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远[1]2004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再融资研究》文中提出增发新股(SPO)是与初始发行相对而言的证券发行方式，在国外证券市场中泛指除首次发行(IPO)之外的上市公司再次发行股本性证券，属于已上市公司对外增资扩股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实现增资以扩大生产、改进技术或者实现发起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股份变现。我国上市公司增发的历史不长，遗憾的是市场反应却很快地经历了由投资者认可到不认可的转变过程。 分析我国增发市场的目前现状发现诸多问题：增发常伴随市价下跌业绩下降；动机演变为原非流通股大股东吞噬原流通股股东财富；定价偏高，以少量流通股形成的二级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少许折价缺乏合理性；募集资金往往闲置或变更投向；监管层只提高增发门槛等解决部分矛盾，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等等。为了合理发挥证券市场筹资功能，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应当研究增发再发行方式如何更有效地适合我国的市场。本文将探讨目前国情下非理性增发再融资方式存在的问题，分析影响上市公司采取增发融资的倾向性的诸多相关因素，研究非流通大股东发动增发新股提案背后的利益驱动根源及其对管理层增发决策的影响，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增发融资机制的若干政策建议，使广大投资者利益在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中得到应有的体现。 文章首先简要回顾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历程，对增发新股再融资的非理性特征、现阶段存在的问题障碍及其内外成因进行详细探讨，如运用理论模型假说解释为何增发公告常引致股价下跌效应等等。接着，通过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对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工作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实践措施。然后，以1998—2002年实施过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计算和统计，对影响增发融资决策倾向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紧接着，结合构建增发新股对新老股东权益重新分配影响的基本模型，从理论上剖析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增发决策倾向的利益驱动根源——增发会造成股东财富向非流通股老股东转移，并用实证数据验证该结论。最后，针对该利益驱动本质及各决策倾向影响因素提出一些解决增发新股制度缺陷及其负面影响的建议和策略，以期能为关心增发新股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机构和人士略微开拓一点思路。
肖楠[2]2009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绩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融资是企业资金运动的起点,是企业生存、发展和获利的必要前提。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主要包括增发新股、配股和发行可转换债券叁种方式。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股权再融资已成为上市公司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外学者对企业融资顺序和股权再融资绩效的研究表明,国外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基本遵循优序融资理论,且再融资的绩效普遍偏低。国内学者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研究也表明其融资绩效偏低,而且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融资方式的选择上与国外上市公司存在很大差异,即国内上市公司更偏好股权融资和再融资。目前的主流研究观点之一认为,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现象是导致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和再融资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而始于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则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途径。此外,近年来行为财务学理论的兴起逐渐动摇了经典财务学理论的地位。行为财务学理论能够更好地解释市场处于非理性状态下和新兴资本市场中的上市公司融资行为。而在我国,这类研究才刚刚起步。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研究的。一、研究目的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的,是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结构对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影响是否较股权分置改革前有明显变化。我国上市公司在外源融资顺序选择上与西方国家截然相反,显示出极大的股权融资偏好且再融资的绩效普遍低下。笔者通过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理论分析和研究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特殊的股权结构问题是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基本结束,近几年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市场绩效有无明显改善就成为笔者关心的问题。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的,是分析时机选择行为是否导致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偏好,以及时机选择行为与再融资绩效是否存在相关关系。近年来行为财务学理论在国外逐渐兴起,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而在我国,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以行为财务学理论为基础对企业融资问题进行的研究则更少。本文将企业融资理论和行为财务学理论相结合,验证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时是否存在时机选择行为及其后果。二、主要内容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对上市公司再融资、股权分置以及融资绩效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简单介绍研究方法和可能的贡献。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主要介绍国内外关于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成因及其绩效的研究。首先介绍了包括MM定理、权衡理论、优序融资理论以及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在内的主要的融资理论。接着,重点归纳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和配股再融资市场效应以及融资绩效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对于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再融资的市场宣告效应主要形成了叁种解释,即财富再分配假设、价格压力假设和信息释放假设,实证研究则显示再融资后上市公司的市场绩效及财务绩效基本呈现下降的趋势。国内学者对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偏少。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结构和融资成本对上市公司融资偏好和绩效的影响上,对时机选择行为及其影响的研究则刚刚起步,实证研究也显示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后的市场绩效偏低。第叁章,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成因和绩效分析。本章主要分析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偏好、成因以及再融资后绩效偏低的原因。首先,通过统计图表直观地介绍了1998年到2008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情况,并从股权再融资偏好、充分利用再融资机会和努力创造再融资机会叁方面介绍了上市公司对股权再融资的偏爱。接着,从股权分置因素、市场非理性因素和其他因素几方面分析了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成因。通过对大股东和内部人控制下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分析,说明股权分置才是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主要原因;通过对上市公司时机选择行为的分析,说明市场的非理性因素也是导致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其他因素目前存在的研究困境,说明了本文不再继续研究这些因素的缘由。然后,从股权分置和时机选择行为两方面分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绩效偏低的原因。股权分置造成了上市公司存在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现象,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增配股再融资能够以很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迅速地积累财富,而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则会被非流通股股东侵蚀,这就是造成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市场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此外,证券市场上的非理性因素会推高上市公司的股价,大股东和管理层则会利用非理性因素进行增配股再融资的时机选择,投资者在增配股宣告时因为担心所筹资金的使用效率及公司的长期业绩所以卖出股票,导致股价的下跌,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的低下。第四章,股权再融资短期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本章在前文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数学模型,验证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股权结构和时机选择行为对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影响。首先,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前文的理论分析提出股权结构问题和时机选择行为会导致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市场绩效的降低,以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作为衡量股权分置的替代变量,以再融资前一年的股票收益率和换手率作为时机选择行为的替代变量,以发行的相对数量作为价格压力假设的替代变量,以发行相对规模作为信息释放假设的替代变量,以再融资前的资产负债率作为财富再分配假设的替代变量,以增发前公司的规模作为信息不对称理论的替代变量,并以上市公司增配股期间的累积异常回报率作为因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选取2002年1月至2004年12月有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共计107家作为研究样本,运用Microsoft Excel 2007和SPSS 15.0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和实证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时累积异常回报率为负,说明市场绩效有一定的下降。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非流通股所占比例与累积异常回报率呈负相关关系,证明股改之前股权结构是造成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再融资前一年的股票收益率和换手率分别与累积异常回报率负相关,证明时机选择行为是导致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发行的相对数量和发行相对规模对再融资时的累积异常回报率有负面影响,说明价格压力假设和信息释放假设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宣告效应具有一定的解释力。接着,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背景,选取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有增发和配股的上市公司共计58家作为研究样本,运用改良后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继续进行实证检验。因为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二元股权结构问题,预计非流通股股东肆意侵占流通股股东利益的现象会有较大收敛,那么作为股权分置替代变量的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与增配股再融资时的市场绩效之间就不会有显着的相关关系。但股权分置改革不能解决市场的非理性因素,也就不能阻止上市公司的时机选择行为。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增配股再融资时的累积异常回报率仍为负数,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增配股时的累积异常回报率与再融资前一年的股票收益率和换手率负相关,证明了时机选择行为仍是导致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但实证结果也显示非流通股所占比例与累积异常回报率仍呈负相关关系,说明股改之后股权结构仍是造成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偏低的重要原因。实证结果说明股权分置改革并未完全消除“大小非”对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绩效的负面影响,而“大小非”尚未完全解禁则是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最后,选取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有增发和配股,且增配股时尚未实现全流通的上市公司共计55家作为研究样本,对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在增配股前后的净资产收益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增配股之后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一定程度上说明非流通股股东的注意力还集中在上市公司净资产上,而不是公司的股价。第五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和研究展望。本章对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进行总结,得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依然偏好股权再融资,以及“大小非”尚未完全解禁因素和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对股权再融资短期市场绩效均有影响的结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同时指出本文在研究上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继续研究的方向。叁、主要贡献1.根据国内众多学者提出股权分置现象是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市场绩效低下的根本原因这一理论,本文在分析、印证这一理论的同时建立数学模型,并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后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股权结构问题对股权再融资市场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这种影响的成因。2.针对传统融资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新兴市场融资问题这一情况,本文以行为财务学理论为基础,根据企业融资的市场时机选择理论引入相关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偏好和再融资绩效偏低的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新思路,丰富了国内对企业融资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
刘芳[3]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企业再融资是现代企业发展与壮大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再融资市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再融资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程度扩大。2007年我国证券市场筹资达8680.17亿元,其中A股再融资达3132.37亿元,占A股总筹资额的36.08%。08年年初的平安、浦发巨额再融资引发A股市场的巨大跌幅的同时,也让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现状的分析,得出我国股权再融资市场存在再融资机制存在缺陷、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融资企业“圈钱”行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力求为解决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中存在问题,提出有效的政策建议。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目前已有大量的理论和成果,但也存在较多争议。本文的创新之处:(1)本文运用因子分析,得到上司公司评分因子,并建立股权再融资上市公司的综合得分模型,以此分别求出配股、增发、发行可转债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变化,从而得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低效率的结论。(2)本文结合近几年的数据,统计比较,通过实证分析结合本专业所学习的知识,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特点和融资方式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存在的不足:因为研究区间的限制,无法选取样本对股改后的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事件进行分析,无法分析股权分置改革可能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首先简短的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本文的研究理论、研究方向与研究方法。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方式主要配股、增发、可转换债券叁种。在简单的介绍了叁者的定义与异同之后,本文针对叁者对融资要求、公司资本结构、股东利益影响、融资成本的异同进行了简单的比较。随后,通过政策变化分析、统计数据分析等方法对股权再融资在我国的发展和现状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本文为了详细的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的现状以及对上市公司业绩、资本市场的影响,收集了891家再融资样本公司,经过样本剔除,有效样本537家,利用因子分析,建立公司绩效评分模型,描述公司股权再融资前后公司绩效的变化。因子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的一种方法,其基本目的是用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去描述多个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将具有密切相关关系的变量归在同一综合指标中。每个综合指标就成为一个因子。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由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往往需要对公司各个方面的能力进行统筹考虑。可以利用各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用较少的综合指标分别综合存在于各变量中的各类信息,而综合指标之间彼此不相关,即各指标代表的信息不重迭。将若干个财务指标构造综合得分函数,用综合得分值表现企业经营业绩的水平,这种综合绩效评价的效果明显优于利用单一财务指标的评价,因此,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衡量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意求用较少的公共因子反映原资料的大部分信息,达到浓缩数量、降维和抓住问题本质的目的。经过实证分析发现以下结论:一、对比几种不同融资方式发现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不同,且公司业绩变化的特点也不同,配股融资对公司业绩有负的影响,且公司业绩变化呈下降——上升——下降的趋势;增发对公司业绩有正的影响,但公司业绩变化幅度不大,且公司业绩变化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可转债融资对公司业绩影响最佳,长期业绩变化明显优于融资前和融资当年企业业绩,且公司业绩也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由此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存在问题,主要有融资制度不完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过于集中。二、从整体上来看,虽然上市公司采取的融资方式不同且各方式对上市业绩影响不同,但是融资前后公司业绩大部分呈现业绩波动的趋势,其中配股融资融资前一当年业绩明显优于融资后公司业绩,在观察样本数据财务指标后发现在融资过程中,存在人为操纵公司各项指标现象。叁、在收集样本的过程中发现,剔除的叁百多个样本,近80%都是由于在观察期内重复进行股权再融资,由此可看来,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方式,且是为融资而选择项目,对融资项目选择过于盲目,有的甚至在叁年内多个项目多次融资,股权再融资呈现一种盲目的偏好。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认为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当前融资机制存在缺陷。从对数据的统计分类过程中发现,800多家再融资上市公司有近300家上市公司在样本观察期间多次再融资,由此发现当前上市公司的“圈钱”冲动。正是由于当前上市公司再融资机制存在的严重缺陷,这些缺陷令上市公司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利用来“圈钱”,而并非真正用以提升公司经营绩效。二、上市公司存在再融资前盈余管理的行为。股票发行价格与投资者对企业盈利能力和成长潜力的判断具有密切关系,投资者通常将具有资本需求企业之间的盈余状况进行横向比较,并根据相对业绩的高低来判断企业投资价值和进行资金配置。因此,上市企业非常重视相对于其他企业的比较优势,往往通过盈余管理来虚增报告盈余,以提升投资者对企业价值的评估和股票发行价格,从而获取更多的股权资本。并且因此在上市公司重出现盈余管理的“羊群效应”。我国上市企业股权再融资中的盈余管理本质上是通过虚增报告盈余来获得比较优势,以争夺相对稀缺的股权资本,直接导致对投资者决策行为的误导和资本配置效率的降低。叁、股权结构过于集中,影响再融资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由于历史原因,股权呈现二元结构,非流通股东与流通股东利益存在差异,而非流通股大多是国有股,就存在代理人问题,产生代理成本。首先,代理人面对上市公司业绩与个人资金的控制力,更偏好个人对资金的控制,就会产生大股东占款的情况。另一方面,在我国国有股股东和国有法人股东,往往都带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为了突现自己在岗时的成绩,往往对于公司的经营策略倾向于公司的短期发展而忽视公司的长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上市公司长期业绩上升,更导致了再融资的低效率。国有上市公司的绝对控股权极易成为少数人的特殊权利,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此类上市公司的潜在的风险。目前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已基本完成,但是许多上市公司仍然是一股独大的局面,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仍然会出现国有股代理人代理成本的问题。随后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存在问题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归纳。分别从我国证券市场、企业、投资者的方面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影响。最后,通过对以上各个部分进行总结,得出结论:(1)通过实证分析,虽然上市公司采取的融资方式不同且各方式对上市业绩影响不同,但是融资前后公司业绩大部分呈现业绩短期波动的趋势,其中发行可转债融资对公司业绩影响最佳。(2)对比几种发现不同融资方式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也不同,且公司业绩变化的特点也不同,配股融资对公司业绩有负的影响;增发对公司业绩有正的影响,但公司业绩变化不大;可转债融资对公司业绩影响最佳,长期业绩变化明显优于融资前和融资当年企业业绩。由此分析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存在问题,主要有融资制度不完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过于集中。结尾部分,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存在问题对提出了政策建议。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参与者都受到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的影响,为了再融资市场的健康发展,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市场需要我国资本市场的各个参与者都有所作为。针对我国政府相关机构及证监会,主要提出完善我国证券发行监管体制、引入合格的机构投资者;针对上市公司,力求规范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科学的内部激励政策、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针对政券投资者要求加强自身对风险的认识,建立社会公信机制,保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针对证券投资中介机构,加强专业服务公正性、专业性。
张云建[4]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再融资与公司经营绩效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不管是传统的公开增发，还是再融资市场的“新贵”非公开增发都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增发新股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再融资方式。面对狂热的“增发热潮”，增发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必然将成为社会及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通过笔者对研究文献的回顾发现，学术界对增发研究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增发定价、公告效应以及财富分配效应的研究上；第二阶段，也就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增发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也纷纷展开了研究，但多是从规范性角度进行分析，缺乏数据支持。即便是有采用了实证分析也大都是通过选用单个指标作简单地前后比较或是采用较常规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方法较单一，且大部分集中在配股融资的研究。为了克服上述研究方法的缺陷，本文采用了因子分析法。本文选出若干个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构造一个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函数，计算出实施了增发的上市公司在不同年度的得分，然后做前后比较，检验增发前后经营绩效变化情况。通过对所有样本的综合分析，得出实施了增发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增发当年下降，增发后两年内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有所趋缓。本文除了对所有样本进行了相应的因子分析外，为了增强结论的可靠性，还按照总资产规模的大小将样本分成两部分，分别对两部分进行分析，并作比较。研究发现结论基本不变，从而增强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优化资源配置，而实证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后公司经营绩效出现下滑，显然与资本市场这一核心功能相背离，笔者认为这与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在体制和结构上存在的一些严重缺陷有着密切关系，这些缺陷使得我国资本市场无法有效引导社会资源向边际效率高的项目有序流动，弱化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能。对此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改善上市公司增发后经营绩效的对策。
章卫东[5]2005年在《股权分置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和绩效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有两大奇特现象:其一,中国上市公司不遵循西方经典的“啄食理论”,而是极度偏好股权再融资; 其二,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绩效低下。一直以来,它们都是国内学者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股权分置现象,因此,国外成熟的理论不能解释这两大现象。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也对股权再融资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涉及到股权分置的不是很多,而且这些研究没有就股权分置和融资绩效的直接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本文打算在股权分置的条件下对股权再融资偏好和低绩效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与统计性描述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再融资偏好。本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增配的过程,就是非流通股股东掠夺流通股股东财富的过程; 通过增配,非流通股股东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无风险、大幅度地提升其价值(即每股净资产的增加); 另外,通过增配也能提高公司经理层的效用。因此,内部经理人员控制和非流通股股东控制都会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偏好增配,而当公司有较好的前景时则发行可转债融资。另外,本文对2001 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增配情况进行统计性描述发现: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而且这种偏好不受市场状况好坏的影响。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低绩效。本文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发现:其一,由于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掠夺,公司宣告增配时,市场会出现消极的反应,并且异常回报率与再融资前非流通股比例负相关; 其二,由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再融资是基于非流通股股东的财富迅速增值和经理层效用的增加,并不是公司有好的项目,因此,增配再融资长期表现欠佳; 其叁,可转债的长、短期绩效则不明朗。进一步,文章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增配再融资短期市场绩效低下,而且与再融资前非流通股比例负相关; 增配再融资长期财务绩效也低下; 可转债的短期绩效则不明朗。文章对配股、增发新股和可转债的短期市场绩效的比较分析显示:可转债的短期市场绩效明显好于配股,配股的短期市场绩效明显好于增发新股,而且均在
张仑[6]201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后经营绩效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增发这一再融资方式自诞生起,就注定成为再融资市场的焦点,特别是在定向增发方式被引进后,增发再融资迅猛发展,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再融资方式。面对狂热的“增发热潮”,社会及学术界必然会将目光投向增发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之上。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回顾发现,国外学者对于增发新股是否能够有效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实证结果也说明了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增发新股后上升或下降的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而国内大部分研究证明增发再融资对公司的业绩有负面影响,但实证研究的样本主要集中在股权分置改革(2006)以前。股权分置改革后,虽然也有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样本或数据较少,研究方法也多数选取单个指标进行简单的前后比较或是使用较常用的多元回归分析。此外,自2006年定向增发被引进中国再融资市场,关于上市公司增发后的绩效问题,国内学者至今少有将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进行对比研究的,已有的研究也几乎全是针对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的短期市场表现进行研究,少有人研究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的长期经营绩效。为了克服上述研究方法的缺陷,本文分析了公开增发和定向增发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差异,并以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证券市场2006-2010年间成功实施增发的268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选取若干个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构造一个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函数,计算出实施了增发的上市公司在不同年度的得分,然后做前后比较,检验增发前后经营绩效变化情况。通过对总体样本和按增发类型分类样本的综合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增发后的经营绩效逐年缓慢改善。从长期来看,增发确实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起到提升作用,而定向增发比公开增发更能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结合研究结论和市场实际,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再融资市场的制度设计应注重遵循激励相容原则：(2)上市公司选择性地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应得到鼓励；(3)应加强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再融资的监管,包括增发新股的行为、锁定期和通过定向增发实现并购时控股股东注入资产的评估结果。
喻姝姝[7]2010年在《定向增发新股对上市公司长期股票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提出自中国证监会2006年5月8日颁布并实施了《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来,在证券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定向增发的热潮,定向增发新股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上最主要的再融资方式。由于定向增发是近几年才兴起的,所以对于定向增发的长期绩效问题的研究很少。那么,上市公司采用定向增发的融资方式后,对上市公司的长期股价表现是否会有正面的影响呢?向关联股东定向增发的长期股价表现是否要好于向非关联股东定向增发的股价表现呢?定向增发用于收购资产的长期股价表现是否要好于建项目的长期股价表现呢?本文将以已经成功实施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为基础,解答上述疑问,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及意义所在。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定向增发新股与上市公司长期股价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融资能够向市场传递公司良好发展的信息,并且由于引入积极的投资者对公司进行监管,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对公司的业绩有积极的影响,是一重大的利好消息,定向增发新股对上市公司有正的财富效应；2)关联股东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解决了管理层与外部股东“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联股东即会主动去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又有能力对公司管理层施以充分的监督,同时由于关联股东认购的股份有叁年的限售期,而不能追逐短期的效益,这一因素也促使关联股东更加重视公司的长期绩效,向关联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好于向非关联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3)定向增发新股筹集资金用于收购资产进一步提升了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提高了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具有很强的支持上市公司的动机,以提升上市公司业绩。而且,实现了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产的管理效率,这不但向市场传递了积极的信号,而且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上市公司绩效,定向增发新股募集资金收购资产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要好于定向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建造项目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综上,定向增发对上市公司的长期股价是有正面的影响的。本文选取2006年6月～2007年6月年实施定向增发新股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后的总体长期股价表现、向不同对象定向增发新股的长期股价表现以及不同资金用途的长期股价表现进行实证分析。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1)定向增发新股对我国上市公司长期股价有正面影响；2)向关联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表现要好于向非关联股东定向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表现。3)定向增发新股募集资金收购上市公司资产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要好于定向增发新股募集资金建造项目的上市公司长期股价。综上得出,本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是一致的。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介绍本论题研究的背景、意义、思路与方法,本文要揭示的问题及文章框架；第二部分是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第叁部分是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与长期股价的理论分析,以代理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监督效应假说、管理防御理论等来分析定向增发新股对上市公司长期股价的影响,层层递进,并提出本文的叁个假设。第四部分是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与长期股价关系的实证研究,即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通过建立回归模型验证了前文所提出的假设。第五部分为结束语,总结了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指出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
章卫东, 汪芸倩, 刘若梦[8]2017年在《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类型与过度投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文中认为增发新股易诱发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但是不同的增发新股类型导致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以2006-2014年间沪、深两市实施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的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公开增发新股和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导致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差异。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无论采取公开增发新股还是定向增发新股均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现象,但相对于定向增发新股融资,公开增发新股融资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更加严重。在定向增发新股中,原有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参与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新股的股份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现象的发生。因此,必须完善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审核制度和信息披露等制度。
周后红[9]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资金效率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再融资在我国是指配股、增发新股和发行可转债。我国上市公司首发融资和的再融资的规模都越来越大，而再融资对首发融资募集资金的比例也处于上升趋势，2001年再融资募集资金与IPO募集资金规模相当，表明再融资已经成为中国股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然而再融资募集的资金使用效率和一些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却为广大学者和投资者所诟病，因此本文拟对再融资的效率问题做一实证研究。本文通过研究前辈的成果首先构建了一个比较适合评价再融资效率的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评价体系；然后运用这个体系，对我国叁种方式下再融资效率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实证分析。文章分析了不同的政策(主要是再融资的条件)对再融资行为和效率的影响，证明政策和效率相关，比较完善的政策对再融资行为有约束和引导作用。同时还对不同再融资方式下的资金效率的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发现再融资资金使用效率与时间相关，时间越长越能体现再融资资金的功能。也比较分析了不同再融资方式的优劣，得出可转债效率略好的结论。
姜雪迎[10]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前后公司绩效变化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需求在加大,融资的方式也逐渐由配股转为以增发为主,定向增发—这种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上运用广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股权再融资方式开始被不断地尝试和推广,这对于提升我国上市公司的价值、促进经营战略上的合作与竞争,以及解决投融资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完成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复兴,为定向增发的推广创造了条件。中国证监会在5月8日开始推行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中也对其做出了明确规定,为定向增发方式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应用奠定了法律基础。可以预测,在未来的几年内,随着具体实施细则的不断完善,定向增发仍会是上市公司融资的最主要方式,与其相结合的新型资本运作方式也会不断地涌现出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行为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由于国外上市公司的定向增发行为产生的比较早,其运作模式和相关法规己经比较成熟;但对于我国的上市公司来讲,资本市场环境的巨大差距使得定向增发的应用仍处于摸索阶段,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再加上目前国内缺少对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行为深入系统的研究,给我国定向增发方式的规范和推广造成了较大困难。所以,加强对定向增发方式的研究,找到符合我国资本市场环境的新型资本运作方式的应用途径,是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和活力、明确资本市场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与国际上大型上市公司相比,我国A股市场的公司绝大多数属于中小型企业,更适合采用定向增发的融资方式。因此,通过研究能够合理有效的运用定向增发方式将为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带来更多的现实利益。通过对研究文献的回顾发现,学术界对增发研究大致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增发定价、公告效应以及财富分配效应的研究上;第二阶段,也就是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增发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也纷纷展开了研究,但多是从规范性角度进行分析,缺乏数据支持。即便是有采用了实证分析也大都是通过选用单个指标作简单地前后比较或是采用较常规的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方法较单一,且大部分集中在配股融资的研究。为了克服上述研究方法的缺陷,本文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对定向增发的研究主要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并借用统计学和财务管理有关原理作为分析工具,以2006年我国已实施定向增发的40多家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全面系统的对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市场概况、行业分布、增发前后绩效变化及其原因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将定向增发与其它融资方式进行了比较。对增发新股会计业绩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增发公司增发后业绩有一个较大增长;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增发公司增发当年业绩变化并不显着,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业绩显着优于增发前。本文选出这些上市公司增发前后共叁年的若干个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法构造一个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函数,计算出实施了增发的上市公司在不同年度的得分,然后做前后比较,检验增发前后经营绩效变化情况。通过对所有样本的综合分析,得出实施了增发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增发当年有所上升但并不显着,增发后一年内继续上升,但上升速度有所提高。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实证结论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后公司经营绩效上升,这与资本市场这一核心功能相吻合,所以本文认为定向增发利于多赢,应多发掘投资机会。本文主要分五章讨论定向增发前后公司绩效的变化:第一章,引言,主要描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2005年中期以来,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全面推开,我国股市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股指持续攀高的同时上市公司也在频频增发新股扩大融资,尤其是定向增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外有些学者对增发新股公司的会计业绩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国上市公司的增发制度背景同发达国家成熟市场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国内外增发制度背景的差异是否会导致中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后的会计业绩和其他国家上市公司的会计业绩有差异?为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和提供独立证据解释增发新股现象,本文将研究中国2006年47家实施增发公司增发前后的会计业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最后对我国增发市场做了简要描述。第二章,首先对公司增发与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提出了理论依据。然后按照定向增发的对象、交易结构区分为以下几种模式:资产并购型定向增发、财务型定向增发、增发与资产收购相结合、优质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并购其他公司。最后通过与其他融资方式进行比较,发现定向增发作为上市公司外源融资中股权融资方式的一种,凭借其具备的一些优点,在近两年内己逐渐成为了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优先选择方式。根据以往的的研究增发进行股权融资对企业的绩效有显着的影响。定向增发发行规模逐年扩大,已成为股权再融资的主要形式第叁章,样本的确定及对行业分布的解释。本文选取了2006年进行了定向增发预案公告的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搜集了这些增发样本公司从2005年至2007年的财务数据,并进一步整理汇总相关指标。通过整理的数据发现我国定向增发公司主要集中于传统行业。首先为制造业,占总家数的63 %,其次为房地产业,占总家数的12 %。并分别从资本结构、运营能力、获利能力、偿债能力、发展能力方面入手确定了14个财务指标。第四章,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后业绩变化的实证分析。以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与该因子的得分乘积的和构造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函数。Qi = a1 Pi1+a2Pi2+a3Pi3+…a jPij其中, Q i是第i个公司经营绩效的综合得分, a j是第j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 Pi j是第i个公司第j个因子的得分。并对得分进行比较,得出结论。第五章,首先是本文结论,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市场为大股东和管理层提供了足够的符合市场规则要求的利益驱动,尤其是在对管理层有股权激励的情况下,大股东和管理层将更加关注股价表现。他们会更多地选择通过完善公司治理和改进经营来获取收益良好的公司治理与大股东、管理层的收益直接挂钩,他们工作的努力会得到来自公司和市场双重的回报。企业要提高公司价值,使证券具有吸引力,就必须改善公司的经营管理机制,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股权分置改革有利于对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考核,使大小股东利益趋于一致,使经营者注重提升公司业绩。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的再融资行为将日趋合理,再融资后业绩下降的问题也会日渐好转。其次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指出定向增发利于多赢,应挖掘投资机会。最后是本文研究的局限,所选择的14个财务指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上市公司的业绩情况但是不可能完全反映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由于因此在增发后样本公司业绩的考察期方面只能到考察到增发后的一年,而对公司增发后的长期绩效表现缺乏考证;由于研究的上市公司样本数量有限,未按行业分类,如果分类会出现样本数据过于分散影响实证结论的可靠性。这是本文比较遗憾的地方,但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思路;本文的研究样本仅局限在定向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对于公开增发新股再融资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关系的研究并未涉及;事实上影响上市公司增发后经营绩效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实证研究采用的因子分析法,无法剔除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不排除最终得出的实证结论掺杂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本文的新颖点在于:其一,运用因子分析法将多个财务指标引入实证,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其二,与国外研究增发新股不同,本文针对中国特有的增发政策背景,把增发与公司绩效挂钩,以往的文章主要集中在对公告效应、市场反应等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再融资研究[D]. 吴梦远. 上海海事大学. 2004
[2].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绩效研究[D]. 肖楠.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3].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问题研究[D]. 刘芳.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4]. 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再融资与公司经营绩效实证研究[D]. 张云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5]. 股权分置条件下中国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行为和绩效研究[D]. 章卫东.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6]. 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后经营绩效的研究[D]. 张仑. 浙江大学. 2013
[7]. 定向增发新股对上市公司长期股票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D]. 喻姝姝. 江西财经大学. 2010
[8].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类型与过度投资关系——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章卫东, 汪芸倩, 刘若梦. 经济评论. 2017
[9]. 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资金效率的实证研究[D]. 周后红. 西南交通大学. 2007
[10]. 我国上市公司增发前后公司绩效变化的实证研究[D]. 姜雪迎. 西南财经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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