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婕[1]2004年在《我国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探析》文中认为教育研究观念，不仅会直接地关系到研究者的研究行为，而且会间接地影响着未来教育研究的状态与性质。本文以我国的教育研究为背景，尝试探讨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这一论题。 本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在剖析“教育研究观念”和“现代化”涵义的基础上，探析了“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的基本涵义，并认为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包括时间和价值两个维度。第二部分分析了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宏观社会背景而至教育研究领域，从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而至教育现代化、教育研究现代化、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的逻辑，逐层展开论述其必要性；从观念的载体——人具有主体性、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为其提供现实土壤、教育现代化研究为其提供理论视野叁个角度论述其可能性。第叁部分对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的基本途径作了阐述，认为既要面向世界，又要扎根本土。第四部分尝试性地对未来教育研究观念现代化的可能走向作了集中探讨，初步提出了四大可能走向：理性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在教育研究中逐渐展开；人性化——教育研究日趋关注全体人、全面关注人和全过程关注人；整合化——教育研究的取向、视角和范式趋于整合：反思化——教育研究者凭借自反性的形式，批判自身的研究观念，并进行反思的反思。
马超[2]2017年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研究》文中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继承改革开放39年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借鉴西方治理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命题与国家发展战略,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现代化、求解现代化的最新成果,堪称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与优良传统,始终是我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与“中心环节”;作为培养人和塑造人的一项教育活动,始终是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方式与前沿阵地,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过程中发挥独特的功能作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提出与推进,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语境与服务主题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已经很难全面系统地适应和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命题由此而生。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自身现代发展的理论尝试与实践探索,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紧迫性、前沿性研究课题。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综合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规范与经验相结合、系统论分析和多学科交叉等研究方法,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内在关联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和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核心要素与关键变量,力求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强化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战略地位与功能保障作用。具体而言,论文研究在结构安排上主要分为五大部分七个章节:第一部分:研究的简述介绍,即第一章内容。主要介绍文章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以往研究成果、论文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形成对文章的整体性概括。第二部分:研究的理论逻辑,即第二章内容。主要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词源进行考证并准确界定其概念,分析其本质特征与重大意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与重要功能进行全面解析,并以此为基础,深刻揭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关联性,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重要性,为后续章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第叁部分:研究的历史逻辑,即第叁章内容。主要梳理和归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古代儒家、法家、道家等主要学派代表人物关于国家治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思想观点,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与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国家治理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统领”功能与“思想管理”功能的理论成果。这些思想观点与理论成果直接或间接地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指导、启示和借鉴。第四部分:研究的现实逻辑,即第四章内容。主要坚持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发挥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面对复杂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环境,缺乏学科体系系统潜质研发的支撑,受到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消解,已经滞后于国家治理现代化需求,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与转换。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创新的现实召领、国家多元治理主体能力培育的现实需求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的政策制度保障等,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提供重要机遇与可行条件。第五部分,研究的体系逻辑,即第五、六、七章内容。主要坚持以创新意识与体系意识为导向,在对上述现实困境与转换机遇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尝试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体系,主要包括其转换机理、内蕴价值、实现路径等内容。其中,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的本质在于批判继承基础上的创新,要素结构的系统性升级与客体性服务的价值实现,旨在使自身富有鲜明的治理特色,建构现代“思想治理”功能,彰显其在整合与净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解读与传播国家治理现代化核心价值理念、培养与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主体素质中的重要价值,并从创新发展理念、优化社会环境、夯实学科体系、建构评价指标体系等方面探索其实现路径,推动其螺旋式升级与渐进式发展。总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命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服务的时代主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价值理念、运行规律与战略需求开展功能转换工作。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转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与实践探索性推进其稳步有序实现。
易斌[3]2010年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研究（1978～2008）》文中指出课程在教育教学中处于核心地位,学校教育的全部实践就是以课程为轴心来展开的。对教育而言,课程改革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是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的最主要依据。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英语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教育教学取得了显着的成就。然而,英语教育“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学生听不懂、说不出,不能熟练地阅读英文原着的现状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这种外语教学现状的原因从宏观上看有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历史因素和文化因素等,从微观上看有教学管理因素、教师因素以及教学环境等因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是课程自身,包括课程目标的设定、课程内容的选择、课程的实施及评价等。因此,关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的研究对当前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论文运用历史研究、文献分析、逻辑论证等方法,从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背景分析、课程体系评析、成就不足及启示叁个维度展开分析,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的变革史分为恢复(1978～1984)、发展(1985～1991)、调整(1992～2000)和新一轮课程改革(1999～2008)四个阶段,以“改革开放——实施义务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论文主线,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进行总结和反思,力求通过回顾过去、关注现实与前瞻未来为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寻求有效的方法与策略。除引论和结语外,论文共设五章,主要内容如下：引论部分主要阐明本研究的缘起、现状、方法及意义,并对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最后对英语课程变革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说明。1978年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迎来了恢复的大好时机。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确立了英语在基础教育中的地位,更新了教材,并使英语教育的差异性受到关注。但是,由于“十年内乱”对英语教育的摧残,导致了师资奇缺,教学观念落后。基础教育英语教学过于注重知识(尤其是语法知识)的传授,轻视语言能力的培养。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把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作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的大事,基础教育英语课程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着重培养学生为交际初步运用英语的能力,英语教学大纲的研制日益科学、开放,语言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得到了正确的处理。但由于受结构主义语言教学思想的影响,英语教学过于注重知识记忆和句型操练,学生学习负担过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小学要从“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为此,必须调整课程与教学计划,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此阶段英语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为目的,初、高中的教学衔接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同时,英语教材编制也呈现出“一纲多本”的可喜局面。但囿于“应试教育”的强势地位,课程内容脱离学生生活,英语教学仍旧过分强调接受学习。2001年,为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正式启动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英语新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生情感,倡导“任务型”的教学途径,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发展他们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旨在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基于前面四章对基础教育英语课程变革的总结和反思,论文第五章对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趋势进行了展望。论文结语对改革开放30年英语课程变革历史进行了简要的概括,旨在倡导广大英语教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课程变革,并努力承担好课程改革推动者的角色,为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做出贡献。
许伟[4]2016年在《农村人口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思想观念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型城镇化战略不仅推动着中国现代化的脚步,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农村人口思想观念的变迁。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它把人摆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位置。农村人口无疑是受新型城镇化战略影响最深远的群体之一。推动农村人口思想观念现代化不仅是检验新型城镇化战略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展开对农村人口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思想观念的研究。论文第一部分对城镇化和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相关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部分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和人的思想观念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新型城镇化在推动农民的经济意识现代化、精神文化生活丰富化、市民观念成熟化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地缘关系、乡土意识为基础的社会认同体系被打破;既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存在负面传导;农村人口难以适应城镇文化等问题。同时,农村人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为更好的融入城市文明以及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但农村人口固有的思想观念尤其是小农观念对于推动城镇化也起着阻碍作用;第叁部分选择了湖北省Q市作为个案研究。从生产观念、生活观念、价值观念、交往活动观念、心理观念、生态观念等方面调查了解了Q市农村人口思想观念变化状况,进而梳理总结出思想观念变化特点:市场经济意识、民主法治意识、文明开放精神、进取竞争意识、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等意识明显增强,同时也指出了Q市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进程中思想上存在的困惑,主要有精神上存在失落感、秩序观念不强、法治意识与法律运用能力不强、城镇难以融入等问题;第四部分探索了推动农村人口思想观念现代化的策略路径。坚持把推动城镇化发展与农村人口城镇需求相结合,从生产观念、生活观念、交往活动观念、价值观念、心理观念、生态观念现代化六个方面提出推动农村人口思想观念现代化路径。
魏玉梅[5]2016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下中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研究》文中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反映社会公平的风向标,高等教育肩负了调节社会利益分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西部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是一个教育问题,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没有“教育小康”,也就难有“社会小康”,没有“西部小康”,更难有“全国小康”。因此,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具有战略性地位及价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动力与途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与要求,体现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平与标志。人民群众享有受教育机会的充分程度是反映社会公平和“五位一体”建设水平最重要的标志,只有在西部高等教育公平的动力驱动下,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本研究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为指导思想和研究背景,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公平观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为红线,以中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视角,采取思辨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相协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横向与纵向比较研究相结合等方法,对我国对我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现状与问题、成因及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本研究主要包括六章内容。导论部分主要对选题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重点、创新点以及拟解决的问题等逐一做了阐述,同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为其后各篇章的研究做好理论准备。第一章是基本理论部分,主要围绕核心概念、相关理论基础以及研究视角叁方面进行了阐述。包括界定核心概念、明确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衡量指标、介绍本研究选择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叁种资本视角的缘由、明确每种资本视角的考察维度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本章同时还继承和扬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选择了较有代表性、解释力和适切性的相关理论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平观与教育观、正义论、文化再生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等能够为本研究能够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每种理论基础来源、对本研究的启示以及与本研究的契合性进行了介绍。第二章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的发展脉络。本章从教育公平理念的源头——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公平观入手,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教育公平理念继承与发展的成果——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公平思想,最后立足于教育公平理念的最新理论平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阐述了新时期教育公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认为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既是高等教育事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规定。第叁章阐述了我国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挑战。本章对西部地区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中部、东北部叁个区域以及西部地区内部叁方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西部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同时,从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小康社会的发展差距、西部地区与东中部经济与教育发展差距两大方面着手,揭示了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困境和障碍。认为西部地区要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西部高等教育公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战略地位,要明确西部高等教育公平之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当代价值。第四章是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现状分析及问题揭示部分。本章为论文的主干环节,主要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大背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状况进行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视角的详细考察,探讨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现状,揭示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问题之所在。首先,分别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校在校生人数、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高校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高校区域布局和区域经济水平等几个维度分析了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总体现状,揭示了西部与东部发达省区之间存在的公平差距事实。其次,分别从不同家庭子女在各类高校中的分布、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以及专业选择的差异状况叁个主要方面,揭示了占有不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方面存在的较大差距。第五章是对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问题进行归因分析,是论文的主干部分之一。本章主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总结和归纳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导致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的内在机理,并构建了叁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模型。分别从宏观原因和微观原因两大方面进行了归因分析,宏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叁方面:教育政策与管理体制之弊为直接性原因;招考制度“城市化倾向”之偏为主导性原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困为发展性原因。微观原因主要表现为叁方面:经济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客观限制;社会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潜在压力;文化资本对获取高等教育机会的文化干预。在归因分析基础上,本章将叁种资本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作用机制确定为直接作用机制和间接作用机制两大方面。第六章是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对策体系构建部分,是本文的落脚点和重点。基于所揭示的问题,笔者提出了促进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五项基本原则:发展性原则、公益性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对策体系,试图通过政府引领、社会应和、高教主导、家庭跟进以及技术推进五个方面推进西部高等教育机会公平。一是政府引领,创建“教育小康”与“社会小康”和谐共荣局面,具体策略为: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健立健全法律法规建立统筹机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增投基础教育,适度弱势文化补偿;合理规划布局,实施教育资源共享;建设“教育小康”,促进“社会小康”。二是社会积极应和,创建“社会文化繁荣”与“城乡资本均衡”的新生态,具体策略为:加强家校广泛联系,促进学社密切合作;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缩小文化资本差距;发动社会力量办学,完善贫困生资助措施;叁是高等教育主导,秉持“公平”与“质量”并重的教育机会公平理念,具体策略为:改革招生考试制度,缩小家庭社会资本差距;构筑信息援助网络,提供全方位择校信息;加强城乡校际互动,实施教育文化交流共享。四是家庭积极跟进,形成“资本数量”与“家教质量”互补共生的新格局,具体策略为:增加公共文化产品数量,提升家庭教育质量;转变传统教育思想观念,营造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努力提升家长文化素养,积极参与子女的教育过程;切实增强家长信息意识,提高家庭文化资本总量。五是技术推进,促进“信息技术公平”与“教育公平”的深度融合,具体策略为:借鉴美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经验;突出教育信息化对我国西部地区的现实价值;以教育信息化促进西部教育公平。文章最后指出,教育非均衡发展无益于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社会公平的语境中才能最终达成,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高等教育系统内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本质上是社会整体系统中不平等和不公平的投射和体现,随着人们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公平及正义保障机制的不断完善,相信我国西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将日趋公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终将会实现。
杨英[6]2018年在《以信息化推动职业教育教学现代化的中国探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信息化深刻影响教育,以信息化全面推动教学现代化既是时代性的崭新课题,也是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职教界围绕此大胆探索创新,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开展丰富的创新实践,改变了我国职业教学的落后面貌。系统研究我国以信息化推动职业教育教学现代化的创新实践,有助于丰富信息化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有助于讲好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故事,有助于促进我国信息化推动职教教学现代化更好发展。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围绕以信息化推动我国职教教学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和创新发展进行研究,总结经验,提出优化发展策略,重点探讨以下内容:一是探讨以信息化推动我国职教教师现代化的创新实践,对职教教师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路径、典型做法与创新经验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中国特色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和职业教学信息化大赛的发展与成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发展之策。实现教师的现代化是教学现代化的前提,因此对以信息化推动职教教师现代化发展的探讨也是本研究的核心。二是探讨信息化资源对于职教教学现代化的重要价值,研究分析我国信息化推动职教教学资源现代化的创新探索、典型经验,探讨促进现代优质职教教学资源共享的有效策略,尤其是“公建共享”建设的专业资源库的优化发展。叁是探讨管理在职教教学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分析我国职教教学管理现代化的发展维度与实践价值,总结创新实践经验,对我国职教特色的两大信息化组织的作为进行探讨,并针对教学管理现代化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对之策。四是探讨评价在职教教学现代化中重要地位,分析评价主体、内容及工具的现代化特征,提出有效融合“人评+机评”以提升我国职教教学评价的现代性,总结我国职教教学评价现代化的创新实践经验。
张应华[7]2012年在《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研究的问题来源于当代贵州苗族音乐的传播实践,研究起点是其传承策略的封闭性和传播策略的现代性。研究的构想与基本思路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全面梳理贵州苗族音乐当代传播的现状,并深刻揭示其现代性特征,同时,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观点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揭示其关于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不同价值观,以此进一步提出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文化策略和行动策略。本文主要的理论来源包括文化全球化理论、后现代文化、文化传播、文化生态、人类学、教育学、文化产业、苗族文化研究等。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章节：第一章简要地梳理了贵州苗族音乐的文化空间结构及其研究历程,对传承与传播两个概念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比较与辨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研究的几个主要问题。第二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民间自然传播,包括“民间自然传播的历时性梳理和功用概述”、“苗族音乐‘代际传播’的行为方式与个案调查”、“苗族音乐‘族际传播’的行为观念与个案调查”以及“贵州苗族音乐民间自然传播的挑战”四个部分。第叁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现代媒介传播,包括“贵州苗族音乐创作传播及个案分析”、“贵州苗族音乐表演传播及个案分析”、“贵州苗族音乐文化原生态推介”以及“贵州苗族音乐现代媒介传播的价值与现代性症结”四个部分。第四章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的学校教育传播,包括“20世纪下半叶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21世纪以来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贵州苗族音乐学校教育传播的现代性悖论”叁个部分。第五章主要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方法梳理和探讨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和社会舆论,包括“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地方策略与新闻导向”、“青年学生群体社会舆论的问卷调查”、“文化学者群体社会舆论的深度访谈”叁个部分。第六章为全球化背景下贵州苗族音乐传播的文化策略和行动策略的探析。其中文化策略包括“价值判断的文化自觉观”、“研究策略的文化全球观”、“信源策略的文化主体观”、“信道策略的多层分级观”、“解读策略的文化相对观”、“交流策略的主体间性观”、“产业策略的文化生态观”。行动策略则主要研究了以下五个方面：1)以“合目的、合规律”的生产实践维护贵州苗族音乐文化生态；2)从“元素型”转向“文化型”的贵州苗族音乐创演传播；3)回归民间主体性行为,重构贵州苗族音乐的“原生态”推介；4)以“交往理性”重构贵州苗族音乐当代教育传播体系；5)以“主体选择”策略重构贵州苗族音乐保护体制。
储着斌[8]2012年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人的观念现代化探析》文中认为人的观念现代化既是一个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人的全面发展原理为指导进行探索的基础理论课题,也是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深刻变革提出的具有挑战性和应用性的重大而紧迫的社会实践课题,同时也是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关照人的观念现代化研究的新课题,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思想发展的新境遇,拓展实现人的观念现代化的新路径。
郑银凤[9]2016年在《“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劳动观是指人们对劳动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人们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的劳动观有助于形成正确的劳动态度,帮助人们懂得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并以积极热忱的态度投入到劳动中去,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丰富社会财富做出贡献。而错误的劳动观则会支配人们做出相反的行为选择,并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作为一个重要的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身上不仅肩负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而且还担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任,因此,其劳动观的正确与否,不仅决定着其一生的学习、工作、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而且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整个社会劳动观的发展方向。因此,关注和研究现阶段中国大学生的劳动观,增强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的实效性,不仅是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时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而当今大学生作为个性鲜明、思想开放、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90后”一代,他们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活动频繁的时代,而当前,我国又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时期,“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决定了“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较之“70后"、“80后"的大学生劳动观教育,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论文采用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90后”大学生劳动观现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整个研究围绕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展开。横向研究主要包括大学生的个体特征、家庭背景、所学专业、学校类型等方面对他们劳动观的影响；纵向研究则着重考察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不同年级学生劳动观的差异,揭示他们劳动观的逐渐成熟过程和动态转变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90后”大学生劳动观的现状及其劳动观形成的影响因素,探寻当前“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论文对五所院校(912份有效样本)的调查结果显示,“90后"大学生劳动观总体上比较积极,但是部分大学生对劳动目的的认识不够清楚,劳动分工观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某些大学生对创新劳动的认识也不够清楚。而影响其劳动观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其个体特征以外,还包括家庭、学校、社会、朋辈等方面因素。而其中,劳动观形成的主渠道——劳动观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家庭教育方面而言,一些家长存在着把“劳动与学习对立”的思想、同时对体力劳动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更有一些家长把对孩子的教育的目的设定为“长大后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给孩子劳动观的形成产生了负面影响；就学校教育方面来看,首先就中小学而言,一些中小学校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劳动观教育处于“边缘化”,此外,把劳动作为惩罚手段在中小学也比较常见；就高校而言,一些高校的劳动观教育存在着边缘化、片面化、形式化的问题,且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时代性,这些都成为影响“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就社会方面而言,大众传媒“低俗化”、“过度渲染式"的传播理念,不但没有发挥其对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应有的正面宣传作用,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学生劳动观教育造成了负面影响。“90后"大学生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生活科技化、交往虚拟化、家庭环境、学习环境多样化的社会背景下,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时代决定了较之以往时代的劳动观教育,“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为增强“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的实效性,首先应更新劳动观教育理念,坚持以辛勤劳动为荣的理念、劳动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组成部分的理念、鼓励创新劳动理念以及劳动与休闲并重的理念。其次,应确立劳动创造了人与社会的认知目标；热爱劳动、具有劳动意志的情感目标；投身劳动实践、积极创新创业的行为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坚持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原则、普遍性和针对性相结合的原则、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长期性和阶段性相结合的原则。同时,在此基础上,劳动观教育应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本思想、劳动认同教育为劳动观教育的主导性内容；创新创业教育、正确认识和分析当今社会存在的一些劳动相关社会问题为劳动观教育的创新性内容；以大学生择偶观、择业观教育为劳动观教育的拓展性内容；把劳动观教育的途径拓宽到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此外,为保证“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的顺利实施,还需要加强物质、精神、制度等方面的保障措施。
邓远萍[10]2016年在《人的现代化视域下大学生自我教育研究》文中认为高等教育自我化和终身化的发展趋势,使大学生自我教育逐渐成长为一种显性的、主导的教育形式。从一般的意义上讲,大学生自我教育指的是受教育者的内化环节。实质上,大学生自我教育是指作为主体的大学生把自己视为教育对象的教育。这种教育是一种“我——我”模式的主体合一的个体自我教育。此外,相对于传统教育者——教师的角色而言,在受教育者——大学生之间存在的、无教师直接参与的、以“学生——学生”为体征的教育也属于大学生自我教育。严格的说,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关键在于角色(自我)而不是一个环节或过程。尽管受教者内化过程中也存在自我教育成分,但它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教育。大学生自我教育主要指学生个体和学生群体之间的教育。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大学生自我教育绝对化,即想当然的把大学生自我教育视为教育对象自己的事情。事实上,大学生自我教育不是不需要教育者的教育,相反却对他者教育提出了更高、更精准的要求,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推进和顺利实现离不开外在的他人教育。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学生自我教育在个体成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及社会进步等方面日益彰显出它独特的时代价值。但大学生自我教育目前现有的研究视角所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它当代价值的发挥。确切的说,研究视角的选取问题是制约大学生自我教育深入发展的重要瓶颈。然而,从人的现代化视角研究大学生自我教育却具有无比重要的优势。大体而言,人的现代化属于具体的历史范畴,不同的社会性质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和内涵。依据我国的国家性质来讲,人的现代化不仅指出人要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传统人中提升出来,尤为重要的是,还要从单向度的片面发展的现代人中提升出来,进而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但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人离不开教育的造就,尤其是现代化教育的塑造和培养。事实证明,大学生自我教育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现代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在人的现代化的棱镜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在人的现代化境遇中审视大学生自我教育,当大学生作为教的一方即教育主体时,大学生需要首先在思想上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人理论、毛泽东思想中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武装自己,以此端正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方向；当大学生在自我教育中作为自学的一方即教育客体存在时,它需要借助自律理论、自主学习理论及自我发展理论,提高个体内化的速度和效率,从而使自教与自学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起来。当我们弄清楚人的现代化境遇中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理论根基后,我们接下来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施教”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的处理,我们遵循人的现代化要求,针对现代化进程中大学生自我教育出现的问题及成因分析,先从理论层面对现有的大学生自我教育体系,如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目标、内容、机制及评估等方面,进行重新建构,有效的解决大学生自我教育“如何教”的理论问题；并从实践层面对大学生自我教育的实现模式,即大学生自我教育的课堂教学实现模式、网络实现模式及社会实践实现模式,进行深入、全面的创新性探索,从而厘清大学生自我教育“如何教”的实践问题。然而,尽管处于具体操作层面的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对于大学生自我教育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模型构建而言是一件不证自明的事情。但受具体条件的限制,这时的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仅处于“应然”的状态,而非“实然”的境地。可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只有在“实然”的境况中,才能保证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运行。这是我们把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探讨的重要缘由。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行思索的基础上,创新大学生自我教育的途径和方法,进而从具体实践的操作层面上深化大学生自我教育“如何教”的问题。总之,只有使大学生自我教育在以上各个环节上巧妙、有效的勾连起来,才能使它在人的现代化棱镜中绽放璀璨的光芒,释放巨大的能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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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人的观念现代化探析[J]. 储着斌.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12
[9]. “90后”大学生劳动观教育研究[D]. 郑银凤.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10]. 人的现代化视域下大学生自我教育研究[D]. 邓远萍. 东南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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