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尉[1]2004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社会心态探析》文中研究指明社会心态是指社会主体活动的心智状态。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理智、心理取向和文化精神；在本质上，它是社会存在的变化规律在社会主体中的精神内化。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和驱动力，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众所周知，抗日战争胜利所带来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改变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国共之外第叁种力量的上升，反映的不仅仅是战后世界民主潮流的勃兴，更是代表了中国社会内部，处于国共之间的中间派知识分子的觉醒。当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社会面临着新的历史选择，是和平还是战争，国共两个实力党派诉诸于武力解决，中间派知识分子对国家时局社会心态方面的反应极为强烈。在社会理智方面表现为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关怀和参与，心理取向方面表现为对于走国共之间的“中间路线”的认同和推动，在文化精神方面表现为群体与个体精神的转变。本质上，这种社会心态集中反映了解放战争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演变在知识分子心理上的影响，以及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时期，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定所做出的努力及其产生的影响。同时，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态，来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人民心态变化的内在动因和历史意义。本文共分四个部分：一、知识分子“求和立宪”的政治参与心理的挫败。介绍知识分子战后在国内推动和平进程的努力，他们社会统治观向追求民主宪政的转变，以及其努力的失败。二、“新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经济改良心理。中间派知识分子在经济方面的社会理智表现为对发展战后中国的“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构想，当现实打破理想的时候，政府的经济权威也在其心中渐趋没落。叁、社会文化心理与现实的矛盾与冲突。介绍知识分子对政府认同心理的减弱以及个体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转型。四、结语，分析知识分子社会心态转变的特点和历史意义。知识分子
孙明涛[2]2017年在《中国心理史学方法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心理史学是以跨学科研究视角为基础,综合运用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历史主体的内心世界以实现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更全面地把握的一门交叉学科。根据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异,心理史学进一步划分为狭义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其中狭义心理史学研究侧重考察相对短期内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变动,以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中的深度应用为特征,而心态史学侧重考察中、长时段视角下社会群体的文化心态切面,以跨学科研究视角在历史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为特征。本文拟就中国心理史学研究的产生背景、理论建构、实践应用及未来发展进行粗浅的论述。在近代以来社会思潮与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史学研究领域。理论建构方面,以彭卫和胡波为代表的心理史学家系统地构建了中国心理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针对心理史学研究的必要性、可行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重要内容展开了深刻的讨论,为中国心理史学实践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狭义心理史学实践研究方面,中国史家考察了历史上政治领袖、商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将历史主体的生产实践活动与心理建构相联系,论述了个体客观行为的心理动因,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心态史学实践研究方面,中国史家针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群体、商业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和平民群体展开了文化心态研究,考察了群体社会行为背后的文化心态动因,并形成了系统的跨学科范畴与研究范式。在本文的最后,笔者针对中国心理史学研究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粗陋的建议,希望能够在中国心理史学的未来发展过程中实现其微薄的借鉴价值。
佚名[3]1997年在《1996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目录》文中指出１９９６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目录近代史所图书馆论文一、总论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刘大年近代史研究６期浅谈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演化张磊人民日报５月１６日中国近代社会的叁种爱国观——兼谈对爱国主义的一点思考汤毅平刘云波史学月刊３期略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俞祖华...
佚名[4]2003年在《2002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指出论 文一、总论、专题2 0 0 0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学术动态概述 张海鹏 近代史研究 ,1推进新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纪要 张越、黄静 高校理论战线 ,6见之于行事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 :兼及史料、理论
王荣花[5]2011年在《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文中研究表明1937——1949年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这一战争不仅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也从此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变迁,这种变迁的发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社会改革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舞台,根据地成为坚持民族解放战争,刷新社会的“实验基地”,通过战争期间不断积累的社会变革而实现了社会的质变,彻底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格局,缔造了一个新型的社会。太行革命根据地是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挺进华北后,创建的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革命根据地,地跨山西、河北、河南叁省交界处,不仅是晋冀鲁豫边区的发轫地和中心,也是晋冀鲁豫边区首脑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嗣后是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驻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太行根据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对入侵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持久、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太行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这一地区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在根据地建立之前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之中。劳动群众沿袭着旧有的生产方式,民众生活因循守旧,老百姓世代承传着小农社会中固有的乡土文化。随着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壮大以及中国共产党在该地区所发动的一系列革命性改造,这块落后、愚昧、封闭的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各个方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成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意识觉醒的鲜明亮点。乡村社会文化的变迁与乡村社会改造是20世纪叁四十年代根据地社会的两大主题。太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对根据地区域内的乡村实行新的社会整合,“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经济、政治改革的同时,又成功地控制和倡导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根据地的巩固、壮大和发展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抗日根据地建立在广大的乡村,尤其是抗战的政治领导力量与活动范围转入乡村,根据地文化宣传教育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充实文化建设队伍的也是农民,正因为如此,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便是根据地新文化运动的主体。战争爆发后,随着官方力量向乡村社会的渗透,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特殊的战争环境下,文化作为战争宣传动员的阵地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以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为主导的,以动员民众抗日救亡为主要任务的抗日文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主流文化。所以,太行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是农村的、战争动员的、统一战线的,是同敌人的奴化宣传、同封建迷信思想搏斗的,是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战时蓬勃发展的根据地农村文化运动,作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建设相辅相成,有力地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在根据地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太行根据地农村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对广大农民群众不断教育的过程。文化走入乡村,真正启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培育了农民爱国主义情感,张扬了民族精神,活跃了民主空气,有力地破除了在农村广泛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促进了军民团结,推动了抗日战争,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通过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强化了农村基层政权,贯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积累了宝成经验。太行革命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文化宣传、普及和建设运动,同时也是农村社会改造运动。根据地农村文化建设直接冲击了农村中旧的封建统治秩序和旧的风俗习惯,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好转。封建礼教开始被冲破了,买卖婚姻开始被废除了,广大妇女开始摆脱了被压迫的境地,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了较大的提高。旧的风俗、习惯、道德,凡是不利于人民的解放,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都被不断地清算和扫除着,新的事物、新的社会道德和新的品质,开始成长起来。广大农民群众在摆脱了旧习俗、旧文化的束缚的同时,逐渐认同和接受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念,并自觉地将其行为纳入到新政权为他们规划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及文化模式中,而这一过程最终的结果表现为民众力量与国家政权的结合。通过社会文化革命,中共权威逐渐向民间渗透和并最终达到了对民间的控制。无疑,战争改变了社会,战争孕育着新生。与军事斗争和暴力革命不同,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乡村社会文化入手,将束缚在农民日常生活中旧的思想、文化体系打破,从而进行了一次乡村革命,这里的革命并非单纯意义上的政权变革,而是涉及到农村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从文化变革入手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是依靠乡村社会中的文化张力来完成的,是发生在乡村社会中静悄悄的革命,所以通过这一研究路径可以凸现文化变迁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意义。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是太行根据地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透视太行根据地乡村社会文化变迁,可以为人们了解与研究根据地社会变革的具体情形和普遍意义,提供具体生动的现实标本。本文通过对20世纪叁四十年代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太行山农村自然经济状态、土地占有状况、乡村权力结构、人文历史变迁以及对农村社会文化诸方面,如思想意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教育、戏剧娱乐、家庭婚姻等内容进行了详细地考察,并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农村实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改革政策相结合,对太行革命根据地区域社会文化演变的形式、特点与规律等展开深层次全方位的研究。在详实的史料和充分实证的基础上将中共革命中太行山农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改革的过程予以“实相”的描述。在研究方法上,本文运用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以及生态学等学科方法,从文化变迁的视野研究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在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被传统意识形态束缚着的落后的社会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控制和倡导了一种新的文化,并将这种新的文化纳入政权建设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并且以超然的政治力量来唤醒和组织民众完成乡村社会改造的。
杨葵[6]2014年在《1945-1949：国共两党在国统区争夺青年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青年是中国近代以来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是最富活力的社会群体,争取到青年就是争取到未来。1945—1949年,国共两党出于自身事业需要,在青年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较量。历史已经表明,共产党把青年运动与人民群众运动密切联系,形成了爱国民主第二条战线,将青年运动推向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最高峰,最终赢得了广泛的青年群众。这一时期是国际两大阵营对立形成,中国国内军事上陷入全国性内战、经济上爆发严重经济危机、政治上各方力量相互对抗和制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共两党围绕国统区青年问题展开了思想交锋和组织争夺。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在国统区争夺青年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更能使我们总结经验和教训,举一反叁,为今天青年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采用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和归纳总结法,从五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在国统区争夺青年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部分交代了研究缘由、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以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国共两党争夺青年的时代背景。认为国共两党争夺青年是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两大阵营对立形成的国际形势背景下进行的,是在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与国民党政府专制腐败的国内时局背景下进行的,是在战后国共两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分歧及各自青年思想路线影响下进行的。第叁部分重点阐述了国共两党争夺青年开展的思想交锋。指出国民党需要严格控制“青年流窜之共匪区”,共产党也需要“为着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必须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为此就对待驻华美军行为的态度、国统区经济恶化的基本认识、中国民主前途路线之争、政权稳定与青年权益的认识等重点问题展开思想交锋。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国共两党围绕青年问题展开的组织争夺。指出国共两党对自身组织机构及其外围组织和关联团体进行了全面部署和优化调整,具体为：国民党改组设立“青年复学就业辅导会”,共产党则设置“城市工作部”；国民党推出“党团合并”举措,共产党采取“叁线设置”办法。第五部分论述了共产党在国统区开展青年工作的经验与启示。认为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是开展青年工作的基本方略；注重思想理论宣传引导,是开展青年工作的必备武器；坚持党对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是开展青年工作的根本保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开展青年工作的一大法宝；解决生活实际问题,是赢得青年的关键所在。这些成功经验对今天我们做好青年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杨坤洋[7]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威胁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仍能保持执政地位。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社会治乱、国家安危和政党兴亡的根本问题。在典型的政党-国家-社会框架中,一个高效有力的政治权力中心是任何政治系统有效运转所须臾不可缺少的,而政党无异于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权力推手,这是当代政党政治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但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工具,没有一种政党规范是万能的,政党危机几乎贯穿在政党政治的整个历史演进历程中。生发于社会的政党,一旦掌握了公共权力,就可能因滥权而傲踞在社会和国家之上。随着政党自身作为“整合的工具”功能的弱化甚至丧失,政党就会从“冲突的力量”变身为“冲突的对象”,最终演绎了世界范围内政党危机的重重悲情。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丧失政权?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敏感话题,但却是一个不期而至、不请自到、无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①新世纪以来,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意识实现了新的自觉。盛世而作“危言”,从历史和逻辑上理顺党的执政安全问题,这是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政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是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课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导,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形成和研究进行了系统考察,以求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主要采用体系式研究与问题式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比较分析方法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展开研究论证,强调分析与综合、定性与定量、局部与整体、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论与经验、精确与近似、科学理性与艺术直觉等的多重结合。论文遵循由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来谋篇布局,贯穿论文的主线是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的“四位一体”分析工具。为了避免从原理、原则出发拼凑事实的研究歧途,问题的开放和开放的问题是本研究力求坚持的研究路向。论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其中,正文由六章组成。绪论阐述了研究的缘起、意义、方法和思路,重点梳理了当前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研究状况,并进行了简单评介。第一章旨在完成政党执政安全的一般理论建构。以政党政治的由来与走向为切入点,立足于政党执政的经验性、科学性探求政党执政的内在逻辑,通过考察政党政治危机从反思维视角提炼政党执政不安全的类型形态。第二章旨在建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基础理论。先勾勒了古今中外执政安全的理论渊源,接着从政党-国家-社会的范式分析和提炼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规定,最后导出“四位一体”的分析工具,即执政党自身状况、社会对政党的执政认同、公共权力状况和外部干预应对。第叁章梳理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叁次局部执政,考察了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对执政安全的初步探索。第四章全面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党执政安全的演进与发展,初步梳理了党执政的规律性和鉴戒性。第五章立足于党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执政使命,系统地分析了新形势下党执政安全的现状和所面临的挑战与考验。第六章初步提出了维护和巩固党的执政安全的对策思路。要而言之,论文尝试以政治学范式对传统的党建理论框架进行结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作了初设,创新了问题的逻辑框架和分析工具,并基于对党执政历史形态新的考察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当然,就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而言,论文还留下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如政党执政安全一般原理的进一步提炼,不同性质政党执政安全的比较研究,古今中外执政安全思想、制度和文化的梳理以及多学科方法的集成。
刘丽, 胡槿, 杜华[8]2009年在《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研究指明论文一、总论、专题2007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虞和平.近代史研究,6警惕在中国近现代史断限问题上的“理论陷阱”.朱佳木.高校理论战线,10也说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赵庆云.近代史研究,1近叁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几点不系统的反思.罗志田.社
刘丽, 胡槿, 杜华[9]2004年在《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指出论 文一、总论、专题2 0 0 1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述 .张海鹏 .近代史研究 ,1近世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再讨论 .陈向阳 .安徽史学 ,2略论中国传统的近代境遇与当代定位 .赵志强 .山东社会科学 ,1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袁伟时
刘丽, 胡槿, 杜华[10]2005年在《2004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文中认为论文一、总论、专题2002年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虞和平·近代史研究,4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革的两种思想和方式·李云峰·安徽史学,5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评价·郭德宏·史学月刊,7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马敏·史学月刊,6中国近代史
参考文献：
[1].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知识分子社会心态探析[D]. 李小尉.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 中国心理史学方法论研究[D]. 孙明涛. 云南大学. 2017
[3]. 1996年中国近代史论文着作目录[J]. 佚名. 近代史研究. 1997
[4]. 2002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佚名. 近代史研究. 2003
[5]. 中共革命与太行山区社会文化的变迁（1937—1949）[D]. 王荣花. 河北大学. 2011
[6]. 1945-1949：国共两党在国统区争夺青年问题研究[D]. 杨葵. 海南大学. 2014
[7]. 中国共产党执政安全问题研究[D]. 杨坤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8]. 2008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 胡槿, 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9
[9]. 2003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 胡槿, 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4
[10]. 2004年中国近代史论着目录[J]. 刘丽, 胡槿, 杜华. 近代史研究.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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