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勇[1]2004年在《宋代奢侈禁令与奢侈消费》文中研究表明封建社会中少数阶层的奢侈消费与广大下层民众仅可维持生计的必要消费相比，二者呈现出巨大的反差。这些主要建立于剥削基础之上的奢侈消费由于浪费物质资源，导致家庭贫困，败坏社会风气，引发阶级矛盾等负面效应，理应遭到人们的谴责。但这样的观点只是认识到了问题的一面。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封建社会中的奢侈消费?这需要我们作具体的历史分析。 唐宋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奢侈消费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本文选取宋代的奢侈禁令与奢侈消费，作为具体研究的对象。 通过对宋代政府所颁行的奢侈禁令的整体考察，以及对在禁令中占有近叁分之一比例的销金禁令的个案解析，可知宋代奢侈禁令具有总体数量庞大，涉及领域广泛，具体条款详尽，惩处手段严厉等诸多特点。但终宋一朝，这些禁令却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宋代社会中各个领域的奢侈消费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点。另外，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风俗习惯的具体不同，宋代奢侈消费在时空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造成宋代社会出现“禁令屡颁，奢侈依然”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宋代奢侈消费与前代相比所发生的诸多重要变化。其突出表现在一方面，奢侈消费主体的阶层范围较前代相比有明显扩大，呈现出大众化特征；另一方面，和前代奢侈消费主要是依靠对贡赋的实物消费和庄园的自给自足不同，宋代的奢侈消费通过市场实现的比重明显上升，呈现出市场化特征。在以上两方面的基础上，宋代的消费制度开始发生由等级消费秩序向财富消费秩序的重要转变。奢侈消费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正是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生产方式与阶级力量发生重大改变的必然结果。奢侈消费形成的有效需求也对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激励机制的改善和社会就业的扩大等也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当奢侈消费超出了一定限度后其消极作用就将明显地表现出来。
谢婧[2]2010年在《唐宋“禁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禁令”是指封建政府在某一时期内针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因时因地制宜所颁发的一系列设禁止行的政令规定以及封建成文法典里偶有涉及的有关设禁立禁的法律条文。它虽然不完全是以正式稳定的法律形式出现,但却有着成文法典相同的法律效力。目前学界多偏重于对封建成文法典的研究探讨,而对“禁令”这一政令规定的研究略显单薄。本文试从“禁令”这一视角,探讨它在唐宋两朝对民众婚姻、饮食、服饰等方面的影响。这不仅可以弥补学界对唐宋成文法典研究之不足,而且还可以丰富学界对唐宋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本文分四章来论述唐宋时期的婚姻、饮食、服饰“禁令”。在绪论部分,简要阐释选择唐宋“禁令”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意义以及目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动态。第一章唐宋“禁令”基本概况,通过对“禁令”概念的界定,分析“禁令”的特点与功能,最后对唐宋时期“禁令”的内容及分类进行考释分析。第二章唐宋时期的婚姻“禁令”,本章主要从血亲婚姻、等级婚姻、宗教与民族婚姻等方面内容入手,阐述分析唐宋婚姻“禁令”的具体表现。第叁章唐宋时期的饮食“禁令”,主要以社会饮酒活动或酒事行为以及与民俗节日相关的饮食为例,分析考察唐宋“禁令”在日常饮食生活中的诸种现象。第四章唐宋时期的服饰“禁令”,通过对服饰颜色、服饰材质、服装款式尺寸、服装佩饰等相关内容的阐述,对唐宋时期的服饰“禁令”作一个系统的考释和分析。文章最后部分为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形成相关结论。
任立鹏[3]2011年在《唐代宫廷消费问题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费活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之一。消费在社会生产中既是终点,同时也是新的起点。研究消费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消费活动、消费现象进行探寻与分析,则可为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内需不足、居民消费增长缓慢的问题提供可贵的借鉴。唐代宫廷消费的内容十分丰富,大体包含了物质性消费(衣食住行、婚嫁、丧葬)和精神文化性消费(宗教信仰、休闲娱乐)两大方面。总的来看,宫廷的日常消费由多个官方机构共同负责,并形成严密的管理制度,其所能享受到的消费资料来源多途、质量上乘、数量充裕,而精神文化性消费在宫廷的消费结构中占有较突出的位置,它是以一定的物质性消费为基础的。宫廷消费具有如下特点：皇帝在宫廷消费中居于主导性,享有优先权,这是由皇帝的身份特殊性决定的；宫廷中的人力消费异常突出,它既是宫廷上层的劳务性消费,同时也是宫中仆役人员的生存性、物质性消费；无论是物质性消费还是精神文化性消费,宫廷贵族均以消费舶来品为荣,这表现出外来文化对其消费观念的影响性；宫廷消费与市场的联系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地增强。宫廷的奢侈性消费并非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身经过了叁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演变,唐代中后期宫廷消费的日趋奢侈,同宫廷上层人员收入的增加、宫廷规模的扩展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因素不无联系。为此,统治者也采取过种种禁奢措施,但最终归于失败。唐代宫廷消费对国家财政、市场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代国库体制的转变,而“宫市”的出现无疑反映出宫廷消费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增加。此外,它还引导了当时社会的消费流行。对于宫廷的奢侈性消费所产生的影响,我们既要看到它有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的消极面,又要看到它也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性因素。
柴勇, 邵育欣[4]2018年在《中国古代的奢侈禁令及其执行情况》文中提出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历代统治者出台了数量庞大的奢侈禁令。奢侈禁令的禁止范围几乎涵盖了奢侈消费的全部领域,禁止内容也规定得十分具体详尽。但历代奢侈禁令的执行效果却大多差强人意。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封建等级制度无法突破自身局限性、奢侈禁令的执行措施和监督机制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奢侈禁令的禁止内容脱离实际等方面。
柴勇[5]2008年在《从宋代奢侈消费新特征看中国古代消费制度的转变》文中指出宋代奢侈消费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系列总体性变化,呈现出奢侈消费主体范围明显扩大的大众化特征和奢侈消费品的市场来源比重明显上升的市场化特征。透过宋代奢侈消费所呈现的新特征,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消费制度开始发生了由等级消费秩序向财富消费秩序的重要转变。宋代消费领域的一系列变化,正是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生产方式与阶级力量发生重大改变的必然结果。
秦开凤[6]2009年在《宋代文化消费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文化消费主要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消费精神文化类产品和精神文化性服务的行为,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形式。宋代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快速发展的社会,文化消费已经成为社会消费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对此已多有关注,但因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的不同,文化消费领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仍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比如把文化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或者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行为,从这一视角对宋代文化消费进行研究的还很少。而且,迄今为止,对宋代文化消费进行专门系统的研究基本没有,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如宋代文化消费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每一类文化产品或服务有哪些消费者参与?各个消费者的具体消费过程如何?每一类文化产品或服务又有什么价格表现?受哪些因素制约?其消费特点如何?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就整体宋代文化消费而言所占地位如何?呈现什么特点?它对宋代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这些问题的引导下,本文从经济史的角度,以文化消费的内容为线索,文化消费的主体即消费者为切入点,着眼于具体的消费过程,钩稽史料,试图对宋代文化消费有一个整体系统的把握。本文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首先对文化消费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廓清；其次对宋代文化消费领域的研究现状作了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又对选题的意义、论文的研究对象、结构及创新之处等做了简要说明。第二、叁、四、五部分是论文的正文部分,分别从消费的角度对宋代的文化教育消费、休闲娱乐消费、宗教信仰消费以及艺术品消费等四大类逐一进行专题性质的研究。第一章,通过对笔墨纸砚、书籍及求学教育发展消费叁个方面阐述了宋代文化教育消费。作为主要的文化用品,宋代笔墨纸砚的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呈现量大、面广及费用多的特点；在巨大需求的刺激下,不仅生产具有了产区化、品牌化的特征,而且出现了多种促销方法；同时,市场上的产品良莠不齐,价格也相差悬殊,这与产品质量、供求关系及主体偏好有关。对于书籍消费,不仅有大量的藏书购书行为,还有抄书、刻书和兴建藏书楼等一系列围绕书籍消费的其他相关消费。求学教育发展消费也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开支,其主要用在学费、助学费及参加科举考试的相关费用上。第二章,通过对色情消费、看戏消费、旅游消费及赌博消费的研究对宋代休闲娱乐消费作了较全面的解读。色情消费主要体现在买妾、蓄妓和逛妓院上,具有明显的奢侈性和分层性。看戏消费中不仅受众扩展至社会各个阶层,而且已经有偿化、商业化,其表演的内容和方式更加世俗化、大众化,专业娱乐场所也已出现。旅游消费中的旅游者已经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游玩的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旅游消费主要体现在食宿、交通、门票、购物等项目的支出上。赌博消费尽管会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但宋人的好赌之风盛行,不仅发展了赌博的种类,也具有了娱乐性、市场性和奢侈性的特征。第叁章,通过分析宋代社会主要流行的佛教、道教信仰方面的消费及盛行的占卜消费对宗教信仰上的消费作了初步探讨。随着宗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宋代的佛道信仰得到了更广泛地传播与发展,不仅信徒众多,而且花费也越来越大。佛教方面的支出主要有购买放生物,抄写、购买或刊印佛经,塑造神像,修庙建塔,作佛事,转轮藏以及其他一些布施行为；道教方面的支出主要有供神像、炼丹药、建宫观、作道场等内容；同时,其消费活动都具有了大众性和地域性特征。宋代占卜盛行,不仅求占者遍及各个阶层,而且占卜从业者人数增多并形成一定的专业市场；占卜的价格相差也很悬殊,既与占卜者技艺有关,也受人们的主观好恶影响；同时,占卜消费的功利性明显。第四章,对宋代艺术品领域的消费,本章以书画、奇花异石及古器物等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品作为研究对象。书画领域中出现题材丰富、品种多样,世俗性加强的特点,而且参与书画消费的群体有扩大趋势,已经由上层贵族扩展至普通的市民百姓。其交易的地点和方式也有所扩展,地点包括店铺、集市和其他一些地方；交易方式不仅有直接的货币交易和以物易物,更重要的出现了中介人即牙人的参与。而交易价格上的悬殊差异,则与供求关系、主体偏好及时代审美风尚有关。奇花异石消费中则分别考察了宋人购买花卉、异石的行为,并关注到价格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古器物消费中以宋代文人士大夫为消费主体。因巨大的消费需求而出现了专门的文物市场。古器物的价格一般较高,这与其稀缺性有关,同时也受器物的类型、工艺、品相、历史价值以及买售者的鉴赏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第六部分为宋代文化消费的综合分析,分别对其地位、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总体上的分析与总结。
易金丰[7]2013年在《宋代士大夫的治生之学与消费伦理》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旨在围绕宋代士大夫消费观念、治生观念的变化展开讨论，选取有代表性的家训材料，通过分析士大夫关于治生、制用、伦理、职业认知等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观念变化以及具体实践等，将宋代家训融入到消费大发展的环境中，揭示宋代士大夫如何治生以及在家训约束下的消费生态。同时，进一步分析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关系。最后，分析这种思想变化对宋代士大夫群体及宋王朝带来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思想上的变化。传承、教导后世子孙的家训寄托了士大夫家族昌盛的理想希望。家训中涉及的治生之学和消费伦理在宋代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宋代士大夫继承了“崇俭黜奢”的观念，因为他们意识到“节俭”对于个人道德和家族兴旺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在家族的消费却提倡以“礼”治事，用之适中。另一方面，家训的教导并没有放慢士大夫奢侈消费的脚步，特别是奢侈消费风气形成蔓延、等级消费松动，引导着越来越多的平民开始追逐时尚、自由消费。面对着社会的发展，家训中开始围绕治生展开讨论，家庭如何治生、制用，特别是对后代子孙选择从商的认可，都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文中还分析了产生这种变化的时代根源和实际效果，士大夫们所展开的“义利观”的争论中功利主义思潮开始显现出来，取代了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而家训中所描绘的道德教化的理想场景终究很难在子孙后世中实现。宋代家训中消费伦理在价值导向和精神意义层面对于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及社会和谐都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唐明明[8]2017年在《唐宋弹弓的制作与使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弹弓在当今人们的生活中是作为一种游戏工具出现的,而在古代,弹弓最早源于射生,后又被人们应用于不同的场景当中,如巡防、娱乐、占梦等。唐宋时社会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日益丰富,打弹弓成为一项受人们喜爱的活动,并出现在不少文献记载当中。本文将对唐宋两代弹弓的制作材料、使用群体、使用范围、政府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一套弹弓设备的制作很是讲究,人们在运用过程中发掘了不同的材料来制作弓、弦、弹丸,而由于唐宋两代不同时期社会风气的变化,弹弓设备的制作材料也有所不同,如金丸的使用频率从唐代至北宋、南宋经历了一个曲线波动的发展过程。人们在使用弹弓的过程中发掘了其越来越多的功能。尽管如此,由于弹弓具有一定伤害性,唐宋政府都对弹弓的使用有所管理和限制。唐代主要以法律形式把对弹弓的禁令置于《唐律疏议》中,内容以维护宫禁及城中的社会秩序为主;宋代则除了沿袭唐代禁令外,还出台一系列诏令禁止使用弹弓捕猎,其中原因既包括保护动物,维持生态平衡,还有皇帝对王权正统的宣示。另外,作为一种用途广泛的工具,弹弓在唐宋间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使用者上至皇帝下至小儿,而又由于两代政治氛围与思想环境的区别,使用人群的使用多少又有所不同,如唐代皇室与官员、僧人、平民使用弹弓皆多于宋代。总之,唐宋两代弹弓的使用与社会发展有密切的联系。
夏时华[9]2012年在《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宋代香药进口贸易、贩运、加工生产、销售,直至香药消费,已形成一个重要的香药业经济。本文从宋代香药朝贡贸易和民间海外香药贸易、政府对香药的禁榷经营、民间香药销售和生产加工经营、香药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宋代社会的香药消费等方面对宋代香药业经济作了考察。在北宋前期,统治者出于树立国威的政治需求而积极鼓励朝贡贸易,香药朝贡贸易获得较快发展。北宋中期以后,由于财政困难,宋朝政府不得不以务实的态度对待香药朝贡贸易,实行估价回赐制度,控制朝贡贸易规模和成本,注重自身贸易利益。南宋时,香药朝贡贸易由原来的估价回赐为主转变为抽解和买为主估价回赐为辅。因此,海外诸国朝贡贸易积极性大为减少,香药朝贡贸易也由繁盛渐趋衰落。此外,北宋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乳香为主的香药贸易承唐代繁荣之余绪,再度繁盛,并没有衰落,贸易规模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唐代,只是与当时海上香药贸易相比,略显逊色而已。宋代民间海外香药贸易比较发达。大食、叁佛齐等国外海商及国内海商大多实力雄厚,经营海外香药蕃货贸易,规模庞大。同时,许多沿海中小商人、船户船员以及部分官僚贵族也直接或间接参与海外香药蕃货贸易活动。为了解决海外香药贸易资金问题以及共同抵御贸易风险,宋代海商采取了资本与资本的合伙经营以及资本与劳动的合伙经营制度,这无疑是一种较好的制度选择,有利于当时海外香药贸易的发展。另外,丰厚利润驱使、东南亚诸国与宋代之间经济差异互补、市舶抽解博买过重、沿海地区地缘特点等诸因素也使得宋代海外香药走私贸易一直持续不衰。宋代政府香药禁榷经营。一方面接受海外和西域诸国的香药朝贡贸易；另一方面市舶抽解博买香药,由此专门设置香药库,并由榷货务批发香药和直接销售香药,获得的收入甚厚,在财政总收入中的比率高达2-3%左右。香药收入在缓解宋代政府财政困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代政府在当时整个香药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双重角色,并起到了主导的作用。但宋代政府在香药禁榷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强买强卖、经营成本费用极高和效率低下、挤占民间香药业发展空间等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病。在宋代香药业经济中,政府实行与工商业者共利的经营机制,商人和手工业者获得较大的香药经营空间。宋代民间香药业经济的发展给当时经济社会产生重要的作用：一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和活跃了宋代社会商品流通的市场,增强了商品经济的力量,促进了宋代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二是为民众增加了许多就业机会；叁是增加了政府的商税收入。宋代香药业经济具有很高的关联度。宋代香药不仅自身在香品、用香器具、香药面脂妆粉等加工生产方面已形成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且还运用于宋代饮食业、酿酒业、制墨业、制茶业、制药业、陶瓷业、建筑业、器具制作等诸多产业的加工生产,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这些产业的内容,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鲜的活力,促进了这些产业经济的发展。香药消费既是宋代香药业经济的终点,又是起点。宋代香药除上层社会官僚贵族奢侈消费外,也开始大量进入下层社会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消费使用。宋代政府公务活动、医疗保健、佛道宗教生活等都离不开香药消费。香药消费在宋代社会生活中已成为大众化的消费,社会消费需求巨大,成为宋代社会总消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巨大的香药消费为宋代香药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宋代香药业经济是仅次于盐业、茶业、酒业等之外的一大产业经济,是宋代社会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张自龙[10]2007年在《宋代上层社会消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消费和生产关系密切，考察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程度，就必须考察当时消费的发展程度，从消费的角度审视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是一个有益但却经常被忽略掉的角度。本文试图从消费方面着手，以消费与经济的关系以及相关经济学理论为指导，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础，以上层社会的消费为主体，从唐宋这个大跨度时期来考察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期对当时的经济发展和消费演变作一些有益的探讨。本文以唐宋笔记小说为基础，分饮食消费、衣饰消费、住宅消费、日常家居消费等方面，并各自有所侧重，对唐宋上层社会的消费作了描述和概括分析，得出了由唐至宋上层社会消费的特点及变化，并籍此认为宋代的经济发展程度并不比唐朝高出许多。整体来说，唐宋上层社会的消费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奢侈性和政治性明显，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特点便越加显着。上层社会的巨额经济收入来自政治特权，又和政治特权一同，促使了他们形成铺张奢侈浪费的消费风尚，对消费品不厌其精也不加珍惜，消费中他们不吝钱财也花样百出，对劳务服务他们不厌其烦也不顾廉耻，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满足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欲望，显示自身社会地位的优越性。与唐朝相比，尤其是与唐朝前期相比，宋朝上层社会的消费也出现了一些显着的变化，即消费的商品性和庸俗性趋势明显。宋朝上层社会人群的消费更多地与市场发生联系，他们的消费受其他阶层的影响也较之前的王朝显着，他们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来看待与市场联系的加强。上层社会消费的商品性和庸俗性，表现在他们从态度到行动都和市场接近，受其影响，他们从市场上获得部分消费品和劳务，并从各方面表现出与世家大族政治截然不同的面貌来。这种差别主要表现在，唐朝及此前历朝世家大族占据主导地位的上层社会消费明显表现出风雅、精致，各种消费务求情趣清远，消费风尚与其它阶层迥异，这在汉魏六朝时期表现最为突出；而宋朝上层社会的消费庸俗性增强，表现出明显的好大喜功、侈汰显摆特点，消费风尚与其它阶层趋同。但是由于上层社会人群特殊的身份地位，他们与市场的联系是有限的，也总是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待市场，因此商品经济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大的。由唐入宋，上层社会消费方面的继承和发展都是明显的。这表明唐宋社会仍然是同质社会，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经济上仍然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上上层社会仍然占据统治地位，宋代经济上的发展更多地还是表现为量上即粗放型的增长。而导致这种消费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而不单纯是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因为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带来消费的变化；而消费的变化也未必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上层社会的奢侈性消费总体来说对当时的社会生产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这是和上层社会消费的政治性、特权性以及奢侈性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并不珍惜手中的资金和消费品，漠视劳动者的劳动和商品交易的规则，无节制的索取和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导致了生产者利益的严重受损，并使生产萎缩。
参考文献：
[1]. 宋代奢侈禁令与奢侈消费[D]. 柴勇. 河北大学. 2004
[2]. 唐宋“禁令”研究[D]. 谢婧. 四川师范大学. 2010
[3]. 唐代宫廷消费问题初探[D]. 任立鹏. 西北大学. 2011
[4]. 中国古代的奢侈禁令及其执行情况[J]. 柴勇, 邵育欣. 保定学院学报. 2018
[5]. 从宋代奢侈消费新特征看中国古代消费制度的转变[J]. 柴勇. 保定学院学报. 2008
[6]. 宋代文化消费研究[D]. 秦开凤. 陕西师范大学. 2009
[7]. 宋代士大夫的治生之学与消费伦理[D]. 易金丰. 河北大学. 2013
[8]. 唐宋弹弓的制作与使用研究[D]. 唐明明. 暨南大学. 2017
[9]. 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D]. 夏时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2
[10]. 宋代上层社会消费研究[D]. 张自龙. 陕西师范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