗人中取得功名的群体的内部组成。最终发现,驻防旗人内部考取举人以上的人数中,文科举的举人、进士占绝大多数。第二章则是对驻防旗人的入仕途径做一个梳理,并通过对驻防旗人中入仕为官的群体进行统计,分析科举入仕在入仕途径中所占的比重。从大的数据中可以发现,通过各种途径入仕的人中,担任武职的人数最多,而通过科举入仕的人数虽然不及担任武职的人数,但也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可以看出,科举是驻防旗人入仕的重要途径。第叁章是个案研究,通过对杭州驻防旗人金梁家族以及荆州驻防旗人文锦、文蔚家族这两个家族两百多年间的变迁进行梳理,从而分析科举与家族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驻防旗人科举家族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两个:第一个是经济基础,从事举业需要用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驻防旗人科举家族,多以军功起家,后逐渐成为世代官宦的家族,为官的几代族人积累财富,为后人参与科举提供物质上的支持,金梁家族和文锦、文蔚家族都体现了这一情况。第二是文化环境,以武勇着称的八旗子弟,在驻防之地与当地汉人交流、通婚,受到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熏染,在这一层面上,金梁家族具有典型性,其家族驻扎在文风鼎盛的杭州,几乎世代与汉族通婚,长期与汉族的交流,使得其家族从事举业人数日渐增多;此外,清廷在录取名额上对驻防旗人所采取的优惠政策,也是驻防旗人科举家族产生的重要原因。
李晓明[6]2016年在《清代宝应刘氏家学考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宝应刘氏家学历经叁百馀年的传承而不堕,在学术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一门造就学人五十馀位,着述二百叁十种,且代不缺人,时不乏书,大体呈现出稳定的发展态势。其中绝大多数学人与着述出现在清代,这在清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刘氏家学以时代学术发展为背景,根植于扬州优厚的人文环境,充分吸收王懋竑、朱泽沄、惠栋、戴震诸贤之长。而在族内,以本宗先祖刘永澄为标榜,敬奉祖训,注重谨身节用；维系香火,保障诗书传家；与扬州诸多学者形成姻娅集团,保持学术资源的互补,这都使得宝应刘氏始终具有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兼取汉宋之长,能够做到经世致用。经学方面,宝应刘氏以治《论语》为核心,刘台拱《论语骈枝》开其端,刘宝树《经义说略》赓续之,刘宝楠《论语正义》集大成,刘恭冕则不断补正。经过叁代四人的不懈努力,宝应刘氏终在《论语》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另外,刘台拱擅长叁礼,刘宝树遍及群经,刘恭冕始治今文,他们在上述经学领域的成绩均是可圈可点的。史学方面,刘心学秉承先志,以东林为独特视角,以《两朝从信录》与东林奏疏为史源,删繁举要,编成《四朝大政录》一书,以补《明史纪事本末》之未备。刘氏学人多有史论之作,对季札、伍子胥、韩信、萧何等历史人物,以及“周公居东”、缠足等历史事件与现象多有评论,他们认真分析,绝不人云亦云,本着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旨归,对封建不正之风亦多有批判与屏弃。校勘学方面,刘台拱校勘群籍,《国语补校》《荀子补注》《淮南子补校》《方言补校》均是其校勘力作,其间刘氏一秉实事求是之态度,利用多种校勘方法,对讹误现象多有驳正,形成了重视异文、明其所以、态度审慎、校注一体等特点,其成果得到了多位古今学者的肯定。刘恭冕之年少遗文《韩非补校》,较早利用类书以作“他校”之助,总体上客观谨严,多有精彩论断,继承了刘台拱校注一体之特点,于此可窥探其早年的学术根基与治学旨趣。地方文献方面,刘氏致力于地方文献的编纂,多人参与扬州方志之纂修,刘中柱《宝应名胜志略》、刘台斗《下河水利集说》与《黄河南趋议》、刘赞勋《重修宝应县志辨》、刘宝楠《宝应图经》则是私修方志的代表,这些地方文献或详载名胜以补未及,或集合治河经验以资政,或对旧志多有裨补与勘正,或利用考证之法、历数“邗沟十叁变”,对于保存宝应当地的历史与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恭冕则在入主湖北经心书院之后,承担当地多部府县志的编修工作,另外还编写了《湖北通志》之凡例,践实了其方志学主张。晚清的刘岳云,在继承家学传统的基础上,师从多人,博观约取,成为当时少数“兼赅中西”的学者。他有感于每况愈下的时局,投入经世救亡的大潮中,其所建言建策,在当时颇具现实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刘岳云在西学大肆输入、传统频遭质疑的情形下,遍搜古代典籍之科技史料,对比中学与西学,成就了“西学中源”的集大成之作——《格物中法》。总而言之,宝应刘氏家族学人众多,着述丰富,在经学与地方文献编纂上具有突出成就,于史学与校勘学亦有建树。刘氏一门历经叁百年的学术史,是清代家学传承的典型范例；刘氏学人为学实事求是,注重经世致用,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对当地乃至全国的学术文化发展均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蒋金星[7]2004年在《《清代朱卷集成》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朱卷集成》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 本文除《前言》外，共分六章。 第一章《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的渊薮》：从入学前的县、府、院试到乡试、乡试复试，会试、会试复试，殿试，馆选朝考以至庶吉士散馆等一连串的科举考试程序、时间、地点，考题、答卷、评语等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多刊载在《清代朱卷集成》收录的众多朱卷中。 第二章《人物传记资料的宝库》：朱卷刊载登科人及其家人、族人、恩师、同窗等履历。这些保存的大量的各类人物传记资料可为传记载体未载之考生及相关人物立传，可补现有传记人物资料之不足，可纠现有各种人物传记资料之错误。 第叁章《人物传记资料的学术价值》：根据不同类别考生的履历统计，发现举子中式时的平均年龄与人的智力发展规律相一致，说明科举考试包含一种考查人们智力的测验，并非全靠死记硬背就能奏效。利用朱卷履历，参照其它历史文献，订正《清史稿》中10名进士及第的时间错误。利用高鹗会试朱卷考定高鹗的祖居地和比较确切的出生时间。探讨朱卷履历中举子生年的特别表达法：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以“相”代“年”现象和科场比较普遍存在的隐瞒年龄的官年现象。揭示出隐藏在登科人字号互用现象的背后是传统的上尊下卑封建等级观念。 第四章《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朱卷履历记载了登科人及其祖先在他们活动时代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靖难之役的相关史料，安国的铜活字印书，《魏源集》失收的文章等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第五章《八股文的范式及衡文标准》：朱卷中大量的八股文有其写作的基本范式，一般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部分组成。从朱卷中选取一篇答卷作为八股文范式的例释。清代八股文衡文标准有两个：理、法、辞、气是基本要求，清真雅正是特定要求。 第六章《科举术语考辩》：根据朱卷记载，结合其它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廓清了叁甲、朝考、廷试、贡元、经魁、亚魁等几个大家比较熟悉但却容易弄错的科举名词术语。
刘一彬[8]2009年在《论科举文献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文中研究说明首先对科举文献进行了界定,进而着重介绍几种重要科举文献类型及其史料学术价值。探讨了保护科举文献的意义与措施,并提出应充分利用科举文献为科举学研究提供服务。
张杰[9]2002年在《清代朱卷的文献价值》文中研究指明殊卷,原指在清代乡试和会试中,为防止考生舞弊,将举子用墨笔所写的试卷弥封后,交誊录生用朱笔重新誊写的卷子。本文所要论及的殊卷,并不是由誊录生抄写后保存在官府的殊卷,而
姚大怀[10]2015年在《民国传奇杂剧史论》文中指出本文以民国时期的历史与文化进程以及戏曲史的演变为背景,以民国传奇杂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新戏曲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全面考察该时段传奇杂剧的发展、变化以及消亡历程,重点分析重要作家群体的思想艺术倾向以及各时段作品的思想主题、艺术风貌、剧本体制的传承与新变,总结民国传奇杂剧的价值与地位,反思其在剧烈的政治文化转型中尴尬的处境。为此,本文拟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篇属于“史”的范畴,即以时间为线,审视民国传奇杂剧的演变过程,共四章内容。第一章为民国传奇杂剧概述,主要涉及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民国传奇杂剧的界定。笔者拟从时空、文体以及学科等叁个角度为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界定,从而进一步明确本文的研究范围。二是民国传奇杂剧的整理统计。该部分将从作家的籍贯分布、年龄分布、作品创作(刊发)的时间分布、作品刊发的地域分布以及传播载体等角度对民国传奇杂剧进行统计,从而从总体上把握民国传奇杂剧的作家、作品情况。第二章至第四章分别以民国初期、中期与后期的传奇杂剧创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不同时段作品的发展背景,探讨其兴盛与衰亡的外部原因,并从时代主题、传统主题等两个角度梳理各阶段的创作情况,宏观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发展历程及其兴盛、沉潜与消亡的规律。本文认为,推动传奇杂剧继续前进的外部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是梁启超及其小说界革命对于传奇杂剧的启示,其二是现代报刊业与出版业以及文化市场的强烈刺激,其叁是不同类型剧作家的勉励坚守,其四是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与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除剧本体制以及剧作质量等内部因素外,致使传奇杂剧走向衰亡的外部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是远离戏曲舞台,其二是新文学与现代话剧的冲击,其叁是大批作家的纷纷淡出,其四是现代报刊业以及文化市场与传奇杂剧的疏离。通过梳理民国不同时期的剧作内容与主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击现实、服务读者、紧随时代主题需求,是民国传奇杂剧的主旋律与主要特色；抒情言志、自娱自乐、与时代需求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也是民国传奇杂剧的重要特点,但与民国以前的此类剧作相比,同样融入了相应的时代色彩。下篇属于“论”的范畴,即抓住民国传奇杂剧发展与消亡过程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加以论述,并涉及对其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共分五章。第五章至第七章分别以报人作家、遗民作家、学者作家等主要作家群体为研究对象,旨在展现不同群体的思想倾向、创作观念、艺术贡献以及相应的教训等,从微观上展现民国传奇杂剧的兴衰得失。本文认为,受思想、经历、职业、修养等要素的影响,上述叁类作家在担负起民国传奇杂剧创作主力的同时,均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传奇杂剧的发展进程,并给后世留下迥异的经验与启示。报人作家主要在民初发挥了主导作用,并在政治与市场意识的双重作用下,其剧作明显指向政治时事与文化市场。在延续清末传奇杂剧的兴盛局面并收获可贵的艺术经验的同时,报人作家也在思想、艺术以及文体形式上暴露出明显的硬伤,从而透支了传奇杂剧的生命。遗民作家的创作高峰也在民国初期。特定的成长环境与生平经历,决定了遗民作家多在剧作中表达特有的遗民思想,表现出与民国政权以及新文化的截然对立。就艺术而言,遗民剧作在情节、人物、语言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具有较为明显的文人化与学术化的倾向,客观上加速了传奇杂剧的衰亡进程。学者作家在民国中后期成为传奇杂剧创作的主力。深重的民族危机、特殊的学者境遇与扎实的曲学造诣,使得学者作家一方面大声疾呼,号召民众勇赴国难,另一方面将传奇杂剧当成抒情写心的载体以及学术尝试的平台,表现出与报人作家、遗民作家截然不同的创作倾向。在艺术方面,学者作家注重曲律、文采与布局,创作了一批兼顾案头与场上的佳作,堪称民国传奇杂剧领域艺术造诣最为深厚的群体,其创作对于探索中国戏曲的发展方向不无启示意义。第八章通过与元明清以来的戏曲进行比较,以及综合比较民国各阶段的创作情况,揭示民国传奇杂剧在思想内容、艺术方面以及剧本体制等方面的传承与新变。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剧作家们一方面承袭了既有的戏曲传统,在传统题材领域收获颇丰,在书写传统主题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还吸收了清末以来戏曲发展的经验,在题材开掘与主题开拓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就艺术风貌而言,民国传奇杂剧在吸收传统戏曲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更多地融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以及戏语言风格等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新旧兼备的特色；在剧本体制方面,传承即意味着对文体个性的坚守,而新变则意味着挣脱束缚,探求新的发展道路。对于民国传奇杂剧而言,无论是传承,还是新变,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第九章一方面将民国传奇杂剧分别放在民国与当下,揭示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另一方面将其置于戏曲史与文学史领域,总结其无法替代的戏曲史与文学史地位。本文认为,作为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孕育出来的艺术成果,传奇杂剧不仅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下亦具有重要的认识、审美与借鉴价值,较之于鼎盛时期的传奇杂剧,亦有一定的可比性。本文还在重点梳理其艺术贡献的基础上,审视民国传奇杂剧在传奇杂剧史、民国戏剧史以及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认为,民国传奇杂剧是元明清戏曲史的延续,是传奇杂剧史的殿军与终点,是民国戏剧史的旁枝与支流,并与其他文体一道,共同构筑起斑斓多姿的民国文学,堪称中国戏曲史与民国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余论部分将以政治文化转型为切入口,综合分析民国传奇杂剧的功能定位、创作手法以及传播方式等关键问题,从而探讨与反思民国传奇杂剧的处境。本文认为,在政治文化剧烈转型之际,民国传奇杂剧只能处于一个两难的处境之中,无论如何抉择,都无法摆脱逐渐消亡的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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