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英[1]2003年在《我国区域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财政因素研究》文中认为区域经济中的非均衡发展即地区差距的存在，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选择，即均衡与非均衡增长的选择问题决定了一个国家如何制定本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显着提高。但与之相伴的却是我国地区间(东、中、西部之间)的非均衡发展，表现在经济增长水平、人民生活及文化素质水平、科技教育水平等差距的日益扩大。因此，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导致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同地区之间最初的自然地理状态、经济发展的起点以及生产要素的分布情况都会影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进程。同时，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可以通过调整资源配置，调节收入分配，稳定和发展经济等基本职能来促进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综上所述，本文借鉴其它国家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财税实践经验，对我国现有的财政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制定出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财政机制以解决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问题。 全文共四万多字，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阐述了区域经济学中关于非均衡、均衡发展的理论。非均衡是实现均衡发展的手段，是局部的、短期的发展阶段；均衡是非均衡发展的最终趋向，是全局的、长期的发展过程。综述了学术界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趋势、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主要因素以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政策措施等问题存在的不同看法。 第二部分确立了衡量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程度的标准，并用这些标准描述了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及长期趋势。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所引发的地区差距问题已十分严重，给我国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简要分析了引起我国地区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发展起点、生产要素、自然地理条件及其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所起的作用。 第叁部分着重分析了国家财政政策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财政作为履行国家政策和职能的主要手段，其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有很大影响。从财政角度出发，对财政体制、财政的税收与支出政策的历史沿革以及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行实证分析，有利于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措施，解诀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问题。 第四部分比较了其它国家的财税地区政策，得出各国在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增长过程中的共性经验。这些成功经验对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理调整财税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五部分改进和完善了我国现有的财政体系进行，构建一套更适合我国国情的财政体系，只有这样才能缩小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各地区间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主要建议如下：（一）进一步改革我国现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 （二）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叁）建立与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四）建立规范化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五）调整与优化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六）加强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及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 本文主要应用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辅之以比较分析与因素分析相结合的手段，借鉴了其它市场经济国家运用财政手段调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成功经验，设计出一整套能够有效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财政体系框架。不仅可以通过这项政策案例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理论特别是区域政策理论，还可以为加快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准备，这也是本选题研究的实践意义所在。
袁祖怀[2]2013年在《基于协同理论的市矿统筹发展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从我国矿业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入手，依托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在界定市矿统筹概念及系统边界的基础上，对矿业资源性城市市矿统筹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从市矿统筹的实践中引入协同发展相关理论，对市矿统筹的机理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并以典型矿业资源型城市淮南市为例，对矿业城市市矿统筹发展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矿业资源性城市市矿统筹发展历史及现实可行性进行梳理和分析，归纳出市矿统筹是矿业城市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这一重要结论。在此基础上，对市矿统筹发展概念进行界定。从系统划分看，市矿统筹发展系统主要包含经济、社会、城市与环境、管理这四大子系统，并具有市矿系统特有的发展规律和特征。其次，从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市矿统筹发展的影响因素。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政策、市场、社会文化等因素。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城市与环境、管理等四个子系统方面的因素。在内外部因素分析基础上，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影响因素的结构与体系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除产业结构等少数因素外，其余因素对市矿统筹均有着不同程度的显着影响。然后，在影响因素结构与体系分析基础上，分别从市矿统筹系统发展动力、系统演化机理、系统发展路径与优化叁个方面研究市矿统筹发展机理。第一，市矿统筹系统发展动力主要体现在推力、拉力、阻力和压力四个方面。在利用振动力学模型分析动力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淮南市为例，对市矿统筹发展的推力、拉力、阻力和压力进行解析，研究动力演变趋势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以推力和拉力为代表的正向力要大于以阻力和压力为代表的负向力，从而形成市矿统筹发展的正向动力。第二，市矿统筹系统演化机理则按照子系统内部演化、子系统之间的演化、市矿统筹发展系统的演化这一思路进行分析。分别利用协整分析、内生增长理论及哈肯模型的分析表明，市矿统筹系统不仅存在子系统内部的协同演化，也存在子系统之间的协同演化，它们的共同作用促进了市矿统筹发展系统的演化。其中，地区生产总值是市矿统筹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序参量，地区生产总值和叁废综合利用的协同作用有利于推动市矿统筹的快速发展。第叁，从系统发展路径与优化看，市矿统筹系统变量主要从城市发展和矿业发展两个着力点切入，通过对市矿产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城乡居民收入、居住及出行等方面进行综合统筹推动市矿统筹发展。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市矿统筹系统的分析表明，提高市矿统筹发展水平需要长期、持续的投入，投资比例的合理性及管理水平是影响市矿统筹总水平的重要因素。进而，利用DEA模型对我国34个典型矿业城市市矿统筹系统发展效率的测度表明，我国34个典型矿业城市中，有27个城市属于市矿统筹系统协同发展DEA有效，它们均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已达到技术和规模上的有效。最后，利用博弈论对市矿统筹发展制度体系进行理论分析，并从建立沟通与协调机制、完善市场机制、构建产业发展机制、建立技术创新体系、建立社会发展新体制、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方面对市矿统筹发展进行制度设计，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与建议。
颜银根[3]2012年在《区域政策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快速的增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产业空间非均衡分布、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以及地区之间的贸易进一步减弱等一系列的问题，中国沿海和内地形成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纳入新新贸易理论中的企业异质性以及市场进入成本构建了“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此考察存在要素流动以及区域贸易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区域政策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在本文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加入贸易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就业政策等分析非对称贸易成本、非对称市场进入成本、关税同盟、税收政策、补贴政策、财政分权、政府免费培训“农民工”以及提供充分就业信息等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根据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1999-2008年全国28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文中采用面板计量方法对理论研究所提出的假说进行了经验检验。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得到如下一些重要的结论：（1）中国企业的生产效率服从Pareto I型分布，并且地区企业生产效率分布随着贸易自由化而出现了动态演化。地区的贸易自由化水平越高，地区企业的异质性越强。（2）中国企业存在着生产效率的排序效应：“迁移型”（FDI）企业的生产效率最高，“出口型”企业的生产效率次之，而“本地型”企业的生产效率最低。此外，企业的性质对企业的生产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民营企业有着较高的生产效率，而国有企业生产效率则相对较低。（3）由于不同类型的企业迁移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企业异质性改变了产业集聚的路径。对应地，在国外市场进入成本相对比较大时，传统新经济地理学中完全的“核心-边缘”结构不可能出现。（4）由于小国对贸易保护总是有着某种需求，但是大国在区域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达到某个“门槛值”之后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对其有利，因此小国在此时具有某种“政策优势”。正是由于政策优势的存在，小国在区域一体化中可以把握主动权，从而导致完全集聚难以出现。（5）差异化的市场进入成本（非关税贸易壁垒）不仅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劳动力就业，甚至可以吸引其他地区的产业进入本地区。从而，这种贸易政策有效地改变了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6）如果同盟国的市场规模足够大，那么关税同盟（城市圈）的形成将能有效地增加本地的产业份额。整体而言，中国城市圈的形成的确对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产生了明显的影响。（7）不同的税种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以及消费者的福利产生不同的影响。个人所得税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不会产生影响，从而只会对征收个人所得税所在地的消费者福利产生影响。与个人所得税不同，资本所得税可能会因为企业的迁移而发生转移，从而两地区的消费者福利水平可能同时会降低。（8）无论是对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或者劳动力进行补贴都可以有效地增加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相比较而言，对劳动力补贴效果更佳。尽管对劳动力补贴可以对地区的产业份额产生显着的正向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会立刻体现出来。（9）集权式的财政政策和分权式的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由于欠发达地区的财力与发达地区的财力不可同日而语，从而财政分权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的增加。（10）地区的工资水平对企业的生产区位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地区的工资水平也改变了地区就业工人数量，进而地区的工资水平与地区的失业率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11）无论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抑或本地型企业或出口型企业，其对本地就业的贡献是相似的。（12）政府免费培训以及构建良好的就业市场能够有效地增加本地的产业份额。但是中国当前欠发达地区的就业政策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欠发达地区，从而导致就业政策效果欠佳。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我们得到如下五个方面的启示：（1）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扶植民营企业发展；（2）积极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的形成，实行差异化的区域贸易政策；（3）提高对劳动力补贴力度，改变短期发展为长期发展；（4）财政分权需要“因地而异”，制定“差异化”的财政政策；（5）就业政策需要与当地企业联动，强化对本地产业工人的培养。
赵洪丹[4]2016年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版图上,农村经济是重要的战略基点。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在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发展农村经济是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然而,中国的农村金融不仅落后于城市金融,而且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也不相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更是不尽人意。为什么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设想在城市及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实现,而在中国农村却表现的十分迥异?不仅如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的农村表现的十分突出。发达地区农村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状况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那么,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是否会导致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还是相反?当前,世界经济处于缓慢复苏和深度调整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步入增长速度放缓和结构转型的“新常态”。面对国际和国内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尤为引人瞩目。这是因为,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既符合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战略又能满足中国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要求;同时,国际贸易格局的深刻变化和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的冲击日益加大,使原本脆弱的农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被寄予厚望用于发展农村经济的农村金融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在各种利益博弈下,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令人堪忧,主要表现为农村金融体系残缺不全、农村金融创新动力匮乏和农村金融改革推进缓慢。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农村金融发展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并实现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破解,首先要深刻认识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状态,并结合中国改革实际深入分析其原因;其次,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即使在农村,发达地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各自发展情况差异巨大,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在于欠发达传统农业区,因此研究欠发达传统农业区的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研究具有特殊意义;第叁,资金瓶颈始终困扰着农村经济发展,在市场化改革的各个阶段,中国的农村资金供给方式和状态具有各自的特点,那么理解农村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与作用则十分必要;第四,即使农村金融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也未必一定会增加农民的福利水平。消费水平一般可以代表福利水平,而提高农民福利水平既是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因此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讨论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影响及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五,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学术界往往更加关注金融对经济的反作用,而较少顾及经济对金融的决定性作用,农村金融发展究竟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哪些,同时这些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区域差异?这无疑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将围绕上述五个方面问题展开深入研究,试图揭开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之谜。本研究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显着的负面效应;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农村存款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显着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均具有负向影响。第二,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改革存在“路径依赖”;农村贷款和财政支农的相对比例较低,不利于农村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中央政府能够适时改变发展战略,愈加尊重市场的作用,使农村金融、财政支农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趋于协调。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步显现,且作用的力度不断增强;只有农村金融和财政支农相互配合,破除阻碍市场功能发挥的体制性和行政性障碍,才能破解农村融资难题。第叁,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农村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总体来看,农村金融能够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尤其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积极作用。农村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重点和难点在于西部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不仅未能促进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反而由于农村金融风险积累、农村小企业贷款和农村储蓄存款分流了农村金融资源,使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受到了极大的抑制。第四,政府和市场是影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的作用存在收入差异性特征,即在农村高收入地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而在农村低收入地区,政府支出对农村金融发展具有正向效应;农村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发展总体上表现为的正向效应,农村市场化进程的提升将有助于提高农村人均金融资产和农村人均贷款水平,同时会抑制农村金融流出,但是可能会加大农村金融风险。第五,欠发达地区是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薄弱点。通过对吉林省的案例分析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并不是表现为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和农村金融效率的提升,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金融供给而导致的强制性储蓄。国有商业银行撤出农村,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滞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还未普遍设立,造成农村金融供给严重不足。农村资金外流问题突出,农村金融风险较大。农村贷款比率相对较低,农村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相对不足。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一是要坚持市场化方向,深化农村金融改革;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破除行政性和体制性障碍;叁是要加快普惠金融实施步伐,增加农村金融供给;四是要健全农村公共财政体系,加强对欠发达农村地区的财政投入。本文共分为8章,分别是:第1章:绪论;第2章:文献综述;第3章: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第4章:农村金融、财政支农与农村经济发展;第5章: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第6章: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第7章:欠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分析——以吉林省为例;第8章: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蒲小川[5]2007年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制度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制度变迁理论相结合，论述了制度因素在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中的作用，从而为设计区域性制度变革路径，引导区域经济从非均衡模式向均衡模式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个经济体起飞的必经阶段。中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在以下叁个鲜明背景下展开的：1、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2、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全面转型；3、从政府主导型国有经济向民间主导型多元经济的内涵转变。大规模制度变迁使得我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过程加速实现，从而使区域经济从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转折点提早到来。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以及发展模式的优化问题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制度因素包括：农村体制改革，企业制度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政府治理机制和区域发展政策五个方面。这些制度因素的变革改变了资源和要素组合的方式，改变了要素积累的路径，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面对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从而使产业分工、企业竞争、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因此，全国性制度变革以及由其引发的区域性差异化制度变迁通过要素积累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最终反映到区域经济发展绩效上。通过寻找制度要素的代理数量指标，我们利用面板数据，对1999年到2002年之间的区域性制度变迁与地区经济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作了实证检验。根据文中的理论分析，我们研究了资源配置的市场化(market)、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减少(govint)、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水平(nonstate)、信贷配置市场化水平(credit)、经济开放度(open)以及法治环境(Law)六种具体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我们分叁个样本——全国样本，东部地区样本和中西部地区样本——依次检验了以上制度因素造成区域经济非发展的相对重要性。对东部模型与中西部模型的比较研究表明：东部地区已经基本进入了一个政府与市场关系，微观需求与宏观制度良性互动的发展轨道，而中西部地区仍然被锁定在一个相对封闭式的内耗型发展“陷阱”。论文的结论表明：中国未来的区域发展政策不仅仅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发展的统筹和协调，而且还要根据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确定适合自身的差异化发展目标。东部地区应该继续通过放松管制，改革开放，创造经济发展与制度优化自主循环互动的外部环境，实现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则一方面应加快融入国内市场化进程的步伐，加快发展非公经济，塑造地区经济自我发展的机制，另一方面则应该加强面向基本公共品提供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打破落后地区的发展陷阱，为落后地区的加速发展创造公平的机会。
陈本燕[6]2012年在《技术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创新蜂聚的关键时期,也迈进到一个技术结构和经济结构加速调整的关键时期。为了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取主动,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实施相关财政税收政策来大幅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推动技术创新成果不断地向现实生产力进行转移和扩散,为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本文主要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实证分析法主要用来考察时空脉络中的技术和财政政策的本来面目,以及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规范分析法主要用来厘清未来中国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的方向和重点,以及财政政策调整优化的可选路径；历史分析法主要用来考察历次技术革命过程中的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的客观状况,以便找出二者之间协同演化的内在机制；比较分析法主要用来考察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演化方面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从而为今后财政政策的适应性调整找准着力方向和点位。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是对技术、财政政策及其演化的基本范畴进行了界定和梳理。着重考察了技术和财政政策的概念及其本质特征、技术的演化特征、技术演化的形式、技术演化的生命周期、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的动力机制等。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生产过程中所掌握并积累起来的各种活动方式、手段、方法和知识的集合,它通过历次接连发生的技术革命不断演化。技术演化是指新知识创造、新技术发明在社会生产中得到推广运用,并产生物质财富增值,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全部过程。本质上讲,技术演化是一个同时涉及技术发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等活动的受到社会选择的、累积的、非线性的过程,而非传统技术创新理论所认为的外生的、不变的、线性过程。一次技术革命包括了导入期、展开期,以及爆发阶段、狂热阶段、协同阶段和成熟阶段这样的“两个时期,四个阶段”。技术演化的动力机制来自于新技术目标与旧技术功能之间的冲突、社会竞争与科学研究的推动、技术世界内部的相干性,技术在根本上是由社会形塑的。二是对技术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演化进行了理论分析。着重考察了财政政策介入技术演化的理论基础,影响技术演化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问关系、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演化关系等。认为,财政政策介入技术演化的理论基础不仅仅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同时还包括演化经济学的“协同失灵”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系统失灵”。影响技术演化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活动、政治过程和授权神话。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协同演化关系。因而,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协同演化关系。叁是对技术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演化进行了历史考察与经验分析。着重对人类历史上接连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及其引发的发展巨潮进行了历史考察,对五次技术革命过程中的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进行了历史的、动态的分析,考察了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演化机制。认为,特定的某次技术革命之所以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国家率先发生,然后再逐步扩散到其它国家或地区,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这个国家在经济、科学、政治、文化等方面具有了其它国家所不具备的有利于技术革命爆发并扩散的诸多条件。其中,财政政策的适应性调整对历次技术革命的爆发与扩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历次技术革命之所以接连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关系的断裂与耦合。四是对中国技术与财政政策协同演化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着重考察了目前中国技术和财政政策在演化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目前中国的技术演化存在原始科学创新能力不足、技术发展质量不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进步支撑引领经济发展的能力不够等主要问题；而财政政策演化方面存在财政科技投入不足、投入制度安排不尽合理、政策工具不尽完善等主要问题。五是提出了中国技术与财政政策协同演化的策略思考。认为,中国技术与财政政策要实现协同演化,首要的是推动财政政策进行适应性调整,调整的思路是：一要转变政府职能,二要深化科技投入制度改革,叁要调整完善财政政策工具。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研究范式方面,用演化经济学动态的、系统的、非线性和非均衡的研究范式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静止的、孤立的、线性的和均衡的研究范式,将研究触觉深入到了技术经济系统和制度社会系统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重新审视了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演化的形式与动力机制,将研究视野聚焦在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和具体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对重要性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即创新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一些创新被市场淘汰,而另一些创新则为市场所选择接受或者说生存下来)等方面来重新审视财政政策及其作用方式。(2)理论基础方面,在充分吸收、整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演化经济学的“协同失灵”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的“系统失灵”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了政府介入技术演化的理论基础——解决“市场失灵”“协同失灵”和“系统失灵”。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基于“给定偏好”、“个体同质性”、“行为最大化”和“线性技术演化”四个基本假设来探讨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并由此分析政府与市场在特定领域各自的职能定位,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与干预措施都是围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来进行的不足。(3)分析框架方面,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重构了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在这样的演化分析框架中,技术不再被假定为“黑箱”式的生产函数,而是被视为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系统或构型,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对技术演化动力所做的原因式解释的局限性,为探讨技术演化的内部机制提供了起点。本文将技术演化视为一个非线性的、存在复杂交互作用的动态历史过程。这就意味着技术演化的方向如何?速度如何?所带来的经济绩效和社会影响如何?等等诸多问题,不仅仅只依赖于特定的行为者,而且更主要的是依赖于演化系统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市场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4)分析方法方面,摒弃了目前政策分析中多采用的定性分析、规范分析、静态分析和均衡分析方法,采用了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相结合、历史分析法与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法,将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均置于人类历史上接连发生的五次技术革命和发展巨潮的时空脉络之中加以考察分析,从而克服了将技术视为具有内在必然性的“黑箱”、将技术与社会(包括制度因素)理解为两个相互分离的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太过抽象和脱离现实生产生活实际的缺陷,建立起了技术与财政政策之间协同演化的分析框架和作用机制。(5)政府职能方面,整合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国家创新体系理论,重新界定了政府在推动技术演化方面应该具备的资源配置、政策保障、创新激励、文化引导、扩散示范和创新系统维护等六大职能,并且提出转变政府职能的主要思路是要克服全能型政府、守夜人政府这两种极端倾向,发挥政府、市场双轮驱动效能,目标取向是要从以直接克服“市场失灵”向着力解决“协同失灵”和“系统失灵”转变。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为考察技术和财政政策演化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历史的、动态的、系统的和非均衡的分析框架,将政策分析立足于时空脉络的、紧贴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现实生产生活图景网格之中。今后,笔者还将进一步加深对技术与财政政策演化历史的考察,以期能够建立起一个测定技术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同演化系数。
侯新烁[7]2014年在《经济结构与区域增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和开放的叁十五年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年均约10%的高速增长“奇迹”，也使得“中国问题”就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主题，在泛泛的讲述中或者在最为深刻的阐释中，“中国特色”一词有了其重要的经济内涵。中国自改革和开放以来叁十余年的“增长奇迹”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迅速的经济复苏成为了改变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重要样本，增长分析思路在实践中的不断修正逐渐凸显了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中国区域发展伴随着强烈的结构演化，城市化、工业化和空间差序格局的不断形成和固化过程成为中国区域增长的现实描述，是城市与农村交织在一起的内生过程，增长、波动或发展的实质是经济结构演变，这必然要求我们对中国区域经济的结构性加以强调。在当下，这也必将为“结构调整”的学术研究基础提供一些经验上的证据支撑。本文首先对经济增长理论、结构主义思路和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性介绍，明晰以结构视角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和基本思路。在此基础上，通过求异法计量分析思路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蕴含的结构性特点进行说明，并对经济结构与区域增长的关联机理进行解释，从而明确后文实证检验内容需要达成的任务和实证检验的实现途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因层级治理过程中地区块状发展导致经济活动具有以行政区划为边界（如省份）的空间尺度性，大国特质下更突显了区域经济和经济结构的空间分布差异，区域间相对独立又有空间联系的发展秩序要求我们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应对以省市为边界的空间尺度效应加以识别。为明晰高增长过程中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与地区增长的复杂关系，理清中国区域发展的空间实现逻辑，本文以增长解析和空间尺度切入，对区域经济结构的空间增长效应进行了识别和解释，以描述结构与增长的关系。具体操作中，本文结合空间面板计量技术中对空间效应的划分，基于中国省份长区间区域经济数据从经济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空间异质效应两个视角展开了实证检验和分析，并进一步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将时间概念引入到本文经济结构与区域增长关系的必要性，动态识别中国区域增长中的结构效应表现。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针对以往研究主要以单一的产业结构限定经济结构内涵并且经济分析多以“孤岛”看待不同经济单位的做法，本文从区域空间尺度出发将经济结构重新归纳为包含区域间和区域内两个层面的多要素结构以反映不同的机理途径，以空间溢出效应将地区间的空间关联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描述中国区域经济的空间传导路径和作用机制，从而为区域“块块”增长过程的实现并非孤立的系统提供确凿的经验证据。其中，强调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过程的解析必然不能避开或忽略空间尺度的影响，中国区域分治格局则指导我们将这一空间尺度锚定在省份边界上，区域空间尺度的切入成为本研究区别于其他文献的重要特点之一。空间权重矩阵的引入和空间面板计量经济学的应用则成为本研究的实现工具。其二，指出经济结构作用于区域增长的效果可能存在地区差异并对其加以验证，描述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作用的演化过程。空间关联强调地区间的经济关联，但异质性反映差异，不仅仅是量上的差异而且是作用效果的差异，本文以空间变系数方法对经济结构与增长关系的空间局部效应进行了识别，证实了这种异质性的存在，其主旨在于指出经济结构对增长的影响不仅来自于要素配置水平上的差异性，而且与要素结构与地区的匹配有关，前者以结构差异和变动解释增长、后者则认为经济结构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上的作用表现也有差异，两者共同作用促成中国区域增长格局的形成和异质表现。其叁，在前述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经济时间概念，以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结构与增长的关系进行再次的识别和讨论，着重强调结构效应的长期和短期差异性。此部分的经济分析以纳入因变量时间滞后项和空间加权因变量时间滞后项的空间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作为检验基础，重点研究结构效应的实际变化，对系统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加以验证并全面且准确地刻画结构与增长关系的动态过程。研究表明，经济结构与区域增长关系不仅存在空间维度的关联性，在时间维度上同样所有体现，其学术意义则在于指明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进行研究时，应纳入发展过程中来源于动态系统的空间和时间交互性，注重区别结构因素的长期和短期效应表达。
王立志[8]2008年在《县域创业环境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郡县治,天下安”。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县域经济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是县域范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再生产各个环节、各种体制机制共同构成的经济活动的综合体。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县域经济越来越受到各个方面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健全农产品安全体系,增强农业的市场竞争力。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因此,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回顾了相关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详尽地对创业环境理论、企业发展理论和县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了综述及评述,在此基础上归纳本文的研究要素,明确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其次,对研究要素进行界定,提出要素的研究维度;第叁,在理论推导的基础上,构建县域创业环境、企业发展和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并提出了12条假设;对国内15个县市的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表明12条假设中有10条通过;最后,对检验结果进行讨论,进一步明确本文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
李军超[9]2012年在《政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逻辑》文中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推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教育公平则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推进教育公平尤其是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实现“学有所教”教育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而当前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发展的现状则表征为资源配置差异巨大、师资力量悬殊。我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是导致目前城乡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体制环境,该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选择是导致城乡义务教育不均衡状况的重要推手,而以传统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观念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另一重要维度。依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构建“制度攸关—制度成因—制度选择—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以制度为起点,从制度与行为双层面推进,沿着文献分析——理论研究——实证与调查研究——数据分析与检验——政策建议的路线,对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现状是什么、城乡义务教育发展为何出现非均衡、怎么样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叁个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全文涵括八个部分：一绪论、六章、一结语。绪论部分作为本项研究的“利器”之工程,主要对本文的选题缘起、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以及开展研究的前提假设等问题进行必要的界定和阐释。第一章至第六章是本研究的主体内容。在形式上,第一章从“总”的意义上构建本文的研究架构；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解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叁个基本问题。第一章构建了新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分析框架。首先,详细阐述新制度主义的“硬核”和“保护带”,系统概括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核心特征,深入剖析新制度主义叁大理论流派的思想分歧与交流整合;其次,依据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尝试构建“制度攸关—制度成因—制度选择—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第二章描述了现阶段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在构建衡量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之上,通过可及性差异、办学条件差异和教育质量差异3个一级指标,对我国城乡义务教育的起点不均衡、过程不均衡和结果不均衡状况进行空间计量分析,并对城乡义务教育不均衡发展的负效应进行解读。第叁章从正式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制度成因。通过建立和演绎回归方程模型,得出叁个基本结论：(1)中国式财政分权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地方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的投入,形成了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反向替代,使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义务教育等民生事业没有出现同步的明显改善。(2)“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减缓了城乡差距扩大的“加速度”,但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依然存在,经费投入低重心化的管理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义务教育存在明显差距的事实。(3)城乡二元体制也是影响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的藩篱。随着城乡收入比的增加即城乡二元化特征的走强,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随之增大；随着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总量比重的增加即二元体制的式弱,城乡义务教育的差距随之缩小。第四章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剖析了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制度成因。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在详细阐述非正式制度的内涵、特征及构成的基础上,通过数理模型对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机理进行一般性的描述,以此为前提详细探讨传统社会文化和家庭教育观念对我国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影响。第五章阐述了地方政府介入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行动策略”。在对既定制度环境下政府行为方式、目标函数及策略选择问题进行规律性剖析的基础上,指出,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供给中,复杂的多代理人委托代理关系使得信息传递失真、信息不对称加剧,加上政策实施中地方政府的责权不对等以及中央政府的激励不足等多因素的迭加,地方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在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进程中动力严重不足。同时,地方政府竞争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绩效测度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时,地方政府竞争有损于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绩效测度以民生发展为核心时,地方政府竞争对城乡义务教育非均衡的改善重“硬件”、轻“软件”。第六章探讨了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府作为。从财政体制改革、破解城乡教育二元结构、优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加强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健全城乡教师校长交流制度和构建“1+9+1”义务教育新模式等正式制度方面以及塑造平等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方面为推进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结语部分总结了本项研究的基本结论、研究局限以及研究展望。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力。本文的可能创新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第一,尝试性构建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分析框架。新制度主义各流派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架构散落于各自的前提假设与研究立场之上,“拼盘式”的研究方式仅仅以制度为分析逻辑起点而统一于新制度主义的大旗之下,缺乏统一、严谨的分析框架。本文沿用新制度主义各流派以制度为核心的研究传统,尝试性的构建新制度主义研究范式的分析框架。第二,“制度——行为”双层面推进的研究套路。本文沿用新制度主义重视制度分析的传统,将制度分析与制度环境影响下的行为分析相结合,从“制度——行为”两个层面上展开对政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相关主题的探讨。第叁,定性描述与定量求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影响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因素及各制度因子的影响权重、既定环境中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选择策略等问题进行定性的理论推演的基础上,通过回归分析和数学模型构建对定性描述的结论进行量化求证,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在国内公共行政学界尚不多见。
高詹[10]2015年在《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潜能逐渐释放完毕,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短缺、成本上涨、结构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未来经济运行将呈现“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特点。面临新的宏观经济形势,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如何突破动力衰退的瓶颈,重构城市经济新的动力机制,实现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成为理论界和实践层关注的重点和热点话题。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研究置于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的宏大背景下,通过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趋势和地域分异特征,总结归纳出不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般性规律和差异化特点,分类考察了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路径。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①系统阐述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测度方法,揭示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的关系,构建出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模型,并对模型的特点和现实意义进行了分析说明。②对我国281个城市2003-2012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深度揭示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时空演化特征。③对我国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进行了空间维度分析,高度概括出长叁角、珠叁角、京津冀、辽中南和中原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经济增长地域分异的特点,阐释了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空间组织的重要性。④实证分析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因素,运用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混合效应回归分析以及夏普利值方法得出全国以及五大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并揭示了不同区域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组织和运行的多样性。⑤在检讨现行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缺陷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并进一步分类研究了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运行。⑥从城市经济增长动力、增长结构和增长过程叁个方面分析城市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一般路径。通过对以上内容的全面分析论证,本文得出如下结论：①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是多目标优化动态均衡的过程。本文从城市经济的投入和产出方面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模型,得到产出最大化的条件。这一结果说明城市集约经济增长是通过不同要素的效率改进,突破效率瓶颈,实现动态均衡的多目标决策过程。②城市集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区域之间集约经济增长能力差异明显。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改进状态,但是改善幅度在逐年缩小,技术效率的水平效应削弱了技术变化的追赶效应,造成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的不稳定和不持续。区域之间经济集约增长能力差异明显。东部地区是全要素生产率改善最为显着的地区,东部和其它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中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东北地区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改进最慢的地区。珠叁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幅度明显优于其它地区,中原经济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京津冀和长叁角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比较平缓,辽中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水平。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区域经济政策等外部影响对城市经济集约增长作用明显。③区域经济增长呈现“中心—外围”空间结构,城市之间经济集约增长空间联系有待加强。通过分析省域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布,发现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呈现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形成大面积的效率显着改进集中区。效率显着改进的省份和效率改进一般的省份都呈现时间和区域的稳定性。在经济区内部,无论是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的经济区都呈现经济增长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但是这种空间结构.也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对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维度的分析表明区域单中心城市集约经济增长能力不强,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不紧密。区域内双中心城市之间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结构的稳定性不强。④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政府科技投入和集聚经济的驱动,产业结构优化和研发活动是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动力短板。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差异化的动力来源,多要素协同驱动动力不足成为制约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瓶颈。运用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面板回归方法,得出政府科技投入、产业结构、集聚经济和研发活动四个影响因素在全国和五个经济区均呈现出良好的显着性,说明这四个方面是影响我国城市经济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改善的主要动力。其中产业结构和研发活动变量呈现显着性但个别区域参数为负,说明这两个因素是目前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改进的主要瓶颈。通过夏普利值的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贡献率进行了分析,得出政府科技投入、产业结构、集聚经济和研发活动是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主要因素。⑤政府规控、产业结构优化、知识能力提高和多样化驱动是我国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四种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运行和组织方式是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发生的,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因素、制度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差异,具体城市关于集约型经济增长组织和运行方式的选择呈现多样性。⑥创新驱动、均衡发展和质量提升是城市经济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一般路径。城市经济增长动力来源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从失衡向均衡发展改进,城市经济增长结果从数量增加向质量提升转变。从动力来源、增长过程和增长结果叁个方面指出了城市经济增长转型的必要性和一般路径。本文的创新之处：①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城市经济集约增长模型,形成了完整的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与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供了理论基础。②实证指出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地域分异,并且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城市选择合适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支持。③概括得出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运行方式,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转型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围绕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与城市经济集约增长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获得了一些创新性的结论,未来研究中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城市集约型经济增长组织方式的多样化；同时需要进一步关注城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出现风险的预防和控制。
参考文献：
[1]. 我国区域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财政因素研究[D]. 李海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03
[2]. 基于协同理论的市矿统筹发展机理研究[D]. 袁祖怀. 中国矿业大学. 2013
[3]. 区域政策与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D]. 颜银根. 南开大学. 2012
[4].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D]. 赵洪丹. 吉林大学. 2016
[5].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制度因素研究[D]. 蒲小川. 复旦大学. 2007
[6]. 技术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演化研究[D]. 陈本燕. 西南财经大学. 2012
[7]. 经济结构与区域增长关系研究[D]. 侯新烁. 重庆大学. 2014
[8]. 县域创业环境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D]. 王立志. 吉林大学. 2008
[9]. 政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制度逻辑[D]. 李军超.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10].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城市经济集约增长研究[D]. 高詹.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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