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强, 王利琴, 茅旭栋[1]2019年在《CEO—董事会关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我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引入企业生命周期,从董事会服务和监督职能的动态视角,考察CEO—董事会关系"如何"以及"何时"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研究发现,CEO—董事会关系能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提高,董事会的服务职能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并随着企业的逐渐发展成熟,董事会服务职能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显着减弱。同时实证结果表明,良好的CEO—董事会关系并不弱化董事会的监督,监督也不抑制企业研发投入。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调和董事会履行服务职能和监督职能之间的悖论冲突,也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了决策参考。
赵琳[2]2014年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董事会作为连接股东与经理层的“中枢”机构,是公司的终极控制者和最终决策者,董事会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各个国家的立法以及各种机构的规则和指引等都把建设一个高效的董事会作为公司治理的终极目标。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合规性明显改善,但却有效性偏低,这一不争的事实迫切需要理论和实践界将董事会制度改革的出发点转移至提升董事会治理绩效,而不仅是合规性建设。董事会特征是治理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董事会特征通过影响董事会履行职能的行为而影响治理绩效,因此,以董事会治理绩效为导向,研究如何配置董事会特征能够保障董事会有效履行职能而达到应有的效果,对于提升董事会治理绩效具有重要意义。创业板聚集了高技术、高成长性、年轻的创业型公司,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力量。与大型成熟上市公司相比,这类公司委托代理问题较低、资源稀缺、内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董事会更有动机和能力履行职能,因此,董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具有特殊性。相关文献虽已取得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实证研究中多以公司绩效代替治理绩效,未建立治理绩效的测量指标,从而缩小了治理绩效的外延,甚至造成概念的混淆；大多遵循“董事会特征→绩效”的逻辑范式,而忽视了董事会行为的中介效应,造成研究结论多种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多基于线性视角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未关注更符合实际的非线性关系；多以大型成熟上市公司为样本,而对创业型企业的研究较为稀缺。鉴于此,本文基于创业企业董事会特点,立足于董事会治理绩效,在建立董事会治理绩效测量指标的基础上,从非线性视角出发,研究董事会特征如何通过影响董事会履行职能的行为而影响治理绩效,以期对董事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这一科学问题进行探索。董事会通过履行职能的治理行为而达成治理绩效。董事会行为是指董事会履职能、实现治理目标的过程。结合股东至上主义、利益相关者理论和组织控制理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目标是通过公司创新实现股东为主导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管家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董事会是通过行战略和监督职能而实现公司治理目标。据此,董事会行为可相应划分为战略为(包括资源提供和战略参与)和监督行为。不同情境下的董事会监督和战略行为水平是权变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可能更加经常的深入到经营层面进行监督,但对经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特别是公司合规和财务审计的监督水平较低；资源提供行为水平更高,战略参与行为更加积极,且范围不仅涉及战略层面而是深入至管理边界之内,从而使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与战略、管理的交互融合性较强。董事会治理绩效是董事会通过战略行为与监督行为,履行战略与监督职能而达到的治理效果。基于董事会战略行为和监督行为,治理绩效可以分为战略行为绩效和监督行为绩效两个维度。战略行为绩效指董事会通过战略行为履行其战略职能取得的效果,具体指标至少包括组织创新、股东财富、社会责任、规避破产风险等。监督行为绩效是指董事会实施对经理层的监督与控制行为所产生的治理效果,具体指标至少包括代理成本与效率、信息披露质量、规避违规等。借鉴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董事会特征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并非简单而直接,而是通过董事会行为的传递,对治理绩效产生影响。董事会特征如董事会结构、人口学属性和人力资本的制度设计影响董事会履行职能的动机和能力,从而影响董事会战略行为和监督行为强度。进一步的,董事会通过资源提供行为和战略参与行为,影响公司创新、股东财富、社会责任以及破产风险规避等战略行为绩效；董事会通过监督行为,影响代理成本、改善信息披露质量和规避违规等监督行为绩效。董事会特征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双路径：“董事会特征→战略行为→战略行为绩效”和“董事会特征→监督行为→监督行为绩效”。从非线性视角出发,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特点,对董事会特征对行为的影响、行为对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董事会行为在董事会特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提出研究假设。以董事会治理绩效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董事会特征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董事会行为指标作为中介变量,以2009-2011年我国509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非线性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由于董事会特征对行为、董事会行为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并非直线而是非线性的,因此,董事会行为的中介效应并非常数,而是随董事会特征的不同取值而发生动态变化,即存在董事会特征通过行为对治理绩效产生的瞬间间接效应。采用Hayes and Preacher(2010)提出的检验非线性中介效应的科学方法,对董事会行为的非线性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该方法用于检验X→M→Y中,解释变量X对中介变量M存在非线性影响并且(或)M对被解释变量Y存在非线性影响时,X通过M对Y产生的瞬间间接效应。数据运行采用的统计软件为MEDCURVE for SPSS,使用OLS回归对董事会特征对董事会行为的影响以及董事会行为对治理绩效影响的系数进行估计,并执行bootstrapping以获取置信区间,用来检验董事会特征通过行为对治理绩效产生的瞬间间接效应的显着性。通过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重要结论：第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特征对董事会行为具有显着影响,不同特征对董事会行为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或线性。董事会结构对董事会行为的影响方面,董事会规模与董事会行为之间呈负向的对数曲线关系；独立董事比例、董事股权激励与董事会行为之间均呈U型关系。董事会人口学属性对董事会行为的影响方面,女性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行为正相关；董事平均年龄与董事会行为之间呈负向的对数曲线关系；董事平均学历对董事会行为没有影响。在董事会人力资本对董事会行为影响方面,风险投资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创始人董事比例特别是创始人内部董事比例与董事会行为呈正相关关系,而创始人外部董事与董事会行为不相关；董事平均任期与董事会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第二,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行为对战略行为绩效和监督行为绩效的影响有所差异。董事会行为与R&D投入、净资产收益率、托宾Q值、总资产增长率、破产风险等战略行为绩效各指标存在正向的对数曲线关系,这说明随着董事会行为的强化,董事会治理的战略行为绩效得以提高,但是由于董事会过度履行战略职能负效应的抵减作用,战略行为绩效提高的速度将越来越缓慢。董事会行为与监督行为绩效指标中的代理效率以及第一类代理成本之间存在正向的对数曲线关系,说明随着董事会行为的强化,代理效率得以提升且提升的速度逐渐变缓；随着董事会行为的强化,第一类代理成本得以降低且降低的速度逐渐变缓。然而,然而,董事会行为与第二类代理成本、信息披露质量等监督行为绩效指标不存在相关性。这说明创业类企业的董事会行为主要体现于提供资源和战略参与的战略行为,而监督行为相对弱化。验证了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合作关系模型,表明资源依赖理论和管家理论更适用于作为创业型企业情境董事会治理的理论依据。第叁,董事会行为在董事会特征与战略行为绩效之间起重要的非线性中介效应。董事会结构各指标、董事会人口学属性中的女性董事比例与董事平均年龄以及人力资本各指标通过董事会行为的中介作用,而对战略行为绩效以及代理效率、第一类代理成本的监督行为绩效指标产生影响。由于某些董事会特征指标与行为之间存在U型或对数曲线关系,董事会行为与战略行为绩效及代理效率、第一类代理成本之间存在对数曲线关系,因此,董事会行为在董事会特征与治理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并不是固定的常数,而是随董事会特征变量的不同取值而发生动态变化,即董事会特征通过行为对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瞬间间接效应。董事会行为在董事会特征与代理成本、信息披露等监督行为绩效之间不存在中介效应。同时发现,不同董事会特征对不同治理绩效指标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如果忽视董事会行为的中介效应直接研究董事会特征与绩效的关系将得到不稳定甚至是错误的研究结论。本文对于已有研究具有如下贡献：(1)建立“董事会特征→战略行为→战略行为绩效”和“董事会特征→监督行为→监督行为绩效”的双路径模型,深化了“结构→行为→绩效”的研究范式,丰富了董事会治理研究框架体系。(2)构建董事会治理绩效的测量指标,有助于从董事会履行职能的效果角度,为董事会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3)将非线性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首次应用于董事会治理的研究中,验证了董事会特征通过行为对治理绩效动态的瞬间间接效应,突破了以往研究的线性逻辑,完善了董事会研究的实证检验方法。(4)挖掘了创业型企业情境下董事会特征、行为对治理绩效影响路径的特殊性,丰富了创业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以及权变理论在董事会治理研究中的运用。
郭睿[3]2015年在《CFO内部董事与董事会监督职能：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文中研究指明董事会与经理层的兼任现象对董事会的职能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经理层向董事会的晋升是形成董事会与经理层兼任现象的重要途径之一,而且在近年来呈现越来越普遍的趋势。董事会负有战略咨询和监督控制的双重职能。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前提是它能获取充分的信息。CFO是公司财务信息的生产者、披露者和沟通者,在公司中具有信息优势。那么CFO内部董事是否有助于促进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呢?本文从盈余质量的角度,考察CFO内部董事对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影响。代理理论认为CFO内部董事降低了董事会的独立性,因此削弱董事会的监督职能。但是考虑到其信息生产者、披露者和沟通者的特殊职责,友好董事会理论认为CFO内部董事能使董事会获得更多的信息,更有利于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密切合作,使CFO获得更多支持,更有利于董事会监督职能的发挥。本文基于2006—2013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样本发现,从整体看来CFO内部董事能够帮助董事会监督。CFO内部董事的治理机制与诸多外部公司治理机制互补,并能制约CEO的权力,解决国有的公司治理问题。本文的结论在各个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本文的结论丰富了董事会治理和CFO制度相关研究,并为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会的构成以及如何提高董事会监督职能开拓了新的思路。本文分为六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第一部分,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动机、研究问题、结构安排、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本部分从董事会构成与董事会职能以及中国制度背景下的CFO权力和职责角度,评述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研究问题。并且评述了本文的叁大理论基础：委托代理理论、友好董事会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第叁部分,假设提出与理论推导。根据根据前述文献和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区分内、外部公司治理环境因素,并在内部治理环境分析中引入高层梯队理论,提出进一步检验的假设。第四部分,研究设计。本部分针对本文欲研究的问题提出检验思路、设计变量和模型,并描述样本的筛选与处理过程。并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结果。第五部分,主要检验结果。这一部分汇报了基于OLS的回归结果。此外,这部分还列示了在不同的内、外部公司治理环境因素下的检验结果。为保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这部分也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部分通过解读实证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并相应地给出启示。同时还提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的展望。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盈余质量的度量只包含了应计质量和盈余重述两个维度,并且只通过财务报告质量衡量董事会的监督职能。后续文献可以考察CFO内部董事对公司盈余市场反应以及高管薪酬的影响,考察CFO对董事会监督职能的贡献。
段海艳[4]2016年在《外部董事任期对董事会监督与咨询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以外部董事任期为解释变量,以CEO超额薪酬所代表的董事会监督效率和以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所代表的董事会咨询效率为被解释变量,提出相关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部董事任期与董事会监督效率负相关,与董事会咨询效率正相关,与企业经营绩效负相关。说明外部董事任期延长有助于董事会咨询效率的改善,但是以董事会监督效率和企业经营绩效的恶化为代价。外部董事监督与咨询彼此不相容且无法替代,其中外部董事监督为主要功能,咨询为辅助功能,只有监督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才能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并改善企业绩效。
孙光国, 郭睿[5]2015年在《CFO内部董事有助于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吗?》文中认为董事会具有咨询和监督双重职能。现有文献一般认为内部董事主要履行咨询职能,独立董事主要履行监督职能,而本文则基于2006~2013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从CFO兼任董事的角度研究了内部董事对监督职能的贡献。研究发现,CFO内部董事能够帮助董事会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能,并且这种治理机制能制约CEO权力、解决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弥补一些外部治理机制的缺陷。本文丰富了董事会治理以及CFO制度领域的研究,并为公司治理实践中董事会如何构成以及如何提高董事会监督职能提供了新思路。
杨海芬[6]2005年在《现代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和关键。如何进行董事会的科学治理直接关系到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已经成为提升企业质量,促进资本市场完善与安全的关键问题。特别是在现行体制下,内部人控制、大股东剥削小股东的现象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十分严重,因此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为此,论文运用规范研究、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叁者相结合的方法,借鉴经济学、管理学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各国董事会治理方面的实践经验,较为充分的研究了董事会作为委托人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和作为代理人的监督与激励等问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董事会治理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董事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的建议。 论文的结构及主要内容: 第1章 理论综述。论文从董事会治理的需要出发,综合整理出董事会治理研究的指导理论,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人们对董事会治理的深层认识,另一方面,力求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现代公司董事会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此,论文先从马克思的两权分离理论入手,寻求最初的治理思想,指出董事会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论文对中西方学者就董事会治理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对这些理论进行了综合的分析和评价;最后,论文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获得重要启示。 第2章 董事会的起源与职能。论文首先纵向回顾董事会的起源和发展,探求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的董事会治理的思想,确认董事会治理的历史性和必要性;然后论文详细论述了董事会的职能、履行职能的手段以及强化董事会履行职能的主要措施,提出董事会职能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从管理、
王兰玉[7]2004年在《董事会监督职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兴起，表明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加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是现代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一种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董事会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进行了系统研究。在独立董事责任方面，提出了我国立法应该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因缺乏注意或勤勉而没有适当履行相应义务以致于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独立董事职权方面，提出了增加否决权，对公司的重大投资、交易和分配等行为，独立董事应具有一票否决权。在董事会下增设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或全部由独立董事构成。在独立董事管理方面，提出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和独立董事协会，把独立董事的自然人责任转化为法人责任，独立董事以加入事务所的方式执业，其承担责任就有可能组织化。我国专业人士的在商誉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由事务所和协会直接出面对独立董事的行为加以约束，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在独立董事激励方面，提出：第一建立物质激励机制，主要是建立报酬激励机制。独立董事的报酬机制，近期内宜采取适度津贴和奖金的办法，在取得一定经验基础上，过渡到固定津贴加奖金加少量股票期权多种组合的报酬激励机制。第二建立精神激励机制，主要是建立声誉激励机制。对独立董事的资质进行考核和认定，发放资格证书，把这一职业看作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高尚职业；对成绩突出、素质高、职业道德良好的独立董事，通过独立董事协会确认为终身独立董事，使他们珍惜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发挥优秀独立董事在独立董事协会中的作用，对授予终身独立董事者，在独立董事协会中，他们对独立董事的资格认定和推荐具有决定权：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独立董事。在独立董事约束方面，提出：建立对独立董事的约束机制。对没有尽职尽责、缺乏努力的独立董事，不能获得相应的奖金和津贴及其他回报。对独立董事的败德行为应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建立对独立董事的淘汰机制。通过独立董事的退出机制淘汰那些不称职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在市场上失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应记载失败记录，有失败记录者在重新谋求到独立董事的职位时应受到限制。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协调方面，提出：一是改革监事会的组成结构，引入独立监事。二是扩大监事会的职权。在完善董事会的同时，使监事会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独立董事与监事会在监督方面应各有侧重，功能互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袁春生[8]2008年在《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监督失效假说及其实证检验》文中研究表明世界范围内财务舞弊案的持续发生,使得财务舞弊的治理问题在21世纪重新面临着严峻挑战。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监督机制失效成因进行理论与经验研究。文章首次聚焦于监督职能这一视角,阐述监督职能是公司治理的本质之一,然后比较分析公司治理层面的监督职能与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在防范财务舞弊上的效果,指出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主要成因是公司治理层面的监督机制失效。文章进一步将监督机制分为直接监督和间接监督两类机制,以此分类建立研究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这一分析框架为未来我国财务舞弊的治理进行更为全面而系统的深入考察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研究思路。直接监督机制与财务舞弊关系的经验研究支持内部制衡机制失效是舞弊的直接成因,从而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改革方向提供了经验证据:(1)股东大会在防止公司财务舞弊方面的作用有限,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受股权结构的制约;股权集中没有为防范财务舞弊提供激励,其作用依赖于实际控制人性质;公司实际控制人性质为财务舞弊的重要影响因素;(2)独立董事防范财务舞弊的效果不明显,总经理兼任董事长会提高公司舞弊概率,在董事会决策权分配中,董事长权力居于主导地位,其它董事成员作用式微;董事会会议次数与财务舞弊的关系不显着为正,审计委员会监督效果不佳;(3)监事会规模、监事会会议频率及其成员持股比例都与财务舞弊不相关,监督会监督没有为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起到预期效果;(4)独立审计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证券管理部门的监管对公司财务舞弊有重大威慑力,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5)董事会规模与财务舞弊直接负相关,其边际监督能力随着董事会规模扩大而先增强后减弱;企业绩效与财务舞弊负相关,董事会成员间的知识互补效应导致董事会规模通过企业绩效而与财务舞弊负相关。本文还首次从间接监督视角,关注经理人市场竞争与控制权市场竞争这二个基本市场竞争制度和国家法律制度环境对财务舞弊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经理人市场竞争能够抑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而经理人报酬激励与声誉机制的作用受制于经理人市场竞争状况;(2)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只有第二大股东才能对第一大股东起制衡作用,其它股东在公司治理中无足轻重;(3)经理人市场竞争与报酬激励、控制权市场竞争存在着互为替代关系,在不发达劳动力市场中,需支付更高报酬才能抑制代理人自利行为;(4)投资者法律保护与上市公司舞弊负相关,同时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改善也能够有效降低公司财务舞弊概率,此结论的政策意义是,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这些经验证据有助于理解舞弊的经济制度与法律制度成因。
陈立[9]2016年在《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发展的需要,因此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成为当前我国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而调整产业结构,归根结底是要落实到企业自身。我国企业只有不断的加大研发投入,才能促进自身生产经营的正常发展,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从而更好的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基于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对于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因素以及企业研发投入在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等方面做了大量而又深入的研究。在目前有关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因素的研究中,公司治理对于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董事会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制度设计,控制着公司的关键性资源,不仅制订反映外部环境变化的战略决策,而且还要发挥监督管理层的作用以维护股东长期利益。此外,外部独立董事的引入一方面是为了从外部角度完善对公司的监督机制,改善公司的治理水平,从而达到制衡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充分发挥外部独立董事的经验和智慧,从而促进企业更好的发展。目前,对于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的文献不多,并且所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因此,本文主要探究董事会监督、外部独立董事人力资本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本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委托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董事会资本理论,探究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同时,将外部独立董事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外部独立董事特定公司人力资本和特定行业人力资本,分析其在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中是否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2)外部独立董事特定公司人力资本在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中起到显着的正向调节作用;(3)外部独立董事特定行业人力资本在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不显着。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提出以下结论:(1)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股权激励机制,促进董事会更好的发挥监督职能;(2)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和独立董事聘任机制;(3)企业自身应持续注重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段海艳[10]2014年在《董事会资本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研究述评与展望》文中提出在国内外董事会资本对董事会治理效率影响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现有董事会资本研究在董事会资本和董事会治理效率内涵、董事会人力资本对董事会监督与资源提供职能发挥等治理效率的影响;董事会社会资本对董事会监督与资源提供职能发挥等治理效率的影响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不足,以期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董事会资本研究,特别是为推动我国董事会资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CEO—董事会关系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J]. 许强, 王利琴, 茅旭栋.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9
[2]. 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绩效影响因素研究[D]. 赵琳. 山东大学. 2014
[3]. CFO内部董事与董事会监督职能：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 郭睿. 东北财经大学. 2015
[4]. 外部董事任期对董事会监督与咨询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 段海艳. 华东经济管理. 2016
[5]. CFO内部董事有助于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吗?[J]. 孙光国, 郭睿. 会计研究. 2015
[6]. 现代公司董事会治理研究[D]. 杨海芬. 四川大学. 2005
[7]. 董事会监督职能研究[D]. 王兰玉. 郑州大学. 2004
[8].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监督失效假说及其实证检验[D]. 袁春生. 华中科技大学. 2008
[9]. 董事会监督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研究[D]. 陈立. 南京财经大学. 2016
[10]. 董事会资本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研究述评与展望[J]. 段海艳. 会计之友.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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