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级财政治理

论分级财政治理

凌岚[1]2003年在《论分级财政治理》文中研究说明“治理(governance)”与“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同为当代国际上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已经将治理与财政分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提出通过财政分权实现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消除贫困、惩治腐败、经济增长等多维度的善治(good governance)目标,并构建了各类衡量财政分权与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考察财政分权的治理绩效,这一介入视角和研究方法是富有价值和启发意义的。有鉴于此,本文以“分级财政的治理维度”为选题,尝试运用制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的方法,展开一种研究中国财政治理问题的新思路,进而提出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治理对策,为在我国建立公平、民主、高效、规范的分级财政制度提出一些有用的见解。本论文共分8章: 第1章导论。阐述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做出综述;对论文中涉及的重要概念予以界定;并介绍论文的大体结构。 第2章财政分权的制度绩效。侧重于分析财政分权的制度特征,指出财政分权改革可能产生的政策效果,分级财政制度自身的特殊性,实行分权战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等。介绍国外衡量财政分权治理绩效的指标体系,并对之做出评析,提出设计我国分级财政治理绩效指标体系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第3章政府间权力制衡与责任归属。从考察分级财政制度所依托的政府权力结构入手,论证分级财政制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分权制衡与分级治理的约束框架,能够界定各级政府的责任归属,让财权与事权结合起来,并提升政府的治理绩效。 第4章财政分权的外部激励效应。探讨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激励作用。提出在分级财政制度中,承担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任务的地方财政对经济增长有着直接的激励作用;中央财政主要是通过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和转移支付,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目标等手段,间接地激励经济增长。 第5章分级财政制度的内在激励机制。政府间转移支付,作为各级政府间责权利关系的一种协调机制,它既是中央或上级政府调控经济,实现资源在全国或区域范围内优化配置,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手段;也是受补助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设计合理的转移支付体系能够产生正确的激励效应,对整个财政体制的公平性和运行效率产生重要影响。 第6章分级财政制度中的约束机制。指出完善的分级财政制度是一种是权力与义务对称、激励与约束兼容的治理结构。这些约束包括:公共预算约束、政府责任约束、政府绩效约束和豺政透明度约束。 第7章回顾与借鉴。首先回顾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中央与地方间财政关系的演变过程,分析财欢体制改革对各级政府行为的影响。其次,选取美国财政联邦主义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分析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从中引出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最后,介绍当代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指出这场运动对财政制度创新的意义。 第8章中国分级财政的治理对策。对我国现行分级财政制度尚存在的各种问题作一些梳理,公共产品分级提供的绩效、预算外、制度外收入问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最后,对我国现行公共产品提供机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一一农村基础教育问题做出初步的分析。

沈政[2]2014年在《论分级政府财政体制下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文中提出公共体育服务作为我国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发展是与我国社会发展同步的。人们需要体育作为彰显民族自豪感的途径,也需要将其作为休闲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参与,这也决定着公共体育服务必然要依靠财政支出为其提供资源保障。但一直以来我国追求效率的供给方式,却成为现阶段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效率低的主要原因,这源于时代变迁中,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传统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是紧密围绕奥运争光计划展开的,它满足了群众对于民族自豪感的渴望,所以这种以精神传递作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一元化供给,严重依赖于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伴随人民群众对公共体育服务参与需求的逐渐提高,以奥运争光计划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的供给模式,已无力对其进行有效供给。传统供给方式的惯性,导致了现阶段政府管理的“越位”、“缺位”和“错位”,这就需要以现代财政制度为基础,事权、财权相匹配为原则,讨论政府职能边界,并以此为着力点构建新时代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同时资源有限性的现状也标志着政府不可能依靠自身力量全覆盖式的、均等化的提供完全满足群众参与需要的公共体育服务。根据西方的观点来看,政府是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主体,但不一定要生产这种服务,然而市场和社团生产这种服务却无力以公共服务的方式提供,这就需要政府培育市场、扶持社团,并以购买的方式结合政府主导、社团和市场生产,构建符合当前时代需要的新型公共体育服务供给体系。本文从体育学、公共财政学、公共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四个维度,应用价值分析、实证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访谈、逻辑归纳和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阐释了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有效供给中所存在的问题。着重对我国体育部门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按照目前我国体育事业分类和现代财政体制的支出方式划分了体育部门的事权,并以事权财权相匹配的原则设计了各级体育政府部门职能,并以此为着力点构筑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并提出,按照治理理论框架,结合现代分级财政支出制度,以政府、市场、社团叁元治理的方式,保障公共体育服务的有效供给,在这样的关系中,一切都以相互依存的方式相联接。市场的结果、公共性结果以及“个人”的自主性、自发性意识决定,这种积累是体育事业最终的状态,标志着公共体育服务未来的发展方向应是多元一体的。

杨德强[3]2011年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体制通常由政府间支出责任安排、政府间收入归属的确定和政府间财力的纵向、横向均衡叁大要素构成,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和公平性特征。财政体制之所以备受决策者和学者长期关注,因为它是财政在履行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稳定发展经济职能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的唯一载体。建国以来,我国的财政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一是建国之初到1980年,是中央高度集权模式,各级地方财力主要向上集中;二是1980年以后,实行真正的分级财政体制——1993年前是各种形式的包干制,1994年以后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实现了政府间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比较规范的财税基本制度,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政府财政实力显着增强;中央调控能力增强,促进了地区协调发展;加强和改善了政府宏观调控,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投资过热;强化了地方财政的预算约束,增强了地方加强收支管理的主动性和自主性。朱镕基和温家宝两任总理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其积极作用也在十几年中经受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限于当时的历史发展特定阶段和改革时机的紧迫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重点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但是对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财权划分以及规范运行没有过多涉及。在“增量调整、存量不动、双轨并行、逐步到位”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省在“省以下”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财政体制,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需要改革和完善,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本文对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理论进行了梳理,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职能范围、划分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各级事权财权、推进理财民主化等,并对国外的一些典型实践经验进行了概括和归纳。在此基础上,重点研究以下问题:一是当前省以下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新老体制并行,按照中央关于新老体制渐进过渡的规定,各省以下财政体制在按照新体运行的同时,仍保留了部分老体制的分配格局。财力纵向分布不均衡,中央与省级分税制财政体制框架确定之后,各地按照中央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制定了省以下分税制体制: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省市级和县乡级财政收支比重越来越不对称,县乡承担较高的支出却没有较多的财力与之匹配。地方财政收入质量不高,随着放权让利政策的实行和改革进程的加快,省以下非税收入规模增长较快;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越往基层财政越困难,越到基层非税收入比重越高。。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在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制度不统一,公共服务保障标准差距较大。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存在法制不健全、测算方法不科学、过分注重收入增长而忽视支出管理激励、转移支付模式需要优化等问题,需要进行转移支付制度改革。二是论述改革的必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财权重心上移、事权重心下移”等导致了基层财政困难,影响了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需要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竞争激烈,加快城镇化进程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要求在明确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基础上,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在我国,当前财力最弱的基层政府来承担着提供大部分基本公共服务的重任,“小马拉大车”,力不从心,因此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迫切要求改革省以下财政体制。叁是梳理、分析改革思路。明确改革的方向、原则、目标、任务。坚持推进改革,调动地方各级积极性,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为目标,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四是探索改革基本路径。科学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担负的职责,进而在省、市县地方政府间合理划分事权。以此为基础,加快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是坚持分税制,在政府层级太多、现有税种较少、没法在五级政府之间进行规范分税的客观条件下,实行以财力分享为核心、以税收分成共享为主、税种分享为辅的体制是必然选择。按照规范透明、统筹均衡、绩效评价原则,梳理转移支付改革的目标、思路,确定“以纵向支付为主、横向转移支付为辅”的改革模式,以推进财力和事权的进一步匹配,更好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五是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政绩考核机制、提升政府绩效管理水平、推进民主理财等几方面,论述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套改革措施。

郭沛廷[4]2017年在《基于国家治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叁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构建现代财政制度是建立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作为国家预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资本所有者身份汲取并分配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收支预算,是实现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制度保障。深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从功能上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不仅是政府汲取资源的重要工具,而且是调控国有经济、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导航仪,合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安排对强化预算管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完善产业结构、提升国有企业经营业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改革现有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必须从全局的、宏观的、战略的高度抓住主要矛盾,立足于中国国情,通过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设计,推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满足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全面性、控制性、效率性、透明性和可预测性的原则要求,积极处理好收入汲取与支出分配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其他预算的关系,平稳推进改革,实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以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出发点,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提供价值目标;有助于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与资本经营职能的划分;进一步丰富了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相关理论的研究;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有助于完善政府预算制度建设,提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水平;有助于改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管理,增强国家收入汲取能力;有助于优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支持国有企业发展,推进国有资本布局调整。本文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展开研究,共分为七章叁部分,一至叁章为理论分析,四、五章为实证分析,六、七章为改革设计。第一章描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梳理了研究思路,划定研究范围,界定核心概念。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学界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性质、覆盖范围、编制主体、编制层级等方面的观点,其次总结了学界关于国家治理与现代预算制度相关关系的研究,最后梳理了国外有关国有企业管理与资本性预算方面的文献。通过文献整理发现,现有关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研究缺乏系统性,改革框架缺乏完整性,未从国家治理系统论的高度研究如何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改革,这为本文进一步研究国家治理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关系确定了方向。第叁章为国家治理视角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理论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国家治理的相关概念以及评价国家治理的各种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家治理视角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改革过程中应该处理好的关系。第四章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现状分析。本章介绍了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变迁和近年来国有资本的经营状况,梳理并总结了我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制度变迁、编制现状、实施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和问题成因。结合现状的分析,本章还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状况给出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有利于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逐步提高收益上缴比例有利于抑制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应进一步强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企业的运营监督,控制国有企业管理成本增加。第五章为西方国有资本管理经验借鉴。本章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国有资本扩张与调整的历史,列举了美国、法国、新家坡国有企业管理制度,阐明了西方国家资本预算的产生背景与主要形式。借鉴西方国家的相关经验,我国应当注重法制建设,使国有资本管理改革有法可依,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运营,合理分配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学习西方国家强有力的国有资本经营监督制度。第六章为国家治理视角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总体设计。本章提出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要着力点和主要目标,为下一章具体改革措施的制定奠定基础。第七章为国家治理视角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具体措施。本章从完善预算编制、强化预算执行、规范预算报告、健全绩效评价、强化预算监督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具体措施。在预算编制方面,进一步扩大预算覆盖范围,建立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动态提取机制,细化预算支出科目,优化预算收支构成,编制预算中期收支规划,规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转移支付。在预算执行方面,以国有企业为抓手强化预算收入执行,以加强控制为目标完善预算支出执行。在规范报告体系方面,建立财政部—中央预算单位—国有企业叁位一体的报告体系,提供国有企业整体运行状况的宏观经济分析,构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国企财务报表间的对应关系,明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其他预算的勾稽与衔接,提供更加详尽的报表附注信息与说明。在绩效评价方面,选择适合的评价方式,建立合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全面系统的绩效分析报告。在预算监督方面,建立国有企业预算内部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强化受托责任。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第一,设计建立国有资本收益动态提取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励国有企业的经营行为;第二,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报告体系,明晰了不同报表间的勾稽关系,强化了预算自身的制度约束;第叁,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绩效进行实证检验,丰富了实证研究成果。

廖添土[5]2010年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历史考察与制度建构》文中研究表明随着2007年9月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之后,中央层面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的一个新的阶段。随后,地方层面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也在全国各地广泛展开。然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毕竟还是个新事物,国外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多,在我国也还仅仅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试点探索中也还存在诸多问题和争论,需要加强理论研究以进一步指导实践工作。本论文研究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从建国初的统收统支,到改革初期的税利合一,以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确立后的税利分流,再到目前税利分流框架下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均有着其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因此,本论文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分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探索国家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关系的演变特征和规律,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建构提供历史经验。之后,本论文考察了西方国家国有经济发展的历程及资本预算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借鉴了国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工作的经验,在纵向上建构中央与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分级所有”的产权关系,横向上处理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公共财政预算的互补与衔接。最后,在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行历史分析、国外经验借鉴、横向和纵向关系理清的基础上,本论文构建一个包含了预算内容、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决算和预算监督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框架,并为这一制度框架的实施提供政策建议。

崔卫华[6]2004年在《城市经营》文中研究指明近几年来, “城市经营热”迅速波及全国,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等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热门话题。虽然近几年我国的城市经营实践已经有了更丰富、更深入的内容,然而有关城市土地、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公共物品、城市环境、城市形象等“经营城市”范畴历来都没有脱离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只是城市经营问题需要从城市管理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可以说,“城市经营”是城市经济理论和实践在新世纪、新形势下的延续、升华和深化,是城市经济实践的思维理念和城市经济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一方面城市政府拥有了较多的对地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和决策权,对城市要素的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我国的城市化和城市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城市化加速发展带来的城市规模快速扩张与城市建设资金相对不足的矛盾,城市经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推上了实践的舞台。目前我国的城市经营研究还处于概念泛化阶段,进展缓慢,这与城市经济学领域一直重视城市经济规律和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研究,城市管理理论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的现状有关。而“城市经营”与“城市经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城市经营不是研究城市的实际经济体系是怎样运行的,而是试图从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出发,对城市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体系应当怎样运行,以及为此提出相应的经营对策的“规范”研究。我认为,对于城市经营来说,不论是概念的提出还是理论的建立,其贡献不在于煞费苦心地去发现什么未知的课题,而是从人们早已熟知的城市经济实践中挖掘出一条线索和研究框架,分析其发生、发展和未来的走向,从而为城市经营实践指明正确的方向和政策主张。鉴于此,通过对中外城市经营研究的分析和辩识,我提出了一个城市经营的叁维理论分析模式,这是一个筛选出了影响城市经营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后,构筑的一个由时空轴、主体轴和客体轴组成的立体研究框架,在此基础2内容提要巴巴竺巴巴竺巴巴巴巴巴巴巴竺巴巴上,我把城市经营的研究内容分为六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1章:导论。从对城市经营产生的经济背景分析入手,梳理出国内外城市经营文献的发展脉络,指出目前国内城市经营误区的深层原因,并通过对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不同特征的分析,明确了城市经营的对象、地位和作用,最后从生物学角度对城市生命周期和时空因素进行重新认识,以城市经营的叁维理论分析模式勾勒出作者的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第2章:城市经营的时空平台。通过就一个城市进行个体考察的城市成长模式和对包括两个城市以上的区域进行的Citistate成长模式分析,揭示了城市微观成长规律和城市宏观成长趋势,指出研究孤立的城市己没有实践意义,为城市经营提供了城市空间成长的阶段性理论分析和时空坐标系;并进一步归纳了城市成长的时空特性和成本效益特征;最后结合我国城市成长的现实状况,分析了以城市空间组织演变为主线的“松散型城市空间组织”和“紧密型城市空间组织”,认为城市间的协作组织是城市成长过程中维系城市长期竞争优势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并指出citis七ate是城市空间组织的未来走向; 第3章:城市经营的运行机制。通过对城市政府在不同时空背景下与市场的不同组合模式和城市政府目标双重性的探讨,触及了城市经营主体和城市经营的运行机制这一城市经营研究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城市政府职能转化的理论基础是城市公共物品的界定,而城市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条件也成为重要的理论分析内容。作为城市经营方式的选择依据和经营方式的创新设计,实现了城市经营主体与客体在不同时空下的衔接;而城市公共则政制度和融资的创新为我国的城市经营提供了制度支撑和拓展了未来发展方向。 第4章:城市土地经营。广义的“城市土地经营”涵盖了城市土地和土地空间经营,包括土地、功能分区和城市建设。在对城市土地地租理论和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土地有偿使用的方式选择,以及以土地为载体的城市空间利用的分区制战略,并通过对我国目前城市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剖析,以英国“新城运动”为例,指明城市“硬环境”建设和经营中的对策;作为城市经营制度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成为我国城市经营的根本动力和制度保障; 第5章:城市产业经营。城市功能定位是城市产业经营的前提,通过对城市功能定位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揭示了城市功能定位的具体方法;城市主导产

杨鹏[7]2015年在《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涉及到我国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就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国有管理体制的变迁过程,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对国有资产管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不断深化。本文从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基本概念入手,运用文献梳理与理论研究、数据分析与实证研究、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演进和改革,提出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与建议。本文认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国家管理国有资产的各项职能的制度化形式。我国国有资产管理的历史演进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叁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79年改革开放前;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2002年;第叁阶段从2002年至今。当前我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的原则确立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理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所有者权益,即“双层出资结构体制模式”。当前国有资产体制中存在国有资产管理法制不够健全、国有资产的产权不够明晰、国有资产委托代理链条不够优化、“大国资”格局不够完善等问题。进一步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西方国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集权型、分权型和统分结合型叁种模式,国外国有资产管理的经验启示我们,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建立与改革要与本国国情相适应,关键在于加强法制建设,要依据国有资产所在不同行业进行分类管理,还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督的完整性和有效性。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体现出“自上而下”的推动方式,使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遵循基本经济制度和改革方向的原则、坚持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原则、坚持“两分开一分离”原则、坚持分类管理的原则、坚持“叁统一叁结合”的原则。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要定位于有助于提升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率、能够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探索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新模式,构建完善的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明确国有资产管理中的政府定位,优化代理链、强化对委托-代理的监管,推动“大国资”监管体制的构建和完善,总结和推广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经。

黄玮[8]2016年在《论分级诊疗模式下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协同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看病难、看病贵"只是表面现象,它既有深层次的利益分配与博弈,又涉及消费者对医疗机构的信任,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协同发展是新医改过程必需深入探讨的课题。分级诊疗可以明确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定位,有效分流疑难急重患者和常见病多发患者的就医需求,使不合理的患者就医需求纠正为科学的就医需求分布结构。分级诊疗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要真正达到分级诊疗的目的,需要医疗市场中各要素单元协调一致、共同努力,尤其是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机构在协调各方经济和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同心合力,相互配合,探索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分级医疗体系的内涵建设和重新功能定位应在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协同发展的前提下完成。

曹世华[9]2005年在《地方国有资产性质的再认识》文中认为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是一次前导性的制度创新。本文拟在陈述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政策和法律背景的基础上,对学界的几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进行评析,并尝试给出新的界定。一、地方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与法规背景在我国,地方国有资产管理是整个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地方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和制度背景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

丁天舒[10]2008年在《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学分析及治理》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我国国有资产流失为研究对象,针对社会转型期间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事实进行分析。论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在科学界定国有资产性质与国有资产流失概念的基础上,估算了流失的数量,分析了流失的类型与结构,追溯了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各种理论及相关论述,利用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论、博弈论、内部人控制理论以及数学模型等,从体制、制度、主体运行、管理等多方面、多视角、多层面深入分析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深刻指出了国有资产流失所造成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重大负面效应,并从经济、行政、法律等多方面提出治理国有资产流失的各种有效措施和对策。

参考文献:

[1]. 论分级财政治理[D]. 凌岚. 厦门大学. 2003

[2]. 论分级政府财政体制下的我国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构建[D]. 沈政. 北京体育大学. 2014

[3].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研究[D]. 杨德强.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1

[4]. 基于国家治理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研究[D]. 郭沛廷. 中央财经大学. 2017

[5].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历史考察与制度建构[D]. 廖添土. 福建师范大学. 2010

[6]. 城市经营[D]. 崔卫华.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7]. 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杨鹏.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8]. 论分级诊疗模式下公立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协同发展[J]. 黄玮. 中国医学创新. 2016

[9]. 地方国有资产性质的再认识[J]. 曹世华. 改革. 2005

[10]. 我国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学分析及治理[D]. 丁天舒. 吉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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