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鹏[1]2003年在《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及其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环境政策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机制的重要内容，是当前人们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焦点。本文综合运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政策学、技术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对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的内涵及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全文主要分为五个大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第一章，对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评价相关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提出了本文的研究目标、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二部分主要是论文的第二章，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关于环境的命题，从环境资源的效用研究角度，提出了环境与经济之间冲突的实质，是环境资源的“生产性效用”和“生存性效用”之间的竞争性引起的观点；揭示了环境资源两种效用冲突引起环境与经济冲突的现实表现，指出实现两种效用的均衡是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经济的动态均衡特性，提出了各种状态下的动态均衡模型，本部分的研究为研究环境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第叁部分包括论文的第叁章和第四章，分析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一般环境政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的概念和由一般环境政策向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转化的特征，并以中日环境政策为研究对象，从可持续发展视角，从环境政策的社会背景、环境政策体系的结构、环境政策的原则以及环境政策的实施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环境政策之间的差异。第四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五章至第七章，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评价的概念、意义以及评价对象与程序，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评价的目标体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评价的指标体系、评价的方法体系、评价结论分析的内容以及推进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评价的对策措施。第五部分是论文的第八章，在对中国环境政策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对中国的环境政策进行了评价，提出了中国环境政策体系和环境政策实施机制创新的方向。
李艳慧[2]2016年在《基于利益相关者感知的自然保护区环境政策可持续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可持续发展观念近年来的一个显着变化,即是把解决环境问题的视角越来越多地转向更深刻的背景和层次上,例如经济发展战略、宏观政策环境等,以此来寻求解决途径与对策。由于环境政策不仅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起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会对其它要素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可持续发展方式下,环境政策可持续性评价的目标、原则、指标体系、评价方法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都将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分析我国环境政策实施中政策制定者、企业、公众叁大利益相关主体互动机制基础上,结合环境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在微观的层面上探讨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对于环境政策的感知-态度-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互关系,进行基于环境政策利益相关者的环境政策可持续性研究。首先本文在文献回顾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参考相关研究中的指标设定与维度构建,以九寨沟自然保护区环境政策利益相关主体对于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实证研究中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获取不同主体对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可持续性感知、态度和参与行为描述的相关数据。然后通过SPSS软件中的相关模块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T检验来确定数据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着性。继而进行相关分析和差异性分析,验证不同主体在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性感知、态度、行为之间是否存在显着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并对显着性程度进行验证。最后结合深度访谈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讨论。本研究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为本研究的绪论部分,通过对研究背景、内容、研究目的与意义以及方法,技术路线等进行论述,阐明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对于自然保护区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研究的必要性以及相关实现手段。第二章为学科基础及文献综述。在大量阅读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概括、综合述评,为本文后续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对学科基础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铺垫。另一方面,本研究从利益相关主体感知研究角度对于我国自然保护区内实行的环境政策的可持续性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对本研究涉及的环境政策可持续性研究进展、保护区环境管理与环境政策研究进展以及社区参与等国内外研究进行综述,论述在环境科学中进行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自然保护区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探讨的必要性。第叁部分为本研究的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进行论述。主要包括研究案例地选择,研究对象、变量操作性定义与问项、问卷设计、数据统计与分析方法的概括性论述。第四部分为基于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的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机制及其体系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可持续发展及感知研究等理论基础,从相关利益主体界定、感知动力、感知维度等方面进行自然保护区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机制构建;通过对环境可持续性感知指标选取原则、方法、步骤及具体指标说明等方面构建自然保护区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层次分析法生成初试题项,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对环境政策可持续感知测度项进行检验与修正,获得正式量表。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得基于九寨沟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实测数据。第五章主要从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在经济、自然、社会叁个维度的感知与态度赋分差异性上分析不同主体对于环境政策可持续性的感知与态度差异。为了验证不同利益主体间对于环境政策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感知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着性,通过采用方差分析的单因素方差分析、lsd分析法以及均值比较等对样本数据进行差异性分析与检验。对不同利益相关主体不同维度的可持续性感知差异性进行两两比较,探讨不同主体对于经济可持续性、自然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的感知及态度差异。在确定是否存在显着性差异的基础上,结合深度访谈进行讨论和原因分析,并为进一步进行相关性分析做准备。第六章主要通过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以及lsd方法来进行基于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感知-态度-行为相关性验证分析。验证不同主体对于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的感知与态度相关性。在验证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的基础上,利用回归分析分别验证影响不同主体感知与态度的诸多控制变量中哪些变量对观测变量有显着影响,并对其差异显着性进行验证。实现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环境政策经济、社会和自然可持续性感知与其环境可持续性态度的相关性,态度与参与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及基于不同人口特征的感知-态度-行为相关性和差异性检验。结合深度访谈,探讨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态度和参与环境管理行为的相关因素、相关系数、影响因子、显着程度等进行讨论和总结。第七章在对研究内容与结论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根据理论及实证研究结论,对后续研究以及相关领域的拓展研究进行了相关论述。得出以下结论:(1)九寨沟自然保护区内不同主体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态度得分由其负面感知最强烈维度决定,与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相似。这一特点与自然保护区不同主体在旅游发展初期更加关注旅游带来的积极影响有所不同。在经历过了旅游快速发展时期后,不同利益主体对于不同环境政策(包括旅游政策)在社会可持续性、自然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叁个维度的感知中不再盲目乐观,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关注环境政策实施中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点对于我国正处在发展初期及快速发展期的自然保护区环境管理者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环境管理过程中更加关注对于影响环境政策可持续性的潜在负面效应。(2)环境政策不同利益主体对于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态度与其参与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相关,不同于一般感知-行为理论研究中态度对于行为的显着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环境政策及相关管理规定在调整过程中的义务性和强制性有关。由于环境政策在环境管理中具有的法律效力,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具有一定的调整和强制力,导致政策调整对象无需感知而直接履行的参与行为的存在(选举、参加会议、参与护林、防火等工作),这一类型的参与行为并非由其感知、态度决定。但这一类型参与行为对其环境可持续性认知和态度具有一定影响,进而对其他环境参与行为产生影响。(3)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叁个人口属性中除性别要素外,其年龄、所受教育程度对其感知及态度差异的形成有直接相关,对于环境政策可持续性感知、态度差异与其自身属性及所处政策调整身份不同也有所差异。由于政策制定者对政策的理解较为成熟,一般对政策有较高的认可度,对可持续性的态度也较为积极,但政策政策的调整对象则由于对政策的理解程度不同而对其可持续性感知存在差异。对于环境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言,在环境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更应该注意与不同利益相关主体在对于环境政策认知和理解上加强沟通,提高不同利益相关者对于相关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培养参与能力,拓宽参与渠道,减少政策执行不当,信息沟通不畅等原因导致的不信任甚至对立情况的发生。(4)不同主体对环境政策可持续性在感知、态度和参与行为认知上均存在显着差异。虽然在九寨沟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直强调社区参与,但是由于沟通不畅、以及环境政策相关利益者之间互不信任等原因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张芊芊[3]2015年在《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内涵及其驱动因素。论文首先对制造业发展相关理论进行较为系统地回顾、分析与评述,界定制造业"新型化"内涵、构建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程度进行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及其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及其驱动因素,并以电子信息产业"新型化"为样本进行案例分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评价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程度,探究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的动力机制,提出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的政策建议。制造业"新型化"内涵及其总体评价部分,从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等四个方面界定制造业"新型化"的内涵;根据制造业"新型化"内涵,构建由4个主指标、30个子指标构成的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状况进行总体评价,结果显示,2001年至2011年,我国制造业总体发展态势良好,新型化程度不断提高,保持了良性的发展势头。在区域比较方面,本文评出了 2011年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十大强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上海、福建、湖北、辽宁。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逐年提高,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为:江苏、山东、广东、上海、辽宁、河南、吉林、海南、浙江、河北。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驱动因素分析表明,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水平、技术资本投入、贸易因素,制度因素对制造业的经济创造能力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是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的驱动因素。劳动力投入对制造业总产值有显着地驱动作用,但对制造业利润总额的作用并不显着,金融发展水平并不能促进制造业总产值的增加,但对制造业利润的增长有显着地促进作用。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湖北和湖南。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驱动因素研究显示,创新的资金投入对创新能力的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劳动投入的作用不显着;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专利申请量的提升,但对制造业新产品产值的增加起着显着的推动作用;进出口总额对制造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较为显着;以人均GDP表示的创新环境对专利申请量的提升起着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新产品产值的增加不显着。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基本上呈逐年增强的趋势。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海南,上海,吉林,重庆,黑龙江,江西,陕西,福建。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驱动因素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技投入、FDI都是中国制造业资源环境保护能力的正向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评价结果为: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呈逐年增强的趋势。其中自2006年以后,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提高的幅度较之前有了明显提高。2011年各地区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排名前十的地区分别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天津,河南,福建,辽宁,海南。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驱动因素研究显示,出口依存度、总产值、技术进步、地理区位、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销售率、产业聚集程度等对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具有一定的正向驱动作用,而工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进口依存度、外国直接投资则对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表现为一定的负向效应,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的提升。电子信息产业"新型化"案例研究显示,电子信息产业是制造业行业中发展速度较快的行业,其经济创造能力在整个制造业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作为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其科技创新能力很强,但其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投入产出系数并不高;并且该产业对环境的影响较大,资源环境保护能力应当引起警觉;此外该产业社会服务能力也较弱。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的政策建议。1.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2.加大投入增强制造业发展动力。3.鼓励企业优化R&D配置。4.注重FDI的质量与资源保护性。5.鼓励产业集群式发展。
舒岳[4]2008年在《中日农业生态环境政策比较及对江苏的启示》文中指出多年来,农村污染及其防治工作被边缘化了,农业环境污染问题已十分严重。本文以农业生态环境政策比较为研究对象,重点讨论了中日两国农业生态环境政策的异同,比较了其实施的背景、具体的措施和实施的效果,希望通过深入的分析,指出江苏乃至全国的农业生态环境改善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本文首先概述了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生态环境的关系;接着分析了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产生原因及农业生态环境政策的演变,介绍了日本从多方面对农业实施的保护以及日本政府对农业的定位认识、环保型农业的政策措施,特别是研究了日本农协对环保的推动作用。通过比较的方法指出了我国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很大的关系,要解决就必须实行统筹城乡发展、以工补农的政策,观念上认识农业的多功能作用。同时注重农业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另外要注意多种手段搭配使用。论文还就江苏的农业生态环境现状、问题作了分析,提出了一些见解,如实行农业跨越式发展,制定尝试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政策,改变扶持方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最后提出强化循环农业的产业化政策措施,希望能对江苏省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一定的作用。
王璐[5]2008年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相关环境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社会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城市是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综合载体,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城市面临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的双重压力。要解决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与城市发展的矛盾,走以循环使用资源、减少产生废物为特点的循环经济道路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为了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建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在通过研究国内外循环经济的最新成果、循环经济基本理论及循环经济对城市发展重要性,设计出了能够衡量城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提出了能够推动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切实有效的环境政策。为了设计城市循环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首先以循环经济理论为研究基础,对循环经济的理论基础、概念、内涵、实现层次及其发展的层次体系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其次,分析循环经济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再通过阐述城市的概念,最终得到城市循环经济系统的概念及其特性,详细说明城市循环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及其可持续发展性。再次,通过分析城市循环经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则、构建基础和框架,建立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此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为叁个层次,主要包括4个子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人文系统。最后,通过分析循环经济的基本理论,完善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环境政策:加快制定促进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环保政策及法律法规;加强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作用;采用绿色体系支撑;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引导公众参与。
李学迁[6]2011年在《基于网络均衡的物流系统环境政策设计研究》文中指出物流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物流量快速增加,物流活动更加频繁,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要有效减少物流系统的环境危害,需要公众和企业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物流环境管理过程中,政府需要通过收费和补贴等经济杠杆,促进物流活动负外部性的减少,调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环境经济政策是与法律、行政、教育等手段相配合的经济手段,已经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本文综合运用现代物流学、环境经济学、运筹学和决策科学等理论,对物流系统的系统理论及其环境政策设计做了较系统的研究。将物流系统分为正向物流、逆向物流和运输物流,将交通均衡原理、用户选择理论、厂商竞争理论与变分不等式方法相结合,对物流系统中含环境经济政策的一些均衡问题构建了均衡模型,重点研究了排污收费、排污权交易和回收补贴等热点环境政策。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1、从系统论和超网络理论两个维度分析了物流系统,给出了物流系统的定义、要素和功能,总结了物流系统的超网络特征和网络均衡问题；根据物流过程的功能结构特征和污染来源,将物流系统分为运输物流子系统、正向物流子系统和逆向物流子系统。研究了物流系统与环境系统、政策系统的关系,给出了基于网络均衡的物流系统环境政策设计流程。2、研究了面向运输物流的排污收费政策及均衡问题。假设网络中存在多类用户,用户差异体现在时间价值和废气排放量两个方面。在政府实施拥挤和污染双目标管理的情况下,建立了基于随机用户均衡的多车型交通网络均衡模型,推导了依车型的最优拥挤和排污收费政策,该政策能保证用户均衡流和系统最优流一致。最后讨论了排污收费政策的效率评价问题。3、研究了面向运输物流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及均衡问题。假设网络中存在多类用户,用户差异体现在时间价值和废气排放量两个方面。在政府实施排污权总额控制的情况下,用户可通过初始分配和排污权交易市场获得足够的排污权,建立了含排污权交易均衡的交通网络均衡变分不等式系统。研究了用户均衡流和排污权均衡价格的关系,得到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条件。4、研究了面向正向物流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及均衡问题。假设网络中存在多类制造商,制造商生产单位商品的排污量不同。政府通过限制排污权总额来促使制造商减少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运用纳什均衡分析了制造商之间、零售商之间、消费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建立了含排污权交易均衡的多商品流供应链网络均衡变分不等式模型。研究发现,当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后,商品制造的总排污量不超过排污权上限,制造商单位商品排污量的差异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影响显着。5、研究了面向逆向物流的再制造补贴政策及均衡问题。假设网络中有新制造和再制造两类商品,基于消费者对再制造商品的价值判断,推导了市场需求函数。然后针对叁种不同的再制造市场结构,分别构建了市场均衡模型,得到了均衡价格和均衡交易量,得到了再制造补贴政策与市场份额的关系。6、研究了面向逆向物流的回收补贴政策及均衡问题。假设网络中存在多类商品,且市场需求随机,在政府实施回收补贴政策和回收率管理的情况下,建立了含回收补贴的闭环供应链网络均衡变分不等式模型。研究发现,回收补贴政策实施后,原材料的交易量降低,但商品交易量上升；回收率的高低同时受到补贴额和商品类别的影响。本文是管理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得到了一些创新性成果,丰富了现代物流管理理论、环境经济学理论和多类别网络均衡理论,能为政府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提供科学的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密佳音[7]2010年在《基于环境正义导向的政府回应论》文中研究表明正义是社会生活诸领域追求的理想目标,环境领域亦然如此,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和环境资源的有限性特征凸显了正义的份量。鉴于市场机制本身无法克服和补偿经济发展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环境正义无法完全通过私人或民间方式得以实现,谋求政治方式是唯一可行的途径。政治基于社会共同体对正义这一至善境界的追求而生,政治行为必当以正义为圭臬,因而政治领域的正义是环境正义的保障。作为国家政治系统中处于强大地位的权威性集团,政府以其优势获得了环境公共权力以及环境管理主体的法定资格,成为相当时期内维护环境正义的主导者。然而,政府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诉求和行为方式。当正义与权力发生联系,正义的实际内涵往往因权力背离和异化于权利而偏离原意。环境正义需要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将普遍正义的道德精神渗透到环境行政过程中,方可最终实现目标。作为公共行政模式发展的新趋向,政府回应模式能够促进政府公共行政程序的民主化,反映多数人的意愿,使行政程序体现正义性。融合环境民主理念的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以正义为纽带将政府回应与环境行政紧密契合,使环境民主从观念转化为实体意义上的实质正当性,通过促进政府环境行政行为的正义性,保障环境行政的过程价值和结果价值。本研究立足于专业领域和研究方向,尝试从本学科领域出发,探寻实现环境正义的有效环境行政模式。首先,在对环境正义的相关基础性理论作以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环境的公共品属性及解决环境正义问题对公共权力的诉诸,论述了政府代表国家主权者维护环境正义的正当理据和优势,以及政府对于环境正义问题的担当。其次,点明了程序正义是政府环境行政过程中的首选价值,论述了作为现代政府公共行政管理规范性样本的政府回应模式其品格迎合了环境程序正义对政府行政过程价值的要求,其功能满足了环境实质正义对政府公共行政模式的期待,由此指出了政府回应是实现环境程序正义的载体和达致环境实质正义的工具性程序。同时,解释了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的内涵,分析了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之于环境正义的价值,构建了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的基本分析框架。复次,归纳了我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先后采取的四种环境行政模式,追溯了我国环境行政机构沿革和环境政策法规发展的变迁进程,深入探究了跨越传统与现代政府环境行政模式中的环境正义观与政府回应内涵发展。再次,通过反思我国转型期环境非正义表象,从实质正义、程序正义两方面论证了政府环境行政的正义性偏离,进而阐明了政府环境行政偏离环境民主基础凸显出政府的回应能力的薄弱性。由此,指出了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对环境民主正当性的昭示,并强调了构造政府回应机制对于规约政府环境行政行为趋于正义的迫切性。同时,分别从传统权力性环境行政模式的弊端、制度基础薄弱两方面,深入剖析构建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的天然不足和主要障碍。最后,通过对政府在环境领域的角色进行合理定位、革新传统权力型环境行政模式、对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提出环境实质正义目标、对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进行流程设计和构造路径,建构作为实体的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以作为环境程序正义的关键保障。同时,围绕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四个子系统,详细探讨了其赖以运行的具体制度安排。另外,从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营造政府回应型环境行政模式良性外部环境。
贺璇[8]2016年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当前的大气污染形势十分严峻,如何改善大气质量成为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也成为考验党的执政智慧,塑造政府行政权威的重要一环。治理目标的实现需要有效的政策执行,但政策执行过程却常常处于“黑箱”之中,得不到足够重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多次遭遇政策执行困境,造成政策执行偏差甚至失败,现有的政策执行研究不能很好地解释政策执行偏差发生的领域、地方、程度的动态变化,更无法解决政策执行者“选择性”执行行为。因此,现实需求和理论盲区构成了本文研究的现实动机和逻辑起点。结合场域理论、模糊冲突模型、制度一行动者理论和地方官员激励理论,论文一方面借鉴政策执行的块状分析思路,选取“行动者”作为政策执行分析的核心模块,提出了“情景和行动者”分析框架；同时,借鉴线性分析思路,通过政策阶段梳理解构“情景”的基本构成及其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因为“情景”构成的模糊性,论文选取了京津冀地区的污染企业搬迁、风沙源治理和APEC蓝叁个案例开展探索性研究,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和跨案例比较分析,总结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执行四个关键阶段及其因子构成。通过理论升华对这些阶段和影响因子进行整合,提出了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EGSA模型。EGSA模型将影响大气政策执行的“情景”分解为政策议题的环境支持度(Environment)政策传达过程中的目标锁定状况(Goals)、政策执法过程中制度系统的激励和控制机制(System)。政策环境支持度又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通过政治需要、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国内外社会关注度叁个指标加以衡量。目标锁定状况通过政策目标的清晰性、目标的冲突性和政策工具选择的有效性叁个指标加以衡量。制度系统通过政府威权程度、央地权责划分、中央对地方的激励与控制以及合作机制四个指标加以衡量。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行动者是政策执行的核心,论文主要关注行政系统、规制对象和社会公众叁个方面的行动主体。行政系统中的政治精英和行政精英、规制对象中的污染企业和污染民众、社会公众里的积极群体和消极群体分别有不同的行为逻辑,会根据外部“情景”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行动策略,采取不同的政策行为,从而对政策过程和结果产生直接影响。基于267份有效问卷调查结果,借助SPSS和Amos分析软件,对模型数据的信度、效度进行了检验,分析了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并进行了结构方程的模型检验,实证化检验过程证明了EGSA概念模型的存在性和适用性。检验结果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有效执行受政策议题的环境支持度、政策文本的目标锁定状况、制度系统的激励和控制能力、各参与行动者行为意愿与能力的影响。其中,就直接效果而言,政策的环境适应性对政策执行过程产生最为显着的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57,环境性因素的影响能够贯穿政策执行全过程。政策的目标锁定状况对行动者行为产生最主要的影响,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833,政策目标的清晰与分解是行动者执法推进的前提。行动者行为意愿和能力则是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核心,制度系统能够以0.727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影响行动者行为选择,也能够以0.717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直接影响政策执行过程,因此,制度系统是影响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关键因素。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对京津冀一体化治理雾霾的政策案例进行了应用分析,发现京津冀一体化治霾政策具有良好的外部机遇,得到了中央政府、社会公众的关注和支持,成立了中央和区域性领导组织、调整了央地责任关系并试图重构制度化的激励和控制体系,这些有利的“情景”能够改变地方政府、规制对象的利益格局,进而影响其行动策略,改变行动选择,更好地执行大气政策。但是治霾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冲突、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以及政策工具选择的低效率导致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中的价值选择困境、目标困境和治理技术困境,降低了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动力,给规制对象提供了投机的能动空间,阻碍了大气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京津冀一体化治霾政策的执行前景有赖于政府和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和支持,制度体系的不断改革和创新,分解并细化政策目标,加强科学研究,创新并提高政策工具的时效与针对性,提升地方政府政策执行的动力,监督并规制其政策行为,并通过宣传教育改善公众环境认知和行为,拓宽社会公众参与渠道,提升政策执行力。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政策建议、创新点和不足,并指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邓亮如[9]2016年在《基于PSR模型的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价》文中研究指明国家开始大气污染防治立法已近30年,而最近几年大气污染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各级政府密集出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以应对大气污染。显然,这是因为我国大气污染已经达到了非常严峻的程度。近年来各级政府防治政策的有效实施,我国的大气环境质量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但是这与目标还相差甚远,远未达到民众对健康空气的切实诉求。对于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而言,出台有效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是其严峻的挑战。大气污染防治是一项复杂的公共工程,对于既有或将要出台的防治政策进行多角度的评价可为政府调整、改进相应的防治政策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参考。本文以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为评价研究对象,以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实践为实证研究主体,运用政策评价的理论知识,结合PSR模型框架分析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构建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价的指标体系,明确压力、状态和响应准则下对应的指标对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价目标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体系,再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使用Matlab工具计算四川省各年度的评价结果；对四川省的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从“十一五”后期到“十二五”期间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实施效果总体上呈逐渐变好的趋势,表明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响应及时,改善了大气污染的凶猛势头,但是压力、状态与响应之间的协调性较低,因为大气污染物排放强度、经济增长、道路交通和能源使用在经济发展进行结构性调整时给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推动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大气质量的彻底改善还需要继续深化防治措施。结合评价过程和结果对波动较大、评价较差的指标进行分析,厘清了产生问题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冯贵霞[10]2016年在《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逻辑》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中国城市空气质量成为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大范围持续的重度雾霾天气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正常秩序,危及公众健康安全,国内外反应强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加强环保工作,出台一系列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并取得一定效果,防治政策经历各种改革、调整与完善。虽然空气质量总体上有所改善,污染形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从总体来看,空气污染的区域性特征日益明显,空气质量与公众期盼有较大差距,仍未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治理成效并不显着。当前情况不禁让人反思：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自1973年正式启动至今,己积累了四十多年的防治经验,同时,随着大气污染形势的加剧,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持续强化推进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什么治理效果却差强人意?这是否从某种程度上说明当前中国的污染防治政策难以满足大气环境治理的现实需要?那么,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更好地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因此,总结大气污染防治的政策经验,寻找影响政策变迁的关键因素,探索污染防治政策运行的规律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辨识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而探寻政策变迁背后的过程逻辑,本研究基于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运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结合政策网络理论分析框架,剖析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过程。本研究首先立足于政策发展的历史事实,在界定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内涵、明确政策变迁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演进历程,总结政策变化所呈现的表面特征,发现：经历了以工业点源污染为主的行政控制(1956-1978年)、开启法制途径下的管控(1979-1991年)、引入市场机制的管控(1992-2002年)、尝试突破属地模式的综合治理(2003-2010年)、走向法治化的合作治理(2010年至今)等五个阶段,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在整体上呈现“阶梯式渐进”的轨迹,具体表现为,政策主体多元化、政策工具规范化、社会行动网络化等特征,为下一步寻找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提供历史线索和现实基础。仅靠历史沿革的分析无法得出政策变迁的规律,因此需要找到适于解释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视角。从已有研究看,政策变迁的研究无疑是多视角、多途径的。然而,在当代社会结构转型背景下,各种复杂的跨部门的公共政策议程大量涌现,政策过程中组织与参与者数目增多、行动主体多元化,政策部门间的相似性减少,利益团体和政策执行机构间的长期联系逐渐演化为多元组织之间更为复杂的网络关系,公共问题变得更加难以处理。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也使政策过程参与者增多,中国的政策过程同样面临着复杂多变的趋势。传统的政策阶段论及其单一的线性模型越来越无法清晰完整地描述和解释复杂多变的政策过程。已有研究表明,政策网络理论以行动者关系与结构为切入点去审视和诠释政策过程,尝试突破政策阶段论的范式,对多元主体参与政策过程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描述功能和独特的理论分析优势。政策网络目前已成为政治学和政策研究中广泛使用的一种分析路径,为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所运用。此外,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过程既充满了跨部门跨区域的决策事件,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多元利益主体。综合以上考虑,本研究认为,政策网络是研究政策变迁过程的最佳的理论视角。本研究结合中国情境,对缘起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策网络理论要素进行了适度改造,将政策网络的结构观和行为观相结合,在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指导下,得出政策变迁的“结构—行为”观,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建构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解释框架,用以分析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网络内行动者的互动关系。借鉴政策网络分析框架发现,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与政策网络结构、网络主体行为的变化相关,其中变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网络权力结构、政企策略行为、以公众参与网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社会资本。这些因素的变化引起了政策网络结构的变化和网络主体间不同程度的互动,从而影响着政策运行的轨迹。从政策网络权力结构看,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始终存在政策网络权力中心,并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网络中居于主导地位。纵横交错的政府行政关系形成了矩阵式权力网络结构,环保行政职权面临“碎片化”的问题。国家环保部的决策地位及其话语权的权威性增长,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分配格局,促使政策网络主体之间的关系及行为方式发生转变,从而推动政策变迁的过程。从政企策略行为看,地方政府与企业是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执行的责任主体,其政策响应行为直接关系污染防治的政策效果,其互动关系的变化是影响政策过程运行的关键因素。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与企业都会从所处的环境出发选择最适合自身的策略行为。利益需要产生行为偏差,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及其实施工具也因此不断的调整和改变。环境规制的转型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地方政府与企业的良性互动。从社会资本因素看,作为政策网络的资源集合体,社会资本是公共政策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政策网络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互动行为的变化使社会资本存量发生改变,社会资源在政策网络内的重新分配改变了政策网络的结构。在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网络中,专家、媒体、公众因对社会资本的运用而改变了自身在政策网络结构中的位置,具体体现为他们在环保维权行动中的角色转型。专家、媒体、公众之间的互动以及政府的回应表明,网络行动主体以建构社会资本从而塑造公共议题为主要方式推进政策变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实际上是政策网络中的社会资本结构不平衡所引发。本研究最终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进历程实际上是中国环境治理结构转型的过程,同时也是政策网络因素作用于政策过程的体现。第二,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主要存在叁重逻辑趋向。从“政府-市场”到合作治理的演变过程,是政策网络主体多元化的体现；从行政控制、“法制”到“法治”的演变过程,不仅是政策工具规范化的体现,而且是政策网络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权威-服从／对抗”走向共同监管的演变过程,是社会行动主体之间互动方式转型的表现,社会行动的网络化改变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网络运行的社会环境。第叁,政策网络与政策变迁是相互作用的关系,政策网络有助于制定更好的环保政策。政策网络权力结构的变化促进政策变迁,政策变迁是权力结构间断均衡的反映；政策变迁是政策网络行动者互动行为规则的调整；社会资本存量影响政策变迁的价值取向。此外,在政策变迁的研究中,政策网络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能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多元行动者参与的复杂的政策变迁过程,追踪政策变迁的根源性影响因素。它的局限性是,在实际分析中无法完全脱离政策过程阶段论的束缚；在政策变迁纵向层面的问题研究中,政策网络理论的解释力不足,很难对政策行动者进行历史追踪式的对比分析。大气污染防治亟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而政策设计是进行制度设计的重要路径。因此,通过辨识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影响因素,寻找这一政策变迁背后的过程逻辑,就成为下一步有效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政策的关键所在。本研究基于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演进的历史事实,总结其阶段性特征,通过借鉴政策网络的理论内涵、研究途径及方法,分析影响政策变迁的关键因素,进而尝试得出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及其发展趋向,以期为大气污染防治机制和治理模式的研究提供基础的理论支持。这不仅有利于反思中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定,而且有助于总结环境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经验教训和积累中国政策变迁的理论知识,推进政策变迁理论研究的本土化过程。
参考文献：
[1]. 可持续发展环境政策及其评价研究[D]. 袁明鹏. 武汉理工大学. 2003
[2]. 基于利益相关者感知的自然保护区环境政策可持续性研究[D]. 李艳慧.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3]. 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驱动因素研究[D]. 张芊芊. 东南大学. 2015
[4]. 中日农业生态环境政策比较及对江苏的启示[D]. 舒岳. 南京林业大学. 2008
[5]. 城市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相关环境政策研究[D]. 王璐. 吉林大学. 2008
[6]. 基于网络均衡的物流系统环境政策设计研究[D]. 李学迁. 复旦大学. 2011
[7]. 基于环境正义导向的政府回应论[D]. 密佳音. 吉林大学. 2010
[8]. 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执行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研究[D]. 贺璇. 华中科技大学. 2016
[9]. 基于PSR模型的四川省大气污染防治政策评价[D]. 邓亮如.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10]. 中国大气污染防治政策变迁的逻辑[D]. 冯贵霞. 山东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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