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四书升格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汉学,向性,儒学,心性,中庸,媒介,春秋。
四书升格论文文献综述
杜恺健,谢清果[1]（2019）在《赋权的转移：媒介化视角下的四书升格运动——以《中庸》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从媒介化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四书》在宋代由子入经的过程。媒介有自身的思考环境和社会空间,能够重构社会的环境和知识的塑造。宋代的雕版印刷所带来的媒介变革是一种积极的社会进程,它打破了寺院对于知识的垄断,使得知识以多种方式被理解。在此之后,雕版印刷在科举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赋予了印本书籍以权威地位和文化主体地位,印本书最终于作为皇权政治话语的一个特殊象征而成为神圣的经典。但儒家的印版书被作为经典确定下来之后并没有一成不变,而是同时发生着变化,它自己本身也在逐渐打破这种权威。《四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以往的经典而成为新的经典,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则是这一经典化过程的完成。(本文来源于《现代出版》期刊2019年04期）
袁梦[2]（2017）在《宋初“四书”升格初探》一文中研究指出“四书”是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先秦儒家典籍,它们自汉唐至南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经”过程。宋代“四书”升格过程是和宋学的产生与发展相辅相成的,“四书”为儒学的复兴注入了义理心性的新动力,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书”升格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唐中期开始推重“四书”的儒学振兴期,宋初“四书”升格的义理兴盛期,宋中叶“四书”经典化的理学兴创期,以及南宋“四书”经典确立的理学集大成期。宋初的社会呼唤,及儒学在应战佛道过程中不断调适理路,为“四书”的升格开拓出了空间。学界领袖范仲淹、胡瑗、欧阳修、孙复、石介五子,顺应宋初的儒学发展趋势,为升格“四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诠释传统经典过程中以“四书”为依据,作义理心性新解;常引“四书”精言深义论道尊圣,修治自身;高举“尊孟”大旗,恢复道统,力斥佛道,构建儒家心性理论体系。胡瑗还特着《论语说》《中庸义》,直接彰显“四书”的地位。对这使得“四书”在宋初儒学复兴的热潮中逐渐彰显出来,进入升格的义理兴盛阶段。宋初“四书”升格是整个“四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上承唐中叶“四书”振兴之潮,下启宋中叶“四书”经典化之势。宋初“四书”升格为其经典化迈进提供基础,宋初五子的性情义理开拓,也为濂洛关闽心性的核心架构开启先河。因此,宋初“四书”升格对理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来源于《河北师范大学》期刊2017-05-10）
田丰[3]（2012）在《从“春秋决狱”到“四书升格”——从“反经合道”为“权”透视汉宋学分野》一文中研究指出"权"是儒家核心性实践概念。汉儒对"权"的理解以"反经合道"为基本方向,以"春秋决狱"为典型形态;程朱思想对汉儒"反经合道"有一个重要误解,即认为汉儒"反经合道"之"反"有着"类推"和"回归"之义,而宋儒仅仅理解为"违反"。这个误解背后的实质是宋儒以形而上学立场消解了汉儒强烈的伦理与政治实践意义。程朱理学对经史之学的理解与其"经权之辨"是内在一致的,其内在结构本质上具有一种追求超越现象与境遇的真理诉求,从而具有一种"祛时"的倾向,这和宋代四书升格运动有着内在关联。(本文来源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2年03期）
束景南,王晓华[4]（2007）在《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经学由汉学向宋学的划时代转型,以四书学的兴起为标志,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汉唐以来的四书升格运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自汉唐以来经历了由子升传、由传升经的升格历程,到宋代都上升为儒家经典。经学领域中四书学兴起,直接促成汉学向宋学的转型。随着四书的升格运动,新的四书学经典诠释体系滥觞于隋唐王通、韩愈,到宋初四书学兴起。王安石把四书学上升为官学,二程建立理学的四书学体系,到朱熹完成集大成的"理一分殊"的四书学体系,四书学成为儒家十叁经经学体系的重心。(本文来源于《历史研究》期刊2007年05期）
王铭[5]（2004）在《唐宋间“四书”的升格过程》一文中研究指出汉唐儒家以治“六经”为主,宋代儒家却多治“四书”,唐宋间存在着“四书”升格的趋向。中唐时,韩愈创儒学道统之说,以孔孟为正宗。皮日休承其说而复推之。李翱着《复性书》叁篇,启后世儒者畅谈心性的旨趣。北宋初年,当政者以实际行动来推广“四书”。北宋中叶,荆公新学虽以《叁经新义》为本,但扬《论》、《孟》之意颇浓;张载关学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二程洛学明确将“四书”并行推举。南宋朱熹将“四书”并行出版,意味着“四书”升格运动的最后完成。(本文来源于《咸阳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04年05期）
王铭[6]（2003）在《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一文中研究指出唐宋之间 ,“四书”取代五经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官方法定的儒家经典。本文认为四书升格是唐宋经济发展、思想流变的必然 ;四书以其自身的特点而具备了升格的可能。另外 ,唐宋诸大儒对四书进行了创造性的解释 ,超越了唐代释老的心性本体论 ,将“佛性”或“道性”还原为人性 ,并将性与天道相沟通 ,将天道与伦理相沟通 ,把学术的核心话题从“佛性”、“道性”转换为“天理” ,最终他们实现了整个学术的转换。这种学术转换是在对“四书”精心解释下完成的 ,新的学术理论的确立 ,使得它所依傍的文本也广泛地被接受 ,“四书”升格为儒经得以实现(本文来源于《人文杂志》期刊2003年06期）
王铭[7]（2002）在《唐宋之际“四书”的升格运动》一文中研究指出“四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久远而深沉，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意义重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着名的经典体系之一。然而，此四着作在何时连缀而被纳入一完整体系?其历史过程如何?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的完成?这一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什么意义?学术界的先辈们对这些问题有过许多富于启发性的教导和暗示，或为片语，或为纲要，或为笔札，虽时有智慧之闪光，但惜其太简，亦不系统。本文以此为基石，欲对这些问题做一较为详尽和完整的分析。上述四个问题构成本文的四个部分：(一)《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在北宋之前的地位略述；(二)“四书”升格的过程；(叁)“四书”升格的原因浅析；(四)“四书”升格与汉唐儒家礼学向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嬗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升格运动”是指儒家着作从一般性地位上升为“经”的崇高地位的发展过程。 本文重点分析了“四书”升格的过程。中唐起，韩愈、李翱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杨绾首先提出孟子升格的要求。韩愈高扬孟子其人其书，创儒学道统之说，以孔孟为正宗，晚唐皮日休承其说而复推之。李翱本诸《中庸》、《大学》而着《复性书》叁篇，启后世儒者畅谈心性的旨趣。唐代儒学理论建树虽不丰，实开后世尊“四书”的先河。北宋初年，宋室与辽、夏叁足鼎立，社会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赵宋朝廷急于稳定政权、加强君主专制，于是非常推崇儒学。邢昺、刘敞等人在学理上虽未摆脱汉唐注经的窠臼，但毕竟在训诂之外稍傅以义理，实包含开新之成份。宋仁宗时赐《大学》、《中庸》与新科进士，建孟子庙于邹县；范仲淹、欧阳修等当政者又以实际行动来推崇、推广“四书”。虽然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自身的幻想和思想”，但他们却是推动整个儒学复兴运动和“四书”升格运动的积极成员。北宋中叶，学统四起，硕儒辈出。周氏濂学本于《易》、《中庸》，奠定理学之基；荆公新学为官学，虽以《叁经新义》为本，然考其着述，其扬《论语》、《孟子》之意颇浓；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二程洛学明确将“四书”并行推举。此时，学者非常重视“四书”，并以之为核心建构了理学的基本理论，思想成果丰富。至南宋朱熹出，将“四书”集结出版，标志着宋学的确立，也意味着“四书”升格运动的最后完成。在朱熹那里，“四书”绝非简单地拼凑，而是一系统的整体，它为学者们提供了纲领性文献(《大学》)，基础性典籍(《论语》)，扩展性 资料（《孟子》）以及升华性宝典（《中庸》）。人们若以此修身养性，定见圣人之 道。于是“四书”便具有了独特的学术魁力，最终为后世所接受。 另外，本文就“四书”升格的意义做了一定的探索，这也是本文最终的归 宿和尝试创新之处。本文认为“四书”升格的过程与中国儒家从汉唐礼学重外 向性考察向宋明理学重内向性超越的擅变同步。人类从自身的特性出发，既可 以观察外部世界，又可以反思自己的心灵。前者可谓之“外向观察”，后者可谓 之“内向观察”。人类的外向观察与内向观察总是相伴随，不过，在一个时期内， 人类之侧重可能有所差异。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 显着。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哲学史上，唐宋时佛教归于掸宗， 道教归于全真教派，儒家归于理学，确实也表现了叁教从外在追求走向内在超 越的思维路径。本文无意探讨中国哲学从外向探索到内向超越的全部情况，仅 把儒家这一走向的轮廓做一大致的勾勒。汉唐儒家倾向于外在观察，以宇宙本 体为依据来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表现为以政治关怀（“外王”）为恃征的礼学。 汉唐诸儒重天道而罕言心性，后学视之为“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唐宋之际，在 佛、道二教心性化的影响下，儒者对心牲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从 儒家的立场来引申和发展自身的心陛学说，逐渐地从外向思考的路径转向内在 超越的路径。一方面，他们从儒家经典中发现了《论入《孟》、《学》、《庸》，因 为此四着作中包含着先秦儒学以心性修养（“内圣”〕为特征的内向超越的致思 取向。另一方面，对《论》、《孟》、《学》、《庸》四着作的阐扬和彰显，又使得 心性论内向超越的思维方式逐渐深化，最终促使儒家完成了从侧重外在规范到 侧重内在超越的擅变。前一方面说明了宋儒选择“四书”的一种学理原因；后 一方面则清晰地体现了“四书”的历史意义。“四书”对宋明理学发生着深刻的 影响，甚至可以说规定了宋明理学的重内在超越的致思路径。高扬“四书”，是 宋明理学的一个特征，“四书”所代表的心牲论思想也逐渐成为宋明理学的核 心。伴随着唐代后期儒者与宋明理学家对《论》、《孟》、《学》、《庸》的弘扬，(本文来源于《陕西师范大学》期刊2002-05-01）
四书升格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四书”是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先秦儒家典籍,它们自汉唐至南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经”过程。宋代“四书”升格过程是和宋学的产生与发展相辅相成的,“四书”为儒学的复兴注入了义理心性的新动力,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书”升格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唐中期开始推重“四书”的儒学振兴期,宋初“四书”升格的义理兴盛期,宋中叶“四书”经典化的理学兴创期,以及南宋“四书”经典确立的理学集大成期。宋初的社会呼唤,及儒学在应战佛道过程中不断调适理路,为“四书”的升格开拓出了空间。学界领袖范仲淹、胡瑗、欧阳修、孙复、石介五子,顺应宋初的儒学发展趋势,为升格“四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诠释传统经典过程中以“四书”为依据,作义理心性新解;常引“四书”精言深义论道尊圣,修治自身;高举“尊孟”大旗,恢复道统,力斥佛道,构建儒家心性理论体系。胡瑗还特着《论语说》《中庸义》,直接彰显“四书”的地位。对这使得“四书”在宋初儒学复兴的热潮中逐渐彰显出来,进入升格的义理兴盛阶段。宋初“四书”升格是整个“四书”演变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上承唐中叶“四书”振兴之潮,下启宋中叶“四书”经典化之势。宋初“四书”升格为其经典化迈进提供基础,宋初五子的性情义理开拓,也为濂洛关闽心性的核心架构开启先河。因此,宋初“四书”升格对理学的兴起产生了深远影响。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四书升格论文参考文献
[1].杜恺健,谢清果.赋权的转移：媒介化视角下的四书升格运动——以《中庸》为例[J].现代出版.2019
[2].袁梦.宋初“四书”升格初探[D].河北师范大学.2017
[3].田丰.从“春秋决狱”到“四书升格”——从“反经合道”为“权”透视汉宋学分野[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4].束景南,王晓华.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汉学向宋学转型的经典诠释历程[J].历史研究.2007
[5].王铭.唐宋间“四书”的升格过程[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
[6].王铭.论唐宋间“四书”升格为儒经的原因[J].人文杂志.2003
[7].王铭.唐宋之际“四书”的升格运动[D].陕西师范大学.2002
论文知识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