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线粒体和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选题提纲参考文献及外文文献翻译，主要关键词:线粒体,溶酶体,叶绿体,多样性,学说,起源,衰老。
线粒体和论文文献综述
太颢然,肖恒怡[1]（2019）在《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衰老中自噬流受阻并伴随线粒体和溶酶体的相继失活》一文中研究指出自噬与细胞衰老在发育过程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二者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系,但其中的细节还有待进一步阐明。为了探索自噬对衰老的影响以及衰老过程中线粒体和溶酶体的功能改变,本课题以小鼠成纤维细胞为研究对象,以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衰老为模型,通过检测衰老细胞中线粒体、溶酶体功能的指标以及自噬流,试图寻找这几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发现在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衰老过程中,(本文来源于《中国解剖学会2019年年会论文文摘汇编》期刊2019-08-18）
张文平,徐霄,罗述金,张志和[2]（2019）在《基于线粒体和微卫星分析华南虎圈养群体遗传背景》一文中研究指出华南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是唯一仅分布于我国的虎亚种。据历史记载,华南虎的足迹遍布东至东经119°-120°(浙闽边境),西至东经100°左右(青川边境),南至北纬21°-22°(粤桂南端),北至北纬34°-35°(秦岭至黄河一线)之间。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和五六十年代的"除四害"运动,野生华南虎被大量捕杀,目前野外可能已经灭绝。华南虎与其他虎亚种的生态位重迭较少,携带有虎系统发生树上位于基部的线粒体单倍型,因此华南虎在虎的演化历史中意义重大。由于华南虎野外种群可能已经灭绝,续存希望仅存于圈养群体。华南虎圈养群体均源自6只奠基者,目前共约200只,分散在全国15家动物园和南非1家野化基地。我们于2005年-2009年期间收集了87只华南虎血液样品,这些个体源自所有的华南虎饲养机构,包括所有的华南虎家系,占到了采样期间全部存活个体数量的75%以上。基于与世界虎亚种基准(voucher)样本的比较,我们沿用相同的分子遗传标记系统(VSA,Luo et al.2008:2010a;2010b)分析了华南虎圈养群体的遗传起源与结构。结果显示,目前的华南虎圈养种群存在3种线粒体单倍型:AMO1、COR1和ALT,其中AMO1是华南虎特有的(占比47.54%),COR1也存在于印支虎中(26.30%),ALT是东北虎的线粒体单倍型(14.16%)。根据谱系追踪,AMO1的华南虎线粒体单倍型源自奠基者#7;COR1的华南虎线粒体单倍型源自奠基者#26;而ALT单倍型个体不能追踪到任何奠基者,属于在华南虎饲养过程中由于管理失误导致错配引入的。进一步的微卫星基因型分析显示,华南虎圈养群体主要可以分为2组:第一组其线粒体单倍型以AMO1为主(称为重庆系),第二组其线粒体单倍型以COR1为主(称为苏州系),以及这两组间的混合个体。除此以外,还有18只虎呈现出较高程度的源自其他虎亚种(如孟加拉虎、东北虎和印支虎)的基因渗透,进一步证明了其可能来源于谱系繁育管理的失误,因此我们建议将其排除在华南虎的繁殖和管理以外。遗传特征符合重庆系和苏州系的华南虎均将继续纳入圈养华南虎繁育谱系。在排除了由于繁育管理失误造成其他亚种基因渗入的虎个体之后,基于个体的微卫星进化树和贝叶斯种群遗传结构分析均发现,在所有的虎亚种中,印支虎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可以分为多个亚群,华南虎与其中的一个亚群聚在一起,这显示华南虎圈养种群与印支虎具有较近的遗传关系。由于历史上华南虎分布范围非常宽广,覆盖多个生境,最终理清华南虎与印支虎的进化关系,解析华南虎的遗传起源,将依赖于对野生来源的不同分布区的华南虎历史标本的基因组层面的分析。通过将纯种华南虎圈养种群数据与纳入欧洲和北美的东北虎繁育保护计划的圈养东北虎数据(Luo et al.2008)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华南虎圈养群体的近交水平显着高于圈养东北虎,但是在平均等位基因数量、期望和观察杂合度等方面二者较为接近。同时,华南虎圈养种群还具有中等水平杂合度(HO=0.441、HE=0.471)。目前该种群幼崽存活率逐年增加,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性别比例均衡,仍然具有一定的复壮潜力。建议在现有圈养种群基础上,关注个体的健康状况,从繁殖策略上最大可能地避免近交衰退,提升遗传多样性,以维系华南虎种群续存的最后希望。(本文来源于《第八届中国西部动物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摘要汇编》期刊2019-07-18）
方国顺[3]（2019）在《线粒体和溶酶体靶向的咔唑基微环境双光子荧光探针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荧光探针凭借其技术简单,结构灵活,灵敏度好,无创检测等特点,已成为生物检测的重要工具。然后,细胞环境较为复杂,荧光探针在检测时面临诸多问题。理想的荧光探针应具有高渗透性,无背景干扰,较低的光漂白和光毒性,以助于生物体系内的实时检测和长时间观察而不损害细胞。为了解决这些困扰,双光子荧光探针孕育而生。另外,双光子显微成像技术与双光子探针的完美结合,促进了探针的进步。双光子显微成像技术是将近红外光子作为激发光源,长波低能量的激发光,提高了探针在检测时的稳定性和时空分辨率,降低了光漂白和光毒性,有助于探针在细胞,组织和活体中的应用。近年来,双光子荧光探针已成为生命医学中极其重要的研究工具。亚细胞器线粒体不仅仅为细胞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而且还与细胞分化,增殖,凋亡和信息的传递等有关。细胞内黏度与信号的传导,生物分子的相互作用和代谢物的扩散息息相关,在亚细胞水平亦是如此。线粒体基质黏度的异常变化诱使线粒体网组织的改变,进而影响代谢的扩散,这与许多的疾病和功能障碍有关(糖尿病,阿尔茨海默病,动脉粥样硬化)。细胞内SO2主要通过含硫氨基酸的氧化或亚磺酰丙酮的氧化分解产生,细胞内除了以SO2气态分子的形式纯在外,还以HSO3-/SO32-及其盐的形式存在。SO2可作为气态信号分子介导生理过程,也可以作为抗氧化剂和抗还原剂调节氧化还原平衡。线粒体SO2被认为可显着减轻心肌损伤和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线粒体的肿胀和变形。溶酶体是大多数动/植物细胞中常见的亚细胞器,它包含多种水解酶。溶酶体极性是生物微环境中重要的参数,不仅影响自身的形状,结构和膜透性,而且决定了水解酶的相互作用。溶酶体极性与大分子的分解,水解酶的活性,消化细胞碎片,自噬,清除受损结构有关。另外,溶酶体各区域极性差异明显。在细胞凋亡过程中,溶酶体极性可作为反应因子来观察细胞微环境变化,这对研究细胞生物学和肿瘤病理学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本课题组的工作积累,本文设计合成了两种咔唑为母体的亚细胞器定位的微环境双光子荧光探针,并用精准的化学结构表征手段对中间产物和目标化合物进行结构验证,测试了其光学性能和生物性能并取得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成果。1.设计合成了双检测线粒体黏度和SO2衍生物的双光子荧光探针MCB。向N-乙基-咔唑母体引入强吸电子基3-甲基苯并噻唑碘鎓盐和弱给电子对甲氧基苯乙炔,整体形成一个强的ICT系统。当MCB为整体时,与N-乙基-咔唑母体双键连接3-甲基苯并噻唑碘鎓盐可做为分子转子检测黏度,其红色荧光发射峰在566 nm处。当SO2衍生物通过迈克尔加成反应与MCB的α,β-不饱和乙烯基-3-甲基苯并噻唑鎓部分反应时,共轭体系被破坏,并且剩余的弱ICT系统导致短波发射,其蓝色荧光发射峰在392 nm处。随着SO2衍生物的滴加,溶液逐渐从黄色变成无色。MCB对SO2衍生物的检测具有较低的检测限(2 nM)和较快的反应时间(～60 s),可以高效灵敏的检测内源SO2衍生物。此外,MCB检测黏度和SO2衍生物的荧光发射不会互相干扰。MCB具有优秀的双光子性能,细胞毒性低,小鼠肝脏切片组织穿透深度达到120 um,细胞成像显示专一定位线粒体。MCB可定量检测溶液和细胞中的黏度,通过荧光寿命成像,定量分析细胞的黏度分布。MCB可以检测溶液和细胞线粒体中内/外源SO2衍生物,可视化检测斑马鱼的黏度和HSO3-。2.设计合成了溶酶体定位的双光子极性荧光探针PCT。通过向咔唑母体引入一个溶酶体靶向定位基团和一个极性响应的基团来设计并合成双光子荧光探针PCT。在PCT探针分子中,碱性四乙烯吡啶基为溶酶体定位组,氮乙基咔唑是双光子荧光团,叁苯胺烯酮基为极性响应基团并形成一个良好的D-π-A结构,典型的ICT机理分子构型,是极性分子设计的必要条件,各结构单元相连构成一个大的共轭体系。通过光学测试发现PCT对溶剂的极性变化有良好的荧光响应,可定量检测溶液极性。PCT具有优良的双光子性能,不受温度和pH的影响。在HeLa细胞细胞毒性和共定位试验表明,PCT细胞毒性低和较好的溶酶体定位。另外,通过双光子荧光共聚焦细胞成像,观察细胞凋亡过程中溶酶体极性的变化。(本文来源于《安徽大学》期刊2019-05-01）
张永俊[4]（2019）在《秀丽线虫SET-18调控线粒体和内质网未折迭蛋白压力应答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细胞受到病毒感染,氧化损伤等应激时,导致细胞内积累大量的错误折迭或未折迭蛋白质。为了维持细胞内的蛋白稳态,细胞通过增强蛋白折迭、加速未折迭蛋白质的降解等方式清除未折迭的蛋白质,该过程被称为未折迭蛋白压力应答(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UPR)。该应答过程主要发生在线粒体和内质网两个细胞器,分别为线粒体和内质网未折迭蛋白压力应答,即UPR~(mt)和UPR~(ER)。已有研究发现,UPR~(mt)和UPR~(ER)能力与生物体衰老密切相关。在生物体衰老进程中,UPR~(mt)或者UPR~(ER)的应答能力发生下降。而激活秀丽线虫UPR~(mt)或者UPR~(ER)能够延长线虫的寿命。秀丽线虫是研究衰老调控的经典模式生物之一。本实验室已有的研究发现,具有组蛋白H3K36二甲基转移酶活性的SET-18,通过与哺乳动物高度保守的Insulin/IGF-1信号通路促进线虫衰老。SET-18通过对该信号通路中的FOXO转录因子daf-16a的启动子进行H3K36me2修饰,抑制了daf-16a转录,从而加速了衰老进程。但是SET-18对衰老的促进作用是通过调控何种细胞活动而实现的,目前仍不清楚。由于SET-18主要在线虫肌肉特异性表达,而肌肉是相应UPR~(mt)和UPR~(ER)的重要场所。另外有研究发现,与SET-18同源的哺乳动物中SMYD1基因参与UPR~(ER)反应。因此,本论文将就SET-18是否调控UPR~(mt)和UPR~(ER)进行探讨。HSP-6和HSP-60是应答UPR~(mt)的主要标记基因。我们首先利用杂交技术,构建了带有hsp-6::GFP和hsp-60::GFP的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经基因型鉴定构建成功后,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发现,set-18基因缺失不影响HSP-6和HSP-60的表达水平。在通过RNAi抑制细胞色素C氧化酶cco-1而诱发UPR~(mt)的情况下,野生型线虫N2和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中HSP-6和HSP-60的表达水平仍然接近。由此说明,SET-18不参与UPR~(mt)过程的调控。HSP-4是应答UPR~(ER)的主要标记基因。我们通过杂交技术和基因型鉴定,首先成功构建了带有hsp-4::GFP的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然后我们分别对带有该GFP标签的野生型N2和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进行热激和衣霉素(tunicamycin,TM)处理以激活UPR~(ER)。我们发现,day 1时期(成虫第一天)的N2线虫在热激和TM处理后,HSP-4的表达水平明显提高。但是day 1时期的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中,热激和TM处理和未处理,HSP-4的表达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这说明,set-18基因缺失影响了UPR~(ER)应答的过程。另外,我们又检测了线虫衰老进程,即从成虫第叁天到第11天,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应答UPR~(ER)的情况。我们发现,随着衰老进程,野生型N2线虫应答由TM诱导的UPR~(ER)的能力逐渐减弱。但对于不同衰老程度(day 1、day 3、day7、day 11)的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TM处理都不能激活HSP-4的表达。这说明SET-18对UPR~(ER)的调控并不随着衰老进程而发生变化。另外,我们在set-18(gk334)突变体线虫针对SET-18的靶基因daf-16进行RNAi处理,发现daf-16RNAi并不影响set-18基因缺失对UPR~(ER)应答的影响。以上研究表明,组蛋白H3K36me2甲基转移酶SET-18,参与UPR~(ER)调控过程,但不参与UPR~(mt)调控。另外,SET-18对UPR~(ER)的调控不随着衰老而发生改变,且不依赖DAF-16的活性。该研究为进一步探讨组蛋白H3K36me2修饰促进衰老的细胞学机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文来源于《东北师范大学》期刊2019-05-01）
张梓宸[5]（2019）在《虎杖苷对创伤性颅脑损伤后神经元线粒体和肺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背景:创伤性脑损伤(TBI)具有高致残率和高死亡率,以及具有严重的并发症,较为常见并发症,如:继发性脑损伤与继发性肺损伤,会进一步增加患者的死亡率。继发性脑损伤,指TBI后产生的一系列病理生理反应导致周围神经元线粒体损伤,最后导致细胞凋亡。涉及的机制有ER应激、p38MAPK、氧化应激,有文献表明通过上调SIRT1表达水平及活性能对上述机制产生影响,从而保护神经元线粒体。其次,TBI后产生肺部炎症[10.11.12]的机制主要涉及氧化应激反应和炎症反应。本文中提到的虎杖苷(PD)能作为SIRT1的受体激动剂,并且在其它组织中应用后表现出抗氧化应激和抗炎症反应的作用,于是我们认为PD在TBI后能对神经元线粒体和肺产生保护作用。研究目的:(1)PD是否通过上调SIRT1在TBI继发性脑损伤过程中发挥神经元保护效应(2)PD对TBI后继发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研究。方法:将雄性Sprague-Dawley大鼠(体重220-250克)在受控环境条件下单独饲养,12小时光照/黑暗循环,整个研究期间不限制食物和水。动物购自中国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麻醉使用13.3%氨基甲酸酯和0.5%氯醛糖(0.65mL/100g体重,腹膜内)的混合物进行。继发性脑损伤分组:即Sham组,TBI组,TBI+SRT1720和TBI+PD组。(n=6/组)。TBI后6小时分离大鼠脑的受损侧皮质。继发性肺损伤分组:即Sham组、sham+PD组、TBI组、TBI+PD)组,(n=10/组)。TBI后6小时分离大鼠肺组织。采用液压冲击方式制作TBI模型,对应分组模拟打击后立即予以尾静脉注射PD[15]30mg/kg和SRT1720[22](20mg/kg)。假手术组大鼠经历了相同的准备程序,包括开颅手术但没有受伤。结果:继发性脑损伤分组:PD促进TBI后SIRT1表达增加。PD抑制线粒体ROS积聚和氧化应激反应。PD减弱TBI后的神经元线粒体损伤。PD抑制TBI后线粒体膜电位(MMP)的崩溃。PD抑制p38MAPK信号传导和线粒体凋亡途径。PD抑制TBI后的ER应激反应。PD降低了大鼠的神经学评分并提高存活率(上述P值均<0.05)。继发性肺损伤分组:PD可以减轻TBI后肺部的病理损伤情况。PD减轻TBI大鼠肺组织中干湿重比。PD抑制TBI大鼠肺部氧化应激反应。PD抑制TBI大鼠肺炎性介质释放。PD减轻肺泡灌洗液中蛋白含量、细胞总数以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上述P值均<0.05)。结论:PD能增加SIRT1的表达,并可能以其为关键点以抑制p38通路,抑制ER应激,抑制ROS的聚集,发挥神经元线粒体保护作用。此外,PD能减轻TBI大鼠继发肺损伤,其机制可能与PD抗氧化应激及抗炎症反应有关。(本文来源于《南方医科大学》期刊2019-03-04）
毛硕[6]（2019）在《浅谈线粒体和叶绿体的起源》一文中研究指出内共生起源学说与非内共生起源学说是目前认可度最高的两种解释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问题的学说。内共生起源学说认为线粒体和叶绿体分别起源于同原始真核细胞共生的行有氧呼吸的细菌和行光合自养的蓝藻,而非内共生起源学说认为线粒体和叶绿体起源于原核细胞细胞膜的内陷与分化。(本文来源于《中学生物教学》期刊2019年04期）
张尊月,李坪,唐莉,王昆华,龙艳喜[7]（2019）在《线粒体和胚胎发育关系的研究进展》一文中研究指出线粒体是卵母细胞或胚胎细胞中数量最多的细胞器之一,提供细胞90%以上所需的能量,同时参与细胞周期的全部过程。在卵子、精子或胚胎发育过程中,线粒体的数量、分布及活性均受到严密有序的调控。卵母细胞老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对卵子、精子老化、胚胎的处理手段、细胞内氧化应激反应或线粒体基因突变等均会影响线粒体功能,进而导致卵子或精子质量差,进而影响胚胎发育潜能。(本文来源于《昆明医科大学学报》期刊2019年01期）
沙秀芬,彭芳,陶珊,吴宇,刘继明[8]（2018）在《丹参线粒体和叶绿体微卫星标记开发及多样性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该研究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对丹参线粒体、叶绿体基因组序列进行SSR位点搜索,利用Primer3.0软件在线设计SSR引物,通过PCR扩增,筛选出扩增效果好、多态性高的10对cpSSR引物和13对mtSSR引物,用于分析61份丹参品种的遗传多样性和鼠尾草属植物种间的通用性。结果显示:(1)从2条基因组序列中搜索到32个cpSSR位点和24个mtSSR位点,其中叶绿体单核苷酸的重复序列最多为31个,占96.9%,重复类型中以A/T形式的微卫星最为丰富。(2)23对SSR引物共检测出46个等位基因,平均每个SSR位点等位基因数是2个,有效等位基因数为1.566;预期杂合度(He)为0.346,高于双子叶植物的平均水平(He=0.190);多态信息含量(PIC)为0.278,大于0.250小于0.500;Shannons信息指数为0.519,表明所采集的丹参呈中等水平的遗传多样性。(3)聚类分析表明,61份丹参材料的遗传相似系数在0.54～0.96之间,并在遗传相似系数为0.64处将61份丹参分为6个亚群:四川、山东和安徽省的丹参聚集在Ⅰ和Ⅱ亚群中,说明四川中江、山东和安徽地区的丹参亲缘关系较近,而来源于四川中江的丹参分布于所有亚群,表明四川中江的丹参具有丰富的多态性。(4)通用性检测结果显示,11对mtSSR引物在9种鼠尾草属中的平均通用性比率为64.63%,通用性较高;9对cpSSR引物在10种鼠尾草属中的平均通用性比率为44.66%,通用性较低;引物cp5p、cp8p和cp10p在野芝麻亚科植物属间的通用性较好。研究表明,开发的23对SSR引物在鼠尾草属内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可以为该属种间的亲缘关系和种内遗传分化研究提供分子依据。(本文来源于《西北植物学报》期刊2018年12期）
张启鹏,郑荣泉,张丹丹,张加勇,颉志刚[9]（2018）在《线粒体和核基因揭示棘胸蛙属种间存在渐渗杂交》一文中研究指出杂交及渐渗杂交对物种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但对其影响的评价存在争议。棘胸蛙属(Quasipaa)隶属叉舌蛙科(Dicroglossidae)是亚洲特有两栖类。前期基于线粒体基因与核基因分子标记对棘胸蛙属同域分布物种种间渐渗杂交研究发现,棘胸蛙属同域分布物种存在渐渗杂交现象,但同域分布区最多且形态极其相似的两个广布种(棘胸蛙Quasipaaspinosa与棘腹蛙Q.boulengeri)没有检测到渐渗杂交。为了检测棘胸蛙属物种的渐渗杂交以及种间的遗传学特征,本文采集同域分布区的棘胸蛙、棘腹蛙及棘侧蛙(Q.shini),利用线粒体COI基因与微卫星分子标记,探讨棘胸蛙、棘腹蛙及棘侧蛙种间渐渗杂交及遗传多样性水平。主要结论如下:不同地理种群的棘胸蛙与棘腹蛙发生了线粒体基因单向渐渗,棘胸蛙与棘侧蛙存在线粒体与核基因的双向渐渗。棘胸蛙属物种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其中棘胸蛙可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叁个支系。部分区域的棘胸蛙、棘腹蛙种群经历了瓶颈效应。(本文来源于《浙江省动物学会第十叁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集》期刊2018-11-10）
陶瑞松,许畅,王运良,孙晓燕,郝家胜[10]（2018）在《基于线粒体和核基因多重证据的中国冰清绢蝶时空分化研究（英文）》一文中研究指出The glacial Apollo butterfly,Parnassius glacialis,is a charming Parnassius species including two subspecies locally distributed in montane areas of south-central China and Japan,respectively.However,little is known about its internal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in China.In this study,we investigated the genetic structure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of P.glacialis by analysing the partial sequences of four mitochondrial genes(ND1,ND5,COI and Cytb gene) and nuclear single-nucleotide polymorphisms(SNPs) via genotyping-bysequencing(GBS) fro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13 geographic populations,nearly covering all the known distributional ranges in China.Molecular dating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 gene sequence datasets demonstrated that P.glacialis probably began to diversify at about 0.82 million years ago in the Pleistocene with two main clades shaped by the geological event of Kunlun-Huanghe Tectonic Movement;later,the two clades was likely to disperse independently into different areas alongside the main montane routes of central and southern China;additionally,individual-level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nuclear SNPs data was roughly congruent with the geneticstructure from mtDNA,though minor phylogenetic incongruences were detected between nuclear SNPs and mitochondrial data at three localities,which was probably caused by disparate inheritances resulted from the male-biased dispersal.The current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P.glacialis in China is likely to be shaped by complicated dispersal-vicariance processes,accompanied by the uplifting of Qinghai-Tibet Plateau,periodical climate oscillations,and the orogenic movements in the Quaternary.(本文来源于《中国古生物学会第十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第29届学术年会论文摘要集》期刊2018-09-17）
线粒体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华南虎(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是唯一仅分布于我国的虎亚种。据历史记载,华南虎的足迹遍布东至东经119°-120°(浙闽边境),西至东经100°左右(青川边境),南至北纬21°-22°(粤桂南端),北至北纬34°-35°(秦岭至黄河一线)之间。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和五六十年代的"除四害"运动,野生华南虎被大量捕杀,目前野外可能已经灭绝。华南虎与其他虎亚种的生态位重迭较少,携带有虎系统发生树上位于基部的线粒体单倍型,因此华南虎在虎的演化历史中意义重大。由于华南虎野外种群可能已经灭绝,续存希望仅存于圈养群体。华南虎圈养群体均源自6只奠基者,目前共约200只,分散在全国15家动物园和南非1家野化基地。我们于2005年-2009年期间收集了87只华南虎血液样品,这些个体源自所有的华南虎饲养机构,包括所有的华南虎家系,占到了采样期间全部存活个体数量的75%以上。基于与世界虎亚种基准(voucher)样本的比较,我们沿用相同的分子遗传标记系统(VSA,Luo et al.2008:2010a;2010b)分析了华南虎圈养群体的遗传起源与结构。结果显示,目前的华南虎圈养种群存在3种线粒体单倍型:AMO1、COR1和ALT,其中AMO1是华南虎特有的(占比47.54%),COR1也存在于印支虎中(26.30%),ALT是东北虎的线粒体单倍型(14.16%)。根据谱系追踪,AMO1的华南虎线粒体单倍型源自奠基者#7;COR1的华南虎线粒体单倍型源自奠基者#26;而ALT单倍型个体不能追踪到任何奠基者,属于在华南虎饲养过程中由于管理失误导致错配引入的。进一步的微卫星基因型分析显示,华南虎圈养群体主要可以分为2组:第一组其线粒体单倍型以AMO1为主(称为重庆系),第二组其线粒体单倍型以COR1为主(称为苏州系),以及这两组间的混合个体。除此以外,还有18只虎呈现出较高程度的源自其他虎亚种(如孟加拉虎、东北虎和印支虎)的基因渗透,进一步证明了其可能来源于谱系繁育管理的失误,因此我们建议将其排除在华南虎的繁殖和管理以外。遗传特征符合重庆系和苏州系的华南虎均将继续纳入圈养华南虎繁育谱系。在排除了由于繁育管理失误造成其他亚种基因渗入的虎个体之后,基于个体的微卫星进化树和贝叶斯种群遗传结构分析均发现,在所有的虎亚种中,印支虎具有较高的遗传多样性,可以分为多个亚群,华南虎与其中的一个亚群聚在一起,这显示华南虎圈养种群与印支虎具有较近的遗传关系。由于历史上华南虎分布范围非常宽广,覆盖多个生境,最终理清华南虎与印支虎的进化关系,解析华南虎的遗传起源,将依赖于对野生来源的不同分布区的华南虎历史标本的基因组层面的分析。通过将纯种华南虎圈养种群数据与纳入欧洲和北美的东北虎繁育保护计划的圈养东北虎数据(Luo et al.2008)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华南虎圈养群体的近交水平显着高于圈养东北虎,但是在平均等位基因数量、期望和观察杂合度等方面二者较为接近。同时,华南虎圈养种群还具有中等水平杂合度(HO=0.441、HE=0.471)。目前该种群幼崽存活率逐年增加,年龄结构呈现金字塔形状,性别比例均衡,仍然具有一定的复壮潜力。建议在现有圈养种群基础上,关注个体的健康状况,从繁殖策略上最大可能地避免近交衰退,提升遗传多样性,以维系华南虎种群续存的最后希望。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线粒体和论文参考文献
[1].太颢然,肖恒怡.氧化应激诱导的细胞衰老中自噬流受阻并伴随线粒体和溶酶体的相继失活[C].中国解剖学会2019年年会论文文摘汇编.2019
[2].张文平,徐霄,罗述金,张志和.基于线粒体和微卫星分析华南虎圈养群体遗传背景[C].第八届中国西部动物学学术研讨会会议摘要汇编.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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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永俊.秀丽线虫SET-18调控线粒体和内质网未折迭蛋白压力应答的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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