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1]2004年在《中德两国区域经济融合比较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柏林墙的打开和东西德的合并，德国在政治上获得了重新的统一，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然而政治上的迅速统一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也能在短期内实现区域融合。由于在统一前东西德无论是在经济体制上还是在经济运行状态上都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在统一之后，新联邦德国政府面临着从经济体制、就业、产业结构到社会心理等一系列难题。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德国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政策与措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我国在推行改革开放25年之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已逐渐突现，小西部地区之间在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状况上也存在明显的差距，这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瓶颈，如何实现区域经济的融合，找到推动国民经济新一轮高速增长的突破点，对于我国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德国区域经济融合的成功经验，并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比较，希望能从中找到对我国的区域经济融合有益的启示与思路。
杜雨薇[2]2015年在《中德两所高校商学院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创业活动己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德国,创业是大学生就业的重要渠道,德国青年创业意愿较高。而我国对创业意愿的研究起步较晚,创业教育及支持体系还不够完善,大学生创业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商学院学生由于专业资源和人才培养的特殊性,往往成为创业中最主动积极的实践者。因此有必要对中德商学院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以此为突破点,借鉴德国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大学生创业进程。基于上述问题及实际需要,本文将目标锁定为中国西安工程大学和德国罗伊特林根大学两校商学院大学生,通过对相关理论的归纳和分析,结合中德两国大学生创业现状,构建影响大学生创业意愿因素的概念模型,并提出了相应假设。以Email和实地发放的形式对上述两校商学院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384份,运用SPSS 17.0分别在中德分样本中验证模型及假设,并比较分析两校商学院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异同。本研究主要的创新性工作及其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整合的大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模型(包括个人经历、人格特质、创业态度、创业环境及创业教育五大方面),对中德两所高校商学院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比较分析,拓宽了创业意愿的研究视角。(2)研究的结果证明了两校大学生在创业意愿及创业理想类型企业上存在着差异,且国别对两校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有显着影响。(3)通过模型验证比较得出,中德分样本中,个人经历、创业态度均对创业意愿有显着正向影响,个人经历、人格特质均正向影响创业态度;而创业环境及教育各维度对两校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不同,德国样本中,唯有家庭因素、实践教育显着正向影响创业意愿。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的对策建议对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及创业促进体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谢莉花, 苗耀华, 余小娟[3]2017年在《中德两国职业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德两国职业分类体系、分类标准及职业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之间的关联各有特色。德国职业体系体现了分类体系的科学性与全面性,职业分类的横向对接与纵向继承,职业描述内容的系统性与指导性,职业体系与教育培训体系的对接等特点。德国职业体系的发展及其与教育体系的对接,对我国进一步建设职业体系、进行职业发展与研究以及加强职业体系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
顾晓吴, 魏利斌[4]2018年在《太仓中德国际科技合作研究与展望》文中研究表明太仓中德国际科技合作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在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深度、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建议未来太仓把智能制造示范项目的建设作为太仓中德科技合作的突破口,从而促进中德两国先进制造业对接、中小企业对接、职业教育对接(叁个对接),打造国内唯一、引领全国、辐射亚太的现代制造业生产、研发、教育、交流、展示中心(五位一体),开创太仓中德科技合作新局面,同时对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引领我国制造业做大做强、助推德国新工业革命都具有重要意义。
师帅[5]2016年在《中德科技合作：机制与领域》文中研究说明中德科技合作有着良好的基础,且起步相对较早。将近四十年中,中德科技合作从无到有,逐步深入,领域不断拓宽,机制不断完善。在政府间层面,双方通过缔结双边协定、建构磋商对话机制、搭建合作平台等方式开展和促进科技合作。在企业间层面,中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海外投资,并整合德企的优势资源,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在科研机构层面,双方共同探索出了诸如联合实验室、“青年科学家伙伴小组”等交流机制。中德科技合作呈现了层次分明、参与广泛、领域多样等特征,但也存在着产业间的不和谐竞争、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不协调统一等问题。要进一步加强中德科技合作,需要正视两国差异,利用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两大战略的契机推动两国新兴制造业的进步,更需要在现有基础上,完善沟通协商的机制建设。
朱建新[6]2019年在《地方应用型大学变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政府宏观政策的驱动下,一大批地方高校开始探索应用型大学建设,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X学院是一所典型的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建校38年来,这所国内最早借鉴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办学经验、且始终坚持应用型办学定位的地方高校,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过程?其应用型办学的动力是什么?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探寻我国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影响因素和办学路径,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按“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的思路,以我国地方应用型大学为研究对象,选取X学院为典型案例,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院校研究方法、微观史学研究方法、问题史学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和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等,在对我国应用型大学建设现状和困境剖析的基础上,从人才培养、科研服务、管理体制和国际化办学等四个维度对X学院应用型办学的演变历程进行系统阐释,对X学院应用型办学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了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我国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有效策略。本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结论:应用型大学缘起于欧美,在各国有丰富实践。当前我国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面临着价值、路径、组织、制度和技术等方面困境,X学院的应用型办学经验表明,在办学路径方面,人才培养的外部嫁接模式与自主探索模式相结合,应用型科研服务的灵活型模式向稳定型模式转变,管理体制的管理向治理演变是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的必由之路,国际化办学则是地方应用型大学办学的战略工具;在影响因素方面,制度同构、制度网络、制度文化、行为主体、理性认识等是影响地方应用型大学建设的重要变量。从制度创新入手,创新政府规制性制度、市场规范性制度和地方高校的主体性制度,是当下我国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有效策略。
申文缙[7]2017年在《教师专业发展视域下德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研究》文中认为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行业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力资源需求量大幅度增长,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成为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与重要保障。同时,职教师资培训体系也是教师专业发展内在需求驱动下建立终身化学习组织的必然选择。德国职教师资培训事业发展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建立了较为科学完备的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其理论精髓与实践经验对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研究遵循“梳理分析—反思建构”的总体思路,按照“理论基础—建设背景—体系解析—经验总结—启示借鉴”的逻辑主线,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及系统分析法,对德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体制机制进行系统剖析,在总结德国成功经验基础上对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瓶颈”进行反思,尝试构建满足我国职教师资专业发展需求的教师培训体系。首先,论文建立了德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研究的理论框架。论文主要运用教师专业发展、社会共生、协同学及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分别对培训体系的建设目标、组织结构、运行机制及质量保障四个组成部分进行深入分析。上述理论对探究培训体系建设的体制机制具有适切性。其次,明确指出德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的建设动力及发展方向。欧洲一体化为目标导向的教育政策,“工业4.0”为代表的德国制造业发展趋势以及德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特色成为推动培训体系建设的外部环境,德国传统培训体系弊端及其变革为培训体系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再次,通过解析德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揭示其构建机理,从四个方面提炼体系建设的主要经验:第一,以职教师资专业发展为核心的体系建设目标;第二,基于多元培训主体及主客体共生关系的体系组织结构;第叁,培训层级间纵向协同机制与培训组织机构间横向协同运行机制;第四,彰显全面性与民主化特点的培训质量保障系统。最后,探索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发展模式。论文立足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建设现状,针对体系建设目标模糊、培训主体各自为政、体系组织结构分散、运行机制不畅、质量保障不到位等突出问题,以德国经验为借鉴,从四个方面提出我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发展策略:树立人本思想的培训体系建设目标、构建多元共生的培训集团化组织结构、采取协同共赢的市场化培训运行模式、建立科学全面的培训质量保障系统。
朱慧[8]2010年在《“定岗双元”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的实践研究》文中认为“双元制”是德国享誉世界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德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社会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也愈加迫切,因此对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践证明,在我国全盘照搬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是不可取的,如何有效借鉴这种模式,与我国国情特别是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实际相结合,建构起具有地方特色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新样式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选择。健雄职业技术学院地处的太仓市进驻了150多家德资企业,为支撑德企的人才需求,成功打造出德国“双元制”人才培训体系。近几年,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不断探索实践,认真研究和吸取了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的精髓,逐步形成了“定岗双元”人才培养模式,走出了一条“双元制”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道路,对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具有实践意义和参考价值。本文首先分析目前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寻求一种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需求；其次阐述了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及其精髓,以及对我国高职教育的借鉴意义；第叁部分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论述中德两国职业教育发展及特征,就我国如何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以健雄职业技术学院为例重点介绍“定岗双元”——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在我国高职院校本土化实践的具体情况；最后总结“定岗双元”人才培养模式的成功经验与成果,阐述该模式对我国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启示。
万博[9]2011年在《中、德小城镇空间形态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美国现代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过:“城市是一种特殊的构造,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专门用来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西方诸多文字中的“文明”一词,都源自拉丁文的“Civitas”(意为“城市”),这并非偶然。城市兼收并蓄、包罗万象、不断更新的特性,促进了人类社会秩序的完善。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发布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而城市面临的种种挑战的发端,不论是拥挤、污染、犯罪还是冲突,根源都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人们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本文秉承“对比中找出差距,分析中得出思路,学习努力创新,追赶中不断超越”的基本理念,试图建立开放动态的比较研究系统,通过实地调查,对中德两国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进行系统论述和规律性探讨,在明确小城镇聚落形态演化的整体观前提下,探求中德小城镇聚落空间发展的深层次结构,简要论述中德小城镇聚落空间发展的形态特征,进而总结小城镇空间形态演变发展的基本规律,借鉴德国小城镇建设的经验,展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空间形态的未来。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与动态,以及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思路、方法。第二章:小城镇聚落形态演化的整体观。通过明晰小城镇聚落空间的基本概念,小城镇聚落空间形态的构成要素、整体结构、空间层次,概括论述小城镇聚落空间形态演化的空间过程。从而建立小城镇聚落形态演化的整体观。第叁章:中、德小城镇聚落空间发展的深层次结构。论述的重点是各种影响小城镇空间形态的因素在自身的动态运行中对城镇空间发展所起的内在的结构性作用。这种内在的结构性作用就是城镇空间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各种属性在空间上的表现。本文将这些不同的属性归纳为社会文化、经济技术、建设环境、政治政策等四种类型八个方面,同时认为城镇空间形态并非这些深层次结构的直接反映,即使某一时期某种因素起主导作用,城镇空间形态的发展也是许多因素的子系统运行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此种综合的作用不是简单的迭加,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整体性规律,即城镇空间发展的基本规律。第四章:中、德小城镇聚落空间发展的形态特征。本章论述了城镇空间发展的形态问题,城镇空间形态是城镇空间深层次结构和发展规律的显现特征。这种显相特征在不同的空间层次具有不同的表现。区域中城镇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变化产生区域形态的演变,城镇规模的增长与衰退形成城镇外部形态的发展,而城镇内部功能结构的转换形成了内部空间形态的演替。第五章:中、德小城镇聚落空间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展开对城镇空间形态发展规律的全面论述,分别从城镇空间发展的规模门槛、区位择优、不平衡发展和自组织演化角度出发进行论述,解析和综合了地理学、规划学、建筑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将区域与城镇、内部与外部、社会与经济、人文与地理等多方面关于空间规律的探索进行了有机的整合。这种整合的结果符合事物的客观发展规律,它使被划分为各种不同学科研究的空间属性在整合中回归整体;它使各种不同角度和内容的研究在整合中得到衔接和验证;它使各种矛盾和谬误在整合中得到化解和扬弃。在这四个方面的论述中始终突出了城市设计与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我们对空间形态发展规律与城市设计、规划设计关系的认识在论述过程中得以逐步自然的浮现。第六章: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规划策略研究。立足于小城镇空间形态发展的具体问题,通过对德国小城镇的建设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理念与措施,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若干适合中国国小城镇建设的对策建议。第七章: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小城镇空间结构与形态,展望未来小城镇空间形态。“和谐”的理念蕴藏在中国古老文化之中。中华文化推崇人际之和、天人之和、身心之和。同时“和谐”也见诸西方先贤的理想。数百年来,人们对“和谐城市”模式的探讨,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乌托邦”,到18世纪的“理想城市”,再到“田园都市”,一系列的理论、主张和模型无不在探索如何建立城市在空间上、秩序上、精神生活和物质吐纳上的平衡与和谐。在未来的探索中,我们以一种如何的心态,如何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城镇,抑或是换一种方式探讨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与城镇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中国和德国有特殊意义的样本小城镇,以开放动态的比较研究视角来描述——他们如何生长,如何维持,他们与周围远近之关系的性质,他们的需求和问题,以及成就和失败。当然,文中也重点描写了各色人物,从君主到平民,毕竟,没有人类,城镇将不复存在。
冯理政[10]2010年在《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办学特色的分析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远未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既需要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又需要高水平的技术师与工程师。同时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力量,新建本科院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其中一些院校为保持特色、错位发展,提出将学校定位于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层次技术应用型人才,实施“技术应用型本科教育”。但是办学定位不清、学科专业特色不明、人才培养模式陈旧等问题严重制约着院校的内涵建设。以FH为代表的德国高等职业教育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较为科学的办学思路和较为成熟的教育教学模式,培养了大批高级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被德国科学顾问委员会誉为“现代工业社会的高等学府”。本研究以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法、比较法及案例分析法,系统分析、研究FH的办学特色,以期为我国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本研究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导论。首先提出问题,其次围绕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文献综述,进而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最后构建研究框架。第二章：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发展历程及办学特色。首先阐述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历史发展、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办学模式并以机电一体化专业为例来具体说明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的办学特色,最后介绍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在“博洛尼亚进程”以后的发展趋势。第叁章：我国新建本科院校的发展。该章首先提出我国新建本科院校产生的背景。然后阐述新建本科院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中重要作用并分析我国新建院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第四章：新建本科院校的特色化之路——发展技术应用型本科。在系统研究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相关专业的内容、特色的基础上,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与我国技术本科院校办学模式的对比分析。通过比较研究,进而探求发展新建本科院校特色专业的基本思路。
参考文献：
[1]. 中德两国区域经济融合比较研究[D]. 李明.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中德两所高校商学院大学生创业意愿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D]. 杜雨薇. 西安工程大学. 2015
[3]. 中德两国职业的比较研究[J]. 谢莉花, 苗耀华, 余小娟. 职教论坛. 2017
[4]. 太仓中德国际科技合作研究与展望[J]. 顾晓吴, 魏利斌. 工业经济论坛. 2018
[5]. 中德科技合作：机制与领域[D]. 师帅. 外交学院. 2016
[6]. 地方应用型大学变革研究[D]. 朱建新. 浙江大学. 2019
[7]. 教师专业发展视域下德国职教师资培训体系研究[D]. 申文缙. 天津大学. 2017
[8]. “定岗双元”人才培养模式在高职院校的实践研究[D]. 朱慧. 苏州大学. 2010
[9]. 中、德小城镇空间形态比较研究[D]. 万博. 重庆大学. 2011
[10].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FH）办学特色的分析与研究[D]. 冯理政. 华东师范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