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教科书分析与评价的理论探讨——以社会科教科书分析与评价比较研究为例

关于教科书分析与评价的理论探讨——以社会科教科书分析与评价比较研究为例

吴瑞祥[1]2003年在《关于教科书分析与评价的理论探讨》文中提出本文写作框架如下图所示:支架之一是关于教科书的本体研究,这部分论述结合了教科书的发展历史,综合了相关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得出教科书其实就是学校教育中的核心文本的论点,同时在这部分还分析了教科书的属性,辩证地考查了教科书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教科书结构是理论系统、表达系统和作业系统的统一。支架之二是关于一般教育评价理论的反思,论文指出了评价的原罪,即其隐含的“科学性”、“权威性”、“客观性”和“本质观”的假设,指出了从评价走向分析的必然性,并进一步解析了“分析”的涵义,这部分内容也是本文的核心思想。支架之叁是关于现有的教科书分析与评价理论的反思,论文介绍了当前有关教科书分析与评价研究的成果,进而反思了教科书分析的原则、视角、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教科书分析概念,即教科书分析就是对教科书的理论系统、表达系统和作业系统进行基础性分析、适应性分析和发展性分析。如果前述内容象一个叁脚架的话,那么相机就是“教科书分析框架建设”,在前面叁个支架的基础上,这部分内容进一步揉入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合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背景,具体提出了上述基础性、适应性和发展性分析的框架。同时各科教科书分析不仅有其共性,更有其特殊性,本文将从中美社会科教科书比较研究的角度,范例性地进行教科书分析,以进一步明晰我的教科书分析思想。

肖莹莹[2]2012年在《教科书可读性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我国学者对教科书评价的研究,近些年来虽备受关注且成果倍增,但确也存在诸多问题。“可读性”作为教科书评价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以及我国港台地区的教科书研究中受到较多关注。然而,在我国大陆地区着墨甚少。教科书的内容、形式与表达是否便于教师和学生使用,尤其是是否便于学生阅读和理解至关重要,因为只有适合学生学习,便于学生阅读和理解的教科书对学生来说才称得上是“好”的教科书。鉴于此,本研究对教科书可读性及其评价方法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并且回顾总结了我国教科书评价的研究现状,阐述了基于以上研究的笔者的些许思考。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现状。指出加强对教科书可读性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如何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规律,以及社会时代的发展需求提高教科书产品的吸引力和阅读舒适度,以及学生的阅读学习效果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献综述部分分析总结了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地区的教科书评价和教科书可读性的研究现状,和国外教科书评价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国外对于教科书可读性的研究。第二部分教科书可读性评价的理论基础探讨阐明了“教科书”和“教科书可读性”的概念,分析了教科书可读性的理论基础,包括教科书语言和课文结构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教科书插图的认知心理学理论基础。第叁部分教科书可读性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影响教科书可读性的因素主要包括教科书内容之语言应用、教科书内容之辅助插图运用,以及教科书内容之物质呈现。其中,教科书内容之语言应用不仅仅包括语句文字这种表层结构因素,而且包括另一种深层次结构——课文结构,即课文中的思想、概念是怎样联系起来传达信息的;插图不仅使教科书更加美观、有吸引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学生能够多通道获取课文的信息及其意义,从而增强教科书的可读性;教科书内容之物质呈现主要包括印刷和编排两个方面。第四部分教科书可读性评价方法研究对叁种评价方法进行了分析。叁种评价方法分别为可读性公式评价法、插图评价表法和组织结构图分析法。可读性公式评价法是指教科书编写者、出版者、使用者(主要是学校教师)和评价者,运用历史上发展出来的、较为成熟的可读性公式对教科书等文本材料的语言文字是否易读、易懂,是否适合学生阅读的一种评价方法;插图评价表法是指教科书评价者采用一定的教育研究方法,确定插图评价的主要维度及其包含的指标,制成插图评价表格,交由评价者根据相应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评价,最终由研究者对插图质量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科学方法;组织结构图分析法是指以图解的形式,直观呈现教科书整体和内部的组织结构,使教科书编写者对教科书内容的理解和编排设计形式凸显出来,进而分析和评价教科书的组织结构和内容设计思路是否便于学生的学习、阅读和理解。第五部分启示与思考提出了提高教科书可读性的几点建议,并对为何以及如何开展教科书可读性评价研究进行了思考。

阿如古娜[3]2013年在《小学蒙语文教科书的民族特色研究》文中指出信息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受全球化、现代化、主流文化语言文字的冲击,多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文化遗产面临着消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已经成为学术界必要研究的课题。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法律规定少数民族有权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字。同时,国家出台了很多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关政策。从法律层面保护少数民族文化能使其得到良好的发展与传承。语文学科是民族语言文字传承的重要途径,担任着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重任。语文教科书是语言文字学习的主要桥梁,民族文化核心因素通过语文教科书传承到后代,是一种直接传授途径。鉴于此,本研究从课文内容和插图内容分析中入手,对小学蒙语文教科书民族特色进行了研究。论文共分为五部分:一、序章;二、小学蒙语文教科书概述;叁、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四、小学蒙语文教科书文本民族特色分析;五、小学蒙语文教科书民族特色存在问题及建议。序章部分涵盖了研究的缘起、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身在主体民族语言环境中,亲身体会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处境,据统计每天都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消失。自身责任与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状况迫使对小学蒙语文教科书进行分析。本文中主要运用了文本分析法和访谈法。第二部分从小学蒙语文教科书简介、历史发展、现行小学蒙语文教科书状况进行简单介绍。对现行小学蒙语文教科书进行整体简单介绍,对研究文本民族特色做铺垫。第叁部分对蒙古族传统文化起源、发展过程、蒙古族文化核心要素等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变化进行简单梳理,并总结了蒙古族文化特征与个人想法。第四部分主要论述了小学蒙语文教科书文本分析维度确定过程。小学蒙语文教科书文本分析维度的确定是参考众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及具体使用方法前提下,从文化分类视角,确定了具体文本民族特色分析维度。并对小学蒙语文教科书课文内容进行蒙古族元素统计并分析课文文字内容和插图内容中如何体现了蒙古族文化特色。第五部分提出对小学蒙语文教科书课文内容和插图内容民族特色体现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最后认为,少数民族母语教科书的发展包含本民族文化核心部分的同时,还要纳入世界文化、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新时代主流文化因素。小学蒙语文教科书相关研究仍处于萌芽阶段,理论基础薄弱,可参考文献有限,进行深入研究有难度。蒙语文教科书研究涉及蒙古族历史文化,文献庞杂,资料梳理难,蒙古语汉语互相翻译存在难度。进行研究遇到坎坷是必然,意在迷茫中探索方向。

郑清丹[4]2009年在《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审视》文中提出尽管学者们对教科书的定义与性质众说纷纭,但是,任何人都不容低估教科书的作用。教科书是中小学阶段学生学习的主要资源,其重要性毋庸置疑。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教科书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这不仅拓展了教育与课程学术研究领域,更为中小学教育改革与创新注入新的生机。与新课改之前相比,目前的教科书研究有明显进步,不仅研究数量逐年增加,而且研究质量显着提高。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教科书研究也存在诸多问题,集中体现在,研究主题与内容相对集中,研究方法失衡等方面。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但是,很少有学者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众所周知,哲学是教育研究的根基,教科书研究亦不例外。无论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自身哲学对研究的影响,哲学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方式总是影响着教科书研究的出发点、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因此,要想找到教科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根源,进一步提高教科书研究质量,必须注重对目前国内已有的教科书研究,进行哲学审视。这样,有助于深化我国当前教科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教科书研究提供哲学和方法论上的启迪。本研究以方法论为切入点,对目前国内已有教科书研究结论进行分析与审视。具体的研究思路是以教科书研究方法为研究维度,来寻找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基础与价值取向。在宏观上,讨论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基础,分别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主义几个角度探讨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基础,侧重于分析各种哲学思潮对目前研究的影响,并通过教科书研究案例展现其在教科书研究中的应用状况;在微观上,讨论教科书研究的趋势与价值取向,侧重于对教科书研究价值取向的分析。其中,研究的样本选自我国课程教材研究领域建刊较早、且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性期刊《课程·教材·教法》。以该刊2004——2008年期间,有关我国中小学教科书研究的文章(共计79篇)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2004至2008年期间,恰恰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化阶段,教育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同时,教科书研究也随之发生重大变革。以方法论为研究维度,对已有教科书研究进行哲学审视,我们发现,2004至2008年期间的研究,由于处于教科书研究的重要转折时期,与在此之前的教科书研究相比,有显着差异。其进步性主要表现在:(1)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基础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现象学、诠释学、后现代主义等哲学思潮,使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基础呈现多元化趋势;(2)教科书研究逐渐得到重视;(3)参与研究的人员从课程学者到一线教师,提升了教科书研究的广泛性;(4)教科书研究视角转向实践中的教科书;(5)教科书研究中“草根式”研究发展迅速。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研究的哲学基础不是十分明确,而且传统思辨的教育研究方法对教科书研究的影响不容忽视。其次,教科书研究的价值取向主要集中于经验——理论分析、科学——技术取向,实践取向的教科书研究尚在发展之中。教科书是由理想课程走向学生习得课程的重要媒介,这决定了教科书本身具有实践性。因此,教科书研究应更多的关注实践和运用层面,但目前教科书研究的价值取向有一定偏颇,主要表现在经验——理论分析和科学——技术取向的教科书研究占据教科书研究的主导地位。同时,由于静态的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研究主题的相对集中,导致部分教科书研究结论的预设性成分增多。纵观20年来教科书研究脉络,我们发现,80年代中后期,学者们主要从社会学、政治学视角分析教科书;90年代末期,受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学者们开始注重对教科书进行批判与建构;世纪之初,在新课程改革和反思性课程的推动下,一线教师参与到教科书研究中,使教科书研究逐渐走向实践取向。尽管教科书研究在逐步发展,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可忽视。从哲学角度出发,针对教科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叁点改进建议:第一,要有明确的教科书研究目的与追求,研究或是对教科书自身的发展有利,或是对研究者和使用者(教师与学生)理解教科书有帮助。第二,从哲学层面分析,理想的教科书研究应该遵循以下几个方面:1.理清教科书研究的层次。2.确立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基础。3.整合教科书研究的方法。4.注重教科书研究的反思。最后,希望本研究能使人们对教科书研究有更深刻的认识,给予教科书研究足够的重视,为更好地推进教科书研究做出一点贡献。

方成智[5]2010年在《艰难的规整》文中研究表明教科书是学校教育中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的载体,在中小学教育教学中,教科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教科书是从众多的文化知识里精选出来的文本,在知识准入教科书的过程中,国家必然会介入其中,因此,教科书又是国家主流价值观的物质载体,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和现实的内容。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十七年的时间尽管不长,但在共和国60年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大变革时期。新中国十七年的教育经历了一条曲折的、变幻的运行轨迹。在这一时期,学校教育始终贯穿着制度化、正规化与政治化、革命化之间的对立、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促进学校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保证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教科书中的贯彻落实,国家是如何规整中小学教科书?在规整过程中碰到哪些困难?究竟有哪些力量在冲突和斗争?这些引导着本研究的展开。本研究采取系统分析和重点深入研究相结合的思路,采用时间与问题结合的方式安排结构框架,力求在详尽占有原始资料的基础上,从知识与权力的视角,探讨新中国十七年中小学教科书的发展,充分关注传统与变革、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多方探寻国家是如何规整教科书的,反思其经验与教训,并就如何规整当前教科书提出了建议。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为规整的缘起,第二章为规整的策略,第叁章为规整中的博弈,第四章为规整的反思。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研究教科书规整的缘起。从叁个方面探讨了新中国十七年国家对教科书进行规整的缘由。首先,教科书的规整是国家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任何一个新生的国家和政府要想长治久安,必须首先要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地位,培养广大民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和忠诚,而这种认同则主要通过学校教育特别是教科书对特定思想的灌输来完成。可以说,教科书是获取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渠道。其次,教科书规整也是教育及教科书自身发展的需求,只有通过规整才能使教科书摆脱建国初期的混乱无序状态,才能提高整个学校教育的质量。再次,教科书规整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使然。随着我国中央集权体制的逐步建立,教育领域概莫能外,政府明确地制定了教科书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第二章分析了教科书规整的策略。新中国对教科书的规整是从借鉴、模仿开始的。主要依赖叁个方面的经验:延安经验、苏联经验、民国经验。叁种经验各有千秋。延安经验来自老解放区,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留下的宝贵经验,但它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战斗的痕迹,与现代化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苏联经验是当时比较成熟的、或者说是比较成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代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它植根的土壤、成长的文化氛围、国情背景与我们有较大的差距。民国经验源自西方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注重质量,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但由于政治的原因,它是我们刻意回避的乃至斗争的对象,当然,实际上是我们是无法回避的。理想的状态是吸收叁者之长,为我所用。事实上,新中国十七年中,政府也在想办法寻求叁者之间的均衡,可惜没有做到。第叁章剖析了教科书规整中各种力量的博弈。教科书是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结果。教科书是教育决策者、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影响学校教育的一个缩影。因此,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冲突和斗争。从叁个层面展开:一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新势力与代表资产阶级的旧遗留的博弈,二是本土经验与外来经验的博弈,叁是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激进派或者说革命派与代表传统教育的保守派之间的博弈。诚然,在教科书规整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干预是必要的,但要适度。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从推翻旧中国到治理新中国的转变过程中,由于其所秉承的革命情怀和狭隘的边区政府管理经验,与要结束国家的贫弱状况、迅速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所要求的技术专长和平稳的行政管理很难兼容,所以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风云变幻莫测、种种冲突不断。在对待教育问题上,在教科书的规整中也是如此。一会儿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一会儿弘扬延安经验,开展群众运动;一会儿以健康的名义要求减负,一会儿以质量的名义强调“双基”教学。其实际在于中央行政干预过多、过度,无视教育教学本身的规律,导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举棋不定,客观上也使得教科书的规整动荡、曲折、艰难。第四章探讨教科书规整的反思。首先,总结了教科书规整的经验与教训。通过规整,逐步规范了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形成了教科书管理的“国定制”,统一编制、统一出版,既保证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学校教育中的有效贯彻,又提高了中小学教科书的质量。当然,规整也导致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的垄断。这种垄断弊端在于:难以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教育不平衡状况;难以适应不同个性的学生的需求,不利于因材施教;没有竞争,不利于教科书的健康发展。其次,反思当前中小学教科书的建设。在国家对中小学教科书实行“一纲多本”、“多纲多本”的今天,教科书规整仍然是非常必要的。具体措施有:第一,要严格审查教科书编写者的资质,确保教科书的品质。第二,不断完善教科书的审定工作。第叁、努力规范教科书的发行和选用工作。总之,规整可以提高教科书的质量,规整可以有效地避免因各方的无序竞争而带来的巨大资源浪费,规整有助于遏制教育腐败。但规整不等于统一,规整本身不排斥教科书多样化的发展,规整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继承、借鉴与创新的关系。

王郢[6]2006年在《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评价初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以来,包括小学数学教科书在内的中小学教科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标多本”的局面,对教科书评价和质量保障的要求日显突出。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小学教科书评价问题不仅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更是迫切需要突破的实践问题。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评价及质量研究发展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依然较为突出,例如,缺乏评价的可操作性,局限在经验性评价,随意性很大。从质量学视角、以小学数学教科书为例对中小学教科书进行评价,要求从质量理念出发,力争满足产品客户的需求和价值需求,即满足教师、学生、家长、社会、教育行政部门等多方面的需求并加以协调和科学化。研究发现,不同的教科书“用户”对于教科书质量的需求是不同的,例如,学生心目中的好的教科书是“学材”,而教师心目中的好教科书是“资源库”。研究表明:质量学视角下的中小学教科书评价核心在于以教师、学生等教科书用户的需要的满足程度来衡量教科书的质量。质量学视角下的中小学教科书评价的标准,由于评价的目的、评价对象和评价主体的不同,在有着基本的评价项目的前提下,其评价的一些指标也会有所不同。将质量理念引入教科书评价领域并不是全盘的照搬照抄,也不是对原有教科书评价方法和理论的否定,而是要结合教育的视角,“借人长技以自用”,因地制宜。质量学的教科书评价方法可能也应该成为当前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质量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谢小芸[7]2006年在《教科书“学材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教科书作为教材的主体,最初与教材同名,直到后来,随着教材内涵的不断扩大,教学资源的日益丰富,教科书逐渐成为教材的一种。这种分化,使得教科书可以卸掉许多本不应由其承担的功能,而专注于教学功能。教学功能是教科书获得自身存在合理性与必要性的根本依据。然而正是由于教科书片面的发挥教的功能而忽视了学的功能,使得教科书一方面限制了教师专业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未能促成学生的有效学习,从而导致了教科书的生存危机。由此,引出了教科书“学材化”的问题。 教科书“学材化”的出现既是教科书自身本质特性的必然,也是现实的切实需要,更是我国教科书编制历史探索的趋势所向。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立足点,试图从学生的角度来揭示教科书是什么。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教科书“学材化”研究概述。从教科书“学材化”问题的由来,尤其是从教科书“学材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分析了已有研究的相关情况。 第二,教科书“学材化”的理论基础。从课程理论、教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和知识论四个视角,分别探讨了其与教科书“学材化”的内在关系。 第叁,教科书“学材化”的内涵与特征。提出“学材化”这一概念指代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在教科书的编制理念、内容选择与组织、呈现方式、结构体系、功能定位上所出现的服务于学生学习的趋向。其不同于教科书的教材化、材料化、自学化,与教师主体性的发挥,相关教材建设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学材化”所具有的特征表现在:在编写理念上,“学材化”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兼顾叁维目标,树立新的学力观,注重教学活动尤其是学习活动方式的设计;在内容的选取与组织方面,突出体现生活化、兴趣化、基础性、挑战性、干扰性、开放性;在呈现方式上,注重叙述的启发性、探究性、亲和力,栏目设置的妥帖性、必要性,图表功能的丰富性;在结

张文艳[8]2009年在《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的“学本化”设计研究》文中提出多年以来,我国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设计的理论研究比较薄弱,不能有效的指导实际编写工作,致使教科书低水平重复设计现象严重,与《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的要求有很大差距,满足不了大学生对体育知识的需求。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设计充分促进大学生体育素养全面提高的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不仅是理论研究的迫切需要,更是我国体育课程实践的强烈呼唤。本文以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设计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进行研究,以期构建出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科学的编制过程和实践策略,为提高今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编写质量提供技术支持。本文结论如下:第一: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设计现状不容乐观,公共体育课教科书设计面向学生,既是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改革中教科书设计的必然转型,也反映了大学生的实际需求。第二:教学理论、学习理论、课程理论、建构主义、心理学理论是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面向学生设计的理论基础.第叁: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的根本功能是便利自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第四: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设计包括七个过程、四个方面,分别阐述了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设计的四个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第五:为保证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的品质,宜采用相关的评价原则、维度和方法。

刘娇[9]2017年在《小学德育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6年,教育部明确发出通知,从9月1日初起,将义务教育小学“品德与生活”教科书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并投入使用。新编教科书在名称的变更与内容的更新中体现了现代德育最新理念的微妙转变。为了探索并理清其背后德育价值取向的转变路径,本研究选取21世纪以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两套小学德育教科书进行文本比较分析。首先,笔者从两套教科书的内容组成与内容呈现两方面入手,即对它们的编排结构、语言呈现、活动类型、图文比例、问题设置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数据统计的比较和内容的分析;然后,笔者从德育课程理念的视角出发,从两版教科书背后道德逻辑的演变以及新编教科书课程作业和课堂引导的价值取向层面来分析并探索教科书背后德育理念实施的状况;最后,通过分析得出教科书变更背后价值取向及其德育理念方面的坚守与变迁并提出结论与反思。本研究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由、意义、思路与方法等。第二部分是小学德育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理论探讨。第叁部分为小学德育教科书文本的具体比较分析研究。第四部分是从德育课程理念的视角出发,选取两版教科书的道德逻辑、新编教科书的课程作业和课堂引导叁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第五部分是通过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并进行反思。笔者期望通过对两版教科书的文本比较分析以及新编教科书的德育理念探讨,可以给新编“道德与法治”教科书的设计与编写提供一定价值的理论参考。

姚璐[10]2008年在《社会课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课作为一门新兴课程在当前的中小学课堂逐步开展,这是一门从儿童广泛的社会生活中攫取素材,旨在促进儿童品德和社会性发展的综合课程,对课程内容进行研究是进一步理解该课程的基础。而教科书是课程内容的直观体现,它既是知识、技能的载体,又承载着一定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在客观、中立的形式下,负载一定的价值取向。因此本研究以教科书为主要着眼点,选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品德与社会》(3~6年级,共8册)为分析样本,对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分析,试图弄清以下几个问题:教科书体现了哪些价值取向?它们是如何体现的?这些价值取向及其呈现方式是否适应社会和学生的发展需求?依循这样的思路,本研究拟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通过对价值取向、教科书等核心概念的界定,对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再从教科书的本质特征入手,阐明教科书是社会文化的浓缩,是主流价值观的物质载体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并根据研究需要建立价值取向分析的框架;然后结合具体的分析文本,对类属于生活常识、历史常识、地理常识等领域的知识进行价值取向的归类和统计,最后进行总结和反思。总结:教科书基本符合国际社会的道德标准和我国的传统文化;教科书承载着国家和社会认可的价值观;教科书知识的选择呈现社会本位的取向;教科书的内容体现时代特征,但仍需更新;教科书呈现一定“城市化”和“成人化”倾向。反思:关爱生命,树立和平正义观念,倡导人文精神的回归;以育人为本,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彰显人的主体性;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倡导学习者本位的新型知识观;倡导多元文化教育,实现人类文化的和谐共存。

参考文献:

[1]. 关于教科书分析与评价的理论探讨[D]. 吴瑞祥.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2]. 教科书可读性评价研究[D]. 肖莹莹. 山东师范大学. 2012

[3]. 小学蒙语文教科书的民族特色研究[D]. 阿如古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4]. 教科书研究的哲学审视[D]. 郑清丹.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5]. 艰难的规整[D]. 方成智.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6]. 我国中小学教科书评价初探[D]. 王郢.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7]. 教科书“学材化”研究[D]. 谢小芸. 浙江师范大学. 2006

[8]. 普通高等学校公共体育课教科书的“学本化”设计研究[D]. 张文艳. 北京体育大学. 2009

[9]. 小学德育教科书价值取向的比较研究[D]. 刘娇.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10]. 社会课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研究[D]. 姚璐. 四川师范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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