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云[1]2017年在《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文中认为中国经济经历了近四十年的高速增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毋庸置疑,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2014年中国企业对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达到84.2%。但企业创新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健全企业创新的金融支撑体系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科技创新金融支撑体系的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目前中国仍然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提升银行信贷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是纾解企业创新融资约束的关键举措。本文以银行业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为研究重点,试图回答下述核心问题：银行业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资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在促进企业创新上,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哪个才是更有效的银行业改革方向?为了回答这个核心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1)从理论角度研究银行业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的机理。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分析在债务契约中银行和企业合作分享企业创新剩余的机理。(2)利用2007-2014年中国126家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测算各地区银行业的市场结构和产权结构。(3)利用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探讨不同市场结构对上市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差异性、以及不同市场结构对不同类型上市企业创新投资的异质化影响。(4)利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不同产权结构对上市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差异性、以及不同产权结构对不同类型上市企业创新投资的异质化影响。本文的第叁章至第六章围绕上述四个方面展开,第一章为导论,第二章为文献综述,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1)中国银行业结构和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与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结构相契合。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中,当契约不完全时,银行拥有的市场力量有助于其在事后重新再谈判中通过“敲竹杠”来分享企业创新剩余。市场力量(市场竞争度刻画的市场结构和集中度刻画的产权结构)和政府提供的企业隐性信贷担保是影响企业创新预期收益和银行支持企业创新预期收益的重要因素。(2)2007-2014年各地区银行业市场竞争呈现垄断竞争的格局,但是竞争度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后,各地区银行业竞争度明显上升。各地区银行业国有化程度(产权结构)都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东部地区银行业国有化程度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地区的银行业国有化程度与竞争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贷款利率管制放开后,其对竞争度的提升作用显着增强。(3)银行业市场结构和企业创新关系符合不完全契约理论框架下的信息假说。企业的创新倾向和银行支持企业创新的预期收益都随着银行垄断市场力量的上升而上升。在经济高速增长、金融非自由背景下,银行拥有市场力量促进了企业创新投资。在低竞争度的银行市场,银行拥有垄断市场力量显着地促进了私营企业、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资。在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银行业竞争促进了非高科技企业的创新投资。(4)银行业产权结构研究表明：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提高了其创新水平和国有银行的预期收益；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创新融资支持受到政府对企业信贷隐性担保形式的影响。国有银行对企业创新融资存在所有制偏好；在银行业国有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国有银行为国有企业创新提供融资服务的预期收益更高。在低国有化市场,对非高科技企业创新投资产生促进效应；在高国有化市场,对大型国有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研究的政策启示有以下四点：(1)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背景下,银行对企业创新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明确未来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在于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2)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重点在于提高银行业市场可竞争程度,从经济和法律角度破除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壁垒。(3)加大对高科技国有企业的专项信贷支持,消除政府对所有国有企业提供隐性担保的干预模式,避免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投资产生的影响。(4)提升债权权利保护,强化银行债权融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完善债权保护的制度环境,实现债务契约的最佳控制权相机转移作用。
徐晟[2]2003年在《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现代系统理论和灰色系统理沦，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进行了研究。 首先，通过对国内外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背景情况的研究显示出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具有极大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运用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的组合原理，提出了技术创新的融资系统理论识别模型，并运用信息学的相关理论在理论上分析研究了技术创新融资的有效性，同时针对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现状，从经济因素、政策与法律法规、市场服务、社会文化等因素入手，分析了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融资体系的影响。 第叁，进行实证分析，以国有大中企业为例，合理采集相关数据，构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灰色模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支出灰色模型和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效益灰色模型，对每一个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进行相关分析，对照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找出影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的薄弱环节，为对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的预测和决策提供一定的基础和依据，为下一步机制研究和对策分析提供参考。 第四，通过对体系的因素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综合考虑，构建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新机制，提出完善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对策。
娄昌龙[3]2016年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在中国部分城市愈演愈烈,已严重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和经济发展。经济新常态、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新克强指数已然成为衡量中国经济的重要指标。如何稳增长、保就业、降能耗,已然成为中央高层关注的重点。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为降低能源消耗,防治环境污染,中国实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然而环境规制的实施和其强度的愈发加强,必然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一系列影响。要想积极探索生态—经济—民生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做到既使得环境条件改善,又兼顾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目标。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劳动就业又是民生的基础,两者均是政府多维政治目标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劳动就业叁者直接的关系和影响就显得十分的重要。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究竟是“制约”还是“促进”呢?“制约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愈发增强,逼迫企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治理污染,从而会挤占研发投入。而“波特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则可以“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获取竞争优势。“不确定性假说”则认为环境规制并不能显着影响技术创新。上述理论莫衷一是,实践经验更是出现了多种情况,企业在面对环境规制的时候环境行为往往并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各个企业所面对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并不一致,从而导致环境行为表现为“异质性”。其中,融资是改善企业环境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环境的持续发展具有间接的影响,资金会对企业环境战略产生影响。而高管激励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措施,也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这两者很有可能是影响各个假说适用性的成立条件。因此我们在考察“制约假说”和“波特假说”的适用性问题上,应该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究竟是“减少”还是“增加”呢?“古典经济学”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使得企业的成本上升,为了缩减成本,企业不得不裁员,许多就业人员因此而失业。而“双重红利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负向影响微不足道,反而最终会创造就业。上述理论也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实践中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也出现了“异质性”,有些行业表现为增加劳动就业,有些行业则表现为减少劳动就业。究其原因可能是各个行业均有很强的“异质性”和“动态性”,这对其就业吸纳能力具有重大影响,因此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在各个行业里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是我国政府多维政治目标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探索生态—经济—民生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上,努力实现“叁赢”,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制约”和“促进”两种作用效果,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话题。那么叁者之间到底是怎么一个关系?存在着怎么的影响机制?研究这个主题对于引导我们探索可持续和谐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作用。为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本文在进行理论分析时,采用数理方法,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分析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的调节作用。其次构建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理论模型,正引入行业特征参数的前提下,分析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异质性”影响情况。最后探讨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叁者之间的关系,分析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影响中的中介传递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了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叁产业和工业行业分行业数据、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ols、动态面板、静态面板多种方法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的影响,同时探究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影响中的中介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对于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影响,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采用数理方法对企业在无环境规制和有环境规制时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多少的情况进行了探究。同时本文采用数理方法对模型的假设条件进行分析,揭示了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是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关系的重要影响条件。为验证理论是否合理,我们选取2009—2013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探究了融资约束下和高管激励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呈现多样化,存在“正向作用”、“负向作用”和“不相关”叁种情况,也就是说在实践经验中“制约假说”、“波特假说”和“不确定性假说”并存。第二,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在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调节作用。第叁,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高管激励的作用情况均不相同。(2)为探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机理与关系。首先,本文从理论的角度研究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及其机理进行了分析,发现了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并非呈现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倒“u”型关系及影响不显着叁种情况;为检验理论假说是否合理,本文选取了中国2006-2012年中国30个省份叁产业和工业分类下1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探究了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分别17个行业中,不同环境规制强度对各区域各行业劳动就业的影响并不相同。环境规制对第一产业行业的劳动就业呈现出显着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第二产业和部分第叁产业行业劳动就业呈现出显着的“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部分第叁产业行业劳动就业影响不显着。上述结果说明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不仅存在显着的“u”型关系、倒“u”型关系及影响不显着叁种情况,且还存在行业差异。(3)为了研究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的关系。本文从理论角度研究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包含了补偿效应和破坏效应两个方面,而技术创新对劳动就业的综合影响结果则是两个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两个方面。发现了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传递效应的作用,具体传递作用方式分为四种情况。为检验该假说是否成立,本文采用中国30个省份2005-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强度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中确实起着中介传递效应的作用,且作用方式为第叁种情况。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技术创新所起的中介效应是部分中介效应而非完全中介效应。最后,本文对全文研究的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关于实现环境高山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和劳动就业的政策建议。此外,文章还分析了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朱欢[4]2012年在《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资金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两种最具决定性的投入要素之一。金融体系可以为技术创新企业提供资金的融通渠道，提高资金的投资效率。因而如何推动金融与科技的紧密结合以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和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中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为更好地促进我国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作用，本文进行了尝试性研究。在对金融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概念和研究范畴进行界定之后，基于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理论研究。由于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在金融系统向技术创新企业提供资金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或资金提供者）与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表现在融资过程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些行为会使得融资行为面临的风险加大，并降低各种金融安排向技术创新企业投资的意愿。本文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资本市场的权益融资以及权益融资方式下的风险投资等金融安排在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时的行为选择，进而厘清金融安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在Stiglitz和Weiss（1981）信贷配给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商业银行通过利率歧视和关系融资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基本原理；在Allen和Gale（1999）的观点多样化模型的基础上，分析了权益融资通过分散搜集信息和资本定价机制而形成的信息处理优势，并进一步提出了风险投资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所采用的各种契约安排和激励约束机制。遵循科学、简单、有效、可实施原则，本文设计了金融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指标体系。在对金融发展的宏观、商业银行、传统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四个层面和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研发和应用叁个阶段的相关指标进行典型相关分析之后，以典型相关分析的结果对各组变量进行压缩，对压缩后变量进行一般性检验：协整检验和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检验表明，金融发展的四个层面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均存在长期作用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宏观金融、商业银行和传统资本市场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格兰杰因，风险资本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格兰杰因，企业技术创新是风险资本的格兰杰因；方差分解模型检验表明，商业银行和传统资本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差贡献率非常大，而宏观金融和风险资本的方差贡献率较小。基于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的整体检验，本文对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果进行再检验。在对商业银行进行再检验时，以银行业结构和信贷投放结构代表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和银行信贷向非国有经济投放的力度，从而代表商业银行的发展，并设置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非国有经济发展、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法律制度环境和引进外资程度五个控制变量，进行31个省的面板数据回归，回归结果表明：银行业结构和信贷投放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解释力显着；引入控制变量后，银行业结构和信贷投放结构对专利数的解释力度下降，银行业结构对技术市场成交额的解释力度上升。在对股票市场进行再检验时，首先以R~2衡量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水平（R2即个股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回归（基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结果的拟合优度），对上海A股、深圳A股主板、深圳中小板叁个板块分别进行了基于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模型检验，并对主板上市公司分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进行了再检验；接着又以研发强度衡量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水平，进行了检验；最后将两种检验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权益融资比债务融资更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基于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和我国金融发展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践，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指出我国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存在作用不充分的现象，并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的不完善，从而从主体层面和业务层面提出了促进我国金融与企业技术创新深入融合的对策建议：要建立多层次的商业银行体系和开展业务创新，要发展和完善多元化资本市场体系，政府要从微观上加强对相关主体的引导和激励、从宏观上塑造和优化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外部环境，从而实现以金融创新促进技术创新、不同层次的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创新企业的针对性支持。
张林[5]2016年在《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是关于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研究。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础,实体经济越强,综合国力的基础越坚实。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成长,经济社会就不可能健康持续发展。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叁者之间关系密切。实体经济是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就没有可靠的经济基础;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两个“引擎”,没有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及其有效协调配合,实体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因此,系统地研究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1.研究的主要内容(1)构建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对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内涵进行了界定,分别建立数理模型分析了金融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财政分权、财政支出、税收优惠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关系,确定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实体经济增长的测度指标。(2)统计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分别利用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特征及区域差异;从社会融资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协调性、信贷资金和财政资金投放等方面分析了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现状及问题。(3)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从规模、动力和结构叁个视角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激励及二者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4)基于论文实证研究结论、结合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实背景,设计了金融业态深化、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配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并提出了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2.研究的主要结论(1)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体经济呈快速增长趋势,但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较大的区域差异。1978年以来,中国实体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57倍,年均增长率高达15.46%,2014年实体经济总量已达551342亿元。2008年以前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2008年以后内陆地区实体经济增长率高于沿海地区和沿边地区,呈现出“内陆经济崛起”新格局。实体经济空间相关性呈倒“u”型变动趋势,2008年达最大值0.353;2008-2010年间中国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呈明显的“v”型变动趋势。衡量实体经济区域差异的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叁个指数均较大,且集中在0.28-0.43之间波动。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实体经济总量之比为3.18:1.49:1,沿海地区实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明显高于沿边地区和内陆地区。(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两个变量的系数全部显着为正,说明二者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越高,实体经济增长越快。然而,在实践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是实体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协调差距极为显着,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不协调,叁是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不协调,四是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不协调。(3)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配合不协调显着地制约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空间计量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衡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的交叉项的系数全部显着为负,说明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配合对实体经济增长规模、增长动力和增长结构均具有负向作用,显着地制约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实践过程中,财政手段和金融手段配合不协调,政策效率偏低。(4)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需要构建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及二者协调配合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讲主要包括9个方面:科技金融促进机制、多元金融协调机制、绿色金融服务机制、政府投资驱动机制、财政补贴引导机制、税费减免扶持机制、风险防范化解机制、资源成果共享机制和国有民营协同机制。3.研究的重要观点(1)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国民经济就不可能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就不可能长期和谐稳定。全民重视实体经济和回归实体经济,促进实体经济有效增长才是发展硬道理。(2)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激励是实体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不仅需要进一步提升金融业态深化程度和财政政策激励力度,更需要强化金融业态深化与财政政策激励的紧密合作与协调配合。(3)金融业态深化既要加快金融产业市场化发展,又要坚持金融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金融业态深化必须以实体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基础,实体经济增长必须依靠金融业态深化的有效支持,二者缺一不可。(4)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是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要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环境,要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协调发展。(5)强化技术创新既是实体经济规模扩张和动力转换的基础,又是实体经济增长绩效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金融业态深化和财政政策创新必须有效协调配合增强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动力。4.研究的政策建议(1)根据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大基础建设有效投资。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因地制宜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模式增加有效投资,不能为创造GDP而盲目的增加无效投资或重复投资。(2)完善区域产业政策加快实体经济产业结构优化。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重塑传统产业的竞争优势;找准重点突破领域,大力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多措并举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3)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升实体经济科技创新能力。多管齐下提高财政金融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力度,创新实体企业科技研发经费管理模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经费的投入和运用管理。(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实体经济人力资本存量。强化校企合作、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颁布大学生就业新政策,完善企业内部人才培养计划,加快实体企业人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深化对外开放与区域合作促进实体经济国际化。加快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对外开放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国际区域合作,鼓励实体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李延军[6]2007年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文中指出论文围绕“金融与经济增长”这一主题,针对理论研究倾向于对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分析上偏向于一方的不足,立足于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互动发展的新视角,旨在研究不同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与以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履行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具体内容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和文献评述,包括第1、2章。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等,并从经济增长理论、金融结构理论等视角介绍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机理相关理论的研究现状,分析了当前研究中的一些不足以及对本研究的启示。第二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包括第3、4、5、6章。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金融交易的特征,说明金融交易是一种“关系性交易”并具有不完全的特性;接着在分析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从节约成本、金融功能等方面分析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比较优势和局限性,彼此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决定了金融体系的均衡结构;然后,结合内生增长模型,从金融功能角度探讨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理,发展中国家应基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对融资方式作合理选择;最后,通过对金融创新的功能及动因的分析,说明金融创新是实现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第叁部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包括第7、8章。这部分论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简要回顾和评价了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环境下,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演进与互动发展推动金融深化的历史逻辑;第二,转轨时期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第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第四,金融中介、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第叁和第四点内容研究过程中,论文利用1993年1季度至2007年1季度有关数据,对叁者关系做了详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我国金融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影响,中介与市场相比较而言,金融中介的作用更大一些,我国目前仍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之间存在着多个单向和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整体上,经济增长对金融体系的影响较大。第四部分:结论与展望,包括第9章。这一部分对本文的研究作了总结,并基于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探讨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协调途径及政策建议。最后本文还对后续研究作了展望。
李浩举[7]2017年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简单要素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新时期国家的优先战略。企业作为重要的微观创新主体,其创新能力的提升对于企业自身竞争力与国家创新驱动力的形成都具有显着积极意义。然而,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却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现实需求。现有研究认为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提升企业创新动力的重要保障,外部制度环境提供的激励不足可能是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缺失的重要原因。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场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分配稀缺资源、评价创新项目、监督创新风险、推动企业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创新战略的实施和企业创新能力的培育都需要深化金融体系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利率市场化改革是进行资本要素价格改革、保证金融改革效果、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市场化的利率对于消除资本价格扭曲、甄别资金需求、引导资金流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稳步推进,特别是2004年10月28日起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2015年10月24日起存款利率浮动上限的取消,标志着历时近2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基本完成。那么利率能否为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制度保障?基于我国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背景和高成长性企业融资难、企业创新投资不足的现实背景,本文试图探究以下问题:利率市场化能否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问题?这一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不同成长性的企业中是否有差异?利率市场化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利率市场化能否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本文首先基于规范研究方式,综合运用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分析了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形成的外因和利率市场化缓解融资约束的途径;其次,基于融资约束视角、成本推动视角和债权治理视角解释了利率市场化对创新投资和效率的影响路径,构建了利率市场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遵循"利率市场化—企业融资—创新融资约束—创新投资"的研究主线,通过构建利率市场化指数和捕捉利率浮动限制放开外生政策冲击,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利率市场化影响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和创新投入产出及效率的途径,利用2007-2015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进行了如下叁个方面的研究:第一,基于信贷配给渠道和信息不对称渠道,利用创新投资-现金流模型,检验利率市场化能否缓解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并进一步检验利率市场化改革在不同上市板块、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规模、高科技和非高科技企业中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创新活动对于内部现金流具有高度依赖性,表明我国企业创新活动确实存在外部融资约束。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行,企业创新对内部现金流的依赖程度下降,利率市场化显着降低了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利率市场化对创新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在不同性质企业间存在显着区别:相比于主板上市公司,创业板上市公司创新融资约束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得到了更显着的缓解;相对于国有企业,利率市场化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融资约束得到显着缓解;相对于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在利率市场化后显着下降;相对于非高科技企业,高科技企业创新融资约束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中下降更为显着。利用2004年贷款利率上限取消作为外生政策冲击进行的稳健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证明利率市场化显着的缓解了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问题,其缓解作用在创业板企业、民营、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中更强。第二,基于"利率市场化—企业融资—创新投资"的理论框架,通过融资约束渠道和成本推动渠道,关注利率市场化在优化企业债务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作用,并研究利率市场化能否在企业创新决策和创新投入中起到推动作用,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显着的提高了创业板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银行贷款率、短期贷款率和贷款可得性,显着提高了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的贷款可得率,有更多的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获得贷款。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传统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银行贷款率、长期贷款率、短期贷款率、债务期限结构均显着下降,表明在利率市场化贷款利率提高后,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传统行业企业过度贷款需求得到遏制,更加注重资金使用成本,优化自身债务结构。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非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银行贷款率、长期贷款率、短期贷款率、债务期限结构却并没有出现明显下降。而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的2004年贷款利率上限取消外生政策冲击检验则发现,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在贷款利率上限放开后贷款可得性明显提高,获得了更多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以上的结果均表明,利率市场化改变了银行贷款配置倾向,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高科技企业从中获益更多。考虑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非上市公司更多,非上市公司较之上市公司贷款可得性更差,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利率市场化能够显着改善企业融资结构,使过去利率管制下不能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获得了更多贷款,而过去因利率管制获取超额信贷的企业更加注重资金使用成本,优化了其融资结构。进一步检验了利率市场化对于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发现利率市场化显着激发了企业创新投资决策,促使企业进行了更多的创新投资。其中,在非国有企业中,利率市场化通过改善融资约束对创新投资的抑制作用促进创新投资。第叁,通过提出债务的资源渠道和监督渠道,利用企业专利数据和基于SFA方法测算的创新效率数据,检验了有限资源约束下利率市场化对于企业创新产出和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利率市场化显着的增加了企业专利产出,特别是发明专利,而对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并没有显着影响,表明利率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企业创新产出,并且增加了企业"实质性创新产出",提高了创新产出质量。利率市场化强化了长期债权的治理作用,通过长期债权治理作用的发挥增加企业创新产出。以专利总数、发明专利数、营业收入作为创新产出所估计出的创新效率进行的检验发现,利率市场化提高了企业创新效率,并且利率市场化对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着,表明利率市场化下资源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表现更明显。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影响企业创新的微观传导路径,揭示了利率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基础,既补充了发展中国家放松金融管制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又丰富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之间的理论研究。第二,基于新兴转轨经济体银行主导金融体系中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视角,验证了信贷资源分配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揭示了不同制度背景下企业创新融资来源的差异,提供了金融因素影响企业创新的新证据。第叁,基于企业专利数据和前沿分析方法,将企业创新投资由创新投入拓展至创新产出和效率,全面探讨了利率市场化对创新投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的影响,拓展了创新投资的研究范畴。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政府如何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政策建议,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为企业合理利用创新资源提供方向指引。
李锐[8]2013年在《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向国人展示出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也向世界展示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全球金融危机后,民营企业的快速复苏再一次展示其强大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及注册资本(金)、个体工商户户数及注册资本(金)都比上一年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实现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也分别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其增速大大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此外,在创新、税收等方面,民营企业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我国最富有活力、内生动力和创新精神的力量,它最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竞争。近几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并且呈现不平衡的特征。此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可见,当前民营企业正处于大分化、大变动时期。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同时还强调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我国逐渐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对民营企业来讲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应该积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我国民营企业所处的新历史时期为时代背景,揭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通过分别以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企业体制、技术、品牌和融资为线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理清民营企业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深刻剖析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贾杭胜[9]2015年在《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扩大,民营经济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发展民营经济是解决城乡就业的重要方式,是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力源泉,是激发社会创新活力的重要力量,是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发育和完善的重要手段。民营中小企业通常是指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是我国民营经济的重要主体之一。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面临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的多重压力。为了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民营经济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民营中小企业大有可为。“新常态”下,个性化、多样化、分散化消费成为主流,一些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这些都为民营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推进创新、弯道超车提供了机遇。而只有创新,民营中小企业才能在“新常态”下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在经济转型升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在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研究了民营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机制。在分析了相关理论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民营中小企业人才机制创新以及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机制等问题。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研究。首先分析了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融资现状,包括内源性融资和外源性融资,重点分析了我国正在试点建立的民营中小银行这一新型外源性融资方式；然后研究了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机制创新,分析了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及其支持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创新机制,提出了基于互联网金融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风险防控策略；最后构建了以“产业+互联网+金融资本”为核心,以产业互联网为路径,以金融资本顶层设计为驱动的产业整合平台模式,提出了基于产业整合平台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机制,并以众美联平台的融资机制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2)民营中小企业人才机制创新研究。首先分析了人才资本在民营中小企业创新中的重要意义；然后,重点研究了民营中小企业的人才策略创新机制,包括人才培养创新机制、人才评价创新机制以及人才资本化创新机制等;最后,探究了民营中小企业的人才集聚与企业文化创新机制,包括企业文化创新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分析和面向人才集聚的企业文化建设创新等,并以众美联的人才集聚与企业文化创新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3)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机制研究。首先构建了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评价模型和评价方法,包括基于创新绩效和基于创新过程的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分析了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创新能力的构成和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构建等；然后,提出了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机制,并以众美联平台的创新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总结如下：(1)构建了以“产业+互联网+金融资本”为核心,以产业互联网为路径,以金融资本顶层设计为驱动,整合民营中小企业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价值链的产业整合平台模式,提出了基于产业整合平台的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机制。(2)提出了民营中小企业的人才资本化创新机制,提出了面向人才集聚的民营中小企业企业文化创新机制。(3)建立了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的模型和方法,提出了民营中小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机制。
欧阳海泉[10]2004年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中小型企业得以合法存在和发展，并逐步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到2003年，我国经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已超过360万家，个体工商户2790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我国75％以上的就业岗位，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5.6％，工业新增产值占74.7％，出口额占62.3％，中小企业也成为我国技术与机制创新的主体，发明了我国专利的65％，完成了我国75％以上的技术创新，开发了我国80％以上的新产品。 为支持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中小企业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于1998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1999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又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尽管如此，中小企业仍存在融资困难的问题。截止到2002年底，中小企业借款总额只占银行全部贷款总额的6％，只有极少量的中小企业能通过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市场直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板发展缓慢。计量回归分析显示只有自有资金和外资引进对中小企业的产出发挥了应有的经济效应，而通过国家及有关部门扶持资金、金融机构贷款和其他资金这叁种方式所筹资金对中小企业的生产产生了滞后作用。这表明中小企业要想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中完全成长起来，就非常有必要扩大融资渠道，在不断积累自有资金的同时还要通过一切正规合法的手段来扩充资本。 尽管有关部门一直采取促进中小企业融资的措施，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未有效解决。因为，中小企业融资难首先内生于赶超战略下的传统金融管理体制。赶超战略优先发展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和设备需要进口的资本高度密集型重工业，这既与我国资本缺乏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高利率水平形成矛盾，又与我国少量的经济剩余分散在农村从而筹资能力弱形成矛盾。为此，政府采取了客观上全面排斥市场机制的金融制度安排，人为地压低利率水平，制定苛刻的金融市场准入标准，限制外来者进入，并逐渐实现国有银行对金融市场的高度垄断。针对低利率条件下的市场资金需求大于市场资金供给，政府通过国有银行实施信贷补贴或指令性信贷计划，使资金配置到符合政府发展战略目标的大型企业，并最终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传统金融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内生于赶超战略的金融制度安排不断变迁，城市金融市场由中国人民银行独家垄断、农村金融市场由农村信用合作社独家垄断式的一行一社制金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研究市场发生重大变化，但金融市场上金融二元结构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却未发生根本改变。在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下，政府继续人为压低利率水平，限制中小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通过国有银行实施信贷配给优先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并最终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 其次，中小企业融资难内生于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中小企业自身缺陷。中小企业由于规模较小，经营活动透明度差，财务信息具有非公开性，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不足，信息显示能力弱。同时，银行职员激励不足，其人力资本的专业化程度低，难以识别和理解信贷项目特有的技术风险，这使得银行识别与控制风险、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能力较低，银行出于安全考虑放弃了本可赢利的机会，这使银行对资金利润率很高的快速成长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低于最优水平。与大企业相比，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监督和控制的单位资金成本高，从而对中小企业形成规模歧视。另外，由于投资者担心中小企业在不对称信息的掩护下，从事偏离投资者利益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活动，在项目资金到位之后并不按计划用途使用，在证券市场融资时，投资者对中小企业有更高的透明度要求，增加证券发行的交易成本。 为解决中小企业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在充分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先进的中小企业融资政策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关于我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体系构建，我们认为金融制度作为规范金融产业的制度安排，其微观组织结构的制度安排是最根本的。尽快消除市场准入的所有制歧视，让内生于中小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得以产生和健康发展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出路。其次，应该积极发展与中小企业相适应的中小型金融机构，第叁，要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辅助系统、制定优惠筹资政策、强化银行服务职能、重构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关系、进行宏观监管制度创新。 关于我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体系构建问题，我们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培育私人风险投资市场。第二、积极探索创立我国的第二板市场。第叁、发展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第四、建立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第五、积极稳妥地选择有条件的中小企业(股份公司)尝试发行可转换债券、附新股认购权证的企业债券、浮动利率企业债券、企业的境外债券等品种。 关于我国中小企业中介服务体系的构建问题，我们认为政府可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将对企业的直接拨款、解困、救济、贴息等资金转变为对担保机构的资
参考文献：
[1]. 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D]. 刘莉云. 浙江大学. 2017
[2].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融资体系研究[D]. 徐晟. 合肥工业大学. 2003
[3].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劳动就业[D]. 娄昌龙. 重庆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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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机理研究[D]. 李延军. 河北工业大学. 2007
[7]. 利率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D]. 李浩举.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8]. 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D]. 李锐.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9]. 民营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机制研究[D]. 贾杭胜. 合肥工业大学. 2015
[10].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研究[D]. 欧阳海泉. 湖南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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