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碧玉[1]2003年在《陕西省煤炭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文中提出陕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煤炭工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而煤炭市场经济运行质量好坏的最直接体现就是煤炭资源的供需平衡状况，所以通过陕西省煤炭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正确预测出陕西省煤炭资源的需求发展趋势，合理分析陕西省煤炭市场供需平衡关系就成为陕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本文主要运用投入产出分析理论以及根据煤炭工业本身的特点，编制出以数学符号表示的煤炭资源投入产出表，并根据此投入产出表建立煤炭资源的投入产出数学模型，推导出包含煤炭资源部门及污染处理部门情况下的完全需要系数矩阵ω，从而得出煤炭资源需求预测的一般模型。结合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课题“陕西省煤炭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作者以2001年数据资料为依据，编制出陕西省2001年煤炭资源投入产出表，建立陕西省2001年煤炭资源投入产出数学模型。从而得出陕西省煤炭资源需求预测的基础模型，利用该模型，对陕西省未来2005年、2010年、2015年的煤炭总需求量进行预测，从而对陕西省未来的煤炭资源供需趋势进行分析与预测，其预测结论如下：2005年陕西省煤炭资源供需状况从整体上看还是供过于求；但是，2010年陕西省煤炭资源供需状况从总体上看将会是供不应求；2015年供不应求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改善。而且陕西省未来煤炭市场需求量与供应量虽均呈上升趋势，但需求量的增长幅度比供应量的增长幅度明显要大，所以今后陕西省煤炭供应趋势将趋于紧张。并在此模型基础上进行陕西省煤炭资源行业关联分析，对省内主要耗煤行业未来2005年、2010年、2015年煤炭需求量进行预测。根据预测分析结果，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寻找影响陕西省煤炭供需平衡的因素，并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改善陕西省煤炭供需平衡状况的对策，从而为研究陕西省煤炭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参考，最终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袁碧玉, 姚裕春[2]2004年在《陕西省煤炭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文中认为应用作者建立的投入产出模型 ,根据陕西省 2 0 0 1年煤炭资源情况对陕西省未来的煤炭供需平衡状况进行了预测与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对陕西省主要耗煤行业煤炭需求量进行了预测。最后根据投入产出模型预测出的未来污染部门污染物总排放量 ,分析了煤炭资源对环境造成的威胁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袁碧玉, 姚裕春[3]2004年在《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煤炭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分析了目前煤炭资源需求预测方法及存在的问题,在投入产出分析原理的基础上编制出一个适合煤炭需求预测的投入产出表,并建立了数学模型,根据模型得出包含煤炭资源部门及污染处理部门的完全需要系数矩阵,即扩展的列昂惕夫逆矩阵。
王保忠[4]2014年在《中国能源富集区低碳转型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十二五”规划开始,我国进入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深刻变革期。“十二五”规划指出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支撑。然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就突出,资源环境的约束日愈强化,制约发展的各种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重道远。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各地区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艰巨任务,但转型发展的压力仍存在显着的差异。能源资源富集地区作为一类特殊的资源型区域,既面临着继续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安全,又要实现区域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双重任务。能源富集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持续发展、低碳转型刻不容缓,任务尤其艰巨。本文针对能源富集区晋、陕、蒙叁省区低碳转型发展问题,做出如下几方面努力：1.本文考虑了我国能源富集区形成的特殊历史过程,深入分析了这类区域转型发展面临的特殊问题,并论证了能源富集区率先低碳转型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本文以能源富集区存在的特殊问题为基础,提出能源富集区率先低碳转型发展的观点,拓展了现有低碳研究的立论视域。这一观点无疑会受到很多挑战,但本文尝试从能源富集区低碳转型的必要性、特殊性、可行性及节能减排的“倒逼机制”等方面给出更合理更科学的解释和理论支撑。2.从“资源诅咒”、民生发展、低碳水平叁个方面对能源富集区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叁重检验。资源诅咒主要考察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民生发展考察资源红利是否有效转化为民生成果,是否惠及广大民众的问题；而低碳水平则主要考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旨在判断经济增长造成的生态和环境问题,通过这叁个方面的检验就可以大致判断能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质量高低。这一研究思路简洁新颖,虽与国内一般研究经济发展质量的文献思路并不一致,但这叁个方面具有较强的内在逻辑递进关系,针对能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估和检验有很强的说服力。3.基于能源和环境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能源富集区叁省区工业分行业进行了增长核算分析。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或不正确处置环境污染变量,会对能源富集区工业发展方式转变形成相当乐观的结论,即工业发展总体上已经实现集约型转变,TFP已经成为驱动工业增长的第一动力。然而这种乐观结论与使用的研究分析方法密切相关,尽管从后续研究表明这种乐观判断存在偏误,但是增长核算仍揭示了其他一些重要结论：(1)能源重化工业行业对能源富集区工业全行业TFP增长作出的贡献占到绝对的主导地位,这说明高投资、高能耗、高排放的能源重化工业行业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技术进步,并隐含了能源富集区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已经具有相应的产业基础。(2)高新技术行业对工业全行业增长的贡献仅次于传统的能源重化工业行业,这表明加快现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应在行业规模和效率方面着力提升,将有助于能源富集区产业结构多样化,有助于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低碳可持续发展方式尽快转变。4.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和低碳规制的行为分析模型对能源富集的区域经济低碳转型进行了测度。关于增长核算的分析,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国别及一国宏观层面进行总量增长研究,而很少有针对特定区域或省区的研究。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区域层面的投入产出数据的获取比较难,特别是资本存量的数据需要采用专门方法进行估算,同时又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都加大了数据获取的难度和精度。本文尝试构建了能源富集区叁省区增长核算所需的工业37个分行业的1990-2011年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库,通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表明,能源富集区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远未实现,低碳转型进程任重而道远。这说明不考察或不正确处置环境污染变量的传统模型会显着高估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会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估形成有偏的或错误的结论。通过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增长分析,也得到了比总量生产函数更为细致而丰富的研究结果,这为能源富集区的工业低碳转型提供了更为精确的实证依据。能源富集区的工业增长依靠资本和能源驱动的粗放型增长特征依然显着。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叶,这一区域能源排放密集型的重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增长出现了优于轻工业的结果,出现了工业发展的“绿色生产力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再次出现了重化工业化现象,本文认为这对能源富集区有着特殊的意义：一方面,从经济的需求和供给角度看,中国再度重化工业化现象背后是对能源及重化工业产品的强劲需求,这为能源富集区的工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通过满足这些市场需求,能源富集区的经济总量将会快速提升,经济将会保持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从能源富集区经济发展质量和低碳转型的角度看,再度重化工业化现象无疑会加大低碳转型的难度。但是,在国际、国内低碳发展的刚性指标约束下,以及能源富集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要求下,会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倒逼机制”,迫使能源富集区在经济适度增长的前提下,尽快实现工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和低碳转型。5.通过对能源富集区工业分行业的增长核算分析,对“资源诅咒”的解释获得了一些新的视角。本文对能源富集区工业37个分行业增长贡献的研究表明,传统的依赖资源的重工业对轻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有显着的“荷兰病”效应和“挤出效应”,表明在资源型省区的工业发展中,“资源诅咒”的风险的确存在。这种从分行业内部得到的解释依据,在现有“资源诅咒”的文献中很少见到,主要原因在于已有相关研究大多采用了总量生产函数构建模型,因此难以深入工业分行业的内部去考察更为细致和丰富的诅咒形成的具体表象和机制。总之,能源富集区经济低碳转型发展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只有当全要素生产率的产出贡献大于投入要素的纯数量贡献并且保持持续增加,经济发展方式才会发生根本转变,低碳转型才会实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路径主要包括调整经济结构和加快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等。当然,这些路径需要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政策支撑,诸如投资体制改革、就业、保障和民生、土地流转改革,节能减排规制改革等,也包括各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其中,严格的节能减排规制可谓一剂苦口的良药,短期内会给能源富集区的经济增长带来阵痛,而长远看则会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根本转型。节能减排已经成为能源富集区发展方式转变与低碳转型的一种有效的“倒逼机制”,它能够倒逼经济结构调整,能够催生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也将促进能效和环境效率的提高。
张文彬[5]2012年在《陕西省能源产业经济溢出效应分析》文中指出长期以来，能源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能源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对能源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尝试从新的视角即经济溢出的角度研究能源产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的重点就是能源产业的经济溢出效应。陕西省拥有丰富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能源产业的发展对陕西省经济的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能源产业已被陕西省确立为八大支柱型产业之一。能源产业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会通过各种途径对国民经济的其他各个部门的发展产生间接的经济溢出效应。本文首先通过两部门分析法和投入产出分析法两种方法对陕西省能源产业部门的经济溢出效应进行了测度。通过两部门经济分析法，本文得到能源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为1.831，其对非能源产业部门的经济溢出系数为0.339。通过投入产出表对能源产业各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分析可知：除能源产业各部门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影响力系数大于均值，能够对其他产业的发展起到溢出效应外；其他能源部门的影响力系数均小于平均水平，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较小。从感应度系数来看，能源产业对其他各个部门的感应度系数除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外远远大于均值，排在前叁位的为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业和选洗业以及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其感应度系数均大于2，这表明其他产业对这叁个产业的依赖性较大，其发展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制约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发展。通过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的分析可知，煤炭开采业和选洗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叁个部门的产品大多用于中间消费即生产消费；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的产品大多用于生活消费；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对上游产业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煤炭开采业和选洗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对上游产业的带动能力较强。从劳动生产率来看，能源产业五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系数较大，均远远高于其他产业部门，表明对能源产业各部门加大投入能够增强能源产业的产出，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文章最后对能源产业的溢出效应从生产发展及其规模扩大、新产业发展、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及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能源产业的经济溢出途径进行了分析，在研究分析基础上对陕西省能源产业的发展提出有力的政策建议。
刘娟[6]2012年在《煤炭资源主导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阅读整理的基础上，就我国煤炭资源主导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为我国以煤炭为代表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产业，在“规模化”“基地化”的政策导向和产业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问题，提供决策的理论参考。全文主要围绕四个逻辑问题逐层展开。第一，煤炭资源型产业在我国市场环境下走集群发展的发展道路是否可行，即“能不能集群”的问题。本文在第3章中首先通过空间基尼系数的测算，证明我国煤炭资源型产业已经具备了围绕主导产业链的企业集聚条件，但相关产业和组织的融入和配套还不成熟，产业网络还不完善；然后通过实证数据分析煤炭产业区位集中度和产业利润绩效、安全绩效、技术绩效的关系，证明煤炭企业通过空间集聚行为可以提高产业的绩效水平；最后通过测算我国煤炭产业的行业集中率，分析其发展趋势，得出提高行业集中度可以提高煤炭产业经济效益水平的结论。综上，我国煤炭产业选择集群化的发展之路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具备一定的可行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轮轴式集群形态是适合我国煤炭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基本模式。第二，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算是煤炭资源型产业集群，即“是不是集群”的问题。本文在第4章中将煤炭资源型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条件分为构成条件和发展条件。构成条件在Michael E. Porter“钻石体系”模型的基础上，具体考虑煤炭产业在我国集群发展的特殊属性，进行了“政府参与要素”和“技术创新与产业接续要素”的修正。发展条件是集群要比群外主体对各种资源拥有更大的吸引力。本文借用物理场的概念构建了集群场引力的测度方法，并对我国具备煤炭产业集群化发展构成条件的典型区域进行了集群场引力的测度。并基于经济效率视角，对目前我国主要的煤炭产业区的集群化条件进行比较和评价。从样本的地域分布来看，围绕我国黄河流域，以河套沿线及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区域集群化发展条件较为成熟，东北和长江流域尚显不足。第叁，煤炭资源型产业集群是按照怎样的演化规律和动力机制形成并持续发展的，即“集群是怎样生成”的问题。煤炭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演化过程取决于变量N（集群企业数量）和K （集群所在区域能够容纳的最大企业数量）的关系变化。集聚优势的发挥和核心能力的培育将最终将决定整个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和发展轨迹。按照不同的比较优势将煤炭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资源优势阶段、集聚优势阶段和产业优势阶段，各阶段的构成要素、集群动力和发展途径各不相同。第四，煤炭资源型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有效路径应该是怎样的，即“如何有效集群”的问题。煤炭资源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包括点发展和链发展两条主体路径，分别表现为发挥轴心作用的大型煤炭企业的发展和依托煤炭资源而弱化煤炭依赖的产业链扩展。点发展的研究以经济模型理论推导为主，提取了影响核心企业经济增长的要素，即投资数量和比例、无形资产的价值、技术创新的水平和煤炭资源投入的速度，其中以投资率和技术增长率的影响作用更为显着，但前者的作用是短期的、外部的，而后者是长期的、内源的。链发展的研究基于复杂网络方法，在对比我国煤炭产业链构成现状与优化发展思路的基础上，设计了煤炭产业集群核心产业链抽取和最优路径搜寻的算法规则。在理论研究之后，本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集群场空间函数的拟合，选择优势集群区域内，集群场梯度向量在极值点上增长率最快的空间范围，即西北煤炭优势集聚区域内，以鄂尔多斯为核心的内蒙古西南部地区为研究样本，通过系统动力学建模等研究方法，对上述四个理论问题的研究结论进行了验证。最后，本文就我国煤炭产业的集群化问题提出了几点发展思路：（1）我国煤炭资源主导型产业的发展应该注重区位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的提高，换句话说，就是要加强围绕资源的产业集聚和核心煤炭企业的发展，形成寡头竞争市场性质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形态。（2）煤炭资源主导型产业集群的培育要特别重视两个问题：一是集群产业模式正面效应的发挥，二是集群创新能力的培养。（3）政府或者企业主体在对煤炭资源主导型产业集聚区域进行规模扩张或产业投资决策时，应该根据对该区域集群化条件状况的判断或集群所处产业阶段的特点，有选择、有重点、有顺序的进行。在区域选择上，应优先考虑优势区域（黄河河套腹地）和可行区域（黄河河套中下游）；在产业链投资上，在资源优势阶段和集聚优势阶段时，选择深度最优路径上的节点进行扶植；在产业优势阶段时，选择广度最优路径上的节点进行扶植。（4）集群环境下对核心煤炭企业的培育关键要从四个要素入手，即投资、无形资产、技术创新和煤炭资源投入。从长远来看，提高对煤炭产业集群的研发投资和非煤产业投资，选择以技术驱动和多元化经营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路径才是集群实现有效发展、优化升级的最优路径。按照以上集群发展思路，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郑鑫明[7]2013年在《基于循环经济的陕西煤炭产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陕西更是煤炭资源大省，煤炭资源储量居全国第叁位。在过去的发展中，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煤炭开采的力度不断加大，不合理的开采与利用，使得煤炭产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煤炭产业无疑对陕西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却片面的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不断加剧。如何搞好陕西煤炭产业，保持陕西经济稳定健康的发展，是陕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新产物，是陕西煤炭产业突破发展瓶颈的唯一出路。本文从循环经济与产业经济的基本理论出发，在研究和分析国内外循环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将循环经济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针对陕西煤炭产业资源利用率低，产业链不完整，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生态破坏严重等突出问题，得到陕西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并依据陕西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势，提出打造陕西煤炭产业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发展模式，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来延长煤炭产业的产业链，在加强对煤炭深加工的同时，将其废弃物与伴生物作为产业链上其他企业的生产原料，降低整个产业链上企业的成本，减少外部环境对企业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实现经济，环境，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最后从经济，政府职能，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了陕西煤炭产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相应发展对策。
卢迪[8]2018年在《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能源供给侧改革,煤炭去产能的不断推进,煤炭产业结构优化成为能源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煤炭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建设科学布局、高效畅通、协调配套、节能环保的煤炭物流发展战略方针。受到煤炭资源禀赋分布的影响,煤炭生产中心和煤炭消费中心分离错位,造成我国煤炭呈现“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长距离、高成本运输格局。因此,研究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不仅是煤炭富集区煤炭产业发展突破发展困境的迫切需要和适应经济新常态能源经济改革的重要路径,更是加快现代化煤炭物流体系建设的保证。本文以煤炭富集区为研究对象,以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为研究问题,从我国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现状出发,依据区域产业物流、产业效率等相关理论,界定了煤炭富集区和煤炭物流效率的概念和内涵;立足于当前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发展现状和问题,基于我国12个主要煤炭产区2011-2015年相关数据,运用DEA中CCR和BCC模型,构建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评价模型,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规模报酬和投影分析五个方面深入分析煤炭富集区五省区的煤炭物流效率。主要内容有:(1)根据煤炭富集区的界定,选取山西、陕西、内蒙古、贵州、新疆作为代表,分析了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的现状和问题。(2)运用BCC和CCR模型测算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纵向分析效率变动,探究煤炭物流效率现状及趋势;横向比较分析五省区煤炭物流效率,以便更客观公正评价各省区煤炭物流效率并分析存在产距的原因。(3)根据效率分析结果,选择煤炭富集区五省区2011-2015年物流区位商、产业结构、信息化水平、人力资源投入、和经济发展水平5个基本因素作为变量,采用Tobit计量经济模型从更深层次剖析以上因素对煤炭物流效率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1)山西和内蒙古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都处于较高水平,陕西、新疆低于整体平均水平;贵州综合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水居中,但规模效率水平最低;规模报酬方面,山西和内蒙古规模适中,贵州和新疆可适当扩大规模,陕西规模不适合扩大;投影分析表明相对于山西省其余四省区都有投入冗余。(2)区位优势、产业结构、人力资源投入、信息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与煤炭物流效率呈正相关,影响程度相关性系数为:0.182163、0.040689、0.002556、0.001665、0.001355。本文着眼中国整个煤炭市场,首次将煤炭富集区作为研究对象,并兼顾煤炭其它主要产区,力求结果测算可靠,分析全面、现实、有效;通过对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进行全面评价分析,并测算相关影响因素对煤炭物流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而为提高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提出科学的针对性建议,对于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的合理规划和煤炭产业链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煤炭富集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的依据。
刘丹[9]2015年在《陕西省煤炭产业关联度分析》文中认为从煤炭产业与陕西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系和内在结构着眼,利用陕西省2007年42x42部门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中的数据,借助Excel、MATLAB数据分析软件,运用投入产出模型以陕西煤炭产业为例,定量地分析了煤炭产业与其相关产业的关联度,进而提出了促进陕西省煤炭产业与其相关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袁碧玉, 姚裕春, 王一雯[10]2003年在《陕西省煤炭资源关联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运用陕西省煤炭资源的投入产出模型 ,对陕西省未来的煤炭需求状况及煤炭资源供需关系进行预测与分析 ,进而分析其供需不平衡的原因 ,并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提出了改善陕西省煤炭资源供需平衡状况的相应对策与建议
参考文献：
[1]. 陕西省煤炭资源投入产出分析[D]. 袁碧玉. 西安科技大学. 2003
[2]. 陕西省煤炭资源投入产出分析[J]. 袁碧玉, 姚裕春. 陕西煤炭. 2004
[3].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煤炭资源投入产出分析[J]. 袁碧玉, 姚裕春. 能源技术与管理. 2004
[4]. 中国能源富集区低碳转型发展研究[D]. 王保忠.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5]. 陕西省能源产业经济溢出效应分析[D]. 张文彬. 西安财经学院. 2012
[6]. 煤炭资源主导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研究[D]. 刘娟. 中国矿业大学. 2012
[7]. 基于循环经济的陕西煤炭产业发展对策研究[D]. 郑鑫明. 西安科技大学. 2013
[8]. 煤炭富集区煤炭物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卢迪. 太原理工大学. 2018
[9]. 陕西省煤炭产业关联度分析[J]. 刘丹. 商. 2015
[10]. 陕西省煤炭资源关联分析[J]. 袁碧玉, 姚裕春, 王一雯. 陕西煤炭.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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