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明[1]2004年在《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农业区域经济发展日益成为经济理论界和各级政府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同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发展有着鲜明的特色。就整体发展水平来看,处于从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迈进的过渡时期,在部分地区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绝大多数地区传统农业所占比重仍然很大;从农民组织化程度来说,尽管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有了长足发展,但仍有半数左右的农民游离于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外,孤军奋战,沉浮于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就农业经济市场化进程和政府的宏观管理理念而言,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从尽快提高本地农业的市场竞争力角度出发,各级政府无不希望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但众多农民对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熟悉、不适应,以及受个体与局部利益驱动导致的行为失范,又使得政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农业生产的具体组织者的职能,这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好心办错事”的例子却也不胜枚举……凡此种种,使得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特别是实践,在目前的我国有着超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和迫切需要,但同时也有着难以预料的实施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外许多好的实践经验可资借鉴,但决没有一种现成的模式可供我们照搬照抄。顾名思义,农业经济和区域经济的理论内涵均应是农业区域经济理论的应有之义,在目前我国尚无比较成熟、权威的关于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应对国内外关于区域经济和农业经济的相关理论论述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进而从我国实际出发,从二者的结合中提炼出研究我国农业区域经济问题的立足点和切入点。基于这种考虑,本文第一部分以中外经济学家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理论和农业经济发展有关论述为启示,对我国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独有特点、指导思想和注意问题作如下归纳:一是农业经济本身的鲜明特色和其在国计民生中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不能完全用市场经济效率优先、优胜劣汰的法则来对待农业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这成为政府在农业区域经济发展方面促强扶弱政策的依据;二是曾经作为农业经济发展最大制约因素的自然条件,由于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有弱化趋势,自然条件优越地区固然有发展优势,但只要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组织上得当,先天条件欠缺地区可在一定程度上
庞敦之[2]2006年在《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及优化方案设计》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践的发展需要理论上的跟进,政府决策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撑。但是,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不相符的是,理论界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研究甚少。从已有的一些研究来看,过去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研究甚少,既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内涵,也没有建立起适合大多数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即便有的地方进行了一些研究,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也大都是肤浅的、定性的或应用范围和实用性很有限的。因此,深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的指标体系和优化方案既可以弥补以往理论研究的不足,又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本地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科学依据。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时,还利用了文献法、调查研究法、访谈法、比较研究法和统计分析方法等具体研究方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在国内外相关研究基础上,从系统视角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进行科学界定,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的范围、设计原则和设计方法,构建了四级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其次,设计了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综合评价的方法——熵值法、G1法和“乘法”集成法,并以此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再次,在更大区域内,利用战略眼光对山东省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在对未来山东省经济发展环境进行定性、定量预测基础上,设计了未来15年优化山东省经济发展环境的总方案,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和建议。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的创新。本文构建指标体系时把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水平指数和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同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综合指数的二级指数。二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评价模型的创新。本文的评价模型是一种利用“乘法”集成法把G1法和熵值法综合起来的一种综合评价模型,所以,评价更科学、更客观。叁是本文不限于山东省经济发展环境分析,而是跳出山东省,在更大区域内利用战略眼光对山东省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环境进行比较,得出“加强山东同环渤海经济区的合作也是优化山东省经济发展环境的一种方案”。四是本文的趋势预测方法虽然也有人在研究其它问题时提到过,但本文设
马琼[3]2007年在《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农业科技园区布局研究》文中认为从目前我国农业现状来看,国内农产品将面临国内外市场的冲击与挑战,农业科技园区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载体具有产业组织功能和农业科技创新功能。因此,进行农业产业化的战略性调整,发展农业科技园区成为我国农业迎接市场挑战的主要方式。为了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1994年)筹建第一个农业科技园区,已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区域农业集成创新的主体,成为国家农业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已成为各地依靠科技进步调整农业结构,引导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和突破口,极大地推动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对我国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和农村产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根据各地的资源禀赋、基础条件、地带特点发展农业科技园区,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普及,走区域化发展之路已成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种选择。农业科技园区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主要取决于其辐射、示范功能的发挥;但是,从近年来农业科技园区在我国城郊和农村的发展实践看,其产生的辐射带动作用尚未覆盖更多的农村区域,理论界对农业科技园区基于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也还不够充分。因此,研究产业布局理论,优化农业科技园区布局,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科技园区的聚集、扩散效应,深入探讨农业科技园区的相关内容,对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和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论文从阐述农业科技园区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分析其概念、特征和功能,认为农业科技园区可以在农村区域形成推进型产业,对其周围农村区域可以产生强烈的带动作用,具有增长极所具备的功能。因此,农业科技园区对于农村区域来说,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在此基础上,运用增长极理论和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进一步分析了增长极或增长中心对周围区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作用规律,并分析了影响其扩散效应的因素。通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设计了反映农业科技园区扩散效应的概念模型,为界定农业科技园区扩散效应零边界提供了理论思路。据此提出了农业科技园区布局的原则,并以山东省为例,对其农业科技园区布局进行了规划,提出了进行农村经济网络开发的思路。论文旨在运用农业区域发展理论、农业区位论、系统工程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等,基于农业科技园区高效的系统功能和市场适应性、高效的科技创新和管理机制、良好的经济效益,根据扩散效应和聚集效应估计模型,借助区域发展理论中的增长极理论,来解释农业科技园区核心区、示范区与辐射区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研究合理设定农业科技园区之间空间距离的方法及其影响因素,为合理配置国家级、省级和县级农业科技园区,选择合理的空间距离,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科技园区的扩散效应,实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和专业化,带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刘凯[4]2017年在《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演变与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地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核心,但是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是人地系统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在典型区域人文-自然复合系统演化成为中国地理科学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未来地球”计划为人地系统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新机遇的背景下,对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关系与综合集成研究,建立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促进典型区域人文-自然复合系统研究进一步深化,是丰富人地系统研究内容与基本范式的有效途径,并且可有效贯穿人地关系理论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理论指导作用。黄河叁角洲作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亟需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应对当前的问题与矛盾。因此,以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为案例进行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研究,不仅对于黄河叁角洲规避当前的风险、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宏观格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一定意义上对全球告急的叁角洲降低损失和风险具有警示作用。论文主要包括8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分析了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目标、研究方法、技术路线、论文特色与创新。第二部分为国内外研究进展与理论基础,从人地系统、脆弱生态环境与生态环境脆弱区、黄河叁角洲可持续发展等叁个方面进行研究综述,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系统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人地关系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主体功能区划理论。第叁部分为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内涵、分类、构成与演变机理,通过这四方面分析,为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第四部分为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概况和确定依据,从范围与位置、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对黄河叁角洲人地系统进行介绍,通过位于多种介质的交错带导致先天生态环境基础脆弱、经济社会活动导致生态环境脆弱特征更加明显、生态环境脆弱进一步诱发人地系统脆弱性特征等因素确定黄河叁角洲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第五部分为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演变过程及其驱动力,主要运用定量方法评价了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的演变过程及其内部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从“人”“地”和供需两个视角分析了其演变的主要驱动力。第六部分为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脆弱性演变及其影响因素,主要运用定量方法评价了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脆弱性的时空格局演变以及导致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七部分为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主要包括典型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式及启示,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思路、原则、基本条件、可持续发展模式。第八部分为结论与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并且指出研究不足和展望。通过上述8个部分的系统研究,论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在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的概念、分类、构成与演变机理等基本理论问题方面: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是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性的人地系统类型,具有位于生态过渡带或交错区、先天生态环境基础脆弱、后天人类开发强度大、生态脆弱性导致人地系统脆弱性等特征。对于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分类,可以差异性、动态性和典型性为目标,以综合性、主导因素、发生学、区域共轭性和相对一致性为原则,依据脆弱性出现的阶段分为先天脆弱型、后天脆弱型和未来脆弱型,依据地球表层要素组合与成因形成的类型与特点分为林草交错型、农牧交错型、荒漠绿洲交接型、青藏高原复合侵蚀型、红壤丘陵山地型、岩溶山地石漠化型、沿海水陆交接型,依据人类高强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失衡状况分为生态空间减少型、资源承载力下降型、环境质量下降型、生态系统不稳定型。对于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的构成,从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叁个角度,把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分解为要素、结构、功能和子系统。对于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演变机理,把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演变过程划分为形成、恶化、多方向演变叁个阶段,其演变受到“人”和“地”、供给和需求等不同因素的驱动作用。(2)在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力方面:1991-2015年,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u形演变趋势,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特点,但是差异有所减小;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叁个子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空间格局亦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的特点;黄河叁角洲“人”与“地”之间的响应指数由负响应逐步演变为正响应,响应度波动幅度较大,人地关系的稳定性仍有待提高。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演变是受“人”和“地”、供给和需求等多种因素共同驱动而产生的结果,石油资源与工业经济活动、要素供给和投资需求对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产生的驱动以明显的负向作用力为主,导致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综合指数呈现下降趋势;综合资源与生态经济活动、结构供给和制度供给对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产生的驱动以明显的正向作用力为主,推动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综合指数呈现上升趋势。(3)在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脆弱性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方面:1991-2015年,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脆弱性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空间格局变化并不明显,1991和2015年均呈现东部脆弱性低西部脆弱性高的空间格局。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敏感性,内部结构和外部扰动是主要原因,财政收入因素是直接原因;社会子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敏感性,国有经济和资源型产业比重高是其主要原因;生态环境子系统脆弱性是其敏感性高和应对能力低共同导致;在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敏感性成为脆弱性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敏感性也成为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规避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脆弱性首先要降低其敏感性。(4)在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方面:在分析典型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式以及黄河叁角洲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模式思路、原则和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包括以国家战略为契机的高效生态经济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导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高效利用模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的产业升级模式在内的SO模式,包括利用综合资源优势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模式、经济新常态下优势产业壮大模式、强化区域合作自身竞争力提高模式在内的ST模式,包括生态文明理念下的脆弱生态环境改善模式、国家政策支持下的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模式、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的创新驱动模式、新型城镇化带动下的特色城镇化模式在内的OW模式。
孙能利[5]2012年在《省域农业竞争力比较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业获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由农产品供给量长期短缺转变为供需总量基本平衡,出现结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农业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为主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方向；农业发展追求的目标,由产量最大化目标转变为效益最大化目标；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由受制于资源和投入的单一约束转变为多重条件约束,即市场、技术、生态环境、资源和投入；农产品市场竞争,出现了竞争程度加深和竞争范围扩大的趋势；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竞争程度日益加剧,农产品市场面临着更多国外优质农产品的冲击。在此国际竞争背景下,中国各地区的农业不仅要具有国内竞争力,且要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中国地域广袤、版图辽阔,资源禀赋在区域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研究各区域农业竞争力的提升问题,就需要考虑各个区域的内在因素,分析各区域农业竞争力的现状,然后根据其实际情况寻找提高竞争力的根本途径。研究农业竞争力,需要划分农业区域,进行不同区域间的对比分析,从而发挥区域农业资源禀赋的典型优势,提升区域农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整体上提高中国农业产业的竞争力水平。湖北省历来是国家的粮仓,是农业“大省”,但不是农业“强省”,提升湖北省农业综合竞争力、促进其农业经济的大力发展是关系到中央“中部崛起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而山东省既是农业“大省”,又是农业“强省”,本文从对比山东与湖北的资源禀赋和生态基础出发,然后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在两省之间进行深入比较研究,找出湖北与山东的差距,以期为湖北省提升农业竞争力、早日成为农业“强省”提供政策建议,同时为山东省进一步增强农业竞争力、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下提升农业竞争力总结经验,以便更好地适应国内市场竞争和WT0框架协议下的国际市场竞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整篇论文立足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用现代农业的体系来研究、评价与比较省域的农业竞争力水平。本文试图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将理论分析方法与实证分析方法结合起来,以农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竞争力评价模型为理论基础,对山东与湖北的省域农业竞争力分别进行评价与比较。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省域农业竞争力来源的系统分析框架构建,省域农业竞争力的解释要素和影响因素分析,省域农业比较优势的时空分析,省域农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实证分析,从制约因素的角度分析省域竞争力的差异。在评价与比较山东和湖北两省之间农业竞争力差异的基础上,论文深入分析了竞争力差异产生的渊源,并拓宽了竞争力对比的区域视野,总结了农业竞争力的国际化比较,论文通过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对立或替代关系,两者在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内相互补充和促进。本文通过分析发现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区域的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主要取决于价格优势,而省域农业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转化能力、产业化程度、相关支持产业、市场需求结构、政府管理与政策等非价格优势。由此,完善国家支持农业政策体系、增加基础设施和科研创新投入、促进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发展、提高消费者的农产品品质需求,可将省域农业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2)省域农业竞争力不同于农产品竞争力,除了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优势外,还包括产业在资源、生产、经营和服务等领域的综合能力,本文通过分析发现,省域农业竞争力,由生产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技术竞争力和资本竞争力四个要素构成,并具体分析了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生产装备和基础设施,农村市场、制度、政策与管理,农业工业化与城镇化程度,国际市场环境等因素对农业竞争力的影响。(3)本文对农业及其主要农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了时空动态分析。从生产效率、成本优势与劣势、价格优势与劣势叁个维度比较了山东与湖北的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通过计算效率优势指数、规模优势指数和综合优势指数等解释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国内资源成本指数,发现：山东省在小麦、玉米、棉花、花生4种农产品生产上的综合比较优势较湖北省更加明显,而湖北省则在油菜、稻谷、麻类及烟叶等农产品生产上的综合比较优势较山东省强。(4)构建了由生态资源禀赋、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农业科技水平、农业产业集群和农业市场环境五大类因素组成的省域农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对山东与湖北两省的农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998-2010年两省的农业竞争力水平均呈持续上升趋势,但2008年以前,山东省的农业竞争力水平一直高于湖北省。分解竞争力指数,发现湖北省的资源禀赋较优,易于集聚农业比较优势,而山东省在产业集群、市场环境方面更具优势,易于凝聚竞争优势。(5)根据省域农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以及评价农业竞争力的各个指标,本文主要从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生产装备和基础设施、农业科教水平、农业产业集群、农业市场环境和政府制度、政策与管理等方面来分析影响美国、加拿大、日本、荷兰、以色列的农业经济发展与农业竞争力的经验,寻找发达国家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共性因素。比较研究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过程及其竞争力提升的举措,有利于为我国提升农业竞争力提供经验借鉴。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在于：(1)研究视角上具有新意。从普遍认知来看,山东农业产业水平较之湖北更为先进,但需要科学证据以判断两省农业产业之间的差距水平以及差距产生的原因。本文从省域农业竞争力入手,分析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影响因素,对山东和湖北的农业竞争优势进行了时空分析和动态评价,解析了竞争优势形成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不仅为湖北省增强竞争优势提供借鉴,还能为其他农业大省的发展提供参考。(2)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的创新。现有文献大多是对省域竞争力进行静态分析,或者就本省情况研究本省发展。本研究则从动态的角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山东和湖北省域农业竞争力的发展水平、内在构成要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研究与对比分析。由这一分析过程所形成的省域农业产业竞争力比较研究的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新颖性。(3)理论应用上的创新。当前多数研究都是运用“钻石模型”来评价某一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将其运用到省域农业竞争力评价中的研究则相对较少。本文通过延伸“钻石模型”的应用边界,将之扩展于对省域农业竞争力的分析评价上。同时,本文构建并运用评价指标体系对山东和湖北两省的省域农业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研究结论。这一做法体现了理论应用上的创新性。
张慧青[6]2017年在《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职业教育与区域产业对接,被视为区域职业教育形成和特色发展的标志,而职业教育与产业的对接常常转化为区域产业结构与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之间的匹配与调适。本文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出发,教育领域聚焦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结构,经济领域聚焦中观产业经济的产业结构,从产业结构演进的视角研究高职教育专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决定就业结构,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产业人才结构与之相适应;就业结构又决定了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因为各个领域所需的专门技术技能人才又是通过不同的"专业"培养来实现的。而实际情况是我国高职教育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不相适应的问题还相当突出,已严重影响到高职院校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严重影响到高职的生存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也必然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其呈现了怎样的规律和特征?国外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如何跟随产业结构发展实现科学动态调整的?由这些追问引发出问题意识,研究者试图从纵向的历史视角和横向的国别（地区）视角,通过策略的解读,来认识、发现、反思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互动规律及国外专业结构调整路径,以便为后续专业结构调整策略的提出提供更可靠的依据。由此,论文沿着专业结构调整什么?(调整的内容)和怎么调整?(调整机制)的主线,回溯了建国后我国产业结构演进和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外研究则从内容和机制两大方面归纳了专业结构调整的特征,并以山东省为例对山东省的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间的现状、问题及高职专业招生预测作了系统的数理统计分析和深入研究,提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策略。理论和实践从来都是双向建构的过程,实证研究范式的运用旨在通过数据分析透析事物的本质,并归纳发展的一般规律。论文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利用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和模糊评价法对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专业结构的适应性做出了综合评价,并利用产业-高职偏离程度和高职-就业偏离程度两个指标对山东省产业结构、高职专业结构和人才需求结构的吻合度做了分析,进而归纳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厘清问题,旨在预测。论文采用相关分析、偏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和山东省叁次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建模,求得2016-2020年高职专业大类的招生比率预计值,从而为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调整提供数据支撑。基于以上研究基础,论文尽可能的避免经验主义,总结归纳出了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五大原则,从经验借鉴、科学规划、行动框架和具体措施四个层面提出了山东省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的机制,并依据统计分析数据指出了山东省专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以上便是论文的几个主要章节"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专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国(境)外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调整经验借鉴" "山东省产业结构与高职教育结构适应性分析与评价""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大类招生比率预测""基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原则和策略"的主要内容和行文逻辑。总体上,论文的研究过程是基于问题的不断追问,研究者的思维贯穿其中。因此,相对于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本研究也呈现了一种研究的方法论,以期在相关实证研究中向大家提供可相互交流和启发的研究范式。
鹿彦[7]2011年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生态环境的有限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需求之间的博弈,逐渐成为我国乃至全球的一对突出矛盾。生态环境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作为生态资源投入品源源不断的供给各部门进行生产和消费;另一方面作为装载废弃物的容器,容纳和分解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在双重压力下,生态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可提供的环境容量急剧较少,面临着消耗殆尽和不断恶化的严重危机。生态环境危机必然会阻碍社会发展的步伐,甚至影响人类的生息繁衍。因此,用于缓解这对矛盾的新型可行性发展方案亟待提出,以保障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人类发展叁个主体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主要表现为将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和污染排放场所的功能性消耗,导致生态资源产品日益稀缺。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给资源环境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环境污染不断加剧,资源环境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自然界正以各种方式向人类提出警告:气候反常频现、自然灾害频发、新型疾病频出,唤醒人们保护资源环境的意识,促使人类对自身发展的行为方式重新进行审视。环境保护思想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逐渐步入人类关注的视野,相继通过《寂静的春天》(1962)、《增长的极限》(1972)等得到高度重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1987)报告中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E.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首先提出了“循环型经济”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起,循环经济作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成为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主旨在于通过运用各种学科理论和技术方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问题,通过资源的循环再利用和节约,实现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最小的环境污染获取最大的发展效益,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协调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循环经济得到国内外决策层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诸多专家、学者从宏观理论和微观实践(应用)层面对循环经济发展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取得了较好的环境、经济与社会效益。综观国内外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发现从宏观总量和微观实践层面的研究比较多,例如对构建循环型社会和循环型企业的制度、方法论方面和实践的研究非常多,而从中观尺度对区域和产业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区域经济学的兴起、产业生态学的不断成长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使区域、产业循环型发展模式和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中间内生变量的挖掘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目前,循环经济发展还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区域经济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后劲不足、区域之间不均衡发展问题较为严峻;各产业新型发展模式初见端倪、产业结构调整方针下的具体可操作性方案有待进一步创新和落实;循环经济发展的整体宏观路径尚不明晰等。首先,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倘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路径依赖性较强,势必将加大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如何将循环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统一?其次,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结构调整的大改革,如何将循环经济发展理念注入产业改革之中?再者,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探索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成为必然,都有哪些内生路径影响循环经济的发展?如何通过各条内生路径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势。为较好的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通过对内生变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刻画循环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进行甄别与筛选,为今后循环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整合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导向。山东省区域结构特征与全国区域特征十分类似,且发展循环经济的经济、自然环境、社会基础、技术进步、制度安排和公共意识等条件较为发育,因此,本文选取山东省作为研究对象。对山东省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实现路径进行研究具有典型性、合理性和前瞻性。本文以循环经济发展为目标,采用综合集成法、比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依据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和山东省循环经济发展的经济、自然环境、社会、技术进步和制度基础,对山东省循环经济区域发展类型进行划分、产业间循环经济发展进行阶段性规划、循环型产业发展进行个案解析,对不同类型的循环经济发展区域和产业,提出不同的发展方案;同时对循环经济发展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路径进行全面剖析,通过对投资(I)、城市化水平(URB)、工业化水平(IND)、国际贸易(IT)、消费水平(XF)、教育水平(EDU)、技术进步(T)、市场化进程(M)、基础建设(BC)、环境治理(EM)等中间变量的研究,进一步探究循环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角度考虑,权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为财政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参考。本文采用推进式结构安排,研究内容逐层深入。第一章阐释研究目的和意义,分析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价值与可行性,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二章挖掘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第叁章对山东省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现状进行评估;第四章、第五章对山东省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区域评价和划分,并提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对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分析,提出产业间循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路径,对主要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个案研究;第六章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剖析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时空传导机制,为今后政策制定提供路径选择;第七章给出主体结论和未来展望。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为循环经济发展建立完整缜密的理论基础。本文挖掘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对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体系整合。建立了以经济学理论为“发展系”、生态学理论为“生存系”、产业生态学理论为“模拟系”、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协调系”的循环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这些较为成熟的理论基础共同构成了循环经济发展最重要最基础的支撑体系,共同糅合出循环经济发展的思想精髓。只有充分掌握经济学、生态学、产业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才能更加系统、有效的构建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路径更好更快的实现。第二,对山东省区域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建立以自然资源禀赋、人口发展、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布局、环境状况及综合治理、循环经济外部性,六大指标为准则层的循环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分别对其进行区域评估,最终拟合六大综合指标,经过多种实证分析与现实经验性判断,运用现代GIS技术,将山东省17地市按照循环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划分为循环经济示范区、循环经济成长区和循环经济导入区叁种类型,对不同区域类型提出不同的功能作用和发展规划;同时将区域经济理论植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探寻循环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为促进循环经济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要求垂直关系部门之间各尽所能、分工合作,横向关系部门之间环环相扣、共同发展。第叁,对山东省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依据山东省产业发展的特征,结合区域特色产业发展规划与急需整合型产业发展规划,有针对性的提出不同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产业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本文提出“阶段性发展战略”,包括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为今后山东省产业间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宏观参考依据;对各产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本文提出了具体发展方案并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或案例分析,得出山东省应全面推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健全工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引导服务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第四,从空间和时间层面对循环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进行研究。采用“财政支出—中间变量—循环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将路径敏感性进行量化,为财政政策的制定建立了可视化、明确的筛选机制。①从空间发展视角,实证检验山东省循环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定性分析循环经济发展通过财政支出的实现路径,在各中间路径对循环经济发展影响弹性系数中,投资(I)、工业增加值(IAV)、国际贸易(IT)、R&D经费支出(RD)和基础建设(BC)5个变量与循环经济发展综合指数(RE)存在正相关关系,各变量的增加会促进山东省循环经济的发展。②从时间发展视角,文章选取1984-2009年共计2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山东省动态循环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综合整体宏观路径和微观路径分析,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与统一,得出循环经济发展更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技术进步、城市化变量成为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体现了循环经济发展重视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保护的理念。第五,构建循环经济时空发展路径象限示意图。基于时空发展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目标,循环经济发展所要求的时空路径差别较大。本文构建循环经济时空发展路径象限示意图,为循环经济发展建立时间和空间层面的路径甄别体系,选择时间和空间象限内对循环经济发展有较强正向效应变量的交集,发现技术进步和基础建设两个变量对空间和时间上循环经济的发展影响效果均较大,这两个变量可考虑作为今后财政支出的重点路径。
张英[8]2012年在《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关系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07年公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结果显示：在1906年至2005年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0.74℃，IPCC研究认定全球平均温度上升阈值为2℃。如果听任温度上升，人类生存将面临极大地挑战。对于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IPCC研究成果认为，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其可能性高达90%，人类主要通过化石燃料使用造成二氧化碳和甲烷等温室气体过多排放影响进而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战略选择。英国政府2003年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以政府公文的形式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随后，低碳经济迅速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关系国家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发展低碳经济，对中国而言，即是压力又是机遇。2010年7月，国际能源署发表报告称，中国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多的国家，也是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政治和外交压力。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代表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对中国来说是有相当困难。中国拥有13亿人口，人均GDP仅仅达到3000美元，因此面临发展经济和提高民生的艰巨任务，而且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键阶段，再考虑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绝对主导地位，限制碳排放量发展低碳经济的难度不言而喻。但是，发展低碳经济又是中国调整发展模式的良好契机。同时，中国正面临实现低碳社会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预计未来20年内将有3.5亿人口进入城市。如果在基础设施、住房及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充分考虑低碳因素，将为中国减少碳排放赢得难得的先机。自低碳经济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在理论研究方面，大多数研究着重于低碳经济内涵及宏观层次上对策研究，或者侧重于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各影响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微观层次上研究，对于中观尺度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从低碳实践角度分析，国内外实践往往集中在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政策研究，或者是低碳社区、低碳城市等层面的研究，对于省份层次的中观层次区域低碳研究较少。对于一个国家低碳发展的研究不仅需要国家层面评估，还需要从区域格局变化来把握。实际上，在CO_2减排和低碳经济发展工作中，地方政府是重要的管理者和实施者，从省区级层次上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制定的相关政策才会具有更为明确的针对性和更为良好的可操作性。这是本文选择一个典型区域进行研究的初衷所在。2010年8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启动国家低碳省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这意味着国家强调应发挥各地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低碳发展模式。因此，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选择问题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山东省作为一个典型的高能耗、高排放的重化工业为主的省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进程中，同时面临温室气体减排和发展经济的双重压力，其基本条件和中国很多省份发展现状类似，对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另外，对山东省内各地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研究，由于充分考虑区域间发展条件差异，可为相似区域低碳发展模式选择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借鉴。论文以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为研究对象，采用模式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研究。论文围绕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特征及类型进行理论探讨，并对国内外区域低碳发展模式进行汇总提炼，以供参考借鉴。在详尽分析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明确山东省低碳发展水平在全国和经济区域中的地位，据此提出山东省发展低碳经济模式选择。然后对山东省内十七地市根据的低碳经济区域进行类型划分，根据不同类型的地市特点，设计相应的发展模式。论文采用推进式结构安排，研究内容逐层深入。第一章提出问题，分析选题的研究意义，评述国内外研究现状，提出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第二章挖掘有关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第叁章是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有关理论研究及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总结和提炼；第四章山东省低碳经济态势分析；第五章是对区域低碳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及聚类分析；第六章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选择；第七章得出主体结论及未来展望。本文的主要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第一，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国内外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尺度和微观尺度，而中观尺度区域研究较少。国内外研究往往围绕国家宏观政策或微观变量如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等展开。因此，对中观尺度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有一定理论和实践价值。第二，低碳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经济学、能源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外部性理论、公共物品理论、耦合脱钩理论、循环经济理论等更是研究中必备的知识储备。第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生产体系、消费模式，通过研发低碳技术支撑体系，建立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法律、管理体系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具有经济性、相对性、阶段性等特点。根据各国实施低碳经济着重点不同，提炼出不同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第四，山东省人口多，经济规模大，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能源消费总量大且以煤炭消耗为主，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碳排放量总量大且增速快，这些特征共同构成山东省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该部分内容分析为探索区域层面上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奠定分析基础。第五，基于系统论思想，选择低碳经济系统、低碳社会系统和低碳资源环境系统作为准则层，选择相关指标建立区域低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从时间发展视角实证分析山东省历年低碳水平变化规律，得出该省低碳水平不断提高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区域低碳经济聚类分析模型，并对山东省十七地市的低碳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将山东省十七地市分为叁种类型。第六，山东省低碳经济发展模式选择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从高一级区域着眼，根据山东省在全国和区域内定位，整个省的低碳发展路径应该是政府主导下的节能减排。从次区域着眼，山东省十七地市应该根据不同类型各自不同低碳发展条件分别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青岛、烟台、东营等地市选择以风能、核能为主的新能源基地建设和新兴低碳产业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济南、德州等地选择以太阳能为主的新能源基地建设和传统产业升级模式，淄博、莱芜等相对高碳的地市选择以生物质能为主的新能源建设和高碳产业低碳转型。第七，低碳发展政策支撑。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需要整个社会各个层面都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支持。但关键是建立政府建立引导政策机制，完善市场调控机制，考核机制适时调整。
汤薇[9]2013年在《生态经济学在主体功能区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6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全球兴起,罗马俱乐部1981年的报告《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中提到,经济和生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总体,在生态遭到破坏的世界里,是不可能有福利和财富的。可以毫不怀疑地预见,生态经济学会逐渐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在经过了经济总量的长期迅猛增长,并伴随着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以至大自然开始疯狂报复之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战略,这是在对我国区域发展理论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到现在,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因而关于主体功能区的探索和研究未成体系,尤其是生态经济学作为主体功能区的重要理论基础,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为主体功能区寻找生态经济学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生态经济学在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寻找用武之地,构建生态经济学应用在主体功能区中的理论体系。主体功能区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在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下的产物,在世界上尚属首创。主体功能区建设大致包括划分、规划、实施和政策绩效评价几个部分,其中生态经济学在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规划和政策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系统地研究了生态经济学在主体功能区中的应用。文章可以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一章是研究的起点,介绍了文章的写作背景和意义,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关于主体功能区和生态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和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内容、结构和方法。第二章从总体上概述了主体功能区和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主体功能区的内涵丰富,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形式的区划,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有各自的发展方向,这种发展战略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和重构有着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生态经济学有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性质,也反映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伦理观。文章还进一步阐释了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文章的核心部分。第叁章从宏观上阐述了主体功能区的生态经济学基本理论依据,在生态经济学领域中探讨了对主体功能区的深层次解析。其中生态经济系统理论既是生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又是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生态经济平衡理论和生态经济效益理论也是主体功能区划分和规划的重要参考。合理划分是主体功能区建设的第一步,第四章研究了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生态经济学直接理论依据。生态经济区划理论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提出了思路和原则,文章重点从生态经济学角度逐一讨论了主体功能区划分的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和实施是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核心部分,第五章研究了生态经济学视野下主体功能区的规划。生态经济学从叁个方面为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提供了指导,保证了其可行性：一是生态经济规划理论为主体功能区规划提供了具体的原则、思路和方法,二是发展生态产业可以作为各个地区建设主体功能区的有效途径,叁是建设生态城市应当成为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点。第六章研究了主体功能区的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是主体功能区最重要的生态经济政策。文章揭示了主体功能区生态补偿的原因,提出生态经济价值是补偿的价值基础,剖析了相关的公共产品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区域补偿原理,并重点讨论了作为主体功能区的补偿原则的生态经济伦理,之后提出结合国情探索有效的补偿模式。第叁部分是对前文研究的实践应用。第七章以山东省的主体功能区建设为实例,探讨生态经济学的应用。文章首先介绍了山东省整体资源环境状况和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生态经济的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搜集最新统计数据并应运用SPSS统计软件,从生态经济发展的角度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进行了主体功能区的试划分,并针对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提出了相应的生态经济政策建议,之后文章对山东省的生态产业发展做出规划设计,并提出资源枯竭型城市枣庄市向生态城市转型的构想。文章最后总结了全文,展望了本研究领域今后的发展。总之,文章致力于搭建生态经济学学科和主体功能区建设之间的桥梁,使二者紧密结合,互相促进。
李秀美[10]2012年在《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体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相当多的农村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如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是个现实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也是现实问题，问题的核心是必须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积极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农业农村人才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对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关键性根本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研究动态的整理分析，在农业产业化理论、人才开发理论、人才流动理论指导下，采用文献分析、实地调研、模型分析以及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体系进行系统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索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寻找符合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人才开发路径。论文的核心内容：首先，论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目的及意义，通过对国内外农业产业化人才研究动态进行梳理和述评，阐明本研究的设计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其次，论述农业产业化理论、农户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人才团队理论、人才流动理论及其对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的意义，重点从人才对农业产业和农村经济社会贡献的角度，界定农业产业化人才的概念。第叁，对山东省农业产业化人才演进及特征进行梳理，分析当前山东省农业产业化人才现状，剖析农业产业化人才匮乏产生的问题根源，并提出开发产业化人才的出路。第四，详细论述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体系的设计思路。一是对农业产业化人才进行了分类研究，将农业产业化人才划分为叁类，即单一农产品生产产业化人才、综合农业生态产业化人才和城乡统筹区域产业化人才，并分析论证了农业产业化层次与人才需求层次之间的内在关联。二是构建开放的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中心，分析该中心对农业产业化人才进行教育、培训、服务、评价的作用。叁是探讨人才开发的几种实现路径：建立服务于产业化发展的教育培训体系、建立农业产业化人才“回流”体系，提出叁种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的主导模式。旨在依据产业化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层次对人才需求的不同侧重，合理规划并实施人才开发的策略选择。本文通过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体系的研究，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力求从数量、结构层面上科学合理地开发产业化人才，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寻求可行之路。
参考文献：
[1]. 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以山东省为例[D]. 张新明. 山东农业大学. 2004
[2]. 区域经济发展环境指标体系及优化方案设计[D]. 庞敦之. 中国海洋大学. 2006
[3].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农业科技园区布局研究[D]. 马琼. 山东农业大学. 2007
[4]. 生态脆弱型人地系统演变与可持续发展模式选择研究[D]. 刘凯. 山东师范大学. 2017
[5]. 省域农业竞争力比较研究[D]. 孙能利. 华中农业大学. 2012
[6]. 基于产业结构演进的高职专业结构调整研究[D]. 张慧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7]. 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实现路径研究[D]. 鹿彦.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8].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研究[D]. 张英.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9]. 生态经济学在主体功能区中的应用研究[D]. 汤薇.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10]. 农业产业化人才开发体系研究[D]. 李秀美. 中国海洋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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