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彻落实“一封信”确立新训高起点（论文文献综述）
戴曙[1]（2021）在《民事司法的数字化变革与重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事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是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推进民事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需要在民事司法中积极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提升民事司法的数字化水平,实现民事司法的数字化变革。民事司法由于其所具有的更适合数字化的独有特性,理应荣膺推进民事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重任。民事司法数字化的过程,必然导致民事司法运行场域从传统封闭的物理实体单一空间迈入现代开放的网络虚拟与实体同构的双层空间,这也必将带来民事司法的一系列数字化变革与挑战。但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主题,也是民事司法的永恒价值,因此必须在考察借鉴域外民事数字化实践经验基础上,从基本理念、核心原则、解纷机制、诉讼规则、风险防范等方面对民事司法的数字化变革进行重塑,以确保最大限度提高或增加司法公平正义的变量,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少可能有损司法公平正义的风险,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正文共分五章和结语:第一章为民事司法的概念内涵与数字化变革背景,主要从民事司法的现代法治语境出发,界定民事司法的现代概念和内涵,并深入剖析民事司法数字化变革的智慧社会时代背景。民事司法作为司法的重要组织部分,均脱胎于现代法治语境,民事司法数字化必须在现代法治共识性内涵基础上进行建构或重塑。本章从现代法治的源头和概念出发,指出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至少包括法律至上、依法治权、保障公民权利、法律自身公正、司法正义等五个方面。在此基础上,论证民事司法的现代概念和内涵,指出现代法治语境下的司法是与立法、行政相对应的概念,仅指法院的审判活动。相对应地,民事司法的现代概念也仅指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民事诉讼和民事审判。民事司法的现代内涵是现代法治内涵在民事司法领域的表现,主要包括权力上的独立行使、目的上的权利保障、价值上的公平正义、主体上的职业专业等四个方面。民事司法的数字化变革深植于智慧社会的时代背景,应从社会形态、技术主义、知识主义三个维度分析智慧社会的内涵,并从智慧社会内含的技术色彩出发界定智慧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三个技术特征。为行文简洁,将其统称为数字化。从传统社会到智慧社会所呈现出的社会生活与交往的场景化、思维方式与逻辑的颠覆化、社会连接与运行的去中心化等时代变革,必然会传导至民事司法领域,进而引致民事司法的数字化转向与变革。第二章为民事司法的数字化转向及其正义价值,系统梳理传统法院民事司法加速数字化和互联网法院民事司法全面数字化的实践和探索状况,并论证民事司法数字化转向的正义价值。传统法院民事司法加速数字化的主要特征是“部分网上网下案件网上审”,具体表现为司法运行加速平台化、诉讼服务加速电子化、民事裁判加速智能化。互联网法院民事司法全面数字化的主要特征是“网上案件全部网上审”,具体表现为管辖案件全面涉网化、诉讼流程全面在线化、机制创新全面数字化。民事司法数字化转向的正当性源于其数字化的接近正义、数字化的实体正义、数字化的可视正义三个方面价值。数字化接近正义价值,主要体现为保障行使诉权数字化、降低诉讼成本数字化、提升诉讼效率数字化三个方面;数字化实体正义价值,主要体现为数字化助力提升法官能力、数字化助力发现认定事实、数字化助力正确适用法律三个方面;数字化可视正义价值,主要体现为诉讼流程全节点数字化可视、司法裁判全过程数字化可视、司法监督全时空数字化可视三个方面。可视正义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程序正义意义上的“看得见的正义”,而是对其一种丰富发展和质的飞跃。第三章为民事司法面临的数字化变革与挑战,全面分析智慧社会时代变革背景下民事司法从线下走向线上,面临的五个方面的变革与挑战。一是司法运行的场域同时面临着从物理空间走向虚拟空间、从物理剧场走向虚拟场景、从物理剧场走向虚拟广场的三重改变。二是随着司法运行的场域、交互工具和交互方式的改变,传统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面临着诸多新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民事司法数字化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威胁和侵蚀、对直接言词原则的突破和削弱、对当事人平等原则的目的背反、对当事人辩论原则的空间限缩等。三是数字化的民事司法是适应并为智慧社会时代的数字虚拟空间而打造的一种全新的在线诉讼模式,必将对传统民事司法规则带来全方面的挑战,具体包括电子方式对纸质方式的替代、涉网案件对地域管辖的失灵、电子送达对送达规则的突破、电子数据对证据规则的冲击、在线审理对诉讼规则的挑战等五个方面。四是智能技术运用对司法审判的多维冲击,主要表现为智慧管理对裁判自主的弱化、人工智能对伦理风险的引发、技术主义对司法人文的流失三个方面。五是法院主导型ODR、平台治理型ODR、公益组织型ODR等多型ODR兴起与纠纷分流式、自我式、社会式的解决,对司法中心的分解弱化。第四章为域外民事司法数字化图景与启示,在民事司法数字化已经成为世界潮流的趋势下,考察两大法系代表性国家的发展式样和实践样态,总结域外民事司法数字化的模式异同和有益启示。从推进路径上看,美英和德韩四国都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指导下,经历了先从局部探索再到全面铺开的过程,只不过美英两国采取的是一种自下而上为主的方式,而德韩两国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为主的方式。从发展趋势上看,域外大部分国家都在着手进行司法数字化改革,旨在实现全面的数字化,不同的是在于是否准备建立“在线法院”。从立法模式上看,美英两国采取的是修订立法模式,即主要通过修订现行民事诉讼规则以适应和规范电子民事诉讼;德韩两国则采取专门立法模式,即除了修订现行民事诉讼法少量条文外,还另行制定了一系列与电子民事诉讼相关的法律。从域外的经验来看,在我国民事司法数字化已经全面铺开并已积累了丰富实践和规则经验的情况下,目前宜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统一的指导机关,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自上而下的统一规范,及时修订相关法律,并尽早启动专门的电子诉讼立法。第五章为民事司法数字化的重塑路径,在借鉴域外经验基础上,主要从基本理念、核心原则、解纷机制、诉讼规则和风险防范五个方面设计重塑方案,着力解决民事司法数字化变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数字化民事司法新模式。一是要更新民事司法数字化的基本理念,树立与智慧社会时代相适应的数字司法理念、数字正义理念和商谈司法理念。二是要确立民事司法数字化的核心原则,作为电子民事诉讼的最低限度价值准则。具体包括重大变革合法性原则、安全与真实并重原则和当事人权利保障原则。三是要优化民事司法数字化的解纷机制,构建从“数字化的纠纷预防”到“数字化的非诉分流”再到“数字化的诉讼快审”分层递进的在线多元解纷机制,努力从源头上避免和减少纠纷,并实现纠纷的非诉分流和快速处理。四是要重塑民事司法数字化的诉讼规则,主要从适用与管辖规则、证据与送达规则、旁听与程序规则三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健全在线诉讼规则。五是要防范民事司法数字化的潜在风险,主要从改进法官绩效考评理念机制与完善相关智能审判管理制度两方面着手,来防范裁判自主弱化的风险;从坚持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准则与加强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建设两方面着手,来防范潜在的伦理道德风险;从坚持技术辅助主义和保障司法人文需求两方面着手,来防范司法人文流失的风险。最后结语为构建以数字正义为主导的数字化民事司法,主要论述数字化民事司法应从传统时代的“场域正义”走向智慧时代的“数字正义”,并应以“数字正义”为主导,从三个方面入手,重构并形成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数字化民事司法新模式。一是顺应民事司法数字化变革之势,确立数字正义主导地位;二是借助民事司法数字化变革之力,推动数字正义更好实现;三是重塑民事司法数字化变革之路,彰显数字正义应有光芒。
尹爽[2]（2020）在《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正定孕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并不断得到丰富发展的。河北正定是习近平同志从政起步的地方,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与初步探索实践之地。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和书记期间,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举措,使正定县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取得了明显实效。正定时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既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党建思想的滋养,同时,也离不开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全面整党工作开展的党情和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县情。习近平党建思想孕育于正定,发展于闽浙,成熟于中央。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内容都可以在其主政正定时期的思考与实践中找到来路和轨辙。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尤为重要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从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从要求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要求领导干部学习马列经典,从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到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从正定县委的“六项规定”到十八大后中央的“八项规定”,从“创先争优”活动到十八大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解决“文山会海”问题到反对形式主义,从抓政治纪律、廉洁纪律到加强纪律建设,从治县到治国,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坚持一个立场、一条主线,具有一脉相承的鲜明特征。深入研究习近平正定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考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学习和理解贯彻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而且也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在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的启示。这些启示主要有: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定力、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善于抓主要矛盾的谋略智慧、恪守全面从严的治党理念、落实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
于娣[3]（2020）在《中国特色残联组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发展来到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多发期,政府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需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做文章、下功夫。残疾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特殊困难群体。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保障和改善残疾人民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亦是彰显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残疾人事业获得了全方位的发展。在探索中国特色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在各个行政层次上的分支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残联组织以“亦官亦民”的组织性质与“代表、服务、管理”的功能定位,成为建构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中最为活跃的组织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事业建设得到进一步重视与发展,政府各部门在残疾人工作中的职能逐渐回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地加强兜底性民生建设。群团改革对残联组织改进和加强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来自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合作使残联组织面临着动员社会化力量的新挑战。本研究围绕新时代群团改革背景下残联组织的运行情况,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遵循“理论—历史—现实”的研究进路。坚持问题导向,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群团组织的具体实践为依据,以西方国家社会组织发展理论为参考,针对残联组织的功能定位及发挥成效,围绕组织全貌、发展以及变化的全过程进行深入的描述和分析,深刻了解组织变迁的背景和影响因素,总结发展经验,解析当前组织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原因和组织功能提升的策略。按照行文逻辑的谋篇布局,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目的及意义,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当前研究的特点、不足与深化研究的重点,概括了研究的内容、思路及方法,简要介绍了论文的创新点。正文部分由第2至6章构成。每章的具体内容是:第2章,从残联组织功能研究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进行梳理分析。厘清了群团组织与残联组织的概念,总结了从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实践传统,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群团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关于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理论成果方面进行系统归纳和总结,建构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3章,从残联组织的发展历程与现状回望组织功能的塑造过程。组织的功能由其根本属性及现实任务两个维度决定,在组织的发展历程中不断生成并获得巩固。残联组织的成立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自成立以来残联组织通过组织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基层组织的充实与提高、干部队伍的塑造与建设,建立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机构,选优配强残健融合的人员队伍,稳定增长多元投入的经费保障。奠定了残联组织兼具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双重属性,保障了其组织功能得到逐步明确和有效发挥。第4章,从残联组织的功能定位及发挥成效进行归纳总结。残联组织“代表、服务、管理”三位一体的功能定位具有统一性和联合性特征,便于获得体制支持、保证运作网络、获取稳定资源、建立社会信任,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残联组织通过行使代表功能,塑造残疾人群体形象、表达残疾人群体要求、维护残疾人群体利益;通过服务功能,满足残疾人的生存以及发展需要;通过管理功能,实现广泛参政议政、担当政府助手、积极开展对外交往。第5章,从残联组织功能发挥的机遇与挑战进行分析研判。残联组织功能提升的机遇体现在残疾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期待、残疾人事业领导体制改革的新形势、群团改革的新要求。残联组织功能创新亦是破解自身发展瓶颈的需要,表现为角色模糊导致功能定位偏差,属性配置导致功能行使失衡,自主性匮乏导致功能运转低效。这些共同构成了残联组织功能调适转型的外在动力与内生需求。第6章,从残联组织功能发挥的发展与完善提出对策建议。从改革的基本原则来讲,须遵循党的领导、服务大局、群众观点以及问题导向。就路径选择而言,主张残联组织功能均衡化的发展路径。具体的改革举措包括,回归残疾人本位,增强代表性功能;以服务谋得实效,拓展服务性功能;聚焦事业发展主责,调适管理性功能。同时,残联组织的功能改革需要从加强党和政府领导、培育残疾人组织积极作为的共治格局方面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结语中就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对本文尝试解决的问题做出了回答,指出了研究的不足和有待深入思考的问题,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展望。
张国强[4]（2018）在《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历史发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大学教师人数急剧增加,原有的大学教师的权威性和优越的社会地位受到严峻挑战。同时,受到以政府和市场为代表的来自外部社会中的各种力量的影响,大学教师的功利化价值取向日益加剧,这严重阻碍了大学教师社会责任意识的获得和批判性反思能力的形成。因此,学界对这个群体的生存现状和发展方向的深入研究亟待开展。本研究以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历史发展为主线,探究西方国家大学教师教育生活及其社会责任。重新认识历史与传统,就是理解大学教师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本身。本研究对大学教师提出一个新的解释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这种解释和研究需要回归西方国家大学教师教育生活及其社会担当本身。本研究借助对历史文献的分析,采取质性研究、历史比较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历史地探究大学教师共同体在西方的不同社会环境下的价值取向、组织结构、制度安排和运行方式,考察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真实存在样态,进而全面呈现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运作和社会责任担当的过程。首先,本研究把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和把握。中世纪大学与大学教师共同体相伴而生,共同发展。当时的“教师社群”“教师社团”“教师法团”“教师行会”“同乡会”或者“教授会”等都是具有职业行会性质的组织,它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将知识和专业技能传授给学生。十六世纪之后,中世纪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办学目标发生变化,促成了欧洲大学民族化、国家化的形成。大学教师共同体以“教授委员会”和“大学评议会”的形式延续下来,各国政府开始在合法的旗帜下参与高等教育,依据国家政体建立了各自的高等教育体制,对大学实施相应的管理职能。于是,在欧洲形成了讲座教授主宰教学和科研领域,与国家机构掌握上层控制相结合的学术权力运行模式。大学机构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迅速扩张,不同国家的大学教师共同体呈现出不同的组织特点,如意大利大学教师共同体的贵族化,法国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官员化,德国大学教师共同体的自治性,以及美国大学教师共同体呈现市场化、功利化取向等。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市场化的到来,大学教师共同体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美国大学教师联合会、英国皇家学会和大学教师学习共同体作为大学教师共同体多样化发展的具体案例,使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发展呈现出权利、学术、专业等不同倾向,但其仍然传承着争取独立、自主管理、扞卫学术自由以及分享共同的经验和利益的共同体传统。其次,本研究把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权益与责任放在具体社会环境下加以分析和阐释。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拥有执教权与就职礼、司法权与豁免权、罢课与迁移权、考试与学位制度及制定章程和选举代表的权利,以及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保障教师待遇等权益。大学教师共同体的权利与利益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融合。欧美不同的社会层级结构、历史文化传统和大学管理体制,导致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在其迅速发展时期分化出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以法国为代表的传统信仰取向、以德国为代表的价值理性取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工具理性取向。不同价值取向的大学教师共同体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法国大学教师共同体继承了政治介入的传统,彰显了其公共性存在的特征,他们塑造了一个精神上独立,勇于参与社会事务的知识阶层,担负起制衡世俗权力和重塑社会良知的重任。德国大学教师共同体崇尚科学,并通过科学研究与教学的结合来培育德国民族命运的引领者和护卫者,开启了传授知识和追求真理相结合的先河,承担起为学者自我立法和维护学术自由的责任。美国大学教师共同体在社会需求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裹挟中,塑造成为社会提供思想产品的生产商,他们的主要社会责任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以满足市场需求。另外,不同层面上的大学教师共同体组织形态各异。社会层面上,为大学教师维护权益的典范当属美国大学教师联合会;国家层面上,扞卫学术自由的楷模非英国皇家学会莫属;学校层面上,大学教师学习共同体专注于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变革。多元化的发展、多层面的组织共同构成了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多样化格局。最后,本研究探讨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给我国大学教师共同体建构的几点启示。大学教师共同体要维护学术自由、维持学术秩序,使大学始终保持为智识世界增添新内容的活力,使学术事业不受外界的干扰,使大学教师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的保护等。他们必须设法考虑到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是怎样使大学以一种尊重各方利益的方式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作出反应。这种反应所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国与国之间是不同的。但不管外部环境怎样变换,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内核没有变,大学教师共同体以学术追求和社会责任为人生理想的遗传基因始终不变。他们矢志不渝地争取学术自治的权力和扞卫学术机体的纯洁。基于以上原因形成了大学教师共同体内部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不为一己之利所动,是为理念而活的人。
王铮[5]（2018）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铸牢军魂始终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持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传承我军优良传统,抓好战斗精神培育,打造强军文化。”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作为我军铸魂育人工程的重要意义和发展方向。研究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对于进一步揭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拓展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路径,探索新形势下部队全面建设的新途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系统研究、分析综合的方法,在界定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及其培育的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阐述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理论基础、理论与现实依据、途径与方法,研究和揭示了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机制与规律。界定和论述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及其培育的含义与基本内容,是研究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一项奠基工作。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就是在对待党、人民、国家、使命、荣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上,经过价值评价所持有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态度,体现着当代革命军人的价值追求,决定着当代革命军人的价值,是反映我军官兵与党、人民、国家、军队的关系以及我军官兵相互间关系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是培育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培养、熏陶、宣传、教育为主要方式,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创新为主要方法,适应我军履行历史使命和发展先进军事文化的现实需要,通过教育实践、文化建设、军事训练、职责履行等具体活动,促成当代革命军人对核心价值观的深刻领悟和自觉遵守,对当代革命军人进行核心价值观培养和教育的过程。我们应从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中,来进一步准确地理解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包括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忠诚于党是灵魂,热爱人民是宗旨,报效国家是义务,献身使命是天职,崇尚荣誉是动力。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古今都对军人核心价值观及其培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它们不仅成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渊源,而且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中共历届领导核心对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贡献,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既需要搞清楚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理论基础,又必须把握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主要依据,它包括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依据主要包括:政治学相关理论、传播学相关理论、教育学相关理论、管理学相关理论等。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依据主要表现在:是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迫切需要,是履行新时代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客观需要,是实现官兵价值追求和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需要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探索适合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规律的新途径: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强军思想为指导,确保培育的方向性;二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保证培育的科学性;三是以信息网络为平台,凸显培育的时代性;四是以理论灌输为主渠道,提高培育的实效性;五是以先进军营文化为载体,增强培育的渗透性;六是以养成教育为着力点,强化培育的实践性。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应运用以下主要方法:自我教育法、典型示范法、文化熏陶法、法规约束法、随机教育法。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机制,是指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各构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组合方式而形成的机理和运行方式。它主要包括学习教育机制、检查督导机制、考评激励机制和全面保障机制。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规律,是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诸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在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培育者必须遵循知、信、行辩证统一规律、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规律、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辩证统一规律、规范引导与自我建构辩证统一规律。
贾丰欣[6]（2018）在《习近平团结观研究》文中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很多重要场合中,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提出了许多有关团结的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举措,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内团结,党群团结和民族团结的措施,取得了显着的成效,逐步形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党内团结、党群团结和民族团结的总体思路,这可以凝聚起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力量,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广泛的力量支持。习近平团结观的形成有时代背景和理论来源。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时代背景有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国际背景和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国内背景。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国际背景是当前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国内背景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国内挑战。习近平团结观的理论来源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团结观、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习近平团结观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团结的重要性:“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第二,党内团结:“加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团结”。打铁还需自身硬;坚定理想信念;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维护党中央权威。第三,党群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第四,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做好民族地区的稳定工作;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做好宗教工作。习近平团结观具有明显特征:第一,时代性。第二,创新性。第三,开放性。习近平团结观的当代价值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团结观。第二,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三,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四,为实现中国梦凝心聚力。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团结工作还依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之处,与此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着重进行解决。习近平团结观为加强党内团结、党群团结和民族团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协力地朝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而奋勇前行。由此,对习近平团结观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文祥[7]（2017）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文中提出国立武汉大学珞咖山校园,是国民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案例中的重要代表。作为由美国建筑师主导设计的中国国立大学校园,珞咖山校园的建筑风格和文化意涵,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而其建设过程和当时的师生校园生活,亦值得深入探究。本文充分利用了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等地的馆藏未刊原始档案,在教育史、建筑史、社会经济史等领域间进行跨学科研究,对这一在中国近代建筑史和教育史上具有双重重要意义的案例进行了深入探讨。近代以来,武汉地区的高等教育校园校舍建设曾长期发展滞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落后地位,这一状况直到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并开始珞珈山新校舍建设方才发生根本改变。1928年国民政府改组重建国立武汉大学,其筹备过程中适逢“宁汉对立”和大学区制改革试行,新大学曾经历了省立与国立间的短暂摇摆,最终由蔡元培确定为国立大学,并组织建筑设备委员会,为建设新校园做准备。武大新校舍建设计划最早由筹备委员李四光提出,选址过程经历了多次变更,在李四光、叶雅各、开尔斯及建委会其他委员共同决策下最终确定。在珞珈山新校址范围内,武汉大学依照《土地征收法》开展了持续8年的土地征收,其间发生了多次迁坟、拆迁和土地纠纷,武大校方、地方土着、中央及地方政府等方面在其间发生了复杂的利益纠葛和博弈,体现出当时中国教育与政治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精英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间的鸿沟。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十分复杂,在中央和湖北省各担半数的150万元初期财政拨款以外,另有中央和湖北省政府的追加拨款、湖南省政府及汉口市政府的补助款、美国及英国退还庚子赔款、黎氏兄弟私人捐款、平汉铁路局技术合作协定补助款等来源。这些拨款的进程各有不同,其间亦经历了众多曲折与反复。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主要由美国建筑师开尔斯进行,李锦沛、石格司等建筑师也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开尔斯建筑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丰富的旅行经历,这些成为他设计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的重要背景。新校舍前后两期工程,分别主要由汉口汉协盛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建筑公司承建。两大营造厂在施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均总体上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由开尔斯主持设计的珞珈山校园建筑,在风格上契合当时的“固有形式”潮流,在近代中国民族形式建筑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但其中也融合了大量其他元素。开尔斯、李锦沛等人在珞珈山演绎“中国固有形式”的过程中,受到中山陵建筑设计的深刻影响,而在具体设计实践中,也展现出对中国南北不同地域建筑元素的融合,及对“中西合璧”和“古今融合”的尝试。面对形式与功能的矛盾,也在探索中不断尝试进行调和折衷。珞珈校园与武昌东湖密不可分。民初任桐的大东湖风景区构想和30年代周苍柏“海光农圃”的建设,是近代东湖风景区开发先驱。与此同时,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设也是东湖风景区建设最早的拓荒实践,武汉大学的道路建设极大改善了东湖交通状况,而珞珈校园本身也成为了民国时期武昌东湖作为风景旅游地的核心景观和主要游憩地之一。作为大学校园的珞珈湖山,在30年代的武汉三镇发展成为一个“世外仙源”,也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文化和大学生活模式。
陈中奇[8]（2016）在《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学术关系的历史原像 ——一种基于文本的比较性诠释》文中研究表明在马克思哲学发展过程中,费尔巴哈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篇论文的任务,就是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文本为依据,还原马克思从接触—学习—崇拜—运用—反思—批判—扬弃—逆袭费尔巴哈思想的全过程。文章除“导论”、“前言”和“结束语”外分为七章,分七个时段重点考察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进行思想交流的整个历程。前言首先明确了费尔巴哈的思想史地位。费尔巴哈的思想史地位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得以奠定的。论文提出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五重否定: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对思辨哲学的否定;人本学和自然学对神学的否定;经验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否定;人的自然本质对人的精神本质的否定;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否定。第一章回顾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初相遇。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首次接触费尔巴哈哲学。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初步熟悉费尔巴哈哲学。可是,这一时期的马克思还远远没有“成为费尔巴哈派”。第二章考察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初次运用。《莱茵报》时期“苦恼的疑问”使得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产生了疑问,与此同时,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发表。受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思辨逻辑的批判的启发,马克思第一次直接采用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提出的主语宾语“颠倒过来”的方法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学说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但是由于知识准备的不足而未能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在随后发表于《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第二次运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方法深化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把费尔巴哈开辟的宗教批判推广到政治领域,形成了显性的“政治的”人道主义和隐性的“政治的”唯物主义两种思想逻辑。第三章梳理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运用。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从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思想中推演出异化劳动理论,并运用异化劳动理论分析和批判了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还正面阐述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论。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采用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中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视角批判了黑格尔哲学,拓展了费尔巴哈哲学的视野,推进了自己的思想深度。由于马克思把批判的“问题域”进一步扩展到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形成了显性的“社会的”人道主义和隐性的“社会的”唯物主义两种思想逻辑,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第四章分析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时期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后致敬。在这一论战性极强的文本中,“批判的批判”相对散乱的特点导致了“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也呈现比较零碎的特点。马克思在利用费尔巴哈哲学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显性的“历史的”人道主义和隐性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两种思想逻辑,还形成了“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过程中,马克思思想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和唯物主义因素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趋势,社会主义观念与唯物主义观念逐渐结合。第五章探讨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整体扬弃。在经历了《神圣家族》的全方位演练、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致命攻击、研究经济学的强烈冲击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第一次批判,形成了马克思版本的《未来哲学原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在这个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同时,事实上从根本上检讨了自己先前所持有的“现实人道主义”世界观,提出了“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第六章研究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超越。马克思在制定了“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之后,已经对费尔巴哈哲学了无兴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同时,对费尔巴哈哲学进行了第二次批判,并且批判了整个“现代德国哲学”,从而彻底走出了德国古典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而且也包括自己一度所形成的“现实人道主义”的思维范式,从正面阐述了“唯物史观”,为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廓清了理论地平。第七章比较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迥然不同的理论进路,指出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学术影响,说明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联系与差别。结束语最后指出了“现实人道主义”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的至为重要一环,而这一环主要是受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深刻影响,因此,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阶梯。
朱鲜峰[9]（2016）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以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为代表的“学衡派”力主“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其教育主张独树一帜。与此同时,“学衡派”主要成员多执教于国内着名学府,在教学与学术研究上亦卓有建树。本文以“学衡派”的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对这一学派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与贡献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为“绪论”,着重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指出学界目前对于“学衡派”的研究已有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对“学衡派”成员及相关高校的研究不平衡、对“学衡派”的教育实践重视不够等,继而讨论并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同时简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及重要史料文献。第二章着重讨论近代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学衡派”主要成员早年深受传统人文教育熏陶,此后大多赴美留学,受到哈佛大学教授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影响,倡导“人文之学”,反对“唯科学主义”,为此后“学衡派”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三章重点考察“学衡派”的教育主张及其在东南大学的教学活动。1922年《学衡》的创刊标志着“学衡派”正式登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大舞台,“学衡派”一方面极力弘扬中国人文教育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引介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学说,其立场迥别于时流。在高等教育格局方面,20世纪20年代前期呈现出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双峰并峙的局面,前者以“激进”着称,后者以“保守”自持。作为“东南学风”的代表,“学衡派”在教学实践中同样展现出独特的风采。第四章着重论述“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成员在1924年前后逐渐星散,辗转于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这一状况持续至抗战前夕。这一阶段可谓“学衡派”的低谷期,但其间亦不乏亮点,如吴宓主持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即享有极高的声望,“学衡派”在中央大学创办的《国风》杂志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第五章主要探讨浙江大学与“学衡派”的重新崛起。1936年4月,着名科学家、原东南大学教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大量起用“学衡派”成员。抗战期间,“学衡派”在浙江大学积极开展人文教育,如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强调培育通才,国文系主任郭斌龢重视文言文教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倡导史地合一,可谓各呈异彩,“学衡派”创办的刊物《思想与时代》更是成为抗战后方的学术重镇,影响极大。第六章单独探讨胡先骕主持下的中正大学。1940年8月,胡先骕受命出任新成立的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成为“学衡派”中唯一担任国立大学校长的学人。在中正大学校长任上,胡先骕多有革新,并试图将民族文化与政治作更紧密的联结,但最终仍难逃被政治力量左右的命运,在1944年被迫辞职,其经验与教训均值得反思。第七章着重叙述“学衡派”的谢幕。抗战期间,“学衡派”内部因性格不合、政见不同等分歧而产生矛盾,梅光迪在1945年底因病逝世,更是令“学衡派”再度分裂。此后郭斌龢转赴中央大学,吴宓改就武汉大学,“学衡派”最终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浪潮中风流云散。第八章“结语”对“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教育成就与局限等问题展开探讨,指出“人格完善”与“文化传承”为“学衡派”人文教育理念的核心。“学衡派”在继承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的同时,亦对传统教育有所反思,并通过吸取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而与西方人文教育传统建立起有机的联系。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学衡派”所倡导的人格教育、文言文教学等主张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效。相较之下,“学衡派”更大的贡献在于对人文教育的形态有所开拓,通过在院校、科系及教师个人层面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的尝试,“学衡派”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及培养专家的模式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崔克锐[10]（2014）在《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论文主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党的建设理论视角,对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进行回顾,思考与总结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建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特点与规律,以期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所助益。本论文分为三大部分,共6章。第1章为绪论部分；第2章至第5章为论文主体部分,分别阐释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相关思想与时俱进的发展。最后为结语部分,主要以习近平系列讲话精神为核心,阐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铸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第1章：绪论。主要介绍本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与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以及主要创新点。所关涉问题是叙述与理解本选题的前提基础和依据。第2章：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基本思想的形成、丰富与发展。毛泽东回顾与总结十八年党的建设历史,确立了“三个法宝”的党建思想,即党的建设与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密切相联,进而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用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武装全党,并作为党的自身建设的根本,从而为新时期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奠定了基本依据,提供了基本原则,指明了基本路径。第3章：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确立。邓小平重新恢复并确立了党的实事求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率领全党初步懂得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新时期党所面对的带有根本性的历史课题。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学习观,由此初步确立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第4章：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丰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江泽民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党的自身学习、深化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新思想,进而使党在新时期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思想得以丰富,并体现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特点。第5章：胡锦涛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成熟。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党建思想特别是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得以实质性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思想得以成熟。结语：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习近平以建设学习型政党为前提和基础,把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目标,以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全党共识,铸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二、贯彻落实“一封信”确立新训高起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贯彻落实“一封信”确立新训高起点（论文提纲范文）
（1）民事司法的数字化变革与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理论与方法 |
| 四、框架结构安排 |
| 五、可能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民事司法的概念内涵与数字化变革背景 |
| 第一节 民事司法的现代法治语境 |
| 一、现代法治的源头回溯 |
| 二、现代法治的概念界定 |
| 三、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 |
| 第二节 民事司法的现代概念与内涵 |
| 一、司法与民事司法的现代概念 |
| 二、民事司法与相关概念的区分 |
| 三、民事司法的法治性现代内涵 |
| 第三节 民事司法数字化变革的智慧社会背景 |
| 一、全部智慧化的基本内涵 |
| 二、全面数字化的根本特征 |
| 三、全新颠覆化的时代变革 |
| 第二章 民事司法的数字化转向及其正义价值 |
| 第一节 传统法院民事司法加速数字化 |
| 一、司法运行加速平台化 |
| 二、诉讼服务加速电子化 |
| 三、民事裁判加速智能化 |
| 第二节 互联网法院民事司法全面数字化 |
| 一、管辖案件全面涉网化 |
| 二、诉讼流程全面在线化 |
| 三、机制创新全面数字化 |
| 第三节 民事司法数字化的正义价值 |
| 一、数字化接近正义价值 |
| 二、数字化实体正义价值 |
| 三、数字化可视正义价值 |
| 第三章 民事司法面临的数字化变革与挑战 |
| 第一节 网络虚拟空间对司法场域的三重改变 |
| 一、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 |
| 二、从物理剧场到虚拟场景 |
| 三、从物理剧场到虚拟广场 |
| 第二节 场域工具改变对司法原则的冲突背反 |
| 一、对诚实信用原则的威胁和侵蚀 |
| 二、对直接言词原则的突破和削弱 |
| 三、对当事人平等原则的目的背反 |
| 四、对当事人辩论原则的空间限缩 |
| 第三节 数字方式诉讼对司法规则的全面挑战 |
| 一、电子方式对纸质方式的替代 |
| 二、涉网案件对地域管辖的失灵 |
| 三、电子送达对送达规则的突破 |
| 四、电子数据对证据规则的冲击 |
| 五、在线审理对诉讼规则的挑战 |
| 第四节 智能技术运用对司法审判的多维冲击 |
| 一、智慧管理对裁判自主的弱化 |
| 二、人工智能对伦理风险的引发 |
| 三、技术主义对司法人文的流失 |
| 第五节 多型ODR兴起对司法中心的分解弱化 |
| 一、法院主导型ODR的分流解纷 |
| 二、平台治理型ODR的自我解纷 |
| 三、公益组织型ODR的社会解纷 |
| 第四章 域外民事司法数字化图景与启示 |
| 第一节 域外民事司法数字化发展式样 |
| 一、典型普通法系国家发展式样 |
| 二、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发展式样 |
| 第二节 域外民事司法数字化实践样态 |
| 一、典型普通法系国家实践样态 |
| 二、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实践样态 |
| 第三节 域外民事司法数字化模式异同与启示 |
| 一、发展模式异同与启示 |
| 二、立法模式异同与启示 |
| 第五章 民事司法数字化的重塑路径 |
| 第一节 更新民事司法数字化的基本理念 |
| 一、树立数字司法理念 |
| 二、树立数字正义理念 |
| 三、树立商谈司法理念 |
| 第二节 确立民事司法数字化的核心原则 |
| 一、重大变革合法性原则 |
| 二、安全与真实并重原则 |
| 三、当事人权利保障原则 |
| 第三节 优化民事司法数字化的解纷机制 |
| 一、数字化的纠纷预防机制 |
| 二、数字化的非诉分流机制 |
| 三、数字化的诉讼快审机制 |
| 第四节 重塑民事司法数字化的诉讼规则 |
| 一、适用与管辖规则的重塑 |
| 二、证据与送达规则的重塑 |
| 三、旁听与程序规则的重塑 |
| 第五节 防范民事司法数字化的潜在风险 |
| 一、裁判自主弱化风险的防范 |
| 二、引发伦理道德风险的防范 |
| 三、司法人文流失风险的防范 |
| 结语:构建以数字正义为主导的数字化民事司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正定孕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来源及研究目的、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海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 正定时期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背景 |
| 2.1 正定时期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 |
| 2.1.2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思想 |
| 2.2.1 毛泽东的党建思想 |
| 2.2.2 邓小平的党建思想 |
| 2.2.3 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党建思想 |
| 2.3 正定时期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3.1 国情: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
| 2.3.2 党情:全面整党工作的开展 |
| 2.3.3 县情: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
| 3 习近平正定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思考与实践 |
| 3.1 必须以政治建设为统领 |
| 3.1.1 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要明朗 |
| 3.1.2 坚定政治立场 |
| 3.1.3 严把干部的政治关 |
| 3.2 必须以思想建设为基础 |
| 3.2.1 加强对党员干部的“三项教育” |
| 3.2.2 思想教育要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 |
| 3.2.3 创新党员教育方法 |
| 3.3 必须紧紧抓住组织建设这个关键 |
| 3.3.1 搞好领导班子建设 |
| 3.3.2 加强党务工作干部队伍建设 |
| 3.3.3 严格党的组织生活 |
| 3.3.4 做好发展党员工作 |
| 3.3.5 要妥善安排好老干部 |
| 3.4 必须以作风建设为抓手 |
| 3.4.1 提高对党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
| 3.4.2 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 |
| 3.4.3 县委一班人要遵守六项规定 |
| 3.4.4 实现党风好转的六项措施 |
| 3.5 必须以纪律建设为保障 |
| 3.5.1 把政治纪律检查放在首位 |
| 3.5.2 党员干部必须严于律己 |
| 3.5.3 把纪律检查组织和队伍建设好 |
| 4 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逻辑分析 |
| 4.1 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 |
| 4.1.1 习近平主政正定时期新时代党建思想现“雏形” |
| 4.1.2 习近平主政闽浙时期新时代党建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 4.1.3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日渐成熟完善 |
| 4.2 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理论逻辑 |
| 4.2.1 “讲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
| 4.2.2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之本 |
| 4.2.3 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因素 |
| 4.2.4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 |
| 4.2.5 党的纪律就是党的生命 |
| 4.3 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实践逻辑 |
| 4.3.1 坚持问题导向 |
| 4.3.2 积极探索治标和治本相结合的治党路径 |
| 4.3.3 从严务实的实践品格 |
| 5 习近平正定时期加强党建思考与实践的启示 |
| 5.1 凸显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定位 |
| 5.2 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为民情怀 |
| 5.3 善于抓主要矛盾的谋略智慧 |
| 5.4 坚持从领导干部抓起 |
| 5.5 落实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 |
| 5.6 恪守全面从严的治党理念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3）中国特色残联组织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及缘起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4.2 研究内容的拓展 |
| 1.4.3 研究观点的立异 |
| 第2章 中国特色残联组织功能研究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群团组织的概念界定 |
| 2.1.2 残联组织的概念界定 |
| 2.2 残联组织功能研究的思想渊源 |
| 2.2.1 理论契合:从中国慈善文化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
| 2.2.2 传统追溯:自古以来扶残助残实践活动的丰富传统 |
| 2.3 残联组织功能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论述 |
| 2.3.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相关论述 |
| 第3章 中国特色残联组织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3.1 残联组织的发展历程 |
| 3.1.1 残联组织成立的历史必然性 |
| 3.1.2 残联组织的组建成立 |
| 3.1.3 残联组织的发展历程 |
| 3.2 残联组织的发展现状 |
| 3.2.1 组织机构:纵向到底与横向到边 |
| 3.2.2 人力资源:选优配强与残健融合 |
| 3.2.3 组织运作:功能定位与业务进展 |
| 3.2.4 经费保障:稳定增长与多元投入 |
| 第4章 中国特色残联组织的功能及发挥实效 |
| 4.1 残联组织的功能与角色定位 |
| 4.1.1 残联组织的角色定位与基本属性 |
| 4.1.2 残联组织的功能定位特征 |
| 4.1.3 残联组织的功能定位优势 |
| 4.2 残联组织功能发挥实绩 |
| 4.2.1 代表:残疾人利益代表和权利代言 |
| 4.2.2 服务:政府服务社会服务与自我服务为一体 |
| 4.2.3 管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与自我管理相结合 |
| 第5章 中国特色残联组织功能发挥的机遇与挑战 |
| 5.1 残联组织功能提升的机遇 |
| 5.1.1 残疾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期待 |
| 5.1.2 残疾人事业领导体制改革的新形势 |
| 5.1.3 群团改革对残联组织发展的新要求 |
| 5.2 残联组织功能发挥的挑战 |
| 5.2.1 残联组织角色模糊导致功能定位偏差 |
| 5.2.2 残联组织属性配置导致功能行使失衡 |
| 5.2.3 残联组织的自主性匮乏导致功能运转低效 |
| 5.2.4 民间残疾人社会组织的竞争与合作 |
| 第6章 中国特色残联组织功能提升的对策建议 |
| 6.1 残联组织功能提升的转型目标 |
| 6.1.1 残联组织改革的基本原则 |
| 6.1.2 残联组织改革的目标要求 |
| 6.2 残联组织功能均衡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 6.2.1 两种既有的改革观点:行政化与非行政化 |
| 6.2.2 残联组织的可行改革路径:功能的均衡化发展 |
| 6.3 残联组织功能均衡化发展的改革举措 |
| 6.3.1 回归残疾人本位,增强代表性功能 |
| 6.3.2 以服务谋得实效,拓展服务性功能 |
| 6.3.3 聚焦事业发展主责,调适管理性职能 |
| 6.4 残联组织功能均衡化发展的制度保障 |
| 6.4.1 加强党和政府对残疾人工作的领导 |
| 6.4.2 培育残疾人组织积极作为的共治格局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的科研项目 |
（4）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历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其意义 |
| (一)回望与反思 |
| (二)目的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本体论研究 |
| (二)多学科探讨 |
| 三、研究方法和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大学教师共同体及其特征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共同体 |
| (二)大学教师共同体 |
| (三)社会责任 |
| 二、大学教师共同体的特征 |
| (一)自主性 |
| (二)权益共享 |
| (三)责任分担 |
| 第二章 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形成及历史使命 |
| 一、大学教师共同体产生的社会背景 |
| (一)手工业发展 |
| (二)城市的兴起 |
| (三)市民社会形成 |
| (四)教会的影响 |
| (五)行会的产生 |
| 二、同乡会 |
| (一)同乡会的诞生 |
| (二)同乡会的发展 |
| (三)同乡会的衰落 |
| 三、大学教师行会 |
| (一)大学教师行会的兴起 |
| (二)大学教师行会的成长 |
| (三)专业身份的巩固 |
| 四、中世纪教师行会的权利与责任 |
| (一)法律地位的形成 |
| (二)权利系统的构建 |
| (三)教师行会的责任 |
| 第三章 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承继与发展 |
| 一、近代西方高等教育社会背景 |
| (一)国家干预促使大学国家化 |
| (二)知识发展带来学科分化 |
| (三)社会环境导致发展异质化 |
| 二、教授委员会和学术评议会 |
| (一)教授委员会 |
| (二)学术评议会 |
| 三、学科共同体 |
| (一)学科共同体的形成 |
| (二)学科共同体的发展 |
| 四、承继与发展中的社会责任 |
| (一)制衡世俗权力 |
| (二)维护学术自由 |
| (三)服务社会需求 |
| 第四章 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发展趋向 |
| 一、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社会背景 |
| (一)国家与高等教育关系深刻变化 |
| (二)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影响大学治理 |
| (三)市场对高等教育调控日益凸显 |
| 二、大学教师评议会：大学传统的守护者 |
| (一)大学教师评议会面临的挑战 |
| (二)大学教师评议会的现实表现 |
| (三)在大学治理中彰显大学传统 |
| 三、大学教师联合会：教师利益的维护者 |
| (一)大学教师联合会的建立 |
| (二)维护学术自由与终身教职 |
| (三)推动和改进高校共同治理 |
| 四、大学教师学习共同体：专业成长的支持者 |
| (一)大学教师学习共同体的兴起 |
| (二)大学教师学习共同体的组织形式 |
| (三)大学教师学习共同体的作用 |
| 第五章 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对我国的启示 |
| 一、我国大学教师共同体的发展基础 |
| (一)清末民初：传统社会转型 |
| (二)民国时期：传统与现代并重 |
| (三)新中国成立后：工具理性凸显 |
| 二、我国大学教师共同体建构的几点设想 |
| (一)彰显学术自由,健全法律法规 |
| (二)规范学术秩序,守护精神家园 |
| (三)弘扬批判精神,探寻理想教育 |
| 结语 |
| 一、回顾与总结 |
| 二、后续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文学术着作(含译着) |
| 中文学术论文 |
| 中文学位论文 |
| 外文学术着作 |
| 外文学术论文(含学位论文) |
| 其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及其培育的概念界定与基本内容 |
| 2.1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及其培育的概念界定 |
| 2.1.1 价值观及核心价值观的含义 |
| 2.1.2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含义 |
| 2.1.3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含义 |
| 2.1.4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 2.2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
| 2.2.1 忠诚于党是灵魂 |
| 2.2.2 热爱人民是宗旨 |
| 2.2.3 报效国家是义务 |
| 2.2.4 献身使命是天职 |
| 2.2.5 崇尚荣誉是动力 |
| 第3章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溯源与理论基础 |
| 3.1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溯源 |
| 3.1.1 中国古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及其启示 |
| 3.1.2 西方古今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及其启示 |
| 3.2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基础 |
| 3.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思想 |
| 3.2.2 中共历届领导人对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贡献 |
| 第4章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 4.1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理论依据 |
| 4.1.1 政治学相关理论 |
| 4.1.2 传播学相关理论 |
| 4.1.3 教育学相关理论 |
| 4.1.4 管理学相关理论 |
| 4.2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依据 |
| 4.2.1 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的迫切需要 |
| 4.2.2 履行新时代我军历史使命的必然要求 |
| 4.2.3 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客观要求 |
| 4.2.4 实现官兵价值追求和全面发展的现实诉求 |
| 第5章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途径与方法 |
| 5.1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途径 |
| 5.1.1 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导，确保培育的方向性 |
| 5.1.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保证培育的科学性 |
| 5.1.3 以信息网络为平台，凸显培育的时代性 |
| 5.1.4 以理论灌输为主渠道，提高培育的实效性 |
| 5.1.5 以先进军营文化为载体，增强培育的渗透性 |
| 5.1.6 以养成教育为着力点，强化培育的实践性 |
| 5.2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方法 |
| 5.2.1 自我教育法 |
| 5.2.2 典型示范法 |
| 5.2.3 文化熏陶法 |
| 5.2.4 法规约束法 |
| 5.2.5 随机教育法 |
| 第6章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机制与规律 |
| 6.1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机制 |
| 6.1.1 学习教育机制 |
| 6.1.2 检查督导机制 |
| 6.1.3 考评激励机制 |
| 6.1.4 全面保障机制 |
| 6.2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规律 |
| 6.2.1 知、信、行辩证统一规律 |
| 6.2.2 内化与外化辩证统一规律 |
| 6.2.3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辩证统一规律 |
| 6.2.4 规范引导与自我建构辩证统一规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6）习近平团结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论文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 |
| (二) 学术界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习近平团结观的形成 |
| (一) 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
| 1.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国际背景 |
| 2.习近平团结观形成的国内背景 |
| (二) 习近平团结观的理论来源 |
| 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团结观 |
| 2.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团结观 |
| 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
| 二、习近平团结观的主要内容 |
| (一) 团结的重要性：“团结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强大力量” |
| 1.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 |
| 2.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 |
| (二) 党内团结：“加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团结” |
| 1.打铁还需自身硬 |
| 2.坚定理想信念 |
| 3.用铁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
| 4.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 5.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 |
| (三) 党群团结：“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
| 1.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 |
| 2.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
| 3.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
| (四) 民族团结：“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
| 1.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
| 2.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 |
| 3.做好民族地区的稳定工作 |
| 4.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
| 5.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
| 6.做好宗教工作 |
| 三、习近平团结观的特点及当代价值 |
| (一) 习近平团结观的特点 |
| 1.时代性 |
| 2.创新性 |
| 3.开放性 |
| (二) 习近平团结观的当代价值 |
| 1.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团结观 |
| 2.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3.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
| 4.为实现中国梦凝心聚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7）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史料来源 |
| 四、本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近世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与晚清民初大学校园发展历程 |
| 一、近世以来西人眼中的中国建筑 |
| 二、风格交错的晚清民初中国建筑及大学校园 |
| 三、“中国固有之形式”与国立大学校园建设 |
| 四、清末民初武汉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校园建设 |
| 第二章 国立武汉大学的组建与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 |
| 一、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到国立武汉大学 |
| 二、武汉大学新校舍的酝酿和建筑设备委员会的成立 |
| 三、珞珈山新校舍的选址过程 |
| 四、珞珈山新校址内的土地征收与纠纷 |
| 第三章 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及工程营造 |
| 一、建筑师开尔斯与珞珈山新校舍的建筑设计 |
| 二、汉协盛营造厂与新校舍一期工程 |
| 三、六合建筑公司与新校舍二期工程 |
| 第四章 珞珈山新校舍建设的经费来源与支出 |
| 一、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经费来源 |
| 二、珞珈山新校舍二期工程的经费筹措 |
| 三、对民国时期珞珈山校园建设经费收支的分析 |
| 第五章 珞珈山校园的建筑语汇和文化意涵 |
| 一、珞珈山校园的总体规划及空间布局 |
| 二、“南北”与“东西”:珞珈山校园的建筑风格 |
| 三、现代大学校园与复古建筑形式的折衷碰撞 |
| 第六章 藏修息游焉:湖山风景与校园生活 |
| 一、武昌东湖:由荒郊野泽走向近代风景游憩地 |
| 二、武汉大学与东湖风景区 |
| 三、民国时期珞珈山的校园生活 |
| 结语 |
| 附录一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地契信息统计表 |
| 附录二 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建筑一览表 |
| 附录三 民国时期珞咖山校园规划设计主要建筑工程师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科研成果 |
| 后记 |
（8）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学术关系的历史原像 ——一种基于文本的比较性诠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 论题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3. 论文的方法创新和观点创新 |
| 前言: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五重否定 |
| 一、“发生学观点的批判哲学”对思辨哲学的否定 |
| 二、人本学和自然学对神学的否定 |
| 三、经验主义对理性主义的否定 |
| 四、人的自然本质对人的精神本质的否定 |
| 五、“自然科学”对哲学的否定 |
| 第一章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初相遇 |
| 第一节 博士论文写作时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首次接触 |
| 1.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第一次相遇 |
| 2. 黑格尔哲学史着作: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共同理论出发点 |
| 3.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哲学史研究上的比较 |
| 第二节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初步熟悉 |
| 1. “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吗? |
| 2. “苦恼的疑问”与《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不期而遇 |
| 3.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差异 |
| 第二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初次运用 |
| 第一节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前因后果 |
| 1. 马克思何以选择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批判 |
| 2.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文本“缺失”之谜 |
| 3.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密切关注 |
| 第二节 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在政治批判中的运用 |
| 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颠倒过来”方法的运用 |
| 2. 《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 |
| 3. 《德法年鉴》时期费尔巴哈对恩格斯的影响 |
| 第三节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两种思想逻辑 |
| 1. “政治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世界观的第一次阐发 |
| 2. “政治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政治的”人道主义背后的隐性思想逻辑3. 一个没有兑现的“预告”背后的理论困境 |
| 3. 一个没有兑现的“预告”背后的理论困境 |
| 第三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方法论的全面运用 |
| 第一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理论支援背景 |
| 1.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逻辑要求是马克思进行“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最初起因 |
| 2. 法国、英国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着作的直接影响 |
| 3. 费尔巴哈的发现对马克思“国民经济学批判研究”的基础性作用 |
| 第二节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费尔巴哈哲学思想和方法论 |
| 1. 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背后的费尔巴哈“宗教异化”逻辑 |
| 2. 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点背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视野 |
| 3. 马克思透过费尔巴哈的“眼镜”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 |
| 第三节 “社会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世界观的第二次阐发 |
| 1.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第一次阐发 |
| 2. “社会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社会的”人道主义背后的隐性思想逻辑3. “哲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 |
| 3. “哲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起源 |
| 第四章 《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最后致敬 |
| 第一节 《神圣家族》的来龙去脉 |
| 1. 马克思就批判鲍威尔向费尔巴哈征求的意见 |
| 2. 《神圣家族》的写作和出版过程 |
| 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首次合作 |
|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结构秘密的揭露 |
| 1. 马克思对埃德加·鲍威尔的批判 |
| 2. 马克思对塞利加、布鲁诺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 |
| 3.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上的差异 |
| 第三节 “历史的”人道主义:马克思“现实人道主义”世界观的第三次阐发 |
| 1. “历史的”人道主义的最初亮相 |
| 2. “历史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次阐发 |
| 3. “群众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 |
| 第五章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整体扬弃 |
| 第一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理论支援背景 |
| 1. 《黑格尔现象学的结构》:一次承前启后的思索 |
| 2. 《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一次足以致命的攻击 |
| 3. “布鲁塞尔笔记”:一次研究经济学的强烈印象 |
|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 |
| 1.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前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演变 |
| 2.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实践”概念 |
| 第三节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二次阐发 |
| 1.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对“人本学”和“自然学”的扬弃 |
| 2. “实践的”认识方法对“感性直观”的认识方法的超越 |
| 3. 人的“社会的”“实践”本质对人的“自然的”“类”本质的颠覆 |
| 4. “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再定位 |
| 第六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期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全面超越 |
| 第一节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和文本结构 |
| 1.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 |
| 2.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结构 |
| 第二节 “圣麦克斯”章:马克思对施蒂纳的彻底批判 |
| 1. 马克思何以要不厌其烦地抨击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 |
| 2. 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三次阐发 |
| 3. “圣麦克斯”章:“唯物史观”在多个领域的初步运用 |
| 第三节 “费尔巴哈”章: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多重正面阐述 |
| 1.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第一重阐述 |
| 2.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第二重阐述 |
| 3. 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第三重阐述 |
| 4.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第三次阐发 |
| 第四节 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逐渐形成 |
| 1.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初步批判 |
| 2.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逐渐厘清 |
| 第七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 |
| 第一节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各自的理论进路 |
| 1. 费尔巴哈的理论进路 |
| 2. 走出费尔巴哈阴影的马克思 |
| 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逆袭 |
| 第二节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联系与差别 |
| 1.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联系 |
| 2. 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人本学的差别 |
| 结束语: 卡尔·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的终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1.2 先期研究综述 |
| 1.3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初露头角：留美学生与“学衡派”的发轫 |
| 2.1 “学衡派”成员与传统人文教育 |
| 2.1.1 晚清教育改革与文教之存续 |
| 2.1.2 “学衡派”主要成员早期教育经历概述 |
| 2.1.3 梅光迪早期教育经历 |
| 2.1.4 吴宓早期教育经历 |
| 2.2 留美学生与“两种文化” |
| 2.2.1 中国学生留美情形概述 |
| 2.2.2 科学之学 |
| 2.2.3 人文之学 |
| 2.3 梅光迪、吴宓等人在哈佛大学 |
| 2.3.1 文学积淀与文化情怀：梅光迪在哈佛大学 |
| 2.3.2 融会中西,贯通文史：吴宓与哈佛大学 |
| 2.3.3 “学衡派”其他成员及盟友在哈佛大学 |
| 3 风云际会：“学衡派”与东南大学 |
| 3.1 东南大学与20世纪20年代高等教育格局 |
| 3.1.1 20世纪2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格局 |
| 3.1.2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
| 3.1.3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的崛起 |
| 3.2 《学衡》的创刊与“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1 《学衡》的创刊及其背景 |
| 3.2.2 “学衡派”的教育主张 |
| 3.2.3 《学衡》在教育界的影响 |
| 3.3 “学衡派”与东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3.3.1 力秉中枢——刘伯明 |
| 3.3.2 旧学领袖——柳诒徵 |
| 3.3.3 援西入中——梅光迪、吴宓 |
| 3.4 东南大学风潮与“学衡派”的困境 |
| 3.4.1 “学衡派”的内忧外患 |
| 3.4.2 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 |
| 4 群英散落：“学衡派”的分流与重组 |
| 4.1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 |
| 4.1.1 “学衡派”重聚东北大学 |
| 4.1.2 “学衡派”与东北大学的人文教育 |
| 4.1.3 东北大学困局与“学衡派”的离去 |
| 4.2 吴宓与清华大学 |
| 4.2.1 吴宓转赴清华始末 |
| 4.2.2 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 |
| 4.2.3 吴宓与清华大学外文系 |
| 4.2.4 个案分析：“文学与人生” |
| 4.3 中央大学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1 中央大学变局与罗家伦的上任 |
| 4.3.2 南北学风分合与“学衡派”的重组 |
| 4.3.3 《国风》及其文化、教育主张 |
| 5 东山再起：“学衡派”与浙江大学 |
| 5.1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及其动因 |
| 5.1.1 浙江大学沿革 |
| 5.1.2 “学衡派”的阵地转移 |
| 5.1.3 从东大到浙大：人文精神的传承 |
| 5.2 “学衡派”与浙江大学的人文教育 |
| 5.2.1 培育通才：梅光迪与浙江大学文学院 |
| 5.2.2 力倡文言：郭斌龢与浙江大学国文系 |
| 5.2.3 史地合一：张其昀与浙江大学史地系 |
| 5.3 “学衡派”与抗战后方学术圈 |
| 5.3.1 从《国命旬刊》到《思想与时代》 |
| 5.3.2 同声相应：着名学者的讲学活动 |
| 5.3.3 浙大文学院与新派人物 |
| 6 别求新声：胡先骕与中正大学 |
| 6.1 中正大学的创办与胡先骕的上任 |
| 6.1.1 “政教合一”理念与中正大学的创办 |
| 6.1.2 胡先骕执掌中正大学始末 |
| 6.2 文化与政治之间：胡先骕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
| 6.2.1 胡先骕的办学理想与现实处境 |
| 6.2.2 胡先骕的办学实践 |
| 6.2.3 个案分析：文史系的办学活动 |
| 6.3 “《民国日报》事件”与胡先骕的办学困境 |
| 6.3.1 冲突初起：话剧义演风波 |
| 6.3.2 捣毁民国日报社及其影响 |
| 6.3.3 胡先骕的两难处境 |
| 7 曲终人散：“学衡派”的谢幕 |
| 7.1 萧墙之内：“学衡派”的隐忧 |
| 7.2 梅光迪病逝与“学衡派”的再度分裂 |
| 7.3 “学衡派”与武汉大学 |
| 8 结语 |
| 8.1 “学衡派”的人文教育理念剖析 |
| 8.2 “学衡派”与中西人文教育传统 |
| 8.3 “学衡派”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政治、文化语境 |
| 8.4 “学衡派”的教育成就与局限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基本理论 |
| 1.2.1 研究现状 |
| 1.2.2 基本理论 |
| 1.3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基本思想的形成、丰富与发展 |
| 2.1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提出 |
| 2.1.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背景 |
| 2.1.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论述 |
| 2.2 “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 |
| 2.2.1 党在探索正确的政治路线中进行自身建设 |
| 2.2.2 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依赖于党的思想路线建设 |
| 2.3 “思想路线”与党的建设 |
| 2.3.1 创立科学的思想路线,是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
| 2.3.2 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原则方法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确立 |
| 3.1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创 |
| 3.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础的确立 |
| 3.1.2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 |
|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党的政治路线 |
| 3.2.1 在“解放思想”中认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
| 3.2.2 在“解放思想”中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 3.3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初步确立 |
| 3.3.1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学习观的确立 |
| 3.3.2 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举措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丰富 |
| 4.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党的建设 |
| 4.1.1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立的思想基础 |
| 4.1.2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任务的提出 |
| 4.2 “执政党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 |
| 4.2.1 在“与时俱进”中认清“建设什么样的党” |
| 4.2.2 在“与时俱进”中回答“怎样建设党” |
| 4.3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丰富 |
| 4.3.1 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三个着力点 |
| 4.3.2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的实践探索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胡锦涛与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成熟 |
| 5.1 科学发展观与党的建设 |
| 5.1.1 科学发展观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要求 |
| 5.1.2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
| 5.2 “科学发展”与党的政治路线 |
| 5.2.1 在“求真务实”中认清“什么样的发展” |
| 5.2.2 在“求真务实”中回答“怎样实现发展” |
| 5.3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的成熟 |
| 5.3.1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思想体系的形成 |
| 5.3.2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实践活动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建设学习型政党铸就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科研成果 |
四、贯彻落实“一封信”确立新训高起点（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事司法的数字化变革与重塑[D]. 戴曙. 华东政法大学, 2021
- [2]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正定孕育研究[D]. 尹爽.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 [3]中国特色残联组织功能研究[D]. 于娣.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1)
- [4]西方大学教师共同体历史发展研究[D]. 张国强. 山东师范大学, 2018(01)
- [5]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D]. 王铮.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6]习近平团结观研究[D]. 贾丰欣.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7]国民政府时期的国立大学新校园建设 ——以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园为中心[D]. 刘文祥. 武汉大学, 2017(06)
- [8]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学术关系的历史原像 ——一种基于文本的比较性诠释[D]. 陈中奇. 南京大学, 2016(05)
- [9]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学衡派” ——以其人文教育思想和实践为研究中心[D]. 朱鲜峰. 浙江大学, 2016(05)
- [10]中国共产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回顾与思考[D]. 崔克锐. 西南交通大学, 201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