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融资创新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韩美琳[1]（2021）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文中研究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是我国备受关注、持续多年、任重道远的经济话题。近些年,关于“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文章虽然很多,大多都是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阐释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和规律。也有部分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和列宁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理论,解析产业结构变迁,但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分析并不多见。本文则以“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进行系统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对“高质量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等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更是对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理论的应用和补充。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话题,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引出的。此前的通常提法都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或“产业结构调整”。几种不同的提法虽然在含义上彼此相似,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被提上日程却意味着结构性矛盾已经相当突出,解决问题的期盼也十分紧迫。世界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短板暴露无遗。资源的掠夺式开发、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大量的过剩产能,说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迫在眉睫。因此,中共十九大报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基础上,又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目前,我国的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实现“高质量发展”:一要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城乡发展均衡、以创新为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要产业布局优化、结构合理,不断实现转型升级,并显着提升产业发展的效益;三要具有一流竞争力、质量的可靠性与品牌影响力,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方法。“高质量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系是统一的。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至关重要一环,能够加速“高质量发展”进程;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具有促进作用,“高质量发展”势必会倒逼产业结构进行转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1）可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经济工作的牛鼻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原理是理解和指导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阐释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部类内部不同生产部门（行业）之间,必须保持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这种相互协调的比例关系一旦遭到破坏,产业结构就会出现失衡,供需关系扭曲,我国经济出现的大量过剩产能,就是违背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的结果。马克思资本有机构成学说,是诠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钥匙。科技进步条件下,资本积累不断追加,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总是以技术的进步、创新为前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业资本的配置方式必然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逐步向更高层次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既是资本构成向高度化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固有特征。马克思的产业竞争理论,阐释了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竞争结果优胜劣汰,不仅不是资源的浪费,而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实现途径。产业竞争理论启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2）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习近平总书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和“高质量发展”学说,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实现途径和原则。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高质量发展”是统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原则。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质的飞跃。纵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历程,经过几个阶段的调整、优化,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对应“高质量发展”要求而言任重道远。现存的结构性问题是: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次不高;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究其问题成因可从七个方面概括:一是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二是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三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不佳;四是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五是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尚不健全;六是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七是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上不够到位。存在的问题成因说明,以往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忽视效率和效益的发展方式和理念,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协调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原理和要求。因此,痛定思痛,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开阔视野,本文在借鉴美、日、德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遵循“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理念,从五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一是从宏观制度层面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二是从中观产业技术层面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三是从微观企业层面呼吁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四是从企业运营机制角度要求转变经营管理模式;五是从市场供给端发力,强调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认为,决定和影响产业结构如何变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而思考“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对策也是综合性的。它不仅涉及到政府、企业、个人不同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能够收获提高产业竞争力的积极效应,而且还要承受企业破产员工下岗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必须要求深化财税、金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改革配套跟进,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扫清障碍。总之,只要我们坚定改革信心,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会迈出更快步伐。
伍广强[2]（2022）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热点材料】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对2022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阿卜杜外力·塔西卡热[3]（2021）在《功能主义目的论视域下2017-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维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
倪静洁[4]（2021）在《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文中提出创新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其创新热情和投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强弱,但创新投资的高风险特征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意愿并制约着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如何提高企业创新风险控制能力,不仅关乎企业创新热情和创新投入积极性,而且关乎企业创新的效果和效率。内部控制是合理保证企业目标实现的,全员参与的风险控制过程。因此,建立健全和有效运行内部控制,对于高效管控企业创新风险,促进和保障企业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建设和运行内部控制以促进企业创新,已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已有研究大多以披露的内部控制建设和运行信息为基础,通过计算内部控制有效性综合指数或内部控制组成要素有效性指标,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由于这些做法都有明显的局限性,因而得出的结论莫衷一是。是否存在重大缺陷是国际上衡量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通行标准。由于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必然存在该类型缺陷,说明其内部控制无效;没有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有的可能隐瞒了重大缺陷,更多的可能确实没有重大缺陷。因此,就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总体情况而言,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可以客观地表征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差,即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可以客观表征内部控制是否有效,而且从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视角研究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对于优化企业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行为,促进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那么,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投入?尚未有文献专门对该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是直接受制于企业管理层的动机选择行为。那么,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如何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切合实际环境,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就需要研究不同外部信息环境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究竟怎样?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12-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首先,分析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并运用DID模型等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利用系数乘积法验证其中介路径;其次,结合风险认知理论、内部控制免疫系统论,分析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对上述基础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验证;最后,考虑到内外部信息环境的互动作用,在前述理论基础之中嵌入分析师关注的信息解读作用与压力施加作用,媒体关注的信息传播效应与市场压力效应,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受托人利益保护和自我利益保护,分析外部信息环境对前述基础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运用调节效应检验方法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相较于未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企业在披露该信息后创新投入水平显着下降,即无效的内部控制会显着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代理成本、风险承担和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着中介作用;（2）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仅存在于非主动披露该信息的企业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相关的整改信息披露越充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越小;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时性不会显着影响该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3）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随着分析师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加大;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整体上不会显着影响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一步区分媒体导向和机构投资者类型发现,市场导向媒体关注程度和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越大。本文的主要理论创新在于:第一,从更客观的重大缺陷信息披露这一新的观察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视角揭示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路径机理,不仅有助于更可靠地认识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克服已有内控有效性测度方法不科学造成的研究结论纷争,而且丰富了企业创新投入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第二,考察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主动性、整改信息披露以及披露及时性等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机制,深化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形成机理认识,丰富了管理层动机选择行为后果影响研究文献;第三,考察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等主要外部信息环境因素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机制,揭示了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企业创新投入的主要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机理,丰富了分析师关注、媒体关注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后果影响研究文献。本文的主要实践意义在于:（1）从促进企业创新发展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企业治理层和管理层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同时积极提高内部控制缺陷披露的主动性、及时性和整改有效性,优化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行为,缓解、消除和扭转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及其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不利影响,提供理论依据;（2）从优化政府监管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监管部门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法规,促进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优化,推动内外部信息环境协调发展,促进企业主动、及时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认真进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提供经验证据;（3）从提高投资者决策效率来看,研究结论可以为投资者根据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和外部信息环境因素,准确判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理性做出投资决策,提供有益启示。
赵金凤[5]（2021）在《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加快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步伐,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如何生存和发展并成为国际一流承包企业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从竞争力测算、评价分析和企业自身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两个角度来展开研究,以期能够为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对国际工程项目和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概念进行了阐述,梳理了相关基本理论,总结了企业竞争力和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国外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发展现状,并根据其竞争力形成机理建立了相应的影响因素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对我国典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竞争力进行测算和评价分析,并运用面板模型对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提出了提升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主要内容如下:（1）建立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具体包括国际化程度、国际市场占有、市场可持续能力、盈利能力四个基于经营结果层面的因素,技术因素、创新因素、运营因素、规模因素、融资因素和人力因素六个基于企业能力层面的因素。（2）根据基于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测算并评价分析了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结果表明: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力差距明显;从整体角度来看,2018年整体竞争力明显低于2017年,和2016年相近,甚至有的企业低于2016年,从发展趋势来看,今后的整体竞争力可能依然会低于2017年,也就是说短时间内竞争力有下降的趋势。（3）对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能力、创新能力、融资能力和人力能力是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技术能力、创新能力与竞争力呈正相关关系;融资能力与竞争力呈倒U型关系;人力能力与竞争力呈正U型关系。（4）根据研究结果,从优化海外业务体系、提升技术能力、强化创新能力、优化融资结构和提高人才质量五个方面有针对性的提出了提升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胡炅坊[6]（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1）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这一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高度快速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由发展而衍生出来的各种内部问题,以及由国际环境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外部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始终没有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走势持续低迷。加之2020年初全球范围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各地区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重创。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多个地区抬头,为全球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浓厚阴影。从内部环境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过去几十年发展所带来的部分问题开始在这一时期集中爆发,如生态环境破坏、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国的经济发展正面临着各种矛盾交织并行的特殊历史背景。为了应对处理国内外面临的这一系列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各种风险挑战、积极求变,在指导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系统的经济指导思想。在2017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一重大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它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演变范式,又克服了西方经济学重实证而轻实践的理论缺陷,从根本上解决了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后带来的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矛盾和困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立足于中国发展实际,通过系统总结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足和缺陷,立足于新时代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科学揭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准确判断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走势。具体来说,本文一共分文六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选题意义,以及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力图对本研究的总体情况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在此基础上,明确研究思路,力图通过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科学完整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全貌。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结合相关资料,将其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和成熟期。第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从逻辑层面将其概括为“1+7+1”的逻辑架构,即为“新发展理念+七个坚持+新发展格局”。第五部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和理论特征进行了科学概括。在理论逻辑上具体体现为: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在理论特征上体现为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国际性的高度统一。第六部分集中论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在理论贡献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且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在实践价值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一方面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另一方面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胡俊[7]（2021）在《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对东盟投资快速增长,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此同时,由于东盟国家投资的环境错综复杂,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事件频发不断,面临的国家风险也逐年增加,国家风险在东盟之间呈现扩散的趋势。如果没有有效的风险传染防控措施,“走出去”的企业将面临严峻挑战,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甚至给整个国家带来重大利益的损失。因此,对中国企业投资东盟的国家风险传染进行分析,并制定相应防范措施,是确保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高效防控、维护国家对外投资稳定和安全以及促进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动态视阈,依据国际投资、风险管理等相关理论,结合医学领域的传染病动力学模型,通过分析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传染的现状,探索中国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机理,建立带有潜伏期的SEIRS传染病模型,进行仿真模型分析,提出在东盟某国发生针对中国企业的国家风险事件时,中国须尽快采取措施将风险控制在传染阈值范围内,如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国家风险将可能在东盟各国家之间传染,甚至传染至区域外其他国家。最后基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国家”的传染防控思路,提出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防控的对策建议。
杨角[8]（2020）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绿色转型,大力推进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当前在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和必然趋势。本文通过综合借鉴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学科相关重要理论和研究范式,基于比较客观而又丰富详实的数据资料,通过运用文献分析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案例研究法以及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演变历程、当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及其可能的原因、我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总结及其对我国的借鉴启示以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路径等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科学、客观深入、细致严谨地分析、论证和研究。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发展阶段、稳步发展阶段、深入发展阶段以及蓬勃发展阶段等四个阶段;人口压力问题、资源短缺问题、生态环境污染与破坏问题以及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经济利益驱动、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以及部分城镇居民环保意识观念淡薄、我国民间环保公益组织力量薄弱、新闻媒体与舆论监督作用略显不足等均是造成当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客观原因。第二,与传统城镇化不同,绿色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绿色城市建设,从而推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良性互动发展。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能够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是通过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整体向下移动或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左移两种途径来实现的;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具有优化或胁迫作用。反过来,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同样具有促进或约束作用。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这种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就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第三,从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虽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不大,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整体不高;该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整体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并且可明确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总体格局,并且这一总体格局尚未出现较大改变,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最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城市绿色发展实力依然相对较弱,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大的区域不平衡性和空间分异性,梯度分布特征较为显着;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状况还呈现出显着的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行政自主性权利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状况就越好。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政府环境规制是影响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技术创新因素和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第二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对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有着不显着的负向影响。第四,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起步较早,目前其已积累起极为丰富的成功经验。这些国家既包括美国、日本、德国、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众多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巴西、南非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北京、上海和贵阳是国内践行绿色城镇化理念和实践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它们在这方面起步较早,发展水平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并且已经积累起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分析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的共同经验与普遍规律对今后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第五,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以及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是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必须要遵循的九大基本原则。第六,绿色城镇化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层次目标路径共同组成的有机统一体。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以及切实改善与修复生态环境是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终极目标实现的有效路径。本文最主要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创新。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研究中的两个重点问题和热点问题。以往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单独研究这两个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城镇化相关问题,要么是单独研究绿色发展相关问题,较少有学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做一交叉研究。本文试图将城镇化问题和绿色发展问题这二者结合起来,基于现阶段我国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现实背景,站在绿色发展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下重新审视和看待我国城镇化问题,着重研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其实现路径问题,以期取得与以往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观点和研究结论,进一步指导今后我国绿色城镇化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就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因此,本文最重要和最突出的创新之处就在于研究视角创新。第二,研究方法创新。以往大多数学者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过程中,绝大多数都选择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TOPSIS法等综合评价方法,鲜有学者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并且考虑到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本文选择使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和综合评价。因此,研究方法创新就成为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三,研究观点创新。本文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观点。具体如下:一是,城镇化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两大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交互耦合关系构成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内在运行机理。中国绿色城镇化的发展演变可划分为绿色治理阶段和绿色文明阶段两个阶段。在不同发展阶段,城镇绿色发展方式不尽相同。二是,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呈现出显着的规模特征和行政级别特征:城市规模越大,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越高;城市行政级别越高,其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也越高。三是,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也要重视发挥政府的重要引导作用,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向前发展。四是,要以城市管理与运营方面的不断创新持续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五是,要促进信息化和绿色城镇化融合发展,以信息化引领和推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这些新观点也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第四,评价指标体系创新。本文在对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过程中,是在对绿色城镇化概念内涵重新界定并基于对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借鉴的基础上,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动态性、典型性与可比性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构建了与其他研究成果有所不同的由经济发展、资源高效、环境友好和社会进步等4个一级指标及其所属20个二级指标所组成的比较全面的、科学合理的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且在该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对2012—2017年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度与综合评价,这就具有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钱俊成[9]（2020）在《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文中提出资产管理是特许经营的金融业务,是我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通过现行法和政策来规范该行业。但实践中,资产管理已经沦为“影子银行”的重灾区,具有极高的金融风险。同时,由于该行业中信义义务的长期虚置,导致资产管理人在财富管理的过程中或忽视、或逃避、或违背信义义务,使投资者投资本息因此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一方面为众多家庭的生活蒙上了“阴霾”,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出于预防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建成和谐社会的目的,监管机构于2018年4月联合颁行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它标志着我国资产管理法律规制改革的正式启动。但令人遗憾的是,本轮改革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目的,侧重于通过“表外业务”等方法将资产管理人的风险转嫁于投资者。但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者的风险,与“切实保障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要求背离。同时,该种做法欲从根本上抵御金融风险的意义甚微,只能延缓它的发生。原因在于投资者是金融行业的命脉,而对信义义务仍然虚置的资产管理必将因此失去投资者的信任。为了解决投资者合法权益易受侵害但又缺乏有效保护的现实问题,为了缓和金融风险控制和私益保护的冲突,为了资产管理行业的稳健发展,因而需要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作专题研究。概言之,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现实问题倒逼下的理论研究,它着眼于对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金融法中一些基本概念并非是对金融现象的简单映射,而是承载着确立特定金融领域中各种权限配置的功能”。应当注意到,资产管理发轫于普通的民事活动,逐渐演变为特别的金融业务,其在当下的我国正朝着“代客理财”本质的回归。并且,在对我国资产管理历史脉络、现行法和政策考察的基础上,发现四个方面的法律和法理缺陷造成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虚置:一是信义义务的法理不清,导致负有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人的范围模糊;二是我国当前法律制度下的信义义务仍停留在英美法系那种松散的“义务束”状态,缺乏应有的内在逻辑,造成学者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各执己见,不能形成系统的、可依照执行的、统一的具体规则;三是上述两个问题致使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不清,难以有效规范业务行为和有效指导司法实践;四是上述三个问题还可归结于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在立法上缺乏整体设计,使“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难落实处。针对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进行研究,首先需要明确信义义务本身的来源、功能、性质,然后分析其内在的构成要素。在明确了信义义务的内部构造后,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生成逻辑也随之清晰,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触发。从本源上看,信义义务产生于实质的信义关系,是对信义关系下当事人所订立合同不完全性的补充,因而信义义务是一种“填补性”规则。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的受信人而言,其是否负有信义义务需要考察“施信人”的自我保护状态和替代性保护方案。从功能上看,信义义务产生的要旨在于对受信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的规制,从而调整当事人之间基于信任建立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性质上看,信义义务作为一项法定义务,不同于合同的约定义务,不能被当事人协议约定而排除,在规范受信人行为方面具有刚性。然后,分析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即在同其他法律关系相区别的角度探讨信义关系的特征,从信义义务的内部视角确定其构成要素。主观上的信任与客观的信任状态,实际上解释了信义义务产生的逻辑与要求。前者明确了受信人与“施信人”之间应具备的信任基础,是信义义务内在构成的起点,后者则在客观上赋予了受信人处理事务之能力,成为信义义务中最为重要的构成要素。这有力地解释了由“委托——代理”关系、“信托关系”构成的资产管理中的信义义务产生。也就是说,对于以信托展开的资产管理而言,资产管理人自然负有信义义务,这是由信托本质决定的。但对于以“委托——代理”形式展开的资产管理,则需要判断资产管理人究竟是否被投资者施以主观上的信任,以及是否被赋予了充分的自由裁量权,只有既存在主观上的信任,也具有充分自由裁量权时,资产管理人才负有信义义务。另外,信义义务在资产管理中的产生逻辑也可以帮助解决资产管理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通过对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中要求禁止通道业务及刚性兑付作出解释,从而真正明确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核心内涵与外延,更好地规范资产管理人行为,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范体系。接着,资产管理人要正确履行信义义务,离不开信义义务内容的完备。也只有完备的信义义务内容,才能发挥法的指引作用。然而,我国无论《信托法》《公司法》还是《资管新规》,对信义义务的内容规定都过于原则性或者粗糙,难堪大任。这也是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被长期虚置的核心原因。要针对中国现状和资产管理人所处的特定交易结构制定细化的、可落实地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首先依赖于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该标准的构建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落实:一是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能否纳入到信义义务中来;二是信义义务内容间的逻辑梳理,这决定了某具体义务的归属。然后,根据前述界定标准,可以有效厘定中国法下作为特定受信人的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并将英美法下松散的“义务束”归类,构建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三是鉴于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内容的差异从根本上还应取决于投资者的区别,故将投资者作合理地类型化区分,并由此分析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异具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对“统一同类资产管理产品监管标准”的具体落实;最后,分析资产管理人在履行信义义务时应达到和满足的客观标准,这是出于对“法不强人所难”的法的价值的考虑。即使资产管理人负有信义义务,也需要有具体的义务规则可供执行;违反信义义务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的,亦需要法的救济。应当注意到,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与违反合同的责任,两者在原理上是相通的:都是违反了信义义务期待的资产管理人应达到的第一性义务标准,由此所导致的第二性义务。同时,违反信义义务的法律责任可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对投资者的责任,另一方面是对受托财产的责任。前者是要求资产管理人对财产进行管理,所产生的收益必须交给投资者。否则,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后者的意思是资产管理人在资产管理中管理受托财产不当致使财产遭到损害或者损毁,资产管理人对受托财产负有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等法律责任。也就是说,根据救济途径的区别,投资者的救济权包括两类:既可能是对物的,也可能是对人的。最后,由于我国《信托法》在移植过程中的“异化”和资产管理业务“法律关系认定的多样化”,造成现行《信托法》难以承载统一规制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使命。因此,借鉴域外典型的立法路径,探求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路径就显得非常必要。分属两大法系的英国、美国、德国、日本规范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相关规则为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可参考的范本。综合考虑下,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规则应当以体系化的思路来考量,需要多个位阶的法律法规进行共治,形成一个“基础法律+监管法规+自律规则”的系统化规则体系。即以《民法典》为指导,《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为框架,金融监管法规予以细化,自律规范进行补充。于其立法,可以采取一种阶段式、渐进式的立法策略。另外,在确定了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模式后,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信义义务的框架构建。这更好地为实践中问题的解决画上了句号。
仲德涛[10]（2019）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理论维度模型视角》文中指出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客观要求,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总体规模不高、结构不合理及效率低等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党和政府的支农力度会越来越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持力度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无论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来看,还是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来看,还是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来看,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一般公共产品相比,其还具有多层次性、强外溢性、高依赖性和低效性等特征。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独特属性,客观上要求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问题和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入手,建立理论维度模型来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需求分析、资源配置、多元博弈和效率评价等内容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维度模型。该理论维度模型,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搭建了理论分析框架:第一,需求分析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最基本因素,成本分摊、消费意愿及农村社会特征等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由于农村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会使需求者产生“搭便车”的心理,造成需求信息缺失,出现供需双方信息不充分的现象,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均衡,就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机制来准确获得并有效利用需求信息,要根据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安排需求位序结构,从而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均衡。第二,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三种: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农村公共产品自身的特点造成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会产生市场失效。为了解决市场失效,可以依靠政府机制来弥补,但是政府机制配置资源也会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资金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从而出现政府失效。市场机制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机制也不一定能做好,所以要引入社会机制。而社会机制本身也有自身缺陷,会造成社会失效,而要解决社会失效,必须要加强政府供给和引入市场机制。由于市场失效、政府失效和社会失效往往同时存在,因此单靠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很难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因此要在健全以有效竞争为手段的市场机制、以公共财政为重点的政府机制和以互利互惠为目标的社会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有为、市场有位、社会有效”三方合作的资源配置机制。第三,多元博弈合作共赢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必要条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博弈就是指各个利益主体（博弈者）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根据各自掌握的信息和其他博弈者的行动,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达到预定目标的行为过程。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我国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他组织和农民等。虽然各个利益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都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理性决策,但是博弈行为的非合作性会产生集体非理性的博弈结果,即个人的理性决策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进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必须从树立合作共赢的博弈理念、完善博弈主体行为、健全博弈规则及优化博弈机制等方面入手,实现多方博弈共赢的良好局面。第四,效率评价是农村公共产品是否实现有效供给的衡量判断标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就是以最低的投入或者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最大化,即实现投入与产出比最大化。因此,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就要优化政府层级、提高政府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村公共产品成本;要盘活资源存量、强化监管措施,最大限度的发挥农村公共产品效益。从需求供给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就是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对比关系。因此,要以需求为导向,以补齐短板为目标,以加强生产型、社会型和生态型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为重点,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从效果目标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就是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来进行衡量和判断。因此,要明确和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体系,并坚持目标导向,在供给过程中实现供给效果与供给目标相一致。在追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然而,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之外,还需要涉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改革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必要保障。要通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体制、理顺各级公共财政关系和改革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等,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通过加快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及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通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农民组织化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效益创造良好的条件,进而降低供给成本,促进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战略抓手。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会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加强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是因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有利于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目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从优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公共教育和完善农村社保等三个方面来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供给结构,不断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和提高,进而助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二、融资创新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融资创新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 |
| 第2章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内涵界定 |
| 2.1.1 高质量发展 |
| 2.1.2 产业结构调整 |
| 2.1.3 产业结构转型 |
| 2.1.4 产业结构升级 |
| 2.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的主要内容 |
| 2.2.1 方向动力 |
| 2.2.2 政策导向 |
| 2.2.3 模式选择 |
| 2.2.4 可行路径 |
| 2.2.5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
| 2.3 研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理论应用 |
| 2.3.1 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 |
| 2.3.2 资本有机构成学说 |
| 2.3.3 产业竞争原理 |
| 2.3.4 产业结构优化理论 |
| 2.3.5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原理 |
| 2.3.6 高质量发展学说 |
| 第3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纵览 |
| 3.1 产业结构构成状况 |
| 3.1.1 产业部门分布 |
| 3.1.2 主导产业选择 |
| 3.1.3 规模水平测度 |
| 3.2 产业结构的演进历程 |
| 3.2.1 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初步工业化阶段(1952-1977) |
| 3.2.2 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纠偏阶段(1978-1991) |
| 3.2.3 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的深入改革阶段(1992-2008) |
| 3.2.4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全面转型升级阶段(2009-至今) |
| 3.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取得的初步成效 |
| 3.3.1 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有所改善 |
| 3.3.2 产业层次在缓慢提升 |
| 3.3.3 产业核心竞争力有所提高 |
| 3.3.4 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新格局正在形成 |
| 第4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4.1 问题表现 |
| 4.1.1 比例关系失调,结构层级不高 |
| 4.1.2 供需结构扭曲,产销矛盾突出 |
| 4.1.3 技术含量较低,创新能力不强 |
| 4.1.4 产品附加值偏低,资源能源消耗过高 |
| 4.1.5 受区域屏障制约,产业联动效应太小 |
| 4.2 症因探析 |
| 4.2.1 经济发展政策存在导向偏误 |
| 4.2.2 国际市场需求萎缩 |
| 4.2.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度环境欠佳 |
| 4.2.4 企业获利能力偏低,生产方式过于粗放 |
| 4.2.5 经济运行机制与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
| 4.2.6 要素价格上涨,比较优势丧失 |
| 4.2.7 新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不够到位 |
| 第5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
| 5.1 美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1.1 制定、调整与完善产业政策 |
| 5.1.2 致力于不断推进科学技术创新 |
| 5.1.3 积极推动产业国际转移 |
| 5.1.4 提出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 |
| 5.2 日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2.1 适时制定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战略 |
| 5.2.2 重点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 |
| 5.2.3 对外直接投资生产兼扩大内需 |
| 5.2.4 提升产业结构的信息化和服务化水平 |
| 5.3 德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做法与经验 |
| 5.3.1 推行积极的产业政策 |
| 5.3.2 鼓励支持产业技术创新 |
| 5.3.3 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 |
| 5.3.4 稳步推进工业4.0 战略 |
| 5.4 国外经验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启示 |
| 5.4.1 完善产业政策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保驾护航 |
| 5.4.2 加快技术创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动力 |
| 5.4.3 培养人才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 |
| 5.4.4 实施中国制造2025 战略,助力制造强国建设 |
| 第6章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对策 |
| 6.1 营造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良好环境 |
| 6.1.1 建立健全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
| 6.1.2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 6.1.3 提升有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公共服务管理能力 |
| 6.1.4 创新产业发展思路 |
| 6.2 加快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 6.2.1 提升三次产业层级质量 |
| 6.2.2 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转变 |
| 6.2.3 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
| 6.2.4 促进各产业间的融合发展 |
| 6.3 提升自主创新与科技研发能力 |
| 6.3.1 积极构建科技创新体系 |
| 6.3.2 培育健康的创新环境 |
| 6.3.3 实现自主创新与开放创新的有机结合 |
| 6.3.4 重视人才的战略作用 |
| 6.4 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模式 |
| 6.4.1 提升品牌建设能力 |
| 6.4.2 以内涵型扩大再生产为主要方式 |
| 6.4.3 实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机制 |
| 6.4.4 改变经营发展理念 |
| 6.5 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6.5.1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
| 6.5.2 进一步优化供给结构 |
| 6.5.3 完善要素市场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 【热点材料】 |
| 【理论分析】 |
| 一、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 |
| 二、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 |
| 三、从《文化生活》的角度分析 |
| 四、从《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 |
| 【能力训练（模拟训练）】 |
|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3分，共48分。） |
| 二、非选择题（本部分有四大题，共52分。） |
（4）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 |
| 1.2.2 创新投入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
| 2.1.1 内部控制整体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1.2 内部控制各要素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2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内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
| 2.2.2 外部因素对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
| 2.3 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
| 2.3.1 信息披露整体质量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3.2 财务和非财务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 |
| 2.4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动机选择与经济后果研究 |
| 2.4.1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动机选择研究 |
| 2.4.2 内部控制缺陷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第3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1.2 委托代理理论 |
| 3.1.3 信号理论 |
| 3.1.4 理论基础小结 |
| 3.2 研究框架 |
| 3.2.1 内控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因素 |
| 3.2.2 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的突出表现 |
| 3.2.3 外部信息环境构成主体选择 |
| 3.2.4 研究框架的构建 |
| 第4章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总体影响 |
| 4.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性分析 |
| 4.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进一步研究:影响路径分析 |
| 4.4.1 基于代理成本的证据 |
| 4.4.2 基于风险承担的证据 |
| 4.4.3 基于融资约束的证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管理层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动机选择行为的调节作用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5.1.1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主动性的调节作用 |
| 5.1.2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整改信息披露的调节作用 |
| 5.1.3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及时性的调节作用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定义 |
| 5.2.2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外部信息环境的调节作用 |
| 6.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6.1.1 分析师关注的调节作用 |
| 6.1.2 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
| 6.1.3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定义 |
| 6.2.2 模型构建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进一步研究:媒体关注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 6.4.1 媒体关注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 6.4.2 机构投资者持股的异质性调节作用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其它科研情况 |
（5）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2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国际工程项目 |
| 2.1.2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 |
| 2.2 竞争力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竞争力的内涵 |
| 2.2.2 竞争力研究的理论模型 |
| 2.3 企业竞争力相关基本理论 |
| 2.3.1 产业结构理论 |
| 2.3.2 企业资源基础理论 |
| 2.3.3 企业能力理论 |
| 2.3.4 动态能力理论 |
| 2.4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相关基本理论 |
| 2.4.1 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内涵 |
| 2.4.2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内涵 |
| 2.5 本章小结 |
| 3 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 |
| 3.1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
| 3.1.1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历程 |
| 3.1.2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发展现状 |
| 3.2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的形成机理 |
| 3.3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影响因素 |
| 3.3.1 影响因素识别 |
| 3.3.2 确定竞争力影响因素体系 |
| 3.3.3 基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经营结果的因素 |
| 3.3.4 基于国际工程承包企业能力的因素 |
| 3.4 本章小结 |
| 4 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测算及评价分析 |
| 4.1 评价方法的比选与确定 |
| 4.1.1 评价方法的比选 |
| 4.1.2 评价方法的确定 |
| 4.2 基于TOPSIS法和灰色关联度的动态评价模型 |
| 4.2.1 模型建立 |
| 4.2.2 权重计算方法 |
| 4.3 我国典型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的竞争力测算 |
| 4.3.1 样本选择 |
| 4.3.2 数据处理 |
| 4.3.3 测算结果 |
| 4.4 评价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企业能力因素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 |
| 5.1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5.2 变量定义 |
| 5.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模型构建 |
| 5.4.1 拟合图形观察 |
| 5.4.2 面板模型建立 |
| 5.5 实证分析 |
| 5.5.1 面板类型选择 |
| 5.5.2 面板回归结果 |
| 5.5.3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6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6.1 结论 |
| 6.2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研究意义 |
| 1.2.2 实践价值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资源 |
| 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
| 2.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 |
| 2.1.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2.1.3 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崭新且复杂 |
| 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形成的理论资源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相关政治经济学理论 |
| 2.2.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经济思想 |
| 2.2.3 西方经济学值得借鉴的相关理论 |
| 第3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 |
| 3.1 萌芽期:七年知青岁月的初期经验 |
| 3.1.1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树立 |
| 3.1.2 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开启 |
| 3.2 形成期:30 年的地方经济治理经验 |
| 3.2.1 正定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2 福建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3 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2.4 上海工作期间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 成熟期:十八大以来提出的经济思想 |
| 3.3.1 十八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2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3 十九大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3.3.4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经济思想 |
| 第4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 |
| 4.1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引领——新发展理念 |
| 4.1.1 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
| 4.1.2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及基本内涵 |
| 4.1.3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
| 4.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内涵——“七个坚持” |
| 4.2.1 经济发展领导核心论: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
| 4.2.2 经济发展目的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4.2.3 经济发展阶段特征论: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新常态 |
| 4.2.4 经济体制改革论:坚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关系 |
| 4.2.5 宏观经济管理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 |
| 4.2.6 经济发展战略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 |
| 4.2.7 经济工作方法论:坚持正确的工作策略和方法 |
| 4.3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发展格局 |
| 4.3.1 构建高质量国内大循环 |
| 4.3.2 优化发展国际大循环 |
| 4.3.3 促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 |
| 第5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及理论特征 |
| 5.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逻辑 |
| 5.1.1 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发展逻辑 |
| 5.1.2 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发展逻辑 |
| 5.1.3 兼顾国内发展和国际合作的全球发展逻辑 |
| 5.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特征 |
| 5.2.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性 |
| 5.2.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现实性 |
| 5.2.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实践性 |
| 5.2.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人民性 |
| 5.2.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国际性 |
| 第6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
| 6.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理论贡献 |
| 6.1.1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
| 6.1.2 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框架 |
| 6.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实践价值 |
| 6.2.1 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 |
| 6.2.2 为解决全球经济发展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论文结构 |
| 1.4 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相关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对外投资国家风险的研究综述 |
| 2.1.2 投资领域的风险传染研究综述 |
| 2.1.3 风险传染机理的研究综述 |
| 2.1.4 综述总结 |
| 2.2 国际投资相关理论 |
| 2.2.1 国际投资理论 |
| 2.2.2 风险投资理论 |
| 2.3 风险管理相关理论 |
| 2.3.1 风险管理的起源 |
| 2.3.2 风险管理的定义 |
| 2.3.3 风险管理的程序 |
| 2.3.4 风险传染相关理论 |
| 2.4 传染病学相关理论 |
| 2.4.1 传染病学的定义 |
| 2.4.2 传染病学的推广 |
| 第三章 对外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概念界定与内涵分析 |
| 3.1 OFDI国家风险传染的定义与内涵界定 |
| 3.1.1 国家风险的定义 |
| 3.1.2 OFDI国家风险的定义 |
| 3.1.3 OFDI国家风险传染的定义 |
| 3.2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类别与特征分析 |
| 3.2.1 学者对OFDI国家风险类型的界定 |
| 3.2.2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类型 |
| 3.2.3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的特征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现状分析 |
| 4.1 中国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现状 |
| 4.1.1 中国对东盟投资的产业状况 |
| 4.1.2 中国对东盟各国投资存量对比情况 |
| 4.2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现状 |
| 4.2.1 事件简介 |
| 4.2.2 事件原因分析 |
| 4.2.3 事件传染分析 |
| 4.3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现状的诱因分析 |
| 4.3.1 东道国国家环境因素 |
| 4.3.2 第三方干预因素 |
| 第五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国家风险传染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 |
| 5.1 风险传染要素 |
| 5.1.1 风险传染源 |
| 5.1.2 风险传染介质 |
| 5.1.3 风险传染阈值 |
| 5.2 国家风险传染过程 |
| 5.3 国家风险传染的基本特征 |
| 5.3.1 体现阶段性 |
| 5.3.2 表现流行性 |
| 5.3.3 具备免疫性 |
| 5.4 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的东盟国家的风险传染异同 |
| 5.5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机理 |
| 第六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实证分析 |
| 6.1 传染病模型介绍 |
| 6.1.1 SI模型 |
| 6.1.2 SIS模型 |
| 6.1.3 SIR模型 |
| 6.1.4 SIRS模型 |
| 6.2 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分析 |
| 6.2.1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定性分析 |
| 6.2.2 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的可行性分析 |
| 6.2.3 SEIRS模型的建立 |
| 6.3 SEIRS模型的平衡点与稳定性分析 |
| 6.3.1 国家风险传染消除的平衡点及稳定性 |
| 6.3.2 国家风险传染流行的平衡点及稳定性 |
| 6.4 SEIRS模型的仿真模拟分析 |
| 第七章 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防控的对策建议 |
| 7.1 控制传染源 |
| 7.1.1 提前预警,实现“早发现” |
| 7.1.2 科学研判,落实“早诊断” |
| 7.1.3 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及实施 |
| 7.2 切断传播途径 |
| 7.2.1 在经济、法律方面,科学制定相应风险防范措施 |
| 7.2.2 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降低国家风险发生的概率 |
| 7.3 保护易感国家 |
| 7.3.1 积极开展外交,提前介入并了解易感国家的动态 |
| 7.3.2 严格规范中国企业经营行为,积极落实与对方国家的投资保护协议 |
| 7.3.3 努力构建东盟“保护盾”,提升易感国家的风险防御能力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8.1 全文总结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国外文献 |
| 2.2 国内文献 |
| 2.3 文献简要评述 |
| 第三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3.1 相关概念界定 |
| 3.1.1 城镇化 |
| 3.1.2 “城镇化”与“城市化”概念辨析 |
| 3.1.3 新型城镇化 |
| 3.1.4 绿色发展 |
| 3.1.5 绿色城镇化 |
| 3.1.6 耦合 |
| 3.2 相关理论介绍 |
| 3.2.1 马克思主义绿色发展思想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
| 3.2.3 可持续城镇化理论 |
| 3.2.4 生命周期理论 |
| 3.2.5 系统理论 |
| 3.2.6 PSR框架模型 |
| 第四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史、面临问题及原因剖析 |
| 4.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发展阶段 |
| 4.1.2 稳步发展阶段 |
| 4.1.3 深入发展阶段 |
| 4.1.4 蓬勃发展阶段 |
| 4.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2.1 人口问题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2 资源问题限制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3 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制约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2.4 城镇布局不当与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4.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原因剖析 |
| 4.3.1 资源环境承载力薄弱的现实国情 |
| 4.3.2 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 |
| 4.3.3 不合理的产业结构 |
| 4.3.4 经济利益驱动 |
| 4.3.5 过快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速度 |
| 4.3.6 城镇化建设重心偏离 |
| 4.3.7 其他原因 |
| 第五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的理论机理分析 |
| 5.1 绿色城镇化的理论依据 |
| 5.1.1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内涵 |
| 5.1.2 绿色城镇化的基本特征 |
| 5.2 绿色城镇化的库兹涅茨分析 |
| 5.2.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2.2 绿色城镇化优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
| 5.3 绿色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3.1 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 |
| 5.3.2 生态环境系统对城镇化的作用机理 |
| 5.3.3 绿色城镇化的运行机理 |
| 5.4 绿色城镇化的动态演化分析 |
| 5.4.1 城镇化与环境压力关系的动态分析 |
| 5.4.2 绿色城镇化演变的阶段分析 |
| 第六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
| 6.1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6.1.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6.1.2 指标体系的构成及其依据 |
| 6.2 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方法选择 |
| 6.2.1 评价方法选择 |
| 6.2.2 权重的确定 |
| 6.2.3 评价样本选择 |
| 6.2.4 数据来源 |
| 6.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分析 |
| 6.4 中国绿色城镇化影响因素分析 |
| 6.4.1 研究假设与影响因素指标选取 |
| 6.4.2 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4.3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第七章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发展的案例研究 |
| 7.1 国外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1.1 德国埃朗根 |
| 7.1.2 瑞典马尔默 |
| 7.1.3 美国伯克利 |
| 7.1.4 日本北九州 |
| 7.1.5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
| 7.1.6 巴西库里蒂巴 |
| 7.1.7 南非约翰内斯堡 |
| 7.2 国内绿色城镇化实践经验 |
| 7.2.1 北京 |
| 7.2.2 上海 |
| 7.2.3 贵阳 |
| 7.3 国内外绿色城镇化实践发展共同经验总结 |
| 第八章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原则、路径与对策 |
| 8.1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基本原则 |
| 8.1.1 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在绿色城镇化发展中的关系 |
| 8.1.2 要高度重视绿色城市规划的重要引领作用 |
| 8.1.3 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政府重要的引导作用 |
| 8.1.4 要构建与绿色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绿色产业结构 |
| 8.1.5 要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
| 8.1.6 要不断改进和创新城市管理与运营 |
| 8.1.7 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绿色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
| 8.1.8 要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来推动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1.9 要以系统思维全面推进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 |
| 8.2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实现路径 |
| 8.2.1 促进经济绿色转型升级 |
| 8.2.2 大力弘扬绿色生态文化 |
| 8.2.3 着力推动社会绿色进步发展 |
| 8.2.4 切实改善修复生态环境 |
| 8.3 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8.3.1 加快构建绿色产业结构,大力推动城镇经济发展 |
| 8.3.2 着重加强城市绿色发展薄弱环节投入与建设 |
| 8.3.3 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城市绿色发展政策 |
| 8.3.4 不断优化城镇布局,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
| 8.3.5 适当减少城市行政层级,适度扩大城市自主权 |
| 8.3.6 高度重视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修复工作 |
| 第九章 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
| 9.1 主要结论 |
| 9.2 研究不足及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12—2017年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结果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问题的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问题和主要结论 |
| 四、论证思路和论证结构 |
| 五、研究维度和创新尝试 |
| 第一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问题提出 |
| 第一节 资产管理的历史演进 |
| 一、资产管理起始于普通的民事活动 |
| 二、我国资产管理向金融业务的演变 |
| 三、我国资产管理向“代客理财”的回归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关系的要素解析 |
| 一、资产管理关系的主体 |
| 二、资产管理关系的行为 |
| 三、资产管理关系的法律责任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律由来及不足 |
| 一、我国现行法中信义义务的由来 |
| 二、信义义务的产生原理尚不明确 |
| 三、信义义务的内容不清晰不完善 |
| 四、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承袭旧义 |
| 五、资产管理行业的上位法仍缺位 |
| 小结 |
| 第二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法理剖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来源、功能及性质的明晰 |
| 一、信义义务之滥觞:合同的不完全性与实质的信义关系 |
| 二、信义义务的功能定位 |
| 三、信义义务的性质:约定义务抑或法定义务 |
| 第二节 信义义务的内在构成 |
| 一、主观信任 |
| 二、客观的信任状态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业务中信义义务的生成逻辑 |
| 一、资产管理的设立阶段:信义关系的引起 |
| 二、资产管理的管理阶段:信义义务的产生 |
| 第四节 通道业务与刚性兑付中的信义义务辨分 |
| 一、通道业务中资产管理人不负有信义义务 |
| 二、刚性兑付并非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要求 |
| 小结 |
| 第三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信义义务内容界定标准的构建 |
| 一、厘清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内容的必要性 |
| 二、界定的第一层次:信义义务与其他义务的区分 |
| 三、界定的第二层次:信义义务内容间的内在逻辑 |
| 第二节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和具体内容 |
| 一、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内容范围分析 |
| 二、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剖析 |
| 第三节 资产管理人针对不同类投资者的信义义务具体内容区分 |
| 一、销售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二、管理阶段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具体内容差别 |
| 第四节 资产管理人履行信义义务客观标准的完善 |
| 一、资产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的两个客观标准设定 |
| 二、资产管理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客观标准争议与选择 |
| 小结 |
| 第四章 资产管理人违反信义义务的救济机制 |
| 第一节 对人之诉 |
| 一、针对资产管理人的解任 |
| 二、针对资管第三人的诉讼 |
| 第二节 对物之诉 |
| 一、对物之诉的构成要件 |
| 二、对物之诉的适用对象 |
| 三、对物之诉的举证责任 |
| 第三节 法律责任追究 |
| 一、责任类型 |
| 二、责任承担 |
| 小结 |
| 第五章 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本土化构建 |
| 第一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上位法审思 |
| 一、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缺位之后果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上位法的明晰 |
| 第二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一、境外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 |
| 二、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立法路径选择 |
| 第三节 我国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的框架建议 |
| 一、信义义务的法律定位 |
| 二、信义义务具体内容的构建 |
| 三、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明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理论维度模型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公共产品基本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 |
| (三)相关研究文献总结评述 |
| 三、研究结构和方法 |
| (一)研究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创新和不足 |
| 第二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分析 |
| 一、农村公共产品内涵、特征和分类 |
| (一)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 |
| (二)农村公共产品的特征 |
|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分类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维度模型 |
| (一)理论维度模型的依据 |
| (二)理论维度模型的内容 |
| (三)理论维度模型的特征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原则 |
| (一)满足农村基本公共需要 |
|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
| (三)处理好不同主体间关系 |
| (四)处理好公平与效率关系 |
| (五)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
| 第三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需求分析 |
| 一、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和供需均衡分析 |
| (一)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内涵和特征 |
| (二)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影响因素 |
| (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分析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需求信息缺失 |
| (一)需求信息缺失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 |
| (二)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信息缺失的原因 |
| (三)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信息缺失的后果 |
| 三、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一)以需求为导向提供供给的可行性 |
| (二)根据需求位序结构确定供给次序 |
| (三)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信息表达 |
| (四)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 |
| 第四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源配置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资源配置机制的主要内容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机制配置资源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机制配置资源 |
|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资源配置机制的关系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必要性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可行性 |
| (三)健全以有效竞争为手段的市场机制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机制配置资源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机制配置资源优势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机制配置资源缺陷 |
| (三)健全以公共财政为重点的政府机制 |
|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社会机制配置资源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社会机制配置资源作用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社会机制配置资源特点 |
| (三)健全以互利互惠为目标的社会机制 |
| 五、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合作的资源配置机制 |
| (一)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机制的条件 |
| (二)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机制的原则 |
| (三)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机制的路径 |
| 第五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博弈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理论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内涵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特征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模型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主体分析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主体形成原因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博弈主体行为特征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关系分析 |
|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
| (二)政府与农民的博弈 |
| (三)农民与农民的博弈 |
|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博弈共赢策略 |
| (一)树立共赢理念 |
| (二)健全博弈规则 |
| (三)完善博弈主体 |
| (四)优化博弈机制 |
| 第六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评价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评价标准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内涵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意义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标准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进提升 |
| (一)基于投入产出标准的效率改进 |
| (二)基于需求供给标准的效率改进 |
| (三)基于效果目标标准的效率改进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公平与效率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公平与效率 |
| (二)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依据 |
| (三)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路径 |
| 第七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配套改革 |
| 一、改革公共财政体制 |
| (一)优化公共财政支出体制 |
| (二)理顺各级公共财政关系 |
| (三)改革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
| 二、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
| (一)加快乡镇政府机构改革 |
| (二)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 |
| (三)加快推进基层民主建设 |
| 三、提高供给规模效益 |
| (一)推进农业产业化 |
| (二)加强农民组织化 |
| (三)加快新型城镇化 |
| 第八章 乡村振兴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一、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历史演进 |
| (一)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三)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四)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乡村振兴的作用 |
| (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实现产业兴旺 |
|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实现生态宜居 |
|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实现乡风文明 |
| (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实现治理有效 |
| (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有利于实现生活富裕 |
| 三、乡村振兴中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重点内容 |
| (一)优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 |
| (二)加强农村公共教育供给 |
|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供给 |
| 四、以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促进乡村振兴——基于理论维度模型视角 |
| (一)精准满足需求 |
| (二)优化配置资源 |
| (三)实现博弈共赢 |
| (四)提高供给效率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融资创新要正确处理四个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D]. 韩美琳. 吉林大学, 2021(01)
- [2]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J]. 伍广强. 广东教育(高中版), 2022(02)
- [3]功能主义目的论视域下2017-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维译研究[D]. 阿卜杜外力·塔西卡热. 西北民族大学, 2021
- [4]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企业创新投入[D]. 倪静洁.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5]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竞争力研究[D]. 赵金凤.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6]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研究[D]. 胡炅坊. 吉林大学, 2021(01)
- [7]基于SEIRS模型的中国企业对东盟投资国家风险传染研究[D]. 胡俊. 北部湾大学, 2021(08)
- [8]中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及实现路径研究[D]. 杨角. 西北大学, 2020(07)
- [9]资产管理人信义义务研究[D]. 钱俊成.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10]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理论维度模型视角[D]. 仲德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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