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1]2004年在《柳文与《国语》》文中研究说明柳宗元是唐代着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从唐代至今，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资料很多，但很少提到《非<国语>罚埠苌僮⒁獾搅挠搿豆铩返墓叵怠Ｆ涫担斗?国语>吩诹谠淖髌分姓加泻苤匾牡匚唬谠醋鳌斗?国语>吩从谒浴豆铩返南舶脑谒枷牒鸵帐跎隙级浴豆铩酚兴杓头⒄埂? 柳文与《国语》在思想上都主张以民为本。《国语》强调民众的作用；民神并举，先民后神；要求统治者爱民恤民，因民顺民，不厚取于民。柳宗元也认为民心的向背是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否定神的存在；大胆地提出民贵吏轻，吏为民仆的观点，丰张“讼者平，赋者均”，自然养民，“用贤弃愚”；还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这些理论。《国语》的世界观表现为“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也有关于“气”和“五行”的哲学思想。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中落后观念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天人不相预”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且发展了《国语》的“气”论。 柳宗元的说理文就事论理，逻辑严密，充满了辩证思维，还有一些富有奇趣的辩难。他的叙事文风格峻洁，词约义丰；长于用语言表现人物，推进情节，表达自己的主观倾向；选材精当，剪裁合度，结构完整；有意识地运用想象和虚构的手法塑造人物，展现社会图景。这些艺术成就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平和发展了《国语》的艺术手法。
李丹[2]2006年在《柳文与《国语》说理艺术之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历来柳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柳文与《国语》的关系,其实柳文在思想艺术上深受《国语》的影响。柳宗元的说理文就事论理,逻辑严密,充满了辩证思维,还有一些富有奇趣的辩难,这些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都借鉴和发展了《国语》的艺术手法。
虞芳芳[3]2017年在《吴子良“韩、柳文法祖《史记》”论》文中研究表明“韩、柳文法祖《史记》”的提法见于南宋吴子良的《荆溪林下偶谈》。这一提法的提出体现了以吴子良为代表的南宋文人对韩、柳接受《史记》的再接受。本文以此提法为研究对象,一方面立足于文本,探究“韩、柳文法祖《史记》”的具体内涵,从文法角度讨论韩、柳文学习《史记》的情况,说明此提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将此提法放置于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探讨此提法反映的时代讯息,并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梳理韩、柳学习司马迁的影响,探讨此提法对后世古文家古文写作的启示意义。全文共叁节,具体如下:第一节,论述“韩、柳文法祖《史记》”包孕的时代内涵。该提法的提出首先反映了在“韩、柳并提”的文化环境下,南宋古文家对北宋古文家所遵从的以韩、柳文为习文典范的传统的承认与强化;其次,明确以“文法”勾连韩、柳文与《史记》,表明南宋文人接受韩、柳文的期待视野已由对其文风、文貌的总体领悟转向了对其文章文法的研究;最后,在特殊的审美体验与期待视野下,南宋古文对《史记》文学价值的再度认可与深度阐发是此提法提出的又一重要条件。概而言之,此提法的提出表明:南宋文人在取用韩、柳所论述的文统时恢复了对《史记》等两汉古文的学习,这预示着“以唐宋文为门径,以《史记》为指归”的学文之路的出现。第二节,从文本出发,论述“韩、柳文法祖《史记》”的具体内涵,以说明该提法的合理性。本节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韩愈文法祖《史记》”。本文认为韩文师承《史记》,并继承了《史记》“雄奇”的文章风格。这体现在四方面:注重细节刻画,运用小说笔法,以奇人、奇事入文是韩愈学习司马迁塑造个性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法;根据不同的写作目的与写作对象变化篇章结构是韩文师法《史记》篇法的重要方面;灵活运用长、短句,骈、散句是韩文对《史记》句法的有益继承;善用虚词,改造旧词,创造新词则是韩文学习《史记》而呈现雄奇特色的又一秘法。第二部分围绕柳文与《史记》共有的“峻洁”特点,以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与书信体文章为例,论述“柳宗元文法祖《史记》”的具体内涵。一方面,柳宗元受到《史记》以人带景的空间叙述方式的启发,在游记中开创了“移步换景”的纪行模式。其中开篇定位的手法、以人物行踪流转实现空间转换的叙述方式是对《西南夷列传》等文文法的发展。另一方面,柳宗元永州自解诸书,多“仿穴仟安书”。这些书信或反思负罪原因,或申诉冤情,或陈述“苟活”之由,或描写负罪生活之苦,或表达着书论学之志,在内容上明显带有模拟太史公书的痕迹。文中反复出现的举例论证,时隐时现的心理状态描写等表达技巧也是对太史公抒情笔法的继承。第叁节,论述“韩、柳文法祖《史记》”的影响,即探讨韩、柳接受《史记》文学价值的过程与效果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从而探究“韩、柳文法祖《史记》”提法的启示意义。本节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围绕“雄深雅健”的说法探讨韩愈、柳宗元在《史记》批评史上的地位。“雄深雅健”最初是韩愈对柳宗元文章及《史记》的评价。在韩愈之后,此评价几乎成为批评家批评韩文与《史记》的惯用语。且其内涵随着文人创作实践的发展而日益丰富,直至今日,所谓雄逸、雄奇、雄豪、雄壮、典雅等皆成为其题中之意。具体来说,《史记》“雄深雅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文章立意高古、体例完善、用字典雅、叙述雄奇等方面。第二部分概述中唐至清末历代文人学习《史记》的情况;第叁部分择取每个时代学习《史记》的典范作家,欧阳修、归有光、戴名世、曾国藩等,具体说明韩、柳之后文人学习《史记》取得的效果。这两部分意在说明韩、柳学习《史记》的首倡之功。约言之,本文认为,“韩、柳文法祖《史记》”的提法内涵丰富,具有多方面的启示意义:一则它肯定了韩、柳文章对《史记》的师承;二则它提示后世古文家学写文章写作应该像韩愈、柳宗元那样以《史记》为师;叁则它确定了以“师法《史记》成功与否”作为衡量文章优劣的标准。与此同时,此提法在南宋提出,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好以文法论文,学文不囿门户的学习传统,揭示了南宋及以后文人学习《史记》的新转向。
周静[4]2010年在《《国语》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国语》为研究对象,试图以王锺陵先生提出的“原生态式的把握方式”为指导原则,探论其文学性。具体说来,即从最凸显《国语》文学特色的叁个方面(人物塑造、叙事特点、语言特色)入手,发掘《国语》独特的文学性。全文分为导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导论简述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并简要勾勒《国语》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正文部分包括叁章。第一章对《国语》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流传、思想倾向及“语体”性质作一个较为全面概括。第二章从人物塑造、叙事特点、语言特色叁个方面来阐述《国语》的文学性所在。第叁章主要论述《国语》对史书体例及文学创作的影响。结语则对全文加以概括,说明《国语》的总体成就。
参考文献：
[1]. 柳文与《国语》[D]. 李丹.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2]. 柳文与《国语》说理艺术之比较[J]. 李丹.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3]. 吴子良“韩、柳文法祖《史记》”论[D]. 虞芳芳. 浙江师范大学. 2017
[4]. 《国语》研究[D]. 周静. 苏州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